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如果我们原 谅平主任的表演，就等于认同这样的官僚文化——把每一次灾难都当作领导们自我表扬的舞台 “平主任被人肉了，”央视主播李小萌以同情的口吻发了一条微博，“有人举牌要其走人，接匿名电话，精神恍惚，不敢回家，妻子哭泣，孩子不能上学。” 这条微博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平主任是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他在接受央视采访介绍洪灾时，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有关“下游群众的安危”的提问，而是连篇累牍地提及各级领导的 “重要指示”，网民们认为他是“官腔浓厚”的“马屁精”，对他进行挖苦嘲讽并人肉搜索。 身为江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官员，在有民众被洪水淹死的情况下，平主任没有直接关心救灾情况，而是官腔十足地为领导表功，引发网民愤怒，证明这个社 会还没有完全被官僚文化腐蚀。我也对他的家人遭到人肉搜索的伤害充满同情，但是并不认为他有多么无辜。 江西防总办公室主任祝水贵为他的下属开脱道：“当时大堤刚刚决口不久，现场很紧张，确实没有下面情况的数据，换了谁也回答不上来。”不知道祝主任是 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懂，网民们愤怒的原因，并不是他答不出来数据，而是他的所答，非但不是民生疾苦，而且只有没完没了的“领导重视”，是一种令人反感的 “把坏事变好事”的宣传模式。 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李小萌在微博中为他的辩解：“我只问自己，我是平主任的话，不那样回答的可能性有多大？”平主任的同事也说，“他讲的这些材 料是当时汇总的一个通稿，这不能代表他个人”，任何一个人在当时都只能那样介绍情况。 换位思考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处境，但是并不能成为混淆是非的理由。一件事情本身的对错，不能因为换个人也会那样做而改变性质。假如真的每个人都会那 样回答，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如此一来，对平主任的抨击，不仅是对他的工作的批评，而且还具有了自我批判的价值——有时我们激烈地谴责某种行为，也的确是在 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这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讲的“平庸的恶”。在所犯错误的程度上，平主任远远不能和汉娜·阿伦特当时的思考对象相提并论，但是官僚文化有其内在的一致 性。所谓平庸的恶，就是以“职务行为”、“换了其他人也会这样”作为理由，为自己在职务中所犯错误乃至罪行进行辩护。汉娜·阿伦特认为，尽管体制应该承担 部分责任，但是平庸的恶也是恶，其错误就在于放弃独立思考，心甘情愿地变成官僚体制的螺丝钉。如果我们原谅平主任的表演，就等于认同这样的官僚文化——把 每一次灾难都当作领导们自我表扬的舞台。 那么平主任是否应该遭受人肉搜索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不应该。网民们应该按照官员们要求的，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然而他们知道，在很多时候， 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的问题都如泥牛入海。就这个事情而言，平主任的上司已经表态，他的工作不会受影响。 人肉搜索是一种私力救济。在公法系统相对完善的社会中，过度的私力救济既不合法也没有必要。当公法不举的时候，私力救济就获得了正当性，而且容易扩 大甚至泛滥。我们应该警惕滥用人肉搜索的危害，但是更应该清楚，在抗议表达受限或无效的情况下，人肉搜索等私力救济难以阻挡。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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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费纳 发自日本东京 东京千代田区神田街是以售卖各类旧书著名的街道，凡是跟文化沾点边儿的，没到这里走一走，似乎底气有点不足。旧书店分类详细科学，每家店经营的范围 都不一样。这条街附近，各大著名高等学府林立。一抬头就会看到私立大学租来打广告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神田街在日本文化人心中的地位，类似于北京的“琉璃 厂”之于中国文化人。 顺着神田车站往（地）神保町方向走，如果仔细地在马路左边扫街，就能看到一家名叫做“芳贺”的旧书店。 自动门打开，似乎就打开了近30年来日本AV的发展史。过去近30年间，这家书店一直以专门出售AV相关书籍闻名。它在神田，一如AV在日本文化中 的存在价值。 源自桃色电影 因为日本AV在全世界的流行，有不少外国人偏激地认为，日本影像文化本身就是淫邪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AV是英语Adult Video的缩写，即成人电影，它是“以唤起男性性兴奋为目的而进行的女性裸体影像买卖行为”（引自日本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性的商品化》），也是社会男 权的某种反映。在日语中“女优”就是普通的“女演员”之意。“优”本身来自中国语汇的“优伶”和“俳优”。由于各种渠道的传播讹误，不少人一听到“女 优”，就会毫不犹豫地往AV方面想。 自从电影在日本诞生以来，日本电影一直十分保守。尤其在全民皆兵的侵华战争期间，绝不允许表达私欲的作品出现。1960年代之后，日本电影中对于性 的表现顺应了西方存在主义发展的思潮，也成为电影开发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 19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电影业界不振，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日活电影公司开始大量拍摄以男性观众为主的“浪漫情色片”，俗称“桃色电影”。 1980年代初期家用录像机普及，人们不用再去电影院，就能以低廉的价格租赁录像带在家中观看桃色片。这种观影方式带来了内容产业的革命：原来日活公司的 桃色片录像带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于是影像界一个新的类型“V－Cinema”（也就是专供租赁店而拍摄的）出现了。1981年5月，AV界天字 第一号作品、日本录像影像公司的《偷窥奥秘》诞生。 随后，成人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小路谷秀树提出“成人录像”这个词，简称AV。这些用录像带拍摄的影片与日活浪漫情色片不同，它们不指望剧场公映，只 供在极个人的观影环境中满足想象。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它更具有私密性。这一使命使AV几乎毫无艺术性可言。 1981年11月，拍摄桃色电影的老巢日活坐不住了，推出了爱染恭子这位女星，其中采用动真格的“本番”拍法，反响如潮。1984年末到1985年 初，小路谷秀树起用许多外表清纯的女优拍摄《本番小姐》系列，树立了“比起是否本番来更重要的是女优的清纯感”，掀起了第一次美少女浪潮，也由此诞生了所 谓AV女优这个专门用词。早期AV多数可以“拟似”出演，也就是可以虚拟动作。但近年来，基本都是“本番”出演。也有许多人气AV女优出名后可以不再进行 “本番”出演，而可根据尺度改为“拟似”出演。相应的，过气的女优则常常“降格本番”。名噪一时的AV女优饭岛爱一般演出都是“拟似”，所以才写下《柏拉 图式性爱》这样一本自传。 AV店遍布东京街头，近年来，租赁的人远远大于购买者，店家也采取了许多保护个人隐私的办法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女优收入没那么高 一般而言，AV从制作到流通的过程是：片商下单→制作公司承接制作→送审→洗印拷贝包装→批发商批发→音像店→消费者。 最简单的拍摄单位是一部机器，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两个演员。有时候为了压缩成本，甚至导演要兼摄影和男主演。因此一部作品的拍摄时间最短大概只 需1－3天，制作费用约合几万人民币至几十万人民币不等，其中大部分要支付给AV女优。如果女优隶属于某经纪公司，那么所得至少五成、多则七成要上交公 司。有些“条件”不错的女孩第一次出演，最高能拿到5万余人民币的报酬。最低廉的女优，据说一天的薪水只有约1000元人民币 （在麦当劳等打工时薪65人民币）。 1980年代中期，大型出租连锁公司TSUTAYA开张，各种规模的出租店也遍地开花，专门开辟出成人电影专区。直至今日，全国共有近6000家租 赁店，有近3000家音像店进行售卖活动。有一些租赁店会将成人影像区与普通影像区以布帘相隔，以保护租赁者的隐私，尽量不引起青少年的注意，并 避免引起一些人士的反感（绝不像网上传闻的要在AV商品架上亮一盏红灯）。 人们消费AV的另一渠道是购买。日本正版AV十分昂贵。最大规模的 AV公司作品售价在一张DVD150－450元人民币之间。这一售价相对普通日本人的收入而言不低，因此，选择租赁的消费者更多。 1985年－1995年间，由于广大的市场需求和泡沫经济带来的利好，AV业界基本是“人傻钱多速来”的状态。其后曾因为无序竞争而衰退。随着互联 网和手机通讯的发达，通过网络和iPhone等手段下载，已经成为AV业界新的营销模式。 根据调查，多数AV女优入行前、尤其幼年时期都有遭受言语虐待、身体虐待甚至性侵犯的经历。这使她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多重人格性障碍（MPD）。早 期，不少AV女优入行原因是家中借债，或是被迫沦落，或是不顾一切想要迅速挣钱。但近年来，AV成为一些女性出名之路，其中不乏一些国立大学毕业生。比如 赫赫有名的混血AV女优小泽玛利亚，“自身条件”非常优秀，做过英语教师等职业，但最后选择了这行，一为出名，二为发财。由于AV女优的职业生命很短，一 般只有2－3年，所以她们都要尽快争取洗白或出名的机会。近年来不断有AV女优谋求亚洲各地的发展机会，她们涉足台湾、韩国、印尼等地参与产品发布会等商 业活动。小泽玛利亚出演台湾导演柯孟融的电影《绝命派对》，苍井空也在泰国出演青春电影。但这种转变为艺人的机会可谓凤毛麟角。 审查很严格 与外界的误传有所不同的是，日本AV并非百无禁忌。 一开始，日本录像伦理协会禁止连续三分钟以上的性描写。因此最早许多AV是通过大型家电卖场作为家电附赠品流传到普通消费者手中。后来，AV作品的 消费渠道发展为录像带租赁、网购、收费网站、商业电视台的收费频道、快捷酒店或情人酒店的收费频道等立体化的方式。同时，由于日本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十分严 密，日本人也比较自觉遵守，基本不存在私自刻录传播的情况。 与美国、荷兰、法国不同，在日本，即使是面向成人的AV片，也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根据日本刑法第175条对于“猥亵物颁布罪”的规定，出于维护公 众健全的性秩序的目的，不能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直接表现隐私部分。因此所有AV出版物，必须打上马赛克（俗称“有码”）。1976年，日本电影巨匠大岛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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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报业网（链接请点击这里） “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是中国网友近来给日本女优苍井空的“荣誉称号”，她被中国影迷称作“苍井空老师”。4月起，推特让苍井空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跨越空间的对话，玉树地震期间，苍井空还在网上组织了义卖募捐活动。 　　6月17日，苍井空出现在上海国家体操中心，为一款网络游戏代言。 　　6月14日，东京迎来了阴雨绵绵的梅雨季节。雨伞根本挡不住斜斜密密的细雨，南方周末记者带着摄影师找到了位于涩谷的Prime Agency经纪公司，小坐十分钟，苍井空来了。 　　5月初，苍井空为中国玉树地震义卖募捐的消息传出后，南方周末记者就设法与其经纪公司取得联系，经过几番交流，终于达成了专访的意向。 　　在日本众多AV女优中，苍井空是较有名气的一位，但绝不是最有名的。她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普通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从小就因长相清纯颇受众人喜爱，却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少女，相反，她总给人温顺的感觉。高中毕业后，苍井空进入大专学习保育员专业，2003年考取保育员国家资格。其后不久，刚满18岁的苍井空在涩谷街头被星探发现，权衡再三后进入AV界发展。她身高仅155cm，但以外形赢得了众多影迷。 　　一眼看上去，苍井空是极其“普通”的漂亮女孩子，淡淡的妆容，甜美的微笑，甚至连最基本的假睫毛都没有粘，采访中她常常为一点点小趣事就爽朗大笑。相对容貌，她的声音有一点点莽，又不失妩媚。她回答问题时特别仔细地使用敬语，用词十分干净。“今天，是我出道8周年的日子，我自己都忘了，早晨打开博客，有网友留言，祝贺我，我才想起来。”采访临近结束时，苍井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苍井空正在努力学中文、韩语和英语，因为她觉得翻译软件经常词不达意，而她自称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她跑到伞架上帮记者找伞，送记者到电梯口，电梯门即将关上的瞬间，苍井空90度鞠躬道别。 自认为性格阳光的苍井空在上海机场“遇到”了许多她的中国影迷，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 （Prime Agency/CFP/图） 推特把她推向中国 　　南方周末：你的推特都是你自己写的么，还是别人代笔？ 　　