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事情不好管，就用实名制。实名制正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沈颖 关于微博实名制的另一只靴子落下了。2012年2月7日，北京市网管办负责人在一个关于微博管理的座谈会上透露，自3月16日起，新浪等四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将全部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注册，未实名用户将被强制拦截，禁止发言。 这只是关于实名制的最新一次行动。事实上在春节前后，北京“菜刀实名制”的消息就已传得沸沸扬扬，引发媒体对“实名制”的又一拨议论热潮。北京警方随后澄清，说只有管制刀具才需实名购买。 “实名制”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各种理由广泛推行，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储蓄、看病等少数能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实名，到网络、手机、自行车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的购买和使用，再到个别地区连购买猪肉、避孕药也要“实名制”。几乎每一种实名制的推行，都会引起关注和争议。 每个管理部门在推出实名制时，都有着合理的逻辑和美好的初衷，从最初的维护社会诚信，到现在成为各部门“维稳”的良药。但实名制的推行多数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事实上，回望近年曾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实现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并不多。大部分实名制在热闹过后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进退两难。 开启时争议小 对实名制比较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必须以真实姓名作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标识。照此解释，过去，在航空、固定电话、出入境等领域实名制早已存在。 “实名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在2000年。当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当年国家推行储蓄实名制的目的有，为了遏制金融诈骗、整顿金融秩序、打击公款私存、遏制贪污腐败。 但实行的效果与政策的初衷尚有距离，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武田曾撰文指出效果“十分有限”。实名制之后，金融犯罪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户籍管理的缺陷，使很多人有多个身份证明。此外，规定本身不彻底，没有对2000年4月1日前的虚名存折进行清理，有的至今还在使用。 在打击贪腐方面效果也不明显，一些贪官用亲属之名存款，加之没有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应配套的制度，这些都影响了实名制的效果。 迄今，所有文章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国的存款实名制离真正的金融实名制“有十分遥远的距离”。但存款实名制，由此开启了“实名制时代”。 2002年，我国实行证券账户实名制，解决了机构用多账户操作股价的问题，但目前的条款还有对违反实名制的罚则。 2003年，北京市推行看病实名制，解决了“一人参保全家看病”的冒名看病问题，但政策始初宣传的“打击号贩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这几项实名制，尽管还存有政策自身的漏洞，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社会接受度较高，争议也小。 网络实名激辩升级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实名制被管理者视为网络管理的有效手段。200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访谈中提出，“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言论”，一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后，实名制在网络加速推行，争议也接踵而来。 2005年3月，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学校园网的BBS转为校内平台，学生实名登记不对外开放。当年7月，腾讯QQ开始推行实名制，随后，实名制浪潮席卷了网络的每一个角落，网游实名、网店实名、博客实名、版主实名，直到今年又开始微博实名。 一项项实名制并未管住网络上的泥沙俱下。如防止网游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只会识别身份证号码是否“成年”，却无法识别在玩游戏的人是否成年人，这直接带来很多青少年在网上买成年人的身份证号，轻松绕过系统。 网店实名制，在现实中同样可以遭轻松破解，一些人花几十元购买一个身份证生成器就对付了。 网络实名制尚没有上升为全国性的规定，国内只有少数省市尝试这一做法，杭州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实施网络实名的城市，根据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2009年5月1日起，发帖、写博、网游都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当地的初衷是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 此条例当年一发布，就遭到了质疑，认为此举会收缩公民诉求表达的渠道，而且如何界定“恶意攻击”也是难题，随后媒体集中报道了杭州“网络实名制遇冷”。这项法规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与网络有关的实名制推行之时，国内爆发多起网民信息泄露事件，2011年12月21日，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CSDN上600万份用户资料曝光。22日，多家网站近5000万用户信息泄露，29日，广东出入境政务服务网400万用户信息泄露。“实名制是否危及用户隐私”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中国的网络实名制，重要的学习对象是韩国的实名制。不过2011年12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提出，从2012年起逐步废除已经实施了4年多的互联网实名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的国家，韩国已开始走回头路。 但这些都没改变中国的网络管理部门用实名制管理网络的决心。2011年底，面对微博制造的一波波舆论，北京市的应对方式，仍是推行微博实名制。 “手机实名制”有名无实 与网络实名制同时推行，当然也饱受争议的，还有“手机实名制”。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治理不良短信，但实行已三年，诈骗、色情、违法开票的垃圾短信照旧漫天飞。 推行此政策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在购买手机卡环节保证实名。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了解到，现在用户去几大移动通讯运营商的直属营业厅办理手机卡，需要出示身份证，三级代理商去营业厅批发卡号，也需要凭身份证，但用户到代理商处购买，则不需身份证，在这里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 众多实名制中，商业预付卡实名也正面临“形同虚设”的尴尬。2011年5月23日，国办转发了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预付卡办卡实名。 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意见规定了不记名的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购买者很容易每次购买不超过1000元，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另外，意见只规定了购卡实名制，却没有用卡实名制，也给腐败留下了漏洞。 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实名制出现在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买自行车。2007年9月27日，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自行车购销管理的通知》，规定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凡是新出厂的自行车售卖实行“实名制”。具体做法是，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出厂前刻制独一无二的15位编码，作为“身份证”，顾客购买时需提供身份证，销售网点通过非机动车管理网进入录入、登记。 自行车实名制的出发点是，群众在自行车丢失后报案，公安机关在追回被盗车辆后可及时返还给失主。不过4年已过，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几个省份出台了类似文件，且具体执行仍难如人意，购买自行车，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马助森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广东省没有执行自行车实名制。 已实行自行车实名制的浙江杭州余杭区，一位警方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情况也不乐观，目前的管理体制不顺影响实名制的推行，公安、质检、工商都在管，多头管理加大了执行成本，使落实难上加难。最为关键是现在丢失自行车，没几个人会报案，公安机关又有多大可能去追查一部自行车？ 消失的猪肉和避孕药实名 1月31日，厦门市停止了为期4个多月的市级储备肉投放，喧嚣一时的“卖肉实名制”也划上了句号。2011年8月，面对高涨不下的猪肉价格，厦门市动用政府储备肉，以低于市价15%的价格销售，同时规定购买2公斤以上者需出示身份证，每人限购5公斤。 此举迎来了好评，也带来了质疑和批评。2月3日，厦门市商务局市场处处长胡衍国说，全市350万人才投放了600多吨市级储备肉，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购买。这批肉投放有平抑物价的作用，更主要是保证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供应。 至于身份证，他说并不是为了限制购买，而是防止有人大量购买之后再倒卖。今年春节后，厦门肉价回落，储备肉停止投放，“卖肉实名制”也不再有。 消失的还有“避孕药实名制”。2009年12月31日，福建省药监局下发《关于加强紧急避孕药品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紧急避孕的米非司酮（10mg）等非处方药时，要登记顾客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 2011年底，福州、厦门、三明等市要求“购买避孕药实名制”被曝光，引起争议。药监局的解释是，当时实施实名制主要是出于监管紧急避孕药用于非法终止妊娠，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2012年2月4日，福建省药监局办公室相关人士回应说，这份文件已经废止了。 众多实名制中，快递业的实名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据公开报道，2010年，国内查获大量通过快递渠道的违禁品，其中毒品案件327起、各类危险品1400余起。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邮政局为此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快递企业要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同时自2011年开始将浙江绍兴县作为试点推行快递实名制。 2012年2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从绍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了解到，目前试点运行良好，全县25家快递企业均已实行实名制。 2011年8月，有媒体报道此举将在全国推行，但随后就有声音表示全国推行面临客户隐私外泄风险，且加大了快递企业的运行成本，甚至会流失客户。上海、南昌邮政部门明确表示暂不执行。至今尚无全国推广的下文。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只有那些涉及个人信用以及国家安全的才可以实行实名制，其他的领域则是给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不能什么事情觉得不好管就用实名制，这实际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他担心这种滥用会进一步扩大。 现实中，实名制从网络和社会生活中深入到涉及个人隐私的领域，2010年7月17日，武汉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实名曝光。2011年3月，还是武汉，在市属媒体上实名曝光了40名乱闯红灯、乱扔垃圾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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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2010年，瑞士演出结束，王西麟谢幕。音乐会演奏了他的新作《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以“喜剧”命名，其实有一个沉重的主题：“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告状的逻辑在中国几千年没变。 （受访者/供图）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75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 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 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云南音诗》： 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年11月6日，48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 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 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8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 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总谱之后，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 “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 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15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 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 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 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 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 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 “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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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国留学生进入全世界最神秘、最封闭的国家，和他们的异国同学分享“最幸福的”生活。