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情人节的晚上，一个大龄文艺女青年在北京一家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自弹自唱了一首反映自己嫁不出去的歌。她是个除了西红柿炒鸡蛋以外什么都 不会做的文艺女青年，从不收拾家，想找个搞艺术的男青年，可那些男青年“要么只爱艺术，要么搞艺术只是为了搞姑娘”。姑娘只好一直唱：奶奶奶奶奶奶的。台 下的青年男女笑得喘不过气，冲她喊：邵小毛，再来一个！ 一天后，这首没名字的歌在各个社交网站疯狂转帖，被命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它的演唱者邵夷贝，一夜之间从有社交恐惧症没正经工作的不靠谱文艺青年，变成了北大才女、民谣歌手和内地“小清新”领军人物。 34个月后，年近三十的邵夷贝结了婚，从一个不快乐的商务代表变成带着乐队巡演数十个城市的歌手，给两部大牌电影配唱过主题曲，动车事故后写下的《正确死亡指南》在微博上被转发几十万次。但她看上去仍然拘谨，说几句话就自顾自嘿嘿笑起来，抓抓头，“我挺紧张。” 歌里怎么还有脏话 成为“小清新”教主和歌手，对邵夷贝来说是个偶然。她父母都是教师，小时候她考试得了95分，得到的也只有责难：为什么不是100分。长大后她分析，童年阴影埋下了她自闭的种子。 她以青海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进门时手里抱着本《北大诗集》，对未名湖畔象牙塔里的生活抱有极大向往。入学后老师对身为状元的她寄予厚 望，她如实告知，因为小学时和同学竞争做班干部，得票明明一样，身为班主任的妈妈硬是选了对手，她一气之下再也没当过任何班干部。老师只能叹气。 她自此淡出了北大的主流生活轨迹，例如团干部、金融贸易社团主席或者学分绩点第一的学生。她说，北大7年，自己没学到什么，“考试前背背书就过 了。上大学最牛的是，我玩了乐队和话剧。”大二时她在“莎木”这支校园乐队里做鼓手，同期导演了女性主义话剧《她独白》。读研后，她又和德国学生一起组了 一支女子乐队“甜蜜蜜”。最难忘的是和其他社会乐队一起参加酒吧里的拼盘演出。“一晚上的收入大家分，一个乐队分80块钱，4个人，一人分20块，只够我 们在24小时麦当劳里坐一晚上，第二天再坐公车回去。” 7年后，拥有北大硕士学位的邵夷贝发现自己很难与社会接轨。相比西装革履地讲英文找工作，她宁愿一个人在家待着弹弹吉他。她说，“我们这一代人 上学时间长，都是直接从童年甩到成年，一两年迅速被社会催熟。我对成熟是有偏见的，我不想变成只能独善其身、内心很难被触动的人。我还在少年期。” 不做饭、不打扫卫生也不想经营生活的她让父母非常担心。很快，母亲搬到北京和她一起住。她被逼在一个师兄开的公司里谋了份商务代表的工作，业余 时间和玩音乐的朋友们聚聚。母亲在解决了她的工作问题后，迅速将焦点转移到感情问题上。“她天天说我：‘都这么大了还剩着怎么办啊！’”母亲的絮叨转化成 了她创作的动力。“《大龄文化女青年之歌》是真情实感。我在家一个人弹吉他，随意地唱起来，我妈是第一个听众，她听了就怒了，‘怎么能唱这种歌！里面还有 脏话！’” 数月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的随意弹唱被人录了下来，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小清新”与“投机者“ 在被上百万人看过自己的视频后，邵小毛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她不怎么会弹吉他，只会几个简单的和弦；唱歌容易紧张，一上台就声音发抖。但命运垂 青于她，在她尚懵懂时，谢立文和麦家碧已经选中她为国语版的《麦兜响当当》唱主题曲，因为她“不矫揉，不造作”。她自此走上专业歌手之路。 邵夷贝说自己“有点小才华，但绝对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才华”。很多人喜欢她，也有很多人骂她。在她的豆瓣小站里，最火的帖子叫《大龄文艺女青年 邵贝夷(应为“邵夷贝”，原帖笔误。编者注)，你装够了吗？》，从2010年7月到2012年1月还有人回帖。她给粉丝取名“大英雄”，“我的粉丝太牛 了，能不为别人所动，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定义的这个时代的大英雄。” 在她成名后，人们给她贴上各种标签，最常见的是“小清新”和“投机者”。 去年巡演时她特意设置了一个环节，叫“去你的小清新”。“你可以理解成去你妈的小清新，或者我们一起去小清新，随你便。我自己的理解是后者。以前我从来没自称过小清新，现在我就觉得，没关系啊，社会都这么污糟了，我就是个干净的小清新，怎么样。” 在她看来，小清新的真正含义里有对真善美的向往。“小清新只有两种，天真无邪或者内心强大。只有这样才能抵抗糟糕的世界。” 在她接连唱了3首带有政治指向性和社会新闻元素的歌曲《我们》、《现象2009》和《正确死亡指南》后，一些人开始指责她投机。 《正确死亡指南》中她唱道，“你教我死，我哪敢伤痕累累。在前进的火车下面，我不能扯你的后腿。”这激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也让人怀疑，这姑娘是不是在利用政治事件树立自己的反叛者形象，政治是否成了她的工具。 这个说法邵夷贝一点都不陌生，“你说韩寒是不是在投机？如果一件事没有让我足够难过，我不会为它写一首歌。我写《正确死亡指南》的时候哭了。我们这一代人没什么情怀，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诗人，也不理解我想表达的这种东西。” 顿了一顿，她又说，“其实写时事的歌曲是特别不投机的一件事情，因为歌是你希望100年后还有人能为之共鸣的艺术载体，但政治歌曲可能一个月后流传度就会变得非常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写情歌的原因，因为情感多年后还会有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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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 状告三部委前，李燕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是放弃保研资格，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第后，人人夸她勇敢。 9月9日，她将一纸诉状递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要求其公开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等情况，包括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其负责联系的单位。 “告状”在李燕眼里，跟勇气无关，顶多只能说明“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 理想主义像一座玻璃温室，花朵们如李燕，一边自顾纯净生长，一边张望外面的世界。 态度尚好，就是时而荒谬 李燕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2013年毕业，今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提示和建议下，她打算做副职研究，探讨副部长的职责权限、行使职权的模式等，由于各部委官网上对职权范围的公布有限，李燕决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这个小姑娘在着手查询资料以前，对副职没什么概念，“可能就是比正职低一点”，至于分管，“在我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在我脑袋里都没有概念。” 她对社会的体验并不丰沛和直接。她爱引用学者的话，对相关法律规定熟稔，社会的复杂运行让她好奇，甚至兴奋。 “你刚好上课上到说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你想，‘哦这样啊，那我也去试一试。’” 跟政府打交道成了李燕一段时期内人生体验的内容。只是她没有想到，申请过程中，“竟然会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状况出来”。 课堂上，学生老师们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尽量掰扯清楚，法律的界定是不能含糊的事项，而实际拿到行政机关去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太在意这个，不在意学术上或者惯例上形成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什么。” 她从第一批网申的部委获得信息的平均时间是27到28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依申请公开的期限是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 次）。在漫长的等待里，李燕修正了以前天真的观念——“我问你要，你给我就是了，又不是特别难的信息”，她开始知道，信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要报不同部门 领导批准，如果赶上领导出差，那只能延长时限。 传说中的“行政机关‘办事难’”，李燕体会到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也学会了预判。最常接到的电话是刚好第15日那天打来的，那几乎一定是要求延长时限的。 等待让李燕学会了有耐心和自我宽慰，一两个电话找不到正确的管事人，那就再接着打三四个电话。对方说，你发过来的PDF或者WORD是更高版本的，打不开。她就不厌其烦地再发一次。 公务员的说话态度都“蛮好”，但在跟政府人员的互动中，她学会了“交锋”。 比如办事人员以“职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作为不提供信息公开的理由。李燕立马接茬：变没有关系，我就要现在的。 再比如，电话那边的公务员说：副部长的职能属于我们的内部事项，跟外界有什么关系呢？李燕就开始背诵和分析法条：“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副部长属于国 务院各部委法定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她）是整个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而既然）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他的权限是应该公开的。您看，我就没问您是负责什么事务的……” 至于有些部门追问李燕到底要在文章的哪一段运用这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对她的目的怀有疑虑地盘问，她也逐渐习惯。 “政府信息公开施行的时间并不长，政府机关没有公开的习惯，它会觉得公开有一点不舒服，另外就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申请、被申请、去法院诉讼的历练，他们还不会鉴别什么信息公布出去会有危险。” 最开始的被拒绝让李燕心里有些难受，也着急。后来她渐渐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好奇心战胜了受挫心理，她决定向所有可以申请的部委都提出请求，完善资料。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她甚至能够在跟办事人员的谈话中，感到一些微妙。 “有时候能感觉出办事人员给我那种理由，他们自己心里会觉得不太恰当，心里挺虚的。……能去部委工作的，怎么说也起码是比较好的大学里的研究生毕业，对政府信息公开就算再不了解，你说出一句话，它荒谬不荒谬，在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共识在的。” 李燕的这个判断来自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初的回应。该部门告知李燕，因为她没有提供具体的文案名和文案号，所以“不能受理”。 “法律规定的是，如果你知道（文案号）就尽量提供。我觉得公民是有这个配合义务的，……但如果你说不提供文案名和文案号就不提供信息公开，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作为任何一个公民，不是在这个机关工作……（怎么可能知道文案名文案号?）” 4个月下来，有3个部委的没有答复或者答复不符合申请要求，李燕按照事先想好的解决方式行事——起诉。 “我申请了那么多部委，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只有3个部委没有给我信息。所以说，……还好吧，没有那么差，虽然也没那么好。” “我不是去找事儿的” “其实我起诉的时候心里还挺忐忑的，不是害怕，而是觉得给部委的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工作。”即便如此，她坚持起诉的理由是：“我不是去找事的，我真的是想要那个信息，……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最正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是最正常的方式，这是李燕认为的常识。 “学过法律的话，不管法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当一个问题出现，你希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希望哪一方主体都会尊重这样一种法治的结果。” 有人问过她在不在乎输赢的问题。可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 “那么多政府信息，一定有不能公开的，我相信。……我不是像秋菊那样去讨一个说法，只希望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推理，说‘不公开’，原因是什么，告诉我，就好了。” “我理解”是她在这个事件上的口头禅。她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难以满足，她的态度显得温和而谦逊。 对于诉讼给公务员可能增添麻烦的担心，她也跟导师沟通过。导师的意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不容易。这时候，你去挑战的，不是一个人，不是给部门找麻烦，也不是给官员找麻烦，你去挑战的对象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制度。 “制度的推动就像一口大钟，要有人撞才会响。”导师的这个比喻，引得李燕热血沸腾。 “推动社会发展太狂妄，但每个人都做一点事情吧。……就这件事情（而言）我也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也不复杂，除了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难度）。” 可是，最终法院没有立案，他们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劝服李燕不起诉，而三部委则根据她的要求公开信息。 于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撞钟“壮举”，结果是“没有撞上吧”，她遗憾地说。 “我甚至希望，（就算）结果是法院不作出判决都没有关系，哪怕（只是）它受理我的案件，部委公开信息，我撤诉，我都能接受。”她执着地认定，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来解决，“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这样做了”，才是好结局。 “这个事情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宏大的目标，可能没有任何改变。更多的改变是对于我的，不是对于这个制度的。” 嵌入世界的理想主义 如果没有这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李燕跟政府的接触只有“办护照”。她说，这次漫长经历对她的影响，就是“对政府运行有了一个了解”，也满意自己的“淡定”。 父母是在某天的清晨广播中突然听说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研究生李燕不再起诉三部委。农民父母打来电话询问时，李燕刚刚洗漱完毕准备坐下来吃早饭。父 母只是说，“你在外面那么久，你知道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多，你自己坚定就可以了。”做村干部的舅舅也对她说，“虽然挺担心，但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你自己在外 面要想好自己要什么，然后就勇敢去做，不要顾虑太多。” 李燕想要的，按她自己的话说，跟所有学法律的人一样。 “法律，应该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不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你也不希望看到的 是，很多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迫使法院改变了决定。你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法官高高地坐在上面，他公正无私，他不偏不倚，他不畏惧行政机关的强势，而凭着 自己的公平正义良心，凭着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做出合理的判决。” 温室里那些美丽的论述和蓝图，足以让理想主义的花朵们心向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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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罗永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奋斗式转型。这个被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的胖子，能否适应这个全新的角色 罗永浩坐在办公室里，房间拥挤而凌乱，一台跑步机摆放在角落，落地窗外是中关村最繁忙的一条街道。他创立的“老罗英语”几个月前刚换了办公地点，总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两倍。 接受采访时，罗永浩一脸疲惫，坐姿不断下移，时不时打起哈欠。如果之前只是通过“老罗语录”和“老罗演讲”见惯了他的犀利，会让人忍不住想，这个“胖子”今天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评我当年度青年领袖，我已经做得过分优秀了？”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调侃记者。“明年一定争取。”罗永浩哈哈一笑，终于露出传说中的幽默与狡猾：“没关系，我不着急，再过几年还可以是中年领袖。” 明年，他40岁。 