苍井空：都是我自己写的，包括从前的博客也都是自己写，不愿意别人帮我写。 　　南方周末：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来自中国的留言？为何想到和他们互动？ 　　苍井空：4月初，我用推特才不久，关注人数到了2000，我就写下什么时候能够上一万的想法。后来看到有中国网友留言说，一万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嘛，应该以十万为目标。看到那么多跟帖，我挺吃惊。我用推特这件事也没有在日本做什么宣传，还想着到一定时候再向大家宣告，结果就先在中国网友面前曝光了。他们有些写的是中文，所以我看不太懂，有些用英文写的，有些用不大通顺的日语写的，估计是翻译软件翻译的，我也全都看了。 　　南方周末：后来你在博客上贴了一篇中文文章？ 　　苍井空：对，我觉得实在应该写点什么的时候，就写了一篇，然后让朋友翻译成中文。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得知玉树地震的？怎么想到给玉树捐款的？ 　　苍井空：那阵子电视上天天都在放玉树地震的消息，正好很多中国网友到我的推特来，感觉和他们特别近，就想着号召捐款吧。 　　南方周末：最后募集到多少钱？通过什么渠道给到中国？以什么名义捐出去的？ 　　苍井空：10万多日元，以“苍井空”的名义捐到了日本红十字会，然后再转到中国红十字会。 　　南方周末：以前你知道玉树吗？对中国又有哪些了解？ 　　苍井空：完全不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不太了解中国，印象中觉得中国面积很大，人口很多，都是在课本上学的一些外围知识。我去年秋天曾经去过一次上海，中国给我的印象就是中餐，川菜、大闸蟹啦，日本的中餐为了适应日本人的口味，可能不太正宗，但还是很好吃。我特别喜欢中餐，特别想吃正宗的中餐。 　　南方周末：后来，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国内媒体的关注，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苍井空：报道很多，也有英语的报道，还有一些不知道什么语种的报道，看着写了“苍井空”三个字，估计就是写我这件事了……倒也没有什么影响，生活还是在继续，只是我的跟帖变多了而已。 　　南方周末：中国很少有人通过正版看你的电影，你为什么还会和中国网友互动？ 　　苍井空：就算在日本，我也不是为了让更多人来看我的东西才跟别人交流，有粉丝说喜欢我，我就愿意跟大家交流。至于到底是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看我的作品，我都无所谓。 　　南方周末：6月16日到中国代言游戏，是什么时候决定下来的？         苍井空：本来已经在谈，后来推特这件事起到了推进作用。 自认为性格阳光的苍井空在上海机场“遇到”了许多她的中国影迷，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 （Prime Agency/CFP/图）  苍井空＝蓝色的天空 　　南方周末：你原名叫做“jun”，那么汉字是写成“纯”，还是“顺”，还是别的字？ 　　苍井空：这个……保密。 　　南方周末：苍井空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苍井空：本来就特别喜欢蓝色，就想着用“蓝色的某某”之类三个字的名字。然后有天和我经纪人出去，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觉得天特别蓝，经纪人说：“蓝色的……天空”，“蓝色的”和“苍井”一个发音，日本也有不少人姓苍井的，名字叫做“空”的女孩也不少，嗯，就这么定下来了。 　　南方周末：进这行的时候18岁？当时情形是怎么样？ 　　苍井空：是。就在涩谷，被经纪人发现，递给我一张宣传单，然后让我去当模特，我并没有马上应承下来。 　　南方周末：当时因为男朋友反对，才没有去？ 　　苍井空：是的，他并不是反对AV这个事儿，而是反对自己女朋友去进入AV业。后来和他分了手，我还是很想去，于是给经纪人打了电话。 　　南方周末：你在自传书中说你本来是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子，那为什么想要走这条路？ 　　苍井空：本来我就很有兴趣。不是说对性或者对当AV女优有兴趣，而是很想当一个“面儿”上的人。我倒没想过到底是通过AV还是女演员的方式，我觉得都无所谓。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发现身边的确有不少人是因为借债或者父母的问题干上这行的。可我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我的确不像其他AV女优那样有阴影。 　　南方周末：当时你已经考下了保育员资格证，为什么放弃了？ 　　苍井空：虽然喜欢小孩，但不合适我。那是个女人世界，我实在没有自信干下去，也没有前途。再说也不是考上了资格就得干这个。 　　南方周末：父母是如何得知你拍AV的事？还记得父亲当时的态度么？母亲为什么会说“不赞成，但支持”的话？ 　　苍井空：朋友到我家去说给了我母亲。不过结果非常好。实际上我从没跟父亲好好提过这个事儿，都是通过母亲转达。女性之间总是容易沟通一些，所以妈妈也比较支持我。 　　人生关键词：持续力 　　南方周末：第一次拍AV时，你很紧张吗？顺利吗？ 　　苍井空：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一点不紧张，反倒会觉得要是紧张的话，就败了。倒是非常顺利。 　　南方周末：会和导演沟通调动机位、灯光之类的吗？ 　　苍井空：我们经常沟通演技之类的问题。他们是专业的导演和摄影，所以关于这些专业的问题，我不说话。 　　南方周末：这份事业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觉得自豪的事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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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这个标签？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一味以竞争标准去评价一个人的价值，“猫逮耗子，我们只是追求比别人逮得多逮得快，却忘记了为什么要逮耗子。” “以我现在的价值观，让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绝不会成为状元，”莫思多，这个被高考体制鉴定为最优秀的人说，“这一切其实没什么意义。” 莫思多，目前定居瑞士，她曾以创历史纪录的文科最高分665分成为1998年重庆市乃至全国文科状元。数学满分。她的分数之高后来者无人超过。她几乎是高考史上的一个神话。 12年前的6月末，重庆北碚，小女孩莫思多在街头久久踯躅，不愿回家。她的家里，父亲正陪同专程赶来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焦急地等候。 令父亲惊讶的是，女儿竟然不愿意接受采访。看着姗姗回家的女儿，脸上挂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有些生气。 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一幕，这个别人眼里的“最成功者”，一直拒绝被放入这套价值评价体系之中，拒绝进入“高考状元”这个外表华美的套子。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编制者称，“调查表明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这份报告传递的“高考状元理应成为职场成功者”的社会情绪让曾经的高考状元刘进很不舒服，“高考状元其实也是平常人；我们只是抓住了一次机遇，社会没有权力把‘优秀’的紧箍咒套在我身上。”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仇智心理。 在莫思多看来，那个结论本身的假设就错了，“高考状元为什么就一定要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莫思多觉得，调查报告用一个排名来评判成功与 否，其逻辑其实和高考无异。拿这样一个小概率的身份因素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杰出，“没有意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也许他根本不喜欢这个考试， 也许他适应的那个考试跟这个考试的规则已经不一样了。” 并不是所有的高考状元都能轻易摆脱社会强制赋予的那个“优秀”的紧箍咒。 刘进曾为一个高考状元难过——1979年湖北状元蒋国兵2008年在多伦多自杀。刘进曾开车路过蒋自杀的那座桥，泪水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在他看来，蒋或许就是因为戴上了社会强制赋予的“必须要优秀”的紧箍咒而不快乐，最终因为不快乐而离开。 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究竟是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状元这个标签？一个状元如何才能挣脱社会塑造的这个套子？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套里乾坤 1998年9月，顶着“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光环，莫思多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高考状元专项奖学金，每年4000元。 莫思多班上有好几名高考状元。中学时都被逼着去竞争，争到了状元；到了大学，各自的价值重心发生转移。有人致力于出国；有的更多发展个人兴趣。也有人迷失，好几门功课不及格，面临退学。 她受邀参加高考状元聚会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团体，虽然都带着“高考状元”的标签，但每一个人却如此不同。 莫思多刻意抹淡高考状元这个身份，有人和她相似，还有些人热衷提起它，有的人则很善于利用这个身份的光环去谋利。 比如她的几个北大政治系的师兄毕业后创办了一家“象牙塔公司”，其中一项业务就是利用暑期让高考状元巡回演讲。演讲的报酬是1000元/人次。莫思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不想去扮演那个宣扬分数竞争的人。 张宇则签下了合同。之后，他跟随这个北大学生组织的“高考状元报告团”连去了太原、成都、大庆、长沙四个城市。众星捧月的感觉让张宇印象深刻，“挺满足虚荣心的”。 令湖南长沙市状元李佳不齿的是，班里一名高考状元明明家庭条件很好，却把自己的出身包装成卖包子的贫苦人家，以此换取各种活动和演讲，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 2000年，北大第一次出现了状元墙。从这一年起，在著名的三角地，北大每年录取的高考状元的照片都贴满橱窗，供全校师生“瞻仰”。 对高考状元的物质奖励也水涨船高。从地方政府、中学学校到商家企业也都以各种名义给予重奖。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一个月就获得各方奖励68万；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学董伟夺得理科状元，当地政府重奖学校100万，加上 清华为争夺董伟付出的奖学金和学费全免，以及有地产商给予的数万元奖励，围绕董伟产生的经济效应高达110多万元。相形之下，仅一分之差，成都市理科状元 却只拿到几万元奖励。 谁打造了华美的套子？ 2002年，莫思多大学毕业。这一年，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打着“高考状元”名号的书籍，比如《高考状元牢骚书》、《高考状元阅读书系》、《高考状元演讲录》等，作为一个成功者的符号，高考状元热方兴未艾。 此时，整个社会对于分数冠军——高考状元的崇拜进一步强化。资源的倾向性分配也在高校间产生了严重的“等级分化”，高校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引发了激烈竞争。 其中一个表现，便是高校对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的争夺。能否招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成为衡量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上海、广州等地高校纷纷提出“5万元招收状元生”计划，却大都成了一厢情愿。 据中国校友会网统计，1998年～2004年，北大清华录取的状元比例高达93％。 2006年，清华对高考状元的新生奖励还只有5000元，很快涨到了2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万，2009年清华爆出最高奖学金 可达8万。北大也不示弱，2008年将奖学金从2万提到5万元，而据媒体披露，2009年，高考状元报考北大实际所获的奖学金可达10万。 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招生手段上，两校也各施神通。 2007年，清华大学成功说服原本已定北大的重庆市文科状元黄文帝倒戈，却因为在重庆根本没有招生计划差点害这位高考状元无学可读。 一位北大的招生老师对此感慨：“军备竞赛一旦开始，谁也停不下来。”而一位清华的招生老师则称，只要媒体还在报道状元，这个“面子”就无法不争。 2008年，一位被中科大录取的考生父母从吉林飞到合肥，跪在中科大招办门口，原因是孩子的分数原本可以上清华却上了科大，让他们在整个县城都抬不起头来，成了奇耻大辱。 在中科大的记录里，最后一次录到高考状元，是2004年。 无力染指高考状元的高校转而争夺高分考生。所招学生的“分数”成为了衡量一个高校、一个专业是否优秀的“风向标”。 社会对北大清华的推崇也传递到中学教育。在许多地区，北大清华的考取人数与教育部门的政绩直接挂钩，山东女生慈颜谊考中当年的山东省文科状元后，目睹她所在学校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副局长，班主任也升任教导处副主任，学校开始光芒夺目。 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各所中学高考状元的宣传不遗余力。