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OMM志愿者壳子人（饭否）投递。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15日   01 版） 龙云返和老伴（后排）与他们的孙子、孙女们。本报记者  张国摄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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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的职业：收入不菲，时间自由，还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教育 本报记者 邱晨辉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1月29日  03 版） 2011年12月31日晚，上海，一位拾荒者头戴大熊猫卡通帽子满载而归，开心迎接2012新年的到来。CFP供图（资料图片） 　　没有人能说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四学生黄益彪哪里变了。熟悉他的室友和同学都觉得奇怪，至少他应该变得黑一些。 　　30天的时间，在贵阳市一个多数房屋都是建在半山腰的城乡接合部，黄益彪和几十个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拾荒者同吃同睡：白天进城“收破烂”，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将，半夜他趁着人都睡了，佯装写日记，偷偷记下这一切，最后形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都市拾荒者生存状况调查。 　　这份去年暑假做的调查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黄益彪作为第一作者，在接到学校首次颁给本科生的“校长特别奖”时，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首先感谢了这群拾荒者。 　　在多数人眼中，拾荒等同于“脏乱差”。在黄益彪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捡垃圾”，但这一群体究竟是什么样，他却没有概念，听了课堂上老师对搓澡工群体的讲述，他和队友郑泽豪产生了好奇心，他们想到黄益彪远在老家的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 　　假期来了，黄益彪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寻找这群人。 　　喝酒打麻将融入拾荒者群体 　　黄益彪来到与垃圾相邻的拾荒者聚集地。 　　敲开三哥的房门，一片狼藉，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废品堆积在一角，每到大雨天锅碗瓢盆就要全摆上来接水。黄益彪知道，坐在桌旁进行深度访谈的计划泡汤了。听到三哥带着嬉笑的江湖气，使用脏话与邻里间交谈，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自己再扮演一个读书人的角色一定是个异类，“别说深度访谈，就是交流怕都有隔膜”。 　　三哥带他和对面邻居打招呼，“这是表弟，来这附近实习的。”简单寒暄之后，邻居各自忙活着，彼此间再无更多接触。 　　直到夜幕降临，黄益彪才等到交流的机会。晚饭吃得差不多了，这群穿着与打工者无异的群体开始了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麻将声、喝酒猜拳声，“一点也不亚于都市里的KTV夜夜歌声”。 　　“小黄，过来一起喝杯酒”，听说他是大学生，年龄稍大些的拾荒老大哥主动叫他聊天，“机会来了”，但这样的聊天总是伴随着无关他们自身状况的酒桌输赢和段子。原本在他心中早已滚瓜烂熟的访谈提纲，只能打破顺序，见缝插针。 　　白酒喝了四五杯，黄益彪的头有些晕乎，但类似经济状况、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是难以张口，“没熟到那个份儿上。”黄益彪决定加入他们最为刺激的娱乐项目——打麻将，以此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在这片聚集地，麻将确是家家爱。三哥家有一台自动麻将机，作为“茶室”，平时和几个走得近的拾荒者过来打牌，并从中抽点桌钱。这里的房租加水电每月300元，一家四口租的通常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外间便是茶室兼吃饭的地方。 　　说是娱乐，但是赌资还不小，一晚上至少有300多元的输赢，有时七八百，甚至上千元。两年来，三哥和对门的邻居八强就在这上面输了几万元。 　　虽说平日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在赌桌上，却是“账目分明”，黄益彪经常看到这些人因为一些赌桌上的事而发生一些口角。因为钱不多，他采取的策略是，能输就输，让别人高兴，但也不能让自己输得太过厉害，至少要把本捞回来。 　　渐渐地，黄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将时嘘寒问暖，两根烟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关系好的时候，三哥出去办事，黄益彪便直接在牌友家一起吃饭，也不用再说客套话。 　　拾荒者的一天 　　拾荒者的生活并不规律，打麻将打到夜里两点也是常事，有的拾荒者第二天10点才出门，有的太困了就干脆下午才出门。但是，一天中最主要的生意还是在上午，这时他们的“窝子”（老顾客，记者注）会把“值钱的”废品卖给他们。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捡破烂的”，按圈内的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街头流动的拾荒者处于底层，捡的东西最杂，收入也最少；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者则次之；废品收购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则最高。黄益彪调查的这一群体就是“运”的，不过，他们在收购生意不景气时，也偶尔会动手来捡。 　　三哥早上7点便起床了，由于身体不太好，吃完早饭已经9点。三嫂推起三轮车先出门，三哥挑了一个箩筐，里面放了几个茅台酒瓶和衣服包装盒作为收购样品；五六个蛇皮袋，用来装货；一杆秤，还有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回收的东西和三哥的联系电话。东西齐了，黄益彪跟着上路。 　　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车蹭着，这一度让黄益彪觉得拾荒是个高危职业。路上的拾荒者一般会吆喝：“收废旧家电喽！有茅台酒瓶的收来买喽！”他发现，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则碍于情面，喊得少些。 　　10点左右，三嫂打来电话，说某酒店有货让收，让收货的就是三哥的“窝子”。 　　到了酒店后门，三哥和三嫂进去整理酒店杂物，黄益彪则在外面帮忙照看行头。这时有新客户上来询问，他便把三哥叫出来，一起和新客户谈生意，对方是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给的是一些纸壳和铁皮等杂物。 　　看完货后，三哥问对方要价多少，对方开价70元，三哥还价40元，说，“这些纸壳不挣钱，况且铁皮又少”。 　　对方让多给点儿，三哥只让了5元，还价45元，对方挠头不想降价，三哥故意转身要走，对方问还能不能加点儿，三哥说不能。无奈之下，对方要价50元，三哥听后就把货收了。回去的路上三哥告诉黄益彪，这批货转手卖给回收站至少能赚30多块。 　　交易后，拾荒者会将随身带的名片发给货主，如果是新货主，就多发几张，以防他们弄丢，以此来培养老顾客。 　　把货捆好后，黄益彪推来三哥自制的三轮车装货。这种车在拾荒者中很常见：前面是一个杆，作牵引用；后面是三角形，上面铺一个木板，每条边下面有一个轮子。满满一箩筐加上这一车货就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则是卖货阶段。 　　他们一般是把货卖给回收站，但是像家电这样的“贵重”物品，有时刚买进，出门就转手卖给其他需要的人；有时则把货运回住处，该修的修，该拆的拆，囤积一段时间后再集中销售。 　　这一天，三哥挣了100多元，“这算少的”。他们这行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看的不是谁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么货。三哥告诉黄益彪，几块钱一个的茅台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卖到几十元钱一个；一个洗衣机收两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出来打工的人有了孩子后最好的工作就是拾荒 　　黄益彪发现，这群拾荒者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这不符合他此前的设想：拾荒者收入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做这种拾荒的人通常在三四十岁，主要是六盘水、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多数有几年在外务工的经验，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头脑，“就看重这行的高收入”。 　　没有门槛，“还可以做自己的老板”。25岁的小平刚来，“窝子”少，找不到生意做的时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打些零工，多挣些钱寄回家。 　　一次聊天中，30岁的和平哥向黄益彪谈起他以前的经历：17岁开始出门打工，做过餐厅洗碗工、工地搬运工，但都没挣到钱，后来在建筑队打山洞时挣到一点钱，但又太危险。经朋友介绍，时年19岁的和平哥来到贵阳开始拾荒，一干就是11年。 　　