如果没有独特经历和理想主义标签，这段本该淹没在商海里的创业故事，恐怕不会如此受到关注。他曾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被当作新东方最牛×和最傻×的另类教师，还曾被认为创办了一家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政治性网站。 逐渐地，他变成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大学生在他身上寻找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蒙，无论是演艺界还是文化圈的社会名人都对他不吝褒奖。 2008年，36岁“高龄”、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罗永浩突然开办“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创业者身份重回教育培训行业。 去年，罗永浩在海淀剧院举行的演讲会上，说了一个关于约翰·列侬被粉丝刺杀的段子——粉丝朝列侬开了6枪，平静等待警察将自己带走，临走时，指着列侬的尸体说了3个字：你变了。在段子最后，罗永浩特意强调，列侬被刺时正好40岁，其实他是想说，自己没有变。 这是罗永浩最大的困惑——他既要摸索着运作好一家企业，同时，又要与过往理想主义的形象相匹配。当有人不断说“你不行”的时候，再强大的心脏也会产生疲 劳感。他说，对于“不耍流氓能否赚到钱”的问题，自己起初并没有把握，只是单纯地相信可以。“既然我瞧不起的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不能呢？” 创业菜鸟 2007年底，牛博网关闭，罗永浩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份工作。他想过写书当作家，有人告诉他，二十多岁干这行还行，都快30的人了，当作家会很艰难。他想 想也是，中国靠写书日子过得好的人不超过20个。2008年元旦前后，和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开一家英语培训公司，这些朋友当中，有作家兼商人冯唐。 罗永浩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找投资者要钱的人。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一直拖到5月份，冯唐告诉罗永浩，不能再拖了，再拖半年就该凉下来，他给了罗永浩一笔启动资金，对罗永浩说，你先张罗起来，天天烧钱你就会焦虑，一焦虑做什么事都会顺理成章。 罗永浩拿着冯唐给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简称“老罗英语”。他始终没有说服任何人再给“老罗英语”投资，中途，一位在非洲做生意的发小知道他开公司，主动给了他300万。 果然，罗永浩开始焦虑。“老罗英语”主打北美英语考试培训课程，新东方是这项业务铁板不动的老大，一开始“老罗英语”生意惨淡，总共投资600万，第一 年亏损了三百多万。“基本上每天一开门就是一万块钱不见了，被打劫也不可能这么吓人，我当时拿朋友的钱做，属于投资不是借款，赔了是不用还的，但怎么好意 思呢？”罗永浩想，万一赔了，自己找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除了生活开支，600万的债也要花10年才还清，还清时已经50岁。“一想到这些，我就眼前发 黑。” 他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里过夜，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比如，民营英语培训旺季主要集中在寒暑假，3月投入宣传成本，6月才能收回，每个月的资金流动很不均匀，为了鼓励学生早缴费，他推出过一项促销方案——越早交钱，收费越低。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这个方案的愚蠢之处在于，如果我这个月报名要交1200块钱，得知上个月报名的只交了1100块钱，就会很窝火，很犹豫，结果这 个月没交，下个月得知又要多交100块会更窝火，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可能会选择你的竞争对手。看了些专业书后才知道，要倒过来做——开始就定最后一个月 的价，如果报得早打折，消费者这个时候会觉得什么时候交都是占便宜，只不过早交多占便宜，晚交少占便宜，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研究 了很多市场营销专业的书籍，发现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于是开始推出一系列类似的改版营销方案。 后来，“老罗英语”又推出了适用所有课程的“一块钱计划”，前8次课只要花一块钱，如果觉得满意，再付全款继续听完剩余课程。他亲自创意广告文案和宣传画：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一枚鸡蛋，一节电池，一个避孕套，或者到“老罗英语”听8次课。 第二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亏损100万。2010年底，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之前，他的演讲题 目是“我的奋斗”。他为这场演讲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巨大投影仪、大量PPT，还有精简的舞台设计，罗永浩一一列举出自己两年来亲自参与设计的宣传海报和营 销心得。平心而论，他亲自设计的广告创意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演讲进行到最后，罗永浩说，希望明年公司能够赚到钱，换到更大一点的地方继续演讲。 “老罗语录”的传说 10月25日，罗永浩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了今年的岁末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Ⅱ”。他宣布了两条消息，一是去年北京海淀剧院演讲网络点 击率超过1000万，另一条是“老罗英语”创办到第三年，终于开始盈利了。100万的数额并不大，但兴奋和得意，他毫不掩饰，台下掌声一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老罗语录”，罗永浩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1年前，他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微博)寄去一封求职信，依据新东方的招聘标准，逐个列举自 己有能力胜任新东方教师的理由。在“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后面，他回复：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XX之流学校的要求。 第二年，高二辍学、主要靠替人组装电脑维持生计的罗永浩进入新东方学校，并很快成为一线教师。 像许多新东方老师一样，罗永浩会时不时用一些搞笑段子活跃课堂气氛，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段子总要挑战“权威”。例如，指责中医疗法缺乏药检机制；怀疑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愤怒地抨击暂住证制度，表示自己要以身试法、誓死不办。 他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人脑需要独立思考，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他形容这叫“有思想”。 罗永浩信口讲出这些段子时，并没想到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录音，他认为只是留作复习之用。其实学生将他的段子剪辑成集，传到网上，标题叫作“老罗语录”。 “老罗语录”迅速在学生圈中传播开，在追捧者眼中，罗永浩的幽默、有独立思考精神、阅书无数、耿直敢言，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最高峰时接近100 公斤，很多学生称他“罗胖子”。后来，他设计的广告语中有这样一句： 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 成为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给罗永浩带来的不全是正面影响。外面开始流传他和新东方发生不和的传闻，还有人辱骂他的语录拙劣、哗众取宠。 对于老东家，罗永浩向来不愿过多谈论，尤其在他创办公司后。他说，在新东方待了两三年就已经很不舒服，公司的气质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没想好做什么，才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闹出了一点小不愉快。” 罗永浩说的气质，是指英语培训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不用背单词”、“多少天保过”的宣传，还有“无效退款”却又从不兑现的服务承诺。 很多老师也让他恼火。有一次，他听到一位老师对学生说，自己上学时被宝马车溅了一身泥，教的调节办法是以后发财也开宝马溅别人一身泥。“完全是一种SB 逻辑，居然把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至今说起，他还会破口大骂，碰到自己看不惯的东西，他常常情绪失控，他在新东方时朋友并不多。 2006年初，罗永浩向新东方递交辞呈，夏天，正式离开新东方。这是一份能够给他提供极好待遇的工作：年薪50万，工作时间除开寒暑假3个月比较忙碌，平时只要在周末上两到三节课，“极其舒服”。 罗永浩说，以自己的标准，对商业领域里的大部分人，他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没文化，没思想，没水平，没道德，什么都没有。他感觉到再找一个自己能够认可其价值观的老板很困难：“也许人家不是成心骗我，但我会有上当的感觉。” 逝去的牛博网 黄斌是罗永浩创办牛博网时的合作伙伴，认识罗永浩前，他听过“老罗语录”，“当时觉得很有趣，就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老罗。”后来，他们经人介绍成为了朋友，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老罗穿了一件军大衣，不修边幅。 当时黄斌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罗永浩刚从新东方辞职。俩人都认为国内媒体平台存在一边倒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不知道有政府控制这回事，觉得一边倒是行业本身造成的问题。于是，两人打算合伙创办一家尽可能多元化，有多种声音，不要有异常倾向的网站。 这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只是牛博网后来的命运，让很多人忽略了这段经历。同“老罗英语”一样，牛博网没有寻找投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他和黄斌。资金有 限，没有请太多员工。罗永浩负责内容，黄斌做程序出身，负责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牛博网每个月要都亏掉几万块钱，主要花在服务器带宽上。 罗永浩说，他们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只要点击量有了，钱就有了。“牛博网最早是想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博客网站，但不是提供博客空间服务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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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美华 没等到老师的自习课 10月18日，在姐姐罗晓红家吃过晚饭之后，湖南省新化县一中老师罗美华回到一门之隔的家——学校宿舍。他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几大新闻网站。这是他做老师以来一直坚持的习惯。 晚上约20时许，罗美华接到学校党委书记伍贤义的电话，让他到学校会议室一趟。罗美华以为伍贤义找他肯定是关于工作上的事，随手拿了一件衣服，一头扎进了夜色中。“很正常的，也没多说什么，就去了。” 穿过新化一中大门，要拐两个弯方可到行政办公楼的会议室。在第一个拐角，罗美华看着被灯光拉得修长的身影，他加快了脚步。他想早点结束和伍贤义的谈话，“还有学生等着我去上辅导自习课。” 拐过第二个弯，在踏上行政大楼阶梯之时，罗美华不经意地斜看了一眼教学楼。“肯定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我去，向我问问题。”罗美华笑着说。 到会议室门口时，罗美华发现，在等他的并不只是伍贤义一个人。伍贤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当天新化县公安局的人找到他，希望他给罗美华打电话，让来学校一趟，“有五六个人左右。” 此时，罗美华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担忧的事情终于来了。”罗美华说，该来的早晚要来，早来了心里反而更舒坦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罗美华的担忧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9月20日，他原来担任班主任的484班的几位同学找到他，说有多位警察找到他们了解罗的情况。 警察向学生了解的情况无非就是“罗美华在课堂上有没有讲过对社会、政府不满的言论”。 对此，一位接受警察询问的同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侧过身，转过头，轻言道“叔叔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但他肯定地说，罗美华对他们很好，是一个好老师。 此后，新化县公安局陆续又找了一批学生，了解罗美华平日在课堂上的言行。“来得真够快的。”罗美华说，他大步进了会议室。进去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进了会议室，那天晚上，学生就再也没有等到罗美华去自习课辅导。 我讲良心 当天晚上，罗美华被带到新化县检察院对面的荷花池宾馆。在那里，警察对他进行了询问。 警察对罗美华的问话很直接，“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写过什么文章？”罗美华的回答也很直接，“平常就写一些博客和微博。” 此时的罗美华并未向警察说明他在一个境外网站发表的4篇文章。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向他问话的同时，另一拨警察已经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 不多久，罗美华的电脑和U盘被警察带到宾馆。尔后，警察在说罗美华“不老实，没有主动交代问题”的同时，也把罗发表在境外网站的4篇文章念给他听。“他们把我以前删除的数据都恢复了。” 罗美华承认文章为自己所写。但他强调，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出于正义、公理、良知的角度。 罗美华说，4篇中有一篇是写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史实，而另外3篇就是写“自己理性思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不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罗美华坦承，文章稍有些偏激。“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党性出发，而我讲良心，角度不一样。而这个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偏激。” 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罗美华在荷花池宾馆呆到次日凌晨5点钟。19日，罗美华被转到新化县公安局“继续谈了一天”。晚上，罗美华趴在审讯室的椅子上睡了一觉。 罗美华说，自始自终心里都没什么恐慌。“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好慌的。”不过，他坦承心里总时不时地有一个念头闪过，“或许再也出不去了。” 10月20日上午11时许，新化县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罗美华实行了刑事拘留，并于当天中午送至新化县看守所。 随后，新化公安局把刑事拘留书送达新化一中校长谢彦兴手中。两天后，罗晓红找到学校，看到这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时，她才知道弟弟出事了。 著名律师斯伟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言，如果罪名成立，量刑为5年以下。“最近几年把这种罪名扩张化了，几篇 文章怎么能颠覆得了一个国家政权。”斯伟江说，“其实是很难定罪的，执政党不等于国家政权，以言论批评、甚至抨击执政党、政府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罪。” 斯伟江说，以这种罪名来打击言论自由，能看出当地政府的横蛮和保守。78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 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以刑。”半个多世纪过 去，这个辩护词依然适用。 在看守所的日子 踏进新化看守所大门，当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之时，罗美华心里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我再也出不去了，听天由命吧。” 以至于当他穿过6扇铁门来到自己的监室时，那“哐当”的声响仍在心里回旋，久久不能散去。 与此同时，新化一中帮罗美华请了病假。他所带的两个班级的课程全部临时找老师代课。 到达看守所时，罗美华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以至于吃晚饭时，他毫无意识到饭菜的不好。“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慌，端起饭盆就囫囵吞枣。什么味道都没有，就只顾着吃了。”罗美华说。 不过，当他第二天再次端到饭菜时，看着米饭里夹杂着的还未完全打掉谷壳的大米，他一口也没有再吃。直到第三天，他才开始嚼米饭。 第一天晚上，灯熄了，罗美华躺在床上，看着房顶，心里猛然涌上些许忧国忧民的悲怆。有时，他也想穿衣起床，去找抓他们的人理论。