2009年，在浙江，两所学校为了证明高考状元出自本校而“大打出手”。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却始终只落得一纸空文。2007年，重庆市曾试图将“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写进《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 例》，最终因为争议较大，“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取消；2009年，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却引出了一堆“疑似状元”；2010年6 月，海南、广东、江西、江苏等省市的教育部门又先后发布规定，禁止宣传炒作高考状元，效果并不乐观。 走出心魔 王广宇说自己彻底从高考状元的心理光环中走出来，用了15年。1991年，他以黑龙江绥化地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但状元的光环反而让他陷入了心魔。 在当年的同学眼里，大学时的王广宇孤僻寡言。每天早出晚归，只在教室和寝室的两点一线间穿梭。那时王广宇把学习本身当作“精神寄托”，“实际是扭曲的心理”。 2003年李佳进入北大经济学院，在这个状元扎堆的学院，一个“状元”女生不管冬天夏天，总是一件大棉袄一条长围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也不想跟外界接触。 刘进当年进入科大后，也曾遭遇类似的心理困境。他所在的少年班八十多人，大都是奥赛优胜者，“状元”刘进“突然发现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是第一了”，陷入恐惧。 而王广宇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则是源于一堂课。当时，他被老师叫上去答题，答完后，下面同学都说他答错了。老师很诧异，明明做对了，你们怎么说他做错了？同学全都不语。这个细节暴露出他的人际关系有多“紧张”。 大学最后一年，他拿自己做了一个“实验”：试着减少学习时间，和同学更多交往。他每天跟同学一起踢球，在寝室和澡堂里与同学吹牛；结果发现，成绩平均只下降了五分，却找回了久违的存在感。 更深的领悟则发生在工作后。有次在西藏大学给学生上课时，他重提当年给他启示的那堂课，他跟学生感慨，学校里，至少还有老师为你主持公道；进入社会后，社会评价没有标准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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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点这里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出了一本关于“舆论引导艺术”的书，认为领导干部应该从媒体的上级变成被监督者。 你管住了本地媒体，管不住中央和外地媒体，管住了境内媒体，管不住西方媒体，管住了传统媒体，管不住网络媒体，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很被动。 老是反对低俗，什么叫低俗，什么尺寸？要拿出判断依据，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把通俗说成低俗，重一下，轻一下，这样的行政成本很高。你看国外的三级片，标准就很具体，“一具体就深入”。 有时候光靠行政命令，一时管用，但长远效果不一定多好。不能简单说不许报，或者发个新闻通稿。你看石首事件，才发两三篇，那边网上发了几百篇，老百姓当然跟着它走了。 当过15年记者、连任两届中国记协副主席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局长任贤良，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的书。 书中列举了SARS、孙志刚案、周老虎事件、石首骚乱、邓玉娇案等近年来国内的热点新闻，一一解析官员应对舆论的得失。 任贤良说，领导干部应该完成角色转换，从媒体的上级变成被监督者。这位原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像是写教材一样，向他的领导干部读者们介绍什么是新闻， 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舆论监督。他还特意强调，对都市类报刊和网络不应看作杂音；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记者，往往是为数不多的优秀记者。 事情发生了，你能堵得住吗？ 你啥事还没做，就夸夸其谈，有突发事件发生，你还说什么低调，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你的读者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宣传部门官员，一类是其他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 任贤良：主要是给一线的党政领导看的，关键是他们真正意识到正确面对媒体的重要性。宣传部主要是操作层面，操作是一方面，但关键在于决策。 南方周末：我感觉你苦口婆心，甚至要告诉干部，中国的记者和外国记者不一样，是很和善的，帮你忙的。 任贤良：笔在记者手里，一些干部有抵触心态，心里害怕。要让大家理解媒体，新闻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发生，也就不会有新闻，除非你捏造。 南方周末：你举了吕日周的例子，说明主要领导对舆论监督支持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一个地方的舆论环境松紧，与主要领导往往有关系。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任贤良：现在，某个事情发生了，你能堵得住吗？一个执政党和它的领导干部，非要逆势而动，压制批评和监督，将来你会更被动，要被抛弃。 南方周末：所谓的低调，多做少说，甚至不说，在你看来，都不一定是优点。 任贤良：高调或者低调，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你啥事还没做，就夸夸其谈，有突发事件发生，你还说什么低调，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有些干部喜欢把“不争论”挂口头。 任贤良：如果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大家埋头苦干，倒是对的。但明明有大是大非，涉及原则性的问题，百姓根本利益的问题，不去跟人说清楚讲明白，那就不行。 南方周末：你提出干部要学会跟记者交朋友。有些案例中，如果干部态度好点的话，也许报道会客气一些。 任贤良：干部和记者相互之间可以沟通信息了解情况。记者可以通过他们掌握更深入的信息，但该报道的还是要报道，而不是被封口或者被利用。 南方周末：但有地方要求被监督者审稿才能见报，你似乎也没有明确反对。 任贤良：审稿可以核实一些信息，防止出现错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失实报道往往对干部的打击很大。你看娱乐报道，那些明星都害怕得不得了。 南方周末：但批评报道中，失实的应该还是少数吧？ 任贤良：我现在从事管理，有体会。你看山西都出现了记者村，社会闲杂人员打着监督的旗号，敲诈勒索。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肯定了跨区域监督的意义，特别是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方面。 任贤良：从媒体来讲，哪儿有新闻，当然就去。“以邻为壑”，人家当然有意见。我觉得要去改进当地媒体的生态，该发布的发布，该监督的监督。 慎用行政手段 应该说我是替媒体在说话，包括希望我们的官员要多疏少堵，要理解媒体。 南方周末：你认为并非 “有闻必录”，有些信息“大众不应该知道，也不想知道”，是指什么？ 任贤良：有些是没有价值的，不涉及公众利益，就没有必要报道；而有些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宗教等敏感问题，比如当年的核弹试验，当时确需高度保密。我认为，凡是与民众利益有关的，就应该向社会公布。 南方周末：但有些信息就不那么好界定，比如对低俗的理解可能就不同。最近热播的征婚类节目，你怎么看？ 任贤良：确实难以界定，但有些东西已经偏离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宣扬拜金主义。在西方，在公共频道上非常干净，你乐意看黄色暴力的东西，就去看收费频道。 南方周末：但我们没分类，结果大家都被当作儿童。 任贤良：有些问题，政府部门该管的还是得管。但也不是事无巨细，每件事情政府都要去拦着。 比如分级问题，政府部门的责任就是制定标准。老是反对低俗，什么叫低俗，什么尺寸？要拿出判断依据，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把通俗说成低俗，重一下，轻一下，这样的行政成本很高。你看国外的三级片，标准就很具体，“一具体就深入”。 南方周末：你在宣传部也分管新闻，怎么评价自己对媒体的态度？ 任贤良：我希望官员要多疏少堵，要理解媒体，提倡公开透明。当然我也指出了媒体做得不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谁来监督媒体的问题。 有时候光靠行政命令，一时管用，但长远效果不一定多好。不能简单说不许报，或者发个新闻通稿。你看石首事件，才发两三篇，那边网上发了几百篇，老百姓当然跟着它走了。 南方周末：作为曾经的媒体人，你也认同舆论监督难，作为管理者，你怎么去支持舆论监督？ 任贤良：中国已经进入问题多发期。过去都是党报党刊，完全听你的。改革开放后，问题多了，媒体形态也多了，许多干部无所适从。要么就 拖、拦、堵，不准报；要么话说得很不好，曝光后形象极差。而且，你管住了本地媒体，管不住中央和外地媒体，管住了境内媒体，管不住西方媒体，管住了传统媒 体，管不住网络媒体，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很被动。 南方周末：你书中好像有替官员说话的味道，比如周老虎事件，你觉得他们也有主观向好的一面。 任贤良：各地都有引资热，地方官员想借此提高知名度，希望国家重视，不排除他们有这种善良的动机。我不太相信他们会联合农民故意造假，干部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也不是专家，一开始缺乏判断力，也没有别的可以炒作的，但后来大家广泛质疑，你再坚持，就另当别论。 我也当过记者，了解媒体的属性，进入机关后，了解操作者的难处。现在是矛盾突发期，官员拍板总难免会有偏差和不足。应该更多给予善意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光看着他往沟里掉。有的媒体还设置议题，让他往沟里走。 “宣则成隐则败” 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应该防止和避免集中力量办坏事，比如大跃进。 南方周末：现在对于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的宣传管理，似乎已摸索出一套模式。 任贤良：现在信息传播很快，对传媒的那套旧的管理办法不适应了。我们必须在24小时的黄金时间内，抢到舆论制高点，否则就会陷入被动。 在“3·14”事件时，连中央媒体都慢了，当时就很被动。而“5·12”地震第一时间全面开放，赢得一片掌声。这是一个分界线，之后中央总结提出新的20字方针，即“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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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点这里 孟非 江苏卫视主持人， 主持过《零距离》、《绝对唱响》、《名师高徒》、《非诚勿扰》。2010年，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第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第16届上海电视节，登上“主持人30年年度风云人物”榜。 和特约嘉宾乐嘉一样，现在回头看，孟非也觉得第七期节目中的“刘云超骂马诺”，是《非诚勿扰》的转折点。 “这是我们第一次对拜金题材进行讨论，刘代表了正面的形象，只是表现的形式比较张扬，他没有太多自己的内涵，只是看不惯。这期节目是一个转折。它解决了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有些女嘉宾认为这个节目是一个出名的捷径。”孟非说。 “被传奇” 在那之后，《非诚勿扰》开始逐渐变得不像一档普通的相亲节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富士康上周派来了50人到现场看节目，不穿统一的T恤，没 有宣传要求，就是简单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发生事件之后就来找我们。说是想做出一些改变，给员工多提供一些缓解压力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到现场看我们 的节目。” 孟非本人也因为《非诚勿扰》的火爆而“被传奇”。 现在，孟非的手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监狱的囚犯写来的信，他们在信中向孟非诉说自己的情感、生活和困扰，他们说，犯人们看这个节目能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7岁到100岁，都来关注这个节目，那它还是一档简单的相亲节目吗？”有一个事例可以佐证《非诚勿扰》的影响力。有一天，孟非碰到一对夫妇陪着一个老太太在散步，当时，“儿子儿媳说了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老太太说，要是不来看这个节目，死不瞑目。” 还有更玄的。孟非有一次和南京江宁区东山派出所的指导员吃饭，“他说这几个月统计，播《非诚勿扰》的晚上，出警率非常低。这个派出所人多地广，我同事说这是他见过的唯一楼里有电梯的派出所。” 记者的亲身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孟非的影响力。