虽然年龄不大，但和平哥已是这里最“元老”的人物，“窝子”最多，挣得也最多，在老家已修了一幢10多万元的楼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这些人告诉黄益彪，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黄益彪调查了这一地区50个拾荒者，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其中男性29名，女性21名，已婚45人，配偶在身边的有21人，而结婚当中有孩子的占八成，较多夫妻双方是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孩子则基本上七八岁大小，上小学二三年级。 　　40岁出头的刘阳姐告诉黄益彪，“孩子大了，还是带在自己身边好，能罩着，也能管着。”白天刘阳姐出去做生意，孩子就在附近城乡接合部的学校上学，“虽然老师教得不好，但总归有个学上。” 　　黄益彪渐渐发现，这群人虽然大多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却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时间长了，见识相对多了。和平哥对他说，“我读的书少，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考个大学啥的，脸上有光，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不过，需要担心的地方在于这一群体偶尔会受到歧视，刘阳姐更是怕孩子因此会受到同学欺负。 　　有一次，一个城管看到刘阳姐正在捡废纸盒，便呵斥她扰乱城市秩序，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一旁快7岁的小儿子站在旁边说，“妈妈，我要好好读书，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有的酒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看我们穿得不怎么样，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告诉她们那点工资不算什么，我们有时一天就能上千元，她们还不相信！”刘阳姐不忿地说。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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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国》全国摄影大展超半数记录类获奖作品被取消资格 本报记者 叶铁桥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03日  07 版） 山西省晋城市摄影师白锁亮对《雄志越太行》组照进行了技术分析，发现这些照片涉嫌增减内容，比如不存在的山峰却出现在了照片中。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 　　2月1日，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组委会将获奖的25件“社会记录类”作品在网上公示。该类别获奖作品本有52件，其中的27件作品刚刚被取消获奖资格。 　　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组委会秘书长姜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27件被取消获奖资格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存在“像素移动”，即“PS”行为。有参加鉴定会的专家告诉记者，这部分比例高达70%～80%。 　　《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至今已举办九届。自第八届以来，主办单位由《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一家扩展到《人民摄影报》、山西省晋城市信息中心三家。 　　2011年4月29日，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发布《征稿启事》，向全国征稿。 　　2011年12月16日至22日，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组委会对评委会评选拟获奖作品进行了公示，并于12月23日在网络上对获奖作品进行了公告。 　　获奖作品分为四类进行评奖，每一类别一等奖只有一名，“社会记录类（单幅）”一等奖作品为董彦斌的《圆梦》，“社会记录类（组照）”一等奖作品为刘效勉的《雄志越太行》。 　　然而，山西省晋城市摄影师白锁亮2011年12月29日和2012年1月2日在自己的博客中两次发文，认为这两件一等奖作品均涉嫌造假。 　　记者看到，在白锁亮的博客中，他对两张照片进行了技术分析。《圆梦》拍摄的是一对老人和一对年轻人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合影，白锁亮认为从光线、人物比例及其他细节来看，上面的两对人“怎么看都能看得出是PS上（去）的”。 　　《雄志越太行》组照说明载明，此组照片是山西晋阳、晋焦、晋长、晋济四条高速公路修筑的“工地纪实片”，据介绍，这是从1997年以来汇集的数千张照片中选取的8张照片。 　　然而，白锁亮却通过技术手段展示出，这些照片中涉嫌增减内容，比如原有的电线被涂抹掉了、不存在的山峰却出现在了照片中。 　　白锁亮在博客中说：“社会纪实必须真实！违背记录摄影真实性原则、修改原始影像必须取消获奖资格！希望主办方和评委能大大方方给个说法。” 　　记者注意到，在白的博文后面，一些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对上述照片提出了新的疑点，跟帖的大部分网友都支持的观点。 　　2012年1月3日，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组委会作出回应，声称在网上发现白锁亮在博客中提出的质疑。“为了维护‘社会纪录类’作品的真实性，组委会将聘请数码技术专家对全部该类入选作品进行再鉴定，待鉴定后由组委会共同发布最终结果，欢迎广大影友关注并监督。” 　　1月31日，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作品鉴定会在《中国摄影家》杂志社召开。此前，组委会与相关人员联系，调取原始图片数据。 　　鉴定专家为数码影像技术专家刘宽新。 　　据“晋城新闻网”报道，经过将参展作品与原始作品对比，运用技术手段和摄影特性分析方法，检查像素是否移动、遮盖，结果发现，《雄志越太行》组照存在明显的后期处理痕迹，不符合大展征稿启事要求。 　　对于另外一幅受到质疑的作品《圆梦》，刘宽新称，经过查验原始图片，发现除对画面进行小幅裁剪和镜头校正外，并未对原始像素进行移动、遮盖。 　　值得关注的是，在鉴定会上，刘宽新还将在鉴定过程中发现的部分不符合大展征稿启事要求的参展作品，一并提交大展组委会讨论。 　　最终，组委会认定，《雄志越太行》组照存在利用电脑移动像素的痕迹，决定取消其所获奖项。组委会认定《圆梦》作品真实，但由于该作品曾获第二十届河北省摄影艺术展铜奖，也不符合本次摄影大展参展规则，因此也取消其所获奖项。 　　结果，第九届《影像中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获奖作品中，社会记录类有27件作品被取消获奖资格，这其中，有25件是因为不符合参展规则。另有两幅作品为胶片拍摄，组委会宣布,“截至鉴定期限，仍未收到作者提供的底片，视同放弃入选资格”。 　　本报北京2月2日电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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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县市级电视台逐利 虚假广告泛滥 本报记者 洪克非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03日  07 版） 罗秋林等人的举报已经得到了公安部门的积极回应。本报记者 洪克非摄 　　今年春节期间，湖南律师罗秋林等人将一封举报信寄往国家公安部。 　　他们在信中称，他们举报的300多家电视台涉嫌虚假广告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罗秋林是成都职业打假人黄勇的辩护人。 　　今年46岁、家住成都市成华区的黄勇（化名刘江）在四川省内比较有名。因曾与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叶光等人数度联手，有了“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之称。 　　2011年8月19日，黄勇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重庆万州警方刑事拘留。 　　当年年底，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黄勇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遂产生利用这些电视台害怕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而获取利益的想法。随后，黄勇分别安排被告人胡海天、莫天和、颜超文3人到其指定的省市获取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医药类广告的证据，黄勇制作针对该电视台违法广告的举报材料并邮寄到主管部门。在与各电视台的联系中，黄勇就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被告人黄勇、胡海天、莫天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索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黄勇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胡海天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莫天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罗秋林等人认为，在一审判决书中，案件涉及到的10个省的309家电视台涉嫌播放虚假广告，应当严肃追责。 　　