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月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到上海学习，并留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我的家乡位于中部某省，一个千人村庄，人均4亩地，村子里也有穷人，但普遍的生活并不很难。       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或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       只是这些都留在了记忆里。如今，我要讲述我眼见的家乡。       这些文字来自我这些年的返乡见闻。它们只是在讲述，讲述我所见到的农村图景，而这样的图景更多的时候是被忽视和遮蔽掉的。                                             一、早婚早育和农村养老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以下，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像我这样二十大几还没结婚，在村里几乎就是异类。按我父母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里，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        早婚在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个看一个，一个比着一个。你20岁结婚，我就19岁结婚，你19岁结婚，我就18岁结婚，且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        我的邻居中，一个1991年出生的男孩，和网恋的18岁女孩在2009年正月里“奉子成婚”了，没有领结婚证。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我知道，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呢？        和村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时，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人都找不到。”这个书记如是说。        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农村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看起来老得像40岁一样。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我们这里，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都接近40岁的年龄了，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与城市“接轨”了。        父母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里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行的观点。       把眼光放到农村养老问题上，就不难理解早婚早育的现象了。       在村里，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不过，老人们把自己名下的或多或少的田地，交给儿女打理所得收入，并不足以负担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       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给，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至有些被疾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健康。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艰辛的路，但责无旁贷吧。                                              二、医疗和火葬       这两年，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的确是个好事情。       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都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3元钱；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由于农民长年打工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你不可能指望这些人来纠正卫生所的错误。       还听说，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时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备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月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元。而我们县城高中一个老师的月工资不足 2500元。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时刻死去。       癌症这几年在农村的发病率特别高，很多人都突然得了癌症，然后死去。隔壁的邻居常说：“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怎么现在这么多。”2008年，我们村子里死了3个人，除了一个女人是因为从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另外两个死去的男人，一个59岁，一个60岁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很厉害的人，当然，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常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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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龙       一朋友主持电视辩论节目，甲方嘉宾情急之下抛出一句：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乙方并没有回应，主持人朋友却认真地转述了一遍：他说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想见，接下来，乙方会是怎样的反应。       