在南京的一家汉庭酒店，就有服务员告诉记者，她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主持《零距离》（原名《南京零距离》）的孟非。“你能帮我找到他帮忙吗？” 关于《零距离》，网络上查到的资料解释是：这是江苏卫视城市频道第一个用光头主持人(孟非)的新闻节目，第一个让观众觉得独具匠心的新闻节目，第一个零距离倾听观众需求的新闻节目。它是第一个刷新南京新闻界收视率、第一个挑起南京地区新闻大战的栏目。 这个享有如此赞誉的节目，才是孟非的本职工作，而《非诚勿扰》不过是他周末的额外工作。 《非诚勿扰》里，跨界的孟非，不同于那些制造气氛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更像一个社会观察者在点评。 在《非诚勿扰》特约嘉宾乐嘉看来，孟非骨子里是鄙视那些肤浅的娱乐性的东西的。 “在节目里，说起一个可乐瓶，能激发他对于环保现状的愤怒；有人说喜欢飙车，他会联想到70码；有人说希望生3个孩子，他会联想到计划生育政策。”乐嘉 说，“他做了十年的社会新闻，天天关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这种东西很敏感。” 切开的一个小口 说起对《非诚勿扰》的最初印象，孟非自己的一个最基本判断是：如果他们要做娱乐，肯定不会找自己。他连做娱乐的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 “《零距离》的出现和火爆，未必说明这帮人有多么牛，创造了多么惊天动地的节目，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它就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不是你们这拨人做就是另一拨人做。”孟非说。 对如今《非诚勿扰》的火爆，孟非认为，这同样是契合了一个群体的心理需求，而他只是流水线上最后环节的那个操作工。 很多人拿郭德纲和周立波相比，这一点上孟非赞同韩寒的看法：你永远不要试图去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试图去成为什么的时候，一定适得其反，只有你本来是什么，你才能呈现这些东西。 做嘉宾如此，做主持人也是如此。“我无数次在主持人研讨会说过，任何一个主持人，当你试图表现幽默表现深刻的时候，你一定变得很可笑。” 孟非觉得，周立波关于大蒜和咖啡的比方特别不恰当，郭德纲的嘴那么损，你说自己是咖啡，人家是大蒜，不是把脸伸过去让人打吗？“咱们不评价 人品高低，郭德纲未必比周立波高多少，周立波也未必是坏人，单就舞台呈现来说，一定是郭德纲好些，为什么？周立波他不想扮演人民的周立波，而郭德纲天然就 是人民的郭德纲，为什么啊？郭永远跟大多数草根站在一起。” 《非诚勿扰》究竟契合了什么样的东西？孟非认为，还没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东西要在意义层面上去探究，往往会受到很多东西的束缚。”对于国内的电视节目，在他眼里，其实是最草根的。 “如果非要探究，《非诚勿扰》就是契合了大众的表达欲望这一点。我们不追求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追求真实答案，虽然相亲交友只是个很小的切入点。”孟非说。 在刚刚结束的第16届上海电视节，孟非登上“主持人30年年度风云人物”榜。拿奖时就有批评之声。比如，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在谈到“主持人如何坚守道德底线”时，就将“某相亲节目”与上海本地的《相约星期六》做比，说“他们不像我们是以真实为基础的、服务性的”。 次日，孟非在微博中说：“这个节目不是把婚姻介绍所搬到电视上，以最高效的方式把你们撮合完成就走，我们动机很真诚。” 随着节目的迅速蹿红，质疑也日益增多，孟非对记者说，希望舆论能够给这个节目一个空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节目做好，它将是中国电视的里程碑。” 但他已不愿意再说什么。当记者随后拨打他的手机时已是关机。6月13日，他在微博发帖，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说很“疲惫”。14日，他又说起苏东坡和佛印坐禅的故事，“心中有眼中就有”。此后，这个乐嘉口中“很随遇而安的人”就此在网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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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刘高阳 “集体主义至上，这即是朝鲜足球队的核心精神，也是这个国家所推崇的主体思想，”目前居住韩国的朝鲜国家队前主教练文基南告诉媒体，“这项体育运动对于凝 聚人心再适合不过了。” 在球场上，朝鲜人延续了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贯风格：极度的防卫意识，伴随极度的骄傲与自豪，而后陷入僵局。 守门员李明国连续7次从球网里捡球 （网易/图） 6月21日，平壤时间20时20分，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朝鲜对葡萄牙开赛前10分钟。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都平壤的一套公寓内，李明日和 他的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比赛直播的开始。 李明日一家所等待的堪称朝鲜的历史性一刻——这将是朝鲜民众经历的第一次电视直播。此前，除了天气预报，朝鲜的电视机里从未播出任何未经事先编辑处 理的画面。 这对于李明日自己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弟弟李明国正是朝鲜队的1号门将。李明日期盼在电视里看到弟弟实现出征前的“血誓”：“像保卫祖国大门一样 守住球门”。 这是美联社记者在平壤拍到的一段简短的画面。与此同时，平壤的街道几乎空空荡荡，电车里已经没有乘客，习惯加班开工至深夜的工厂也提前宣布下班，家 里没有电视机的人们在有序的组织下聚集在放映室等公共场合——没有人想错过这意义非凡的时刻。 这一切据信都得益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决定。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日可称超级球迷，68岁的将军在世界杯期间连续熬夜看球。在小负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 队的上佳表现之后，金正日下令朝鲜中央电视台直播朝鲜队的第二场小组赛。 直播按时开始，李明日一家四口坐在铺有红地毯和泡沫垫的地板上，全神贯注于比赛画面，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几乎没有相互交流。朝鲜队表现尚可，在上半 场结束前被葡萄牙队攻入一球之后，一家人在美联社的镜头前轻轻叹气。 中场休息期间直播继续，直播信号来自马来西亚，电视里回放着世界杯历史、最新赛事表，以及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眼花缭乱的广告。李明日显得不太习 惯，在他的祖国，没有市场经济、官方禁止自由贸易与私有产权，所有生活必需品均由国家分配，包括他住的房子。 下半场形势急转而下，看到弟弟从自家球门捡出对方的第四个进球时，李明日从地板上弹了起来。这一悬殊差距出乎李明日的意料，也显然与金正日将军的期 待背道而驰。 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电视机里，几乎所有熟悉足球的观众都会发现奇怪之处：第一，朝鲜队整场放弃赖以自保的防守战术，改与强大的葡萄牙对攻；第二，主 教练布置的对攻阵型却是老一套的541，绝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们的明星球员郑大世一人在前场孤独地奔跑和匆忙地射门。这实在是一种既过时又难以理解的打法。 赛后韩国媒体报道，朝鲜队主教练金正勋承认，采用攻击性打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电视直播的影响。在球场上，朝鲜人延续了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贯风 格：极度的防卫意识，伴随极度的骄傲与自豪，而后陷入僵局。 这场由足球推动的小小的朝鲜社会变革，一开始就受到如此戏剧性的挑战。这一幕如同44年前朝鲜首次打入世界杯，以闯入八强的惊天表现在“资本主义阵 营”里获得承认与尊重，可最终，这颗小球还是没能转动大球，一沉寂，恍然已去44载。 过去44年间，这支历史上的传奇黑马球队经历了什么？在一颗小球撬动下的神秘国度可曾有过变化？ 朝鲜式意志的力量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必胜的信念，也可以看作是朝鲜式的意志的力量。” 当朝葡大战的比分被人为锁定在0∶4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朝鲜球迷有的已开始放声大哭。这也许是朝鲜史上在国内媒体中播出的最失控的新闻。 尽管如此，世界杯开战后，朝鲜民众也卷入了狂热之中。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朝鲜中央电视台此前播放比赛录像的时间为平壤时间21点，几乎所有人 都掐着时间往家赶，平壤松信服装厂一名干部说，工人们一致决定在晚8点前结束生产回家。 21点一过，平壤街头空无一人，只剩下前后两任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与塑像在注视着安静却暗含沸腾的城市。 6月16日，朝鲜对巴西比赛结束4小时后，朝鲜中央通讯社向国内民众报道：“朝鲜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不失信心，……攻入一球”。据韩国媒体描述， 在没有酒吧等娱乐场所的平壤，“仍能感受到每户人家窗户里冲出来的激动与狂喜”。 事实上，这股热潮自2009年6月朝鲜队战平沙特，时隔44年重获世界杯入场券起，就开始以朝鲜式特色席卷全国。 欢迎英雄凯旋的规格、场面与44年前几乎如出一辙——朝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当时的画面显示，上千名平壤市民手持鲜花等候在机场，国足们下飞机 时排成一队，穿过欢迎队伍时高举双手，高呼三声“万岁”。车队进入平壤市区，受到上万群众夹道欢迎。 随后，队员们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万寿台金日成铜像前，向这位已故国家主席献花和汇报战果。那里正是朝鲜参与的所有国际比赛的起点与终点。2006年， 朝鲜女足出征世青赛前，队员们在那里每人撮起一捧泥土放入一个小口袋随身携带。这被认为是朝鲜队夺得女足世青赛冠军的最重要因素。 彼时，朝鲜的电视、报纸均在头版及重要位置登载这一盛事与国足们的英雄事迹。朝鲜足球研究协会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朝足南非世界杯目标是打入决赛。 《民主朝鲜》刊登评论总结出朝鲜足球的四项先进性，分别是：思想战，斗争战，速度战与技术战。 在朝鲜党和政府看来，足球的奇迹适时地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与工作的朝气。朝鲜队的世界杯征程由此被赋予了别样意义。 世界杯临近，朝鲜国内媒体开始连续刊载世界杯专题，绝大多数体育新闻都与国家及国家最高领袖密不可分——经国家领导人特批，国家队员火线入党；出征 南非前，队员纷纷写下血书以表决心；国家队主教练金正勋表示，朝鲜队将打入最后的决赛，以胜利给金正日将军和共和国人民带来快乐。 抵达南非后，朝鲜队甚至将酒店退房时间定为7月12日——世界杯决赛的第二天。“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必胜的信念，”一名足球评论人士说，“也可以 看作是朝鲜式的意志的力量。” 姓“集体主义”的足球 “这项体育运动对于凝聚人心再适合不过了。” 世界杯期间，朝鲜《新闻联播》有关国家主席金正日现场视察的报道变少了。韩国媒体称，由于连续熬夜看球，金正日适当减少了对国家事务的直接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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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地址点这里 “透明度报告的基本结论是，政府的透明度整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所谓的第一、第二，充其量不过是矮子里拔高子。” 连课题组都不敢相信的是，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也非常缺乏。 排行榜最终公布后，课题组并没有接到任何地方政府的反馈，“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 “今年很多省不给我们提供信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需要一事一申请’。我们提出113个项目就意味着要分成113个申请。” 6月19日《云南信息报》报道，网友在政府采购网发现昆明多个政府部门“加价”或“大宗”购置办公用品。其中，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 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费近58万元……对于纪委的“出手阔绰”，此网友揶揄：“这是要办 门户网站跟知名网站作战么?” 巧合的是，此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发布了《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意欲通过政府主动公开花钱秘密的程度来评价政府透明度。在公开的省级政府透明度排行榜上，云南居于垫底位置。 此排行榜是上海财大课题组历经一年社会调查而完成的，是继2009年之后第二次推出，每年甫一公示便引发热议。近日，课题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披露和对比了打榜两年后，报告之外看不到的“苦衷”与“发现”。 