这场颇受争议的案件至此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职业打假人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赔”200多万 　　据黄勇供述，从1996年他开始打假，索赔收入已达到2000多万元。他是个人行为，没有办公司，只是私下请了11名员工。他们主要是分头帮他到远点的地方购买药品或者到当地电视台去录制违法广告制成光盘，然后他在网上写举报信，员工再在网上下载后分别寄给有关电视台，统一以他的名义索赔。黄勇给他们的付月薪，4000元至1万元不等，谁跑得多就得的多。 　　2009年三四月，他到万州区找一个宾馆住下，在房间打开电视机专门看万州区电视台的广告，然后将摄像机连接在电视机的机顶盒上，让摄像头将这些广告自动录下来。然后他通过自带的手提电脑将广告内容制成光盘。 　　第二天，他到当地药房花了几十元买了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中播出的药品，他心里清楚这些广告有虚假内容。之后他制作了10封举报信分别寄给万州区区委、政府、人大、宣传部、工商局、药监局、广电局等，并在给3个主管部门的举报信中附了广告光盘。同时他在自己开设的“刘江说法网”上也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规违法行为公开。 　　他回成都大约一周后，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业务承包人王勇打电话给他说，万州区电视台已受到有关部门查处，已停播广告，王勇代表该电视台愿意找黄勇协商解决，问黄勇多少钱合适。黄勇就说赔偿1万元。经一番讨价还价，王勇给他的银行卡打了8000元。他核对后就在“刘江说法网”上将举报内容删除了。 　　2010年，他又到万州区通过同样方式举报了万州区电视台同样的违法行为。后来王勇打了6000元到他的建行卡上。黄勇说：“我虽已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给有关部门，但承包人王勇如果不付钱给我，我又会举报该台接受处理后再次出现的违法行为。” 　　据他供述：他的索赔模式是他自己或者员工到全国各地电视台刻录电视台的广告内容，再书面指出广告中的违法行为。此后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与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信，然后寄给当地工商、药监等主管部门，要求这些部门查处电视台的违法行为，过后电视台一般都与他联系，他才谈他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索赔，对方一般都是与他在电话中协商解决索赔的事，说好后他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过去，对方就把钱打到他账上，随后，他就应电视台的要求在网上删掉举报信。二是以前跟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就制作一份严正声明函，然后将光盘和声明函寄给电视台，同时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电视台违法行为的警告书。他在声明函中指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希望电视台自查自纠，并叫电视台在3日内承担他作为消费者的赔偿义务，否则他按程序举报给相关部门。一般情况下电视台都给他回了信，也协商好了索赔的事。没有回复的他就网上举报，同时将举报资料寄给几个主管部门。 　　通过这种方式，黄勇等人共向全国309家电视台及广告经营单位进行敲诈勒索。从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黄勇等人以举报相威胁的方式，共向河南、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江苏、福建等省的309家电视台索取资金共计242万余元，涉案多达300余起。 　　记者发现，黄勇等人每次索取的资金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有的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说是奖励或劳务费。 　　黄勇说：“电视台要生存就必须靠打广告赚取巨额收入，要想收入多，有违法行为才能赚取更多的钱。电视台一旦受到处罚，必须停播，还要遭受巨额罚款。相反，电视台如果愿意给我一些钱把我举报方搁平了，电视台回头可以找相关主管部门搁平违法行为不受处罚。我将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录制成光盘，还要到药店购买广告中的药品，通过这种行为，我才会与药品的生产方、广告方产生法律纠纷，我才有索赔的法律理由。事实上药品买来后我并没有服用，有的丢了，有的放家里。” 　　记者了解到，从黄勇等人处扣押的现金，已有近30万元发还给相关电视台。 　　一些地方电视台虚假广告泛滥 　　黄勇涉嫌敲诈案判决的前一天，重庆发布广告监测警示公告，称医疗服务广告违规最严重。 　　该文指出，重庆市工商局近期对市级新闻媒体发布的广告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有22个涉及医疗、美容 、教育培训等多个类别广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涉嫌违规广告中，医疗、美容类广告占了约一半以上比例。广告夸大治疗效果，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有的广告利用患者、卫生技术人员的名义作证明。其中不乏市内大型医院。重庆市工商局已责令相关媒体停止或暂停发布，并进行立案查处。 　　而一些职业打假人录制的素材更为惊心。 　　因工作关系常在各地出差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团队电脑硬盘中有数百个小时的电视台违法广告资料。“里面有几十个市县电视台的。”刘称，尽管早已不再从事流通领域的购物打假，但是职业习惯让他们总是无法停手。“那种广告到处都是，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作为资料也无不可。” 　　他指出，黄勇案是一个绝佳的证明：数百家电视台存在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的刊播虚假广告行为，那些提供证据证明黄勇等人有罪的电视台，也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 　　“案子结束后，我向法官提出了质疑：为何打假人被押到法庭上？而发布（虚假广告）者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判决会让虚假广告更加泛滥。” 　　一法官立刻告知，已经有一个电视台广告部的负责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罗秋林证实，在去年7月该案第一次开庭时，重庆警方派员旁听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却反映了更多问题。”罗称，打开电视，现在到处充斥的都是令人恶心的、充满欺诈的、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医疗广告。以前国家是5部委联合治理，后来是10多个部委上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很多地方电视台对非法医疗药品广告的播出，仍然有恃无恐。这其实反证了广电局、工商局、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以致于让媒体刊登的违法医疗广告泛滥成灾。 　　他说，他们已经寄送了几百封举报信，向黄勇案中涉及的309家电视台所在地的工商、广电、公安、药监部门控告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行为，同时寄信要求检察机关追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部门对虚假广告的监管渎职责任。 　　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困境 　　1月30日深夜，曾在多家电视台任职10多年的文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上世纪末，很多地市电视台甚至县级台开始了改革的步伐，很多地市台由最初的一两个台拆分为四五个频道，原来相对封闭的电视媒体开始从社会上大量招人，并分成局聘、台（频道）聘、部门聘、栏目聘等方式管理。 　　频道数和职工人数倍增，相应的房租水电、设备维护、管理费等开支都大量增加。而经费来源只有广告一条路。 　　更重要的是，随着央视众多频道节目的落地和各省级卫视的上星，品牌广告的蛋糕中，地方电视台的空间日渐狭小。 　　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一家媒体的收入有多少？作为一个频道（台）的负责人，一旦收入很多，地方的宣传部、广电局领导，甚至县市长书记都要高看一筹。这种氛围之下，作为媒体的一方，生存和求政绩的本能容易突破职业道德的束缚。 　　“我如果还在原来的台里，可能也是广告员了 。”他笑道。 　　现在央视工作的刘女士对文的说法表示认同。 　　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地方电视台工作时，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广告。“一个专题部10多个人，工资奖金都是我负责，压力巨大。”她说，台里对报道还是看得比较重的，骨干人员没有广告任务。但坚持了四五年后，手下的记者有的去了省电视台，有了改行做了报纸。到最后，自己也投奔央视。 　　“我们地市级台尚且如此，县里就不用说了。有些省里，几十甚至上百个县级台的新闻加起来都不会比湖南卫视一个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高 ”她说，个人认为，从新闻资源、传播效率和广告市场而言，县里一级没有必要设电视台，遑论开办更多频道。 　　