这个细节后来被圈中同仁引为笑谈，主持人、记者本身应该以公正、平衡的形象示人，而现在一些媒体人常常越位、错位，在公共平台上公然推波助澜、挑拨离间乃至搬弄是非。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组有关江苏某县官场“奇闻”的帖子，大意是，某女性领导 因拒绝上级“潜规则”被暴打致子宫破裂，发帖人自称是“受害人”的父亲，要为“受害人”维权。这组帖子涉及官场男女关系“潜规则”、腐败、暴力等一系列问题，故事情节跌宕，很快引起网民的热切关注，随后平面媒体也热闹跟进。       是事实？还是恶意中伤？有记者随即进行了追踪报道。报道刊出之际，记者明明已经知道可能是有人对当事人入选副县级干部候选人嫉妒不满，因而进行诽谤，还是煞有介事地将那则已经被部分证实是荒诞不经的帖子，做了详细转述，将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做了摘要和回放，那些明显涉及人身攻击的污言秽语也被切分多处引用。如此辟谣的报道，与造谣、传谣的“小道”相距不远矣。      “文革”期间，有人举报他的某个邻居偷听“敌台”，接受举报的部门最后将举报者也一同捉拿归案，理由是，他也一定听到了“敌台”的内容，要不他怎么会知道那是“敌台”？！虽然不能将那些追踪调查报道的记者归类为造谣者、传谣者，不过，他们的某些行为，实际上已经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       更有甚者，个别记者在下笔之前、责任编辑在稿件发排之际，已经有刺激眼球的考量的，批评的名义之下，其所作报道其实是对某些人群窥私心理的故意迎合，也是对不实信息的再度传播。这种作为，频频出现在新闻炒作中。恕我迟钝，我以为，这是媒体对话语权的一种恶意开发，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肆意践踏，更是对当事人人身权益的故意伤害。       前段时间，《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大奖，那是一张刺痛人心的照片：白发而健硕的老渔民立在船头，后方一个人双手拉着一条绳子，绳子那头系着一个人的手腕。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实性，由此，《挟尸要价》的图片不断被转帖到报端、网上，在众声喧哗之中，人们似乎忽视了对救人英雄的尊重，在质疑与回应质疑的互动之中，人们显然忽略了死者家属的心理感受。       社会转型时期，新闻采访报道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道德的、法制的、技术的，说起来可能很繁杂，但是采访者只要与受访者、报道对象做一个换位思考，不是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只图第一时间发稿，只图吸引受众眼球，采访报道时就能心平气和、冷静客观，错位、越位的问题也就很容易避免。即使是看似简便的转述、转载、转贴，也要慎之又慎，不能诱发“二度污染”、“二次伤害”。最后，又想起网友草拟的那个“新闻记者守则”，供媒体同仁共勉：第一条，不要把受众、受访者当成笨蛋；第二条，不要被受众、受访者当成笨蛋。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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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13  王石川       连续多日来，网上流传一份《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闻报道和公文稿件慎用词汇表》（以下简称《词汇表》）。引语中称，制定此《词汇表》是供新闻发布之用，为了“正确引导舆论”。“经营状况”一项中写道：报道集团公司经营业绩时，不使用“垄断”、“暴利”、“豪门”、“大腕”、“衰退”等词语，慎用“拐点”、“借债”、“下滑”、“举债”、“亏损”等词语。中石油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中石油2007年发的文件。（《潇湘晨报》8月12日）      把“贫困”说成“低收入”，把“失业”说成“待就业”，把“公费旅游”说成“考察学习”，把“穷人”说成“待富群体”，把“下降”说成“负增长”，甚至把“二奶”说成“女友”，这是一些官员的拿手好戏。孰料，强中更有强中手，当拜读过中石油这份词汇表，不免觉得那些官员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果媒体果真遵循了中石油的这一慎用词汇表，将是什么结局？中石油不是“垄断”企业，它没有“暴利”，业绩不可能“下滑”，更不要说“亏损”；不存在“高福利”、“隐形收入”、“薪酬上涨”，更不要说“灰色收入”了……若如此，真是天下太平，中石油纯洁得令人目眩。它永远和丑闻扯不上关系，即便有丑闻，也被遮蔽了。      为何推出慎用词汇表？是为了“正确引导舆论”，这是一句大实话，但足以看出中石油的垄断式生存。中石油敢于“正确引导舆论”，这凸显了垄断霸气，它有底气和霸气。比如《经济参考报》前不久报道，《工资条例》之所以迟迟难以面世，一大原因就是垄断行业反对《工资条例》限制其员工的高福利。更诡异的是，日前又有媒体报道，《工资条例》年内难以出台，是因为仍有很多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比如，到底哪些行业属于“垄断行业”？哪些行业的工资要加强监管力度？哪些是垄断行业其实是个伪问题，但仍需讨论，令人悲哀。到底是哪些企业不愿意承认是垄断企业，又是哪些垄断企业反对《工资条例》？答案不言自明。      由中石油的词汇表，笔者想到了城管“秘笈”。去年4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一本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书及其内容照片火爆网络，北京城管局一官员向记者证实了该局编写的“培训教材”的真实性。该教材的内容是包括：“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该书的课题组人员，既有城管局局长，也有警方人士。城管和中石油不同的行业，但两者有相似之处，都有霸气，通过城管秘笈和慎用词汇表，都可看出两者的“聪明”之处。      好在中石油的愿望落空了，因为舆论不是想引导就引导的，令人欣慰的是媒体如今报道中石油，依然实事求是，不隐恶、不溢美，该说垄断还是垄断，该说暴利还说暴利。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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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福建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多家媒体记者今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在采访期间均遭遇了紫金矿业的公关。 一家财经类杂志驻福建记者站的站长称，站里的一家投资公司本月七八日收到一笔6万元汇款，经查是紫金矿业汇来的。