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体验到从未经历的生活。 朝鲜娱乐活动有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织本国留学生到平壤“凯旋门”进行拨河比赛。 （贾志杭/供图） 2011年10月15日，留学生结业典礼后和朝鲜老师合影。贾志杭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老师了。 （贾志杭/供图） 两所姓“金”的名校 “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 “你知道吗？我梦见了！” “梦见什么？” “我梦见了伟大领袖金将军！” 北大韩语系毕业生白潇祎回想起自己5年多以前留学朝鲜的生活，记忆最深刻的场景就是朝鲜同宿生吉雪景有一天早晨起床，激动地讲述自己的“幸福梦境”。 白潇祎知道这位室友一向热爱金正日将军，但六七点钟，还带着刚刚起床时的朦胧睡意，听到这样的梦让她感觉相当震撼。吉雪景说：“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白潇祎永远也忘不了吉雪景谈到这个梦时的样子，“那感觉简直好像见到了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几个月后，2006年10月，朝鲜在咸镜北道的丰溪里地区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举世震惊。中国驻朝使馆召集中国留学生们反复开会安抚，但也要求大家在宿舍里贮藏水和泡面，以备形势紧张不时之需。 白潇祎的惊恐更多了一层，因为她还清晰地记得同宿生吉雪景的“伟大领袖梦”。吉雪景的父亲是朝鲜的一名科学家，她自己也从事核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她才20岁，难道跟核试验也有什么关系？应该不会吧？” 整个朝鲜有两所大学接待中国留学生：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亨稷师范大学。金亨稷是金日成父亲的名字。每批中国留学生的宿舍里，都会被安排数量不等的朝鲜同宿生与他们做室友。 此前一年多，白潇祎和另外五十余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平壤，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朝鲜公派留学项目。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基本上是8-10个月，但中国留学生想跟本地人交朋友并不容易。白潇祎记得，有一次坐地铁时看到一位老奶奶背着很重的包，她和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就主动上去提出帮忙。没想到的是，老奶奶一副害怕的样子，立即吓跑了。 中国学生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出去完全没有人陪同。他们知道你不会做什么坏事，也不敢做。赵嵩（化名）非常有把握地表示。 赵嵩是北京某高校韩语系学生，他于2011年4月到10月在朝鲜留学。他说：“同宿生这些朝鲜学生都不是普通人，多数家庭根红苗正。” 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跟同宿生聊聊语言问题，赵嵩则不一样，他有时也会有意地试图探讨些更深入的话题，比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但他身边的朝鲜同学往往会自动回避掉这样的谈话。 回避的方式有点好笑。“他们经常说，要出去打个电话，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回国以后，白潇祎几次试图给吉雪景、莲花等同宿生写信，有时也托来年去参加项目的学弟、学妹们带信过去。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她们的回信，“人都像是消失了一样”。 礼物：Lady Gaga 现在的朝鲜校园里，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 飞机降落后，在去往学校的路上，白潇祎就不争气地开始掉眼泪。在她眼里，整个平壤似乎蒙着一层灰罩，没有一栋建筑是鲜亮的。 到了学校之后，慢慢的，白潇祎开始觉得这里的人还不错。“他们人都挺朴实的，而且没什么心眼。”她甚至发现，一名叫“莲花”的同宿生特别美，“像韩国电影明星”。 赵嵩的感触是，朝鲜人的生活并不压抑。身边很多朝鲜人的性格都开朗昂扬，“好像什么事儿都难不倒他们，国家给分配东西吃，活得无忧无虑”。 “物质的”中国学生一律配带了电脑、数码相机，有的人还带了电子书，这些都是让多数朝鲜学生羡慕的。有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从国内背了大包的零食、奶粉和火腿肠。 中国学生的记忆里，多数朝鲜同宿生骄傲、自尊，但也彬彬有礼。“零食送给他们吃，他们会开心地吃一点，”白潇祎说，“不会多拿，不会主动问你要，更不会趁你不在的时候吃”，赵嵩说。他的同学经常会自豪地对他讲，多亏伟大领袖金将军，给了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 领袖创造了一切的幸福和美好，但如果还有不够好的地方，比如物资匮乏，朝鲜学生会郑重地告诉中国人，那归根到底一定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伤害”。平壤街头，“打倒美帝”、“一心团结，保卫祖国”的标语依然随处可见。 为了跟朝鲜师生搞好关系，中国留学生们往往会准备一些礼物。白潇祎给女生准备了一些小丝巾。她的一个同学给关系亲近的老师送了一条电热毯，她记得，拿到电热毯时，那位老师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赵嵩则找到了更新奇的礼物：Katy Perry和Lady Gaga——前者是美国以动感和热辣著称的摇滚女孩，后者则是当今欧美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流行天后。他甚至向朝鲜同宿生们推荐美剧《天桥风云》（Project Runway）。这是美国一个关于时装设计的真人秀节目，由超级名模海蒂·克鲁姆担任主持人。“我告诉他们，西方的时尚就是这样的。他们很惊奇地说，这有什么好，还不如我们穿的好看呢！”回忆到这里，赵嵩笑了起来。 一届传一届的“前辈”留学生们还教授给了赵嵩跟男同宿生打成一片的“独门秘笈”。 除了《阿凡达》这样的美国大片、张东健主演的韩剧，他还按照学长们的提示，在电脑硬盘里存放了不少日本AV。“他们当然不会直接索要，但会比较明确地暗示说，‘把你所有的电影都给我，所有的！’” 赵嵩觉得尤其有趣的是，这些平日里严肃正经的男生，此时都变得像小孩子一般，“挺幼稚的”。他把这种直白的需求归因于性压抑，“现在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婚前性行为应该是基本没有的，各种商场、市场，也都没有见到卖安全套的。” 同宿生们拷贝了赵嵩“所有的”电影之后，过些天，有的人见了他眼神有些躲闪；有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有些电影不好，已经删除了。 金日成花、金正日花 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 白潇祎来到朝鲜之前从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花叫做“金日成花”，还有一种花叫做“金正日花”。前者是大红色的，后者是紫红色的。“金日成花比较美一点。”她想了想说。 中国留学生被分为两个班级，与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越南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单独授课。课堂上并没有朝鲜学生。 虽然相貌本身差别不大，但要分辨朝鲜学生和中国学生相当容易。朝鲜学生都是白蓝制服，而且人人佩戴领袖徽章。“听说以前也给留学生发放徽章，但是好像有的留学生不珍惜，让朝鲜人觉得不尊重他们的领袖，后来就不发了。”宋寒冰说。 除了戴徽章，牛仔裤也是这个国家里最明显的“异域特质”。学校附近，纠察风气的警察已经练就出了老练的眼光，基本能分辨谁是外国人，对他们的“仪容仪表”不做要求。男留学生的长发、女留学生的背心，都被朝鲜人宽容了。“附近的外国人多，他们见惯不怪。” 具体的课程以语言课为主，包括听力、精读、泛读、语法、写作，还有简单的历史和朝鲜文化课。白潇祎记得历史书上写着，“人类起源于朝鲜半岛”，讲“伟大领袖诞生记”的课文则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领袖诞生前的天象。“还有一次看到电视节目说，地道战和地雷战战术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发明的。” 平壤的建筑多是灰蒙蒙的，但天空瓦蓝。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宣传画，除了领袖画像，士兵和医护人员的形象也很常见。街面宽敞干净，汽车并不多，人们等候公交时会很有秩序地排队。 北京语言大学韩语系的贾志杭留学朝鲜期间在金亨稷师范大学上课。他记得在2010年朝鲜国庆前，学校的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我们的领袖曾帮助你们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呢！” 中国留学生的印象里，平壤市民非常喜爱野餐和郊游，还常有人带着吉他和手风琴，兴之所至时，常常载歌载舞。并且他们似乎总是在彩排，总是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节日要进行表演，比如金日成的生日、金正日的生日，或者他在劳动党开始工作的日子。 2011年9月9日，贾志杭被组织前去金日成广场观摩“工农赤卫军阅兵”，接到的通知特别提示他们，要“保持必要神态”。 终于，金正日就出现在了离他五六十米远的城楼上，金正恩站在他父亲的身边。贾志杭记得，金正日频频向人群挥手、微笑。广场上，人民军的队列跳跃着走过，人群山呼海啸般地汹涌起来，看不到边际。 被窝里的韩剧 如果中国学生用自己的电脑播放带来的电影。“意志坚定”的朝鲜学生会主动走开。 课业之余，白潇祎最爱的地方是动物园和游乐场。50朝币就可以坐一次过山车。2006年朝鲜还没有实施货币改革，官方汇率中，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12朝币，但在黑市上，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高达300多朝币。50块的过山车换成人民币只要几毛钱，“超值”。 或者她也喊上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去高丽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包场”，只要150元人民币就够两个人吃一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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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0日，白岩松表情严肃地出现在南方周末“中国梦”现场。 （徐圣杰/图）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如果天天都只是大家以为的正面报道，只呈现某种虚假的好，真正的不好没有被像啄木鸟一样给叼出来并且改正的话，这个正面报道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就是负面报道吗？ 2011年12月10日，在广州大剧院的舞台上，白岩松从胡德平手里接过“中国梦”致敬杯，听完致敬词后，他有些不好意思。 “说真话是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限，如果新闻不说真话，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白岩松说。 1985年，17岁的白岩松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在新闻系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说真话”是新闻的底线。1989年毕业后，白岩松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工作，1993年调入央视，成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1997年香港回归，白岩松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大型直播，2010年，白岩松主持的广州亚 运会直播，改变了中国电视的直播解说语态。 记者做久了，难免会目睹更多的悲剧事件和更多的不公正，难免会感到疲惫、沮丧甚至厌倦。这导致了很多记者的离开。白岩松没有遭遇这样的问题吗？ 在“中国梦”现场，白岩松表情坚毅地说：“我们的沮丧来自于，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心肝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胃和肠子的问题，还可能有前列腺问题，问题永无止境，就这么向前走。我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 国家的梦与个体的梦 南方周末：你在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里说：“即使我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为什么？ 白岩松：梦想是一个挺奢侈的词汇。当你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去谈论它。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没有人去谈论梦想。今天回头看，吃饱饭穿暖衣也算当时的梦想，但我不会用梦想这个词，所以当时的确没有梦想。 1978年，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跟我的家庭一样，关心的都是吃饱穿暖，冬天温度能够上升一点，房子大一点这些眼前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想那么远。 我只是希望自己工作的时候，能够不接父母的班，重复他们走过的人生。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的命运像是被注定了一样。如果父母早点退休，你就可以去接班当老师，或者要么去参军，要么上山下乡当知青，此外就没有别的路选择了。 南方周末：你在演讲中提到了美国梦，那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白岩松：我觉得中国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两个不同的中国梦的转折期：上一个中国梦跟个体无关，要让个体做出巨大牺牲，实现一个国家富强的梦想。 到201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大梦想”的中国梦实现了。现在该进入到一个转变期，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中国梦”。 我不认为上一个大梦有问题。一些人说压制了很多的个体。在国家那么惨的时候，只能先以国家的富强和站起来为目标。但是现在，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国家的大梦，让每一个人做出牺牲，而要国家开始服务于个体梦想的实现。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梦，刚刚拉开大幕，挺好玩的。 南方周末：国家需要个体的梦吗？ 白岩松：一个没有梦的个体和一个没有梦的民族都太可怜了。