对于有关执法部门为何监管非法广告不力，她认为，这是部门利益妥协的结果：媒体的广告播出依法受到监督，但很多执法部门同时也受到媒体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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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1月18日   10 版）         第一眼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看到“王二小”，我便与他一见如故。 　　当时，我在外婆家上学。小学校里独我一人姓王，我朴素地认为，天下王姓是一家，王二小或多或少算我亲戚。对于我的一厢情愿，同桌改华撇嘴鄙视。我亲近王二小，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放牛，我也放牛。 　　虽然他已死去，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向往和仰望的高度。因为他，我第一次认识了“英雄”这两个字。在反复对130多字的课文进行揣摩和自由想象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成为王二小那样的小英雄。 　　我天天盼望着能打仗，能给鬼子带路。成为英雄的迫切感，远远大过了对个人生命的怜惜。 　　我甚至相信世间有鬼，相信人死能复生，相信小英雄可能还在继续放牛，只是我们看不见他而已。作为英雄的符号，王二小已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常梦见这个至今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小英雄。套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我那时在梦里常对他表达：亲，什么时候一起放个牛啊？ 　　正是沉浸于这种梦想，1987年夏天，我写作业时，不小心打翻煤油灯，烧掉了王二小这一课及后面几页。对于一颗怀揣英雄梦想的幼小心灵，这无疑是致命的创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仅有的一毛钱到学校，谋划跟同桌做一笔交易。考虑到一毛钱可以买十块糖和五包瓜子，他同意，我用一毛钱和带着煤油味儿的课本，换他的课本。 　　我可以继续做英雄迷梦，他则需承受现实之痛。大家课上朗读课文时，老师发现改华一直在嘟囔。随后，竹节棍便噼里啪啦地落在他的手上和屁股上了。他龇牙咧嘴地瞟我，我不敢与他对视，只好深埋着头，高声朗读，忍不住窃笑。 　　学期结束后，我便回家到村里上学。时移境迁并没能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在一个少年内心的滋长。看到民兵连长用鸟枪一枪崩掉站在电线上的一只麻雀后，课本里的王二小，在现实中便有了化身。鸟枪，作为一个孩子所能见到的最具震慑力的超级武器，将民兵连长架上了英雄舞台，被我在心中默默崇拜。 　　放牛时，我会忍不住打量两旁草木葱郁的山头，琢磨够不够八路军埋伏。这一打量，便顿生一种生不逢时的失落感。万事俱备，只差鬼子。可鬼子迟迟不来，世界宁静得没一丁点儿打仗的气息。眼前只有吃饱肚子的牛群，列队迈着从容的脚步。它们身后，是一心想为国捐躯却报国无门的少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邻居买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黑白的。第二年暑假，放牛路过时，邻居女主人在门口大声喊，外面又打仗了，打得好厉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湾战争。 　　听到她喊，我看着两侧的高山，内心一阵窃喜。我揣测战火可能会烧到家乡，成就“英雄”的机会，终于要来了。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个10岁男孩的痴心妄想。 　　战争没有来，“社教”来了。我和伙伴们除了放牛，还接受村支书指示，和同学一起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然后老师指挥我们在村民小组会上小合唱，用我们童真的声音积极参与“社教”运动。 　　也是这运动前后，民兵连长的鸟枪被责令上缴，民间不许藏有枪支弹药。在一群弥漫着英雄主义气息的少年眼里，失去了鸟枪的民兵连长，显然不再具备被崇拜的价值。邻村身材矮小的张屠夫成为新的偶像。因为他有一把足有尺余的杀猪刀，那刀尖端锋利、尾端厚重、腰身明晃晃的。没了鸟枪，这刀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放牛的小伙伴中，每年都有人上一年级，王二小总会被一再提及。等最小最调皮捣蛋的红伟上一年级时，我们对战争已经绝望，对成为王二小已不抱任何希望。 　　没有鬼子进村，我们只好自相残杀，来为英雄诞生创造契机。我们把牌场作为战场，通过打扑克来决出高低胜负；或是并排站在江边大石头上，同时朝汉江河里撒尿，看谁尿得远尿得高。 　　我们朝河里撒尿之时，大人们则正沿着河岸琢磨着“南水北调”的事儿。想着脚下的大石头要被淹，我们这些小伙伴难免惆怅。 　　但这情绪很快被欢笑一扫而光。因为身材最矮小的红伟一味追求高度，有两次尿在了自己头上。这两次意外，也让他的童年成为大家的笑料。 　　不过，2005年春节再次看到红伟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他回来给父亲上坟。他的父亲据说多年前在京郊挖煤时死于塌方，随后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这个当年调皮捣蛋的孩子，此时已成大人，静静望着自家几近荒芜的黑瓦土房，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当年那个嚷着要当王二小的孩子，已然无从寻觅。 　　4年后的春节，我去给外婆上坟。路上见一男子，肩上骑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在风雪中踩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前行。面无表情地对视一眼后，他很快便把我甩在身后。随后，我才知道，那是当年与我一起放牛一起讨论打仗时怎样给敌人带路的同桌改华。 　　现实的生活，已像无形的大手，悄悄抽走了我们青春年少时的一本本教科书，信念和梦想渐渐被我们淡忘。而后，我们行走在气喘吁吁的人生路上。 　　见到改华十多天后，我回到城里，写下了一篇报道《三十难立》。那期间，家乡的电视新闻说，汉江河在2014年将全面蓄水；换个频道，恰好响起那熟悉的歌声，“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我随手“啪”地关上了电视。只有我知道，我的王二小，真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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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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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14日  12 版）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陕西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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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26日  12 版） 冯军旗 朱慧卿作 毕传国作 冯军旗论文 朱慧卿作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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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        与“明星知青”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知青生活馆”，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知青情况审批表、光荣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而它们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无论它们“是彩色还是黑白”。 　　“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 　　事实上，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很多人的确觉得，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仿佛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满满一面墙的“非正常死亡知青” 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浪漫、甚至荒诞的经历：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给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他说，“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 　　这样的“民间视角”，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投资2亿多元，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建造“知青博物馆”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不过，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 樊建川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主题。” 　　