他打电话到紫金矿业宣传部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是给我们记者站几个人的，也不要我们做什么，反正开一张发票给他们就行”。这位站长说，由于接下来是周六周日，到了周一（7月12日），“我们一分钱不少原路把款退回给紫金矿业”。 正是在7月12日这一天，新华社独家报道了9天前发生的紫金矿业污水渗漏事故。 据这位站长介绍，事故发生后不久，该站记者正好在龙岩市采访，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但“由于杂志出版周期较长，所以被新华社抢先报道了”。 但是，从网上搜索看，这家杂志至今并未对这起重大污染事故进行过任何的报道。 这家杂志的站长起初以为其他媒体的记者站也可能收到了6万元巨款。他在向一些同行求证时，无意中透露了上述经过。 而至少6家媒体的记者对本报记者证实，他们受到了面对面的“信封”公关。 一家中央大报的记者说，15日晚上10点多钟，他正在下榻的上杭大酒店等待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这时紫金矿业宣传部的负责人来到他的房间，一番寒暄后，这位负责人拿出一个“信封”，说是“辛苦费”。“我说这不能要，但他还是把‘信封’留下了。” 后来这家大报的记者向报社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次日下午离开上杭前，该记者在本单位司机的见证下，将未拆封的“信封”交给了龙岩市有关部门的一位中层干部，请他还给紫金矿业。 这位记者说，根据“信封”的厚度，估计里头有五六千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致电这位经办人，他表示，“信封”已经还给紫金矿业宣传部的负责人。 无独有偶，某证券类媒体记者在午休时也收到了“信封”。 这位记者回忆说，16日中午，他正在宾馆房间午休，突然有人敲门，他从床上爬起来直接去开门。来人拿出一个“信封”放在床上就走了，“当时我没穿外衣，也不好追出去”。于是，他打电话问住在隔壁房间的另一个都市类媒体记者，当证实对方也收到“信封”后，他们便结伴到紫金矿业宣传部把“信封”退给了那个送“信封”的人。这两位记者都声称，“信封”内装有2000元人民币。 还有一位住在同一宾馆的财经类报纸记者，当时正在写稿。“由于之前我就听说‘信封’的事，所以当他进来拿出‘信封’时，我就警告说，‘你别拿，否则我就交给纪检委’。所以他就没敢给我了。” 另一位财经类媒体记者则表示，自己拒绝了来自紫金矿业和其他方面的3次“公关”。 据悉，先后到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媒体有20多家，但并非所有记者都有被“公关”的经历。目前尚无证据证实，是否有记者收了“信封”未退回。 紫金矿业宣传部负责人今天下午致电中国青年报记者，先是坚称“绝对没有给记者‘封口费’”，并认为外界这么传“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当本报记者告诉他“有多个记者的录音为证”时，他表示希望能获得这些录音资料，“如果真的有人给记者送钱，我们坚决开除”。 20日下午，在紫金矿业宣传部，这位负责人对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6家媒体记者抱怨说，在企业危机时刻，有的媒体趁机要挟要广告。他翻出一条短信给记者看，一家海外杂志驻闽记者声称，要让紫金矿业在世界最顶级的企业家杂志上“亮亮相”。 据某中央大报记者透露，这位负责人在和他聊天时提到，有一些网站曾主动打电话给紫金矿业，表示可以花钱删帖。 那天下午，记者看到，在紫金矿业宣传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某报社开出的15万元的广告发票。 本报福州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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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老板，想把自己足球队的联赛排名提高，给裁判或足协官员送钱，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的裁判或足协官员会被请去“喝茶”，甚至 被抓起来。 但如果一个老板，想把自己企业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提高，而送钱给百度，结果会怎样？到目前为止，什么也不会发生。出钱把自己企业在搜索 引擎上的排名提高， 叫竞价排名。竞价排名是百度一直坚持的商业模式，即使被解释为“按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式”，除了在原有的竞价排名外，加入了按点击付费，实质仍没有变 化。 竞价排名的实质，用刘洪波的话说，是“通过有意控制搜索结果，通过排序和删除等方式，歪曲信息世界的真实景象”。最关键的是，竞价与排名之间的 关系，是向搜索者刻意隐瞒的。也就是说，搜索者分不清哪些排名是自然靠前的结果，哪些是出了钱而被人为排在前面的。 在搜索引擎上企业花钱宣传自己，不是不可以，但要遵守游戏规则。搜索引擎作为内容服务，收企业钱为企业宣传，其行规应当参照媒体广告的行规。在媒体上，出 钱登广告，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是出了钱，不标明是广告，而是混同于普通文章，这就属于不正常的商业行为。 一两年前围绕竞价排名的争论，还局限在商业模式范围内。大家是出于帮助百度认识竞价排名的实质而指出问题所在，希望百度调整商业模式以同社会利益、消费者 利益协调。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等诸多媒体和业内专家批评百度网页搜索竞价排名，道理已讲清楚后，百度仍然坚持，而且还在扩展竞价排名范围。笔者认为，百度 是在完全清楚社会和消费者对竞价排名的利益表达和不满意见的情况下的有意选择。 这样，性质就变了。我认为维护社会利益的重点，将不再是寄希望于百度自律，而是视为市场失灵下的他律问题，进行治理整顿。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三个层次对百度 进行他律。一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层面，媒体和上市机构需要谴责百度在竞价排名中表现出的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二是在法规层面，政府和协会有必要针对搜索 引擎竞价排名出台监管办法，纳入媒体广告范围进行强制管理；三是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和政策层面，以滥用垄断地位妨碍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对百度 进行反垄断调查。 正如打击黑哨不是打击足球，而是让足球以规范方式更好走向世界一样，对竞价排名进行治理整顿，也不是为了打击搜索引擎，而是要让搜索引擎迈出更大的发展步 伐。中国要想创出世界级的搜索引擎，营造适合全球化的规范的产业环境十分重要。与其让树从小长歪，让别人来砍，不如自家先下决心砍掉旁枝左杈，堂堂正正长 大。