一年进步了0.16分 “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的编制方法，实际上是上海财经大学的近百名师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信息公开办公室和财政部门索取2007年度的113个本级财政决算信息。得到的信息越多，透明度评分越高。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有提供这些信息的责任和义务。根据“透明度报告”，和一年前相比，中国省级财政的透明度没有实质性 的提高，31个省份的平均得分为21.87分，仅比去年增加了0.16分，相比于满分100分来说，这点进步几可忽略不计。如果直观地描述，113个项目 中，政府选择主动公开的仅有10项，即使是提供信息最全面的福建省，仍然有40项信息无法获得。 和2009年的“透明度报告”相比，今年的报告除了继续公布“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之外，又新增了“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这个排 行榜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个部门机关的2007年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进行了评估，全国的整体评分平均只有3.24分。在341个 受调查部门中，只有5%的部门主动公开其中的部分信息。 课题组牵头人之一、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说，考察政府财政透明度可以有很多视角，比如全面性、具体性、及时性、规范性等。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所考察的只是最低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信息周全地公布出来”。 事实上，去年第一份“透明度报告”推出时，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议论最多的是，“透明度报告”有“粉饰”之嫌。一个排名第一的省份的网民曾经评论说：“我们这个省有那么好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课题组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这种误会的产生和媒体的报道有一定关系。一些媒体的报道是“透明度排行榜公布了，某某省名列前茅”。同样的数据，不同的提法，实际上把意思完全弄拧了。 2010年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上，以满分100分计，得分最高的也不过50分。蒋洪说，透明度报告的基本结论是，政府的透明度整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所谓的第一、第二，充其量不过是“矮子里拔高子”。 “看门人”失明？ 在正式出版的透明度报告中，实际上都没有提及课题组所做的另一项调查。连续两年，他们都向31个省级人大财经委和下属的预算工作委员会发了调查函，按照课题组的设想，作为政府预算的审核单位，这两个机构理应掌握充分的信息。 但反馈的情况却并不理想——去年和今年都只有两个省的人大给了回复，其他省份则石沉大海。这个结果让蒋洪十分失望，他本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人大履行职能，理应得到人大的支持。 而让蒋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这仅有的几份回复显示，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也非常缺乏，和普通公众差不多。蒋洪更愿意相信，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人大不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约束，因此人大没有公布相关信息的义务。 假如事实和这个结果相吻合，将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按照制度设计，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本应扮演财政预算“看门人”的角色，人大财经委对于预算的意见书，直接决定着人大全体会议是否通过这个预算。而现在，“看门人”什么也没有看到。 从1990年代末开始，蒋洪自己担任过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以他自己的经验，人大也许真的无法对预算草案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督。“因为信息披露太有限，无法让代表作出判断，无法让社会公众作出反应。” 蒋洪说，实现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有很多环节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要能得到信息，其次是有足够时间处理这些信息，第三是要有足够的人力和智力 资本以及组织体系处理这些信息，最后还要看处理这些信息的人如何产生、代表谁在说话。“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复杂，‘透明度报告’实际上挑了一个最简单的问 题——其他先不管，先把情况摊出来给大家看。” 新阻力：113个项目要分成113个申请 综观两年来各地政府部门对待透明度报告的态度，蒋洪说，部分地方和部门还是不重视，严重点的说法是“不屑一顾”，更多的地方则是观望和等待，他们既 怕自己在某些方面走得太突出，也怕太落后。至于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刘小兵说他们并没有接到任何地方政府的反馈，“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 2010年的透明度报告显示，去年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省份，今年都往后退了一步，福建省虽然依旧排名第一，但足足退了12分，另一方面，2009年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平均得分率有了上升，从15分升至17分。 在2009年的调查中，“保密”成为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理由。蒋洪由此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出修改保密法和预算法的建议。这个障碍短时间内显然难以排除，而今年，蒋洪和他的团队遇到了新的问题。 “今年很多省不给我们提供信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需要一事一申请’。我们提出113个项目，如果‘一事一申请’，就意味着113个项目就要分成 113个申请。其实，就算我们提出113个申请，他们以同样的道理还可以推，因为每个项目里实际上都包含着好几个甚至十个以上的信息项，还可以要我们‘一 事一申请’，每次申请只给一个数字。” 更重要的是，蒋洪发现很多省份提出的拒绝理由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他推测，各省之间已经有过某种协调沟通，步调高度一致。 表面看起来，这种“协调沟通”显示出透明度报告已经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重视。但是蒋洪说，这个重视的方向和期待的方向并不一致，“我们期待的是，你有多重视就多透明”。 蒋洪假想中推动力之一是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但他更期待的是另一股推动力——领导自上而下的推进。 但现实是，当下最缺乏的恰恰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说，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意识到问题，提出有关的要求和呼吁，通过舆论产生压力，并进而激发第二种推动力、影响领导的决策，显得更加现实。 无论如何，现实遭遇都意味着，随着财政透明度报告年复一年的延续，课题组的调查难度将越来越大。 蒋洪说，关于透明度的努力一定会碰到很多障碍，但与学术研究相比，推动社会变革更需要信息，“有了信息，无力者会变得有力，不至于蒙在鼓里；失去信息，就仿佛失去知觉，有力者也会变得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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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今天，我在倾盆大雨中过珠江的时候才想到，其实广州黄埔码头，就是父亲 母亲1949年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瞥。” 作者: 口述：龙应台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夏辰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龙应台 一、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写这本书，做这个题目，当然，总是从个人开始——我自己的父亲是2004年过世的。怀念他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车钥匙没收了。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 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 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 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 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我当时的逻辑是：我们付钱让你叫出租车，任何时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车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来，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 也是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 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二、你父母的来龙去脉 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引起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到了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失忆，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 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我的父执辈这一代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说再等就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 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三、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 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谁打电话来的，他说：“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 对方想讲什么。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 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 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 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我们作为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5月30日，龙应台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父亲有十三个结拜兄弟，一 起学开飞机，参加抗战，其中有好几个人在空战中牺牲了，他们的墓就在黄花岗陵园，她是来找这个墓的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四、采访自己的长辈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 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 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因为，从个人的小历史中你可以看见真实的大历史，年 轻人认真倾听身边的人说，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没有“立场”吗？ 你可以说我没有价值观的“表达”，比如说，我不想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做任何评断，甚至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做价值裁 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说，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一万个故事可以说，我挑选什么故事进来， 放弃什么故事，我从哪个角度去叙述一个故事，那不可能没有观点，对吧？