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特约撰稿：杨锦麟  2010-09-26 我在监狱里面，还有不少专案组要我检举这个、揭发那个，我说你不给我减刑也算了，我不能随便坑人，也不能无中生有 当时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杨锦麟：古话说，人生70才开始， 很多精彩还是在80岁以后。 褚时健：应该说，70岁的人他的经验更丰富，懂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了。这就叫阅历吧。 杨锦麟：你现在当这儿是家，谈笑用兵，也不会应付太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清静很多，一门心思就对着果树来，这种清静其实对老人家是个好事。会经常怀念过去那些很繁忙的日子吗？ 褚时健：不会。 杨锦麟：那你这个转身转得很漂亮，一点都不想？ 褚时健：不想了， 那时事情多，也有成就感，但是烦人的事情太多，也就绕不开那事情，现在我没有了。 杨锦麟：绕不开的事情是什么？ 褚时健：最绕不开的就是人情，你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出差，我就不能公开说我今天要到北京，不然，你住的地方不得清静，等我人走掉了以后，人家才说这个老头来北京了。我不敢与他们面对。 杨锦麟：明白了，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年代压力非常大。 褚时健：大得很，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很多时候都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在中国市场上你找不着好烟叶，做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来，那么就要自己想办法种植，自己寻找种植基地。但国家规定，原料不准买卖，要调拨，那我们种出来的烟叶要自己买，这条政策就卡到你动不了。 杨锦麟：那怎么解决？ 褚时健：你还得找省委、省政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先试先行， 当然你也知道，企业的先行一步，其实有很多的风险。 杨锦麟：风险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吗？ 褚时健：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 我看现在的烟草行业，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了，竞争优势减弱了，反正国家对烟草生产的总量控制了，在这个总量里头，管理阶层享受着高工资、高待遇，他有很多问题都不用愁，能花的钱也多了。你看现在有些地方，生产设备，就是在欧洲，都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丢了。美国一个老总曾邀请我参观他们一个工厂，我说你们这样的设备怎么还在用？他说我们跟你们国家不同，中国现在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他说你要晓得，我的钱是我们董事们的，你们的钱是党的钱，你们可以多花，大家攀比。 杨锦麟：美国人倒是真看明白了。刚才谈到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管理层收购，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分配的问题。 褚时健：现在的人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可以拿高工资。 杨锦麟：可以前你们累得要死，才每月3000块钱。 褚时健：实际上，国家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制定一些和效益挂钩的规定。你效益好了我多给你，管理者、工人可以多拿嘛，但是这个规定不容易制定准确，要花工夫才能做得到。 杨锦麟：当时你所负责的烟厂知名度、生产效益都很高，为国家创汇创利也很高，就没有考虑到急流勇退，就没有考虑到退休的问题吗？ 褚时健：真还没想过，只是想多做一些贡献。 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他碰见我就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我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 身不由己了。 杨锦麟：可见你真的喜欢你所投入的烟草行业。现在不少国营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上一级领导指派下来的，懂政治的不一定懂管理和懂企业。 褚时健：我们现在企业最缺乏的是综合管理人才。 所以中央今年提出来说，我们的经济管理方式、发展方式要改变。 现在事情还不多，我们还可以拿国家的经济实力积累一些钱来花，但是国家要不断地增强实力，不断地把积累实实在在地搞好。我在欧洲看了很多地方，它就是盖一栋房子，也是扎扎实实的，有些用30年，50年，甚至100年，仍然完好。我们就不讲这个了，20年折旧，30年折旧，这部分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唉，还是莫管他，反正到今天我们也管不了。但这个国家还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已经心平气和了 杨锦麟：换一个题目，你累吗？ 褚时健：不累。 杨锦麟：这辈子你真的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义无反顾，右派16年，改革开放30年，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你怎么看？ 褚时健：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的。但一般说来，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体觉得很多事情问心无愧，现在已经看得很淡。前几年，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来云南，他先问我们的省委书记，说老褚怎么样？来到厂里的时候又问我们集团的几个领导，说他的生活你们要照顾好。后来有北京的一些朋友过来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我听到这句话，就算过去还有点怨气，也都烟消云散了。他们说这句话，我就平心静气了。 杨锦麟：会不会觉得自己实际上受了很多的委屈？ 褚时健：有很多东西要真正地从头讲，也不是那么严重。划我为右派以后，我的很多右派朋友，当时都是县级干部，七八个人在一起，有位老兄是红河州的常委，他有一天吵，我说没用，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心静气，所以他们说你这个心态可以。我说本来就是要有个好的心态，现实如此，面对它。 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切按照国家法律办事， 该纳税就纳税，产品在市场上有人要、有人买，就行了。当初我老伴说，我们要想办法做一件事，这件事不要过多去拜托人、去求人。但刚开始还真的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忙，现在桔子、橙子果园上轨道了，完全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每年还脱销。 我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得经营人际关系。我到哪里都躲着去，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行程，你说人家见到你一开口就要烟，那个时候，拿到我的批条就是拿到钱，这批条要一万箱烟，他连钱都不需要拿出来，就赚一个亿 ，只要一个条子就行了。他们倒是得利了，但我这边就埋下隐患了，所以我就躲，尽量躲。 杨锦麟：现在你说自己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但是我看你在谈起那段往事时，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要让心完全平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也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考验。 褚时健：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我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我轻轻松松地一年赚几百万，要花钱我有钱花，我也不需要找哪个求情。但是现在我们官场的风气是越来越坏了，坏到不好讲。这个东西久了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到时候就麻烦了。 杨锦麟：你这辈子成名于烟厂，最终落难也是因为烟厂，对烟厂这两个字，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的感情怎样？ 褚时健：感情还很深。现在的领导人有时候还是要问一下，说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我能看到错与对，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集团的负责人都很能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我也乐意帮助他们 。 杨锦麟：平心而论，你这辈子为玉溪烟厂做那么多的贡献，你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我说的是经济待遇。 褚时健：其实他们真的没有必要动那么大的干戈。 杨锦麟：不必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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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特约撰稿：杨锦麟 2010-09-26 他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辉煌的顶端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2010年6月间，我和同事来到被称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营子街，这里的村民对玉溪烟厂和褚时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富裕，与后者的慷慨帮助分不开。而褚时健的住处，就在大营子街的一个社区里，很朴素的一座3层楼，白色外墙。从外表看，还不如他的左邻右舍装修一新的楼房漂亮。 褚时健和他的妻子开了大门，将我们迎进屋里。老人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套着一双拖鞋。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让我想起了猎人。我听说，老人喜欢打猎，曾有过一枪打死两只山猄的壮举。 这位80年代叱咤风云的褚厂长，已是82岁的老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同褚时健前往哀牢山果园——他保外就医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园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玉溪烟厂一直为褚时健提供贴身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和车辆服务。那天开车的，正是跟随他20多年的老司机，也曾因褚时健问题被“双规”审查。 褚时健告诉我，这片果园是2002年才开始种植的，他们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上山时，这里连路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褚桔”这一优质品牌。 褚时健说，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币，但这里的果农每年就能收入2万元。 “我们的工资还在调整， 种得好的话，每100吨我们还给奖励，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在70多岁之后逐渐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辉煌与陨落 和一位82岁的老人促膝谈心，他有无限感慨。提及解放前参加边纵打游击的往事，他语气平淡；说到自己担任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最终还被打成右派时，嘴角流露出自嘲和无奈。谈到自己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山区劳动改造时，他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如何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增加副业生产，上山打猎改善生活；说起妻子、子女跟着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脸的歉疚，毫不掩饰；但论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烟厂厂长时的艰难，以及其后不断创造的业绩，那一双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中纪委发现贵州省的腐败情况，给中央打了报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有批示，要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烟谋私的问题。 据说褚时健当时就对中纪委的来人说，确实有过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私下来找他批烟的事，他拒绝了，说：娃娃，你们的父亲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做这些事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烟你们就不要搞了，但是你们想抽烟，我给一点那个白皮次品烟你们拿去抽吧。 但褚时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个搞烟草生意的人说，批这个烟是通过褚时健的老伴给介绍的，这样中纪委就把褚时健老伴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亲戚、弟弟，还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时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儿褚映群带走。 褚时健的律师马军说：“大概是95年，我接到了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 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 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褚时健说， 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着多干干，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当时的云南省领导马军谈话， 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作为褚时健的律师，红塔的律师，你到河南再正常不过了，你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把事情处理了。他说，对褚时健这样的老同志，十多年来对烟草行业，对玉溪烟厂，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否定。 褚映群自杀的那阵子，褚时健还是董事长、总裁，因为查不出他的问题。