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媒体现在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便经济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 文/谢文   最近买的书中，有本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的传记《出版人》。书一般，但有些值得一读的东西。 按今天的说法，卢斯是创新成功者。24岁的他想办一本前所未有的杂志，涵盖所有领域，但每篇文章不超过400字，目标人群是事业忙碌、有一定文化水平、想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和同学艰苦地筹了一年款，以10万美元起家，逐步建起一个媒体帝国，既有《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这样一流的杂志，也有广播、电影和书籍出版，用今天时髦的词形容就是“全媒体”。即便按互联网时代的标准判断，卢斯的创新度、成功度以及影响力都是世界级的。 当然，如果今天还有人想走卢斯90年前的路子，结局一定悲惨。因为当年的创新已变成常识，社会发展别有天地。惟一值得继承的精神是如何让五花八门的内容在质量与风格上一致，高度浓缩，精准锁定目标客户。 说来不可思议，《时代》这本自命“说天下事”的杂志，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十多年竟未设一个记者职位，全靠一帮背景相近（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并被卢斯训练得文风相似的“撰写员”和编辑，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新闻基础上改编。直到30年代后期，《时代》才逐渐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外派记者，而背后逻辑是：有兴趣和能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忙事业，杂志能满足他们闲暇之余的基本资讯需求足矣。 当今时代，媒体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单便捷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把传统媒体内容直接集成移植到网络肯定不行，因为一家之言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也难以在万千资讯网站中脱颖而出。靠网络门户也不成，无数资讯的堆积降低了信息送达的效率，杨致远离开雅虎就是这一模式衰败的证明。关键词搜索模式也日渐式微，谷歌上季度盈利低于预期即为征兆，因为这一模式仅仅迎合了社会平均需求和大众品位，无法满足小众或个性化的资讯需求。 在互联网Web2.0时代，实现卢斯梦想的各种尝试正在进行，可统称为建设新媒体。一种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资讯广播网，试图通过用户间单向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构成一个传播世界，以快速、大众和自动产生热点为特色。另一种模式是以Tumblr和Pinterest为代表的资讯主题传播网，试图通过人们关注的主题和兴趣点构建资讯传播的网络群落，它们互相分割又互相联系，以精准、深度和互动为特色。最显眼也最成功的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真实人际关系网，全面深入社会生活，资讯传播只是其中一部分，追求真实、多维和隐私保护。Facebook轻易融合和吸收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具备了Twitter的大部分功能，估计很快还会推出类似Tumblr的服务。Facebook目前没有花很多精力在公共资讯服务上，但仍有最大机会成为主要的新媒体平台。 卢斯的媒体帝国之所以能成功，和他坚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及其为创造理想新世界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美国大衰退、新政以及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二战、联合国成立、中国内战和东西方冷战，无不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留下了烙印，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在形成的新媒体也是如此，无论各种平台架构如何复杂，技术如何高深，竞争如何激烈，背后支撑都是创立者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追求资讯公开、全面、平等、即时、低成本、惠及全球，尊重个人和反对控制等方面。谁能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卢斯，创造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时代》，大概还需三五年时间见分晓。卢斯的媒体帝国已成历史，但出版人的角色将永存。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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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特派记者 胡舒立 倪伟峰 李增新 发自瑞士达沃斯 “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的关于通缩的教训，但迟早得学会”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BRENDAN SMIALOWSKI/东方IC   又见索罗斯。 金融危机，是索罗斯的舞台，近些年来还是他的思想舞台。笔者之一初识索罗斯是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同时以闭门圆桌会议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听取意见。笔者之一有机会初识闻名已久、当年已过了80岁生日的索罗斯。会间，他发表了对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尖锐意见。会间休息时抓紧时间匆匆交谈，他说他不看好美国，但看好中国；他喜欢周小川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主张；还说中国已经很适应国际的双边交往，还应在多边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后，在华盛顿的IMF春季闭门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由财新传媒组织的对话活动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财新《新世纪》记者再与索罗斯相遇。每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从2008年始，索罗斯每年都在主会场之外的某家酒店举办一项“私人活动”：那是一个面向媒体的午餐会，他以正式演讲表达他对危机、金融、全球经济的观点，发布他的新书，而且回答记者的提问。活动上不了达沃斯年会的官方议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参会者都是专赴达沃斯的大牌记者，餐厅总是座无虚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这个活动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方的官方媒体活动之一。午餐会形式照旧，但主持人变成了论坛主管媒体的董事总经理芒克。 2008年，索罗斯在此发出超级泡沫终结论；2009年，他预言金融市场新范式；2010年，他提出加强政府监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贷（观点详见此处）；2011年，他力主经济学研究新思维并高调推出新的研究项目。至今年，他谈欧债，并且发布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评论文集《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 他提出，欧洲的复兴需要三步走：第一，财政要紧缩；第二，经济结构要调整；其三也是被忽视的：要有新的经济刺激，而这需要欧元共同债。 其间有记者提问：如果他是投资人该如何决策？81岁的索罗斯笑答，如果他还在管理自己的投资，在当前的不确定性下，一定会感到很难做决策。所以他很高兴现在是退休了，投资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这是去年7月以来，索罗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资。去年夏天关于索罗斯的新闻这样说：去年7月，索罗斯基金退还外部投资者总计10亿美元本金，不再为他人管理资金。他当时掌握的资金总计245亿美元。有媒体分析，转为完全的家庭基金后，索罗斯仍会活跃于投资圈。因为自2000年起，索罗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资金，此次全数退还外部投资，是为了符合美国证监新规——管理外部资金需要美国证监会注册——当然，从此次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确。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资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资者退还绝大部分资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索罗斯再起，一举获利数十亿美元。 索罗斯也一直是个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后来移民英国。大学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时，他曾打算“五年内赚5亿美元，支持自己当哲学家和作家的梦想”。不过量子基金一直干到去年，年均复利收益率20%以上。索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做哲学家并不成功，而哲学思维用于投资则可能很有成就。索罗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个人资产约值220亿美元，与名列前茅的比尔·盖茨（590亿美元）和巴菲特（390亿美元）颇有差距。不过，索罗斯已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他看重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前年斥资5000万美元成立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他个人著述不少，从《金融炼金术》到《金融市场新范式》到《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索罗斯一直在讲述他对市场的理解：一个靠利用市场无效获利的职业投资者，一直在主张通过适当的规制回避市场崩溃。无论对监管者还是投资者，索罗斯的话都值得一听。 索罗斯的午餐会后，我们约定了专访。当天下午，在达沃斯主会场的一间小演播室，财新《新世纪》记者就欧债危机、亚洲教训和中国角色系统提问，索罗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欧元会解体吗？   “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   财新《新世纪》：你在分析欧洲问题时提到过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并没有详细对比过。在你眼中，欧债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哪些共同点？ 索罗斯：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欧债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很相似，都是源于世界结构的弱点。现在这些以欧元为货币单位计价的负债国家，与当时那些以美元为货币单位负债的亚洲国家情况相似，两者都借用了一种外币——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因为欧元是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控制的，他们不能控制欧元的发行。这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借用了一种外币。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是IMF来监督、确保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在欧洲，德国正在做同样的事。问题是，目前的状况，财政紧缩适得其反，因为会使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衰退，债务负担反而会增加。这就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处。 财新《新世纪》：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总是认为有两股不同的力量：一种是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另一种是投机者的赌博。欧债危机主要是受到哪种力量的影响呢？ 索罗斯：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不了解造成的。欧洲当局与市场互动很少，没有丰富的经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金融官员对市场的理解比欧洲大陆要好。所以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欧洲当局在处理希腊危机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迟，这使得危机恶化。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财新《新世纪》：对于欧洲要进行的整顿财政，你如何评价？ 索罗斯：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整顿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德国并不想做别国的资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必须想方设法挣脱这个恶性循环。 这不是哪个国家能单独做到的。凯恩斯会认为，债权国应该刺激本国经济以抵消债务国的衰退。现在最大的债权国是德国，但德国不得不平衡预算，无法再刺激。于是，刺激的惟一来源是欧盟。这要得到所有成员国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支持和保证，需要某种形式的欧元共同债券，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 财新《新世纪》：这种困境之下，你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罗斯：欧元不能解体。欧元解体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金融资产基于同一种货币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资产被拆开，具有不同的价值，你就无法知道交易对手是否已经破产了，这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错配。 现在欧元区内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步被“再国有化”：意大利商业银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国债，德国银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债券，等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后，欧元解体就是可能的。 财新《新世纪》：如果事态正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否应该考虑到欧元解体以后如何应对？ 索罗斯：好吧，我们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当然，曾经也出现过货币联盟解体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都分别使用各自的货币。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 但在现阶段，德国的银行和法国的银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德国银行还有西班牙等国家的债权。这个货币联盟解体会是灾难性的。就像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财新《新世纪》：我们曾在IMF的圆桌会议上见过两次。你对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又该如何评价IMF的表现？ 索罗斯：实际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续的资金，因为它在伦敦G20峰会上获增资1万亿美元。IMF的经济学家知道德国提出的政策是适得其反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警告欧洲，反对德国的主张。