最终，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整个场馆的墙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在这座“绿匣子”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这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学英雄，见行动，彻底埋葬帝修反，红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献于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时刻听从党召唤。” 　　“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老人说着，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 　　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活条件，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被评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锻炼，既有堕落，也有苦难。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五味杂陈。” 　　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锄头、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樊建川说，“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 　　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他说，“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 　　从那时起，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来到农村。“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樊建川说，“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 　　不过，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经济不发达，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 　　他还记得，1975年，当自己高中毕业，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尽管家长都“心里明白”，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等到真正来到农村，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我们没有选择。”樊建川说，“因为政策的不合理，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而是反方向运动，最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 　　在知青生活馆，这些“教训”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但更多时候，这些“教训”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在博物馆“知青磨难”的区域，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而在博物馆的门口，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那之后，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 　　如今，这座被命名为“粉·焚”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四川话中，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粉子’，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有人评价说，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力量感”；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打个招呼”。 　　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中，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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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02日  10 版） 白小刺         白小刺号称拍“肖像照”的。但他首先不是拍人的脸面，而是拍政府的脸面。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张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打着车在街上转一圈，如果司机说这里有新建的政府大楼，他一定会试图去拍下来。 　　到现在为止，白小刺已经完成了40多个县市级政府大楼的拍摄，被称为“从样本意义上完成了对中国县市级政府大楼风格的收集”。 　　这些照片看上去似曾相识：每一幢大楼都横平竖直，左右对称，永远处于距离建筑50米之外的正面拍摄。白小刺刻意使这些政府大楼的照片呈现出一种正面标准肖像照的意味。 　　在镜头中，大多数政府大楼的建筑风格都具备几个关键词——罗马式、古典式、白宫式，有廊柱，追求厚重。 　　当白小刺的政府大楼“肖像”系列达到一定数量后，他的名气也不胫而走。人们在网上评论他的照片——“祖国强大了，为你骄傲！”但也有人议论说——“政府大楼这么宏伟，耗资巨大！” 　　实际上，对于这个一直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摄影师来说，这只不过是他用摄影镜头反映思考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的政府大楼在2005、2006那几年进入建设繁盛期，而那几年也是中国土地市场急速扩张之时，撤县并区、新区林立，而政府大楼往往建在城市新区，为新区发展起到经济驱动作用。”他字斟句酌地说。 　　白小刺没有为自己的政府大楼系列照片起带有倾向性的名字。他觉得，建政府大楼首先是经济驱动的显现，其次才是政治的审美、政府的象征，“就像开商场要开旗舰店一样”。 　　“但政府大楼也不是没有个性美的。”他强调道。比如在贵州凯里，民族式的大楼让他回味良久。而在甘肃天柱，藏式风格的政府大楼更让他耳目一新。“那次去福建晋江，还看到了后现代式的设计感极强的政府大楼。” 　　尽管乐在其中，但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酸和苦辣。想拍政府大楼，最大的困难是进入拍摄场地。一次，他想拍一栋政府大楼，但对面50米处恰好是另一个政府机关，门卫找他要证明或介绍信，他拿不出来，所以最终也没能“就位”拍出来。 　　久而久之，白小刺学会了怎么跟门卫打交道。“一般要目不斜视，以工作人员的姿态进入。”他甚至练出了本事，看一眼门卫，就知道好不好进去、应该怎么进去。 　　除了拍“县市级”，他偶尔也“越级”到地级市。拍安徽阜阳的“白宫”时，他围着建筑转了好几圈，始终找不到最佳拍摄点。最后他发现对面一座服装城楼顶最适合。天马上就要黑了，就在最后一刻，他在楼下洗脚城里碰到了一个保安，正好有服装城楼顶的钥匙，才得以顺利拍摄。 　　一次在西部某县，白小刺坐了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那里，没想到政府大楼对面就是供电局大楼。看到没什么人栏，他一口气跑到楼顶天台。拍摄完毕，他才发现天台的厨房里有肉、有鸡，就摆在那里，没有人管。 　　白小刺目前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公司。天南海北的拍摄后，他回到深圳，要把这些海量拍摄的“信息碎片”组合起来，并最终形成作品。对他来说，拍照只是完成作品的第一步。 　　在白小刺的履历中，作为摄影师的他从没有获得过任何知名奖项。“曾经兴致盎然地填表申报过荷赛，却最终没有寄出作品。”他笑了笑说。本来有机会以单幅作品一万元的身价，作为签约摄影师进入某跨国机构，也被他拒绝了。他似乎更有兴趣专注于自由的创作。比如，做纪录片、参加艺术展览、在报纸上开专栏，甚至当社工，为城市健康发展鼓与呼。 　　白小刺不是他的真名。当年因为热爱王小波，他以“×小×”的体例为自己起了这个笔名，用于行走江湖。 　　他的经历也颇为复杂。1974年出生，大学专业是服装工程，精通各种面料的质地；互联网兴起时却转行去做网页设计师，精通电脑操作；因为经常在论坛上发帖鞭挞时弊，又被报社挖走成为专职写手；写着写着，他又拿起了相机。 　　从2004年开始，有事没事，他都喜欢拉着朋友一起，拎着相机到深圳的城中村四处逛逛。“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高耸入云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练蛤蟆功’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最具深圳气息的，是那些城中村。” 　　走在城中村九曲十八弯的巷道中，“握手楼”将天空剪得狭长，窄小、潮湿而又黑暗的出租屋，让人难以相信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写字楼只有几步之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风里来雨里去，死皮赖脸地跑到别人家里去，央求他们对我开放最私密的空间，拍摄他们的房子。”白小刺回忆说。 　　渐渐地他发现，如果将关注角度从城中村延伸到整个城市，会有更不一样的收获。2006年以后，他的城市化照片中增加了更多的人。