这才是真正长远的民族产业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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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广州城管委举行成立以来首次先进典型表彰，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在总结发言时称，广州城管系统将要建立一支网评专、兼职队伍，加强培训指导，做到 学网、懂网、用网、管网；同时，要联合有关部门加强网上舆情收集和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网上舆情，防范不良信息传播，从而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导向。（《京华时 报》5月18日） 为应付负面网络信息而引导舆论，一些政府部门建立网评专、兼职队伍，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看法 是，应将网评员的信息完全公开和透明，实行网评员实名发帖制。政府部门一直呼吁网络实名制，应从网评员做起。 网评员实名制是政府信 息公开的起码要求。前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并且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政府组 织网评员队伍是公共管理行为，不是私人行为，也不涉及国家秘密，有关信息属于应向社会公开的事项，应将所有详情公开。人员编制，绩效考核办法，经费来源， 薪酬待遇，网评员的姓名等，都应公开透明，要让公众能看得见。网评员发布多少网络评论，是针对什么的网络评论，这些都应有案可查。如实披露这些信息，是满 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网评员受雇于政府，在网上发布信息、引导舆论，是代表政府说话，而不是个人自娱自乐。既 然代表政府，那就应该遵守公职人员的相关规范，亮明身份，实名发帖。这样才能让网民清楚，这个发布信息的人就是网评员，不是一般网友；他们发布的信息可能 更加权威，至少具有一般网友所不具有的特殊角度。实名发帖，才不会使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被公众忽视，网评员的作用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网 评员实名发帖，可以增加其责任感和可信性。公众面对匿名网络信息，总是将信将疑，而一个真名实姓的人在网上发言，人们对他的信赖程度会提高，这当然适用于 网评员。实名网评员的身份清楚明了，如果你发布虚假消息，制造谣言，指鹿为马，那从此将无人信你，自己也会身败名裂。这种后果将敦促网评员谨慎地行使发布 信息的权力。 实名制也有利于公众监督网评员。网评员拿政府部门的工资却匿名发帖，很可能会出现冒充知情者而歪曲事实甚至隐瞒真相的 事，也可能会出现冒充普通公众并为政府不当行为开脱的事。因此，匿名制下对网评员的监督无从谈起。以强势的政府再加上网评员对舆论的刻意引导，社会公众的 知情权很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而实行网评员实名制，一旦网评员发布虚假、不良信息，那网友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投诉举报，检举揭发，澄清事实；如果事涉侵权， 公众也可通过其实名身份按图索骥地究责。 政府有关方面一直关心网友的匿名性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境，今年两会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还 说网络实名制是个大方向，那网络实名制就请政府带头并从政府网评员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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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农民，拿着一纸法院判决，不断上访，反映村里占了他的土地。他不会想到的是， 同一家法院，如今判决他“敲诈勒索政府”，有期徒刑三年。 这样离奇的事，发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上 访获罪，“敲诈政府” 2008年12月15日，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到了兔坂镇镇政府。去的缘由，马家的说法是镇 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他去解决问题，而镇政府的说法是马自己去的。 据临县法院的刑事案件判决书，当时镇党委书记闫福平、镇长李卫平、 副镇长张玉成、镇团委书记赵金栋在场。“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双方达成协议，马继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迫答应”给他6600 元，马当场领取了钱款，并写了保证书。在2009年3月8日的另一次上访中，临县信访局人员还给过他900元。 在2009年11月6 日的一审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马继文利用了其对形成上访条件的熟悉，便以进京上访为由要挟兔坂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临县信访局接访的人员，迫使给其数额较 大财物，共计7500元……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马案的过程有点离奇。判决书显示，2009年2月2日，马因涉嫌敲诈勒索被临 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不过，被抓则是7个月后的9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移送回临县后，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马家上诉后，吕梁 中级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临县法院重审。 2010年1月重审时，患有严重肝硬化的马继文依然没有律师辩护。马继文的女儿 马冰情在旁听席上，看到“父亲被两个法警搀出来，站都站不稳，反应很迟钝”，她的心里很难受。 重审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马继文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书上记载，马继文多次上访，向兔坂镇镇政府“索要赔偿150万元，至少不低于80万元”。 “这两个数目这么大，都是赌气的说法。我爸就是想要按法院原来的判决，要回我们的土地。”马冰情说。 曾经胜诉，拿不 回地 马继文持续上访，是因为他失去的150亩地和数十株被砍倒、剥皮的枣树。 上世纪80年代 初期，马继文在柴家岔村买下3孔窑洞和当地大桥沟的最大一块荒沟。 当时，山西省为了治理荒山荒地，进行“四荒”拍卖。