我认为这是很健康，很积极的。其实，德国必须知道它们在给未来制造问题。   通缩的教训   “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系统而承担责任”   财新《新世纪》：新兴市场在这场风暴中表现较好。你认为新兴市场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尤其是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风险？ 索罗斯：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卖到中国，可以很便宜地借一大笔钱用于开发储油地区——这是非常耗费资金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巴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资金进入非洲。如果中国现在因为出口增速下降而变得更谨慎，可能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负面影响。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欧债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之中？ 索罗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马达。与美国相比，中国虽然并不是一个强劲的马达，但仍被需要。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刺激经济的能力，中国能够推动全球经济。 但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在欧元区的小体系中，德国是主要债权国；在全球体系中，中国是主要债权国。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体系而承担责任。 凯恩斯多年前曾说过，如果出现不平衡，债权国也要承担与债务国同等的责任。如果现在只惩罚债务国而不刺激债权国，这个世界就会走进通缩。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重现经济大萧条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给我们的关于通缩的经验教训，但迟早得学会，因为债权国总是坐在驾驶座上。 财新《新世纪》：既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那么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索罗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非常迅速。欧洲的银行一直为全世界提供信贷，2011年前四个月，欧洲银行大概借给发展中国家3.7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借了1.5万亿美元，日本的银行借了大约7000亿美元，当然也包括英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给国际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银行资金短缺，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这造成了国际贸易资金的短缺。 于是，很多贸易开始从美元转移到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寻求资金。因此，香港市场在上升，并且发展非常迅速。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明显放缓的迹象。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现在能够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信贷，欧洲银行系统的信用紧缩已开始缓解。 财新《新世纪》：但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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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依靠中国国有银行的强大信贷支持、价格战、中国式的吃苦耐劳和灵活多变，华为、中兴抢下非洲市场，但代价就在眼前 财新《新世纪》 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记者 张宇哲 发自北京   “五年前我是家里惟一有手机的，现在全家，包括我两个孩子、老父亲全都用手机。”埃塞俄比亚国家电信公司（ETC，下称埃电信）纳惹若斯（Nazereth）区域负责人Getachew在他的办公桌前兴奋地说，“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中国，中国!”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电信行业完全不开放，全国只有一家运营商，即埃电信， 所有电信投资都属政府投资。五年前，中兴通讯（000063.SZ，下称中兴）独家获得埃电信全网承建工程时，埃塞俄比亚只有50万-70万移动用户，约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截至2010年底，埃塞俄比亚所有网络都已基本实现商用，埃电信GSM网络容量五年内净增19倍；移动用户总数则达到1200万，增长了20倍。 埃塞俄比亚不是非洲惟一一个电信业爆炸式增长的国家。国际电信研究机构Informa Teleco的最新市场数据显示，非洲在2011年二季度超过了西欧市场，三季度超过了北美市场，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仅次于亚太。 Informams&Media中东和非洲研究部负责人Mattew Reed在接受财新《新世纪》采访时预测说，非洲电信业的高增长还将持续，至2016年，移动用户数将超过10亿。这意味着未来三五年，非洲移动用户增长将接近翻番。 这并非偶然现象。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有六个来自非洲，其中八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2011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也将接近6%，基本和亚洲持平。《经济学人》分析认为，非洲增长的原因是人口红利、商品贸易的繁荣以及对新技术的追求。当前仍在蔓延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对非洲大陆毫无影响。 中国企业奔向非洲的淘金运动方兴未艾。其中，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在非洲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经过五六年的拼杀，华为公司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取代了过去爱立信、西门子等西方运营商的地位；在南非，华为也占据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爱立信。在电信最为开放的尼日利亚，华为和中兴几乎垄断了当地90%的市场份额。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几大市场，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中国企业都已明显超过其他传统欧美优势企业。很多人相信，未来的非洲电信市场，将是两家中国企业的天下。 2011年末，财新《新世纪》记者赴南非、埃塞俄比亚及、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从采访来看，华为、中兴打下非洲市场，靠的是低价的产品、灵活优质的服务和坚持不懈的长期投入，但最关键的还是庞大的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准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支持。多家非洲运营商管理层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财务融资支持，是其选择中国企业的首要原因。 自2004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向华为、中兴提供了巨额出口信贷。据公开资料统计，过去六年，仅国开行就为华为、中兴提供了高达45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这些年实际贷出多少？2010年年中，华为副总裁胡厚崑在公开信中称华为的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的100亿美元额度（约合700亿元人民币），2011年6月，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 Plummer）披露，华为的客户从国开行实际贷出29.9亿美元（约合200亿元人民币）。 这些贷款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争议就有多大。对于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而言，政府虽然有尽快发展电信业的强烈愿望，但依靠本国财政收入完成巨额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现实，携巨额资金而来的华为、中兴因此备受青睐。高财务杠杆支撑，加上自身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华为、中兴得以发动非洲电信市场的引擎。但这一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抱怨，特别是在2009年国开行决定给华为30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之后，批评者开始将中国企业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政府财务支持的结果。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Fred Hochberg)就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0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无论是出口买方贷款，还是出口卖方贷款，虽然帮助促成了华为、中兴在非洲的很多业务，但随之而来的偿付风险不容小视。这些贷款由中国的银行提供给购买华为、中兴设备的用户，而这些用户的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当地电信市场的实际增长。现在，这一风险正在相关银行和产业链上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间互相传递，讨债已成为华为、中兴分包商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零开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尔比亚，电信设备商们仍处于“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中兴、华为等公司都悉数杀到，争夺的却是小得可怜的蛋糕——只有不到70万移动用户。“那时一张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还不含通话费和15%的税，而且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固网安装就更为“金贵”。直到中兴的埃塞俄比亚项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个国家能享受到固网宽带的用户只有约1400户，都是大客户、大企业；资费昂贵，比如申请512k宽带接入，初装费高达1.2万美元（以当时比尔兑美元汇率8：1 计算，合9万人民币左右——编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万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申请人必须通过通信部长审批才能办理。 贵源于稀缺。2005年，渴望改变现状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的骨干网、GSM、CDMA等计划，由埃电信（ETC）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供应商招标，包括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华为、中兴在内的全球主要电信厂商都参与了投标。 埃电信最大的难题是没钱。埃塞俄比亚2006年与中兴签署框架协议时GDP仅为151亿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垫底的国家。同时，埃塞俄比亚严重缺乏外汇。三家中国厂商中兴、华为、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标中入围，最终是获得国开行融资支持的中兴拔得头筹。 据埃塞俄比亚通信部多个部门负责人回忆，中兴当时能获得项目，除了对中兴实力本身有一定认可，其主要优越条件有三：国开行的优惠出口卖方信贷；价格足够低；愿意分享技术和培训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长期没有通信专业，IT及电子政务司司长称，“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自己的中兴或华为，就像中国一样，我认为这最多需十年。”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国开行为埃塞俄比亚项目提供了15亿美元卖方信贷，贷款根据三期项目进展分期执行，中兴与埃电信、国开行三方签署了长达13年的还款协议，属于中长期贷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谓卖方信贷，即由出口方银行直接向出口商（即卖方，此处为中兴）提供贷款，再由出口商与进口商（此处为埃电信）另外签署还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电信与中兴签署了独家供货商项目协议。整个项目由中兴为埃电信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分三期执行。执行过程犹如开荒。第一期工程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至2007年4月，第二阶段至2007年9月11日，后者也是埃塞俄比亚进入21世纪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亚历2000年1月1日），重点解决首都及周围13个城市紧急扩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缆，覆盖新增13个大城市，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千禧年计划”。 此外，埃电信与中兴之间还有基于上述一揽子设备供应和解决方案的“工程实施协议”，包括工程安装、土建、光缆工程等项目，2007年签署的这部分合同金额约合5亿美元。 第二阶段工程通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但为了按要求赶在千禧年前完成，从签合同到完成交付，中兴一共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埃塞俄比亚通信部通信司司长Balcha Reba 称，“中兴的建设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透露， 2006年前埃塞俄比亚电信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全球各大设备厂商都有参与，订单分配依赖关系。“谁关系好就给谁，今天给你，明天给他，换来换去，这也带来了质量的极不稳定以及发展缓慢。” 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以前运营商一般都有规划，作为设备供应商，中兴只要按运营商意见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都没有规划，我们只有从头做起。”当时负责整个项目的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说。   争议“金融之手”   中兴仰仗国开行贷款获得的埃电信工程，是中国电信设备商进军非洲市场融资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在其它行业和其它国家都不鲜见，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融资规模在近年的膨胀速度。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中非基金会董事长赵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会上总结国开行对非业务时，强调要对华为与中兴的在非项目“重点支持”。2004年11月，国开行与华为签署了第一期高达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当时刚从IT泡沫中走出的华为正实施战略转型，以非洲市场为切入点迅速抢滩海外。2005年，华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过了国内收入。 借助强大的金融支持，华为、中兴很快扩张到了非洲大部分国家。