再比如说，一般人对1949的认知里，立即的联想会是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 物，而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差别只在于，我的观点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罢了。至少我 这么想，有没有做到，做得够不够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台湾史和台湾现况的人，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写1949的书，会有那么重的1945的着墨。我自己起初也以为书的范畴会是1949这一年，但 是，当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海南岛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时，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岛上原有600万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足足半个 世纪，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们突然看见两百万中国大陆的军队和难民一夕之间涌入，心中的撞击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这600万人的历史 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这两百万大陆人面对了什么呢？这么一想，慢慢就发现，1949和1945有那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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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广州的一家移民中介门外，申请者排起长队。新世纪十年，移民潮愈加汹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阎靖靖 实习生 胡嘉欣 余梦溪 新富阶层和 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 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18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 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 明珠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头戏。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 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 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 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 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 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 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 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 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 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 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 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 “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 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 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 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 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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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天水 发自北京 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赢官司决不下“战场” 新京报诉浙 江在线非法转载7706篇报道，法院要求分7706次起诉 “这简直闻所未闻”，新 京报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函中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则称：“该案分案审理显然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司法机关不该犯这样的常识性错 误。” 新京报可能将不得不承担在他们看来“极其荒谬、繁重、漫长”的系列官司。 新京报的痛苦源于杭州中级法院的一纸裁定。新京报认为浙江在线网站自2003年至2007年间非法转载7706篇文章，把此案起诉至杭州中院。但杭 州中院裁定称，此案“不宜合并审理，应当予以分案审理”。这意味着新京报社若要“讨回自己的权利”，还得再经历7706场甚至更多的官司。 “这简直闻所未闻”，该报在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的投诉函中写道。 5月21日，该报向浙江省高院递交了上诉状，请求撤销杭州中院的裁定。上诉状言辞激烈，直斥杭州中院“故意拖延办案、滥用司法职权，适用法律错 误”。 而诉讼的另一方——浙江在线网站的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表示，“不愿意去评价这一裁定”。 “常识性错误”？ 2007年，新京报认为浙江在线存在大量非常转载后，开始了庞杂的证据收集。据新京报称，光是收集浙江在线转载的7000多篇文章，就让“我们花费 了大量的人力”。“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们把几大箱子的证据抬进法院，”新京报法务部主任徐耀明称，“我们把所有转载内容的网页都进行了拷贝打印。”据 称，为了对每一网页进行公证保全，该报法务部总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此前，新京报因其他商业网站非法转载已打了几次维权官司。 2007年下半年，新京报社在北京市一中院起诉浙江在线网站，索赔金额达190多万。2008年8月，因为涉及诉讼管辖权的归属，案件移送至杭州中 院。 而此次驳回起诉裁定，距离案件受理之日已过去20个月28天。其间先后更换了4任承办法官，甚至“曾多次称案件即将出裁决结果”。 杭州中院的裁定理由是：“基于著作权的特性”，因为“涉案作品数量众多，作者达数百人，案情复杂，工作量大”，故而持续多年仍无判决。 但数位法律人士均表示“无法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告诉南方周末：“分案审理显然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精神，本来原告是一个，被告是一个，侵权方式也是一样。司法机关 不该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在新京报社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的投诉函中，也援引了诸多不“分案审理”的审判先例。 甚至该报在2006年与TOM网站的著作权纠纷中，“涉案无论多少篇文章，也都是同一法律事实，均是以一案来立案审理的”。 但是遗憾之处在于，随着新京报此后的撤诉，双方协议和解。此案并没有提供经典判例。 在诉浙江在线一案中，新京报代理律师刘家辉在第5次开庭的时候，向法官提交了与合作网站的转载协议，并且申请变更赔偿计算方式——由原依据国家转载 稿酬支付方式变更为按年度50万元转载费用，赔偿新京报社损失200万元人民币。“由此本案不用一一比对，可以在每年的侵权文章中进行抽取样本，证明当年 侵权事实存在。” 新京报此举意在避免逐篇核对的费时费力。但该建议并未被杭州中院采纳。“我们都在帮法官想办法，让法官有台阶下。”刘家辉称。 纸媒弱势？ 自新京报之后，陆续有纸媒开始挑战网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单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例，2007年该院受理的纸质媒体和网络之间由于转载引起的 侵权纠纷案件不到10件，2008年迅速增长到50多件，截至2009月上旬，已经超过了120件。 与新京报的首次“网络遭遇战”的结局相同，很多报社选择协议和解。 以深度经济调查见长的《财经》杂志，从2006年开始，专辟“维权”栏目，并且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反侵权公告，“执著”地曝光各种网站对其权益侵害 的信息。 但至今，“没有一次以判决形式作为终了。”该杂志法律顾问浦志强表示。 2009年6月，《财经》杂志社委托律所对5家侵权媒体分别提起诉讼。其中4家为网站。 据《财经》有关人士透露，已有3家侵权媒体与《财经》达成和解赔偿协议，同时就侵权行为向《财经》道歉。 这也成为纸媒的一大尴尬。“毕竟是媒体同行，哪怕诉诸法律，最后也以庭外和解或者法院调解为结局。”浦志强说。 而坚持到底者，无一例外要承受耗时漫长，并且获赔比诉讼请求“少得多”。 “这导致很多报社不情愿打这样的官司，听之任之者居多。”上海市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法律顾问富敏荣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状告世界经理人网站，虽然海淀区法院判决网站败诉，但是仅仅得到3200元赔偿，不足索赔数额的三分之一。 所以，新京报遭遇的诉讼尴尬并非孤例。新京报人士介绍，还有多个地方门户网站涉嫌侵权，甚至涉及文章数量“也达到数千篇”。此次涉诉的浙江在线亦是 浙江官方的门户网站。 相对于两年前对“TOM”网的胜利，此次曲折也被新京报内部人士认为，“不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 而浙江在线方面却认为新京报不近情理，“媒体网站之间交换使用稿件，是大家基本认可的不成文惯例，新京报此举实在有些不合情理”。 浙江在线办公室主任吴小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转载新京报的稿件，“因为它是属光明日报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党报集团之间，包括转载子报的稿 件，都一直是默认互换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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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般若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发自北京 虽然霓虹灯仍然闪亮，但“天上人间”重新开业要在6个月之后了。 ■“天上人间”的神话更多来源于其政商资源交流平台：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 ■无论是持续十年的平安无事，还是突如其来的被关停，都注定会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引爆关于钱权新贵们的话题 5月25日，已停业整顿的“天上人间”门外不复车水马龙。 （张丁/图） 蜕变：从人间到天上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天上人间”相比，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家坐落于长城饭店西侧副楼的夜总会更像是一个“台湾包装、大陆口味”的半洋不土的地 方。 那时候的“天上人间”，老板来自台湾，基本可被称为一个兼有多种营业的高档餐馆：人们在里面办各种宴席，席间有漂亮姑娘陪酒，在客人的要求下，她们 有的即席唱起京剧，有的则跳起专业的芭蕾舞。这种现在看起来有些“雷人”的表演方式，却是当时区别于少量老式夜总会的一种极时尚的消遣。 王刚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介，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3年SARS之前他都活跃在东三环的使馆区一带。曾有一段时间他是“天上人间”的常 客。和今天相比，这个坐落在北京CBD地带五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尊贵”，论身份和财富，王刚离出入这种场所还有很远的距离，带他去的通 常都是一些他所熟识的使馆工作人员。 在当时，这称得上是个“高雅”的场所。陪酒的姑娘们多半来自北京的艺术院校，谈吐才艺俱佳，但在这里“玩起来”并不比在别的地方尽兴：偶尔王刚的朋 友们想对哪个姑娘动手动脚，对方恼怒之余还会正色严斥：“这里是首都！” 就算这样，到这里消费也成了新富新贵阶层的时尚。高档、尊贵甚至是姑娘们的清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其他声色场所难得的既纠结又神秘的感受。 