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杭州人才交流市场的一次公务员招聘大会人潮汹涌。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东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天天是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着的。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报考新疆塔城海关。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羡慕嫉妒恨”。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第二轮面试是八选四，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员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爷爷和李政开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泰安，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泰安去的。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是一个“杂活儿”：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曾经有一周，王艾寒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宿舍中首个结婚者。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泰安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其中，泰安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试必考。”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男的在一家民营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也很低。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元一个月，两个人打算近期结婚，可是济南的房价涨得也很厉害，他俩的婚房到现在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回泰安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威海市一个事业单位。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威海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威海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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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刘香成摄于1980年名为《三个戴军帽戴墨镜的小年轻》的照片。资料图片 1984年，谷牧副总理（左一）视察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时，余昌民（右一）充当日语翻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年轻的高铁博在新疆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2年，余昌民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有两个顺理成章的去处，留校或去国家经委，他却选择了到蛇口。 　　1986年，高铁博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时，也可以坐等大城市的分配，他选择去新疆。 　　一个南下，一个西行，选择不同，却都诠释了一代青年的积极和洒脱。 　　出入清华 　　在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体育课上，亲眼看见一大批学生赶赴北大——去看大字报。“文革”就这样悄然降临。 　　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读书成为了奢望。六年制的学业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冲击得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凉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学校大礼堂，便作为“旧教育的残渣余孽”黯然离校。当时，大家甚至还没开始上专业课。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车，余昌民被分配到家乡的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上了一名产业工人。“我进这个工厂时，越走越荒凉，我最后穿过一个河塘，心里晦暗极了，我当时想我生是这个厂的人，死是这个厂的鬼了。”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大家喊我大学生，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生。”他多次打听母校是否还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国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对于被耽误了近十年时间的余昌民来说，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摆在眼前，“唯一感觉就是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赶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汉成家的他准备考当地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 　　把荒废已久的功课捡起来，艰苦难以想象。英文忘干净了，俄语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语；六公分厚、大开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砖头一样啃下来”。宿舍里经常停电，就留在车间里复习，夏天太热，就让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炉烧旺一点，唯有复习之勤奋，不分寒暑。一年下来，他的学业已大有起色。 　　此时，余昌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同学姜彦福。在这封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彦福力劝老同学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他这样描述道：“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 　　余昌民被说动了。 　　1979年，余昌民以优异成绩重返清华，成为了首届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这个系在几年后，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经管学院。余昌民的理想有惊无险地起航，此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在天津静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刚刚开始发酵。只不过，命运对他显得有些荒谬。 　　叛逆与常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尽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为选择不多的青年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在那以后，没黑没白，近乎着魔地学习、复习，几乎就是高铁博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与目标明确的余昌民相比，身在农村的高铁博对自己将来的学校、人生规划，根本不敢多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全届同学不论报考的学校还是院系，均由班主任等老师代为填报。志愿表，高铁博他们连见都没见到。 　　1982年，高考成绩揭榜，17岁的高铁博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然而，眼界稍开，高铁博顿时惊呆了——自己的成绩分明比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还高了几十分。中学班主任的“好心代办”，带给他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我内心积蓄的叛逆坚定起来，我渴望自由，决定不再盲从屈从，而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高铁博最深切的体会。 　　为此，高铁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两节专业课，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饕餮般地借书读书。