2006年1月20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突尼斯国家电信公司提供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于移动智能网络的投资，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华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是突尼斯电信选择华为的重要条件，贷款主要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和工程服务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西方电信企业银根抽紧，融资能力更增添了中国电信设备商的竞争砝码。这一年华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亿美元，占收入总比达到75%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来自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华为与国开行第一期五年100亿美元的授信协议结束，新的五年信用额度提高到了300亿美元的规模。同年3月20日，国开行与中兴签署15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公司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兴提供100亿美元的买方贷款额度。 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脚步。2010年12月，中兴获得尼日利亚国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统项目4亿美元订单，随后，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9亿美元贷款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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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出入境旧制惯性仍存，官民有别依旧，跟不上国人对便利的需求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曹海丽 叶逗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一些名人对“签证歧视”问题发表意见，护照和签证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说，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面对全球化提供的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机会，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或特例免签的便利待遇，可是国内政策和制度却构成障碍。上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中，有些条文甚至将这种障碍通过法律予以固化，引发种种批评之声。 　　很多人未注意到，自由地出入国境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是一国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公民的诸多出入境限制已大为放开，但很多体制惯性和政策尾巴依旧存在。 　　问题也不仅仅在国内的出境限制，还有别国的入境许可。各国对外国人进入本国国境从来奉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自由旅行已成大势的“地球村”时代，中国护照受欢迎度还很低。在2011年“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统计榜上，中国的排名在48个受统计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六位。 　　影响中国人出境便利还有一个因素，即“官民有别”。截至2011年9月30日，共有74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互免签证协议。但除了圣马力诺，其他国家的免签待遇，基本仅限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中国公民难以获得免签待遇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在决定是否给予一个国家免签政策时，要考察在一定时间内，这个国家公民的滞留不归率多少、公民的诚信度如何。如果答案是负面的，就不能给予免签。故此，要让国人在国际上更受待见，除了政府的努力，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不容忽视。 　　——编者   去尼泊尔参加制宪研讨会，已领登机牌，却被中国边检“扣下了，没去成”。原因是：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但是出中国边境还需要前往国的签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2011年5月8日发的一条微博，讲述了他出国遭遇的障碍。他原以为，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可以省去在国内办签证的麻烦而便利出境，结果被边检拒绝。 “很遗憾，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海关（应为边检——编者注）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因而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指参加制宪研讨会——编者注）。”张千帆在微博中说。 张千帆的个人经历并非孤例。2011年春节前，某央媒员工小华（化名）和丈夫临时决定出国过节。由于时间紧，他们想去一个不需要签证或者可以落地签的国家旅游。咨询了旅行社的朋友后，他们被告知，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护照免签：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去印尼和斯里兰卡则可以落地签。 他们选择了斯里兰卡，并通过旅行社购买了机票。结果在换完登机牌过边检时，遇到了和张千帆同样的情况：因没有前往国签证或第三国签证而被拒绝出境。 小华说，她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并未事先咨询出入境管理局。她先前曾经有过一次持因公护照到新加坡落地签的经历，但她忘了这次自己拿的是因私护照，结果在出境前被拦住。 小华这时想起给自己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求救。对方说原则上是不让出境的，但有时边防也可能网开一面。于是，小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边检人员就要被说服时，对方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小华先生的护照签发地不是北京。边检说，小华可以出去，但她先生走不了。结果两人只好双双退机票。 除了前述的落地签便利，一些国际性会议的承办国，往往会对参与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给予特别的免签待遇。例如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南非政府就向所有注册成功的参会人士提供免签待遇。但是，同样因为中国国内的政策，这项便利难以惠及中国的非官方参会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入境日益频繁，深为这种障碍所困扰。然而，新近的法律修订并没有改善的迹象。 2011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八条规定，除了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中国公民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还需要取得前往国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但是，中国与外国签订互免签证协议或者公安部、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草案是在整合修订1986年实施的《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下称“两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1995年起施行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此次立法是因为20多年之后法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一是大量外国人来华旅游、访问、从事商务活动，对外国人签证、入出境、居留和就业的管理亟待加强和完善；二是现行法律规定的签证和居留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上存在漏洞，近年来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情况突出；三是2006年颁布的《护照法》对护照的申请、签发和管理进行了规范，抽取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一部分内容，需要修改“两法”以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显然，新法草案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问题。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的管理，则基本沿袭现有制度规则。中国公民便利出境的障碍依旧。   出入境权变迁   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限制在不断减少，但障碍仍不少   新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合法权益”。这一表述与1986年《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所述“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并无太大差异。 在学者们看来，出入境的自由和权利，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国内的迁徙自由。实际上，跨越国境也涉及迁徙自由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认为，出入境权是指一个人自由离开和返回任何国家的权利。通常，这种权利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情况的影响和限制。规范出入境权要在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人权之间进行平衡。 许多国际文件都涉及出入境权规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应该充分地不受歧视地享有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此外，《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一些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也有相关出入境权的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宣示文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尚未批准履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专家认为，出入境作为一种国家的属地管辖，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这属于国内法规定的范畴。国际法上也没有更详细的对出入境的一般性规定。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出入境政策。在分析各个国家对出入境权的规定差异时，刘国福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都可以成为主导因素，其中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文明的政治制度促进对出入境权的认可和有效保护，相反，中央集权或者独裁的政治体制会否定出入境权。 从1949年以后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迁来看，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自改革开放后开始不断减少。 1978年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基本上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回国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核。改革开放之后，出入境制度从基本禁止过渡到严格限制，逐步放宽。 1984年，公安部印发《关于放宽因私出国审批条件的通知》，规定除了被禁止出境的中国公民，如果目的地国可能批准签证，无论其社会阶级出生、政治思想和家庭情况，均可批准自费出境。 1986年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大大放宽了公民因私出国境的限制。只有刑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人、被劳教的人等五种情形，申请出国境不被批准。 此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必须提供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单位证明和出境登记卡。公安部官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当时技术能力不够，判别申请人是否属于“五种人”只能依赖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意见证明；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不高，为保证公民出国境后的正常生活，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等相应材料。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交往的需求日益迫切。 2001年11月22日，公安部召开“2002年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了六项改革目标。其中有四项是关于公民出入境管理，“按需申领护照”政策是改革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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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9期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19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邓海 围绕几个小煤矿的争夺，多位官员落马，一个煤矿整合的腐败链条浮出水面   冬季的武陵山脉大雾弥漫，停工的铜天槽煤矿一片寂静。邓海 摄   重庆市有煤矿1500多个，其中小煤矿1400个左右。自2006年开始，随着全国煤矿整合的行动，重庆也制定了三年规划，准备将全市煤矿数量控制在1000个以内，将小煤矿控制在500个左右。 在这场浩大的煤矿整合中，几座位于重庆市石柱县的小煤矿整合，经历了诸多明争暗斗和权钱交易。而随着当地多位煤监、经委官员及法官陆续“落马”，一条煤矿整合的腐败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法官落马 2011年5月24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二庭庭长张远孝，因涉嫌受贿被重庆市公安局刑拘，2011年10月17日移送审查起诉。 法官张远孝的落马，源于重庆市石柱县铜天槽煤矿矿主周朝树等人的举报。据检方起诉书，张远孝涉案的事实之一是，2007年8月，在一起煤矿转让纠纷案中，石柱县另一煤矿主刘海权找到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办公室干部张竣格，请其转交给张远孝5万元；张远孝接受了请托，在审理案件时给刘提供帮助。 同时受贿的还有另外三名法官，他们因积极退赃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煤矿转让纠纷历时五年，判决结果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各不相同，其中的关键节点即在二审过程中。 此事可追溯到2006年开始的煤矿整合。花树坝、铜天槽、王家湾是位于重庆市石柱县沙子镇的三家煤矿。花树坝属石柱兴达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兴达公司）所有，铜天槽为周朝树和廖先祥等股东所有，王家湾则归另一矿主。 2006年6月23日，花树坝煤矿的股东与铜天槽的所有者达成协议，后者出资购买花树坝煤矿51.5％的资产权，并租赁经营其余资产权，在两煤矿基础上成立石柱县荣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石柱县的煤矿整合中，该方案被称为“荣翔方案”，于同年末获重庆市政府批准。 