其间，国家总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当时马军建议他别去，如果被人误解为企图外逃，就说不清楚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事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8年1 月，新华社发通稿：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主管玉溪的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至今。 毁之或誉之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时至今日，很多当年褚时健的部下，一提及他的名字，都竖起大拇指，说了很多赞誉的话。 这是一个极为令人诧异的现象。 有人说，他是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和条件之下的“牺牲品”，或者是一个时代、一个制度的祭品。但只是作为祭品，却从来不是褚时健的初衷，也未必能高度概括褚时健跌宕起伏、精彩无比的一生。 有人说，没有褚时健，社会各界不可能高度关注“五十九岁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和决策层，也不可能迅速正视国营企业第一把手长期存在的收入过低的问题。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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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刘天昭 今年8月，刘瑜从英国回到中国。她辞去了剑 桥大学的教职，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任教。即使人在国外时，刘瑜也已经是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她为媒体撰写的政治评论专栏既受好评又 受欢迎，去年结集成了《民主的细节》，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加印，年底入选各大好书榜、畅销榜，截至2010年8月印刷18次。 学历过度豪华的刘瑜，以简单的真诚，几乎是下意识地，超越了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的界限、精英和群众的界限，做到了真正的深入浅出。她无意启蒙，她的书却无疑是近年最好的启蒙读物。 刘瑜的很多读者，更热爱她的生活博客和偶尔 为媒体撰写的文化专栏及小随笔。小侦探一般的超级粉丝，可以从中拼凑出一个生活化的刘瑜，情况也基本属实。但刘瑜说自己这几年变化挺大的。一个可观察的变 化是，她现在不怎么写自己的生活了。可能因为读者越来越多，写那些不合适了，这算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自觉；也有可能，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作为她喜 爱的、鼓励的那部分自己，正在快速地膨胀，压倒性地统领她的国度。提起计划中要写的论文、书和要做的研究，她就真的非常兴奋，十分期待能早日扫清障碍大干 一场。听她那语气，你就能提前感觉到热火朝天。这可真让人替她高兴。 她说她仍然，间歇性地热爱生活，间歇性地厌 世。那最好当然是，前者把后者挤出去，或者留下少量的忧郁–可以轻轻陶醉的那种。微醺就好。如果真能这样，对她自己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一个人从里往外 地灿烂。如果真能这样，对她那些读者来说，更是件大好事–刘瑜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效果？ 不是启蒙，是自我教育、分享精神 人物周刊：对专栏以及后来结集成的书如此受欢迎，感到吃惊么？ 刘瑜：不是特别吃惊。我觉得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写了一本适当的书。中国在一个转型期，政治上很多人都很迷惘，我针对一些令人迷惘的问题，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把目标读者具体化为一个人，能够描述一下这个人么？ 刘瑜：我一般会把我比较喜爱和尊重的人当作假想读者，就像我备课时会把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作为假想听众一样。 人物周刊：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你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么？ 刘瑜：还真没有，很多时候是自我教育，还有些时候是分享精神。 人物周刊：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我教育这个词？ 刘瑜：自我教育就是试图理解你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果能通过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当然就更好了。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觉得启蒙这件事，有一点伦理上的尴尬？ 刘瑜：是，一个人得多自信才会那么斩钉截铁地居高临下啊。我没有那种自信。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既然如此，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只能同步进行。 中国的市场化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人物周刊：谈谈对中国转型的基本看法。 刘瑜：我对中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向一个更开放、文明的方向前进。 人物周刊：短线来看呢？比如10年。 刘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难说有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从社会活力上来说，我觉得它在不断进步，从政治上来看，进步可能慢一些。但政府没有主动进步，也可能在社会的推动下有被动进步。这是很多转型国家的经历。 人物周刊：社会进步和政治慢慢进步，这个差距会不会造成风险？ 刘瑜：会。你看中东欧国家80年代的转型经 历，就会发现越是拒绝改革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最后转型的方式越惨烈，越是“把握时代潮流”的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转型越是相对平和。我觉得中国应 该从自己的历史伤疤和他国身上学到足够的经验，防止这个矛盾激化到暴力冲突的地步。 人物周刊：除了暴力冲突，历史和他国经验中，有没有其他扭曲或者病态？避免暴力冲突是否就能避免走进新专制的怪圈？ 刘瑜：当然有，太多扭曲和病态了，即便是中 东欧的和平变革，也经历了10年的经济动荡和萧条。陷入新专制怪圈也不少见，比如俄罗斯。中国相比它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 经十有八九，社会多元化也相应出现，不用像中东欧国家那样政治、经济、社会同步变革，那样造成的冲击太大。劣势是中国的专制传统深厚，而且制度的缝隙比很 多其他转型国家要小。 人物周刊：这个专制传统，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瑜：比如体现在对权威、当权者的莫名敬畏和习惯性服从里。在习惯性服从权威的同时，转过身又对无权无势的人颐指气使。 人物周刊：这个所谓文化，是有传统，应该也是当下现实激励的结果–解毒力量在哪里？你刚说看到社会在进步包括这方面？ 刘瑜：最大的解毒力量可能是市场经济，当社 会和经济资源越来越少地为权力垄断，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就会减弱，一旦物质依赖性减弱，精神自主性也会增强。这和女性经济独立后不那么听男人的话了是一个 道理。然后就是公共领域的拓展，市场化的媒体和出版业、民间组织、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以往一个个孤立的人有了凝聚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横向而非纵向的人际 网络，这对消解那种“威权人格”应该也有好处。用学者普特南（Putnam）的话来说，这就是“社会资本”，即使这些民间网络不关心国事天下事，仅仅是组 织旅游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都是在积蓄“社会资本”，都是在为良性政治添加润滑剂。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改得十有八九了，这个判断是怎样生成的？这几年国进民退，即使只从增强国民依附性的角度讲，这是否也是一个退步？ 刘瑜：十有八九这个词可能不确切，说十有五 六也行，我的意思是在经济改革中，市场化转向的最关键一步已经迈出，“市场”这个词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至于“国进民退”，这个媒体上现在谈得很多，但说 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足够宏观数据支撑的判断，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读到过正反双方的数据。也许这个话题这么热，表达的仅仅是大家对经济改革速度 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不安。当然，即使仅仅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本身也是社会力量觉醒的一种表现。 人物周刊：即使没有国进民退，普遍化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争事实吧。如果市场化就只是裙带资本主义化，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增强人们对权威、当权者的敬畏和服从？ 刘瑜：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不是那么非黑即 白，很多企业未必只靠裙带，也许一边靠裙带、一边也要靠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比如我发现现在去银行办事，服务态度一般都很好。总的来说，我相信市场经济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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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投递 记者  徐梅  2010年09月17日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 “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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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投递 记者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2010年09月17日 30%的同学认为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过度阐释之嫌，学生们要想考出好成绩，必须学会“一字一句读书”，“读出作者的潜台词”，“读出每一个副词的意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揭示了： A、孔乙己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 B、站着喝酒说明他经济地位低下，穿长衫说明他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 C、孔乙己是个思想迂腐的读书人 D、孔乙己没钱，所以只能站着喝酒，当时读书人都穿长衫，所以孔乙己也穿长衫 如果你还记得这道中学语文试题的答案，恭喜你，你真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优良产物;如果你完全不解此为何意，抱歉，恐怕你不是在伟大祖国接受的语文教育。 鲁迅作品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烙印之深，实在无人能敌。 2009年春，北京大学温儒敏老师曾给大一学生布置了一次小论文作业，题目是《我观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要求大家回顾中学语文课中鲁迅教学的具体情况，联系各自的阅读体验，从教材、老师、教学方式和考试等方面，谈谈中学时学鲁迅学到了什么，如何学的，是否存在问题，在各自的设想中应该怎样学鲁迅。 30%的同学认为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过度阐释之嫌，学生们要想考出好成绩，必须学会“一字一句读书”，“读出作者的潜台词”，“读出每一个副词的意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 比如《祝福》这篇，有这样一个形容词后置的句子，“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要能体会出这个形容词后置是要起强调作用”。 更令人崩溃的是鲁四老爷在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之后陆续说了三个“可恶，然而……”，各自都有着确定的深刻含义。 破折号和省略号的用法也让人抓狂：“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中起的作用是解释原因;“后来?——起来了”中的作用是说明结果;“——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这句中的作用则是总结性话语! 难怪有同学慨叹：“我们不是不喜欢鲁迅，我们是被逼着不喜欢鲁迅。” 日前一则关于各地教材换血，“鲁迅大撤退”的微博引发震荡，经过媒体的几轮热炒及辨析后，事实渐渐浮出水面：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近20年来确实在逐步“撤退”，但至少最近一次课改，鲁迅没“撤”。 教育专家认为相较于“撤还是没撤”、“撤了多少”这些争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中学语文的教学方式。 语文课本里的鲁迅 鲁迅作品已经在中学课本中躺了将近一个世纪，数量最多时达到31篇。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刚刚蜚声文坛时，国内各个书局、各省教育厅和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课本中选用鲁迅的作品。 “最开始选用鲁迅，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北大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说。 在目前能看到的语文课本中，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是《初中国文选读》，入选的6篇是《故乡》、《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和《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19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八百课》，1940年代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 对此，鲁迅曾明确表态他不愿意。