当时，他身兼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前两年的成绩未出过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欢文学，高铁博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团——“走廊诗社”。那时，伴随伤痕文学、新诗潮的兴起，校园文学气氛渐浓。诗社的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在学校花园纵情歌咏，“好像不服李白的岁月”。 　　“那时，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诗人。”他回忆道，当时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个社会回归理性，机会也在增多。 　　1980年，余昌民被幸运地选中，成为清华经管系唯一一个赴日研修生。临行，一位老师拜托他找日本某位全面质量管理专家，讨教一个问题。谁知，到了日本企业一问，竟然没人认识这个“著名专家”——每个公司，都拥有针对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谁有什么背景、什么权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实施的原则。” 余昌民感叹，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我们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实是常识。” 　　回到国内，补齐学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毕业论文与众不同，主题是“企业素质的改善”。 　　这个论文主题一度让他的导师不太满意。余昌民笑道，清华作为一所突出工科特点的学校，毕业论文要通过的话，有一个诀窍是引用很多参考书，西文越多越好，还要有很多数学公式，弄得导师和评审人都不一定能懂。但是，当时的余昌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式的多寡、对错，而在于工厂的体制，进一步说，“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 　　事实上，积极性，也成为那一代青年的普遍情绪。 　　南迁 　　1982年，即将从清华经管系毕业的余昌民，开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问题。 　　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筹备在即，作为学校着力培养的精英，留在学院任教，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一个消息的传来，撩拨起余昌民的心弦。 　　那一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原则定为“哪来哪去，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对于余昌民这样的学生，这个原则无疑显得很人性化，毕竟，与家人分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师资面临流失，系领导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华实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荐的另一个备选，是去国家经委。用现在的话说，这意味着成为国家部委的公务员。余昌民为此联系了时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热情的回信：“能来经委，十分欢迎。” 　　就在此时，余昌民在宿舍与同学一次聊天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塌和说风凉话的人……”余昌民一时怦然心动。 　　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有的同学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还有人说，学广东话相当于学一门外语。有的人也想去闯闯，但是考虑孩子以后留在清华上学的问题，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犹豫再三，余昌民决定，找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谈谈。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余昌民骑车前往西苑，拜会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两人一见如故。袁庚特别喜欢谈美国，余昌民却言必称日本，二人谈得兴味盎然。“袁庚当时就打电话给蛇口说了我的事。”余昌民回忆道，“工资待遇多少，住房条件多少我一概没有要求，事业干好了，这些水涨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团聚。 　　“去国家经委，那是个大机关，我即使在学校，可能就讲那些虚的东西。”余昌民说，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到这里是能有所作为的。 　　争夺人才的拉锯战开始了。1983年初，袁庚邀请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考察蛇口。学校特意指定余昌民陪同，实际上，寄希望于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不过，人最终没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气，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退缩，这一退缩是千差万别，关键的时候努力一把，与放弃了的结果相差很大。” 　　几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复。临行前看望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张床，几个柜子，一个书架，一辆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过来。初到时，一家四口人住过一间房，也在别人家里寄宿过几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来，才开始住上三室一厅。 　　八十年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是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经抵达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桥头堡，而高铁博则把目光投向了偏远落后的边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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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中国周刊201105期封面 李日辉。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1987年出生的李日辉，在即将大学毕业时面临一道选择题：去比亚迪，还是去南车南京（中国南车南京铺镇汽车有限公司）。 　　一边是待遇优厚的民营企业，一边是工作稳定的国有企业，到底该如何选择，他在心中已经权衡了无数次。 　　金田少年的纠结 　　2007年9月，20岁出头的李日辉独自一人从家乡广西来到北京，2700多公里，他一直记得这个数字。从此，他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在北京交通大学这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着喜欢的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李日辉出生在广西金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哥哥下有妹妹，都已早早工作。金田，16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发端之地。起义军留下的大宅院，已经被改建成留守儿童之家，历史的痕迹已然模糊。当年，农民起义军定都“天京”，即南京。如今，这极有可能成为李日辉毕业后工作生活的城市。 　　2010年11月12日，李日辉签约南车南京，成为班中第三个签约的学生。 　　找工作期间，李日辉和在上海工作了五年的堂姐有过深入交流。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堂姐，充当了他生活的导师。“堂姐列了选择工作的四点因素：发展空间如何；家乡文化与工作城市的文化是否相符；与家人以及女朋友的距离；工作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按第三点因素考虑，签约南车南京“并没有达到去广东的最终目的”。李日辉的女朋友在广州某大学读书，还有两年才毕业。去广东，曾是他择业时的重要因素。 　　今年3月14日，中国南车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协议：在江门市建立南车项目核心园区，这将成为中国轨道机车最大的出口基地。对李日辉而言，留在中国南车并且能去广东，江门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车南京给出的答复是：去江门可以，必须在南京培训两年。 　　“不知道两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薪酬待遇相比同学找到的单位偏低”，李日辉决定将南车南京作为保底，春节后回到北京的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他才向比亚迪投出简历。清明节假期结束后，接到笔试通知，4月11日参加面试，4月13日被告知面试通过。 　　他的人人网状态随即改为：纠结，比亚迪，要不要去？ 　　不愁工作的工科生 　　对于更多难以寻觅对口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李日辉面临的是甜蜜的苦恼。