但两矿的整合并不顺利。铜天槽煤矿股东称，因花树坝煤矿原承包者周武国占据煤矿不离开，兴达公司未能按约定处理好此问题，他们在支付定金后即拒绝继续付款。 2007年1月26日，兴达公司又将花树坝煤矿协议转让给另一矿主刘海权，刘支付受让款后顺利接手煤矿。 铜天槽一方随即向石柱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兴达公司履约。而兴达公司则以铜天槽违约为由起诉，请求解除协议，刘海权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石柱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兴达公司在协议未依法解除时，就将合同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刘海权，该行为不符法律规定，因此判决铜天槽胜诉，同时判决兴达公司与刘海权签署的转让协议无效。兴达公司与刘海权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则改判铜天槽败诉，判决解除铜天槽与兴达公司的转让协议，认定兴达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张远孝的受贿就发生在这一环节。 此案后经重庆市高级法院再审，又改判铜天槽胜诉。之后，2011年3月22日，铜天槽向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申请执行该终审判决，并要求对已由刘海权一方实际控制的花树坝煤矿进行查封。该院随后作出裁定，对查封请求予以支持，但表示，鉴于目前花树坝煤矿已被刘海权实际占有，因此交由刘海权“保管”。 这一裁定引起胜诉方铜天槽煤矿的不满。此后，随着法官张远孝落马被查，该案二审及终审判决执行裁定出台的内幕暴露。 审批官员获刑 在司法诉讼的同时，这场煤矿整合的暗战还在其他层面延伸。 在铜天槽和兴达公司转让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中，审判长张远孝判决铜天槽败诉的依据之一是，重庆市政府已经批准了一份新的煤矿整合方案，旧的“荣翔方案”已不可能实现。 2007年7月，实际掌握花树坝煤矿的刘海权又成功收购了王家湾煤矿。随后，石柱县煤矿整合办公室出台新的整合方案，以王家湾为主体矿，与花树坝、铜天槽进行资源整合，成立“湾坝槽煤矿”，然后与另外两家煤矿整合，成立“重庆炽成煤业有限公司”，简称“炽成方案”。新方案中，刘海权占据主导地位。 2007年11月12日，重庆市政府又批准了“炽成方案”。其中，重庆市经济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处原处长王忠勇起到关键作用。王所在的部门即负责煤矿整合方案的审批，他也因牵涉钱权交易而落马，日前已经获刑。 据检方起诉书，王忠勇被控在担任重庆市经委煤管处处长、重庆市煤管局煤管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56位请托人的100次行贿，在煤矿监管、整合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在2007年、2008年春节前，刘海权两次向王忠勇行贿5000元和3000元。 对于曾与整合方案变更，石柱县煤管局原局长张平说，这是因为这三家煤矿未能自行整合好，政府被迫来主导。但铜天槽矿主周朝树和廖先祥则认为，煤矿整合必须要各煤矿业主自行协商达成一致，对后来的“炽成方案”，他们并不知情，地方政府就上报了。于是，他们对“炽成方案”予以抵制。 2007年12月，石柱县政府勒令铜天槽煤矿关闭，等待整合。七个多月后，周朝树、廖先祥无奈在“炽成方案”上签字。 但就在此前，又一份新的整合方案悄然出台。石柱县出台了第三个方案，把王家湾、花树坝、铜天槽煤矿合并改名为“庆坝煤矿”，再与刘海权所有的庆湾煤矿，以及另外两家煤矿进行资产整合，成立重庆市石柱海龙矿产品开发公司，简称“海龙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刘海权占据绝对股权地位。 “海龙方案”在2008年4月15日，获得重庆市煤矿整合办公室批准。在这一个过程中，王忠勇再次起到关键作用。 煤监官员被查 “海龙方案”相比之前方案的特别之处在于，新并入的庆湾煤矿曾是个“问题煤矿”，整合之后则可以成功“合法化”。 该煤矿是个高瓦斯矿井，曾多次发生安全事故，但却通过行贿，涉险过关，两名煤监官员后来也涉案落马。 这两名官员叫姚友江和陈振，分别为重庆市煤矿安全监察局下属的黔江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站站长和副站长。他们于2010年下半年因牵涉重庆市煤监系统窝案而落马，行贿者中亦包括刘海权。 据检方指控，2005年到2010年间，刘海权分九次共向姚友江行贿18万余元，分四次向陈振行贿1.6万元，以寻求帮助。其中，2006年2月24日，庆湾煤矿发生顶板事故，致一人死亡。姚友江随即到庆湾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刘海权陪同姚打牌，借此送出6万元。半年后，姚再次到石柱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刘再次送给他6万元。此后姚在事故处理等方面给予照顾，以帮助其整改过关。 2007年12月9日，庆湾煤矿再发瓦斯事故，致两人窒息死亡。重庆市安监局要求石柱县煤监局整改庆湾煤矿，整改后经市经委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2008年3月19日，石柱县政府按重庆市安监局的要求发文整改庆湾煤矿。但就在整改函发出的第二天，石柱县煤矿整合办就已经向重庆市煤矿整合办打报告，要求实施“海龙方案”，庆湾煤矿被纳入其中。 2008年4月18日，重庆市经委派人到庆湾煤矿进行整改后的现场检查验收，发现仍然存在问题，庆湾煤矿仍未获合法生产资格。 然而，就在重庆市经委派员检查的前三天，即2008年4月15日，“海龙方案”已经获批。而根据相关规定，如果煤矿整改不过关，身份不合法，不能够参与整合。 未解之局 此后成立的重庆市石柱海龙矿产品开发公司，从重庆市国土局获得了相关采矿权证。但据石柱县公安局相关调查，刘海权一方上报给重庆市国土局的申请材料中，含有铜天槽煤矿印章和股东同意整合的承诺书，相关印章和签字均为伪造。 石柱县公安局人士表示，他们以涉嫌伪造假章立案调查，目前调查尚未结束。 而在花树坝煤矿争夺战中，在终审官司中败诉的刘海权一方，至今未将煤矿转交给周朝树等一方。 2011年5月16日，重庆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该市所有煤矿企业的资产整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随后石柱县政府下发通知，责令参与庆坝煤矿整合的三家煤矿业主，必须在6月30日前完成公司章程等各类要件，取得新颁发的庆坝煤矿采矿许可证，否则视为自愿放弃整合权利。 周朝树等人开始上访。在写给重庆市政府信访办的信里，他们直指石柱县主要领导，想借整合之名促使其老乡刘海权能顺利获得铜天槽等煤矿。 前述的煤矿整合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更，除了审批环节的市经委官员王忠勇，制定并上报方案的石柱县政府亦是关键角色。对此周朝树等人也提起了行政诉讼，指石柱县政府“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时乱作为”，插手干预各民事主体间的整合，最终不仅导致铜天槽煤矿未能跟其他煤矿完成整合，同时该煤矿也被迫停产五年。 11月8日，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目前，此案尚未审结。 因牵涉这一煤矿整合而落马的王忠勇日前已经获刑，而落马的法官张远孝，以及煤监官员姚友江和陈振等人的贪腐案，尚在司法过程之中。知情人士透露，该案还可能涉及石柱县相关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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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7期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05日 财新《新世纪》记者/蓝方 郑道 一个从黑工头魔掌中逃脱的奴工，一个寻找智障儿子的父亲，一个因病弱被弃的智障奴工，他们的命运有怎样的交集？ 苦苦寻子的何智民制作的寻人卡片。郑道 摄   一张揉皱的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七个姓名：武利娃、唐小文、段军娃、何文、刘小平、李福亮、王小卫……纸片的末端，是两个字——“救命”。 这张纸条，是47岁的陕西人段军娃被拘禁在陕西省高陵县黑砖窑时写的。上面记的，都是和他一起做苦工的智障人的名字。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四个月前从黑包工头手里逃脱的段军娃，在“心智障碍奴工现象法律” 研讨会会场，一字一顿念出了纸条上的名字。其中，有的人已经逃离；有的人还不知何处。 何文就是后者中的一个。他的父亲何智民，也在研讨会现场。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他已经苦苦奔波了一年多。 会上，63岁的何老汉清唱了一首自编的歌谣：“我的儿呀在黑砖厂，黑势力控制他到处藏，智障人不是猪也不是羊……”唱着唱着，他哽咽起来，吼了一句：“老陕的公安他呀他不管！”   段军娃逃亡   段军娃，陕西省三原县新兴镇西段村人。瘦小，不善言语，神色木讷。他没有老婆孩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平日除了务农，也到镇上打些零工。 2010年6月的一天，段军娃在镇上帮人盖房。同村一个叫杨娟的女人问他是否愿意出去打工，“包吃包住，每天有几十块钱。” 随后，段军娃被带到高陵县高墙村的冯家窑。智力正常的段军娃很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这家砖窑，他每天从凌晨4点干到晚上12点，主要工作就是搬运烧好的砖。双手被烫得满是血泡，稍有怠慢，便招致毒打。惟一的报酬，是每天中午12点的一顿饭，只有白馒头和凉水。 段军娃告诉财新《新世纪》，带领这七八个人的工头叫“老方”，他们辗转于关中各个砖窑。和他在一起的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障。每到一个砖厂，老方都说这些人是他的亲戚。 段军娃读过几年书。他留心记下了一起在砖窑劳作的另外六个工人的姓名和籍贯。逃跑，是他惟一的念想。他前后跑过六次。前五次都以失败告终。他沿着公路狂奔，老方每次都是骑着摩托车把他抓回，回去便是一顿毒打。 有一次，老方直接操起钢钎戳段军娃的嘴，上嘴唇和牙床被扎出了豁口；还有一次，他被打断了两根指头；最严重的一次，老方用石头把段军娃的后脑勺砸得血流不止，就抓了一把热炉灰抹上去。“有时候还会撒玉米面。”段军娃说，这是老方打人后止血的方子。 段军娃最后一次逃跑前，老方带着智障工人回到了他的老家，陕西安康市谭坝乡赵梁村。有时，老方会安排工人们上山伐树、挖草药。“他们一家老小都看着我们。”段军娃说。 2011年7月的一天，晚10时许，段军娃终于找到了机会，翻出土墙，沿着林间小路狂奔。讨了几顿饭后，段军娃在安康火车站向人要了20元钱，买票从安康回到了三原县。他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消息，很快传遍邻里。正在寻找儿子的何智民找上门来。   何老汉寻子   何智民一年多来都在找自己的儿子何文。他认定儿子也被拐进了黑砖窑。 何智民家住三原县城关镇西关东村。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开挖掘机，小儿子在外打工。二儿子何文，36岁，脑子“有点不好使”，但“淳朴善良”。 2010年6月，何文走丢了。他是被一个电话叫走的。一个女人对他说，有一份工作，包吃包住，一天给70块钱，还给一两包烟。他骑着自行车乐呵呵就出了门。 两天过后，何文还没有回家。打他手机，关机。何智民慌了。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他和大儿子找遍了三原周边的三个县，没有何文的任何消息。 何家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何智民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独自开始寻子之路。他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寻人启事，还专门做了一张名片大小的寻人卡片，见人便发。 他把每天寻子的点滴记在日记里。“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时常听人这么说，他开始注意砖窑，把三原周边几个县的砖窑方位信息绘成了地图。 在敦化县枣阳庄，有人说看见何文了；在高陵县楚榆乡，也有人说见过何文在一个砖窑干活；还有一个自称见过何文的砖窑工人说，一个叫“老方”的包工头，带着跟何文一样的七八个智障工人，辗转各地给砖窑打工。 2010年8月13日，西安高陵县一个叫“吊渔寨”（音）的砖厂，有工人告诉何老汉，看见何文了，就在砖厂里。 何智民赶到这家砖厂，但被门口狂吠的狼狗堵住了去路。透过铁门的缝隙，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四五个工人。何智民认为其中就有他的儿子。 何智民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仅凭一面之词不能出警。等到他带上目击者再去报警，警察终于出警查探时，这几个工人早已不见踪影。 警方没有立案继续追查。“你是三原人，最好回那边去报案。”一位高陵民警对何智民说。当他回到三原，三原警方又说，这事是在高陵发生的，管辖权不在三原。 无奈之下，何智民到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公安厅的信访告知单称，何智民的案子归西安市公安管辖；西安警方的信访部门告知，此事属其下辖的高陵县公安管辖。 皮球又踢回高陵警方。何智民并未放弃。2010年12月18日，希望再次降临。何智民接到了大儿子的一个电话，称有人说在高陵县土地局门口看到了何文。他一阵狂喜，叫外甥开上小汽车直奔高陵县。到了高陵县，何智民发现蜷坐在一辆三轮车车斗里的智障男子，并不是何文。 这个人叫刘小平。 刘小平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自己家住何方。更重要的是，他说他还认识何文。他告诉何智民，他和何文都在给老方干活，就在高陵的砖窑里。他们还曾约定，谁要是先逃出砖窑，就让对方家人来解救还未逃脱的人。 何智民赶紧拨打《华商报》的热线，称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逃出来的智障工人。“我儿子还在里边，没有逃出来！”记者闻讯扛着摄像机，乡镇派出所民警齐齐出动，前往刘小平所指认的砖厂。 不过，他们既没有找到何文，也没有见到老方。砖厂的工人看着刘小平，都说对他毫无印象。 在当时《华商报》的报道中，有窑工向记者表示见过老方。他在几个月前，带了几个看上去有些智障的工人来干活。老方说都是他的亲戚，他们的工资也由老方代领。 不过，这种说法被警方否认。高陵县公安局政工科的王主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现场没有人能指认刘小平、老方或者其他智障工人。 无功而返。何智民只好带着刘小平回到高陵县公安局，等待刘家人来接。   刘小平惨遇   刘小平，30岁，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杨地镇双岭村人。三岁时发高烧，造成左半球脑末期供血不足，成了中度智障。 刘小平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再婚后，搬去了西安市郊的东三爻村。弟弟刘小威在西安读大学，妹妹在外打工。他一个人被留在老家，由小叔叔照顾。 2010年的春节，弟弟把刘小平接到了东三爻村，一家人一起过年。大年刚过，刘小平走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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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4期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4日   文/郑戈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   以法治标准衡量，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事人的身份和领导人的意志，仍然是影响法律决策的重要因素   法治是一种形式。这种依靠一般性、公开性、前瞻性、清晰性、内部逻辑一致性、守法可能性、恒常性，以及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等原则支撑起来的形式，使良性秩序得以维持，人们得以在这种秩序过有尊严的生活。没有法治所赋予的形式，对权力和利益的盲目追逐就会将人类引向罪恶的深渊。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治，但也有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使其不至于像一滩烂泥的规范，那就是以人伦为基础的“礼”。不过，礼的适用背景是等级制社会，士人之礼与村夫之礼迥然不同，以至于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在完成“共和转型”之后，传统的礼法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法治已经成为宪法保障的制度安排。 法律能否被一以贯之地适用所有案件，以至于类似案件得到类似的处理，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标准之一。以此标准看，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因为当事人的身份和领导人的意志，仍然是影响法律决策的重要因素。类似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十分常见，当事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 就公安人员滥用权力对普通公民造成伤害的情况而言，由于政法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而非制衡关系，普通公民的权利主张很难得到当地检察院和法院的支持。