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上曾刊载曾秋士(孙伏园)的文章《关于鲁迅先生》：“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无论鲁迅是否愿意，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已是不争的事实。 解放后的头17年，语文课堂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阵地。由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极高评价，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共31篇被选入，数量比解放前的24篇有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友邦惊诧”论》、《〈呐喊〉自序》等11篇杂文，战斗性极强。 也正是这一时期新选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灯下漫笔》等篇目，奠定了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即便是今天这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渐趋多元的时代，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大多数仍然不出这个范畴。 “文革”中语文课成了政治课。“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但也仅限于政治性极强的杂文;1970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惟一的文学教材。 “文革”结束后，中学语文教学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如今广为人知的《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等篇目就是在那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中学生面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杂文则逐步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有趣的是，这篇描写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台湾新版国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惟一入选者。 有关鲁迅作品的教学圣经 新中国第一部中学文学教材《文学》，教参中言辞铿锵： 《一件小事》，“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时时认识并纠正自己的缺点”。 《孔乙己》，“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批判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迂腐无能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 1961年12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社论，文中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 “十七年”间各个版本的教参加剧了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图解。 在《祥林嫂》的“教学建议”中建议略过《祝福》开头和结尾——即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和“全鲁镇祝福的热闹气氛”，“使学生认识清楚祥林嫂是怎样的人。要着重引导学生从同情祥林嫂到仇恨旧社会，启发他们的革命斗志”。 《我们不再受骗了》，“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红白的花，被解读为“革命者永远杀不尽，也表示后死者会接受先烈的教训，为革命另辟一条光明、胜利的路”。 跌入政治语境的鲁迅作品令老师们战战兢兢，死死抱着教参授课，惟恐说多错多。“文革”期间，针对一线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研室主任李何林写了一本《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尽管个别地方仍然存在泛政治的阐释，但多数解答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美女蛇有什么寓意? 答：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这就是个迷信故事，吓唬孩子的。也可以说鲁迅在批判这个迷信故事。 问：《藤野先生》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主要写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赞扬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 答：主要是后者，前者是次要的。 问：《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我”还是“车夫”? 答：是车夫。 这些现在读来引人发笑的无厘头对答，当年却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圣经。 荒谬的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虽然很多教参已经开始逐渐提供关于鲁迅更多的、更客观的解读，仍然有部分中学教参延续上世纪的“鲁迅观”，“如果按照这些早就被学术界清理过的观点向学生教授，必然会造成学生对鲁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误解。”钱理群说。 (本文参考了薄景昕《“十七年”时期鲁迅作品的教参解读》、《圣化的背后》、袁夏平《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和现状反思》、孙芳《北大学生看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等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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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王年华    2010-09-13 我信命。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要多管 当时就觉得我们的训练不科学 人物周刊：5岁开始练体操，你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 桑兰：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枯燥，很封闭，朋友只有队友，甚至体操男队的朋友都不是很多。空间上是“一点两岸”，“点”永远是体操房，两岸就是宿舍和学校。医务室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碰到男队员，异性在一起就爱闹一闹，聊聊天、逗逗乐、开开玩笑。 人物周刊：12岁就进国家队，很辛苦吗？ 桑兰：当然。运动员进国家队，就像读书要考北大、清华一样。 人物周刊：当时在队内成绩怎么样？梦想什么时候能拿到奥运冠军？ 桑兰：有的人有实力，但比赛时没拿到（奖牌），没办法非常客观地评论，能进国家队的都是佼佼者。但教练可能还会觉得你这个运动员发展潜力不够。另外国家队随时都有淘汰。练了一年觉得你不行，回去。 我很小就梦想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到了国家队心情就更迫切。但队里的四五十个运动员没有一个是实力不够的，最终选出6个，竞争有多激烈？ 人物周刊：设想过拿到奥运冠军之后的生活吗？ 桑兰：没想过。但我心里清楚：（拿到冠军）就可以上好学校。体操对运动员年龄的限制性很强，特别是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非常短暂，出成绩的黄金期也就那么几年。比如体操女队员虚报年龄，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必须年满16岁才有资格参加比赛，而中国体操女运动员的黄金期往往在16岁之前，15、16岁以后状态开始走下坡路。 人物周刊：甚至有很多世界冠军最后都选择了做教练。 桑兰：从事体育教练或者当体育老师没问题，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绝对不行。当运动员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训练很不科学，为什么老要耗时间？为什么要控体重？我有自己的想法，当教练的两个主题那时都已经想好：科学饮食，科学训练。运动员训练那么苦，消耗那么大，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肌体流失应该去吸收更多营养物，不能为了控体重不让吃饭。比我大一拨的队员以前还被教练要求吃泻药，要么就是吃完东西抠嗓子吐出来。 人物周刊：受伤之后整个生活转向了。 桑兰：完全不一样了。受伤前就是一个运动员，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受伤后已经不是你自己了，这12年我过得像24年。 很怕自己成为一个废人 人物周刊：在美国治疗的10个月里，想些什么？ 桑兰：那不是一般的10个月。先不要说都谁来看过我了，前来采访的媒体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媒体。当运动员的时候，很多场面我没见过，我也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在美国治疗的这10个月，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场面。 所以不能说回来时我就是一个小姑娘。迷茫，但也成长了不少。在美国我未满18岁，除了生活是妈妈照顾，其他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由我在美国的监护人安排。采访，包括拍摄去超市买菜的镜头什么的，都是他们安排。我只需要出席，不会经历里面的过程。比如说管理上的过程，他们怎么联系媒体，这个媒体是什么背景，我去做康复锻炼为什么有人陪着……这些不需要我考虑，我只是表面上的应对。回国以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人物周刊：1999年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灯火你选了红黄二色。 桑兰：那时想，是中国（人）就代表中国。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任何人都是非常爱国的。我现在依然很爱我们的国家。 人物周刊：回国到2002年进北大之间这3年很迷茫吧？ 桑兰：当运动员时就没掌握什么知识，后来又没有健全的身体，出门都不行，生活都不能自理。当运动员时我规划好自己今后当教练员，现在专业体操知识也没法运用，还能回去当教练吗？还能从事体育工作吗？不能了。如果再不去追求知识，我真成了一个废人，还能干吗？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很后怕。 那时候不像现在思想成熟，知道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的。刚回来很懵懂，一是年龄上的原因，二是因为运动员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人物周刊：回国之后没有想过为自己争取什么？ 桑兰：没有。我回来以后他们给我办了退役，然后国家体育总局赔偿我20万，浙江省体育局20万，都是按工伤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运动员也没有保险，我只能这么接受。因为我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反响很大，国家开始考虑给运动员上保险。像汤淼、王燕都是有三险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怎么去争取呢？政策就是这样，按照工伤来定。 父母最初不支持去北大读书 人物周刊：读书是自己争取来的？ 桑兰：当时《东方之子》节目组来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下一步想干什么，我说就是读书。最早是清华附中录取的我，后来我美国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认为清华附中的老师年纪大，来回奔波太辛苦，没让老师再来。他们花了钱请育才中学的老师给我补课，后来他们也撤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的，回馈我的信息是老师年龄大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桑兰：上学就有。本来2001年就可以上学了，因为很多准备不足，没有去成，当时就不想上了。实际情况对我上学来说困难和阻挠很多。尤其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上学，除了经济问题就是生活问题。我当时的生活起居都由父母照顾，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照顾我很有压力。我爸当时跟我说：你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你拿笔写不了字，文字基础那么差，你去上的是北大这种高校，读不读得下来？还有，你怎么去课堂？当时争吵特别多，身心劳累，毕竟他说的是很残酷的现实问题。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最希望他们是强有力的后盾，结果不但不支持我，还强烈反对。我当时就觉得，要不就放弃算了。 人物周刊：最后还是去了北大读书。 桑兰：北大是特招的我。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照国家政策上不了北大，顶多能去北京体育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最后批了。我的心情很迫切，很希望学到知识。 人物周刊：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多于别人。 桑兰：我每天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得上厕所，得洗漱，都是困难。走读了一个月，后来在学校里找了一个房间住。上学又不像小学、初中、高中所有课都在一个教室。北大又没有无障碍设施，这些都是困难。还有我手指拿不了笔、写不了字，文化基础薄弱……8点10分的课，别人8点起都来得及，我起码得7点起。我上厕所导尿就花很长时间，我一尿，血压就会上升到180，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下课了，别人抬腿就走人，我动作再快还是怕迟到。 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 人物周刊：边读书边工作，会不会太辛苦了？ 桑兰：人生中有很多转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经历。我特别喜欢人生经历，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当运动员时学的东西太少了，几乎没有结识什么朋友。所以特别希望多学习，能够多了解点事，多懂一些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 “非典”很严重的时候，节目组录制的地方就在人民医院旁边，出门我们都戴口罩、眼镜。那时候节目录得最勤，量也最大。当时我从学校出来了，没出来的就被隔离在学校里。解禁后去学校，要在短时间内把那段时间的课补上，我挺担心，害怕老师对我有意见。名人在高校读书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说名人来混文凭，不好好上。我当时和院长陈为民先生说：我实在没办法，时间实在错不开。他很直接：“你去，我们非常支持你，你要珍惜机会。