而转变源于1995年，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甫一现身江湖却有深厚背景传闻的商人的接手。此前还是铁矿石商人的覃辉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 理李培英借款180万美元，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买下了“天上人间”。这正是覃辉与李培英交道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李培英因贪污被判处死刑， 尽管其被控的大部分受贿款来自于覃辉，而覃老板却全身而退。 1999年，覃辉开始了日后成为传说的第一步。他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工商登记出资额 195万美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装修之后，“天上人间”从老式夜总会改成KTV式的经营格局，消费标准也随之飞升，连服务生的小费都被陡然提高到当 时令人咋舌的每人500元的标准。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姑娘们并不拒绝显贵们的邀约了。标志性的举措包括：“天上人间”推出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拳头产品——“四大名旦”。她们号称被送去香港培训过，并且 都会说英语——尽管在熟知京城各大夜总会的商人吴浩看来，她们实际上也就懂那么一两句。但她们睥睨当世的优势毫无疑问：身高一米六五以上，容貌夺目，谈吐 相对优雅，陪侍费用高达3000元到5000元，如需邀约，费用上不封顶。 除了这四大名旦，一支覃辉自称为“马仔队”的红粉军团被接着打造出炉，她们都号称来自艺术院校，还经过严格的服务训练。吴浩曾经与“天上人间”有过 业务往来，他曾目睹业务经理向员工示范如何把一只茶垫精准地放到离桌沿两边各20厘米的地方。除了要求管理人员理短发，每晚8点开业之前每个人要把皮鞋擦 到锃亮，还有一个说法是：夜总会专门请来教员训练侍者们的形体动作。 四大名旦，红粉军团，卫队一样的服务生，诸如此类的噱头从未公开宣传，却经由各种地下渠道飞速传播。这正是在当时的中国经营此类场所的秘诀之一：富 贵与隐秘，高档与低调如此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天上人间”之上的神秘色彩被无限制地发酵膨胀，就像一层缭绕的薄纱，半遮半掩之间激发了无数人对其后真实面 容的想象与渴望。 这正是覃辉接手之后，“天上人间”作为高端声色场所之发端的奥妙。这一年，覃辉充分显示出了包装造势上的才华，他从一个听起来土里土气的铁矿石商 人，摇身而成夜总会老板。尽管相对于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这仅仅堪称注脚——从夜总会老板再蜕变至资本玩家，是在“天上人间”成为传说之后了。 神话：上等身份者的交易场 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 1990年代，夜总会兴盛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了，激增的财富使很多人一下子从“人间”到了“天上”，新富的阶层渴望刺激但 又时尚、体面的消遣方式。“烂夜总会让人想吐”，一位山西煤老板描述那种混合了酒精和烟草的味道，脸上充满了厌恶：“玩夜总会的人鼻子特别灵，你到‘天上 人间’，就发现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不得不承认人家服务做得就是贴心。” 直到今年“4·11”扫黄行动之前，他都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那里“妈咪”们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她们会记住你前几次消费时订 了什么房间，找了哪个小姐陪聊，甚至你平时周几会出现，哪个时间段适合接打电话”。 一个深得原本出身贫寒的煤老板之心的服务细节是：在包间里，服务员总是跪在地上。他们跪着进出，跪着倒酒，跪着点烟，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客人的极 端恭敬与服从。 而在总统套房的过道上，端坐着几个拉大提琴的漂亮女孩，巴哈或者海顿的名曲从她们手下优雅地流淌而出。这样的场景对大多数新富阶层们来说简直堪称梦 幻，也十分契合新贵阶层对“富贵”的理解。在这里，身份通过财富得到最大的同时又是最优雅的彰显。 由于业务交往的缘故，吴浩十分了解这套“极具想象力”的顾客营销系统，那上面记录了客人们的名字、生日、消费喜好、平均消费额，甚至包括婚姻情况和 使用的手机型号。这种“尊贵”的服务体验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显得重要，由于京城其他高档夜总会的兴起，“优质”的小姐队伍在高薪挖人的情况下处于频繁 的流动之中，打造一套稳定的服务标准成为经理们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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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她可能生于 1983，1985，或者是1986年 她拿过却又失去奥运铜 牌，得了“体操运动员的不治之症”，做了8次手术，干过月薪千元的临时工，为真假难辨的药做过宣传 董芳霄发现，她已经弄不清自己的年龄了。 她的博客显示她生于1985年，母亲则坚持是1983年，而国际奥委会却认为两者都在“说谎”，她是生于1986年。 这几个争持不下的数字让她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收回2000年悉尼奥运体操女团铜牌并取消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这意味着，昔日“东方灵鹿”现在只是 一个曾经练过体操的股骨头坏死病愈者。 一切回到原点，甚至更糟糕。 董芳霄4岁被送进了体操幼儿园。她出生于唐山一个破败的工矿大院，一家三口挤一个40平米的单元。 董芳霄就这样开始了忙碌而无趣的童年。父母对她有两个期望：一是痛的时候要笑，二是要拿奥运冠军。1996年，这两点特质被时任国家队女队教练的王 策群所欣赏，董芳霄到了北京。 董芳霄开始成为一个训练机器。“她每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8点出来。”王策群回忆，“一个枯燥单调的动作要重复上百上千次。” “年龄”成为她的人生关键词，还要在多年之后。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与伤病做斗争”，“不怕牺牲，为国争光”这些现在看来带着血泪的大词才是她的人 生主旋律。 1998年，已是国家队员的董芳霄开始感到髋部不适，打了第一针封闭。在崇尚“轻伤不下火线”的中国训练营，“喊痛”与“勇敢”是成反比的。 此后几年内，董芳霄又打了几次封闭，舒缓尚未发现的股骨头坏死病症。这是一种体操运动员易得的不治之症，由大运动量压迫碰撞股骨头所引起。 董芳霄以灵巧轻盈著称，1998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崭露头角，次年获天津世锦赛铜牌。她被视作新一代国家女队主力队员，并有望成为继名将刘璇之后的体 操女队又一领军人物。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董芳霄运动生涯的巅峰。她和队友杨云、刘璇、奎媛媛、凌洁和黄曼丹通力合作摘得女团铜牌。她在随后的世界杯和大运会中都有不 俗的表现，其中在东亚运动会一人独得5枚金牌更让她享有“东方灵鹿”的美誉。 她的髋部越来越疼，而她只想参加更多的比赛。2001年下半年的世锦赛是董芳霄荣登世界冠军的绝好机会，但问题很快出现——世锦赛不到两个月后就是 全运会。这场地方体育权力和利益的诸侯割据激烈到甚至危害国家荣誉，一度被国家田管中心主任冯树勇痛斥为“为省争光凌驾于为国争光”。 董芳霄夺世界冠军的愿望也在这样畸形的逻辑中夭折。在各地方体育局的干预下，当年体操世锦赛中国女队只派出1名队员的寒碜阵容出征，写下中国体操史 上啼笑皆非的一页。 全运会前夕，董芳霄已经疼得不能走路。然而，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下，董还是打了封闭上场，并捧回两块金牌，但这导致她病情加重，倒在领奖退场的途中。 晚期股骨头坏死的确诊不但给董芳霄的体操生涯画上句号，还预示着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桑兰。医生表示，如果她不是为坚持比赛而拖延病情，是有机会治好 的。 此后两三年间，董芳霄先后进行了8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植入一块软骨才保住行动能力，但从此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2002年，董 退役。 没有国家队的庇护，生存成了问题。“她没有交际能力。”妈妈李文阁说，“有些重活儿她又不能干。”羊城晚报记者林本剑曾采访过伤后的董芳霄，“完全 像变了个人，胖了，口齿也不清，很难与过去的‘灵鹿’联系起来。” 2004年，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董芳霄从体育总局获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进修的机会。接下来4年里，董利用剩余奖金和兼职教体操的收入维持学业。 “没有人来看过我们。”李文阁说，“大概把我们都忘了吧。” 退役后董芳霄学会了电脑，开了博客，偶尔光顾的体育迷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让她回忆起辉煌的过去。 快毕业前，耗尽积蓄的董芳霄开始到一些体校任职，但都是临时工，月薪1000元，还为一些难辨真假的药做宣传。时任河北体操队总教练的黄健见她可 怜，就答应北京奥运之后为她在省队安排一个好职位。董芳霄看到曙光——她所向往的与家人一起的安定生活。 但就在北京奥运期间，黄健因车祸去世，当初的承诺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一死就没下文了。”李文阁说，“没有一个人替我们说话。” 董芳霄又一次被抛到了十字路口。 在国内已无容身之所的董芳霄在母亲的建议下，申请特殊人才到外国执教。她选择了新西兰。而恰恰就在她动身的那个月，国际体联正式着手调查她和杨云的 年龄违规事宜。半年后，“年龄门”事发。 她曾效力的国家队很快发表了声明：“改年龄是个人行为”。没有人能联系上此时的董芳霄，没有人知道远在新西兰小城的董芳霄是以怎样的心情听说这份声 明。 失去奖牌的董芳霄也失去了在异国生存的资本，她甚至不好意思再出现在任教俱乐部。她的男友李特为她抵挡着世界各地的电话——“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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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课有别传统，授课视频在网上疯传，有无 数自称“藤枝”的粉丝为他倾倒，同样有人举报他“涉嫌颠覆国家”。由此，一个小人物引爆一场大争议 自己的历史课引爆巨大争议， 袁腾飞本人也没想到。 他说：历史教科书可以烧了。在他的课堂上，邓世昌的狗“可惜了”，林则徐“不够环保”，对秦始皇、洪秀全乃至现代人物都有非正统评价尽管“广度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深度却只有1厘米”，但袁提供了区别于官方教学的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 在被校方“警诫谈话”之后，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北京警方专门为此澄清：没抓袁腾飞 “袁腾飞并未遭到拘捕。”近日媒体报道，北京警方专门发表如上声明。 “我怕枪打出头鸟。”“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在2009年8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了对自己的“担心”。当时，他的授课视频在网 上被疯传已经一年有余，累计点击3000万人次，出了名的袁老师对自己的走红有点担心。他说自己大学时代的恩师于友西也告诫他：“不能太过了。” 现在，显然有人认为袁腾飞“过”了，而且，“过”得不是一星半点。 五一长假一过，网上忽然传出对袁腾飞的封杀令，一些视频网站删除了袁腾飞的部分视频。境外媒体也纷纷报道，使用了“遭封杀”的字眼，而实际上， 被“封杀”的袁腾飞依然出现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着《两宋风云》。 接下来，袁腾飞的经历比他讲述的历史更加传奇： 5月6日，网上传出袁腾飞被捕的消息(后经确认，其实那是一次校方的警诫谈话)。同日，出版商沈浩波在博客上发表《告袁腾飞书》，指控袁腾飞拿 了钱翻脸不认账。 5月9日下午两点多，十几个人来到袁腾飞兼职的北京精华学校找袁腾飞理论，被校方阻拦。当晚，“袁腾飞”从网上告知公众，他现在很好，要“相信 党，相信人民政府”。 此后，袁腾飞被捕的消息在网上愈来愈热。14日，北京警方发表声明，称袁腾飞并未遭到拘捕。这一天，同样具有争议性的韩寒发表博客挺袁。 15日，有人传出袁腾飞被封杀有幕后黑手。 16日，一份被确认伪造的“袁腾飞声明”在网上被疯传，语调悲情，言辞激烈。 17日，袁腾飞在上海世博会的照片“外泄”。 此间，除去发表言简意赅的声明，袁腾飞一直对媒体保持沉默，拒绝接受任何采访。他的两个手机号均已持续“不在服务区”。 袁腾飞已被学校警诫谈话 (CFP/图) “警诫谈话，深刻检查” 5月17日星期一，袁腾飞并未出现在他所属的单位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三楼的办公室里。12天前，正是这所学校的两位领导针对他的“错误言论” 进行了警诫谈话。 除责令其做出深刻检查，深刻认识言论的严重错误之外，同时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授课活动，“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一位校办工作人员说，针对他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事实上，舆论中央的袁腾飞本人并未如传闻中悲观。