当事人因此不断上访而多年没有结果的事例，屡见于报端。 另一方面，单是在今年，就有哈尔滨“6·17”案（参见本刊2011年第27期“警察喊冤录”），以及海南东方市公安局警察“蒙冤”两个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警察“冤案”。两起案件中，改变力量均衡的砝码都是领导的批示——尽管后一个案件中的领导批示是否存在真伪难辨。领导的批示，打破了公检法三家之间的平常关系格局，使得手握“尚方宝剑”的检察院得以强硬对待涉案公安干警。 尽管运作机制相似，其启动方式却大不相同。在哈尔滨案中，在省委领导的批示压力下，检察机关违反程序，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以期迅速结案；而在东方案中，个别检察人员被指伪造“委员长批示”来侦办警察“犯罪”，其目的是自我赋权、打击报复，还是邀功请赏？从公开材料我们无法得出结论，但领导批示的力量已充分昭示。 在科层式官僚体制中，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书面形式。问题不在于批示这种公文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规范和管理批示，也就是如何将批示纳入法治化轨道。 值得考虑的因素有几个方面：首先，在建设责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大背景下，现行的批示流程不利于明确责任，接受监督，承担后果。温家宝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如果案件当事人甚至法院都不知道，或者无法核实谁下了批示、是否有批示、批示的内容是什么，相关责任就无从落实和追究。 其次，要实现上述责任政府目标，权力行使的过程就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尽管不一定需要让一般公众都能得见批示的真容，至少应该让办案人员和当事人有机会了解批示的内容、验证批示的真假。目前的情况是，不但批示秘不示人，就连规范批示件管理和处理工作的两份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都属内部文件，未曾公开。限定传阅范围、逐级保密，则是批示件下达流程中的基本规则。传到办案人员手中的往往是“抄清件”，而不是领导人的“御笔亲批”，这为各种“矫诏”行为创造了条件。 再次，批示是否应当遵循职能分工的一般原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能否对检察机关发出批示？如果就批示的权限和适用范围，能有一个一般性的、清晰的规则，哪怕是不成文的和“内部”的，也有助于有关部门辨别真伪，守好本分。同时，惟有确立了这样的规则，才能预防或解决“批示冲突”——比如有两位领导下达了相互矛盾的批示。 最后，批示的备案审查制度。对批示这种对行政、司法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没有相应的备案审查机制，而只有格式、归档等秘书类处理，这是一项制度漏洞。《海南特区报》曾刊登题为“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的报道，如果其中批示为假，何以如此公然报道却未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以至于许久之后才发现？ 从东方案警察“洗冤”的过程来看，警察身份、尤其是李国和公安部处长的身份，其人脉和机构性资源，着实不容忽视。相关报道描述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31名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督察局等六部门等，为“还原真相、纠正错案”所付出的努力，但没有揭示这些人为何介入此案。 关系作为一种潜规则，的确是心照不宣、无需讲明的。这种与当事人身份密不可分的纠错机制，并不具有一般适用性。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驯服人治环境中的偶然性，使类似的冤案尽可能不再发生；以及在发生后也能不靠“教授撑腰”“人大撑腰”或“部长撑腰”等老百姓不敢奢望的条件而得到纠正。 再一次，我们呼唤法治——这种塑造和维持良性秩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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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姗姗 朱以师 2011年第37期 出版日期2011年09月19日 从微博到快博，在不断推出各种社区产品的同时，凤凰新媒体加强着自己的互联网基因，但还没有从转型的焦虑中完全解脱   凤凰新媒体（NYSE：FENG）是一家很难定义的公司。“它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媒体，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互联网公司。但在互联网已经没有纯粹媒体意义上的门户的机会的时候，它又从夹缝中走出了一条路。”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总经理胡延平曾这样评价。 在上市路演中，凤凰新媒体CEO刘爽被多次问到这样的问题：凤凰新媒体是中国版的什么？刘爽给出的回答是：“我们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从传统媒体中分拆上市的新媒体，没有先例。” “第一”是一个令创业者既骄傲又焦虑的词，这意味着要解决的是一些别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面对风起云涌的互联网新概念及其带来的高估值，刘爽一直在试图从内容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淡化传统媒体色彩，强调互联网基因；但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品牌和情结又难以割舍，技术转型的人才门槛及巨大投入，多少让人举棋不定。 9月9日，凤凰新媒体对外宣布，正式推出轻博客产品——测试版快博（Quick Blog）。这是它向新媒体靠拢的最新一步。快博的上线，被凤凰新媒体公司内部视为自5月完成赴美IPO后的头等大事。公司为此专门成立平行于原有研发部门的“产品部”，针对这款产品的年内总投资额将达2000万元人民币。 但是，已经在微博上失败过一次的凤凰这次能成功吗？从传统媒体向具有社区性质的新媒体转型，绝非易事。脱胎于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打出了优质内容提供者的口号，现在已跻身中国五大门户网站之中，未来的目标是成为电脑、电视和手机“三屏融合”的新媒体。在成功上市融资之后，凤凰新媒体内在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转型试验也是所有正在考虑转型的传统媒体都关心的话题。   从微博到快博的踌躇   刘爽说，如果要给出定义，凤凰新媒体应该是一家按照互联网机制和规律运营的、有着很强媒体基因和魂魄的新媒体公司。 凤凰新媒体一直骄傲于“五大门户之中自己更像一个媒体”，自认在影响力、公信力和价值观输出的层面强于对手。但是，上市四个月以来的股价表现证明，市场似乎对于凤凰的“媒体”优势没什么兴趣——公司股价一路下跌，早早便跌破发行价；9月9日快博发布当日，盘中股价更很不领情地一度跌至5.4美元的新低。与11美元的发行价比，已相当于残酷“腰斩”。 而反观其竞争对手——中文第一门户新浪网，2009年效仿Twitter对外推出微博，尽管这款SNS产品目前尚未盈利，但凭借两年来聚集起的上亿用户，新浪已摇身一变，从“互联网媒体”那单一而过时的形象，转变为时下最令业界追捧的庞大互联网社交平台，在商业模式上，具备了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 一款微博产品，令新浪股票再度大红大紫。这无疑验证了以社区为核心的Web2.0基因所蕴含的爆发力更容易刺激资本市场的神经。 刘爽形容自己执掌的这家公司，是那种“远看不是非常有吸引力、但经得起观察和品味的姑娘”。但面对新浪凭微博获得的成功，这个出身于华尔街、同时又充满媒体情结的掌门人，与他的公司一样身处矛盾之中。 “凤凰新媒体一直处于矛盾中，基于过往的执行力，相信可以痛并快乐着。”刘爽所指的，正是贴着“媒体转型”标签的凤凰新媒体，其以内容为导向的媒体基因与以社区为导向的互联网基因之间的矛盾。 “也许我们过于稳健，我们也在反思，是不是不够拥抱一些风险……”刘爽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承认，从几个月前评价“微博是个屁”“不过是让大家发发牢骚的平台”，到将之定义为互联网门户的“标配”产品，自己的确经历了一番思想转变。 “他原来不看好微博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一位凤凰网内部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称，刘爽对凤凰“新媒体”的定位，主要还是立足于传统门户的思路：用互联网媒体传统的操作方法——专题，来给网民更全面和深度的报道体验。 “新浪和搜狐做专题，更多是对内容的拼凑和堆积，而我们会更注重做策划。内容素材上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角度上会考虑多一些。”前述凤凰网人士认为，“对新闻的思考更专业”正体现出凤凰新媒体自身的传统媒体基因。 但微博在几次重大社会事件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让刘爽吃惊，他承认自己低估了微博的发展空间和价值。 “首先低估了有关部门的包容度，另外我也低估了社会在变化——尤其是消费媒体的方式在变化。”刘爽解释说，用户消费媒体的方式正在进入一个以“浅阅读、浅交流、浅思考”为特征的时代，微博契合了这个趋势。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这个时代。”刘爽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必须拥抱时代趋势。” 2009年，新浪在Facebook和Twitter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上线时亦顶着国内几大同类网站被监管部门“噤声”的压力。但是两年运营，新浪微博被用户成功认可，推动“自媒体”兴盛的同时，也推高了产品的监管成本。此后，几大门户纷纷效仿，除腾讯集结平台之力，在用户数上与新浪微博尚有一拼外，其他几家难以复制新浪的成功。 2010年6月，凤凰网也推出了微博产品。“当时领导也下达了希望员工拉客的指标，还有奖励。总之利用凤凰品牌，利用高端人群，同时也想到在专题里推。”一位网站人士回忆，所有新浪经营微博的方法，凤凰网全都照学一遍，但始终无法聚集足够人气。 凤凰新媒体脱胎于凤凰卫视，在从电视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转型过程中，信息的载体发生改变，但内容不变，精英传播的本质亦不变，因此可以说直接吸收了“凤凰”的品牌影响力。但是，从互联网门户向SNS平台的转化，仅指望“凤凰”的品牌来吸引高端用户显然不靠谱。就连“凤凰”品牌中最黄金的资源——众多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虽然基本上都开通了个人微博，却并没有被公司要求必须优先使用凤凰网微博。 “主持人基本不用，事实上连我们员工自己都不用这个。我们的用户群很少，体验又差，我们在技术上、产品设计上，都跟不上。”一位凤凰网员工这样评价自己的微博产品。 “在凤凰，一直以来都是内容部门在带着技术来走，而不是产品为导向的工作思路。”他说，“技术在我们这是一个支撑角色。很多媒体性质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就连分管快博、无线和视频业务的凤凰新媒体执行副总裁王育林也不否认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凤凰不是一个新技术新产品驱动的公司。”他说，在凤凰的血液中，六成为媒体基因、四成为互联网基因。 2011年春节后，凤凰新媒体决定上马轻博客产品，并将产品定名为“快博”，最终仅留下三个员工来负责微博产品运营。 对于快博的定位，凤凰新媒体CFO刘千里介绍为“针对高端人群，以话题为导向、以优质内容驱动的类Facebook产品”。此外，快博将更专注于个人兴趣，不会像新浪微博那样面临较大的监管风险。商业模式方面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但刘千里预计，未来“广告还是大头”。 轻博客的最原始模板，依然是来自美国——创立于2007年的Tumblr.com。它沿用了传统博客的形式，但是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格式的内容发布更为容易，同时又添加了SNS站点的订阅转发功能，进一步增强交互性，成为更好的展示个人兴趣与个性的空间，因此被认为是旧有博客的替代产品。在国内，创新工场旗下的点点网以及盛大的“推他”皆是轻博客产品，并先于快博半年问世。而测试版快博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基本功能配置，与目前国内同类产品中口碑最好的点点网相比，没有太多差异性。 先有微博的失败，快博又何能成功？要做一个面向主流高端用户的产品，但高端用户怎么去接受这个产品，凤凰新媒体是否想清楚了？“SNS等基因确实不是凤凰天生的东西。”刘爽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快博产品的挑战主要集中于需要“敏锐发现消费者需求在哪里”，但他依旧认为，SNS产品不可能取代门户的媒体传播价值，“结构性的调整可能性会非常大，但绝对不会是取代”。 “我们一定要参与这场战役，不能缺席。”不过刘爽仍保持了一贯的谨慎，“快博是一种布局，我们不会大量投入进行硬推广，更多还是依靠产品本身和凤凰的品牌。”   视频：向娱乐妥协？   事实上，这种对互联网潮流产品的保守与稳健，也正是凤凰新媒体在媒体与网络之间微妙游移的一个缩影——当然，刘爽称之为融合。 赴美IPO和超额配售，让凤凰新媒体一共募集了1.6亿美元的资金。凤凰新媒体COO李亚表示，这笔资金将有三个用途：提升内容生产的质量、数量和种类；强化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包括针对无线互联网的布局；提升市场营销的能力。凤凰新媒体希望，在投资这些领域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刘爽制定的战略布局中，除了发展以快博为核心的SNS产品，另一个介于媒体与网络之间的领域——视频，是2011年公司业务发力的另一重点。 在众多视频网站不惜以一集100万元的高价竞购影视剧网络独播权的今天，刘爽却表示，凤凰真正有黏性的视频发展方向是新闻资讯。刘爽对自己的差异化竞争选择给出了三大理由。他认为，首先，长视频的用户忠诚度不高，新闻资讯则容易传达对价值观、内容呈现方式的认同，用户忠诚度不会轻易变化；其次，大片长视频承载的广告形式有限，除了开头和结尾，能放广告的机会很短；第三，相对来说，短视频更适合手机等移动互联载体。 胡延平比较看好凤凰视频的这一另类模式。在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所做的“用户最喜欢观看的网络视频内容”调查中，单选模式下，新闻资讯占比最高，达18.86％。调查也显示，新闻资讯视频用户黏性也更好，用户观看新闻资讯类视频的时长平均值为7.06小时/周。 也有互联网业界人士认为，现在进入网络视频领域，凤凰新媒体还存在很大挑战。目前凤凰视频的浏览时长，与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迅雷等前几大视频网站相比要低很多，未来能否以视频资讯和纪录片抢占市场份额还不确定。此外，凤凰视频的营收大部分来自付费点播，主要包括凤凰卫视的各类节目。而目前网络视频市场上主流网站如优酷、土豆等，主要营收还是以广告为主。凤凰视频以独家资源对抗互联网海量资源的收费模式，能否成功延续也有待考验。 但刘爽认为，视频业务上，凤凰新媒体的机遇比问题多。“根据CNNIC的报告，未来三年内网络视频广告规模将达到100亿元，现在才不到20亿元的规模。”至于收费模式的问题，刘爽表示，培育和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后，可以采取后收费模式从广告主身上获利。 为进一步扩大视频内容数量，2011年5月中旬，刚刚完成上市的凤凰新媒体召开视频战略发布会，启动凤凰视频“凤鸣计划”——与全国400余家电视台和流媒体生产机构合作，在全国拓展2000名专业拍客，挖掘第一手鲜活独家的视频资讯内容，并展开广泛的内容购买与合作，打造中国最大的视频资讯平台。目前凤凰视频60％多的流量来自于凤凰卫视的内容，按计划，明年来自凤凰卫视的内容对流量的贡献占比可能会降到30％。 除了舍大片而取资讯，凤凰新媒体的视频业务也在商业的指挥棒下于价值观与点击率间游移。2011年8月，刘千里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对外透露，今年下半年公司也将尝试扩大娱乐方面的视频内容。而据一位凤凰网的内部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要不要做娱乐”的问题一直在内部存在争议。 2010年底，原激动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陈志华出任凤凰新媒体分管视频业务的副总裁，视频业务由此从网站内容部门被拆分，成为与之平级的部门，视频员工数量在半年内翻倍增加。在陈志华的支持下，凤凰视频停掉了首页推荐的由网站原创的严肃大政经类的演播室栏目，换成按内容分类的资讯板块，同时加强了娱乐资讯的原创力度。 这些改革确实大幅提高了流量。刘千里对外表示，视频部门5月份就已完成了全年的KPI绩效目标。但是娱乐化的策略也招致公司很多内部人士的质疑，批评凤凰视频中“主推的低俗内容已经严重背离了凤凰素来以严肃严谨著称的媒体品格”。 对于这些争论，凤凰新媒体官方不愿多谈。或许在没有寻找到新产品模式之前，凤凰需要尝试更多可能性，以“强化凤凰视频作为一个视频综合门户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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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 记者 罗洁琪 赵何娟 2011年第37期 出版日期2011年09月19日 一起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获取个人信息案，揭开一个隐秘市场的冰山一角。