咱们班里这么多学生，他们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人物周刊：第一次主持《桑兰2008》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兰：发慌。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接受媒体采访不断，这方面我经验十足，对灯光、镜头不紧张。但我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我曾经是一个被采访者，现在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了解这个人。另外节目做久了，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会想，我下面该跟他聊什么，虽然他们都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聊，嘉宾有时间，你得有个框架，有个度。 人物周刊：直接用你名字命名节目，压力大吧？ 桑兰：最初是叫《英雄2008》或者《2008英雄》。我毕竟是个初学者，那么多主持人做到很资深了，才会以名字做节目，像内地甚至都很少有。老板说名字就直接叫《桑兰2008》。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这是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于生活来说也是一个保障。我自己很认真，总跟编导说：早点把稿子给我。我希望我做好，把人物理解得更透，特别是他的故事、经历。我希望了解之外，还能去感受。我不是一拿来材料就能上的，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够，那我就用时间弥补。 人物周刊：你信命吗？ 桑兰：我信命。我觉得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不要多管。 原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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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王年华  2010-09-13 12年后，桑兰已从受伤时的17岁临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当年的真相，她要将“意外”还原成“事故” 淡粉色的口红躺在梳妆台上，帽管上有一圈牙印。每次化妆，桑兰都要咬住口红，用两只手掌搓开。 桑兰用嘴行使手的功能已经12年。1998年7月21日（美国当地时间），纽约长岛体操馆，第4届友好运动会的赛前训练中，她从跳马上跌落，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 次日，组委会在长岛体操新闻中心举行桑兰事件新闻发布会。这是本届赛事到会记者最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纳苏医疗中心主治医师里奥尼博士说：“我从未遇见过像桑兰这般顽强的女孩，尽管她是-个正处于非常痛苦过程之中的、只有17岁的姑娘。”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史坎南女士对事故的发生表示遗憾，但她指出这一事故并非源于环境不安全。 以“造福儿童”为主题的友好运动会摔伤了一位17岁的姑娘，但从主办方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到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致认为这是“意外”，大家都在传桑兰醒来后第一句话“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却都“选择性”地不提及她刚刚摔落时说的那句：“有人撤垫子，不怪我！” 1998年7月25日晚（当地时间），桑兰的父亲桑史盛和母亲陈秀凤辗转飞至纽约。在这之前，他们只是听说“女儿受了伤”，而桑兰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7个小时的手术。 2010年的8月，人们再度把目光聚集到桑兰身上，想知道这个不断影响舆论、监督审视残障人士权益、家政服务的女孩12年之后为什么旧事重提，甚至要把官司打到美国去。 12年后，桑兰已经从受伤时的17岁临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当年的真相，她要将“意外”还原成“事故”。“从受伤的21日到25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将是以“公民记者”自称的桑兰为自己所做的一篇最精细的调查报道。 你可以生小孩，但不能行走了 主治医师里奥尼见桑兰醒来，贴近她耳边说：“桑兰，你可以生小孩，上帝只是带走了你行走的能力。” 这是7个小时颈椎融合术后，桑兰听到的第一句话。 桑兰至今说不清自己对美国的感情。受伤之前，出国4次，都是到美国参加比赛。1998年，是她最后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去那里。 7月21日，纽约长岛体操馆内，跳马比赛即将开始。桑兰准备做赛前热身练习的最后一跳，动作难度不大，平日练了上万次的“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180度”规定动作。 离踏板还有3步左右的距离，桑兰“突然见到‘马’前方有位罗马尼亚教练要把垫子拖走”。此时正是冲板踏跳的速度最大值，中国体操队教练刘群琳在接受采访时对当时情形只是说：“我们（在一旁）说别犹豫，可是已经晚了，这动作上去了就往下掉了。”现在，刘群琳选择了沉默。 这是桑兰热身练习的最后一跳，也是她人生的最后一跳。“根本想不到，这么熟的一个动作不可能摔的”，1999年4月，桑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前练体操时，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现在连喝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人帮忙。你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谁需要帮忙，所以我想想就挺伤心的。”镜头前，坐在轮椅上的桑兰搓着没知觉的双手。母亲陈秀凤在美国照顾女儿期间最知道她的心情，“她从来没有在人家面前流过泪，她就是晚上的时候偷偷地哭。” 一个翻身动作，腰腹和背部力量完全用不上，只凭双肩来回顶床板，形成惯性，桑兰两三下才可以俯卧。“科学在进步，10年以后会有新药，所以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会走路。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能走路。”这是17岁半的桑兰当时坚信的。 这届被《纽约时报》称为“该死的友好运动会”的赛事，桑兰成了比冠军还重头的话题。美国各大媒体对桑兰事件的报道格外投入，纳苏医疗中心门口驻扎着卫星转播车和摄影记者。就连在随队入关时摄得桑兰片段的美国中文电视记者、两名上海籍的新闻人吴小庆和陈骏一时也“身价上涨”，美国广播公司（ABC）还特意向他们的老板高价购买录像带。 桑兰清晰地记得：在她起步时，旁边一架可移动的摄像机跟随着她。而且，操办友好运动会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其摄像师是“无孔不入”的，但组委会律师称：热身试跳没有录像。 CNN派人日夜守在桑兰身边，“只要ABC的记者采访我，包括邀请我去《早安，美国》做节目时，他们就又哭又闹”。CNN的人一跟就是半年，却没有做出任何深度报道。 但桑兰觉得自己那时“比在中国风光多了”。她就像个公主，ABC的人员问她想去哪儿，她想都没想就喊，“迪斯尼！”在里面玩上三四天，遇到的美国人都觉得这个女孩太可爱了，没有人怜悯她。 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发来慰问信，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她留下家庭地址，歌手席琳·迪翁为她送去音乐会的邀请券……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纽约时代广场新年点灯仪式时，1998年12月31日，她就同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一起按下按钮，她选择的红黄二色点燃了时代广场的狂欢，也点燃了美国人对新年的希望。只是，桑兰发现身边的这位美国鹰派人物“更像是一个演员”，“只有当电视镜头对准他时，他才对我表示友好。我感觉他的友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不得不顺从于美国特别是纽约市民的民意。” “能在那个广场，以那种方式庆祝新年的来临是我毕生难忘的，那个热闹的场面甚至超过奥运会的开幕式。”漂亮的“大苹果”开启了她步入18岁的大门，那时她心中没有太多愿望，“只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再次站起来，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曾向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保证长期照顾桑兰，实际情况是：组委会医生曾来过几次电话查询桑兰的康复情况，除此之外，再没有对桑兰提供任何援助。桑兰的父母来纽约后，组委会曾为他们垫支过2500美元，后来他们寄来了催缴单，连这笔费用也要了回去。 1999年5月8日，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导弹击中。 桑兰在美国参加的最后一个公益活动是和老布什夫妇在迈哈顿航空母舰博物馆为贵州山区的儿童捐款。老布什跟桑兰说：“对于你们使馆被炸，我很遗憾。”桑兰那天的发言是：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航空母舰都能够变成博物馆。 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美国公开场合露面。5月24日，签证无法延期，桑兰回国。 现在想起那一声如冰碴开裂般的声响，桑兰说：像是来自身体的一句耳语，带着触手可及的冰冷、脆弱和漠然，但如果不是摔在美国，我的命也就没了。 有几个人能成为世界冠军？ 桑兰一直把胳膊支在桌上，否则低头吃饭时，头会控制不住地扎进面前的碗里。一次公益活动上，韩乔生对她说：你真不容易啊，像我们，腿儿着就来了。 1986年，5岁的桑兰在幼儿园卷起裤管，等待宁波少体校体操队教练的检验。教练告诉她体操队有比滑梯还好玩的东西，看着那里的很多小朋友神奇地翻腾，想着长大了可以去比赛，为国争光，桑兰踏进了体操房。 宁波的冬天，湿冷彻骨，家里用木炭取暖。父亲桑史盛晚上早早就睡下了，桑兰除了一整天在体校学习、训练，晚上回到家做完功课还要和母亲下下跳棋，听她讲讲故事。她尤其喜欢听神话故事，常常是父亲的鼾声伴随母亲的故事陪桑兰度过了一个个夜晚。 春夏秋冬，桑兰的体操天赋逐渐显现出来，很快在同龄孩子中成了“尖子”。父亲却说：“如果你不是那块料，学习又耽误掉，你会赶不上周围的小朋友，你没有他们知识多，今后怎么办？练体操的有几个人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 桑兰接连在浙江省的少儿比赛中挂上奖牌，进入省体工队，获得省冠军，一直到蝉联全省所有女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她总是告诉别人，自己“要像杨波姐姐那样成为世界冠军”。 1991年，国家女子体操队教练陆善真来到浙江队，一下被速度、爆发力、腾空高度和动作俱佳的桑兰吸引住了。由于跳马一直是中国女队的弱项，桑兰的出现让陆善真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国家队，然后是城运会冠军、锦标赛冠军，但偏项始终让桑兰离世界冠军的梦想有一段距离。 进入国家队后第一次世界锦标赛桑兰没有被选派参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等待，一度萌生退出国家队的念头。常年的高强度训练让人失去兴奋点，随之而来的伤病也直接困扰着她。一次例行体检，桑兰被查出了腰部骨裂，虽然不算严重，但按照队中的惯例她应直接退回省队。 陆善真留下了她。 伤病加上治疗，让桑兰在训练中感觉有劲使不上，人也变得异常烦躁。一次动作不到位后，陆善真示意性地打了桑兰，她一下子喊起来：“陆导你再敢打我呐，你再敢打……”因为没能按照计划进军世界顶级大赛，桑兰几乎不敢面对教练。1998年的一天，她在训练局大院里练习骑单车，陆善真和爱人骑着车迎面而来，桑兰连人带车摔在路边的草坪上。 八运会的金牌让桑兰成为跳马项目的亮点，甚至被称为“跳马王”。她每天都渴望进体操房，渴望比赛，渴望不久后的天津体操世界锦标赛。 为了取得这个资格和机会，队中决定派桑兰、孟菲、凌洁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一切似乎都在有序推进，机会仿佛触手可及，命运却在不远处悄悄撕开了一个口子。 “对桑兰的支持应该适可而止” 受伤之后，桑兰回国就办了退役，算是跟体育划清了界限。作为社会人，她依然是样样要靠自己争取。她准备为自己12年前的“事故”搜集证据时，经纪人黄健给远在美国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发去了邮件–他们当时是桑兰的监护人–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当年只负责桑兰的生活和医疗，其他跟我们没关系。 谢晓虹是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她与刘国生后来回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张健都全力支持我们在美国对桑兰的监护工作，我们也随时向他们报告情况。国家体委对外联络司主任屠铭德则持另一种态度，主张我们对桑兰的支持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过头，否则将来体委对其他受伤运动员难以处理。 无论如何，桑兰在美国很受华人团体关注。回到国内，北京博爱医院接收了她，为她做康复治疗。桑兰将自己受捐的价值100万的医疗康复器械捐给了医院，但现在她再也不愿意去那里接受康复训练，因为医院总会在人多时让她在大厅里或马路上做锻炼。 桑兰开始关注残障人士权益。她连续发博客责问航空公司对残障人士的服务。去年9月，她曾在博客中谴责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评家政服务行业，然后又批评自家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人们惊讶她的变化，说她“耍大牌”，想当然地认为她标志性微笑的后面就应该是隐忍。 桑兰在运动界则代表赛场意外。2008年10月18日，青岛举行的体操冠军赛上，广西选手梁明声在跳马比赛中坠马，“再现桑兰一幕”；2007年6月10日，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上，浙江队队员王燕从高低杠上摔落，颈椎骨折，“恐成桑兰第二”。桑兰不忌讳媒体和记者如此使用标题，因为这是对大家的一种警醒。现代体育竞争激烈，不再是简单的强身健体，而更多是较量和竞技，正如“飙车”和“暴走”，难免不发生意外。 作为前运动员，桑兰深知运动医疗是个庞大的保障工程，靠政府支持和补贴远远不够。北京奥运会的51块金牌背后还有庞大的体育人口，“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默默无闻，其实他们应该得到的是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1996年，患有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颤抖着手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主火炬，全世界为之动容。2008年，有网友猜测，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会由桑兰点燃：她突然站了起来，点火。 桑兰2004年就希望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手，“我的身份跟阿里一样，我们虽然身体上受到一些障碍，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以后我的孩子如果喜欢体育、喜欢体操的话，我依然会支持他去练。”