这些人依照收入梯度自然分布：有住湖边别墅的成功人士，有住封闭小区的中等收入家庭，有住城中村的小白领，有住工业区夫妻房内的产业工人；有5人以上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有悬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有奉行独身主义的个体家庭……从文化构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婚姻结合体，或者中国和外国人结合的跨文化家庭。 　　“中国正在迅猛发展，我们都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小人物。”白小刺这样阐释自己的另一个作品系列，深圳人物肖像。 　　他曾在深圳海岸城做过一次展示，是两幅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小学的老师人像，作品竟有4亿像素。他的朋友“低烧”感叹道：“4亿，我的妈呀，这得拍多少张照片，这得花多少时间在photoshop里进行加工和拼接，这得用多大的硬盘去装它！这个东西怎么弄到喷绘公司，怎么打印啊？”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把照片精确到像素的做法，极致到了乏味的程度。但是白小刺却认为，这是对那些有生命力的事件和人物，最好的纪念和表达方式。 　　后来，他又将“所见到的城市和城市化”的拍摄范围扩大至全国、全世界。广州万科土楼的小白领、四川绵竹向娥乡的村民、湖南宁乡山区种植山货的农民，窑洞村落、长洲岛民……一一出现在他的镜头里。就连去国外，他也不忘到民间走走，丰富摄影题材。 　　在拍摄汶川震后农民家庭时，白小刺发现当地校舍建设急需高标准的设计方案。他联系了活跃在深圳的一家非盈利组织“土木再生”，主动到灾区搜集校舍建设需求，组织设计竞赛，优选设计图稿。一些建筑设计事务所看到这个消息后，加入进来，成功拟定出震后校舍建设的7个高端设计标准。迄今，按照这些标准已建设了7所学校，每一所学校的设计风格都各不相同。 　　白小刺还致力于为城市里的自行车争取“路权”。2008年的深圳，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0万辆，有个家住布吉的市民做过实验，从家骑单车到中心区上班，居然不到40分钟，开车却要一个多小时。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拓宽汽车车道、自行车道边缘化，然后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直到最终自行车失去路权。 　　那一年，白小刺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常常骑车上班、买菜、赴宴、健身。深圳的街头、写字楼下、地铁里，都出现过他为了使用自行车而与保安们激烈争辩的场景。 　　为了争取路权，白小刺更加频繁地使用自行车。“既然你们可以为汽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作为你们的消费者，也应该为我的自行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他屡屡这般强硬地表示。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在白小刺经常去的片区，单车进出不再是问题，甚至有保安会抬起本来为汽车才升起的横杠。 　　2009年深圳双年展，白小刺和“悦行城市”项目的几个朋友合作，将200辆自行车放在深圳华侨城片区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用无线GPRS管理网点，免费让公众使用。在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时，白小刺每次都会重复一个口号——路权平等。 　　后来，在一次半官方的聚会中，白小刺还顺利地将抗议深圳地铁不允许自行车进入的“加西亚的信”，成功带到了某位领导那里。之后，单车族携带单车就可以畅行地铁了。次年3月，深圳两会召开期间，白小刺和朋友们甚至通过民主党派，成功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城市增加自行车道的提案。 　　在被奉送了公民知识分子、纪录片制作人、专栏作家、互联网达人等等称号之后，白小刺强调，自己最看重的头衔还是“一名纯粹的摄影师”。 　　谈起他拍摄的政府大楼“肖像”系列，白小刺说：“我站在政府大楼前，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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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倩儿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8日  12 版） 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  陈倩儿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   陈倩儿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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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郭建光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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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31日  12 版）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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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17日  09 版） 　　8月8日发生的这一幕让张平至今难忘。 　　在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创编组副组长的张平正要登台做报告，一位同事拽住她提醒：“千万别再说错了，是第九套广播体操，不是第八套。” 　　对于这位北京体育大学艺术系的副教授而言，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一点都不简单”。1997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张平成为第八套广播体操挂图中的模特，之后的14年里，开展这套广播体操的教学工作便成了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事实上，从1951年起，被誉为“国操”的广播体操便在共和国的当代史上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而第九套广播体操的推出，更是唤起了众多国人对于广播体操的集体记忆。 　　一些网友怀念道：“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动作吗？还记得站队时，你经常站在谁的后面吗？”亦有观察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60年的广播体操，曾是时尚，曾是政治任务，也曾是国家意志在每一个个体上的延伸。 　　做广播体操体转运动时，谁没偷看过自己喜欢的人？ 　　尽管已经历经一甲子的沉浮，但广播体操仍然渴望自己能够把住新时代的脉搏。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所有改变都围绕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展开。 　　在技术动作中，针对当代人伏案久坐导致腰、颈、背、腿缺乏运动的特点，第九套增加了十多次下蹲、踢腿动作，4节操都包含腰部运动。为了释放现代人的工作压力，伴奏还在个别动作时出现“吼”、“哈”等喊声，以方便做操者跟着大喊出来。 　　某种意义上，60年以来，广播体操始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 　　曾参与第五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吴树德老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人做操的场面记忆犹新：在大喇叭广播的带领下，商场里的顾客和售货员一块儿做操；在火车上，列车员带着乘客站起来做操；马路两边房顶上凡是能站人的地方，总能找到做操的人；就连东海的海军军舰上，也有军官带头做广播体操。 　　而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特意刊发的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中，还能找到颇为有趣的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除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广播体操还与一些名人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曾是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的模特，而奥运会冠军李宁则是第七套广播体操挂图的模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厂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因为广播体操做得好而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这个叫李连杰的孩子被什刹海体校的老师相中，从而走上了武术之路。 　　在新闻发布会上，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如此评价广播体操的地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在“第九套广播体操向公众发布”的新闻下方，人们留言表达着年少时的记忆。有男生调侃：“还记得领操的‘夏雨荷’吗？”女生们也念起了过往：“做广播体操体转运动时，谁没偷看过自己喜欢的人？” 　　