当年吃不饱，穿不暖，你谈什么远大的梦想？但今天我们可以开始去勾勒它，慢慢去推动它。这是媒体的责任。 今年重新倒腾出陈独秀当初主编的《新青年》，看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谈论的很多东西，也与梦想有关。你会清晰地看到一百年也不远。今年我又翻鲁迅的 书，发现我们今年的很多事情，包括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起来，鲁迅都说过，还是那么近。所以新闻人有责任去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免得将来历史误读。 我们全家都是搞历史的。我哥是搞考古的，我说我不是，但后来发现也是，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当我哥他们的同行一百年后考古的时候，我往今天的历史墓穴里放进了什么样的证据呢？它是真实的吗？它是符合这个时代的预期吗？ 由于主持人的失误，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现场向白岩松颁发了两次“中国梦”致敬杯。颁发第二次时，白岩松灵机一动，将致敬杯回颁给了胡德平。 （王轶庶/图） 理想不是说的，是要做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克朗凯特、法拉奇，他们唤醒了你的某种梦想，你想成为他们吗？ 白岩松：我要成为中国的白岩松。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2年的时间我做新闻，一直没有变过。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你眼前发生，梦想必须 很好地藏在你心里，而去解决眼前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生活的、现实的、管理的、专业的、人生的，随着年岁增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一定会使你慢慢明白，理 想、梦想最关键的是变现，要把它变成现实当中一步一步去靠近它的过程。 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一个同事在讲，把理想揣起来，就是这样的。天天谈梦想的人，不是骗子就是懒惰者的借口。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厌倦总跟我谈理想、梦想的人。 我们应该很庆幸赶上了一段不正常的时代，很多的第一次，朦胧诗，武侠小说，崔健的演唱会，摇滚乐的兴起，打麻将颓废风的开始，学潮等等；1990年代我又赶上了新闻改革、电视改革这十年。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正常的时代，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明白一点：理想不是用来谈的，梦想也不是用来谈的，而是有一帮人能够忍受着委屈甚至误 读，能够坚持着以长跑的姿态去做的事情，甚至非常的不诗意，一点都不浪漫，残酷至极，甚至有无数人掉队，最后几代人去把它实现的东西。 南方周末：陈虻（东方时空的制片人）的去世唤醒了人们对央视改革十年的追忆，你怎么看待当时的那段岁月？ 白岩松：梦想不是晚上在大排档喝高了之后的某些东西，而是非常清醒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在写怀念陈虻的文章里强调：我们今天应该继续 延续过去的很多东西，比如深化新闻改革，继续坚持新闻理想，不断地提升新闻节目的质量，不懈地坚持报道新闻真相，长此以往，否则连他的死亡都没有任何意 义。我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理想只是在大家凭吊的时候才念叨的一番话，它就没有意义。如果当我们所喜欢的一切，今天都已经陆续消失了，谁都不去改变的话， 陈虻的死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喜欢现在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那儿抱怨，自己不做事，不去改变现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既是原告，也是被告。你不喜欢很多人的作 为，比如行贿送贿、贪污腐败，你愤怒，你在网上骂，可是当你自己成为权力者的时候，你享受它的利益、好处的时候，有时候你做得比他们还糟糕，你跟那些你不 喜欢的人是一样的。 我始终是一线的记者 南方周末：你说过很羡慕一线的调查记者，你还会出现在一线吗？ 白岩松：我始终不认为我没有做一线记者，别人经常给我各种角色，主播、主持人等等，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传媒人，永远是这个定位。 什么叫做一线？有多少个记者不带任何灵魂，天天在新闻一线，你认为他在一线吗？即使不经常来到矿难现场，但如果你的心在一线的话，你依然在矿难现 场。就像有很多人说新媒体和老媒体，可是我总想说，有多少新媒体还没新就老了，可是你不也见到很多央视、凤凰、南方周末等老媒体如此新锐吗？媒体里有很多 的老人非常年轻，也有很多的80后都老了。 就像我挺反感有人总说记者“要替人民说话”，我特怕这句话，难道你不就是人民，就是一个老百姓吗？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记者，我始终在一线，始终 在新闻现场。我多少次直播提醒新闻现场的记者，该注意的是新闻，是事实真相。太多在现场的记者没带心和灵魂，一直注意的是自己的发型，带着从办公室里写好 的稿子去现场。 南方周末：《新闻1+1》之后，你还有新研发的节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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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晨是中国微博粉丝数最多的人，她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在她看来，微博在悄然改变着社会。图为2010年7月姚晨在玉树探访受灾儿童。 （姚晨/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 如果让我说一句话，那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剧组一定会让一个演员只管自己这摊事，因为每个部门都运转得非常好；同样，一个国家也一定是这样子。”姚晨试图用自己“阅历的存储量”去解释她看到的一切事情。 姚晨是中国微博粉丝数最多的人，她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而这些，似乎远离着她的演员本职。 “演员只管自己这摊事”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在陈凯歌导演的新片《搜索》拍摄现场，姚晨也会与陈凯歌讨论类似的话题。这部电影里，姚晨扮演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而她在微博世界里，早就在扮演着一个记者的角色。“演员的确占用了公共资源，你确实就得为这个时代发出声音。”她更愿意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姚晨是2011年“中国梦”的被致敬者，致敬的一个理由是：她用自己独特的阅历和存储量，履行了一个公民的责任，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演员的另一面。 “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南方周末：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姚晨：要说具体的有很多，如果让我说一句话，那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也爱我”。 南方周末：一个国家要怎样爱你包括爱她的民众？ 姚晨：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去爱，但在一个国家生活能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的是八个字，“安居乐业、老有所依”。要让我觉得在 这里很有安全感。“安全感”是所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的人以为自己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没有钱，可是我看到很多有钱人依然觉得没有安全感，有名的，有 钱的，有权的，好像都没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这种“安全感”？ 姚晨：有人说过一句话：“让一个公民不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 南方周末：一个真正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 姚晨：他们有想说的话，他们也敢说出这些话，他们生存的环境允许他们说出这些话；他们遵纪守法，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对自己都负责任。 南方周末：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 姚晨：我的梦想一直在乱变。小时候觉得老师牛，就想当个老师。后来个子越长越高，大家都说，这么高应该去当模特，我就觉得当模特也很 不错；结果长到1米68就不长了，模特也没戏了。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历史，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历史，想过当考古学家。刚上舞蹈学校的时候，我还想当个天才舞 蹈家，幻想一到学校里，就发现自己是一个舞蹈天才，一举成名，结果发现，自己真不是天才。 后来也没来得及想，就被命运牵着走到了今天。 南方周末：你说“微博也是给人发梦的地方”，这句话怎么理解？ 姚晨：我做柴静那期节目的时候，要播出的前一天，新闻说微博是传播谣言的地方。因为关于我的话题大部分是微博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恐怕 播不了了。结果不但播了，大家看到了反馈都很好，觉得对微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看到微博还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很兴奋。听说政府部门的人也都会潜水来这里 看，有些事民怨很大，没地方说话，愤慨得不行，只有在微博上发泄。如果真的有很多官员实名制来开微博，跟老百姓对话，官员会试图信任老百姓，老百姓也会试 图信任官员。关系也就慢慢没有那么紧张了。 女记者都是什么材料做的 南方周末：你在新片里演的是一个记者，当时你有个疑惑：记者究竟是应该接近真相，还是应该还原事情的本质？现在有答案了吗？ 姚晨：从古到今有多少悬案，柴静的话很对，记者确实没办法还原真相，只能努力接近真相，可能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 南方周末：深入记者这个角色以后，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新的发现？ 姚晨：太多了，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和娱乐记者打交道，后来更多和社会新闻记者打交道。我前些天发了一张剧照，很多人留言说怎么不像，怎么可能那么好，然后讲述女记者的各种惨状，把我笑坏了。那其实只是拍着玩的，并不是戏里的状态。 记者是非常清贫的职业，又得坚守一份新闻理想，更多的时候像修行者。我跟陈凯歌导演在讨论，我们都觉得好的调查记者特别像侠客，像堂吉诃德一样。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侠客出现，人们也呼唤有侠客出现，就像蜘蛛侠、蝙蝠侠这些侠都寄托着人们的期望。 记者也有生活和情感的一面，记者也要买房，也要面临恋人被别人撬走……跟所有人承担着同样的东西。但同时他还得去给别人解压，去照管整个社会。 我每次看到那些特别触目惊心的报道，都会留意看一下记者的名字，有些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女的。我知道好多记者跟我是同龄人，有的比我还小好多，她们也 是女孩子，女孩子照理说就应该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养养猫猫狗狗，跟男朋友幸福地逛街。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穿着冲锋衣，或者潜伏到黑作坊里，卧底几个 月才能做出一篇报道。看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都得压抑成这样，我就在想，那些女记者都是什么材料做的。要干好记者确实太难。 南方周末：这是记者的正能量，你觉得记者会带来负能量吗？ 姚晨：不报道，这些事情就没有了吗？正是因为有了报道，才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才会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哪怕有 负能量，也能转化成正能量。就像我看到有人说陈贤妹被房东赶出来，没了工作，我转发之前就多了一个心眼，去看看几个大媒体有没有这么说，果然第二天澄清的 新闻就出来了，没这回事。不说，让大家觉得天下太平，天下就真的太平？恶化了之后，也许是上百件、上千件。 南方周末：演记者的时候有去实习采访、调查什么新闻吗？ 姚晨：我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之前有电影需要我去演一个发廊妹，三年前。大冬天的，我叫了两个男性朋友陪着我，我让他们去（发廊）给我 打前站。后来我一进去，女孩看见我出现，腿立刻收起来，一副高傲的表情看着你，绝对比你还正经，是女人就有自己的尊严，尤其是面对同性的时候。结果也没聊 成天，人家非常警觉，我们跟以前来的人不一样，可能觉得我们像警察。后来这个片子也没拍成。 体验过生活，摸了一圈，我去演的这个角色才不会是虚的。演一个人，不是演她的外貌，不是穿着，是演她的气质。 南方周末：有什么事件特别想去调查的吗？ 姚晨：开微博到现在，那么多案子都悬在那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表示悲痛，可是悲痛过后，当一件 又一件这样的事情出现，人们就开始麻木，比麻木更可怕的就是遗忘，很快一个事情就过去了，一个新的事情又出现了，大家也都这样活着，好像生活本该如此一 样。 南方周末：你也有麻木的时候吗？ 姚晨：说实话，你看到这种信息过多之后，下意识会选择更严重的看，这真是挺可怕的。 南方周末：舆论的威慑力也在降低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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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夺回麦克风”的《人民日报》评论。 （冯飞/图） 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因为注重在党心和民意的共鸣中寻找“对接点”，人民日报的一系列评论，在这一年里风行一时。人民日报评论团队以人性的温度关注当下重大命题，做到了为党立言，为民鼓呼。 2011年，《人民日报》的“评论阵地”从追问“徐武事件”到展望“乌坎转机”，它以时评的速度，关注热点事件中的公民权利、关切变革时代的个体命 运、捍卫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从提倡包容“异质思维”到提醒打捞“沉默的声音”，它以观点的厚度，理性剖析社会思潮、正视难点痛点、凝聚社会共识。 《人民日报》以往的评论风格偏向凝重正式，其评论文章的几个重要笔名也广为人知，比如“任仲平”取“人民日报重要评论”谐音、“郑青原”则被认为有“正本清源”之义，其政治意义浓厚。 2011年的《人民日报》评论内容上有重大革新，一系列评论采用朴实的平民化语言和诚恳平和的文风，直接就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官民关系等常见社会焦点问题发言。 在诸如《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打破房价“屡调屡涨”怪圈》、《建好保障房也是政治责任》等一系列文章中，人民日报评论团队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中公民焦虑的民生问题，涉及城乡鸿沟、房价物价、个体命运等中国当下重大命题，用人性的温度赢来了很多赞许。 