“没有一个字是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写的，如果有，受到任何惩罚都行，如果没有，你们就不应该抓我。” 但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他明白，此时任何的理论都是乏力的。“一个人的力量，特别无助。他们说你有罪，你再怎么辩解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看守所的15个夜里，罗美华经常这样想着想着就进入梦乡。醒来后，从不在人前流泪的罗美华发现眼角满是泪痕。 “我欲哭无泪，是不是变得软弱了？”他自嘲着问。很快，来了一个他“意料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结果——取保候审。 11月4日下午5时许，正在看守所军训的罗美华被新化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叫到监室，并告诉他家人已经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即日就可离开看守所。 听到此消息，罗美华又悲又喜。“一个本来就没罪的人，却还要取保候审才能获得自由。”他迅速地脱下身上的那套囚服，狠狠地甩在了床上，头也不回地跑出了监室。 此时，家人早就等在看守所门口。当他走出新化县看守所，铁门“哐当”关上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西下，一抹彩霞在天空飘过，恍如隔世”。 车子拐过看守所门前的泥巴路，两分钟后便进入主干道。罗美华透过车窗，看着车来车往的大街，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自由真好”。而此时的亲人面面相觑。 回家3天后，罗美华的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现在不管在哪，都有一双老大哥的眼睛看着我。”罗美华笑着说，“在里面15天，我瘦了10斤。” 自我启蒙 罗美华最早的思想启蒙，源于早些年的理想与现实碰撞。 罗美华出生于湖南新化油溪乡一个偏辟的小乡村。毛泽东逝世时，他刚好8个月大。但他怎么也没有想过，在36岁之时，他还会因为谈论这个人而失去人身自由。 小学到初中的学业，罗美华都是在油溪乡完成的。直到高中升入新化一中，他才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喜欢写点文章的他在一些他现在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报纸上发过多篇赞扬祖国的文字。“写过散文、诗歌等来表达我对祖国的赞扬。” 1998毕业那一年，刚好赶上了国家大学生分配工作的末班车。数学专业的罗美华被分配到了新化四中。2002年，他转到高中时就读的新化一中任教。 踏入社会的罗美华发现，他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跟他所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如果按照课本上教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罗美华说，“我就想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距。” 此时的罗美华学会了反思，但他仍只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地否定自己。“我总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此前没有太多跟社会接触。” 到了2004年前后，他“意识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不管工作干得好不好，只要会溜须拍马就行。”罗美华说，“当年县里一些好的单位进了一批人，都是内部子弟，学历也就是中专。” 罗美华不再满足思想上的独立思考，他想学鲁迅“妙手著文章”。“正义是一个人的天性，当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要指出来。”2005年伊始， 罗美华开始把他的所思所想全部写了下来。并于2006年12月12日在新浪开通了博客。“我想把我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去，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大家一起努 力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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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认为，如今中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远远比文学更丰富，“新闻奇特到不知道该挑哪些来写。”生活的过分荒诞，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其本来的逻辑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北京 在住进711号园之前，作家阎连科认为自己遇到了文学创作上的瓶颈。《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并不受审查部门的喜爱，出版后受到批评。 他甚至被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风雅颂》经过不断的修改，仍然惹来麻烦。“别人写这样的小说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我写的，就会认为我有问题。”如何去面对 这些事情，让他长期感到忧虑。 在这种忧虑中，2008年，有朋友告诉他，北京西南四环有一个园子，是一处静谧所在，超过一百平米的独栋别墅的售价不到一百万元。阎连科听了，也就当作一个笑话，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四环之内，这怎么可能会是事实。 一次偶然的饭局，他遇到了此园的开发商，买房之事再次被提及。开发商表达了强烈的热情，他希望这位著名作家成为他卖房的活广告。 阎连科被朋友带着去西南四环看了房。他刚进园子，就被吸引住了。“这里不是像公园，它就是个公园。” 意外的所在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农村，但他已经远离农村生活30年。他一直希望能够重新过上亲近自然的生活。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o利奥波德的《沙郡年 记》、约翰o海恩斯的《星o雪o火》是他所喜爱的3部随笔。他写作了几十年，阅读了无数作品，发现中国当代作家里，虽然有单篇写自然的文章，但没有人“像 梭罗那样，用一本书来写瓦尔登湖”。 用一本书来抒发对自然的感受，这样的愿望令他着迷，“哪怕只写10万字”，他也想去尝试。这个愿望已经存在了20年，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落实的地方。 当他借了钱，买了此处房子，住进这个园子，终于发现，多年未有的契机出现了。“你觉得，原来这个园子就是为了你的写作而存在的。”园子的正式的名字叫花乡世界名园，不过，阎连科称其为“711号园”。 他开始写这里的一株草、一棵树、一枝花、一个麻雀、一只蝴蝶，写树与树为了争夺阳光的战争，写两棵树彼此相爱的故事，他发现了植物的恐惧和欢喜。他 种的葫芦两个月只长了一点点，“你会怀疑种子是不是有问题”，但仅仅离开两天，葫芦又爆炸式地疯长，如同魔幻场景。“不住在这里，就无法有这样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认为这也是在抵抗现实。“时代疯狂地发展，人对大自然的侵占太多。” 这种神奇的生活令他感到畅快，想象力得到了舒展，艺术上的探索变得更为自由。他在此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到园子里活动一下，8 点钟坐下来写作，两小时两千字。这两年，他写了《我与父辈》、《四书》、《发现小说》、《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字数达到100万。那本他一直梦想的自然随 笔《711号园》，进展得也非常顺利。用他的话来说，他对此园子进行了“中学生式的毫无节制的歌颂”。他打算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奢侈生活的结束 2009年住进去不久，就有传言说，万寿路南延公路的修筑计划涵盖附近区域，住户有可能被拆迁。开发商老板对阎连科说，修路的地方离这儿100米呢，不会修到这儿的。 这种担心，住在园子里的人都有，包括年轻的穆新（化名），他会关注各种相关新闻，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但有一天，当他看到中国出版集团进驻园中，打出“文化产业总部基地”的招牌时，松了一口气：这园子是拆不了了。 阎连科也同样感到了心安。2011年4月，春天开始的时候，他心情愉快地在园子里刨地，准备趁着春天的好时光，种一些蔬菜。这时，开发商老板来了，说，阎老师，您别种了，这里要拆了。 按照拆迁办的说法，万寿路南延公路要经过这个园子，园子里一百多户人家，有30户处在拆迁范围之内。阎连科上下两层两百多平米的小楼是这个范围内最边上的两户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沮丧。”阎连科说。 面临拆迁的住户去找拆迁办的人时，遭到了蛮横的对待。“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只是告诉你这里的住户违法，赶紧迁走。”住户黄婷（化名）说。黄婷拿出了各种收集到的相关文件，表示这里的住户都是合法业主。 阎连科去找拆迁办的时候，别人对他的态度还好，园子里的人大多数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著名作家。 阎连科想着，如果房子被拆掉，他还是希望住在这里，他问了开发商，开发商说还有房子，他去看了，比自己原来的房子差，但却贵了一百多万。一问拆迁补 偿的费用，每户是120万，比自己当年买房加装修的价钱还少了40万。如果买下不如现房的新房，加装修的话，他自己还得再掏200万。这是住在园子里的人 普遍面临的问题，不分面积大小，每户都一刀切，都是120万的补偿。所有业主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荒谬之极”。 到了7月的某天早上，阎连科正在写作，突然有人来告诉他，园子的围墙给扒了。阎连科赶紧出门去看，傻了眼，围墙被挖了一个足以通过两辆卡车的缺口，“我整个晚上竟然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荒诞的是，小区正门还设有岗亭，有保安正儿八经地看护着园子。但这是十足的形同虚设，园子后边是谁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大缺口。阎连科一大早赶回园子，就是因为邻居告诉他，他家的屋子被人偷偷闯入了。“小偷把我家的窗帘都给扒了。” 园子里的横幅挂了起来，都是要大家配合拆迁的标语。有这么数十人，每天挨家挨户地骚扰、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动手。严俊（化名）是个退休老人，拿着 上万块钱的单反相机去拍这些人的活动，相机被夺去，砸了个稀巴烂。白天，高音喇叭大声地播放着拆迁条例。晚上，探照灯对着住户的窗子照射。711号园已经 不是静谧的所在。 有的人神经没那么坚强，开始顶不住了。阎连科家旁边的一户人再也无法忍受，签了同意拆迁的合同，迅速搬离。某天早上，阎连科起床后，发现拆迁队带着机器和人马来了。他亲眼目睹，“不到30分钟，房子就没了”。 二三十个拆迁的小伙子用非常不一样的眼光死死盯着阎连科。这让他感到恐惧。那个早上之后，阎连科把灯一关，把窗子一锁，卷着稿子和书，回到了城北的部队宿舍。 最后期限 《四书》出版之后，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来采访阎连科。谈完了，大家一起吃饭，随意聊聊生活琐事，阎连科说到房子的事情。法国记者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们谈。 此前，经过拆迁户一番抗争之后，拆迁办将赔偿款涨到了160万。这仍然离大家的期望很远。这个价钱甚至无法在旁边买一套普通公寓。“他说我不管你们这些事情，一家就这么多钱，想明白就签合同，想不明白回家想。” 回家想不明白的阎连科再次去跟拆迁办谈判的时候，法国记者也跟着去了。这一次，拆迁办的人突然开始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说赔偿，只是补偿。阎连科 问，补偿160万的依据是什么？拆迁办的人说，国家关心你们。“160万可不是小数目，国家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违法建筑，国家可以一分钱都不 给我们。只要是赔了一分钱，这房子就是合法的。”阎连科说。 那些天，各家各户门口被挂上了巨大的横幅。阎连科家门口也被挂了一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好拆迁这一仗。”法国记者感到不解，向拆迁办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拆迁要动员全党和全民？你给我讲讲。 拆迁办的人回答简单而“万能”：我们不知道谁挂的，谁挂的你们找谁去。 法国《世界报》报道此事之后，《纽约时报》随后也来采访阎连科。《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被翻译成中文，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开去。 阎连科原本和园子里的住户不熟，见面也就是点头打招呼。现在，拆迁户开始集中到一起，接受采访，讨论对策。 拆迁办每天会给业主手机上发短信，用倒计时的方式来告诉他们，10月22日是最后的期限。简短的文字中充满威胁语气：你可以不来，不来也不影响房屋的拆除。 当阎连科第三次带一位日本专栏作者去拆迁办的时候。拆迁办的人决定不谈了，理由是：你家里的事，每次带个记者干什么，家里的事何苦让人知道呢？这样的小事没必要喊到国际上去。阎连科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怕让人知道，你们怕什么呢？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拆迁办的人不耐烦了，只说了一句：阎老师，我们只想知道，22号的最后期限你配不配合？ 阎连科还是原来的意思：赔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看合法的依据，给我一点做人和做公民的尊严。 直到此时，拆迁办从来都没有拿出过他们进行拆迁和赔偿的合法文件。 最后期限已过，园子里有些琢磨不透的宁静，大家都在等待。阎连科想到了两种结果：一是政府改变了办事态度，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二是一纸正式的拆迁文件传达了下来，强拆进行。 冬天来了 阎连科在写《711号园》的时候有些内疚，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奢侈。他已经写到书稿的最后一部分。整部书按照四季划分，有着舒缓匀称的节奏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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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拍摄于杜导正家中（图/本刊记者 梁辰） 6月22日，《炎黄春秋》编辑部选题会，后排右一为杜导正（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7年，《炎黄春秋》全社职工合影。前排左一为徐孔，前排正中为社长杜导正，后排右一为吴思 杜导正与萧克 新婚时的杜导正和续志先 老两口相濡以沫 6月22日，《炎黄春秋》杂志社，杨继绳手拿自己的著作《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图/本刊记者 梁辰） 《炎黄春秋》副主编徐庆全（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吴思 6月22日，拍摄于《炎黄春秋》办公室内（图/本刊记者 梁辰）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 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 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 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 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 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 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 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 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 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 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 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 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 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 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 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 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 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 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 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 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 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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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愤 青，这是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坐在书架前，再三强调。近日，他的博客文章《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引发热议。