广播体操曾被外国人视为中国的国操和“社会主义体育” 　　或许正因广播体操曾在国人心中分量如此之重，第九套广播体操创编组的成员们始终 “如履薄冰”。 　　从去年11月接到任务开始，在“记不清反复了多少次”的研讨与修改后，第九套广播体操最终由四套备选操汇总而成。 　　让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体育总局内一个小报告厅举行的终审会上，一位领导明确提出了“国操”的定位，并且表示“未来要向世界进行展示”。 　　事实上，在新中国初成立的岁月里，广播体操曾经被外国人视为中国的国操和“社会主义体育”。 　　1951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而就在广播体操正式推出一年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秘书杨烈被派赴苏联访问，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回国后，杨烈将一份报告递交到了筹委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均寿命仅为35岁。当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群众体育事业没有任何基础，全北京仅有一座1937年建成的先农坛体育场，除此之外甚至难以找到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很快被认可。报告获批后不久，杨烈便找到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师从日本广播体操老师的同事刘以珍参与创编。 　　如今，在人民体育出版社仍能找到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挂图，这张标价一毛六分钱的黑白对开挂图早已泛黄开裂，80岁的老编辑丛明礼告诉记者，在那个举国上下体育素养都很低的年代，刘以珍是抱着日本体操术语词典才做出了挂图的文字说明。 　　仔细观察，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图解上还能看到这样的解释：左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右臂向前、左臂向后自然摆动；而后右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左臂向前、右臂向后自然摆动。 　　这就是第一节动作“下肢运动”的文字说明。事实上，它描述的只是原地踏步的动作而已。 　　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样一种新鲜的锻炼方式已经足以吸引国人。 　　据《人民日报》1952年的一篇报道，当时，全国各地已有40余家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段，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上世纪50年代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鼓励休息、不鼓励运动”，高涨的全民体操热情几乎一直没有间断，据说仅南京市玄武区一个区就有998名领操员。 　　不久以后，一场政治运动的兴起打乱了所有的秩序。丛明礼老人记得，人们每天“斗私批修”，连高音喇叭都被当做批斗工具，广播体操也被红极一时的语录操所取代。 　　直到1969年，本已收拾好行囊准备下工厂的国家体操队队员吴树德突然接到任务，要以样板戏“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精神创编第五套广播体操。 　　因为要“千锤百炼”，这套广播体操的创编时间长达两年，因为要“精益求精”，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给5分钟的广播体操录音时，竟用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 　　为了适应当时的时代特征，创编人员特别在动作编排上加入了武术里的冲拳和仆步动作，以“体现杀气”。在体操开始前，广播里也总会有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话作为开篇：“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全民参与色彩日益淡化，人们越来越习惯看到广播体操出现在大型运动会或广播操比赛上 　　新的时代到来了，老式唱片变成了磁带，挂图也从黑白套印变成了彩色印刷。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健美操运动与霹雳舞的风靡，广播体操的“大一统”地位无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曾参与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刘西玉记得，1987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停播广播体操，几乎同一时间，各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操节目也陆续在电波中消失。 　　1990年，为了“恢复昔日的大好局面”，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创编组成员大胆在广播体操中引入健美操动作，还请到了奥运会冠军李宁作挂图模特。 　　尽管用心良苦，但这种想让广播体操重振雄风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直到1996年准备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提出了官方推荐操的概念，“官方操是我们提倡的，没人做也得搞。因为这是个举旗帜的操，这个操是个‘政治操’。再者，这是一种交流操，比如说官方组织会操，大家统一比赛，需要规定动作。”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综合处原处长冯远征向记者回忆，1998年体育总局曾经在天安门举行过一次盛大的会操，七八十支队伍在广场上同做广播体操的盛况令伍绍祖开怀不已，并对一旁的冯远征说，“你看，多磅礴啊！” 　　一些曾参与过广播体操创编的老师们感觉到，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广播体操原先的全民参与色彩日益淡化，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看它出现在大型运动会的队列仪式或者各种机关团体参与的广播操比赛上。 　　而一旦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化，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明明练上俩小时就会的操，非要练两个月。”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组成员程在宽向记者抱怨，“除了这几十个比赛的人，这个单位的其他员工做不做操谁也不知道。” 　　这难免引发猜测，特意选在“全民健身日”推出的第九套广播体操是否会延续第八套广播体操的角色定位。 　　张平告诉记者，在创编新一套广播体操的时候，老师们特别考虑到了“广场效应”与“会操效果”，并通过扩大动作幅度的方式加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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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17日  12 版） 沃伦大法官 布伦南大法官 一审判决后，沙利文（右）庆祝胜利。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何帆经常面临来自朋友的追问。 　　当“跨省追捕”的新闻发生时，很多人问他：“媒体批评政府或官员个人时，官员应该如何回应？”而当一位公安局长宣称要“起诉‘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的时候，朋友们又好奇地问：“当政府某个部门受到批评时，主管官员有没有资格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 　　大多数时候，这位法学博士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一年前，何帆在同事的书柜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不得立法侵犯》（Make No Law）的英文书籍。因为简陋的装帧和非常“迷你”的开本，这本书挤在架上，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的主要内容却让何帆惊喜不已。 　　这部著作由曾任美国《纽约时报》司法事务报道记者的安东尼·刘易斯撰写，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场著名诉讼。1960年，一家致力于种族平等的机构在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抨击阿拉巴马州警方对示威学生施行的“滥用公权的暴力行为”。广告引发了警方的强烈不满，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将纽约时报社告上法庭，指责对方“诽谤”。 　　因为广告部分内容的确失实，《纽约时报》一审二审先后败诉，并被要求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元。这给创办于1851年的这份报纸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不过，在报社最后一次上诉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撤销原判，并且宣布：媒体对官员错误的批评应当受到容忍。在这场与警察局长的对决中，《纽约时报》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这起事件中，最高法院……让人民了解到，他们有权对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作者刘易斯在书中写道。 　　