语言上的创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在《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一文中，既有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有“淡定”这样的年 轻人常用语；既有马克思的“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这样的比喻，同时也有“鸭梨很大”的网络语言。与过去长篇大论、宏观叙事的形式大有不同。 从媒体空间上，《人民日报》评论板块这一年来的变化也体现了党报在话语多元时代捍卫自身话语权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也拓展了主流媒体的作为空间。比如 今年武汉“徐武事件”发生时，众多媒体噤声之际，《人民日报》的评论却发出了声音，《“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一文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高度评价人民日报评论板块的意义，“人民日报的评论既能从执政者的角度进行观察，又能真实体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诉求，打通两个场域的话语，这是其重大意义所在。” 在广受好评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一文中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 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 在社会中听到。”“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在中国社会当下的矛盾凸显期，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直 面利益纠葛，强调执政党的民本理念，呼吁对话胜于对抗，提醒维稳更要维权，这种姿态十分可贵。 这些评论替党立言，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热点，纾解了公众情绪，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思想认同。专家称：“几乎在转瞬之间便赢得了舆论，出现了 近年来少有的党报台网、市场化媒体、境外媒体、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都热烈转发和讨论的局面”，“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党报以理性平和的主流声音，重新夺 回了麦克风”，为相持不下的争议提供了“可以共同讨论的基础”。“从良好的传播效果看，主流舆论倘能不断与时俱进，能够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和减压阀，这 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贵尝试。” 有媒体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这些系列评论，赞扬主流媒体的主动作为，“为启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伟大实践，奠定了解放思想、理顺思路、大胆改革、开拓进取的舆论氛围”。 网友称，“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执政党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更加注重疏导群众利益诉求，更为积极主动和系统化。”“体现了执政党在社会管理创新观念上的积极探索”，由此“看到中央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心”。 在当前的舆论格局中，包括党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因其独特的定位，依然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理应秉持与之相匹配的使命和担当。只有在党心和民 意的共鸣中找到“对接点”，主流媒体才能在与时俱进中彰显主流，不断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只有始终以“引领风气变革之先”为己任，主流媒体才能在众声喧哗 中凝聚共识，不负“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从而在大变革的时代凝聚更多力量，助推国家发展的脚步，增进芸芸众生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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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潮未因几年持续打击得到遏制。有针对香港中学生的民调显示，高达45%的年轻人认为，援交“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香港文汇报/图）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徐丽 传说中的援助交际已渗入中国内地，但无论政府、学校还是社会，对如何干预和矫治，均无准备。 3年前一起命案，让香港陷入援交的恐慌中。是加重刑罚还是保障自由，在“阻吓”同时如何保护年轻人，NGO如何介入并成功干预，香港的经验及教训，或可为内地提供镜鉴。 在MSN上谈好价钱和服务以后，Pet和“客人”约在一个咖啡厅见面。Pet干这行一年多，算老手了。她很放得开，两个人有说有笑。 客人忽然问她：你MSN上说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她没在意，把价格重复了一遍。 跟着，好几个警察冲出来，团团围住了Pet。 Pet被“放蛇”了。这是2008年9月的香港。Pet成为警方第一波“搜鲸行动”里被送上法庭的援交少女之一。当时香港正处于对一起援交少女命案的集体恐慌中。 据香港警方向南方周末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年夏，针对援交，警方共开展3次“搜鲸行动”及1次“铅芯行动”，拘捕共69人。 社会各机构几乎都行动起来，尝试开出自己的药方，但援交如病毒一般蔓延。 港式“严打” 在加重刑罚和保障自由之间衡量，香港没有选择前者。 死者王嘉梅，16岁，辍学在家。生前她网名“KIMI”，活跃在香港援助交际网站里，亮出自己的性感照片，明码实价提供性服务。在2008年4月底一次外出接客途中，她被杀害并碎尸。毁灭证据时，凶手曾将部分人骨混入菜市。 普通市民的担忧来自食品安全和“碎尸”，而这起连大法官都称“令人呕心及恐怖”的案件，让政府开始头疼：“援交”，“洪水猛兽”般出现了。 援助交际上世纪90年代于东京滥觞，此后从日本到韩国到台湾，一路袭向香港。日本记者黑绍克史曾用“女中学生放学后的危险游戏”，来形容这种双向互动的色情交易。 那年夏天，倍感社会压力的香港警方迅速成立小组，开始网上搜集证据，进而以“放蛇”的手段开展“搜鲸行动”及“铅芯行动”，截至今夏拘捕69人。 警察间歇性的严打，未能煞住援交。计时工作的市价，超市22元一小时，快餐店25元一小时，而援交的价位，基本上可抵达1000元港币。警方的放蛇行动，成为援交这门高收益行业必然存在的高风险。 2008年10月，又一起关于援交的新闻挑战了立法会的底线：一名初中女生以帮男友还债为由，在网上发帖“处女拍卖、底价3000元”，该帖引得上百人参与竞价，最后以2.1万港币“成交”。为此，议员李慧琼在立法会质问保安局：警方打击该类卖淫活动是否奏效？ 此前，“援交”问题从未在执法层面出现过，让警方很是棘手：一方面，是社会（尤其家长和学校）对于遏制援交的殷切期待，另一方面，按照香港现行法例，若非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或者唆使他人进行性交易，“援交”并不构成犯罪。 目前在香港，对于被抓捕的援交少女，适用的是香港法例第200章147条，“唆使引诱他人作不道德行为”的刑事罪行，最高罚款1万元及监禁6个月。 观察人士认为这更像是“阻吓性打击”，因为在实际判例中，并无一人因此入监。何况，被捕获的概率并不高——虽然无论警方、社会福利署方面都不掌握在港援交少女数量，早在2009年，便有社工估算，这个数字不会低于2000人。 媒体曾报道港府将研究立法管制援交，终未见下文。香港大律师陆伟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倘若政府考虑立法管制的援交活动，包括不涉及不道德行为的金钱 交易活动，就必须作出足够的咨询及公众讨论。“例如给500元，只是陪这个男子行街、看戏、吃饭都要管的……此举牵涉到管制一般的正常社交，就必须深入研 究”，否则法例可能会过于严苛。 尽管警方一再强调，是为了“保护青少年”，被送上法庭的Pet仍然觉得这样的行为太不人性化，她认为：援交是我自愿选择的，他们并不是在乎我，而是在乎社会风气，否则，为什么留“案底”，让自己毕业很难找工作？ NGO的安全“搭讪” “像是站在悬崖边想跌又未跌下来”，少女们并不情愿接受援助，但是遭遇危险时，NGO接住了她们。 旺角弥敦道一间公寓里，林宝仪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成人交友网站，登录。满屏的警方呼吁：勿为金钱，出卖肉体，上网援交，前途尽毁。后果一并附上：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男子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或任何人唆使他人做不道德行为，即干犯严重罪行。这样的呼吁曾被质疑为“网上纸板警察”，成效不大。 作为性工作者NGO“青跃”项目成员，林宝仪的工作是，加MSN，和各位援交少女“搭讪”，向她们解说机构的服务：免费提供身体检查，不鼓励去客人 家，注意保护自己，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青跃”希望建立和CC（即私钟妹，香港援交女孩的自称）的对话，了解她们真正的需要。 添加疑似援交对象后，林宝仪会先表明自己的义工身份。倘若一上去就劈头盖脸说理，没人会回应。“一般跟100个人说话，有五六个理你，已经很不错 了”。同样困扰NGO和警方的是，中介越来越多，很难判断发布信息者是援交女孩本人，还是她们的男中介。不少援交网站开始更名为“出租女朋友”。 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宝仪会定期向有所回应的CC发布温馨提示，比如“最近荃湾出现了一个姓祝的变态佬”，或者定期发布一些活动，希望CC来参加。最近一课是11月23日晚上的理财课程，有时一个赤裸裸的标题更容易吸引CC：教你如何找更多钱。 这样的进展通常异常缓慢，CC们更习惯用网络保护自己，不愿浮出水面。除非发生像Fish一样的意外。 2009年的一个深夜，林宝仪的同事接到了Fish的电话。Fish哭着说，她想死。 Fish很少对客人起疑心。但当她认识第三名客人后，麻烦来了。由于这位客人早前欠款两次，Fish说什么再不愿接待他。他把恐吓电话打到了Fish家里：如果不出来，我会告诉你家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会把偷拍的裸照寄到你的学校。 客人的勒索和恐吓让Fish变得精神紧张。她不敢告诉家人，更不敢报案——她怕在警方留了“援交”的案底，永世不得超生。 在NGO的陪同下，再三犹豫的Fish去警察局报了案。 明爱社工王佩玲概括CC们的失落是：自我封闭，工作创伤（如偷拍、性暴力、性病、意外怀孕、心灵创伤）、失去自我健康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缺乏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像是站在悬崖边想跌又未跌下来，危危乎似的。”一位援交少女说。有人会因此选择疯狂购物甚至吸毒来平复这种创伤。 这些挣扎都可能成为中止“援交”的动力。一部分人会像Fish，遭遇不测后，急遽完成人生的蜕变——抵达了一个相对长久的“金盆洗手”期。 而更多人是在险恶的江湖中总结了经验教训的2.0版：不要随便上门，记得开一个新的MSN、换电话，不要给对方银行账号以免透露姓名…… 社会需被拯救？ 外界都想“修正她们的价值观”，但社会自身也需要进行道德重建。 Fish，19岁，在遭遇勒索后，急遽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她意识到家还是最温暖的，一度逃学旷课，现在也重新返回学校念专科，只是当留意到身边女同学经常出门，突然有了名贵物品，多了手机，说不出自己的上班地点的时候，Fish会下意识地想：她也在做这个。 有时她会现身说法，作为一名援交少女，参加NGO“紫藤”和学生间的访谈。气氛往往不太友好。 就如何干预援交少女分组讨论时，有人在纸上写：修正她的道德价值观。 有人口气很冲：你不觉得做鸡很没有尊严吗？ 每次学生拿着问卷一条一条生硬地问，她就像一个被剖开的标本，等待审判。问及别人怎么看待她，她便联想到一系列负面的形容词：淫荡，没有道德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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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 （资料图片/图）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 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 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 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 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 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 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 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 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 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天，40年 70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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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市大学学联选举的一份海报，画面动感十足，竞选重点、主要诉求，比如全面提升女性在城市大学学联中的比重的目的一目了然。 此次剑桥中国学联选举风波后，反对派贴出的选举招募启事。启事明显被“蹂躏”过。不过，仅就启事设计而言，中国人搞选举要学的还很多。 剑桥中国学联的选举风波，在对选举已经习以为常的剑桥可谓新奇。 （吴吕明/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谷禹 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顾昕 一位不按规则上位的剑桥中国学联主席，在剑桥掀起一场难得的选举风波，让一个拥有27年历史的中国留学生社团遭遇被注销命运。 剑桥大学的一群中国博士、硕士们最近被卷入了一场选战。 这所名校最大的华人社团——剑桥大学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以下简称“学联”），因其主席选举违反程序而被校方注销。 被指不遵守社团章程的是2010年当选的学联主席常非凡。一些学联成员向校方投诉，常非凡三个月前未经大会选举宣告自己连任，此行为无效。他们要求按照学联章程规定，组织竞选委员会，征集候选人，重新选举。 在得知投诉之后，常非凡一方随即送给反对方一顶“分裂学联”的大帽子，“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和友谊，大家还是学生，更不应该搞政治斗争。” 双方隔空喊话，互联网上一度出现两个剑桥中国学联的官方网站。剑桥大学的学生报也跑来看热闹，他们显然很好奇。 2011年11月3日，校方决定介入这桩中国人的家务事。这在一贯主张社团自治的剑桥大学非常罕见。 校监约见了这个中国学生社团的两派代表人物。现在，两派的网站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网页，上面是校监的声明：为了组成统一的学联，2011年12月2日将举行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财务长公开竞选。 