这从教6年的老师写 给大学新生的建议书里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我的重点是，不良 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问题。”陈伟说。 学生·官场 “最后走进来 的是学生会主席，直到他落座并露出众爱卿平身的表情，所有人才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坐下……我那迷恋官场现形的同学前几天告诉我，他在一场学生会高层的党派之 争中成为了牺牲品，打算转战团委直至得势为止。”一年多前，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在专栏《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里如此写道。 这次，相似的 内容从副教授笔下写出来，引发广泛热议。“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陈伟认为，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 “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 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这是常识，不算新闻了。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但有些地方偏激了。”前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林怀公（化名）告诉记者，他成为所在高校的学生会主席，是因为当时校学生会内部为争主席斗得太厉害：“你也举报，我也举报，学校觉得这群人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就从系学生会空降一个我过来了。” 提到学生干部任免权，林怀公说，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都全校投票直选过学生会主席，但更多高校还是由学生代表大会或专门组评审团选出。“它的特殊性在于，你可以说他是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任命出来的。” “大家还是 太高看了学生会主席，除了个别高校能拿提成有外快，学生会一分钱不掌握，都是团委老师控制。”林怀公说。陈伟在最新博文《学生会问题：行政化、官僚化大学 体制之冰山一角》中也表示：“学生会组织一个活动，要经过多个程序，每个程序都要经过团委领导的同意首肯，借场地、贴海报，每个环节都要盖章。对学生组织来说，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团委的盖章而在某块空地上集会，便是‘非法’行为，不用老师出马，几个保安即可将其强行驱散。” 林怀公告诉记者，即使当上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后大多数人还是做自己的专业，走仕途的人并不多：“当然有一些官二代通过这条途径会上升很快，那是更大的不公平。” 维权·加分 “我就是学生会的，找学生会能干啥？”北京某高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张文被问到遇上打开水不满意等问题怎么办时回答：“大家更习惯上学校论坛发帖，闹大了还起过作用，不习惯找学生会。”尽管学生会有负责帮学生维权的权益部，但他不记得起过什么作用。 某高校学生熊圆（化名）2005年因抗议食堂饭菜质量，打算发起百名情侣在食堂门口泡方便面活动，在校内风云一时。“学生会的没参与进来，但他们也挺帮忙，牵线跟后勤集团的谈判，联系场地。后来谈好了就没真泡面。” 学生会能在维护学生权益上发挥多大作用？陈伟认为，那些维权抗议活动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而林怀公表示，起码在最基本的权益上，如饭菜质量、上网问题，学生会还是经常会和后勤集团交涉，为学生争利。 暨南大学学生 会前主席黄乾宇告诉了记者更积极的案例：在他们学校，接待学生的不满投诉不属于学生会管，是由学代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每年学代会，校领导都在时，还会把接 到多少投诉、解决了多少列成书面报告。“很厉害的，有的还会写：某情况已经连续反映5年，仍未解决。效率还是蛮高，有关部门都害怕这一点。” 对学生会更大 的争议在于学生干部的保研和奖学金加分政策。如某高校环境学院2009年保研，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可以加3分，分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 可以加2分……在保研的初评结果中，该院两个专业中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都是因“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加了3分的。 “研究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靠学分绩。学生干部的荣誉，不应该跟保研这些跟学术能力评价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很反感这些，但政策制定时缺乏他们的参与。”陈伟说。 还好这个情况并不在每一个高校里存在。“我是学生会主席也1分没加。”林怀公说。黄乾宇也表示，他甚至一次奖学金都没有拿过。 作为香港人，黄乾宇曾经在香港的中学学生会当过主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政治性很强，大陆的学生会偏服务性。至于官僚化倾向，反正在暨大学生会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侨校的关系。我们主席、部长、干事都一起做事，当主席还得吃饭掏钱请客。” “学生干部都要学会戴着脚镣跳舞。明知道制度在那里了，得学会绕着问题，要的是效率，去想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埋怨，希望改变规则。”黄乾宇说。 我坚决否定学生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学生会的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的吗？ 陈伟：是的。实际上，五四时期、甚至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学生会、团委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作风还比较正派，虽然也跟加分、保研等很多利益挂钩，但官僚气还没有现在这么重。 现在它有很多手段，比如学代会投票，可以控制，找一些新生，稍微一动员就可以。或者找一个陪选的，明显没希望的人。或者设计一个主席团制，比如大家投票选10个人是主席团，至于谁当主席，不在投票范围内，由团委老师来决定。 有个南方某大学的给我发微博私信，说他们那团委书记就靠任命学生干部发财。不是简单跟老师套个近乎就能当选，真是社会上讲的叫“拼爹”嘛。有权力的，通过相关领导来给你讲，没权的话就用钱嘛。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 陈伟：有 较大的独立性，不应该跟各种权力和它所带来的利益挂钩。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学生会对一个国家蛮重要的，它是大学生锻炼公共生活、学习人与人友好相处、培养 公共关怀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学生会经常做不到真正代表学生发言。实际上一些抗议活动，比如说就食堂饭菜问题和校方交涉，现在高校也经常有，但往往不是学生 会来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最新的一篇博客中重点抨击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问题？ 陈伟：对， 问题不仅限于学生会，那不过是冰山一角。最近几年，大学本身的行政化、官僚化愈演愈烈，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的，是大学堕落最快 的时期。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人基本不从事教学科研，在大学的任务就是做官。走团委这条路，与基层官员相比，风险小、进步快、年龄有优势、政治上无污 点。大学里潜心学术的人反而沦为边缘人，致力于科学探研的学生凤毛麟角，学术项目中充斥着“豆腐渣”工程。 人物周刊：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说你提到的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不在学子们的象牙塔中。你怎么看？ 陈伟：具体到学生，在其中的责任可能是最小的。但我探讨的重点是，一个不太好的制度下个人责任的问题，我希望作为时代先锋的大学生能承担起公共责任。 近年来，学界 谈论问题时流行说“体制”怎么样，不仅没有推进社会进步，反而给作恶者提供了借口，它消除了人在做出坏事后通常具有的负罪感。我博士是研究汉娜•阿伦特 的，她有一个重要观点：在不太好的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体制在哪里呢？不是说独立于我们每个人之外，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今天所做的事情、所做的 选择之中。 人物周刊：学生会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它的意义吧？ 陈伟：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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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的韩松，一边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讲述大国崛起的种种；一边却在写着科幻小说，幻想世界末日的宿命。他觉得，现实太科幻了，小说写不过它 韩松（姜晓明） 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09年10月，自那以后的两年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似乎不再是趋势，而是已成现实。这期间，国内迎来科幻热，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受到热捧，韩松出版了《地铁》，销量不俗，他的旧作《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之西行漫记》）也将重新出版（1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卖了大约一百册，韩松不久前才拿到稿费3000元），“这本书探讨的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后，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韩松写《火星照耀美国》时，恰逢1999年“炸馆”事件，他在小说里预言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毁、西方经济危机需要中国“拯救”——如你所知，这些现在都成了现实。他是无神论者，但有强烈的宿命感，“这个世界是按照周期来的，命运的轮回，你挡都挡不住。” 2066年的中国是高度发达的盛世，“每个人一出生，国家就分配给你一 件事去做。”美国则哀鸿遍野，宛若两百多年前的晚清，可是有这么一位100岁的老人，1980年代初留学潮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并未入籍，但无论美国多么衰 落、多么排华，他就是不回国，“我没有给出解释，但隐隐约约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人。”韩松说。 这一年来韩松的博客表达越发直白，“可能是焦虑感更强了，或者现实太科幻，你再用陌生化的手法去表达，有索然无味的挫折感——你写不过它了。”他解释说。 他的办公室比两年前更乱，视线所及之处，能看到《加缪全集》、《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管理》、《GQ》（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2012》）、 《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位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对外部副主任最头疼的事情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退休惟一的问题是，你在这里好多东西还没有 看到……其实新华社记者和基层接触非常深，有些人虽然稿子写得不好，但知道的东西特别多，除了基层，还有高层，好几个世界在这里交叉……好多事情你还没看 透、还没想清楚。” 白天忙新闻，夜里写科幻 2009年9月6日，国庆阅兵第二次彩排，次日凌晨4点58分，韩松写了一篇博客： 彩排又开始了！昨晚我在复兴门地铁站，听见一个男高音在尖叫：“开往四 惠东的地铁没有了！开往四惠东的地铁没有了！！”以前我在《符号世界》中写过地铁都奇怪地消失了，这时我的感觉就是地铁真的蒸发了，科幻中的一幕发生了。 一切都被一种异样感笼罩。地铁站台上都拉了《重案六组》里面那种警戒线，有好多男女警察和戴红箍的“治安志愿者”像神一样站在很高的地方，把人群推来推 去。复兴门成为一线的终点站了。在路面上，还有大批大批的穿各种制服的人和便衣云集，戴红箍人更多了，很多人像是‘黑衣人’。好多路口都封锁了，沿人行道 也都拉了长长的警戒线。在长椿街有个骑车人被一名目光如鹰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违规呀。”“你走的路错了！错了！”“我走的不是自行车道吗？”“不是自行 车道！我说不是，就不是！！”还有许多的男女胸佩标志，手里提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水和面包一类东西，在马路上成群结队地运动或伫立。难道《我的祖国不做 梦》中的预言成真了？宣武门西大街整个成了停车场，都是一排排巨型昆虫一样的“国庆专用车”，被武警守卫着。这一夜，北京的天空是白色的，就好像《第三类 接触》中在举行迎接外星人降落的仪式。 14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国第一次科幻大会时，这样描述韩 松，“白天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晚上写着阴郁诡异的故事……”那时候韩松已经是国内最好的科幻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新华社记者，跑文化口，梦想着天天 出差；那时候他还不是对外部副主任，不必承担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把关的重大责任——伟大领袖早就说过，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主要为海外媒体供稿的对外 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电脑屏幕上是新华社待编稿库的操作系统，键盘旁边没有烟灰缸，韩松不抽烟，“他们累了抽根烟，我累了，不想工作了，花5分钟写点字，调节一下。”他“啪”地敲打一下某个切换键，屏幕一黑又一亮，随即来到外网。 他的实名博客开了五六年，用“单位网”创办者金玉米的话说，里面“混杂着时政评论、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推理性科幻”。而在豆瓣上，网友为他成立了小组，取名“一本正经的调情”。 “呃，这个，对，好像有点意思。”这个打字飞快的“60后”男人并不擅长说话。他声音低沉，即便语速不快也会结巴，努力想要表达却似乎总是力不从心。他的一位朋友干脆说他“口头表达障碍”，对此他显然心知肚明而且充满歉意，有几次，记者都看到了他额角憋出的汗珠。 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我的祖国不做梦》是韩松几年前的作品了，在小说里，未来北京的夜空就是白色的，整个东半球入夜后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大放光明。 为了保持经济增速，实现战略目标，全国人民必须加倍工作和消费，甚至放 弃睡眠和做梦的权利，夜夜“被梦游”，于是，在每晚9点的钟声敲响以后，“整座公寓楼的防盗门都咔咔作响起来。不一会儿，小纪便看到邻居们都穿着上班的衣 服，拎着包，两眼直直地纷纷走出了家门”。在办公室，“他仔细观察同事们，可不，手中的活干得勤快，但目光就像服装商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仿佛一台台自动 机器”。在一家大型超市，“小纪看见，这里也水泄不通，生意火爆，从打折出售的低档商品，到价格昂贵的奢侈物件，无不销得极快。顾客看样子也都是普通市 民，眼睛眨都不眨巴一下，也不讨价还价，便大把大把地付钱了。他们白天可是很计较、很小气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家里孩子上 学、自己生病住院、买商品房的辛苦积蓄中的一部分”。 梦游者通常能表现出少有的力量和技巧，完成非常困难的动作，有些梦游者 从二楼甚至三楼一跃而下，竟然毫发无伤，“这种神奇的力量和技巧一旦用在了工作上，便会产生极高的效率”。所以，为了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未来的科学 家有必要发明一些东西，让人民有目的地梦游，在梦游里工作、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谁说科技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中国是一个非常科幻的国度。”韩松说。 他必看的媒体包括BBC、《XX周末》和《XX日报》，这三个好像存在 于不同宇宙的媒体是他重要的信息，当然也是科幻素材的来源。“我读《XX日报》最突出的感受，好多世界大事包括科技上的大事发生时，它只字不提，比如欧洲 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又好像中国在世界之外。这就很科幻。”他开始试想如果未来《XX日报》到了太空，比如，在火星上发行会 怎样？如果继续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又会怎么样呢？“那就危险大了……”他用川普自言自语，听起来，“危险大了”的后面好像是一些诡秘而危险的黑洞。 电视继续播放专题报道，红光满面的主持人用喜庆的语调反复告诉观众，某 某方阵创造了零误差的纪录！“你看，每个时间点都搞得很准，中国人做到了只有机器才能做到的事情，”韩松说，“他们就这么走过来，好像头脑里被注入了芯 片，那就是阿西莫夫写的机器人啊，非常像，像得一塌糊涂。” 科幻的事情太多了。