面对不设防的个人信息体系和失控的电信业，高官和庶民同忧 你可能被跟踪了——无论你身处何方，手机定位系统都能如影随形。Petar Kujundzic/Reuters     你可能被跟踪了——无论你身处何方，手机定位系统都能如影随形。只要你的手机处于开机状态，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几秒钟之后，你的行踪就变成电子地图上一个移动的小红点，精确度达到5米-50米。 电脑屏幕前的窥视者，可能是某个“私人侦探”调查公司，或者与你有情感、财产和利益纠葛的人。“1000元定位一个月”，这是行情；通过QQ聊天，就能匿名完成交易。 这不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而是北京的真实案例。一起导致23人走向被告席的案件，被称为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获取个人信息案。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中，终审判决即将做出。 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这起非法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子作出有罪判决。23名被告中，部分是江湖上的“私家侦探”，1名是中国移动授权单位的职员，5名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客服人员和电信营业厅的服务员。 法院认定，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将手机用户的定位信息、电话清单、姓名和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非法出卖给私家侦探，以作调查婚外情和讨债用。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这起案件由一名“嫉妒的官太太”无意中揭开。一名退休副部长的妻子，因怀疑丈夫有外遇，委托私家侦探调查追踪丈夫，最终导致前副部长的隐私被泄露。 这揭开的不过是一个隐秘市场的冰山一角。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此类案件早已不新鲜。 2008年，北京市公安局等机构颁发《关于办理侦探公司讨债公司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称，侦探公司和讨债公司从事法律禁止的调查个人隐私、代人追讨债务活动，通常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跟踪、定位等专用设备，实施监视、恐吓等违法行为。这两类公司共享资源，正向着产业化、网络化、联盟化的方向蔓延。 针对日益泛滥的犯罪，法律对于个人隐私和利益的保护明显滞后。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新罪名，即“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此项罪名之下，每年都有零星的私家侦探和电信公司的基层工作人员被定罪入狱。 但是，“光打虾米，不打老虎”，迄今还没有一个电信运营商作为单位犯罪被告走上法庭，为客户隐私被外泄而负责。由于利益毫发无损，电信运营商的神经并没有真正被触动，其内控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面对不设防的个人信息体系和失控的电信业，部长和庶民同忧。   阳光下的犯罪链   “帮你追踪老公、发现‘小三’、为离婚取证、逮住‘老赖’，请联系杨总。”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均可见类似广告。在腾讯QQ的虚拟空间上，也有类似“全国侦探调查群”的交易平台。私家侦探和电信公司职员的关系人就活跃在上面，寻找客户，开拓信息来源。 谢新冲是这个交易链条上游的卖家。他是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其公司获中国移动北京授权，从事手机定位业务。他本人可以出售手机定位软件，也可以根据手机号码进行定位。 据法院认定，从2009年3月至12月，谢新冲先后对90余个手机号码进行定位，获利9万元。所有的交易，都是私家侦探通过各种关系自动找上门来。 尽管中国移动对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有明确要求，如果对某个手机定位，机主必须知情。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要求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同案犯刘海亮是北京雷霆九州商务调查中心的负责人。当他招揽到生意后，就会找谢新冲购买定位软件。刘海亮只要瞎编机主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把手机号码告诉谢新冲，就可以买到定位软件。激活后的软件，瞬间成为精准的监控中心。所有能上网的计算机，都能成为运行的平台。 刚开始时，谢新冲会让对方提供被定位人的身份证和书面的同意书。交往多了后，这些手续都在默契中被伪造，而中国移动对此环节缺乏有效监管。 刘海亮不仅仅是买家，同时还是“贩子”。程春郊是刘的同行，北京市安信达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最初，程通过刘海亮从谢新冲处购得定位软件，价格是1200元，一个月可以对一个手机号码做50次定位。事后，谢返回介绍费200元给刘海亮。 熟络之后，程春郊又成为“二道贩子”，为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中心的刘红波提供定位信息。刘红波主要利用腾讯QQ，注册了“骑驴裸奔”“别理我烦”等昵称，通过QQ群发布信息，在网上寻找客户和获取个人信息的渠道。法院认定，2009年3月至12月期间，程春郊一共提供了29个手机定位给刘红波。 同时，刘红波又向程春郊出售座机通话水单（业内行话，即清单）、座机名址、车辆档案信息、手机通话水单等。至于交易行情，250元购买三个月的固定电话水单，500元购买两个月的移动手机通话水单。 刘红波提供的信息，来源于中国移动10086客服、中国电信客服部投诉处理中心的职员，以及中国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这些职员在上班期间，把办公系统上的手机用户信息，以短信的方式直接发给男朋友或者亲戚等关系人。 在本案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电信运营商工作人员，均是劳务派遣人员。其劳动关系在劳务派遣公司，和电信公司只是用工关系，无论薪水还是待遇，都处于公司的最底层。 一位曾任职于中国移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公司大量使用劳务派遣的员工，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的薪水比合同制员工低很多，随时有被退回的风险，所以积怨甚多，流动性很大。 这部分群体及其亲戚朋友，成为众多“私家侦探”盯上的消息源。其中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派遣劳工，在中国移动担任营业厅职员，从2009年3月至12月，共出售200多条机主信息，每条50元，获利1万余元。他供述，出售客户信息是因为“工资少，想赚外快”，尽管他和中国移动签署了保密承诺书。 另一个是来自中国联通门头沟区营业厅的引导员。他使用营业厅空着的电脑查询信息，然后出售座机、手机的机主名址和通话记录。 这样的交易网络，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这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均存在。   定位如影随形   近年来，随着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位置服务）从技术到商用的成熟，商业化的定位服务已从早期的GPS简单车载定位，发展到如影随形的移动定位技术，在大众生活中无孔不入。 移动定位即在无线状态下，基于通信位置的定位服务。手机用户可以通过这项服务，方便且精准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同时，他人也可以对手机用户进行定位并进行实时监测和跟踪，有的甚至可以使被控对象实时显示在监控中心的电子地图上，一目了然。 “精度为5米-50米；在所有呼叫环境中，只需要几秒钟即可启动第一次定位；灵敏度极好，可突破高阻挡环境的阻碍，每隔2秒钟连续定位。”这是流行的GPSONE定位方案，该技术是无线网络辅助GPS和CDMA三角定位的结合。 无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是中国联通，均将此技术应用于发展位置业务，其定位目标包括车载和人。 以中国移动开发的家庭成员定位业务为例，服务的初衷是方便监护老人和儿童。一般来说，儿童家长或老人子女为定位发起者，老人和儿童为被定位者。被定位人去营业厅或者发短信授权，就可以办理监护人对其进行位置查询的业务。监护人获得授权之后，就可以对被监护人发起定位，以后，无需被定位人另行同意。 中国移动各省的子公司负责委托各类合作伙伴，寻找业务平台，共同运营家庭成员定位业务。合作伙伴负责平台的开发、升级和运维等运营支撑工作。谢新冲所在的北京京驰无限通信公司，就是获得中移动授权的合作伙伴之一，该公司对外提供定位服务，包括企业外勤人员的考勤，智障人员、老人、儿童的监护。向此类位置业务公司购买了定位软件之后，就可以实现跟踪。 谢新冲作为运维部的经理，负责销售定位软件与维护。当他与私家侦探达成交易默契之后，就可以架空中国移动的各项保密规定。谢承认，他为调查公司做定位就是为了挣钱，把应有的手续省略。可见，在“被定位者知情”的关键环节，中国移动的监管完全失效。 事实上，LBS的应用领域已非常广泛，目前较普遍的商业用途包括四大方面：一是上述小孩和老人手机定位跟踪服务；二是用户已普遍颇为熟悉的电子地图；三是公司用于管理员工工作状态、车辆调度等；四是全面应用于公安、安全等特殊领域。 定位服务的巨大市场前景，也为电信运营商所看重。早在2007年，中国移动就在辽宁沈阳成立了位置产品基地；中国电信也力图在这场竞争中瓜分市场。其广告宣称：拥有更高的捕获灵敏度、首次定位快、定位精度高等。   失控的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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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29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于宁 谷永强 曹海丽   马骋死得很突然。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下称通号集团）的总经理、业内视为中国高铁信号技术的带头人，死在了“7·23”甬台温动车追尾事故一月祭的前一天——8月22日。   当天上午，马骋正在深圳，与前来检查广深港客运专线的国务院高速铁路安全大检查组成员一起开会。据多位知情人士称，刚讲完话，他就倒在桌上。   马骋没有心脏病史，却突发心脏病去世。熟悉的同业为之唏嘘：“压力过大，责任也过大。”在他死之前，通号集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下辖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下称通号院）正是甬台温信号系统的设计者，通号集团则是集成商。   在7月23日晚，一个致命的简单软件设计错误，导致甬台温的列车控制中心（下称列控中心）不能实时采集外部数据，并向调度集中系统（下称CTC）传输了错误信息。D301次动车的车载自动控制设备因此接到错误信号，仍按正常速度行驶，与前车D3115次动车追尾，终酿成一场40人死亡的特大事故。   事故发生以来一个月，通号集团成为众矢之的。作为通号集团领导的马骋不堪重负，病发身故。昔日的信号精英如此收场，令人感喟。但致命的设计错误究竟为何发生？还有多少隐患没有暴露？无人敢下断言。谁又该为高铁大跃进承担责任？   短短七年，通号集团与中国高铁为不断攀向更高速度的努力同步冲刺，表面上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但光荣背后，技术人员疲于奔命，力有未逮，终致惨剧。“7·23”事故暴露的不仅是通号院的软件设计缺陷，也是整个高铁发展不顾科学规律和常识、盲目追求速度下的险象环生。   这种封闭运行的发展模式，也使决策者现在进退两难。“现在全国的高铁信号集成多半是他们的，一棍子打死，高铁的运营和技术支持怎么办？总不能全停了重新搞吧！（这种模式）已经绑架了铁路！”一位接近事故调查组的人士表示。   从9月1日起，铁路调整运行图，高铁普遍降速，武广、郑西等高铁线路也不再以时速300公里运行，对高铁安全的担忧笼罩了一切。国务院牵头的高铁安全大检查在继续。但通信信号行业乃至整个铁路行业的垄断问题及招投标灰幕，则非补漏这般简单。对整个铁路系统而言，已经暴露的各种问题不仅是跃进之祸，也是垄断之祸，积弊丛生，新规待立。   致命错误   一个低级的软件设计错误，因为没有经过破坏性试验而被忽略   这原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   “7·23”事故调查组预计在9月间正式披露详细调查结果，但财新《新世纪》记者从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处获悉了事故发生的过程。   软件设计的逻辑错误，偏离了故障导向安全原则，使信号彻底失灵。   7月23日19时44分，上海甬台温调度台的调度接温州南站报告：车站联锁显示下行三接近红光带，车站调度集中系统（CTC）界面无显示。   在铁路控制系统中，以线路钢轨为导体，构成轨道电路，两条轨道被列车的轮对短接，在控制系统中就会显示为红色，从而指示车辆的位置。但在绝缘损坏、雷电等情况下，可能造成无车路段的路轨短接，或者信号设备系统本身有故障，显示异常红光带或“闪红”。出现红光带的原因很多，或为前方路段有车，或为故障所致，调度往往难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调度应该采取保守做法，将其当做前面有车来处理。   所谓“三接近”，则是指还有接近三个闭塞分区的距离。在列车的行车调度上，站与站之间被分成若干段，叫闭塞分区。每个分区的开头结尾都有信号装置，以红绿灯显示。每段分区一次只允许一趟列车通行。温州南站通信车间工作人员称，在永嘉站至温州南站这个路段上，每个闭塞分区的长度为1.4公里。有列车运行的闭塞分区，禁止其他列车进入，所以它后面的灯是一个红灯。紧接着的一个闭塞分区是黄灯，其次是黄绿灯，再后面才能是绿灯。   车站联锁设备反映的是温州南站站内信息，车站值班员可以看到，而上海的调度看不到。上海调度中心只能看到CTC，它的信息来自各个站的车站CTC，而车站CTC分别从车站联锁和列控中心（反映站与站之间的区间信息，包括列车占用信息）获取信息。   当时两者搜集的信息显然不一致——联锁显示的是红光带，而列控中心反映的是正常，虽然它们都从轨道电路获取信息，但从同一个继电器的不同节点获取信息。   联锁显示的信息一直是正确的（显示异常红光带），但CTC主要从列控中心获取闭塞区间的信息，从前述调度信息看，“车站CTC无显示”即意味着联锁和列控中心有一个已经出了问题，但调度当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在于列控中心的信息采集已经不是实时更新。   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上海与温州的值班员看到这点后，19时53分转入非常站控状态，即在非正常情况下改由车站人工办理出发列车和进站列车作业。   直到事故发生之后复盘，才确认列控中心设在温州南站的信息采集板保险丝被雷电击坏，导致信息采集出问题。   问题不止于此。采集板的采集电源坏了，但逻辑电源还在传输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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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5日，济南车辆段动车所的探伤工乔兆红（或为“江”，报告签名为手写体——编者注）在通过探伤器对一辆编号为6209L的高铁列车例行检 查时发现，在这辆中国北车（601299.SH）生产的CRH380BL列车上，超声波探测第11节车厢的车轴时屏幕显示反射波幅度异常，这意味着该处存 在内部缺陷。 正式上路不过半月，高铁列车竟然在关键的动力轴处发现不明裂纹。CFP 后来的探伤报告显示，这是一处裂纹，该缺陷在靠近齿轮处，长7.1毫米、高2.4毫米。报告要求，对该轴进行“换轴”处理。当天，主管领导袁啸阳、轮轴专职尚志红、设备专职赵树兵、质检员宋斌、探伤工长庄宁和探伤工本人均在报告上签字。 车轴是连接列车轮对的关键部件，对列车安全关系重大。轮对是机车与钢轨相接触的部分，由左右两个车轮压装在同一根车轴上组成，其作用是保证机车 车辆在钢轨上的运行和转向，承受来自机车车辆的全部静、动载荷，把它传递给钢轨，并将因线路不平顺产生的载荷传递给机车车辆各零部件。机车的驱动和制动也 通过轮对起作用。 动力轴如果出现2毫米或超过2毫米的材质缺陷，就达到铁道部的报废标准；如不报废，继续使用可能造成车辆断轴、脱轨颠覆。如果高铁动力车厢的动 力轴出问题，列车将会从轨道上飞出去，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CRH380BL由16节车厢组成，其中动力车厢8节，不带动力的拖车8节。 正式上路不过半月，高铁列车竟然在关键的动力轴处发现不明裂纹，这不大可能是机械疲劳导致，如果不是探伤器出问题或者探伤工误操作，就只能是材质问题或者工艺缺陷。 济南动车所7月15日对轮对车轴裂纹所做的探伤报告。刘建锋 摄 据财新《新世纪》调查，CRH380BL的轮对供应商是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智奇），其实际控制人，便是因贿赂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而名声大噪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上海铁路局南翔动车所获悉，在关键部件发现重大缺陷，必须第一时间上报铁道部，根据检测出问题的大小，相关探伤工可获得1000元-1万元的奖励。 不过，此后数日，从铁道部和北车的公开披露信息来看，各方面并没有就此问题展开实质性行动。