这是学联成立27年来第一次四个职位同时公开竞选，此前只有主席由选举产生。 选举产生的，才令人信服 2011年7月中旬，在一封发给学联全体成员的邮件中，常非凡称学联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她连任主席。学联网络部部长陈奇说，看到这个邮件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按照学联章程，主席必须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我们之前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选举的通知。”陈奇说。 另一位学联成员陈鲁滨参加了邮件提到的那次执委会会议。当日，在学联工作总结大会后，常非凡要求到会执委留下开个小会。小会开始后，她“让我们举手对她的工作表示支持”。 然感到有点奇怪，但见大家都举了手，陈鲁滨也就一起举了，但“我们几个人都说举手只是支持她的工作，没有其它意思”。 不过，学联事后提供给外界的新闻通稿中的表述是，大会经过讨论、表决，按照换届选举办法的精神，全票通过了常非凡博士就任第二十八届剑桥中国学联主席的决议。 看到邮件震惊之余，陈奇还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学联邮件列表的管理员了。 邮件列表是学联成员的网上交流平台，成员只要通过Email订阅，就能收看列表的所有邮件。当然，邮件必须经管理员认证。除了主席，学 联中的几位成员也有管理员资格。 “管理员列表里只留下了她和支持她的人。”陈奇说。 陈奇马上查看了学联的官方网站。网站日志显示，常非凡对网站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删除部分管理员或对一些管理员进行降级。 因为官方网站的域名是其他学联成员以私人名义注册，常非凡没有最高权限，她还要求陈奇采用技术手段，帮她夺取整个网站。 “她以为这样就控制了舆论。”熟悉网络技术的陈奇说，他无意介入权力斗争，但反感这种暗箱操作，“我一边敷衍她一边将网站恢复”。 夺取网站未果，常非凡后来新注册了一个域名，于是，出现了两个剑桥中国学联的网站。 对于那场“举手支持”、接管邮件列表等说法，常非凡不愿回应：“他们说是我做的，我是主席，我做得过来吗？作为主席，我也没有时间去澄清这些事。” 常非凡坚持，她所代表的是合法的、正统的、官方的学联。“那些闹事的人都是极个别的学联成员。” 她的回应官气十足：“因为某些私利和个人目的激化成这种情况，是我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阵地一定要守住。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希望维持学联的稳定，不要让个人主义影响中国人团结的形象。” 在专门针对此事的民意调查中，88%的参与者认为，通过选举产生的主席才能令人信服。 “我们的干部权力大过天” 学联内部先进行了协商，在未能达成一致之后，反对派才向校监投诉，需求校方的仲裁。 中国学联是在剑桥大学注册的社团。在剑桥，社团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学校注册。校方对是否给予注册也有规定，比如，必须有符合学校社团指南的章程，社 团的主要负责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等等。社团一旦申请注册并获得通过，必须遵照章程行事。章程出现任何细微的改动，都必须向校方报备。 校监查阅学联的章程发现，学联被记录在案的是1992年的章程，近20年来经多次修改，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都没有向校方备案。 不过，不管按照哪个版本的章程，只要候选人不止一个，主席就必须公开竞选。不止一位学联成员告诉记者，在常非凡自行宣布连任前，已有几位成员表示过要参选。 校监注意到常非凡连任违反了章程，但希望学联能内部解决：如果学联内部能够达成一致，在10月1日之前提交一份符合规定的新章程，学联就不会被学校注销。但学联最终错过了这个机会。 陈奇写邮件催促常非凡开会商议章程的事，但既没有回复，也没见学联有任何动作。陈奇说，“她一直在拖。” 剑桥中国学联终于被学校注销。反对派于是决定自行组建社团，修订章程，重新争取学联在学校获得注册。 陈奇特意找来剑桥大学一些著名社团的章程和学校提供的章程模本作参考。他发现，学校的模本要求社团必须向大学所有学生开放，而学联的章程规定会员必 须是华人；模本规定社团的主要官员都必须由选举产生，学联的章程规定只有主席需要选举，其他官员由主席任命；其他社团的章程中都有限制主席权力的条款，甚 至规定了如何弹劾主席，而学联2008年章程中则完全没有……“我们的干部权力大过天。” 限制主席权力，成为新章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前没觉得章程还有这么多讲究。”一位关注此事的留学生告诉记者。 “我就是学民主政治的，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流氓政治街头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瞎闹。”常非凡说，“剑桥这个地方，各种思潮、立场混杂，我们已经非常开明和民主，才允许这些声音发出，也允许这些人团结在学联周围。” “大学社团的权力斗争会到这个程度” 剑桥中国学联的选举传统悠久，为不少中国留学生津津乐道。 学联一位前任主席说，这次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它学校，可能也就过去了，因为发生在习惯了领导人选举的剑桥，才引起这么多人关注。 往年，主席选战从7月份开始征集候选人，接下来就是竞选拉票。曾在剑桥做过访问学者的许知远在《剑桥杂忆》一文中描述过这种情景：新生是主要的争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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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自忧自在007”偶然在twitter上看到一本老书，粉色的扉页上盖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图书馆藏书”的红戳；封面上印着两行书名：《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以下简称《参谋助手论》）。 “自忧自在007”转手把这本书放在了微博上。这条微博被转发的速度让他有点吃惊——2011年10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转发近九千次，评论近三千条。 书中直白地揭示出种种秘书工作的“隐秘”，让许多网友感到惊讶：“点点滴滴都是大实话。”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的确是一本公开出版物——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在新华书店销售。 2006 年11 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目不转睛，头也不回地将讲完的稿子递给秘书。王怀志说，秘书要使自己适应长，而不是让首长适应自己。 （CFP/图） 现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张本正为这本书作了序。序里，张本正这样评价：“这部书不矫饰，不虚伪，不欺骗。真理总是赤裸裸的，那么，接近真的东西穿衣服也是不能多的——这是一本实话、真话集。” 《参谋助手论》的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老师。如今第一作者王怀志刚刚退休。第二作者郭政则年长一些，已经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他们曾是张本正的部下。 王怀志和郭政都不怎么上网，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采访电话，还有一家出版社重版此书的邀请，他们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了。十七年前的旧作突然受到这 么多的人关注，王怀志也上网看了看评论，他觉得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可以理解：“写作时，还是1990年代，我们只是考虑到现实的一些情况，认识、表述、 措辞难免有一些不当之处。” 作为政工学秘书专业的教授，王怀志和郭政当年写这本书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的秘书，其实泛指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之所以只写“首长”不写“领导”，是因为“对地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总的趋向上，这本书是为了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首长尽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首长的工作更顺利。”王怀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18岁那年，王怀志应征入伍。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他多次被借调到团、师、军政治机关工作。珍宝岛战事发生的时候，王怀志在编的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 撤下来后一段时间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帮助做宣传工作。真正在机关当起干部，是1974年的事了。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文化干事干到股长，“小秘书” 干成了“大秘书”。 那时候还没有“秘书学”。老干事偶尔会提醒新干事几句，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摸索。摸索的过程中，总有人闹笑话。 珍宝岛战后那段时间，很多慰问团到王怀志所在的部队演出，接待方每次要致辞感谢。有一次，团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讲话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副团长身上。副团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就是识字儿不多。 干事写讲话稿时就特别注意，在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旁边打个括号，写上一个读音相同的常见字。比如“衷”字旁边，就写上（中）。谁知讲话时，副团长拿着讲稿便念道：“让我们对慰问团表示哀——括弧，中——心的感谢！” 讲稿中写道“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副团长张口断句：“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坐在下面的人笑作一团：“怎么团长叫这名啊？”慰问团的人忙在一旁解释：“我们团长姓李。”副团长听了赶紧纠正：“哦，李跋涉——这是谁写的稿子，怎么连团长姓什么都没搞清楚？” 稿子读到第一页末尾，副团长念到“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翻过来看到没完，继续念：“哦，还有一个舞！” 这些笑话，就成了王怀志的经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秘书该怎么写讲话稿。到了机关，王怀志发现这样的事情也还不少。一次，有首长的讲话稿里引用 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首长念到这里觉得有发挥的必要，就开始说：“说到雷锋塔倒，我要多说几句。不论花多少钱，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塔再修起来。我们还 是要继续学雷锋的嘛。” 王怀志觉得这些也和秘书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秘书就该写得简短通俗；首长文化水平高，秘书就可以引经据典，提高讲话水平。 后来，两位作者就把后一个故事和这些经验一起写进了《参谋助手论》里：“（什么样的讲话稿是‘好’的呢？）关键是取决于秘书对首长性格、爱好、习惯、经历、年龄、学识等个性特征的了解和掌握，并使自己写的讲话稿与首长的个性特征吻合。” 2009 年8 月，《参谋助手论》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短短两三天内引来了众多博客的转载，由此引起第一轮关注。2011 年，“自忧自在007”在微博上的转载，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些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 1983年，王怀志被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先在党史教研室做教员，后来到了政治工作系，文秘专业。秘书学讲了多年，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根本不够 用。想到自己曾经在机关实践中遇到的那些棘手问题，光写演讲稿，里面就有各种学问，秘书要做好，是很费脑筋的一件事——但因为很难摆上台面，这些内容教科 书上完全没有提到。 王怀志和郭政商量了一下，决定写一本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起初，他们开了一门秘书实践的讲座课，郭政主讲。郭政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王怀志的各种亲 眼所见和道听途说的例子放进去。王怀志把这些课堂内容记录下来，修饰润色，补充删减，整理成书稿，名字就定作《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讲课的内容里已经有了不少后来被张本正称为“大实话、大真话”的东西。他们讲到了领导收礼的习惯，甚至说明了领导收礼的合适时机，也讲到了首长之间因为功名权力等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学生们从来没听人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东西，每次郭政上课的时候，走廊、过道、窗台都挤满了人。一次，一个从上级机关调派过来任职的副院长路过教学楼， 进去听了一堂课。后来就在会议上批评：“我们有些老同志、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我们的机关要加强对讲课的审查、把关。”那时候， 郭政的这门课已经收尾，正和王怀志两人忙于做书，后来这课再也没开过，这点批评也就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没受到其他“首长”的批评。“毕竟不涉及到大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不违背一些政治原则问题。首长也不会太多为难。”王怀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书交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接手的编辑叫王红岩。当南方周末记者辗转找到王红岩时，她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编过这么一本书。她回忆，1990年代，西 北大学出版社的审核程序至少分为三步：责编审阅、编辑室主任审阅、总编审阅。但在这三重审核中，没有任何人感到《参谋助手论》有什么不适于出版的地方：假 设有，编辑部都会开会讨论，她也不可能毫无印象。 《参谋助手论》留给王红岩最大的印象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秘书岗位上，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学问。她觉得两位作者写得很好：“为领导服务的艺术免不了要投领导所好，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本书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现象。” 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王怀志和郭政还是将大部分书放在部队发行，上架新华书店的只有极少部分。3000册显然供不应求。