桑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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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叶檀   2010-09-13 李荣融代表了整整一代人，这代人经历完整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主导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央企资产扩大的主导者，这是一个坚信国企通过技术改革可以走上市场化之路的人，这是一个坚定为央企垄断辩护的人，这是一个致仕后表示与不少知名民企老总关系不错、想当民企老板的人，这是功过毁誉集于一身的人物，这是李荣融。 计划经济时代成长的一代人 中国的国企改革留下了浓厚的李荣融烙印。 2003年3月24日，李荣融被任命为国务院国资委主任，2010年8月24日，李荣融在“千万别掉眼泪”的自我告诫中发表了自己的离任感言–上任7年5个月，时年66岁。 卸任的李荣融代表了整整一代人，这代人经历了完整的计划经济时代，行事难脱计划束缚，对度过青壮年时代的国有企业充满感情。他们主导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个方面，最大的梦想是在计划经济中掺入市场因素，形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对于真正的市场人士而言，李荣融明显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市场配置资源，只是给国企涂上一层市场的油彩与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抢夺资源； 而对于那些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左派而言，李荣融在完成央企保值增值的同时，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使中国的民企有了与国企抗衡的能力，尤其在卸任后表示的对民企的兴趣，让李荣融在部分左派中变成不折不扣的“叛徒”。 动辄得咎的处境、在国企与市场之间的挣扎，正是李荣融这代人的典型写照。这股国企胎毒是历史的娘胎里带来的，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李荣融经历了完整的计划经济时代。1944年出生，大部分日子在无锡与北京度过，1968年参加工作时正当文革爆发不久，他一直在无锡油泵油嘴厂工作，从工人、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直到厂长。1992年成为李荣融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年初，他由无锡市计委主任升任江苏省计委副主任，不到半年，奉调北京，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计划局工作。 李荣融经历了从基层到重要的资源配置部门的完整历练，对于行政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驾轻就熟。2001 年2月，李荣融被任命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该部门于2003年被撤销，部分职能并入国家发改委，而国资委承担了另一部分职能，无论是国家发改委还是国务院国资委，都是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 仅仅充满了对国企的感情，李荣融不可能担任要职，一些老工人感情更深厚。事实上，李荣融的改革尝试与强硬的工作作风，是他成为国企体制内部改革者并最终成为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关键。 1984年，40岁的李荣融成为江苏无锡市油泵油嘴厂厂长，成为无锡第一家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厂长任上，李荣融凸显强硬的改革之风，媒体津津乐道于他打破用人限制引进人才，提出“要成为全国一流的企业，就必须引进全国一流的人才。理念不突破，工厂就不能发展”，无锡油泵油嘴厂在全国招进了许多大学生，打破了长期保守的地方色彩。1984 年，李荣融与德国博世公司谈判，引进汽车车用油泵技术，由此被人称为无锡油泵油嘴厂“第二次创业的代表”。 李荣融在国资委主任任上的改革，引进人才、技改、工资改革等此时初露端倪，以后与时俱进，引进的人才扩大到世界范围，对央企的改革附着在重组、考核、上市等方面，与证券市场连为一体。 用人也好，技改也好，李荣融的改革是小范围的局部战争，他无法建立全新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更无法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正是在他任上，石化双雄借助原油进口垄断权巩固了垄断地位，而证券市场成为国企脱困的工具，彻底偏离了市场存在的根本，但这显然并不只是李荣融个人的“功绩”，而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结果，从发改委、商务部到证券监管部门，全都情愿不情愿地成为央企扩大垄断的推手，而李是站在前台最为卖力的吆喝者。 名至而实不归的成绩单 李的挨骂次数可以与证监会媲美。 2005年12月当李荣融为央企的业绩自豪，说“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是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准确地说，他们的股权已经多元化、社会化”时，他收获了如潮的口水与成筐的臭鸡蛋，笔者当时坚定地扔出了几块板砖。李荣融有多次相近的表态，每次的结果大同小异。 这才有了李荣融对属下的安慰与自我安慰：“有些好事到了有些人嘴里就变成坏事，但是我不怕骂，因为心里很坦荡，我做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 下面这段话可以表达李荣融的心声：“企业自身要有活力，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央企要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央企搞得好的标志就是要有影响力。在目前的央企中，国有资本在石油、电信、电力、军工等行业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就是控制力。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央企的控制力。当英国《金融时报》把中石油、中石化的市值评为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时，国内骂声一片。但是，如果没有它们，中国早就乱套了。”这是李荣融敢于为垄断央企辩护的底气所在。 任何一个拥有起码的市场立场的人，都难以苟同中国央企不存在垄断的说法，此言无疑是在挑战公众的智商底线，李荣融站在央企的立场上为薪酬辩护同样在挑战底线。但我相信，李荣融本人在发表上述言论时无比真诚，他以国际竞争的催眠术催眠了自己，同时试图催眠公众，这样做对央企改革大局、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国内同行业有两三家企业就认为是“竞争局面”，而无视价格同盟的客观存在；“参与国际竞争”就给垄断增加了底气，以为是“为中国的经济安全着想”，成为央企不垄断的最好借口。 李最大的成绩是央企的保值增值。 央企规模突飞猛进，国资委的摸底调查显示，在不到7年的时间（2002年-2009年）里，央企资产总额从7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净资产从2.9万亿元增至8.4万亿元；利润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09年的8151亿元。用李荣融自己的话说：“一年诞生一个中石化。” 也正因为有上述业绩，李荣融给自己的评价是个好管家，他完成了任务。这是谦虚，从数字上看，李荣融超额完成了任务。如果把央企看作一家企业，李荣融就是全球最好CEO，并且像他自己所说是成本最低的CEO，他的月薪据说不到万元。 但是，央企的成绩单名至实不归。 曾被誉为新国企代表的中铝、中钢暴露出冒进扩张的后遗症。最近，中铝在为避免上市公司被ST（A股市场退市风险警示）而奋斗。浪漫的新国企扩张烟花放完之后，资产大规模扩张的中铝陷入亏损窘境。据媒体披露，在内部会议上，中铝集团董事长熊维平给各单位下达红线目标，称之为生命线、生死线、高压线。 “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才能确保中国铝业下半年不亏损，确保实现全年盈利的指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铝业就要进入上市公司的ST板块。”而这对于资金链极为紧张的中铝是致命的，中铝的银行授信与证券市场再融资都会受到严重挑战。 中铝董事长熊维平不得不再次表示要战略转型，从单一铝转向以铝为主的相关多元化。事实上，此前中铝已在走多元化之路，进军煤炭与铁矿石，是试图从上游直接削减铝生产成本，与地方军一决雌雄。 中铝之后，中钢的乱象也浮出水面。曾深受国资委认可的“中钢模式”光环笼罩下的中钢集团更加糟糕，如果说中铝只是扩张过快，中钢则潜伏着有意掠夺国有资产的阴影。对内，中钢与民企山西中宇钢铁公司之间巨额的资金往来形成财务黑洞，山西中宇对中钢欠款高达40亿元左右。山西中宇已经成为附着在中钢身上的巨大寄生体。有媒体认为，中钢与河北纵横、中钢的货运业务，均存在极大的疑点。 无论是中铝还是中钢，都存在只求规模扩张的问题，在扩张时只求营收数据、总资产规模好看而不求实际利益，而中钢内部治理结构看上去一团糟，责权利不分，导致巨亏的高管依然高高在上。 中铝中钢的问题让人有理由怀疑，国企改革的绣花枕头背后是否藏着一包草？公司治理结构是否能够跟得上资产扩张的脚步？李荣融所说的市场化重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否停留在纸面？ 不仅如此，国企的经营效率总体不如民企。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在京发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整体上看，民企远远落后于央企，但说到效率，央企则远在民企之后。2009年，民企500强企业税后净利润与2008年相比增长32.84%，达到2179.52亿元，但央企只要两家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能压垮民企。这两家公司去年的净利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 让我们看看另一份报告。8月1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WIND发布报告：2009年A股上市国企的薪资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近两倍。2009年上市民企年平均工资为55032元，而上市国企则为104385元。然而，2009年上市国企经营效率显然不如上市民企，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后者的37.3%，约三分之一。 面对效率分类指标，李荣融不知作何感想。他也许会感慨于事业未竟，如果让他继续执掌，那么央企的效率将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而提高，这是他毕生的信念，否定这一信念等于否定人生，等于青春有悔。 只是，李荣融不可能重回国资委主任之职了。 两层皮的国资市场化改革 国资委成立5年之际，李荣融有3句话概括成绩。 “第一，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已经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都已经建立起来。同时，一系列的相关法规、规章都已经出台。第二，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企业的路子。第三，成绩是比较显著的。这表现在国有经济进一步壮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在增大。” 李坚信国企可以与市场对接，他上任之初就推出一系列与市场的对接举措。 核心是建立董事会机制，国资委担当出资人角色是央企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国资委推出董事会机制，将大权委派给董事会，李荣融表示，今后将派出受过专业训练的国资委官员担任外部董事，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后，国资委会把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权力交给董事会，但董事会的第一责任是维护出资人利益。并且明确，凡是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企业，业绩考核权交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决定企业业绩考核的具体方案、指标和水平。 这是为产权的顺利交接做准备。可以预料的发展线索是，一旦将来央企体制发生质变，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产权的顺利交接，通过董事会可以使央企有平滑的管理过渡期。建立成熟的可以信任的董事会，使国资委的职权完整地在市场上体现出来，李荣融版的中国淡马锡模式将水到渠成。 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人主导市场改革，经常出现的局面是自己否定自己，目前央企重组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资产划拨，饭店、地产等资产由这家公司划拨到那家公司成为常态，显然，国资委嘴里不称婆婆，心里却当自己是所有央企的婆婆，李荣融本人所推崇的市场化重组因为划拨，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国资委成立第二年，以铁腕推动业绩考核机制，面对部级、副部级的央企高管们毫不含糊，严格按考核结果兑现奖惩，初步规范了中央企业的薪酬管理。 在转型时代，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技术与体制的脱节。李荣融没能完成央企用人机制的改革，这项任务也不是国资委所能完成的，李的举措显示他迷信技术层面的改革，并不觉得全盘的体制改革有太大必要，这束缚住了他自己的手脚。一次次的海外招聘宛如一场场秀，真正的国际市场人士很少，倒是与国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有不少借机回游。新的招聘业已开始，招聘岗位由副职变为正职，可惜，央企的激励机制并未因此从根本上有所改观。 说李不懂职业经理人制是冤枉了他，这位心仪新加坡国资模式、1999年随前任总理朱镕基到新加坡考察、上任伊始再次考察新加坡模式的前国资委主任，念念不忘建立董事会机制、派驻外部董事、建立职业经理人团队。正因如此，李对于央企高管的薪酬机制颇多同情，多次辩解，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持暗地鼓励的态度。 对央企薪酬，李荣融曾经多次表示：“我说前门必须开，再有压力我来做，该给的应该给。后门一定要关，旁门则必清。所谓前门开，就是用有吸引力的薪酬留住人，后门关和旁门清，就是建立约束机制，向职务消费开刀。”这段话已被媒体整理到闪闪发光、令人感喟的李荣融语录中。 国资委对于国企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持同情并且推进的态度。2005年4月，国资委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规定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可以向管理层转让，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暂不向管理层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这几乎是宣布了国企领导与股权的永别，但不久之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出面解释说禁令“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存量资产”。2005年末又从国资委传出消息，境外和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激励规范意见已经进入出台倒计时。