在更换了车轴之后，这辆列车和其他同样型号、使用同一家供应商供应的轮对的列车，依然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在京沪高铁上继续奔跑。 在此前后，京沪高铁已因接触网问题，以及专门检测轴承温度的传感器报警问题，发生停车、自动限速等多起故障，引起各方对高铁安全的高度质疑。随后的7月23日，两列动车在甬台温铁路上离奇追尾，致至少40死近200伤的惨剧。一时间，对于高铁的恐惧笼罩了中国。 在血的教训面前，决策层终于意识到中国已无法再承受高铁事故的代价。行动终于开始了，不过并不彻底。 8月11日，北车集团公告召回正在京沪高铁运营的54列CRH380BL型动车组，称：“中国北车所属长客股份公司生产的CRH380BL型动 车组连续发生热轴报警误报、自动降弓、牵引丢失等故障，大多因分供方配件不合格所致，在运营现场难以快速排查和有效整改。”召回之举，距京沪高铁正式运行 不到一个半月，距已公布的运行试验阶段的启动日（5月11日）也仅三个月。 在公告中，北车将故障原因主要归结为“传感器误报”，指传感器过于灵敏所致。传感器故障固然也很麻烦，但相比于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动力轴问 题，则显然是小问题。但直至现在，针对这一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北车始终没有对外披露济南车辆段发现动力轴不明缺陷一事。 8月16日，财新《新世纪》记者暗访济南车辆段获悉，针对不明缺陷的调查比对正在秘密进行，探伤器专业公司新联铁及铁科所专家亦从北京调往济南参与调查。北车召回的背后，还有太多在公众视线以外的谜，这正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可怕的裂纹 几份问题报告所提及更换的轮轴都发生在动力车，而且空心轴内缺陷部位，多靠近电机和齿轮的压装部位 裂纹不止一处。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专门负责提供探伤设备的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处获悉，在关涉车辆安全运行的关键部件——空心轴发现不明原因的缺陷已不止一次。早在今年6月，即有类似报告。 目前高速列车普遍使用空心轴，这样可以减轻开车载重，加快速度，但由于动力轴对行车安全关系重大，且内部缺陷很难通过肉眼看到，必须由专业的探 伤设备通过超声波电子检测。根据铁道部要求，CRH2型动车每运行3万公里就要对空心轴探伤，CRH5型动车探伤周期为18万公里。 8月12日下午，北京新联铁公司技术员籍众慧和姜汉超在济南车辆段探伤办公室讨论空心轴问题时称，截至当天，经与厂家和供应商协商会诊确认，经过机器探伤发现超标缺陷的车轴已报废了三根，还有四根做了换轴处理，已被供应商智奇公司拉走。 籍、姜二人透露，不止济南，其它地方的动车所也查出了类似问题。据悉，北车召回的54列动车组，有20列配属上海局运营，12列配属济南局运营，其余车辆配属北京局运营，维修检测主要在这三个局所属的动车所进行，厂家长期派驻技术人员驻站。 财新《新世纪》记者曾分赴位于北京大兴的动车所和上海虹桥动车所调查，但相关工作人员否认发现过类似情况。动车厂家——长春客车、唐山客车归属 的北车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不存在这个问题。车轴供应商，位于山西太原的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杨姓部长坚称“智奇产品没 有质量问题”，召回一事“与智奇无关”。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济南动车所7月以来的探伤报告，至少有两份报告的处理方式是换轴。探伤车间工长解释说，这就是缺陷超标报废的。据业 内人士介绍，动力轴如果出现2毫米或超过2毫米的缺陷，就达到铁道部的报废标准，如不报废，继续使用可能造成车辆断轴、脱轨颠覆。 关涉动车运行基本安全的车轴，为何在机车正式运行一个多月便频频发现问题？ 对此，铁科院探伤专家黎连修在8月13日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称，探伤报告一般都写做裂纹，但考虑到京沪高铁动车运行不久，出现疲劳裂 纹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个裂纹很可能实际上是材质疏松。材质疏松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但材质疏松大小超过标准，会对动车安全造成致命威胁，铁道部定的标准 是2毫米，超过了就必须做废品处理。在他看来，如果确实出现裂纹超标，就是产品出厂质量把关不严。他称，过去也出现过“仪器灵敏度定得高，把合格产品也报 废了的情况”，因为“探伤工怕漏报，宁可说大也不说小”，至于换走的产品有没有再换到其他列车上，则很难讲。 空心轴材质疏松问题以前也探出过。2009年3月，郑州车辆段动车所探伤员王晶曾在检查CHR5039动车组第7节车厢时，发现屏幕上出现异常红点，后确认是一处直径为2毫米的材质疏松缺陷。 不过，财新《新世纪》记者发现，几份问题报告所提及更换的轮轴都发生在动力车，而且空心轴内缺陷部位，多靠近电机和齿轮的压装部位。据业内人士 介绍，在高铁机车中，动力车厢的动车轴在跑动中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而电机和齿轮一直在高速运转，其压装部位更容易发生机械疲劳。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内部了解，智奇公司在不明裂纹报告后质疑探伤结果不准确，称因新联铁提供的探伤器是德国生产的，而智奇的产品源自意大利 路奇霓公司的技术，出厂检测时也使用的是意大利设备，并没有发现问题，有可能是德国产的探伤设备过敏造成的误判。消息人士称，8月15日，智奇公司总经理 杨怀文和总工程师已带着意大利产的探伤设备赶赴北京的动车所复查车轴，并于次日赴济南动车所，对新探出问题的车轴做复查比较。铁科院探伤专家黎连修也将参 与检测比对。 北京铁路局北京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陈虹，曾从事过探伤设备的研究。她表示，探伤器通过超声波对机器进行检测，反应非常灵敏，有严格的技术标准，轻易不会出现误判，也不会将表面划痕当做裂痕。 8月15日，智奇人事行政部部长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仍坚称“这个（裂纹或缺陷超标）问题不存在”，并强调如果已有定论，铁道部应该会有书面报告。对于公司总经理和总工飞赴北京和济南参加空心轴裂纹争议的检测比对一事，他均表示“不知情”。 不过，17日准备在济南动车所进行的探伤比对未能如期进行，因为智奇的设备一到济南就坏了。新联铁人士和专家18日晚间同车返京。黎连修在电话 采访时表示，不用比较已知济南动车所在使用新联铁设备时把灵敏度调高了，智奇产品并无问题，一根都不用换。一旁的新联铁人士颇为不服，脱口而出：“（没问 题）你信吗？”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三根动力轴超标很多，他们将把详细情况单独呈报铁道部，反映建议和看法。 智奇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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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15日   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   文/谢国忠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阴影终于在上周横扫金融市场，各地股市一片抛售景象，两周内就卷走了6万亿美元。抛售反映出市场对于正常周期性复苏的预期是错误的。   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不正常。危机暴露了此前被巨大泡沫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却没有着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试图用刺激政策复苏经济。这样只能在短期起作用，但是市场却总是会做出相反的假设，所以，不时会出现抛售的情况。这样的迷你经济周期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   在这次迷你周期中，全球各股票市场可能已经探底了。但是，前景并不光明。未来一个月市场将会继续起伏震荡。   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乱世，而这很可能会持续十年。   二次探底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证据已经出现两个月了。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过去一个半月内大幅下滑。对很多散货承运商来说，目前的水平无利可图。远东到北美的集装箱货运运费在夏季高峰期也非常低。全球贸易很有可能在过去两个月一直收缩。由于库存因素，生产指数滞后于贸易指数。在过去四周中，全球生产指数都指向收缩。   2008年以后，有三个因素导致经济复苏被夸大。首先是政府过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随之而产生的需求上升是从未来需求借来的。其次是危机时期信贷紧缩导致去股票化，之后的再股票化夸大了经济复苏。这两个因素都已经寿终正寝。正常化的全球经济发展比金融市场所预期的要慢很多。   还有另外三个因素，导致二次探底更加可能。   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下滑。美国政府之前的救市努力使得业主抱着已经降到负值的房产不放。现在希望消失了。他们正在放弃自己的房产，将其交换给抵押银行。由此导致的库存增加导致市场再次走低。   其二，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随着危机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危机已经不仅仅影响边缘经济体了。随着大型经济体受到压力，整个欧洲有可能会再次经历经济衰退。   其三，中国紧缩政策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占名义GDP增长的87%。这表明自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投资。随着坏账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开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难以为继   西方福利社会难以为继。但没有政府敢告诉选民真相。他们试图发更多的债券蒙混过关，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解决问题。不愿或无法面对问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永久性危机。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一致认为政府应该让公民共享经济繁荣。由此而来的福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每个公民都能够有尊严生活。社会空前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寿命不断上升，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福利社会成本过高。没有必要放弃福利社会，但必须缩减规模。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一定要更晚退休，这样才能够让福利体系、医疗服务维持下去。目前，西方各国政府还没有将这种信息传达给民众。   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仍然依赖出口寻求发展。它们都循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前进。在发展中国家总体规模比发达世界小的时候，这种模式可以发挥作用。但目前发展中经济体GDP大于美国名义GDP，并且购买力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再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产品来维持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偏向供给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在1998年那样时境艰难时被称做裙带资本主义，在现在形势大好时被赞誉为亲商业，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就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如建立法治，保护消费者与劳工权利，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等。   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之所以会对现在这样的金融市场动荡做出反应，原因有二。其一，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其动向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和融资成本而影响到实体经济。其二，目前，金融思维占据了世界各地决策者的头脑。其思维方式总是围绕着金融市场转。一旦股市像过去两周一样快速下滑，你就可以打赌决策者会有动作。比如，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他们的债务问题。   不管决策者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政策，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最多只能让股市上升。目前决策者就是以此作为衡量成功的依据。   我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将会承诺更多地削减财政赤字。问题是削减开支最可能出现在未来。比如，美国政府最新一轮削减开支要到2013年才开始。这样的削减计划真能得到实施吗？   乱象纷纭   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紧急会议上，欧洲央行（ECB）承诺将干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市场。其干预方式将会影响干预效果。干预的主要目的必须是让投机者亏损。如果措施缓慢无力，那么将导致投资者恐慌，进而导致抛售。结果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都烂在了ECB手里。这将最终导致欧元崩盘。   为了让干预措施有效，ECB必须要出重拳打击卖空者，迫使他们亏本补仓。要想达到这一效果，惟一的办法就是ECB奋力压制市场，比如，在一天内让利率降低100个基准点或更多。很不幸的是，ECB似乎仍在犹豫不决。这就使得人们怀疑其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日本经济很糟糕但货币很强大。这已经不新鲜了。日本财政部定期干预美元兑日元汇率市场。它从本国市场借来日元，然后在外汇市场销售。这种方式长期来看并没有效果。有效的汇率市场干预措施要求中央银行印发货币购买美元。日本还没有采纳这种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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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9期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25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张艳玲   北京市北郊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有一栋五层的白色大楼。这里曾经学生云集，热闹非常。7月初，大楼忽然满地狼藉，人去楼空。这个偏僻的教学场所，被学生称为中央财经大学（下称中财大）宏福校区。   学生们离去并非因为暑假来临，而是一场并不情愿的集体退学风波。   这个远离中财大北京城区本部的教学区，自2009年启用，学生最多时达到1000余人。他们是中财大经济学院自2008年起，以定向本科、委托培养以及国际本科等名义自行招收的计划外生源。   据2008年入学的学生代表穆同学介绍，其中定向委培性质的招生，最初学校承诺可按四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模式组织教学，学生按要求交纳学费，四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可由中财大颁发相关专业学业证书和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条件者，还可获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的学士学位证书。   但至今年4月底，距离2008级学生原定毕业时间只剩一年，他们却从校方得到不能如期获得毕业文凭的消息。   冲突由此发生。自4月26日起，经济学院金融、会计、法律等各专业的238名计划外学生，相继到教育部、国家信访办、中央纪委申诉，其间还委托律师与校方交涉，举报学校“诈骗”，要求校方发放当年承诺的“定向本科培养毕业证”，或赔偿三年青春损失费、在学校实际发生的费用50万元。   校方和学生先后经历了几轮谈判。在了解学生不同诉求后，校方也相继提出了两套解决方案，但双方迟迟未能达成一致，其间冲突一度升级。   冲突缘起   中财大校方和这些学生的冲突，焦点在于这些学生能否如期获得正规文凭。在学生们看来，正是最初有了校方的承诺，他们才会走上这条路。   金融班的小张，来自考生大省河南，2008年以530分的成绩报考了河南大学的三类本科。但在拿到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久，她收到了中财大的录取通知书。   