据一位熟悉他的人透露，他心态不错，乐观而自 如。此前两天，他去上海参观了世博会，17日当天正在返京途中。 网上指责袁腾飞的帖子充满了叹号，从5月初开始汇集在乌有之乡和另一些网站。批评者大多以确定不疑的口吻，指控他和他身后存在的支持力量反社会 主义、仇恨国家、违背师德。 在这些被称为“文革十年”的视频中，他在课堂上将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内外死亡人数作出对比，对于自然灾害的说法，他提出是人祸；对于反右，由7个 右派扩大到56万人，扩大8万倍，他说“这本身就应该彻底否定”。对这段时间内多位历史人物的评述，他语出惊人，直言不讳。 5月初，海淀区政府网站出现投诉信，投诉信将袁腾飞描述成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现实中，声讨者也在行动。拍摄全国各地唱红歌的团体、走了三 十多个城市的广告策划界人士“平常居士”是其中一个，他坚信“袁触犯了法律，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该对他绳之以法”。 “平常居士”说，5月9日正在香山唱红歌的十几个网友，来到北三环袁腾飞兼职的北京精华学校，“袁腾飞颠倒了是非黑白的历史观”，“给全国人民 公开道歉，并到相关法律单位伏法认罪”。学校工作人员将这些人挡在了四楼门外。 一位精华学校的老师回忆，声讨者总体理性而平和，但也说了一些“这样的老师不合格，你们学校想不想办了”的威胁之语。袁当时在上课，得知后他并 不在意也不愤怒，“他觉得没必要”。 而在百度“袁腾飞吧”、人人网、豆瓣的“袁腾飞小组”内，支持的声音则占了上风。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袁教过的部分学生，其中一部分认为他的一些话“说过了”，而另一些认为他说真话并无不当。 王自有(化名)曾是袁的学生，力挺袁腾飞，激烈反对讨袁派：难道照本宣科就是好老师吗？难道讲课时能让学生睡倒一片的老师就是好老师吗？能让学 生不被标准化的思维定式所禁锢的老师就是好老师，能让学生运用自己的知识去独立思考的老师就是好老师。“无论对错，它(指袁腾飞的历史观)至少告诉我们历 史除了课本还有另一种解读的视角，它告诉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思考问题，它告诉我们权威也是可以被挑战的”。 在挺袁的声音中，西南民族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宋石男的说法颇为流行。 在《评“袁腾飞被管事件”兼论“袁腾飞现象”》一文中，宋认为袁腾飞并非思想家，“谈论历史的广度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深度却只有1厘米”。 在宋石男看来，袁腾飞普及的不是知识，是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构成了对官方一元史学及历史教学的挑战。 宋石男将袁腾飞看成是启蒙者，他与官方决议也不矛盾，“譬如对文革问题，他的抨击，也基本在建国以来党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决议的范畴中”。 不惟民间，央视百家讲坛仍在播放袁腾飞的《塞北三朝》。5月16日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出了一篇叫做《袁腾飞的存在显示了社会的进步》的帖子，以社 会视角审视袁腾飞事件：“讲坛依旧开坛，说明了不仅言论自由，学术也是自由的，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不珍惜这一难得的平台，在上面信马由缰，而社会也容忍， 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是说说而已。”文章最后说，“袁腾飞还活着，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 “说他思想混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问题，教育不可能给学生建立一个‘花园’，必须告诉学生，这里有花有草，还有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较早在 网上看到过袁腾飞讲历史课的视频，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如何能让学生对历史感兴趣，是很重要的，显然，袁腾飞做到了这一点：“老师讲课的时候用 不着字字斟酌，每一句都正确，这个没什么。”同时，张鸣对袁腾飞出书的方式(根据课堂录音整理修订后出版)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应该严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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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发自新疆石河子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常态 南方周末：作为法学家，你认为在新疆推进民主与法治 建设的特别意义是什么？ 贺卫方：说起新疆大家都认为是边疆，因为它是汉文化的边缘，对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边缘的。我说这里是文明发展最有活力的 地方，不是边缘而是中心，因为它是各种文化交融、冲突铸造出新文化的“梦工厂”。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一种常态，没有冲突才怪。 我是一个坚定的统一论者，我不会赞成某种分裂的主张。实际上，中国历代政府统治新疆相当温和，包括当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观察，都认为统治者对于伊 斯兰教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明清包括民国期间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治理，通常不赞成用很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出现阿古柏搞独立、搞分 裂，就会采取左宗棠式的比较强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毕竟这是非常态的。而常态化是解决民族之间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再者，需要 想方设法通过民主的机制，让不同的主张能够获得沟通。 南方周末：西方国家有什么方法处理族群问题？ 贺卫方：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包括总督、总理，讲话都要说一段英文，再说一段法文，因为魁北克省几乎全民说法语，民族情 绪也很厉害，路牌一定要有法语，不能只有英语。 美国可以接受一个黑人做总统，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接受维吾尔人做我们的主席？我认为将来完全可以。 在美国，公民从来不需要填自己是什么民族，但是我们得填，招工或高考招生对少数民族优惠。跟美国相比，我们不断强化族群认同，而不是公民身份和国家 认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强化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 民主、法治说起来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其实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实问题的重要出路。 为什么奥巴马可以跟希拉里组成一个政府；而同样是黑人，奥巴马跟鲍威尔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会发现即便华人在美国，有喜欢民主党的，也有世 代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是大非的环境里，因为大是大非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税收、堕胎、同性恋、医疗改革等政策性的事。通过这些 把国民给拆散了，同一族群中有冲突，不同族群之间持相同政见的人有合作，社会被整合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了。 台湾民主的不成熟就在于一切以族群来划分，绿的，蓝的。这是不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不是以族群来划分，而应该是以社会政策来划分的。 不同族群应当从小生活在一起 南方周末：在同一个族群内部，还是会划分为不同的利 益阶层吗？ 贺卫方：对。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是被简单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其实，阶级学说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 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形成跟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国大宪章，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阶级：国王是一个阶级，贵族、贫民、自由民等又各自 构成不同的阶级，他们相互斗争，也相互妥协，最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和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相对清晰的利益界限，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权力的分配。 我们对过去阶级斗争的记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说法，感觉非常糟糕，是因为它代表着从前那样一个不断斗争的时代。现在不提了，但你没办 法想象一个权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政府，每个人又都是原子化的，这样的社会肯定很糟糕，得要重新唤起对所谓阶级斗争、阶级妥协的正确认识。 南方周末：唤起阶级的意识，能创造融合吗？ 贺卫方：目前我们只有一种身份辨析系统，就是民族。在美国，很少有所谓的民族学校，因为这样不同族群无法融合，应当从小叫他们生活在 一起，互相交流，对于长大以后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社会必须重新用多元化的身份系统去划分。应该强调所谓的国家认同，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后再强化利益群体的不同，比如说出租车行业 的利益、老板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会、商会、工会、农会，都是为了重新整合这种利益，让社会中利益相同的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显示自己 力量、表达自己诉求、表彰自己权益的组织化的存在。 任何行业性的组织可能多少会倾向于横向打破一味的依据血缘的族群身份辨别系统，能让各个族群都发生某种程度的“分裂”，不再一味地说我这个民族怎么 样，而是这个政策对我们行业有什么影响。 南方周末：你曾经想过写一个“治疆七策”，是哪七策 呢？ 贺卫方：只是在点评某一次论坛，一个老师说到这类问题时，我提出了七点，包括我说的重新整合身份识别系统，尊重不同族群的抗议权利， 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的合理化。还有，我不了解世界经典的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到底有多少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我猜会比较少。对于南疆的许多普 通人，包括西藏的藏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现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哲学各方面的理论、学说，这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民主体制是很有好处的。 贺卫方自称是“新新疆人”，他在新疆的两年“支教”，有人替他感叹，在他看来却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 （陆长瑞/图） 小城市也应有最高水准的大学 南方周末：你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调入北大，也 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现在又在石河子大学教书，比较这几类不同的大学，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贺卫方：在整个大学管理、决策过程中，应该是学者掌握决策权。就治理而言，大学就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是自治的，我们就是大学的主 人；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大学管理高度行政化，不是学者握有最终的决策权。 尤其是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教育部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学不得不服从于它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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