作为“新闻自由的里程碑”，“《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一直是中国大学新闻系和法律系课堂上无法跳过的经典案例。而时常为中国的“跨省追捕”行为、官员“诽谤之诉”而困惑的法官何帆，在重温这场经典诉讼的过程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启示。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引入国内，并且拟定了一个更加符合国情的书名：《批评官员的尺度》。 　　何帆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己常常进入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对于一个带着问题的读者，这本书能给人带来很多启发。” 　　一切由一则整版广告开始 　　这个影响深远的故事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开头。1960年3月23日傍晚，来自“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的约翰·莫里准备在《纽约时报》刊登一版广告，为美国南方的种族平等斗争寻求支持。 　　在当时的美国，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警察虎视眈眈，不许黑人进入绝大多数旅馆、餐厅，就连搭乘公车，他们也只能坐在车厢后部。很多黑人的投票权被剥夺，只有40%的学校向他们开放，甚至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的黑人都被单独列编。 　　而推动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这则广告刊出之前，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刚刚展开：北卡罗来纳州的4名黑人大学生在当地一家餐厅用餐遭到拒绝，他们就地静坐，抗议这一歧视行为。很快，声援他们的抗议活动在整个南方地区蔓延开来。 　　莫里准备刊登的广告希望为这些抗议行为寻求帮助。这篇题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文章中写道：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南方数以千计的黑人学生，正在发起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宣布黑人同样受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保护，并享有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粗暴对待，施暴者正是蔑视并践踏宪法的人们。” 　　文章同时列举了一些事实作为佐证，其中一段写道： 　　“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州议会厅前，当学生们唱完‘我的国家，也是你的’这首歌后，学生领袖随即被校方开除。一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保卫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警察封锁了学校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他们就范。” 　　广告下半部，则是一份阵容坚强的“联合署名名单”，其中包括前任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及著名棒球运动员杰基·罗宾逊。另一份20人的名单则由来自南方的黑人牧师联署。 　　按照《纽约时报》的内部规定，凡有欺诈、捏造之嫌，或“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广告，均不受理。而送来广告文案的莫里则拿出了“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这位主席在信中表示，所有参加联合署名的人一致同意，以他们的名义刊登这则广告。 　　时报的广告审查部主管审核了广告文案。这位主管事后回忆说，当时他之所以签字同意，是因为“相关文件由知名人士联署，而动机也无可置疑”，而且所有的批评并没有针对某个个体，而是针对政府部门整体。6天后，广告在这份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出。 　　一切仿佛到此结束：委员会收到了来自读者的踊跃捐款，而《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投入新的工作。但一场法律与政治的冲突已经在前方投下了一片阴影。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冲突不仅危及到《纽约时报》的生存，也危及媒体的报道自由；更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这场冲突将会影响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重新理解，并且最终演变成一座“自由的里程碑”。 　　对“跨州监督”的攻击 　　整版广告受到了支持种族平等的公众的欢呼，也引发了很多人强烈的不满。一些媒体人批评《纽约时报》“跨州监督”的行为：“那么多记者放着北方紧张的种族关系不顾，却跑到南方来搅混水，凑热闹。” 　　而另一些维护种族制度的人则指责说，广告对事实的描述“与真相不符”。 　　“学生是因为领导静坐抗议才被开除，而不是因为唱歌。”蒙哥马利市一家报社在报道中写道。报道同时批评“警方通过饥饿逼迫学生就范”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为“学校食堂从没有被封锁过”。 　　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认真研究了这篇广告，觉得这些文字是在指控他“严重失职”，指责蒙哥马利市警方“处置不当、玩忽职守”。在广告刊出的第二天，他寄了封挂号信给《纽约时报》，希望报社尽快发布声明，撤回之前那些“荒诞不经的诽谤性言论”。 　　一个月后，阿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致信《纽约时报》，提出了和沙利文同样的要求。随后，州长、警察局长与蒙哥马利市的另外3位官员先后对报社提起诽谤诉讼。整版广告连同随后的一篇报道，这些支持种族平等运动的言论给报社带来了索偿总金额达到315万美元的官司——在上世纪60年代，对于任何一家媒体，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几起诉讼中，警察局长沙利文提起的首场诉讼最先在阿拉巴马州地区法院开庭。报社曾经试图将审判转移到其他“敌意更小”的州，但没有成功。 　　《纽约时报》的员工和律师试图证明报社并没有诽谤警察局长，因为广告上根本没有提到沙利文的名字，但沙利文的律师们用各种方法证明这些内容“指涉而且关系到”沙利文。 　　庭审中，原告律师向沙利文提问道：“你认为广告中的陈述直接提到了你，或者和你有关联吗？” 　　“我可以肯定，广告的确提到了警员和他们的逮捕措施，我认为这些与本人息息相关。”沙利文回答。 　　广告中的不实表述也为沙利文及其律师提供了武器。他们列举说，学生们在议会厅合唱的歌曲并不是“我的国家，也是你的”，而是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而对于马丁·路德·金曾经被捕4次的事实，广告中也错写成了7次。 　　沙利文的律师同时指出，在广告下方列出的联署名单也存在不实之处。20位参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牧师被直接列入名单，而他们与这篇广告并没有直接关系。 　　主审法官琼斯之后向陪审团介绍说：广告中被质疑的陈述“确定无疑”地中伤了沙利文，而且损害了他的名誉、事业和社会地位，构成“直接诽谤”。按照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只有《纽约时报》能够证明自己刊登的文字全部属实，才能推翻这一认定。而事实上，报社已经承认，广告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陪审团只用了2小时20分钟就做出了最终结论。他们判定被告败诉，《纽约时报》与参加广告联署的4位牧师必须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元。这是阿拉巴马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诽谤赔偿金。 　　其真实目的是阻止报界揭露真相 　　这一判决结果让南方媒体立刻发出了欢呼。 　　“《纽约时报》被传召到千里之外的蒙哥马利市应诉，其他报纸、杂志今后也将面临同样的情景。”一家当地媒体气势汹汹地警告说，“若想避免，唯一的选择就是如实报道。” 　　但在为此事立传的安东尼·刘易斯看来，这样的“如实报道”要求却让美国媒体背负起了巨大的风险。一个在报道或广告中连姓名都没有出现的官员，都可以轻易说服陪审团相信自己受到了影射和诽谤，而媒体要想逃避这一指控，就必须证明自己报道的全部细节都准确无误。 　　更严重的是，陪审团可以随意地确定赔偿金额，即便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因为不实报道受到了伤害。 　　“他们认为，通过威慑吓阻，就能令全国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电视——对民权事务的报道敬而远之。”刘易斯评价说，“这就是沙利文和帕特森州长的真实目的……阻止报界揭露真相，以免影响到公众的政治态度。” 　　《纽约时报》在这一判决之后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剩余4位官员的诉讼还在继续，按照事态发展，报社已经做好了5场官司全输的准备。当时，时报正面临持续114天的排字工人大罢工，总额超过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对于效益惨淡的报社，无异于致命一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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