且在两部规范中，境外规范肯定会先行公布。 李融荣明言，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次序将会是上市公司在先、母集团在后；海外上市公司在先，国内上市公司在后。其实，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早已悄然开始了对经营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一大批海外上市中资企业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这些个案或多或少地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的样本。李荣融深恶旧体制的弊端，不会天真到关上激励的门就此将市场扫地出门，使央企失去改革的高管依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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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梦里狩猎 供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2010-08-19  第29期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怎样才算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是否就是好社会？ 周保松：这是一个“What”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公平社会，就是每个公民能有尊严地活着，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充分保障，同时有平等的机会和经济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并尽量避免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公正和好是不同的价值标准。但我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无论多么有效率、多么富裕、多么强大，如果它不能公正地对待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就谈不上真正的好。 人物周刊：公平社会从哪里来？ 周保松：这是一个“How”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从不公平的社会转型为公平的社会。如果当下的社会充满不公，而我们已有一个公正社会的图像，那可以做些什么，令状态改变？ 从第一人称去问“我可以做些什么”和从旁观角度去问“我们做些什么”很不一样。前者是非常实在的实践，而不仅仅是知性——可以是参与社会行动，也可以是在工作岗位上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价。 到底我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应不应该有正义和道德的元素在其中？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傻，去坚持正当的东西，去做正直的人——当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放弃原则的时候？《相遇》中的不少文章，其实是不断在问自己这些问题。 要实现公平社会，在现阶段革命似乎不可能也不可取，只剩下渐进改革一条路。这条路也有不同方式：自上而下的党内改革、公民运动、社会维权、工会抗争等。这些不同的力量可以在社会转型中起到多大作用，中间会经历多少曲折，谁也说不准。 不过近年来我发展出一个基本想法：任何社会转型，必须要有“价值论述的累积”。知识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持续地介入社会行动，并建构出合理行动的论述，赋予这些行动价值，使其在公民社会生根深化，从而为行动者授权。这样一来，知识人就不是站在高处的精英，也不是只懂得对着当权者说话，而是社会中平等的成员，运用批判意识和价值意识，和其他公民一起建构和丰富社会改革中的价值论述。我相信，当这样的价值论述愈来愈丰厚、愈来愈有活力时，改变会跟着来。 那么多主义，哪一个更公平 人物周刊：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大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哪些部分容易产生误读？ 周保松：自由主义在中国走过非常曲折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入，像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后来的“五四运动”及胡适倡导以杜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1949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基本绝迹了，直到1980年代后，哈耶克、伯林、罗尔斯、德沃金等才被逐步介绍进来。整体上说，直到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 但就我观察，某些素朴的非体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在公民社会逐步生根，比如权利意识的觉醒（种种维权运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建立公正社会的强烈诉求（针对贪污腐化、贫富差距和公权力的滥用）。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力量，不一定来自于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 哲学家的任务，是把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以严谨明晰的哲学语言，对判断背后的道德预设及制度意涵，作出系统的论述和建构，然后回过头来深化和丰富公共文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形成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向公正民主的方向转型。 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基石，洛克、卢梭、康德以降，数百年来累积出丰厚传统，有不同流派，很难说有惟一、正统的自由主义。今天中国学者仍对自由主义有明显的误读，例如认为自由主义鼓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或主张市场至上而置社会正义于不顾，或导致价值虚无和文化崩坏。 人物周刊：所以你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对左派和右派都提出了挑战？ 周保松：我对右翼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是：到底在哪个意义上它较左翼自由主义更能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而对新左派提出的挑战是：到底在哪个意义上它较罗尔斯的主张更能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 财富分配问题上，有好几派不同的立场。一派在英美哲学中被称为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也就是右翼自由主义，代表就是诺齐克和芝加哥学派，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一切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另一派在美国叫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欧洲叫社会民主主义，它跟右翼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处理分配问题上强调社会平等，主张政府有责任进行社会再分配；它没有说市场不重要，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实行再分配，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再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是一切不公问题的根源，不要市场，反对私有财产权。我相信并没有人真的说我不要市场，要回到贫困。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本身不是一个自足的制度，而是社会制度里的一个环节，必须受到限制和调节。 其实可以不理“新左”、“自由主义”、“右翼”这些标签，而是回到最实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一个公正社会的道德基础？预设了怎样一种个人观和社会合作观？这些观点为什么是合理的？我认为，不管哪一派，都是理念竞赛场上平等的一员，都要回应这些问题，将各自的道德立场、理据好好说清楚，展开辩论。我在新书中正是尝试勾勒出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指出它不是在左和右之间的折衷妥协，而是有一整套关于自由、平等、公正和社会合作的道德理想在后面。 公正的制度让人利己，同时利他 人物周刊：问题是掌握大部分资源和财富的人总有私心，他们就是制定制度的人或有能力影响制定制度的人。人性摆在那里，公平公正岂不永远是乌托邦？ 周保松：对，人性有自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道德的一面，否则我们没办法解释人的许多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可以说，追求社会公正，用某些道德观念去限制人的自利是可能的。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受他所在社会制度的影响，比如在一个较为公正的制度里，你发现做一个利他的人不会吃亏，那么你会愿意利他。就像今天北欧有这么高的社会福利，是制度保证的，然后反过来影响人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怎样让人的动机和制度之间实现相互加权。 我承认人的自利，但自利的生活不会是好生活。我们不是“道德佬”，不是要每个人做雷锋。在香港，你在公司好好上班、纳税，做个好公民，这部分贡献经政府之手去帮助贫困的人，然后你发现自己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比较有信任、有关怀的社会，自己那颗“利他”的心、追求社会公正的心慢慢变强了。 人物周刊：能不能用一些真实案例，让普通读者明白什么叫“有道德感的政治”和“没有道德感的政治”？ 周保松：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政治的本质，是关心“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所以人类发展出不同制度，界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而这些分配制度深刻影响了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考虑道德正当性的问题。没有所谓中立的政治。任何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然给人带来影响，都有责任向公民解释为何这些影响合理必要。严格来说，没有道德感的政治，不是政治而是暴力。 人物周刊：人们常说政治是肮脏的，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它的道德要求。这些年来，你努力在理论和社会实践层面将道德感与政治相连接，其中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周保松：最难的环节，是如何令整个社会仍然具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能够彼此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道德社群之中，并有足够伦理和制度资源去逐步建设更公正更美好的社会。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愈来愈缺乏这种信念，因此也就愈来愈接受弱肉强食的逻辑，并认为所有对政治生活的道德要求要么是伪善的要么是徒劳的。当所有人都失去这种信念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会很单薄，互信和尊重难以建立，大家会活得没有安全感，社会稳定只能靠暴力威吓来维持。这是今日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 原始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kx9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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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北京 江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江平的家位于北京南五环，从市中心打的过去，要近百元。10年前，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此偏僻一角置业，就是想尽可能不受打扰，“地远心自偏”，不料效果不彰，登门拜访者仍络绎不绝，这位“法律界的良心”、“我们时代的法学导师”，无论身处何地，总会有人惦记。 今年正赶上他八十寿辰，造访者较往年更多，其中的主体，是他或长或少、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心目中，江平是“永远的 校长”，虽然时至今日，他不做校长已有20年。江平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江老师拥有超 出法律之外的影响力。”原《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说。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的演说感染过无数人，其中不乏广泛传播的警句。 今年初，在法律界为他祝寿时，他说：“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 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 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私权在公权前的卑微，江平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56年，26岁的江平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正赶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与北京政法 学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写了关于整风的五点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命运弄人，因为学业优秀，他实际上是提前了一年回国，可谓“抢来一顶右派帽子”。 噩梦接踵而至。新婚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原来的妻子刚刚入党，还是预备党员，组织上有这个压力，要转正，就要看你组织上是否划清界限，这是 很残忍的选择。我从人民变成了敌人，今天可能无法想象，但如果处在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非常重视政治纯洁性的时代，那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压力。”