一次郭政到南京政治学院讲课，下了课一些学生劝他：“郭教授，您把这书重新修改一下，再出一次吧。”郭政婉言谢绝。 最近，有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想修订再版这本书，仍然被王怀志和郭政婉言谢绝。“我没那个心境，也没那个兴趣了。”郭政说。 现在，这本书在网上的下载量，是它印数的二十七倍多。 1994年写作《参谋助手论》的时候，王怀志(上）和郭政（下）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 （受访者/供图）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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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民间掀起了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如雨后春笋，大有“倒逼”官方发声的趋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吕宗恕 整个十月，北京几乎面如土色。 北京市民王海燕有时会很绝望：“我是不是不该生孩子？”国庆之后，她特地向儿子的幼儿园告假一个月，打算趁着秋高气爽让孩子体验户外游玩，然而如今一家人只能闷在家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灰霾连绵不绝笼罩京城，没有官方预警，也没有事后解释。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PM2.5指数反复跳上200大关，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非常不健康”、“危险”级别。 尽管美国大使馆小心翼翼在官网解释：“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但是每个北京市民都能闻到空气中呛鼻的灰尘味，视野不远处笼罩在灰霾中的高楼如同海市蜃楼。 最近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如同“轻度追尾”令人捉摸不透。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PM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坚毅中带点无奈。 自己拿起检测器 王海燕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11年7月，她成了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检测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2011年上半年，达尔问开始招募志愿者，测试室内甲醛浓度。达尔文创办者之一冯永锋说，既然官方数据千呼万唤不出来，那么民间自测PM2.5总可以的。 2011年7月18日，王海燕带着检测器，上了公交车，从位于南三环的家到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工作单位，又走进了十间办公室。 在办公室，同事们很好奇，有人想借仪器回家测，有人打算买一台自用，也有人毫不在意，在抽完一支烟后，滔滔不绝说：“污染是地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你们阻挡不了。” 她暗想，以后有一天她或许得对儿子说，孩子，戴好防毒面具再出门。 王海燕一天自测的结果发现，上午空气中的颗粒物普遍比下午少，有烟尘排放源的场所（如吸烟室、烤羊肉串摊）颗粒物明显增多，而空调公交车比非空公交车干净，地铁比马路上颗粒物少点但又比空调公交多。 她在空气质量日记里写道：“以上结果看出，只有空调车内的空气偶尔达到美国人‘优’的标准。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国标的健康空气和美国的不健康空气中。” 在北京最灰暗的那几天里，LG商品企业部经理刘昌峰突然忆起两个朋友，夫妻俩在日本大地震的三天后回国避难。不料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双双得了支气管炎。久治不愈，不得已又返回核辐射威胁下的日本。 刘昌峰也成了达尔问自测队伍中的一员。在这次自测行动中，除了达尔问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位普通市民。“我们的检测结果和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差不多，”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说，“空气污染指数远高于官方公布。” 除了民间组织，商界精英和意见领袖也加入到这场自测行动中。 2011年10月22日晚11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贴了张iPad截图，在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细颗粒物（PM2.5）指数为439，评级为“有毒害”。潘惊呼一声：“妈呀！有毒害！” 两天内，这张截图转发近五千次。不少网友按图索骥，找到了苹果商店上一款名为“Beijing Air Quality”的软件。其数据来源正是美国大使馆。 手机插件还不过瘾，远大集团旗下的空气品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继说，能测试空气质量的“远大生命手机”有望下个月在全国上市。这种手机能监测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这种手机监测空气质量的功能还没得到相关计量部门的认证，但不影响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彭继说。 早在几年前，远大老总张跃就已开始自测所到城市的空气质量。他常年随身携带一个十斤重的小包，里面装着监测颗粒物、甲醛等污染物的五六种仪器，由此记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能测空气质量的手机，正是张的突发奇想。 “好事者”众 国庆长假，北京媒体人梁立（化名）开车从湖北襄樊返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能见度不到一公里。他一路始终开着雾灯、打着双闪，“感觉被闷在一个箱子里，却怎么都走不出来”。 在天津，市民也闻得到空气中呛人的味道。2011年10月21日，北京灰霾好转，广州又无可救药地迎来入秋后首场灰霾。 2011年10月20日，北京，你找得到天安门吗？ （杨罡 CFP/图） 这场民间自测行动，不惟北京，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在参与。 2009年叶泉山还是中山大学本科生时，主持一个摄像头监控天气的小项目。他和同学发现，在8公里外的大学城遥望广州电视塔“小蛮腰”，大概有1／3到1／2的时间看不到。一般气象上认为，湿度90％以下，能见度10公里以下，就算是灰霾天气。 在试验之后，叶泉山开始关注PM2.5。 2010年起，他依据官方公开信息，制作了一个每日自动更新的网页，命名为：“今天我们的空气质量真的‘优良’吗？” PM10和PM2.5的关系，被叶泉山比作“大苹果和小苹果”。对于大多数内地城市而言，PM10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污染物。而许多研究表明，PM10和PM2.5空气浓度比例在0.5到0.8之间，因此只要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反推PM10的浓度，再乘以比值，就可以得出PM2.5估计值。 叶的网站正是以此进行估算。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中没有包括PM2.5，他希望通过公布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让大家对身边的空气污染程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上线为10月18日-25日，每日上午9点美国驻华大使馆自测的pm2.5指数；下线为同期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情况。由于检测污染物种类和布点不同，两者毫无可比较性。 （李伯根制图/图） 民间自测科学吗？ 达尔问在微博公布的结果很快遭到诸多专业质疑，比如现行空气质量最准确的检测方式是膜式称重法，需要经历捕捉颗粒、晾晒、称重、分析等步骤，而便携仪受温度、湿度的干扰较大，准确性存疑。 2011年10月上旬，王秋霞频繁拜访了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咨询如何提高测试准确性。 其中一名专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他和同事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2004年到2006年期间，潘小川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他们发现，当这些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 “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显然后者的影响更大。”潘小川说。 其实，早在环保NGO和市民自测PM2.5之前，许多科研机构都做过小样本的调查。 1990年代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工程师魏复盛曾参与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1995年至1996年间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至10.7倍。 2002年，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黄鹂鸣等人在南京设了5个PM2.5和PM10的观测点，这五个地点分别代表交通主干道、居民区、商贸饮食、化工和旅游区五种城市功能区。若以我国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衡量PM10，而以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衡量PM2.5，则二者的超标率分别达到72％和92％，最高超标倍数达到6.29至9.02。 然而，这些仅限于科研领域，最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 这曾掀起一阵争议波澜。直至2011年7月，当达尔问开始自测并公布结果时，也遭到了同样质疑。在微博上，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回复众博友：“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在进步，有诸多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要仅拿某使馆的数据来说事儿。” “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只能代表大使馆，代表不了北京。”一位多年研究大气污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说。 现在，达尔问的检测团队吸纳了环境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开始尽可能按照科学方法，记录监测点的环境气象数据、离主干道的距离等。“便携式检测仪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结果，得出报告。”王秋霞说。为了避免错误，她不再收录同期美国大使馆的检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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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2日，利比亚人民在焚烧卡扎菲头像和象征卡扎菲思想的《绿皮书》。 （Adem Altan/东方IC/图） 卡扎菲的《绿皮书》 （南方周末资料图） 卡扎菲古怪的小说选封面 （长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 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 的洪流？” 上校卡扎菲似乎早就做好了被滚滚洪流“除掉”的准备，199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小说《逃往火狱》的开头这样写道。 至于整篇小说，则几乎预言了正在利比亚发生的那场革命——一个贝都因人曾被群众“扛在肩上”，就像他们曾经扛起罗伯斯庇尔和墨索里尼那样；后来又被 这些人穷追不舍，他们向他伸出密密麻麻的手：“给我们修一条越海道路！”“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贝都因人给不了，不得不丢下代表着权 势的金盔，一边抱怨着“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一边逃往不需要护照的火狱，任谁也找不到。 作为利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的名誉主席，在近四十个年头里，卡扎菲将作协演化为自己的文学俱乐部；逮捕、暗杀了数不清的独立作家和艺术家；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政治理论集《绿皮书》——利比亚的“红宝书”，以及一本没几篇小说的小说集。 2011年5月，《北京文学》杂志刊登了包括《逃往火狱》在内的几篇卡扎菲作品。同一个月，一个新的作协在班加西成立。 独裁者卡扎菲和文学界的爱恨情仇，就这么进入人们的视线。 “迷人先生” 在卡扎菲1969年发动“九一政变”以前的十几年里，利比亚作家们一直期望能够组建起一个文学家联盟。 那正是利比亚文学的好时候。文坛老将阿里·米斯拉提结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涯回国创作，青年作家艾哈迈德·法格海、尤素夫·谢里夫正冉冉升起。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精英主义，各种观念正在利比亚大地错综生长。作家们想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虽然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同一阵营。 这个想法在伊德里斯一世脆弱的政权下一直无法实现：自从石油经济兴起，商人们组织的贸易协会便与当局开始了永无休止的扯皮。旧政府不愿在贸易协会之外再添一个别的什么协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卡扎菲在这时来了，带来了创建作家协会的新希望。 新政权看起来对文学充满热情。1970年，政府创办了一个崭新的文艺节：的黎波里知识节。在第一届知识节授奖大会上，卡扎菲亲自颁发了短篇小说奖的荣誉证书，获奖者是法格海。 1972年，法格海牵头在班加西举行了一个作家、文学家大会，商讨组建作协的事，卡扎菲也列席其中。会议成立了以法格海为首的预备委员会。预备委员 会随即起草了新作协的组织章程。作家们都已准备就绪，政府却直到三年后才给作协颁布了成立许可证。拿到许可证，法格海觉得心头释然，于是前往伦敦工作、求 学。 刚刚成立的作协于是由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担任主席，卡扎菲则是永久名誉主席。作协由总人民委员会文化部负责运营，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笔不小的拨款，用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营。 作协从组建开始就一直维持着十几个人的工作班子，主要功能是联系作家，组织各类文学活动，开展沙龙、评论会，以及运营一份文学刊物《四季》。作协的 正式会员有一千多人，只要不批评政府，不违犯独裁政府的其他言论禁忌，他们的日常写作并不受打扰，但有时难免要被迫接受一些宣传任务——譬如，为利比亚最 高领导人、文学爱好者卡扎菲撰写书评，或者歌颂这个并不自由的国度。 事实上，作协一直受到革命委员会的严重控制。革命委员会负责整个国家的出版审查工作，它在卡扎菲执政的四十二年间造成了许多利比亚作家的受迫害与流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1982年法格海求学归来就任作协主席的时候，这个自己亲手创办机构对他而言已变得十分陌生。