“火车也是这样的，明明是相撞，铁道部门提供的文字，硬叫做‘侧面冲突’，就像有一个地方，锅炉爆炸，记者报道了，官员们硬说失实，因为那叫‘粉碎性解体’。”韩松在自己的博客里抱怨，“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杨利伟和“太空党支部” 韩松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这一年，他的作品《宇宙墓 碑》拿下“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大奖”特等奖，他自己则进入新华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新华社的大楼刚修好，来学校的人介绍说有最先进的‘大平面’什 么的，就参加了他们的考试，结果就考上了。” 他从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写作。直到今天，你在Google输入他的名字和某一重大新闻话题，都有可能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比如“韩松青藏铁路”： 搜索结果第六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代表说，青藏铁路的兴建尽管面临各种地质灾害、冻土和高寒缺氧的困难，但我们在技术上有把握，在投资上有保障，完全有能力把青藏铁路建成一流铁路。”——这是新华社电头的新闻稿，记者韩松。 搜索结果第一条——“在物理学中，方向性是一个不解之谜。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由媒体解决了：‘把温暖送到西藏’，‘为藏族人民修一条神路’，总之，具有很明晰的方向性。因此，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这是“诡异的边缘”，博客韩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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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普陀山、福清 天下事不了了之 人物周刊：有媒体称你为“佛商”，或者说是“钱眼见佛心”，你赞同吗？  曹德旺：“佛”是指大彻大悟的人，谁能做到大彻大悟呢？我做不到。如果成了佛，那肯定就不是商。  人物周刊：有没有算过，这么多年一共在佛教上捐了多少钱？还有什么计划？  曹德旺：我没有固定的想法，就是高兴，都是随性的。我修庙盖寺是为了弘法，我认为中国人需要一个宗教和灵魂。人一定要有信仰，信什么都可以，就怕什么都不信。       我确实是捐建了寺庙，但那不一定就等同于功德。我是佛教徒，在佛经里什么是功德？虔诚如故，即谦虚诚实到一丝不苟才是功德。我也常问自己做到了没有。  人物周刊：你和曹晖现在都退出河仁基金会了，你哥哥当满一届理事长也要退出，以后曹家怎么掌控这个基金会呢？  曹德旺：掌控什么？不用掌控。曹家实现捐赠以后，使命已经完成了。再捐就是另外的事了，人家做得很好，你就不要管他，天下事你想管，管得了吗？天下事都不了了之。第一届理事会我要建章立制，会加一条修改章程或者变卖股票要向捐赠人报告。我谁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只相信制度。  人物周刊：当初想用捐赠股权的方式成立基金会，有没有想过会这么麻烦，招来这么多质疑？  曹德旺：没有想到，没有关系。我一直认为，对成功者的质疑如影随形，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是与非，功与过，后人评判。佛教讲，不争。不过你说话代表了你自身的素质水平。       80年代我刚挣了一点钱，谣言满天飞，说我找小姐，每天晚上两个，弄得我老婆都给我打电话。我跟福清县委书记说了这事，他说，我们要开常委扩大会议，你来讲话，现场直播。我就去讲，首先感谢大家还记得曹德旺这个人，其次鲁迅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阿Q还存在——那些人自己没有钱，他们猜测他们发财了就会这么过日子。后来福清中学校长说，曹德旺骂人不带脏字的。  人物周刊：您去年卖掉8000万股套现10亿，有没有觉得卖亏了，想过在一个合适的相对较高的时点卖股票吗？  曹德旺：我的股票从发行到今天，每年复合增长率在30%，为什么我讲股票不要拿去卖，因为今天值三十多亿，过几年说不定又值100亿。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卖早了？  曹德旺：因为社会压力很大，他们认为你觉得做这事有难度，就不做了，搁在那里。  人物周刊：心疼吗？  曹德旺：不疼，反正我就这么多股给你，如果你不批准，我给你拿去卖。我不心疼，钱是身外之物。钱拿去，你怎么收税，怎么弄，我不管，我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我当初7分钱的烟都买不起，欠人家几十块钱都还不起，当时我也像那些农民想的一样，什么时候还清楚，我不要这么早出晚归这么辛苦就好了。但是一旦还清楚，人的思想又不安分了。从那时候的心情到今天，每一个阶层人的心态我都领略过。我也不是神仙，我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原来也不相信有人会把那么多钱拿去捐，到现在正在做我原来不相信的事情。所以他们讲我什么我都笑笑无所谓，因为我都经历过。  人物周刊：都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  曹德旺：原来我也把钱看得很神圣。小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把钱捐给全村建电线电缆，他的亲戚大骂他，我也不理解，那么多钱怎么拿去捐给别人。（所以对我有各种说法）都很正常。       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今天你看我捐钱很潇洒，我相信我会过很好的日子。我是替穷人捐一点钱。       大家都关注我这次捐款捐了35亿，其实我这么多年税就交了50亿，很多人会想办法避税，我从来没有，该交的都交。35亿市值的慈善捐款，要给国税局缴税好几亿，5年之内缴清。这么多年，我在福清捐款修公路、公园、寺庙，捐助西北农林大学，花了好几亿。  我的孩子很支持我  人物周刊：能不能谈谈你的哥哥，外界对你们兄弟俩实在好奇。  曹德旺：这些年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的官是我帮他买的，有的说我的钱是在他庇护下帮我赚的。”       我哥哥刚刚就任漳州市委书记时，我和他在一个普通白领去的饭馆吃了顿饭，银山酒家，花了三百多块钱，其实福州所有酒店吃饭我都可以签单的。我说你当官我挺高兴的，你要能给漳州五百多万人民造福，如果不能给祖宗祠堂添色彩，就不要做了。任何亲戚朋友去找你要解决问题，你都可以让他们来找我，我的面子还足够解决。漳州离福州三百多公里，他在漳州当了6年书记，有两次我计划建一个硅砂厂，打算建在漳州，后来都因为他在漳州当官，我就改变计划，将工厂建在海南。  人物周刊：你孩子对你这么大手笔的捐赠是什么态度？  曹德旺：我的孩子都很好，他们很支持我，觉得爸爸做的都是对的。我的子女都很聪明。钱没有用你知道吗？有本事你会有钱，没本事拿钱给你，两下你就又没有了。如果不相信这句话，请你回头去看看，不用看很久的事情，解放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现在在哪里？你跟我讲。完全可以想得通，一代不如一代，留给子女的不是金钱，是智慧和素养。  人物周刊：你家在你这一代是重新创业的，不是延续之前的财富。  曹德旺：对啊，他们也可以啊。我的孩子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很低调很节约，本身消费都不需要多少钱。  人物周刊：大家印象里觉得富二代就是跑车、夜店、泡明星，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们都很朴实。  曹德旺：很简单，就是不要在别人面前显示出自己很有派头的样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要表现对整个社会对公众的敬畏。       我年轻时也曾经很骄傲，认为自己了不起，后来有一个朋友送了两本曾国藩的书给我，那时候曾国藩的书刚开始流行。我看了一遍，没看出来什么，后来我又再看、再看，明白了。曾国藩太狂妄了，有一段时间兵败在家养病，非常负气，村里来了个癫和尚，给他写了付对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这副对联是骂人的意思，国家大难，军队在打仗，你怎么在家里闲呆着呢？教曾国藩身段要软，要低头，我请书法家写了这副对联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我爸爸跟我讲，能批评你的人，是你真正的好朋友。我的成功，恰恰跟你们认为我桀骜不驯相反，我很虚心，容易相信别人，很会接受别人的建议，跟外界说我固执、自负完全是两回事。  人生要奉献  人物周刊：一般人都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做慈善，您是边挣边散。  曹德旺：这么说吧，我认为人生的核心价值，一要自强不息，二要厚德载物，勤劳、朴实、仁慈、关爱，这是做人的标准。仁慈当中，要记着，为别人而活，为社会而活，这是一种奉献。你听了肯定要说，曹总你胡说八道，你房子那么漂亮，衣服都是名牌，怎么说奉献？没有错，我认为，过好生活，有充分的足够的精力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人要讲奉献精神，学而优则仕，仕不是指当官，而是讲奉献。你们都认为我这是高调，我是真的这么认为，你把这些话都记下来，等到我九十多岁的时候来核对，看我是不是这么做的。  人物周刊：我发现您虽然只上了6年学，可是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有自卑心理。  曹德旺：自卑？我没有。为什么自卑？我家里挂了一幅字，题了《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跟我交往的都是鸿儒，我有什么好自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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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去采访的，何时去的，我都知道，包括住哪个宾馆，坐谁的车……”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2010年9月，陈光标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本刊记者在下面旁听。结果，陈以时间紧张为由取消了同学们的提问环节，随后匆匆离去。本刊记者紧随其后，就相关捐款落实问题对陈展开采访。 　　匪夷所思的是，对本刊及同行记者在其家乡和南京的调查采访，陈光标了如指掌，连租过谁的汽车、住过哪间宾馆、采访了谁，以及身份证号码，他都了如指掌。而且，采访期间，本刊记者还接到了他发出的污蔑短信。 　　本刊记者得知，陈还获知了多位前去调查其捐款虚实的媒体记者的信息。而后他采用手段进行封杀，使得质疑者声音尚未发出，稿件已经胎死腹中。 　　人物周刊：我们听到很多对你质疑的声音，其中包括你假捐。 　　陈光标：他没有收到我(的东西)，政府都给我证明，什么材料，这都有的。 　　人物周刊：你名下的南京黄埔集团公司所在地，位于南京江宁的减灾救灾中心，你曾经说捐出去了，但你们依然在里面办公，这个房子的产权是归你吗？ 　　陈光标：产权是国家的，我除了一张床，我住(做)的一切都是国家的。 　　人物周刊：那么，南京减灾救灾中心这幢建筑，在哪个单位的名下呢？ 　　陈光标：哪个单位都不很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那个免费，已经3万多人(去培训过了)。你不是去房产局查过了嘛，对不对？房产局都给我打了电话，知道吧！ 　　人物周刊：你曾说要把自己财产全部捐出去，举行个公证仪式，什么时候公证？ 　　陈光标：你还年轻，小伙子，可以搞其他(人)，到我，你要注意，我只能这样提醒(你)。如果我危害了社会，危害了人民(你可以来调查)…… 　　人物周刊：我没有说你危害人民。 　　陈光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有关部门)正在为这个很恼火。已经有部门点到你了，你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人物周刊：那么，陈总你还知道去年贵公司在工商登记上面的销售额是多少钱吗？ 　　陈光标：这个我没有必要给你讲我经营的情况……你扰乱了社会和谐。 　　人物周刊：你曾说给家乡捐建的农贸市场给当地政府了，可我们发现，这个产权还是归你弟弟所有。 　　陈光标：这个归哪个所有，你去看看，政府都给我写了收条和证明，都在我家。 　　人物周刊：但是产权上还是你弟弟。 　　陈光标：这个根本就没有产权。 　　人物周刊：租户们说你弟媳妇每个月还去收租金。 　　陈光标：你听我说啊，你可以录音，(我弟媳妇)如果收哪家一块钱的租金，我马上奖励给你100万…… 　　人物周刊：农贸市场前面的门面房总共33套，已经被你和弟弟卖出去了。 　　陈光标：卖出去没卖出去这个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这个有没有赚钱？ 　　陈光标：不是赚多少钱，是每天都在亏钱。那个地点我是花130万租的。 　　人物周刊：租了多少年？ 　　陈光标：租了多少年，我现在不知道了。 　　人物周刊：你建的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占了几十亩耕地。老百姓说一亩地只拿到23600元的赔偿。 　　陈光标：我(一亩地)总共花了大概3.6万。还有，我没有收老百姓门票啊。 　　人物周刊：你捐给中心小学的电脑后来又要走了？ 　　陈光标：天岗湖(陈光标老家江苏泗洪县)中心小学去年给了50万现金，这个通过江苏省光彩会打进去的。50台电脑被偷走了，把外壳留下了，把里面机心都偷走了。 　　人物周刊：你在老家捐建的老年活动中心说是捐了，最终那个产权是归谁？我们听说还是你拥有。 　　陈光标：产权归谁不归谁，我认为这个不重要。我父母也都快过70岁的人了，讲不好听的话，我以后我还带着孩子回家去住吗？不可能的。肯定还是政府，这个我是为了管理更好一点。 　　人物周刊：就是说现在产权还在你的名下。 　　陈光标：那个没有产权。 　　人物周刊：没有办产权？ 　　陈光标：没有产权，你查产权，它没有产权，因为我都付了，以后还政府的。 　　人物周刊：你在青海玉树捐建46所小学没问题吧？ 　　陈光标：我捐建的都有证明，都有收据，那都是假的？！你听我说，我们要谈，你就不要录音，一录音，我就不讲了。 　　人物周刊：你干了那么多好事，对你很了解的家乡人，为何还不感谢你呢？ 　　陈光标：在我老家讲我不好，那是很正常的。我帮助了那么多人，90%的人都不懂得感恩……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你的拆迁工程60%都是通过做慈善得来的，是这样吗？ 　　陈光标：没有60%……(发怒)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去采访的，何时去的，我都知道，包括住哪个宾馆，坐谁的车……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陈光标审阅) 转自：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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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乡邻认为，这个初中都没毕业、曾在天岗湖街上做小生意的农民去了南京，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善人，缘由颇为神秘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江苏泗洪 南京 　　家乡人眼中的陈光标 　　2010年9月，江苏泗洪天岗湖。午后，燥热。 　　听到有人来了解陈光标，正在午睡的孙银侠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就是死，我也不服他（陈光标）这个人！” 　　孙是江苏省泗洪县天岗湖乡的村民，也是陈光标的乡邻，提起陈光标这位中国“首善”，她的表情忿忿然。 　　2006年，陈光标捐资修建老家的天岗湖乡农贸市场，人气不旺。于是，孙银侠等人家门口的老街被拆迁，“来了几百个穿制服的，不搬就打，我被打昏了，怎么被抬上车的都不知道。” 　　据村民事后统计，在这起暴力事件中，至少有三十多人被打，4人被送到医院，后来有11人被拘。 　　最终，老街消失，陈光标捐建的农贸市场开始兴旺——在孙银侠等几十位老街居民眼中，陈光标和这场拆迁有说不清的关系：“如果老街继续存在，农贸市场就没人气，他的沿街房不好卖。” 　　2007年5月，陈光标捐建的称投资达2600万元的“泗洪县天岗湖古建式阳光老年人活动中心（下简称老年活动中心）”开工建设。这个占地四十余亩的“老年活动中心”，绝大部分占的是农田。 　　这引发很多村民的不满——“这一古建花园对社会有多大贡献，给群众带来多少好处？”在一份“哀告求救书”上，天岗湖乡联淮村七组的部分村民这样写道。“遇有上级领导来参观，就会组织敬老院的老人来活动一下，平时很少有人去。” 　　2010年9月下旬，本刊记者实地探寻了这座“老年活动中心”：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天鹅畅游、垂柳依依，可园内游人极少。部分绿地还被陈光标父母种上水稻等农作物，游乐设施上布满了灰尘。 　　“从（老年活动中心）开建，到现在，我一次没进去过，看到就伤心。” 60岁的陈立珍说，他们曾就陈光标占用耕地的事情上访，北京、南京都去过。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答复他们，陈光标捐建的“老年活动中心”，省里“只批了24亩地”。 　　“实际占了四十多亩，多十几亩。”陈立珍说，告了好多年，一直没人管，而且陈的父母住在“老年活动中心”里。其中一幢装修精致的别墅也是陈光标回来住，“这哪里是捐，分明是他们陈家的后花园！” 　　“我不姓假” 　　陈光标的发迹充满传奇。 　　很多乡邻认为，这个初中都没毕业、曾在天岗湖街上做小生意的农民去了南京，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善人，缘由颇为神秘。“都听说他搞拆迁，但具体钱怎么来的，不知道。” 　　陈光标对自己童年的表述是：“生下来到10岁之前，几乎没有吃过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先后饿死。”为了挣足1块8毛钱的学费，他拿桶从井中提水，然后挑到离家1.5公里的集镇上去卖。 　　乡邻们证实了陈家曾经的贫困——泗洪县是江苏省最穷的几个县之一，而天岗湖因为距离县城遥远、资源匮乏，曾是该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 　　陈的前岳父白光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陈光标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看上他女儿白红——“两家是亲戚，认识早，陈光标嘴巴又好（能说会道之意）。”家里人不大情愿，但白红还是和他成了夫妻。 　　再婚后的陈光标和白红一起去南京打拼。他在街头当起了江湖郎中——“穿一身白大褂，一副支架上放着仪器，给路过的人看病。仪器检查完，然后开出药方，对方给几块钱，一天能挣个百把块钱。” 　　