江平说， “所以现在我对那些处在那种情况下家庭还没有破裂，对坚持的那一方，是很钦佩的，因为她终究感情战胜了政治因素。” 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劳动，一条腿又被火车压断。在病床上考虑问题，“无非是婚姻可能麻烦一点。”28岁，又是右派，又是瘸腿，这怎么办？江平往好处看，“捡回了一条命。” “靠什么支撑？比我更厉害的也有，有些人经不住了，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那一天，没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人总还要有一个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吧。” 文革当中，江平重组了家庭，夫妻两地分居，寒夜里，身高体壮的大老爷们一针一针地给孩子织毛衣。在那个公检法砸烂、法学教育停滞的岁月，江平在市郊 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书，被当废纸卖掉。那天，他写了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他从那些书中挑了一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来。1978年，在江平被打成右派22年后，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的讲坛上，率先在国内 开设了介绍西方国家民法的两门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他借鉴的参考书，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尽管此时他已步入生命的秋季。他不仅在大学校园里广受欢迎，还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4年出台的《民 法通则》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988年，江平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进入90年代，他参与制定的《公司法》出台，此后，又陆续参 与《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1988年，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此前，他担任过几年副校长职务。在他的主持下，法大荡漾着自由的学风与民主的空气，而江校长的人格魅力与对师生的爱护，让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法大86级学生、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王俊秀回忆，当年陈小平等青年教师因住房条件较差，就组织了与江平为代表的校方的对话，要求改变 青年教师的住房待遇。两位老少英雄在谈判桌上相见，引来无数人旁听。“江平先生说学校要先照顾老人和妇女时，陈小平说，这可违反宪法精神啊。宪法中的第一 原则是人人平等。众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1989年的某日清晨，江平拖着一条病腿，带领一干教师堵在校门口，苦口婆心地劝阻激动的学生不要上街，“他是怕学生受到伤害，就像母鸡护着小鸡。”最终，他被司法部免职。 离开校长岗位后，江平成为法大终身教授。在90年代初法制改革相对沉寂的局面下，江平领导推出了西方大型法律文库，推荐翻译西方法律经典，为90年代自由主义的登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中，江平挺身而出，为社会公平、为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大声疾呼。 “我所做的只有呐喊。”耄耋之年的江平说。2008年的一场中风让他语速放缓，思维也受到影响，但激越之心一如当年。 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奠定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对您1949年后的经历，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了，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高中时代和在燕京大学一年的情况。 江平：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一段是1945年到1949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战争胜利，因为这5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内战。我的高中时间是1945年到48年，燕京大学是一年，1948到1949，这几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我读的中学是崇德中学，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北京的教会学校相对比公立学校更民主一些，思想更自由一些，所以在这3年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进步的书籍，能 参加一些学生运动，能从实践中看到国民党的黑暗，那时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内战，我想这是当时多数青年共同的意志。 燕大也是教会办的学校。我本身不信教，但在两所学校里，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还是很深的，奠定了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那您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是您自愿的选择还是有人动员您？ 江平：这是自愿选择。 人物周刊：还是觉得共产党更有希望一些。 江平：是。这是当时多数青年的看法。当时的国内环境已经容不下中间派了，要么选择国民党，要么选择共产党，像民主同盟已经失去吸引力 了。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端发展的结果。在我们青年看来，国民党很腐败，共产党还是朝气蓬勃的。所以当时并没有从意识形态来看，不像后来发展为“反右”、 “文革”，这是我们参加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动机，还是希望政权能够有民主有自由，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能民主富强自由。 苏联为什么失败 人物周刊：您是从哪个阶段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先天就会健康发展，也可能产生很大问题的呢？ 江平：是在留学苏联阶段。派到苏联学习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从1955年到56年，苏联揭发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出来，当时是公开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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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南 方周末记者 姜晓明/图）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史卫燕 发自北京 知识分子很重要，用嘴说 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的 闾丘露薇曾经是电视记者中的宠儿。 她很早成名。在凤凰卫视，她采访过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钱其琛、唐家璇、王岐山…… 2001年11月，闾丘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腹地喀布尔的华人女记者。她素面朝天，镜头前又往往光彩照人。她是可以感染人的，不然老 板不会选她——她是凤凰的第二名记者。 那时，老板刘长乐跟她说，“好了，你可以出书了。”她以为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结果花了20天时间写完，刘老板又说，“好了，现在你自己去找出版社 吧……” 她是一个理性的人。在采访或讲座中，她很愿意和大家探讨新闻角度、内容深度、采访技巧、政治分寸、处理方式等专业问题。问她，“如果和上司有分歧你 会怎么办呢？”她说，“我会啰啰嗦嗦，不停地讲讲讲……”但是，“公司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如果他能爱上我” 她其实是时髦过、波希米亚过的。高中立体几何没考及格的文艺分子，复旦大学哲学系活泼喜人的女学生，咖啡店年轻的女招待，热爱音乐的电台主持人。她 不是没有读过三毛，“长裙飘飘，披散着头发，若有所思地走过校园门口的草坪”。她不是没有渴望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熟知简爱的经典对白“虽然我 穷，我不好看，但是我也有权利爱人”。 初恋是在中学快毕业时。那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大男孩。“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个样子，心里想，这个人从前在哪里见过。”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这个城市不停地走啊走，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街道总是太短。他们去看电影，偷偷地拉手。一个月后他去了美国。他离开上海那天，她一 个人在街头走了一天，望着天空，猜想哪一架飞机里面有他。 干练、简明的闾丘露薇，她的“长情”同样令人惊讶。13年之后，当她结束第一次婚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只是想知道，他还好吗?他现在是 什么模样。至于他还记不记得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只是我知道，这段爱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已出发》的结尾，她忽然很动情地写道：“当我站在巴格达的清真寺前，炮火在我的周围不断响起，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那个 时候我会觉得，和他相比，生命对我来说也不重要。当赞美的声音，热闹的场面围绕我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如果他能够爱上我，这些赞美、名利都离我而去，那又 怎么样呢？” “如果他能够爱上我……”多么典型的一个女人对世界的告白。“战地记者”闾丘不曾“免俗”。“赞美”、“名利”算什么呢？配得上她的欢乐、悲哀、感 慨和微笑吗？穿梭于炮火之间，你不能只用“勇敢”来形容她。 或许不该问起前尘往事。她笑着打断，“那个人不是现在这个人。”她再婚，快乐又自足。带着品相温厚的夫君参加朋友的饭局，大大方方地说，“我不在北 京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玩……” 她比过去胖了。在北京喧嚣的三环边上，她一边招手打车，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要紧，我老公喜欢就行。” 经常突然消失的母亲 “4岁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她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 物。” 所以当母亲说希望她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帮忙，她毫不犹豫地去了。 闾丘露薇还记得那个夏天。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却是，“你 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 母亲总是嫌闾丘不漂亮，在她眼中，那样就很难找到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很年轻的母亲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你是我女儿。 她的童年没有母爱，也没有玩具。小女孩闾丘喜欢穿漂亮的的确良连衣裙在弄堂走过，想引起别的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但她发现，邻居、朋友家里的玩具 “总比我多”。她问父亲为什么不给她买。父亲默不做声。奶奶在旁边说，“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这些都是要钱的，不知道你爸爸工作有多辛苦吗？” 20多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爱漂亮，几乎是她的“翻版”。很多时候，女儿吵着要买玩具时，女儿的香港奶奶说着和她的上海奶奶同样的话：这些东 西是要花钱买的。你不知道妈妈工作有多辛苦吗? 当时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到钱。她是那种“哪怕口袋里面只有两块钱，但是也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生活。 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房东就会来找她要房租。她看着那个地方，简直想哭。 一次，母亲不知怎么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深圳，自己却不知去向了。闾丘手忙脚乱地找了个仓库存放这些饮料。这一大堆饮料她连名字都没听说 过，却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小店一家小店地推销。“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现在她无法想象回头去做那样令人难堪的事。 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饮料从后座上摔了下来。那一瞬间她忽然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 “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做例子。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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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志愿者 梦里狩猎 发布 —————————————————— 佛山市高明区常务副区长梁瑞强网络发帖，以 罕见方式“诬告”现任区委书记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发自广东佛山 梁伟雄被警方拘留的那一天，是2009年 10月2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涉嫌诽谤”。梁为广东佛山市高明区的一名女商人，38岁。 两天后，与她相熟的该区沧江中学教师林建 波，也被警方拘留，理由同为“涉嫌诽谤”。 又过3日，该区常务副区长梁瑞强，被佛山市 纪委喊去“谈话”。两个星期后被拘，理由是：涉嫌诽谤。 2010年6月21日，在佛山市检察院一次 例行记者会上，敏感的媒体注意到，梁瑞强的名字，出现在“涉嫌诬告、陷害”的名单上。 随后，梁伟雄、林建波、梁瑞强3人遭到逮捕 的原因浮出水面–“诬告、陷害”现任高明区委书记马亮照。 举报信 梁瑞强和马亮照的共事始于2007年。 那一年，已经在高明当了3年区长的马亮照被 扶正，成为区委书记。而梁瑞强从佛山市顺德区纪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高明，成为常委、常务副区长。 