法格海意识到，自己的初衷已经落空 ——想通过这个处处受到掣肘甚至要向当权者献媚的协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指望它去改变利比亚作家们的生存状况了。 卡扎菲一直是作协的名誉主席，虽然不必实际管理作协，但会常常参加作协召开的会议。有时候他会召集几个作家去见他，有时他则会把作家们请到家里吃 饭。在那些场合，卡扎菲总能表现得友好、好客。“他是一个多重人格的人，很容易化身‘迷人先生’。”法格海评价说，“但这并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因为他四十 二年来所犯下的暴行，他真正的外号是‘杀人上校’。” “迷人先生”的绝招不仅仅是“请客吃饭”。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荣建曾在利比亚工作多年，与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法格海等人曾有着频繁的交 往。米斯拉提曾在国王政权下流亡多年，卡扎菲上台后，他对这位作风强硬的新统治者也并无好感，但后来，他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不但对卡扎菲的一些行为表示 赞赏，甚至还会为卡扎菲出谋划策。米斯拉提曾向李荣建表述自己态度转变的原因：一天深夜，卡扎菲突然造访阿里·米斯拉提的家，感谢他“为利比亚文学做出的 突出贡献”。米斯拉提深受感动，就这样被卡扎菲俘虏，自此改变了对这个独裁者的看法。 1980年代的利比亚，政治氛围愈发令人窒息。法格海无法在一个实际上不能有任何作为的作协工作，他开始不断寻找驻外工作的机会，逃离利比亚。在此之后，作协主席由文学评论家艾米·马仁担任。 “我远离了利比亚疯狂的人群，远离利比亚人民委员会和人民会议的日日叫嚣，远离赞美独裁者的口号，继续从事我的文学写作。”法格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知道‘四人帮’支持下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年，但在利比亚，连续四十多年同样甚至是更槽的状况。” 生活在卡扎菲时代，利比亚作家似乎必须面临选择：“迷人先生”和“杀人上校”，你总得面对一个。 卡扎菲真正展露自己“杀人上校”的一面，是在1973年。那年，卡扎菲在祖瓦拉发表了一番演说，呼告他的人民继续“捍卫革命”——用伊斯兰法规来取代法律；把共产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和复兴党人赶出利比亚去；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把那些从西洋舶来的理论、思潮统统送回去。 “大众社会无明星”是这场文化革命中重要的一环。卡扎菲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无偿地为社会思考和写作，不应索取任何回报。为此，他安排安全部门来查禁各种民间文艺奖项，仅保留少数官方设置的文艺奖项。 为了“捍卫革命”，卡扎菲对国内的出版业进行整顿，颁布了出版审查令，对每一部出版物进行重重地严密审核；对异见分子进行全国追捕。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罪名被随意罗织，许多人直至被判刑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诗人格鲁玛·布可在1977年的一天被莫名奇妙地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抓捕。那时他正和十几位青年作家围坐一起讨论文学。革命委员会的人突然降临， 将他们带走。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被特赦远赴英伦，再未回国。法格海说，像这样被莫名投狱的作家数不胜数：“他们的名单可以从班加西铺到的黎波里：诗 人萨利赫、他伊比，剧作家塞纳夫、文学评论家米斯马利……” 几年前，一个曾为卡扎菲工作过的年轻作家格札尔暴尸班加西郊区。被发现时，他的尸体已被损坏。这位作家年轻时供职于为卡扎菲做吹鼓手的革命媒体。法 格海说，当格札尔意识到自己每天去宣传的那些口号、革命术语有多么虚伪的时候，他离开了报社，并在博客上批判那些自己曾经参与过的行为。对于卡扎菲和他的 追随者来说，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 虽然政治气压从未缓和，1990年代初，年轻一代的文学家们还是寻来了新的突破，一部分人迎合出版审查的要求，不谈禁忌；另一部分人则在国外进行大胆的创作。流亡作家马他尔是其中一位。 1970年，马他尔出生在纽约。1979年，他的父亲、当时的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被指控为反动革命政府成员，一家人随后避难开罗。1990年，马 他尔的父亲在利比亚和开罗安全机关的合力之下“神秘失踪”，他的家人也因之流亡海外，至今21年。父亲的遭遇对马他尔的童年造成极大阴影，2006年，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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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纪许光（作者为《南方都市报》记者，河南洛阳性奴案报道者） 　　地窖、谎言、性、杀人与埋尸……发生于地下4米深处的洛阳性奴案，在被“国家机密”了二十多天后，被我解密了。 　　因为我的报道，古城洛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洛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丛斌，在我的第三篇报道刊出后，终于打破沉默——“向全市人民道歉”。洛阳官方称，公安部在2011年6月曾下发规定，对正在侦办的案件，严禁对外披露细节；他们同时坦陈“虽有保密规定，但与媒体沟通不足”，并称“愿意建立完善的、符合实际舆情需要的信息发布机制”。事态的演进，颇令人鼓舞。 　　为我提供信息保障的老刑警说，在那次局党委扩大会议之后，郭丛斌痛哭了40分钟。因为我的报道，8名分管副局长中，有多人可能面临必须辞职的境况。 　　“求你不要再写了。就到这里吧！他们知道错了。”老刑警的这番话，让我寝食难安。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的“内疚感”涌上心头。独家报道在满足了受众的需要之后，我从一个采访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采访的对象。这让我不能适应。这不是我的工作。 　　实际上，我所掌握的情况远比现在已经公布的多。洛阳性奴案主犯李浩的童年、成长、家庭关系……以及那几个被解救出来后，旋即又被刑拘的女子的故事，我均掌握；两年多的时间里，那个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的地窖中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所有人震惊。可实际上，我和洛阳方面一样，对稿件进行了“保密”处理。我不能宣扬暴力、宣扬血腥。我不希望自己的稿件以这些元素作为吸引眼球的砝码。或者，这些秘密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录里或者日后的著作里。可现在，我只能在诚实原则下“选择性披露”。所以，要说将洛阳性奴案“保密”了，我和洛阳方面一样，都是应该被指责的。 　　“保密”不成反被引爆的结局，体现了我们在信息披露制度上严重缺位。即便公安部白纸黑字的“保密规定”对各级公安机关具有约束效力，在洛阳性奴案，仍集中体现了三个问题。其一，李浩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有计划、有预谋、完全丧失人性的作案，当地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失察”的问题。毕竟，凶案发生在你的管区，你就得负责。否则百姓之安全，何以保障？其二，按照洛阳警方的说法，案件侦破之后，也因“防止模仿犯罪”和“太过血腥”的考量而未作信息披露。那么，作为公安机关和新闻机构，该如何适度公布信息？制度上如何保障和健全呢？很可惜，我们没有答案。其三，作为新闻记者，该如何在“诚实写作”原则下披露新闻事件而又能兼顾保护消息源（线人）？很遗憾，我们没有立法。 　　在这次被停职处理的4名警界高层中，所幸没有我的线人。就此而言，我的内疚感稍稍减了几分。文字信息显示，这些人被停职，系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可信息披露制度的缺位给我们双方带来的苦果是显而易见的——身为记者，我们的这种挖掘和报道，没有立法的支撑，我们很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遭质问“谁给你报的料”、“你这是在侵犯国家机密……”时，忙不迭地发出求助信息的原因。我担心，在谈话过程中自己“被消失”。我也有妻儿、父母。我也会害怕。 　　在我的对面，曾经试图“保密到底”的洛阳官方最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需要以一位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局长的眼泪和检讨，来为事件“埋单”。我想，我的那种莫名的“内疚感”大概是这么来的——郭局长乃至整个洛阳警方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因为我的报道，而平添了一份“不光彩”。可是，这不是我报道“洛阳性奴案”的初衷。我的职业属性里，从来都有一种特殊的基因。那就是“冷血”。习惯上，我们叫它“冷静”或者“客观”。所以，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这一点上，我没有选择，即便可能面临危险，我也不能退缩。这就像洛阳警方侦破和解救被囚禁的女子一样——我们都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 　　洛阳连日的大雨已经停止。我也将继续出现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真的希望，那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和排斥，不要再出现在我们之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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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在撤地设市的第13个年头，和全中国七十多个城市一起，广安市忐忑地迎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期末大考 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被提上日程。而今，需要所有政府部门联动的“创文”，已然是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生态示范城等诸多城市招牌中，最硬的一块。 （王建文/CFP/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一天早晨，你从梦中醒来，出门，发现天地焕然一新：小吃摊消失了、包子馒头不卖了、不少铺子关张大吉，路旁摆满鲜花，头顶红色横幅飘扬，每个街头井然密布警察和穿着红马褂的“志愿者”，像是穿越另一个时间隧道，这大概是——创文了。 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被提上日程。而今，需要所有政府部门联动的“创文”，已然是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生态示范城等诸多城市招牌中，最硬的一块。 2011年9月，四川省地级市广安，在撤地设市的第13个年头，和全中国七十多个城市一起，忐忑地迎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期末大考。 文明城市有无标准答案？ 夏天快来的时候，住在广安城南老市场旁的老人邓育新收到过一张宣传单，貌似一份问卷调查，其中一项是： 您每周参加文体活动的情况：A、经常参加（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1小时左右）。B、有时参加。C、不参加。参考答案一并放送，选A。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友情提示：按标准答案填写，送洗衣粉。轮椅上的邓育新有点生气，她八十多岁了，腿脚不便，平时大门都不出，谈何活动？ 创文的群众工作，从那时就开始了。 在2011年版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里，国检人员的测评方法主要是三种：材料审核、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一位主管精神文明工作的市级宣传部副部长表示，一次创文，准备的材料几乎可以堆满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涵盖几年来的工作总结，对着条款该补的补，相对容易，“最难的是人的工作”，老百姓个个都是城市形象。 于是，在一些创文之城，问卷调查开始出现。个别地方服务很“贴心”，答案都填好了，就发给老百姓签名。许多现实中的顽疾，都在问卷上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标准答案往往是最好的那个。 你对本市反腐倡廉工作满意吗？满意。 你在本市的食品经营单位或集贸市场买到过变质、过期、伪劣的食品吗？从未买到。 你对本市近年来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不良现象的评价？没有。 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问卷真正要“考”的不是答卷者，而是发卷者——社区工作人员的上级领导：如果“文明创建”调查组入户时，被访者不按这个答案打钩，影响了总体成绩，日常工作不力，市政府就能根据调查表的编号，查出辖区的负责人，予以处分。 学生们是最习惯了标准答案的一群。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是测评体系的重点之一。调查问卷设计为学生卷和家长卷。如调查问卷所说，未成年人“正处于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的整体素质”。 在某城市的一所小学，当学生们提笔填完自己的答案时，广播里传来通知：我们要对一对标准答案。至于家长卷，是直接由孩子“听写”答案，带回家让父母签名。 不过，广安友谊中学的初中生黄旭还是对一些标准答案无所适从。比如，作业一定要在1小时内完成，学校从来没有强制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而有些标准答案还是这个中学生第一次听说。 你们班的团干部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答：是。 父母给你讲解过青春期的有关知识吗？ A，从没讲过 B，偶尔提到过 C，详细讲解过并一直给予青春期指导。 答：C。 而最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这个问题：你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多少？ A，等于或多于10小时。B，等于或多于9小时，但少于10小时。C，等于或多于8小时，但少于9小时。D，少于8小时。 答：B。 关于这类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还附有提示说明，根据《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评测体系》要求确保中小学生休息睡眠时间≥8小时/天。 初中生黄旭不晓得，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他每天睡几个小时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据说检查组下榻在三星级天府酒店，距离友谊中学初中部仅咫尺之遥。学校对待这项任务异常严肃，大喇叭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而告之：不准闯红灯；不准乱丢果皮纸屑；不准乱跑；校外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说话；答不上问题，不要承认是友谊中学的学生；影响学校形象者请家长，重则开除学籍。 即便是已经“二连冠”的某个东部城市，应对创文复检，也免不了神经紧张，类似的通知是以短信群发的形式下达的：“同学你好，这条短信内容务必认真阅读，如果8月中旬的××市创建文明城市‘三连冠’因为专家组抽查到你的电话，相关问题没有回答出来而导致文明城市没有被评上，我校将在××市通报批评，而你也将在我校接受相关处分。” 