至今还能查到陈光标当年发明的诊疗仪器的专利网址（配图）。后来，陈说服朋友娄某出资合办南京红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该仪器，他本人负责推销。“红是他前妻白红的红，光是陈光标的光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证实，他，包括陈光标本人，都不相信这种诊疗仪器真能测出人身体某部位的病变，加以治疗。理由之一是，“从来没见他（陈光标），给自己和家人看过病。”在新街口老邮局旁做了十多年买卖的沈师傅回忆，他们曾给当时的陈光标取名“假医生”，陈回敬：“别叫我假医生，我不姓假。” 　　后来，陈光标对媒体称，他那时候“一年之内，第一桶金已经轻轻松松地达到一千多万元”。 　　这个说法被其前岳父白光否认。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告诉本刊，陈光标卖治病仪没挣到什么钱，后来转型生产电动自行车，依然没什么钱——“还向我们老两口借了一万多，至今未还。” 　　与白光夫妇说法相互印证的是，面对本刊记者追问，陈光标坦言，和第二任妻子白红离婚时，他依然是一穷二白——“房子、汽车全都给了老婆”，“身上只带了3000元，开始重新创业。” 　　“赚钱比吃屎还难” 　　陈光标再一次“创业”，选择了废旧厂房拆迁。 　　按照其说了无数次的说法，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光标得知，为配合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华商大会，南京市将拆除老展览馆。由于亲戚中有人干这一行，他决定加入，试试运气。 　　于是，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下简称“黄埔再生”）的前身——黄埔拆迁公司成立了。 　　经过招投标，陈拿下了老展览馆拆迁工程。“一接手才知道，这看起来破旧的老展览馆简直就是一座‘富矿’，仅拆下来的废钢材就卖了四百多万元。刨去工人工资等成本，陈光标净赚了285万元。” 　　“2005年，公司工程量已达到了20亿元。”陈光标说。 　　记者调阅的“黄埔再生”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直到2008年，其全年营业收入才四千多万，除去债务，公司净资产仅1300多万，当年亏损额达四百多万，无法达到亿元企业的规模。 　　查询2006、2007年“江苏民营企业100强”，也未见“黄埔再生”上榜。2006年，排在第100位的企业年营业收入19.7亿；2007年，排第100位的企业年营业收入为31.73亿。 　　2010年9月27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陈光标依然说：“去年，我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03亿，净利润达到4个多亿。” 　　哪里接到那么多工程，钱是如何赚到的，对于这类问题，陈光标最常见的回答是，“涉及商业机密。” 　　在南京从事工业厂房拆迁的友联专业拆除公司的黄先生告诉本刊，和民用建筑不同，工业厂房拆迁是拆迁方给被拆迁方钱——很多厂房里有钢、铁、铜等贵金属，“即便给对方钱也有利润”。 　　黄介绍，从事这个行业，除去对厂房评估需要专业经验，其他相对简单——“设备只要有捣机、挖掘机就够了，师傅要有经验一点，10000平米的厂房大概有10个工人就够用了。” 　　“干我们这行，主要是拿合同难。”黄先生说，很多通知去竞标的，都是“陪太子读书”，走过场而已。也许正基于此，陈光标常对媒体感叹，“拿不到一手工程”——“一手企业利润可达10%~13%左右，而二手、三手承包商的利润只能达到4%左右。所以，我陈光标赚钱，其实比吃屎还难。” 　　成名路径 　　近日，记者在百度中输入“陈光标”3个字，会有约7380000个网页信息，他俨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名人。然而，时光倒流五六年，不要说在全国，即便在江苏，陈光标也寂寂无名，常为求名而奔波。 　　《扬子晚报》一位副总说，当时，和陈熟识的一位江苏省退休省级干部给他打招呼，说陈光标这人不错，做慈善、有个性，可以写个报告文学。后来，他就去和陈光标聊过几次，写了篇稿件。 　　“那时，陈光标还不怎么出名，对他捐赠的一些数据，我没去核实。”这位老记者坦言，对陈的说法，他内心是有一些保留的。所以，尽管有老领导打招呼，但对陈的报告文学，他最后没有动笔。 　　某杂志记者吴军（化名）回忆，2006年底，他们曾刊登陈光标的封面故事，陈要给几万元。那次漫长而痛苦的改稿过程，让他记住了陈光标：“审稿非常细，连他的籍贯是江苏还是安徽，都要斟酌半天。”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有接近陈光标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地震后第二天，陈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大意为这是最佳的表现时机，赶快去。陈于是当天飞赴成都，并在那里租了10台左右的挖掘机开赴灾区。 　　在媒体和网络上，这支队伍很快变成“60台大型挖掘机、120名精心挑选的机械手”，当地租来的机器也变成了“从南京和合肥浩浩荡荡开赴而来” 。 　　令人生疑的是，最先报道陈光标“先进事迹”的《南京日报》等媒体，口径并不一致——有写陈光标从南京出发，有写武汉出发。 　　但大灾难引发的慌乱，让陈光标在资讯海洋中脱颖而出——他抱着孩子痛哭的照片，“60台大型机械千里驰援”的故事，被媒体反复传播。人们忽略的常识是， 60台大型机械，从南京、合肥等地千里驰援四川，是否有可能？ 　　在举国救灾热潮中，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地震巨大的破坏力对于拆迁行业而言，意味着天大的拆迁机会——《南京日报》一位记者就在地震重灾区德阳市汉旺镇看到，陈光标等人在废墟上挂出了“要拆迁，找江苏黄埔”的标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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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子强 日期：2011-04-04 远隔重洋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却触发了一场让中国成为国际媒体笑柄的“抢盐”风潮。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以及一些偏远的县城和山区，市面所见的食盐都在几日甚至一日内被抢购一空。群众口耳相传，日本地震导致核电站辐射泄漏，很快祸延中国，碘片可以预防辐射，而盐中含有碘…… 这场风潮让人想起2003年非典爆发之初，地方政府试图掩盖疫情时，民众爆发的“抢醋”、“煲醋”风潮。 很多人以民智未开解释“抢盐”的理由，或以愚夫愚妇的行为一笑而过，我却想起读过的一本书——哈佛大学孔复礼(Philip Kuhn)教授所着的《叫魂》(Soulstealers)。 清朝乾隆年间，民间因为一种“叫魂”的妖术引发了广泛的恐慌。相传，如果术士们对某人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灵魂精气，使其为术士所奴役，当事人会因此大病甚至死去。想不到，这样一个被现代人理所当然视为荒诞的谣言，当年竟影响了12个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得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认的盛世，为何这种关于妖术的无稽之谈会风行不止﹖这一切就好比今天的中国。正值大国崛起、国力大为改善之时，一个有关核幅射的谣言，就让多座城市不得安宁。 普通人会以一句民智未开简单概括的现象，孔复礼锲而不舍地追查了背后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架构，牵涉到众多问题，包括：乾隆的管治权术及逻辑、清代中业社会的潜在危机、情境逻辑下百姓的理性行为以及官僚体制的运作等等。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不能一一道来，在这里却想提其中一个——社会或经济焦虑，是人们对妖术恐惧的根源。正是因为民众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也许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会“偷走”他们的生计)，才会对恐惧异常敏感。 一言以敝之，《叫魂》一书最大的教训和启发就是，任何能够引起社会大规模躁动的谣言，除事件本身外，往往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脉络。 寻常人可以用一句“民智未开”把事件轻轻带过，政府决策者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抢盐”风潮显示，虽然今天中国人把“大国崛起”挂在嘴边，但其实很多人严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躁动不安。 不安全感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压力，例如通胀肆虐、百物腾贵、物资供应紧张，这些都是造成人心虚怯的因素。黎民百姓平常已有抢购和储存物资以防短缺和物价哄抬的习惯，再加上人浮于事、居住条件恶化等原因，就如孔复礼所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遭遇周围种种看不见的威胁，便会产生焦虑及缔造谣言的土壤，抢盐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缺乏安全感的另一根源，是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制度缺乏信任。当民众认为公权力不足以倚赖时，只得自求多福，万事靠自己。“抢盐”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产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港人称之为“just in case”。相比中国，这次核事故的所在地日本反而没有出现“抢盐”风潮，有人将此现象归因为当地民众素质较高，但请注意，根本原因是当地人民对政府和制度相对更信赖。 此外，中国是一个谣言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国度。当政府长期垄断媒体、审查并筛选新闻，久而久之，公众便会慢慢察觉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宣传功能远远大于其报道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会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收听消息，以填补官方和媒体留下的空白。结果，口耳相传、道听途说，一个官方描述以外的公众认知世界便会慢慢形成。 总体而言，正如孔复礼所说：谣言的背后，其实是向当政者发出有关社会未来发展的警告。虽然我们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四周，只是加上了密码而已。 “抢盐”风波在香港亦有发生。虽然相比国内，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但这已向特区政府提出了警告。当香港自以为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闻自由都比国内好时，港人对谣言的免疫能力，并没有比国内真正高出很多。 “抢盐”风波向决策者展示的是，港人一样深深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压力。通胀、楼价肆虐，在香港一样存在，一样让人心虚怯；另外，特区政府近年民望低迷，成为一个弱势政府，市民对政府、公权力、制度一样缺乏安全惑。 如果一众高官加入耻笑群众“抢盐”的行列，认为那不过是愚夫愚妇的愚昧行为，大可不理，不去冷静反思背后的社会及政治意义，并及早为政府的政策和管治作出检讨和补救，等到病入膏肓，发现为时已晚，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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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河北保定、石家庄 日期：2011-04-04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 昔日的王朝健康活泼(受访者提供)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刘珏欣) 1594天。 杨惠贤捏起蓝芯圆珠笔，在日历本上红色的12旁边写下这个数字——儿子王朝入狱已经1594天。 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也是植树节，但对杨惠贤来说，只意味着每月一次的探监日。 2006年10月31日晚，去给客户送货的王朝突然失踪。 杨惠贤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她以为儿子被人绑架，十多天后才知道，王朝被捕了。后来的起诉书上称，2006年8月11日12时10分，被告人王朝蒙面入户到保定市XX家，采用暴力捆绑等手段抢劫人民币13000元、红色三星手机一部，首饰若干。 杨惠贤的第一反应是心里一下踏实许多：“说他有别的罪我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但要说他抢劫，还专门赶去保定抢，怎么可能？他不缺那点儿钱。” 那时的王朝在石家庄有两个公司，身家数百万，穿戴只要名牌，2003年就开起了二十多万的车，正志得意满。 更何况，8月11日当天，跟人撞了车的王朝在石家庄给车验损，有多人证言，也有书面签名证据，怎么会跑到150公里外的保定入室抢劫？“一定很快就能还王朝清白的。”杨惠贤觉得。 2007年12月10日，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被莫名换掉后，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 “又来看儿子啦？”守着石家庄鹿泉监狱探视铁门的狱警向杨惠贤打招呼：“来得太多，对儿子其实也不好。”六七天前，是监狱医院的每月探视日，杨惠贤刚来过。 2010年4月2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王朝犯抢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本案由高院进行提审。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终审裁定，认为原裁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撤销该案的一次刑事判决和两次刑事裁定，发回保定市北市区法院重新审判。 4年多来，杨惠贤从未如此接近希望。 “起码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作为嫌疑人，不能再押在监狱了。”可河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作出了3个多月，还没有发到王朝手上，他还在监狱。 有人劝杨惠贤，监狱比看守所医疗条件好，不如待在监狱算了。杨惠贤梗梗脖子：“那可不行，起码我儿子从那个罪犯堆里出来了，看守所最大算个嫌疑人、被告人，我觉得看到光明和未来了。” 杨惠贤拽拽肩上的紫色小包，走进探视大厅，坐在分好的窗口边等儿子。 34岁的王朝坐在了探视大厅玻璃墙的那边，拿起电话听筒。刚才他还在输液，走路摇摇晃晃，脸微微浮肿。 他从始至终没有认罪，零口供。“我开始被抓，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办案的让我好好想想犯了啥罪，我哪儿想得出来？有人进来，办案的介绍说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李刚副局长。第二天晚上，他们开始打我，李刚第一个动手，上夹棍，夹手腕。他一动手，办案的跟着动手。那些酷刑啊！太可怕了。后来看守所都拒绝收我，把我拉到医院去抢救了11天。” “打成那样，不是我还不认罪，是我不知道认什么罪。”王朝说，收到的第一份起诉书上，罪名是运毒贩毒，很快被收了回去，后来又成了抢劫罪。“我当时还高兴，入室抢劫根本和我不沾边，肯定能很快出去。” 那个朋友眼中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浑身伤病。“如果我一开始走减刑的路，再过一年多就可以出去了。可我现在一直抗拒改造，不能减刑，得坐满13年牢。” 很多人劝杨惠贤，让王朝一边减刑，一边上诉吧。可减刑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罪。 “我没有犯罪，不可能认罪，我妈妈也不会答应的！”王朝说， “对！哪怕减刑到一天，他也是抢劫犯！我们要的是无罪释放。”杨惠贤说。 王朝受过高等教育，在监狱里比较少见，管理人员想让他编监狱刊物，可他交的文章是《我要申诉到底》。“后来管理人员再也没搭理我。” 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申诉能有什么用。王朝的前妻觉得他清白，但也觉得不可能翻案，“你妈在瞎闹。”王朝低下头：“明天是我们离婚3周年纪念日，她已经又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挺幸福的。” 只有妈妈坚持去申诉。一审、二审，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被驳回，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指令保定中院再审，再审继续维持原判，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决定提审，终审裁定撤销以前的三次判决和裁定。 跑下来这一圈，花了4年半的时间。有人向王朝说：“这一切都是你妈妈磕头磕来的。”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王朝说。 但王朝老和妈妈发脾气，几天前给妈妈发去短信，连写了8个“骗子”。“我这样伤她的心，不是真怪她，我知道那是孩子对老人不负责任的情绪，但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我真对不起她。” 给妈妈的信上，他写：“在监狱里，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觉得触手可及的东西，一次次烟消云散。多次下来，我已经快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会对下一次怀有百分百的希望。如果不自欺欺人，怎么在监狱里活下去啊？” 二 1602天。 60岁的杨惠贤一个人住在石家庄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三室两厅。 2003年，王朝的爸爸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3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一辈子对我好，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我光管上班就行。”