2009年3月中旬，马亮照“委托佛山市审 计局审查高明区恒达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达公司）的账目”。恒达公司，正是梁瑞强分管的工作之一。 资料显示，恒达公司是2008年由高明区交 通局下属的6家公司合并而成，肩负着高明地方交通设施的投融资、建设管理、收费与返还等职能。 梁瑞强感到不快–他“认为马亮照此举是针 对自己，加上在日常工作中所累积起来的矛盾，遂生出报复陷害马亮照的念头”（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语）。 于是，梁瑞强将此想法告知私交甚好的朋友梁 伟雄，要求其想办法，“收集多方面关于马亮照的负面消息”，并“以不同口吻、分层次、多角度写举报信”，然后将信寄到各级纪检部门。 由此，一场常务副区长和区委书记间的角力开 始形成。 梁瑞强的“报复”很快找到素材。2008 年，时任区委书记的马亮照，在区委、区政府旁边的家失窃。 根据《佛山市纪委、市公安局通报网传马亮照 有关问题的调查情况》一文表述，“2008年7月1日12时许，高明区荷城街道沿江路健力街二巷6号的一居民下班回家，发现3楼一房门被撬烂，于是联系事 主马亮照。随后，事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现场勘查，作案人员暴力破坏防盗门锁， 入内盗窃。事主报称被盗6万多元现金、一部手提电脑、一部手机。经侦查，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于2008年8、9月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梁某涛、梁某云和梁 某生等3人。” 区委书记的家被盗，激发起民间无限遐想。很 多高明人的说法是，这是一次“精确打击”–在配备有严密安保措施的区委家属院，为何单单区委书记家被盗，而其他家庭都幸免遭劫呢？ 于是，在高明坊间，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区委书记马亮照被盗财物，“远远不止6万多元现金”。 高明警方的侦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说法，“7 月1日凌晨，嫌疑人从深圳市驾驶小轿车到高明区荷城街道寻找目标作案，当天中午，嫌疑人暴力撬门进入沿江路健力街二巷6号马亮照宿舍盗窃，盗得6万多元现 金、一部手提电脑、一部手机。” 蹊跷的是，直至2010年，这样一个案情本 十分简单的盗窃案才有结果–高明区法院一审判决犯罪嫌疑人之一梁根云有期徒刑7年，梁不服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更为蹊跷的是，梁根云的辩护律师赵志刚说， 从卷宗上看，此宗失窃案失主并非马亮照，而为吴明伟。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佛刑二终字第129号刑事裁定书，梁的盗窃行为发生在“沿江路健 力街二巷6号2梯301房吴明伟住宅”。 不止是马亮照家被盗。2009年4月22 日，高明区召开会议，提拔谭某为更和镇镇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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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4日出狱 倪玉兰这两月 何杨在拍完倪玉兰的纪录片后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一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点30分，我被叫出监舍到谈话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他们把我的双拐拆卸分离，将我放在里面的十二张申诉书和我惨遭虐待的图片搜出不让带出。我 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部被脱掉接受严格的检查，直到她们认为确实没有东西藏在衣服里面才让我穿上衣服。经过40分钟的折腾，他们才将我送出大 门。老伴女儿和好朋友来接我，他们跑过来和我拥抱……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律师倪玉兰这一天出狱。当晚，她在一家小旅馆洗了一年多来第一个热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有 期徒刑两年，刑期从被羁押的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 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 公检方的版本则是，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 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据 此认为，说倪“殴打他人”是诬陷。 在独立导演何杨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里，倪玉兰对着镜头说：“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把我关进小黑屋，先让保安揍了我一顿，一会谁进来就踢我 一脚，踹我一脚，把我从地上扔到沙发，又从沙发扔到角落里。我要求上厕所，他们就让我爬着去，不然就是违反派出所的管理规定。” 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 访友。 1986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法 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我 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 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 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 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 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步 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 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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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网站，其“微”显然有着“见微知著”的含义，通过捕捉生命中浮光掠影的碎片，令痛苦更深刻，也令快乐更完满 140个字，可以讽刺、抗议、声援抑或义愤填膺，这是翻越高墙的中国人在Twitter（全世界最流行的微博网站）上的主流态度；也可以交友、调 情、倾诉，哪怕只是发发牢骚，这是Twitter之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普遍用法。日本无疑属于后者。由于网络与现实微妙的隔膜，日本人在Twitter上的 交流更为直白坦率、无所顾忌。 日剧《无法坦诚相对》中的5个年轻人——抛弃家业追寻梦想却被上司性骚扰、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的同性恋男子，用莱卡相机为色情杂志拍片的潦倒摄影师， 一心只想做个好老师却总遭排挤的代课女教师，身为“小三”意外怀孕并试图自杀的店员和漂泊异乡业绩惨淡的推销员，在现实生活中与中国的同龄人一般，面临着 事业与生活的艰难求索。职业的卑微与生活的窘迫，都令他们有意无意间选择在Twitter上扮演全新的自己。 电视剧脉络鲜明，无论是摄影师、编辑还是老师，都必须唯唯诺诺，低眉顺眼听受训诫，一转脸偷偷拿出手机或对着电脑，又露出笑容。化名和虚妄的身份给 了他们安全感，剥离了所谓的身份认同感后，他们的自尊心也得到满足。在Twitter上，他们是性情开朗、言笑晏晏的同道中人，Twitter上的“我” 比现实中的“我”，来得更为讨喜。 镜头一转，Twitter上的老友选择线下聚会，残酷的镜中世界就开始了疯狂的反噬。色情杂志被夸张成了《Vogue》这种一线时尚刊物；医疗器材 推销员则摇身一变，成了年轻有为的医师；惨遭抛弃的小店员变成了受人瞩目的万人迷空姐；即便是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的同性恋男子，也勉为其难带着女孩去宾馆， 希望奇迹发生。层出不穷的谎言背后，隐藏着的是这些“Twitter中毒者”深深的自卑和对现实世界交往的不信任。他们宁可用碎片化的信息和语言去美化自 己的生活，也不愿撕下面具，用真心相互感应。 在Twitter上，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微博是个树洞，装满人们的欢笑与哀伤。它免费、快捷，而且每个人都在用，这是一个沉默注定会被湮 没的时代。要想不被忽视，只有拼命发声。当声音变得嘈杂，喧嚣会给人奇妙的归属感，来自陌生人的赞美与认同，有时甚至比相熟的人更显得温暖和必要。所以， 无怪乎摄影师会随时分享自己拍下的良辰美景，而女教师会仅仅因为这些照片和只言片语就爱上他。 生活像抛物线，幻影最终还是要落回现实。无论出于心甘情愿还是被迫，人们一个个承认自己的本来面貌。Twitter上的言辞微妙地波及到现实，但网 络和现实中的受众仍然不同。在Twitter上，每个人面对的是所有人，没有具体的指向，反而令人大胆而坦诚。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具象的关 系束缚更深，反而无法畅所欲言。在Twitter上，同性恋男子敢用女性化的英文名Linda作为自己的网名，略显曲折地表明爱情，现实中却连拥抱都显得 无力。女教师发送一条表达爱意的微博是如此随意，真正面对自己爱慕的摄影师时，却忙不迭地撇清干系。 Twitter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却是一个缓冲地带，帮助我们更好认清自己。剥去吸引眼球、冲突尖锐的政治外衣，年轻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由欲 说还休的爱情和试探中前进的友情构成。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网站，其“微”显然有着“见微知著”的含义，通过捕捉生命中浮光掠影的碎片，令痛苦更 深刻，也令快乐更完满。 不过，《无法坦诚相对》中的5个年轻人生长在日本，即便事业不得意，也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完善的社会福利让他们在遭遇青春必经的失意时，还有闲情 逸致上微博谈恋爱。换在中国，青春的失意多半意味着长期的人生“熊市”，拍出来的戏码恐怕不是唯美忧伤的爱情剧，而是或惨烈或寡淡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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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西的段子把美国副总统拜登（中）逗得乐不可支 他被邀请到2010年 美国记者年会上，调侃副总统拜登，逗得他大笑 本刊记者王大骐 小李要移民到美国，领导问他：“你对你的工资不满意吗？” 小李说：“满意。” “对你的住房不满意？” “满意。” “那是上网环境不满意？” “也满意。” “对医疗，孩子上学不满意？” “都满意！” “既然你都满意为什么还要移民？” “因为那里允许有不满意！” 这不是黄西讲的段子，因为就算他讲了，美国观众也不会理解，他大部分段子是关于美国新移民 的。 譬如：“我是新移民，当年来美国后，我开着一辆旧车，车后保险杆上贴了不少标语贴纸，我都不 懂，撕也撕不下来，我开了两年之后，才知道其中一张是‘如果你不懂英语，滚回去’。” 大家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黄西的老家在吉林省白山市河口乡，他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二人在“文革”后期大学毕 业，分配到那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小时候，黄西家里只有一张炕。农村缺乏医疗条件，村民的孩子一旦生病就全都抱到黄西家里看 病。结果长到6岁时，黄西已经得遍了水痘、腮腺炎等各种儿童流行病。 上小学时，他帮着干农活的稻田旁边是一个采石场。有时半夜干活，石场却在炸石头。他们就得一 边干活一边看着，只要一有闪亮就得拔腿跑，否则石块就全飞过来了。他对美国的观众说：“我就是这样明白了光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声音的速度又跟石块的速度差 不多。”这段经历最后成为了黄西段子的素材，在2010年美国记者年会上讲给了副总统拜登和台下的美国精英们。 黄西小时候拉小提琴、弹吉他，后来因为耽误学习都不准他玩。一直到高二，不管父母怎么管，他 的成绩就是不好。之前黄西基本不上学，主要和朋友玩，抽烟、喝酒、看武打录像，当时他几乎不是在武打录像馆，就是在去那儿的路上。他的父亲当时早已放弃希 望，因为所有老师都跟他讲他的儿子肯定考不上大学。 可是到了市里的学校，在最后一年高三的时候，黄西的成绩竟然开始突飞猛进，考试一直都是排在 年级的前几名。当时他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生化系，不过高考没发挥好，去了吉林大学。 当时大学是5年制，到4年半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于是花了五六个月时间参加了中科 院的硕士生考试。最后考取了全国第一，有机化学更是答了满分。那个时候中科院的人才都盼望出国，于是他也跟着这股出国热来到了美国。 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在国内虽然我有些个性，但从众心理还是比较强，到最后还是大家干什 么我也干什么。” 那不是灾难 跟大部分中国移民一样，他到美国继续上学，并取得了德州莱斯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后学位，如果 故事这么继续下去，那我们很容易就能猜到后面发生的事情，他要不然就是去实验室里待着，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做出贡献，否则就是去学校里争取当一名受人尊敬的 教授。 黄西两者都考虑过，但教授的梦想他在大学就放弃了，最后辗转来到了世界第三大药品公司赛诺菲 —安万特做高级研发。 搞研发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一点儿也不疯狂，更说不上任何创造性，黄西记得自己当年每天的主要 工作就是注射400个青蛙卵，这无疑跟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惨淡的人生幸好有闲暇的乐趣相伴，黄西平时喜欢写笑话，这点从他在中国的大学期间就开始了。 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生有种荒诞的感觉，甚至有点反英雄主义，因为小时侯眼前尽是农民吃不饱肚子、求医看病找不着人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一篇伍迪·艾伦的文章，这个多产的作家、喜剧演员和电影人，从12岁就开 始给别人写笑话，其中一些经典的美国式幽默深深地打动了他。 2001年，他跟一些同事去stand-upcomedyclub（单口相声俱乐部），那天 因为是OpenMic（即俱乐部在特定时段允许业余爱好者上去讲笑话），其中一个同事上台讲了一段，他觉得特别有意思，可却只听懂了一半的笑话。在那之 前，黄西压根儿就不知道美国还有这种艺术形式存在。 搬到波士顿之后，他在这个美国单口相声大本营之一选择了相关的课程，开始慢慢积累原创素材。 到了2002年，他带着已经在老婆面前演练过的笑话来到了当地的俱乐部。作为一个菜鸟，要想进去表演必须带着亲戚朋友去看，因为他们会花钱买门票，这样老 板才会让你上。 初到波士顿，黄西什么人也不认识，只有自己的太太去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他站在街上见人就 问：“想进去看单口相声么？”如果那些人同意的话，他就会特意说：“记得要说你们是进去看我的。”但这招基本不成功。后来总算有两三个人喜欢他，他们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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