临县人民政府统 一颁发了大红塑料皮的“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马家的使用证上载明：承包亩数150亩，东、西、北都以高陵为界，南边以坝陵底3丈为界。 “马继文的“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是我发到他手里的。”从1973年到1994年一直担任柴家岔村村支书的吕成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老支书证实，根据当时山西省政府的政策，凡属农村集体所有、未治理的“四荒”，都可以拍卖使用权，“实行谁购买，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 在老支书保存的旧笔记本上，记载着1985年开全村会议宣传土地政策时的顺口溜： “天下人口长动地，动地带来大灾害。有些人，素质 赖，动地当中肯作怪。 退了买来买了退，越退越买越耍赖。原先卖价一百块，退下十块无人买。 集体经济受侵害，好人 经常要受害。懒人坏人更加赖，心上不把土地爱。 梯田不管水冲坏，还说梯田效益赖。支部发现大不对，马上召开干部会。 自由买许自由退，村委不许有反悔。土地流转是国策，延长承包是政策。 土地稳，人心快，大栽枣树来得快，山山都把绿帽戴，处处红枣来 覆盖…… 南山建粮仓，北山建银行，高管上山顶，四个盖水池。种好枣果树，富贵万万年！” 改变马家生活轨迹的，正 是这块荒地。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农村释放活力的时候。马继文一家雇来推土机，将小荒沟推平，筑起了堤坝。本来全是石头底的山沟，慢 慢蓄起了水土，变成了一块平地，种上了枣树、桃树、玉米等作物。 马家的生活日渐红火起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裕户。而马家的做法因 为符合政策，曾受到当地镇政府表扬。“我爸爸还戴过红花。”马冰情说。 但马家的好日子，在15年后开始遭遇寒流。 1999年春，柴家岔村委以马继文连续5年没有缴纳土地承包费为由，将购买的土地收回，重新划分给农民耕种。马继文起诉到法院。 2000年，临县法院判令柴家岔村委将大桥沟的土地归还给马继文。 但是，村民们没有退回土地，法院判决一直无法落实。 “早上起来一看，地中央的枣树就没了，有的树被扒了皮。”马继文的妻子说。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只查明了开春时坝堰地内结冰融化，因为重新承包 这块地的村民没有采取防护，堤坝被冲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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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报告初稿撰写者为晋军、应星、毕向阳，统稿者为孙立平、郭于华、沈原。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课题组专家说。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 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 “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 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课题组专家说。 “社会冲突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现有维稳思路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模式中体现尤其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 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 因素是很少的。” 因此，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由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 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 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 制。” “显而易见，规范化、受控制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 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 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课题组专家说。 破除“不稳定幻象” 课题组还呼吁，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是指，一种看起来似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 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 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 而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 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报告认为，“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 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 报告预见，当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各种合法方式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可以利用规范化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时，我国社会将会遭遇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井喷期”。这也是考虑制度化建设思路时人们不免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此，课题组专家认为，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首先，‘井喷’现象并非制度化造成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 报告也预见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忧虑。比如担心推行制度化解决后，会不会出现“连锁反应”？