如此，一个以工作、家庭为纽带的问责机制，在国检人员抵达以前就已上马。 “形式主义都搞不来， 咋个搞实用主义？” 国检人员的检查方法分“明查”和“暗访”，测评系统的设计者希望通过暗访，从制度上杜绝“跑部拿奖”的可能。为力求结果准确，暗访部分由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签署承诺书：不准泄露信息，不准参加招待、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准收礼金、礼品和土特产品。 再密不透风，也敌不过一座城市的“情报系统”。 中部某市在9月4日上午10点过便“未卜先知”，群发短信：国家城调队已经入住火车站附近酒店，望大家尽职尽责做好全面迎检准备。 城市的管理者往往觉得委屈：老百姓的文明素养是个硬指标，但他们文不文明，又不是领导层可以决定的。 在广安，九月初，“大考”来临，各就各位。 从市政府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乃至市文联、气象局，全副上阵。工作方式是以街道为单位，实行“大包干”，在先前几个月鏖战来的整洁市容基础上，盯防市民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闯红灯，车辆乱停乱放……这十来天，每天“早七晚十”，周末无休。一名厅级干部给下属做思想动员工作：“形式主义都搞不来，咋个搞实用主义？” 广安民警徐光远现在每次接起电话都是一长串：你好，我是哪里哪里的民警徐光远，请问你有啥子事。在“绝不拉稀摆带”的川渝人看来，这话拗口又不自然，不过没法，关键时刻，徐光远的一言一行，也代表着“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被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124条衡量指标之一。 广安防守的办法土些，城市小，遍街公务员，基本靠人盯人。守街的徐光远就时不时收到类似的电话指令：马上注意，检查组朝春天花园去了！ 除了秋老虎的天气太热，站街的活儿不算太累，广安市公检法系统里的某单位，连续十来天基本不上班了，全员站街。 倒是轮上入户的同志比较艰辛。早在九月之前，各大社区的居民已被问了个遍：你是否愿意“被入户”？ 据公开资料，广安市文明办编印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教育手册》5000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民须知》8万册，组织市、区机关共建单位联系社区、小区、单元，安排千名党员干部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宣讲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目的和意义。 一份工作通知显示，各入户结对人员需熟记广安“城市精神”：崇先仰圣，创业求新，坚韧求是，包容诚信；需衣着朴实，端庄整洁而不华丽，不带包，不接打手机，国检入户调查当天，不得将任何“创文”文件、资料带至结对户家中，国调前后协助结对的对象户家搞好卫生，不摆烟具，不敬烟；当国调人员到你所结对的对象户家中时，开门请讲：（热情，微笑）您好，请问找谁或有什么事，当对方说明来意后讲：请进，请坐，待国调人员坐定便从冰箱取出水果…… “打开窗户会进苍蝇” 国检一直绵延到9月中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来。调查组一走，大家便欢喜得像走出高考考场获得解脱的学生，结伴喝夜啤酒去了。 人们开始议论，中秋节不放假，因为创全国文明城市，得服从大局工作不是。肯定加班工资发得多，不少于273元。听领导说，辛苦完这几天，补休假。还好，比较人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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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向荣、乱象丛生、无法无天：这三个词正可精确形容目前的文物字画收藏市场。而支撑这个繁荣并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造势、拍假、假鉴、护假完整链条。在热钱汹涌、全民痴狂的背景下，“流通”是第一位，“真假”永远排在最后。 假货把中国艺术品交易抬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也逼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研究者估计，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张文魁/CFP/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陈一鸣 2011年9月中旬，包括杨松林（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承齐（河北省美协副主席）、秦明（加拿大籍油画家）在内的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1982－1984）的十名当年同学，从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声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七千多万元人民币拍出的徐悲鸿名为《人体  蒋碧微女士》的油画，系他们班当时一名同学的课堂习作。 十位画家在公开信中回忆了当年他们上课时的细节。这幅拍出七千多万的课堂作业，诞生于美院U型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当时的指导老师是韦启美、戴泽等先生。我们当时都想学一学靳尚谊先生指导的第一画室的古典写实画风，所以这一张习作大家都是画得很接近于写生对象，彼此之间也十分相似。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第一眼从网上见到这幅图像，马上可以断定为是自己同学的作品。” 随后，包括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在内的艺术家，均明确否定了这幅“徐悲鸿的作品”。 把一幅被业内普遍认为“水平不高的”、27年前的普通美院学生的课堂习作，拍至七千万高价的2010年，被牟建平、吴树等国内知名艺术市场研究者称作中国艺术市场的“资本元年”。 “狼来了，中国传统收藏的时代，在这一年宣告结束。”研究、调查中国收藏品市场多年，著有《中国文物黑皮书》等书的收藏研究者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社会热钱以及通胀预期的巨大压力下，2011年的艺术品春季拍卖会成交额创历史新高。国内几大艺术品拍卖行中，保利迫近62亿元，嘉德超过53亿元，瀚海将近25亿元，匡时超过20亿元。 在成交额的步步增高背后，是充斥赝品争议丑闻不断的步步惊心。在“徐悲鸿习作”被指为赝品之前，刚刚爆出“金缕玉衣”造假风波，一个商人找来一堆玉片请人串成衣服，接着就被一群中国最权威的文物专家们鉴定为价值24亿的文物；而2011年6月，一幅被广泛质疑的《松柏高立图》，以齐白石画作的名义拍出4.25亿天价，如此高价的重要理由是：这是齐白石为蒋介石的贺寿之作。 圈内的多名从业者、研究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的文物字画拍卖市场，可以用“乱象丛生”（吴树语）、“无法无天”（牟建平语）两个词精确形容。而支撑这个繁荣并且在未来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制造赝品）、造势（宣传炒作）、拍假（拍卖赝品）、假鉴（出具虚假鉴定书）、护假（为赝品辩护）完整链条。   造假者都会被逼到破产 真正的“造假者”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但劣币驱逐良币，有责任感的“造假者”纷纷破产。 2011 嘉德春拍是中国收藏市场热度空前的证明。总成 交53.23亿，两件过亿，85件过千万。其中四个世界纪录：《松柏高立图》4.255亿创近现代书画纪录；陈逸飞《山地风》8165万创中国油画纪录； 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4830万创中国古籍纪录；“明逾满月”跑兽镜897万创铜镜纪录。 （CFP/图） 链条的第一环节，无疑当是文物的造假者。 目前最有名的造假者，是商人谢根荣和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2002年，前者找来一堆玉片，请后者串成了“金缕玉衣”。这堆东西，后来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中国最有名的专家，估价24亿元人民币，并以此做抵押，成功从银行骗贷7亿元人民币。 据牟建平介绍，近年来被侦破的最大规模的造假者，是河南商丘的几个农民。2001年前后，郭伦信和自己的儿子郭圣生几个人伪造了一千多幅“长安画派”的画家石鲁的作品，并随后成功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和画展。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收藏市场的业内人士，对外界所谓的“造假者”，往往持有正面评价。“他们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整个艺术品　市场。”北京博玩文物鉴定中心总经理张金发说，“历史文物非常稀少，并且都有自己的寿命，高质量的仿品（文物界所谓的高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和还原文物自身携带的各种信息。” 张金发认为，关键是，怎么样防止这些“新货”（即高仿）被作为“老货”在市场上流通。而吴树提供的一个信息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所认识的多个有责任、有水平的高仿制作者，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作为真品走进拍卖行，而被市场遗弃，纷纷破产。 目前市场上，引起纠纷最多的，是最特殊的一类“造假者”——艺术家本人。 北京荣宝拍卖行的总经理刘尚勇说：“一些在世的艺术家，因为爱惜羽毛，有‘毁弃少作’的习惯，他们往往否认自己年轻时创作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是他们的真迹。另外，一些馈赠给朋友的作品，因为利益因素，也往往多年以后，否认是他们的真迹。” 曹萍是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油画家，她从体制层面，分析了东方“赝品”远多于西方的另一个原因。从14世纪起，西方便开始有了成熟的画廊（工作室）制度，西方艺术家往往签约于画廊和工作室，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自己所属的画廊或工作室有完整的记录；但中国的艺术家往往没有这样的记录，他们的许多“人情画”“赠画”包括当时的一些习作，都会在后世陷入真伪之争。 但业内人士均认为，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流传的大部分赝品，都来自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 假货已经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逼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艺术品拍卖行业浸淫多年的谷文鑫（化名），曾明确告诉他，“除开几个大点的拍卖公司以外，一般小拍卖公司的拍品，能有50％的真货那就是天地良心了。”而牟建平则更为悲观，根据他的观点，真品和赝品，在交易市场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拍卖制度，从某种层面上保护了制假者：拍卖法明确指出，拍卖公司有权保护委托人信息。这意味着，拍卖公司可以拒绝提供赝品的来源。 “这其实是这个行业独特的传统。”刘尚勇说，“旧社会收藏艺术品的，都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卖家里的宝贝，不是特体面的事情，所以委托人都会要求隐匿他们的个人信息。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售假者，未必知道他们当初收藏多年的，就是赝品。这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行业。”   “一个好故事”很关键 号称为蒋介石贺寿的《松柏高立图》，如果说是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拍 嘉德2011春拍。被鉴定为齐白石画作的《松柏高立图》据说是为蒋介石贺寿所作，因此拍出4.25亿高价。（CFP/图） 现在，赝品被包装以后，即将步入流通环节。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提高赝品的身价即可信度。 在这个环节，“故事”、名家鉴定、图册宣传必不可少。 “故事”被圈内称作噱头。即杜撰一个离奇的故事给赝品，增加它作为“文物”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容量，从而提高身价。 据牟建平介绍，前文所提及的商丘农民伪造石鲁遗作案，便制造了一个东方式的故事： “文革”期间，郭伦信在西安卖白蜡杆时，意外碰到了嗜酒如命但落魄不堪的石鲁。郭伦信便拿家乡的酒馈赠石鲁。石鲁每次大醉之余便借酒挥毫，画一张自觉不满便揉揉扔掉，再画再揉，再揉再画。而有心的郭伦信便把石鲁的醉中弃画全收集了起来。石鲁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他感激郭伦信馈酒之恩，便把这一千多幅作品都馈赠给郭伦信。 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造“噱头”，是这个行业的传统。即使真品，某些时候也会为了提高身价，“讲故事”。 2011年6月，拍价至4.25亿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引起巨大争议，业内的研究者纷纷指出疑点。尤其关于对联中所书“主席寿”，卖方声称是齐白石为蒋介石贺寿而作。 “这就是制造噱头，蒋介石当时最流行的称呼是‘校长’、‘委员长’、‘总统’，极少被称作主席。”张金发说。 “如果他说是为了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卖。”牟建平说。 有了故事，还得有名家的题跋以及鉴定。 上文所举石鲁遗画的案例，造假者甚至请到了杨仁恺等名人题跋签字。杨仁恺号称“国眼”，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有了大师的题跋即鉴定证书，“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同时在北京举行。于是购买者顿时多如过江之鲫。郑州市原邙山区委书记冯刘成斥资四百多万元购买了多幅，作为贵重礼品行贿有关政要。 有了故事提升身价，有了名家的鉴定、题跋确保其可信度后，宣传的工作便开始展开。 牟建平回忆，有一家拍卖行的画册上声称，他们所拍的艺术品曾在某年某月，在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年卡上刊登过。牟建平后来查资料发现，拍卖行所宣称的这一年，这家出版社还没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另一个例子：5年前，徐唯辛一个收藏家朋友拿了一本十几年前的旧美术杂志，有点发黄。杂志封面登了两幅画，说是拍卖行提供的，他打算拍下，让徐唯辛看这两张画怎么样。徐拿不准，因为画得十分拙劣，但因为有这么一本杂志在，徐就不置可否。“后来我询问这本杂志的编辑部，编辑部说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这本杂志。”徐唯辛说，“这本假杂志逼真到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像，杂志做到这个程度是很花功夫的，可是跟利润相比的话还是作假划得来。”   知假拍假，不用负责 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到这一步的时候，赝品已经占据了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面。版面上通常有一个隽永感人的故事，以及中国鉴定界、学术界泰山北斗们的题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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