中财大属于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大学，分数线远高于河南大学的三本。小张的分数并未达到中财大标准，也未报中财大的志愿，居然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是否遇到了骗子？”但是，入学须知上的内容很有说服力。   小张向财新《新世纪》展示了当年的“新生报到须知”。其中，“培养形式及毕业待遇”一栏，白纸黑字地写着“学制：四年；层次：本科”字样。并注明：“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毕业证书（非统招），有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相应专业的学士学位，可报考硕士研究生和其他社会招录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可由我院推荐进入港澳院校或国外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生毕业同时颁发中财本科学业证书（可在学院网上查询）。学院将组织学生参加相关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成绩合格颁发国家相关职业等级证书，并根据定向培养方向推荐就业。”   对于“非统招”，小张的理解就是“跟学校正常考分录取的学生不一样”，只要学校认可，交更高的学费即可入学。她说，当初学校老师解释，他们占用的是学校替用人单位培养学生的指标，因此也叫做“定向委培”。   莫非真的交了好运？半信半疑的小张按照录取通知书上写的网址、录取编号查询后，发现能在中财大经济学院官方网站的录取页面看到自己的名字。   她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都显示被录取了，还能骗人吗？”于是，当年的她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   不过，这种“非统招”机会并非无条件给予。校方承诺的录取条件是：比统招学生高近4000元的学费、3000元的定向实训费、相应的住宿费以及2万元的赞助费。   虽然价格不菲，但为了中财大的名头，小张愿意承受。   其他同学的情况大多类似：高考成绩不理想，经朋友或者中介介绍，以“特殊名额”“多交钱”等方式获得入学机会。大部分同学甚至交了数额不等的中介费。   然而，进入名校的喜悦很快就打了折扣。学生们说，入学时，经济学院的老师告知他们，大一须到位于海淀区最北端的上庄校区就读，大二后才和统招学生一起回本部就读。但次年，这批学生却被安排到更偏僻的宏福校区。   2009年，新的问题出现。该项目仅为继续教育、并非正规本科教育的事实浮出水面。   据中财大新闻发言人魏鹏举介绍，经济学院是年开始安排学生通过自考、网络教育考试等方式取得文凭。由于自考难度较大，转而统一为网络教育。即学校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注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相关专业的网络教育。   会计专业的学生陈莹，当时领到一张“北航网络教育”的注册表，在填写了个人信息后交回给老师，其后的手续均由老师代为办理。   不少2008年入学的学生称，直到此时，他们方知学校只能给予网络教育文凭；且文凭也并非由中财大颁发。他们通过注册学校组织的考试，才能获得注册校的网络教育文凭。   矛盾的种子此时便已埋下。一位穆姓同学回忆，面对学生们的质疑，班主任老师再三保证，“毕业证会如期发放，不会骗人”，但仍有200多名学生在怀疑中相继退学。大部分学生则考虑到坚持下去可以获得正规文凭，选择了“忍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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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9期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25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于达维 崔筝     北京泰丰楼饭庄后厨，每周提供约40公斤废油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图为海粮鸿信的崔师傅从油水分离器中取油。李漠 摄   北京前门西大街，泰丰楼饭庄。海粮鸿信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海粮鸿信）的崔师傅走进厨房，打开灶台边的一个不锈钢铁箱。这个铁箱名叫“油水分离器”，废弃的餐厨油在箱子里静置分层，分离出的油留在上部，污水通过下部管道流入下水管。   这天是2011年7月7日，是海粮鸿信在泰丰楼每周收集一次地沟油的日子。漂着食物残渣的油，已经蓄至大半箱。崔师傅和同事将电泵机的管子插到滤盒里，黄褐色的油随即流入一个白色大桶之中。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夜间行动队，专门收集麦当劳等门店的废油。然后，这些“地沟油”会被送到数十公里外的河北固安，用于制作生物柴油。   近段时间，地沟油变身飞机燃油的消息，引来了中国公众的热切关注。6月29日，荷兰航空一架搭载171名乘客的波音737-800型飞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巴黎。为飞机提供动力的，一半是传统化石燃油，另一半是源于废弃餐厨植物油的生物柴油。荷兰航空由此成为全球首家使用地沟油进行商业飞行的航空公司。   地沟油在国外已经帮助飞机上天，中国消费者却被地沟油回流餐桌的事实深深困扰。“大部分地沟油流入餐桌”、“每年两三百万吨地沟油被食用”之类的论述，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据财新《新世纪》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多年之前就三令五申严控地沟油的流向，规范餐厨垃圾的收运和处置体系，但始终未能堵住地沟油重新流入餐饮业的路径。与此同时，很多经过政府部门招标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陷入了无油可用的尴尬境地。   中国地沟油能否寻找到适当出路，不仅左右相关生物柴油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公众的食品安全。   “地下油田”   地沟油学名为废弃食用油脂。地沟油分为三类，一是狭义的地沟油，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宾馆、酒楼的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而成；二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和提炼后产出的油；三是用于油炸食品的油使用超过一定次数后，不能再使用的老油。   海粮鸿信董事长黎东说，从理论上讲，狭义的地沟油，或者说纯地沟油回不了餐桌，因为其加工成本太高。废弃的老油等地沟油则可以。   地沟油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各种病菌和重金属，再次食用是不安全的。但是，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器）副总经理徐振业说，地沟油不像三聚氰胺，当时吃了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就算是以后患上癌症等疾病，也很难证明与地沟油的关系，非法生产企业因此有恃无恐。   他透露，现在上海餐饮业的发展已经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估计每天至少产出150吨地沟油，“其实上海有个地下油田。”   但是，他估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沟油得到正规处理，其余三分之二的地沟油均重返餐桌。在上海，只有环卫部门具备餐厨地沟油的收运资质，而环卫部门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件事，一批人士看到地沟油收运过程中的利润空间，就挂靠在环卫部门，成为上海地沟油收运的“正规军”。   徐振业说，有的收运企业去饭店收油时，车上有好几个桶，其中一个桶特别干净，专门装厨师长特别保留的品质比较好的油，这些油绝大部分会重返餐桌；颜色比较浅的可以卖给制造饲料油的企业，名义上是饲料油，其实就是给人吃的；只有那些颜色最深、品质最差的油，才会卖给具备地沟油处置资格的上海中器和上海绿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绿铭）。   2011年4月，上海中器向上海市市容局废管处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提交关于公司面临缺料停产亏损、大量地沟油流出上海的紧急报告，并指出地沟油收运价涨幅较快，致使企业巨额亏损。   一个月后，废管处答复称，上海中器完成设备建设和运营的时间延后了三年，这段时间内本市收运的废油脂无法在本市进行处置，本市收运企业因此与外省市废油脂处置企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并签订供油合约，合同履约和终止有一定过渡期。   废管处并未指出上海的地沟油供给了哪些外省市企业，出于运输成本考虑，上海的地沟油只可能运到邻近的江苏和浙江。而江苏、浙江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屈指可数，上海的地沟油到底有多少流向非正规处置企业，仍然是一个谜。   江苏苏州惟一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苏州市洁净废弃植物油回收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还表示，目前公司对苏州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进行一条龙处理，并未采购外地油源。浙江嘉兴东江能源一位负责人也透露，虽然公司收购来自上海的油源，但价格与上海相比没有优势，而且不会与送油方签订长期协议。   目前，上海市共有19家有资质的废弃食用油脂收运企业和79辆废弃食用油脂专用车，均归废管处管辖。财新《新世纪》记者致电其中几家企业，对方均否认将油送到外地，并表示由于出现太多“游击队”，他们自己也难以收到油。负责卢湾、长宁部分区域地沟油回收的上海环洁废油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安龙表示，由于他们收油是不付钱的，许多饭店都把能够加工成假冒食用油的“老油”偷偷卖掉。   截至发稿时，对于财新《新世纪》记者提出的上海地沟油外流问题，上海市市容局未给予正面答复。   地沟油歧路   早在2003年，泰丰楼饭庄和北京一些餐馆就装上了油水分离器。黎东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们希望从源头上解决地沟油排入河道和市政管线污染环境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希望解决地沟油返回餐桌危害健康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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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18日 本页面图片均来自财新网 无可否认，中国是一个精神病大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转型期的社会压力，催生了庞大的精神障碍群体。 按照卫生部的流行病学统计，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高达1亿多人。其中，仅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和躁郁症等重症精神障碍患者就高达1600万。发病时，他们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力和控制力。 以10%的危险概率推算，出现危险性行为的重症精神障碍患者也超过160万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未接受规范的临床治疗，伤人或自伤的惨案常常由此酿就。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不是精神障碍患者，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被精神病”，此类故事在近年来也频频见诸媒体，“精神病乱象”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关于精神病的治疗，药物是否被滥用？电击治疗的危险性有多少？是否强制隔离？等等，这些争议多年来也从未平息。 上述问题，如同多棱镜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病防治的沉重现实，裹挟其中的是医疗机构、患者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三方博弈，以及医学与法律、政治与伦理的冲突较量。 在酝酿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草案）》于今年6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揭开中国精神病从“乱象”走向“法治”的序幕。该草案开篇即表明立法宗旨：“预防精神障碍发生，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规范精神卫生服务，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当然，复杂的精神病问题不是靠一部立法就能立竿见影获得解决，从“乱象”走向“法治”的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是，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之后，从疯癫走向文明的希冀已隐然若现。 ——编者   上篇：谁是精神病人   应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标准？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戴廉 郑道 罗洁琪   福建人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头上套着编织袋，四肢捆着不干胶，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   陈德明没病。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11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此十天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当前草案能够防止“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吗？   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但是，几乎同时，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民意倒向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但请不要忘记，这部法的主要任务，“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到底应该何时、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   “你可以进去了”   “你可以进去了。”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   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1999年12月30日，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   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为了完成体验、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杨回忆说，病症是“抑郁症”。   时隔11年，如今的精神科就诊，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2008年10月，广西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南宁市宾阳县新宾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利培酮”和“氯氮平”等药物。三天过后，黄雪清病危。经转院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黄的病因最后被确诊为“继发病毒性脑膜炎”和癫痫状态。   曾在日本进修精神疾病博士课程的吴娟告诉财新《新世纪》，她日前观摩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初诊步骤，最让她震惊的是，“初诊时间总共就花20多分钟，就是走个形式。”   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   1.先向知情人（家属或单位）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个人史、既往史、药敏史外，还包括生长经历、个性特点、恋爱婚姻情况、是否受过刺激等，约需5—10分钟；   2.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以交谈为主，要花很多时间，约需15分钟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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