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出现后，政府会不会无法分辨出群众和“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课题组认为，实际上这些担心也是“不稳定的幻象”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 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 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报告建议，为了尽量平稳渡过“井喷期”，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过渡性措施。比如“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对历史累积至今的矛盾问题采用集中处置，而今后出现的新个案则采用制度化设计。 其次，也可采用渐进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机制建设。“可以选择对社会和政府形象负面影响较大、涉及人员较少的社会矛盾，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 “大家都关心到底怎么制度化解决？这里所说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治化。”课题组专家说。 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由此报告提出：“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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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稿网：【一起围观 中青报愚人节新闻 】虽然注明了是愚人节幽默新闻，并在报眉处加上“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导读，但这似乎高估了当时读者的幽默感，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中青报不得不出面道歉辟谣，相关领导和记者（杨浪）因“办报思想不端正，干扰了各级组织的正常工作”，受到宣传部门的严厉处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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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3月21日，一封题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写信者以“科幻世界全体员工”的口吻， 指责由于“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 《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科幻迷都能讲出一个自己和《科幻世界》的故事。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 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 数十万的科幻迷们都在关注，这本杂志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 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 详细 豆瓣网友三三丰：《守卫科幻世界》背后的故事 《科幻世界》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礼拜了。在事件爆发的一个礼拜内，多家主流媒体竞相报道，将这个事件的关注度推上了高潮。然而事件迟迟没有新的进 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报道越来越少，媒体及普通读者关注度也有显著下降，似乎只有编辑们和核心科幻迷们苦苦支撑。难道整个事件就会在落寞中不了了之吗？ 幸好今天3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了一篇报道——《守卫科幻世界》。这篇报道一下子就以其深度访问、多方视角、客观中立、资料翔实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不仅仅是科幻迷读后深受鼓舞，而且又引发了网络上的关注热潮。截至目前为止，搜“守卫科幻世界”有227个记录，有614条记录，可以 说这篇报道在渐渐归于平静的湖面上又掀起了一圈圈涟漪。 这里我想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有关这个报道后面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可能会有些散乱，不过我保证都是很有意思的： 1、冰点周刊是中青报久负盛名的评论类栏目。这次决定派记者深度报道科幻世界这一事件的是冰点周刊的徐百柯副主编。徐百柯老科幻迷特别是银漫迷应 该都不陌生。经证实，徐主编就是翻译《银河系漫游指南》前两部的译者。作为一个从小喜爱科幻的成都人，他对成都的科幻世界深有感情。 2、采访记者赵涵漠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幻迷，她中学时看得更多的是奥秘杂志。接到采访任务后，她其实是一位非科幻迷的记者身份去报道这个事件。小赵为了这篇报道赶赴成都作多方采访，并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感慨道：“中青报这位女记者非常认真。” 3、为了采访到李社长方面的反应，小赵在成都等到李社长从台湾归来，然后对他用不断提问的方式来希望得到李的反馈。终于李在沉默一段时间后，还是断断续续回答了她的一些问题。作为第一位采访到李社长的记者，她让这篇报道获得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说法，这是以前的报道所缺乏的。 4、小赵还联系到小姬和我作为科幻迷的代表进行采访。采访的内容虽然因版面问题没有发出来，但她说我们俩对她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虽然我的话没有被引用，但我提供的一些资料还是充实了报道，我很欣慰啊：) 5、小赵在采访编辑和幻迷的过程中感受到他们对于科幻深厚的感情，她说：“我觉得是因为科幻迷和编辑实在太纯了，太纯，所以我自己也被感 动……‘把科幻留给科幻’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她在第一稿中更多流露出这种感情，但作为责编的徐主编认为报道事实不够丰富、立场不够客观，因此 她很快做了调整。大家看到的其实是第二稿。 6、韩松老师是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转载了这篇报道。从来对新闻报道要求严格的他对这篇报道也十分称赞。而小姬说：“这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报道。”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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