杨惠贤想，他死了我真是没法过。 王朝一审判决那天，正是王朝的爸爸四周年祭日。杨惠贤觉得，他怎么不保佑我们娘俩呢？“人死就真是不在了，只有我来做，为儿子跑吧！” “王朝被打时，我觉得不行，凭什么打人啊？我到处写材料，告李刚。李刚找人跟我说，他没刑迅逼供，要反诉我。我说让他赶紧反诉，我巴不得呢。我那会儿都疯了，反诉我也得告。也不知道上哪儿告，就写材料，哪儿都快递一份，光快递费就花了两千多块钱，一个回音都没有。”杨惠贤还留着一大沓快递单。 案子的每一个重要日期都刻在了杨惠贤脑子里，张口就能说出来，案子的几大疑点更是倒背如流。 最艰难的时刻，她抱着案卷冲到北京。“托人把我领进了中央政法委，也不认识谁，一看见办公室就闯进去，逮哪儿算哪儿，见个人我就磕头，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官儿。这次还不错，人家看了我的证据，当时给河北省高院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认真公正审理。之后，省高院第一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发回再审了。” 这样的好运气很少，每次遇到，杨惠贤都问自己：“是不是要转运了？” “阿姨在这案子里都能当大半个律师了。”王朝的再审辩护律师李波说：“要没有她一直推一直磨，这案子肯定不会有今天。” 杨惠贤跑了89趟保定，5趟北京。2007年8月，本来准备判王朝无罪的一审主审法官被突然换掉了，杨惠贤骤发心脏病，躺倒路边。之后，她又6次倒在路边，被人送进医院，6次下病危通知书都没有人接。 “你说是不是因为没人接，我才活下来了？”总吃不下饭的杨惠贤说说话停下来，喝一口水：“我得喝水，要不然我儿子真完了，他成抢劫犯了。” 杨惠贤的日历上写满每天做了什么，总是去某机关，或见某人，或者“熬着”。每一页上都有“最难、最苦、最高代价的，莫过于蒙冤申诉难！”或者安慰自己“杨惠贤，养好身体，朝前看！”日期旁，都标着王朝的入狱天数。 律师费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加上归还外面的欠款等等，杨惠贤已经负债几十万。作过几十年会计的她，把欠款清单仔细列好，甚至写好了遗书给姐姐，详细交待欠谁多少钱。“如果我突然没了，王朝还没回来，就让姐姐卖了这房子还钱，剩下的给父母。” “我的日子是一小时一小时熬的，1600多天，熬得全身是病。只要王朝一回来，我就什么也不盼了。”杨惠贤又喝一口水说。 三 1603天。 杨惠贤打听到北市区法院终于要给王朝送河北省高院的裁定书了，将把王朝从监狱换押到保定看守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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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起媒体速览由驻德媒体观察员白乌鸦和国内媒体观察员St@小声说合作编写。欢迎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和国内有兴趣定期关注杂志话题的朋友加盟。 文/白乌鸦（德国）、St@小声说（内媒） 德国媒体关心什么？德国发生着什么，一切尽在德国媒体速览。 两州地方选举 三月下旬，德国重大的政治事件是27日两个联邦州的选举：巴登-符腾堡州(Banden-Würtemberg)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州(Reinland-Pfalz)地方议会改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巴登-符腾堡州选举。 选前民调显示，巴符州极有可能上演惊天大逆转，执政长达58年（从1953年开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可能失去政权，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甚至可能无法突破5%的议会门槛，有被踢出议会的危险。 当地时间3月27日下午，选举结果揭晓：绿党得票24.2%，社会民主党得票23.1%，基民盟得票39%，自由民主党得票5,3%。绿党赢得了一次历史性胜利，绿党和社民党将联合执政，这一次是以绿党为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绿党州长即将诞生。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选举结果同样是社民党和绿党联合获胜，绿党同样赢得了15.4%的历史最高得票率。自民党得票不足5%，直接被踢出州议会。 为什么基民盟和自民党败得如此惨烈？为什么绿党赢得如此漂亮？ 当然这跟地方政府执政业绩关联紧密，例如在巴符州从去年持续到今年的抗议斯图加特火车站工程浪潮，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核电！ 德国核去核从？ 德国此次地方选举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源在于核电辩论。毫不夸张的说，巴符州此次政坛地震是由日本福岛核泄漏引发的。 从1970年代开始，核电就已经进入了德国公共舆论，30年来绿党一直坚定要求放弃核电。核电何去何从，是德国政治中的一项核心议题。2001年当时的社民党-绿党联邦政府制定政策，逐步关停核电站，核电将被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取代。然而2009年默克尔政府上台后重新审核该计划，并于去年底通过了一项核电站延期服役计划，为了抗议该计划，绿党发起了一系列游行、人链等活动。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一系列危机。这一重大事态立刻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头条。德国媒体关于核电的辩论达到了高潮，最终几乎形成共识，那就是德国必须放弃核电！当然这并不说现在就关停所有核电厂，而是说核电不再属于未来，它面临的命运就是逐步被淘汰。《明镜周刊》评论道：核电已死！ 默克尔政府也作出了迅速反应：延期核电站延期计划、重新审查德国境内核电站安全状况、暂时停运最老的几座核电站。基民盟党内高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是核电党！但是反对党质疑默克尔的这些举措不过是拖延时间，只是为了尽量减少核电议题对即将进行的地方选举的影响。不久之后，南德意志报披露，经济部长布吕德勒在BDI一份报告中称，德国政府在核电政策上的转折不过是选举策略而已。布吕德勒否认该项指责，BDI主席也引咎辞职，但是民众对联邦政府核能政策已经失去了信任。 这一切都反映到了地方选举的结果上来。三十年来坚持反核电的绿党获得了历史性胜利，核电政策暧昧不清的基民盟、自民党遭受了惨重打击。《南德意志报》把此次地方选举戏称为“小型联邦议会选举”，这是一次对联邦政府核能政策的不信任投票。 面对如此深重的危机，联邦政府何去何从？默克尔会不会仿效前总理施罗德？2005年，社民党地方选举失利后，时任总理施罗德提请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几天答案逐步明朗，默克尔决定继续撑下去，并且表示将以实际行动证明，联邦政府的放弃核能的政策不是儿戏。自民党党首、现任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同样表示：他懂了，他理解选民的心愿了。最新消息：自民党核电政策大转折，转而支持关停所有旧核电厂。 经历过朝野分立，德国各方终于达成了逐步放弃核电的共识。可是在另一个问题上，共识却遥遥无期，那就是利比亚战争。 利比亚战争：独走的德国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通过了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授权所有为保护平民和平民聚居地而作出的必须手段”。投弃权票的五国是德国、俄国、中国、印度以及巴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传统的西方国家——德国没有和盟友们站在一起，而是选择和中俄这样的非传统阵营同一个态度。 此举招了德国媒体的一片骂声，《德国商报》更是直言：德国背叛了自由民主。更多的评论（明镜周刊、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担忧，德国此举是外交的重大失败，不参与干涉利比亚将导致德国孤立于传统西方盟友，德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努力更是雨打风吹去。德国国防军总检察长、北约前军事委员会主席Klaus Nauman更是直言：我为我的国家所持的态度感到羞耻。《明镜周刊》更是尖锐的支出：外长韦斯特维勒这种态度是为了讨好选民而放弃了德国的外交责任，这是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称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德国不应该再参加一场新的战争，不应该把德国士兵派到利比亚去；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德国并不是中立，德国同样希望卡扎菲滚蛋。换句话说：德国外长的态度就是，盟友们，我跟你们想的一样，你们去打吧！偶精神支持哦，亲。这样的如意算盘真能行得通吗？德国政府一方面标榜“价值外交”，另一方面又不愿为民主自由价值付出代价，可能吗？ 干涉利比亚开始后，德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随后德国政府表示，将向阿富汗增派预警机飞行员，这样盟友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卡扎菲。可是这种表态很难安抚盟友们受伤的心灵。更严重的是，这将使德国更深地陷入阿富汗泥潭，年初可是说好的要逐步从阿富汗撤军的，现在反倒要增兵了！ 韦斯特维勒做出这种外交决定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德国民众不情愿接受一场新的战争。不仅基民盟、自民盟面临这种“价值VS代价”的尴尬，社民党、绿党同样也是如此。初始，社民党和绿党并未对该项外交政策提出多么严苛的批评。也就是过了几日之后，来自反对党的批评才渐渐多了起来，他们都在寻找德国民意和德国外交责任之间的平衡点。 干涉利比亚已经过去10余天，德国的态度依然很不明朗。这样的外交绝不是成熟的外交。 中国媒体对利比亚战争的关注 最近笔者破天荒地关注了一下中国的文摘类新闻杂志，号称此间发行量最大的《看天下》杂志，最近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关于各国政要的，对过去一些年中各国政要们不同的命运作了一番追踪，这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处境有很大关系。但要说国际问题肯定还是《凤凰周刊》最敏锐，他们做的也比较实际，除了有一篇图片和数据统计组成的阿拉伯世界当前政局状况外，主要谈的还是中国在阿拉伯一片花香的时期怎么维护海外的利益，具体到追踪10天从利比亚完成撤侨工作的突发事件，这个点选择得非常合适。同样关注利比亚局势的还有《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3期《利比亚前线手记》，看来记者在一线的亲身感触永远是大家想看的东西。现在的媒体尤其是杂志传播对消息的速度已经不怎么追求了，转向了由记者本人的观察和体验来反馈给读者的报道模式。此外还有关于北非阿拉伯危机导致的油价变动，也有一篇采访稿来加以报道。 德媒对华报道 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主要集中在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以及德中经济、德中文化交流。前面的三个敏感词略过，下面盘点一下三月下旬对德中关系的报道。 德国媒体主要关注德国汽车工业在中国的进展，奔驰公司在中国销售超过德国，过去一年，大众、奔驰、宝马等德国汽车公司都取得丰厚利润。中国市场帮助德国经济摆脱经济危机。 最近两天德媒很关注艾未未在柏林设立工作室，德媒认为未未选择柏林是德国的荣幸，并且把报道的焦点放到了未未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上来。四月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举办德国启蒙艺术展，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也将访华。可是说好的要陪同韦斯特维勒访问中国的德国著名汉学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却被拒签，理由是“他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位史蒂曼先生曾做了什么让中国政府愤怒的事情？聪明的读者请自行搜索。 日本：地震 海啸 核泄漏 由于3月11日的日本宫城大地震，中国媒体又一次迎来了灾难报道的集体考验，大批记者突击赴日采访，获得各类讯息的同时，又招致一些批评。无论如何，中国杂志在这一波日本新闻报道上，算是共同自发地组织了一次竞赛，不乏网友将外媒和内媒的专题封面拿来对比，这种品头论足的另一面，是面对突发事件类新闻时，中国媒体仍无法本质上摆脱同质化的局面，缺乏尝试新模式的能力。本节题目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上背对瓦砾的灾民父子的形象，与其他杂志大多选择防核辐射面具的斗士和巨大的漩涡有所区分。 《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11期《日核惊魂》的重心是在核电问题。可以看到在对这种每日瞬息万变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就算是一本周刊，在时效性上仍然吃亏，读起来更像是“备忘录”或回顾性质。不过记者仍可以通过个人能力在一线找到新闻点，在平实的文字中显示出杂志的风格。有一些读者仍需要专题性地了解日本地震对经济的影响、日本如何完成救灾工作，核电的安全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等等。在这个层面上看，该刊更像是为读者提供“必要的产品”。 《财经》2011年第7期《中国核电余震》也是从日本地震报道延伸到核电问题。他们明确盯住了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导致中国核电业的整体反思，侧重谈必定因此而暂缓发展的中国核电下一步何去何从。记者们以桃花江核电站的命运为例子来具体解说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去分析暂缓发展可能有哪些好处。该刊的做法，算得上是紧紧围绕核电行业的前景，比前者的聚焦度要更胜一筹。 同样是做日本的封面专题，《南风窗》2011年第7期《日本国难》的做法就有些耐人寻味。他们很可能是将原定的封面专题撤下后紧急调配资源编辑了关于日本地震的封面专题，文章全部来自撰稿人，谈救灾、经济复苏、反核和日本人的性格四方面，算是关于日本地震必谈的“四大话题”。倒是副专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看起来特别像真正的封面专题，从城市病切入，谈城市属于谁，谈城市的具体矛盾，还以正在修地铁、交通很混乱的武汉为例子。这种在年初谈发展问题的习惯，颇有《南风窗》锁定公共政策领域的传统风格。 与其他媒体一样，《南方人物周刊》也派遣了记者组到日本，封面用的是著名的海啸漩涡照片。他们的做法类似现场纪实，不管是地震、海啸还是核泄漏，都以记者在日本的直接感受为主，写得比较个人化。他们甚至有很多陌生市民的采访。有趣的是，该刊的专题还关注了地震后中国网上的谣言和证伪，适时追踪了一下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直接反应。这个做法虽然跟现场关系不大，但令人产生比较可信的感觉。《南方人物周刊》第9期《共和不和》写的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关系，延续了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的民国题材线索。不过，专题仍不忘集中精力在核电问题上，与《财经》的做法类似，他们也是将重心放在核电行业的发展前景上。 《瞭望东方周刊》则是在2011年第12期《福岛核危机》中用专题来关注日本地震，他们用特约撰稿员来分析日本的经济社会受创情况，自己的记者则是在国内做核电行业的采访。《三联生活周刊》对日本地震的报道显得很有情感冲击力，从公民应对灾害的能力和社会的应急保障机制入手，他们也谈到了核电问题。他们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单独又关注了一下地震预测的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的《日本危难》专题对日本地震的报道也采取了派记者前往日本采访的方式，有人在福岛驻扎关注最新进展，他们的救灾参访有一个不错的选择，《驶向东京的列车》通过一列在路上暂时停运的电车，从这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交通切入，其实对谈日本赈灾情况来说，这样的做法因比较少人做而显得比较独特。 两会遗留话题 三月初全国两会结束，因此很多媒体在三月上旬还是集中精力完成两会报道。《南风窗》2011年第6期《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好》主要谈中国今后的发展要以分配公民、注重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为核心，逐渐搞福利社会，让人们得到实惠，得到承认，获得接纳。这期当中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的文章《劳务派遣制度改革进行时》和记者田磊采写的《民生指数：构建新的考核体系》虽然不在专题中，但也是重要的延伸，这两篇甚至看起来要更实际一些，不那么唱高调。 地方债是个2009年下半年开始广为报道的老问题。《财经》杂志发掘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风险极大的问题之后，主流财经媒体几乎轮流跟进了一遍。《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9期《探查地方债黑洞》作了一次最新的跟进。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文章，一方面是设法摸清各个城市地方政府现在到底有多少债，进一步尝试计算项这些债务的偿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探索地方融资的方法，城投债发行的前途，这直接影响到以后地方政府怎么融资的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财经》2011年第6期《“双轨房”难局》，因为现在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卖地，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该刊谈论的是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任务从天而降之后，商业地产和保障房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向。短期看来造成房价下跌和交投不活跃已成必然，但是到底保障房进入市场会不会本质改变楼市秩序，这个问题大家都想看到答案。该刊的答案就是：难。 其他话题 《第一财经周刊》2011年第12期《百度围墙》百度文库侵权案近期让中文搜索巨头百度很被动，但李彦宏似乎并未感觉自己灰头土脸。近期将在《纽约时报》开专栏的作家韩寒给李彦宏写了一封公开信，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韩寒的基本立场是建议李彦宏着眼于长远利益，和作家们形成一种更好的保障权益和分享收益的方法。问题是李彦宏根本看不上作家。这背后的问题，《第一财经周刊》点破了，百度看似底气足，这其实不能掩饰百度的恐慌，这家以搜索引擎立足的中文互联网巨头，实际上正在面临增长点和发展方向不足的问题，因而无法摆脱也不舍得摆脱依靠互联网灰色收入保证家底的状态。简言之，百度还没有强大到不去干小偷小摸这种事的时候，这也是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传统远远没有完全形成的一个缩影。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拉下马之后，又一波关于高铁的争议沸沸扬扬，其高潮在审计署公布关于高铁的审计报告之时，几亿元的问题资金流动，大批承包商的违法行为等，使媒体不得不再次关注高铁的根本问题。《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12期的专题报道《高铁通向何方》通过回顾高铁最初的论证过程、高铁计划如何搭上“四万亿”的快车、建设高铁的成本与收益核算、多长距离的高铁最经济、高铁能缩短的乘车时间是否真正有意义等问题，以及对高铁建设资金债务现状的追踪，完整展示了一度被视为中国近年来国威所在的高铁背后隐藏的待解疑云。 医疗市场制度漏洞：前几年《凤凰周刊》数次关注器官移植市场，可谓令人眼前一亮，再仔细一看市场上的不规范程度，立刻令人眼前一黑。做卫生经济类的专题很有挑战性，首先就要面临科普难题，做太深了读者很难接受。《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10期《干细胞黑市》直指干细胞移植缺乏法律监管，市场风险大。由于干细胞移植暴利诱惑，在缺乏法律监管的情况下，很多不该实施的移植手术被实施了，结果可想而知。这对医学发展本身的坏处也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期的封面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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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野夫的作品中描摹了时代背景下的无数死亡，理解了死亡与黯淡，就理解了他的充沛与活力 “痛哭流涕，一宿未眠”，作家章诒和如此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和声、另类的光。”“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她读的是野夫自费印制的书《尘世·挽歌》。 她要认识他。 2008年5月下旬，章诒和在北京见到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野夫，他的举止介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其他在座朋友，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5月9日的公告上写着：“野夫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 2009年，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野夫散文自选集，分别为《江上的母亲》和《拍剑东来还旧仇》。一位学人在序里写道，“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 2010年大陆新星出版社出版野夫散文集《尘世·挽歌》，很快畅销断货。 同年，在第十八届台北国际书展上，因为台湾版的《江上的母亲》，野夫获得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由萧万长亲自颁奖。 如那位学人所说，野夫的文字里，揭示了太多的“死亡之气”。当范冰冰等美艳优伶赫然成为杂志头条，一个喧嚣又扭曲的娱乐时代尘埃落定，自由作家、浪荡才子野夫的文字更是落落不合，成为少数人的读品。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当差，他曾进修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在思潮暗涌、光彩夺目的80年代，在校长刘道玉老师易中天的潜移默化之下，这名写诗作赋、广交弟兄的警察只需稍稍迎合，其政治前途未可限量。 也许是际遇相似，所以被章诒和先生引为知己。28岁的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坐了4年半的牢，血色青春变成沉痛的伤口。 父亲在他出狱半年前，癌症不治而亡。1995年，野夫出狱，他发现母亲“一生的坚强荡然无存，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十天之后，68岁的母亲、曾经的“右派”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 “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江上的母亲》） 悲情家族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利川县西流水村，“土家人，重情义”。野夫的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野夫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8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名叫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1948年，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被人伏击而亡，次年武汉易帜，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自己敌视的亡父再次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大伯横死、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自杀；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家门口被人用歪把子机枪堵住，窗上贴满了打倒的标语。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名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古街静寂，不通电，夜里沿河的一座座土家族吊脚楼里点起油灯。野夫便在这种柔和的光线里，在外婆讲述《二十四孝》的晚上，度过动荡的童年。 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日后的“善良与慈悲”固然由知书达理的外婆濡染，却也与童年亲见的暴力相关。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在幼年野夫面前高喊“打倒地主儿子”，野夫往自己的玩具枪里塞满石灰，对着他的眼睛狠狠一枪。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道歉，父亲铁青着脸准备实施家法。野夫辩解说：“他喊口号侮辱我。”父亲默然。最终只说了一句：“去睡吧。”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孩子王，打架斗殴，无所不能。“文革”结束，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贵为“读书人”，却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据说，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的刀疤。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大学里，野夫成立“剥枣诗社”，开始了诗歌创作，此后几年他保持着“地下写作”的身份。1985年，他23岁，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得以插班考入他心目中的圣殿——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之后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结识了很多意气相投的“兄弟”。易中天就是野夫当时的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两人亦师亦友，过从渐密，诗酒同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易中天每次从厦大返汉，必然到起义街55号探视野夫。1995年，野夫穷困潦倒，准备当书商，易中天就把已经签约某社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1996年，野夫把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他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野夫，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在野夫的眼里，易中天是“重情重义”的人。 落拓江湖 我们最初提到的，他那一生坎坷、刚烈决绝的母亲，在清贫和某种自知的困境中，怀着尊严与母爱，投江自尽。“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惟向秋风坟上哭，苍山日尽寒灰起。以一种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也是儿女无法释怀的惩罚，却让人不得不反思整个时代的冷漠与推诿。 《江上的母亲》一文不足五千字，讲述了其母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母亲前半生的刚强，娓娓讽刺那段历史的冰冷与教条，最后长江口的艰难一跃，足以令人感概万千。寻母期间，野夫只身来到武汉下游的阳逻镇码头租住，先到派出所，派出所客气地说，这墙上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只能凭着一叶小舟，独立江湾、逡巡寻母。江面每日果然都有浮尸，他都要靠近查看，生怕错过了自己的母亲。这样许多天后，他又上溯回武汉，终于无果而终。你不能想象，那一刻是怎样痛彻肺腑，而物转星移，这又如何转化为心头的一道隐痛的疤痕。 1995年，为母亲砌好衣冠冢，野夫飘零北京打工，成为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 第二年，野夫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读到金斯堡纪念他的母亲的长诗《祈祷》：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34岁的野夫在北京紫竹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 从《野兽之美》到畅销书《水晶头骨之谜》等，野夫总共策划责编的书目不下500种。王朔早年与一名朋友对谈，由那位朋友点评人物，王朔捧哏，聊出一本文化批评。此书的经手人便是古道热肠的野夫。问到书名，野夫说，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当时王朔正在出版的热点上，最后的几十万版税，王朔悉数给了与之对谈的落魄的朋友。野夫寻思着，王朔帮的人可能是许多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那些骂他是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几人能够？ 野夫干过许多职业，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都赔得血本无归。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书商，毫无疑问，野夫是其中的佼佼者，既能立足于世，又结交了不少狂朋良伴。 在京当书商期间，他当起了“活雷锋”，资助了不少贫困的在校大学生。他说，他的理想就是组建一个文化书院，免费吸收一帮贫穷而有慧根的子弟，传道授业，让他们不再为衣食而忧。野夫40岁那年的6月1日，他组织了十几位同龄诗人共同庆祝，名为“四十岁的儿童节”，据说现场群裸如赤子，一醉方休。 锦绣十年，忽如云烟。他的朋友们，或者是“粉丝”，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酒色财气、癫狂不羁、接近侠客、疏狂的人，仿佛一种“才子综合症”。他也自认为是一个老混混，说自己厌烦中规中矩的人生，因为这个时代多数人活得很压抑。 时至2006年，快意热血的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去往云南大理，租赁民宅，以写作为生。一度多省热播的电视剧《父亲的战争》，出自野夫之手。作为编剧的营生，他坦言“只是手艺活，除开换钱它狗屁都不是。” 罗江县自救 罗江建县只有十余年，是与四川德阳、绵阳几个重灾区接壤的一个小县，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地界更近，开车约一个小时。 2008年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城乡统筹“做得不错”，提议写乡村调查，于是留下调研。“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 刚开始调研就发生了地震。“那一刻我在镇政府里，和大家一样，夺路而逃；每个人的惊恐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范跑跑的行为。” 罗江灾情排名全国第21名，也算灾区，而又不在国家救助的重点范围之内。面对陡然间失去所有财产的灾民，野夫留下来共度患难。他被聘为县政府顾问，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直接面对农民，维护基层秩序。“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正好是观察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机会。”罗江县地震直接经济损失116亿，政府不可能全部“买单”，必须官民携手自救。野夫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我的一些朋友为罗江捐助了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之后第九天，罗江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因为“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传言，意外引爆了一次近万人的群体事件，躁狂的人群“砸了警车，打了警察和官员”。若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难以占据道义优势。于是县委和政府迅速号召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找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干部上街分散人群，解释真相。 由于当地官员处理得当，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野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解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案例：在非常时期，某个官员的错误处置，加上传言，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骚乱。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要蒙受损失，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才是一个大命题。” 他追踪调查地震之后，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了3个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当时连载在《天涯》杂志上。日后他准备结集一本名为《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的书，试图继续探讨乡村社会问题。 一个民族的道统，在近几十年来是破碎和断裂的。一旦面临大的危机，必然涌现种种不堪现象。“比如救灾的牛奶来了，无论受灾与否，很多地方都要人人均分一杯，否则便会扯皮吵架。这种表面的公平，掩饰了同情心的缺失。古代维持乡村教化的是礼俗、族规、乡村艺人的说唱，那时人们多有荣耻心。但今天家家有电视、天天有文件，传统道德反而每况愈下。” 悲情援助固然是善举，却并不能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和自杀率，也会是重新的伤害。于是当地的主官提出了一个精神重建的想法，与野夫合作制定了一个“精神重建计划”，包含重建乡村民主、礼俗、道德等等。“我们选择了一些村组进行社会实验，如选举村组议员、定向代表、救灾评灾等等乡村大事，完全交由议员开会决定，村组干部只是负责落实执行。这样很快化解了一些乡村冲突和官民矛盾，至今这些制度还能持续。” 野夫聊发少年狂，因地制宜组织“乡村戏剧”，试图给参与者创造一种道德氛围，让大家回归到一种古老的道德共识里。他说服县广电局，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 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农民演员走在街上，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明星。”2008年在杭州召开国际传媒大会，其中之一的独幕剧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章诒和之所以敬佩野夫，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雅朴实的自由写作者，还是一个富于激情的“行动派”。野夫自认继承的是晏阳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的传统，组织乡村实验戏剧，为社会改良聊尽绵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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