这些年，工科生找工作要比文科生容易得多。 　　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被教育部评为“50所典型就业院校”。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介绍，“所谓典型，一是就业率高；二是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李日辉所在的班级有31名学生，5人保研，5人考研，4个国防生，还有3人选择出国。剩下的14人中，2010年年底已有10人找到工作，其中8人分别签约中国南车、北京铁路局、北京地铁以及国内某知名汽车公司；一人签约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民营企业在2007年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四位；还有一人与江苏昆山某外企签订工作合约，放弃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递来的橄榄枝。“他觉得外企更刺激，更有活力，”李日辉微微一笑，“国企或外企，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对此王化深有着自己的看法：“2008和2009届毕业生，虽然就业总体进程比较缓慢，特别是理科、文科这些‘软学科’，但工科就业很快，优势学科在就业上还比较挑剔。” 　　与文科生鲜有接触的李日辉认为，“学校这么棒，正牌的交通大学，怎么会愁工作呢？” “来学校招聘的单位，只要是对口专业，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签到工作。” 　　不过，工科生们的选择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同样是出自北交大，2007年，夏怀鹏研究生毕业时，从来没有过“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这类想法”。虽然他现在也在国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当一名工程师。刚到三十岁的他，在外人眼中实实在在是“三十而立”，在北京有房有车。 　　他曾经有到民企工作的机会，放弃的原因很简单，那家企业在广东，而他很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在东莞做项目时，他认识了中冶集团的某工程师，后得以在这家国企实习，并于2007年1月顺利签约。 　　“那时候经济态势很好，工作比较好找。”李日辉面对工作时的多重考虑，并没有出现在夏怀鹏身上。 　　然而，北交大毕业生选择稳定性高的国企、事业单位的现象日渐明显。北交大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坦陈，“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已经占到了70%以上，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长。” 　　北交大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铁路、地铁、航空、客车、土木建筑等领域。王化深说：“这叫对路子，学校专业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在遭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复苏计划，其中，铁路投资将超过万亿元，公路投资规模每年将超过1万亿元。 　　王化深做出判断，“北交大毕业生进入国企、科研等事业单位的趋势会一直保持。” 　　倾斜的天平 　　2010年10月开始，一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剧异常火爆。看过影片的李日辉读出了“一股悲愤之情”：主人公遭遇现实的打磨，不再有当年的理想和激情。 　　李日辉和高他两届的班级辅导员关系要好，辅导员离开北京南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李日辉陪着他在宿舍楼下聊天。他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新，“辅导员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要忘记当初的理想。所以，我会坚持心中的信念。” 　　而他的理想始终绕不过现实生活，“给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给下一代好的成长环境，让爱人不要太辛苦，自己付出多一点没关系”。 　　比亚迪的面试通过后，李日辉发来短信：“可能会放弃比亚迪，南车南京待遇还行，发展空间也大。”模糊的词汇却透露出内心的纠结。 　　面试时，比亚迪开出的条件不失诱惑：可以落户深圳；工作满一年，认购企业自建房，每平2500到3500元不等，同时买公司的车零首付。 　　李日辉为此咨询一位长辈，“她觉得比亚迪是一个民营企业，稳定性不强，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有局限性。” 　　李日辉讲起同专业一位女研究生的故事：“她本来可以拿到一个起薪8000元的外企职位，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中国南车，转正后6000元。当时她的理由是，工作稳定，生活规律。” 　　稳定，这个隐藏于众多理由背后的因素开始凸显。此前，5名南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组成课题组，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院校的1416名2011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发现，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他说：“按我父亲的观念，进入国企，跟着国家吃饭，那是稳定和光荣的事情。”不过他也坦言，“父母毕竟都是农民，他们的建议有局限性，还是得自己做主。” 　　他开始找更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如果在南京一直做下去应该还不错的，我们学机械的，干的越多，经验越多，就越值钱。” 与此同时，李日辉认为国企的规律生活有助于对个人成长，“我不觉得稳定的生活会让激情熄灭，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学习，去哪里都有发展空间，何况在国企还有很好的保障。” 　　看似两难的选择题，几经权衡，他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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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障碍真的不是什么新闻出版政策，而是每个人的耐心和面对事实的勇气。老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这个不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一种现实的东西，是把事情做出来。                 2006年2月，《读库》第一期《0601》正式出版发行，这也宣告了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又多了个头衔——《读库》主编。         因为交游甚广，张立宪被朋友们戏称是京城文化圈的 “交际花”；也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呼朋引伴攒饭局聊人生谈理想。五年过去，文艺气息十足的《读库》和老六一起发生了改变。 变化     在2010年5月前，仝冰雪从没想过和大学老同学张立宪合作。仝冰雪是一位老照片收藏家。这三年来，仝冰雪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藏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长达62年的影集。从1907年到1968年，这位来自福州的名叫叶景吕的老先生，连续62年请人给自己拍照留念。     仝冰雪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下来，和老照片一起，准备出一本书。他知道大学同学张立宪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于是带着书稿来请老同学帮忙把把关。     张立宪看完书稿之后，急忙给他打电话，说想在《读库》登这篇稿子，这让仝冰雪感觉很意外。他以前看过《读库》，也知道是张立宪办的，不过，他的印象中张立宪的《读库》和自己不是一个路子，因此并没想过给《读库》投稿。     后来，这篇名为《一站一坐一生》的文章和老照片一起登在《读库1002》。一篇讲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文章在《读库》的发表，让仝冰雪对张立宪另眼相看。“看起来，他和《读库》都在尝试着改变，变得不那么文艺和小资。”     “《读库》的确在发生某种变化。”张立宪毫不讳言。     张立宪不否认，最开始自己接触的也就是文艺、传媒圈的人比较多，“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人尤其熟悉，最初设立的选题范围因此局限在文化、传媒领域。     比如，以前张立宪很喜欢陈凯歌写的自传《少年凯歌》。陈凯歌在拍《无极》的时候，他便想着，彼时，陈凯歌也人到中年了，应该可以谋划着做个《中年凯歌》什么的。     采访杜琪峰，他又想到一个奢侈的策划：杜琪峰在香港什么地方拍过外景，他们就到那里取景，找摄影师用与当时电影同样的镜头来拍，然后让杜琪峰来聊，杜琪峰觉得太费力，也谈不出什么，就拒绝了。     现在，即使杜琪峰这个选题还能做，张立宪说自己也不会再去做了。他内心倾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从2008年起开始，被张立宪邀请在11月初主持一年一度的《读库》读者见面会。     三年主持下来，柴静注意到，《读库》关注的领域，其实已经比他声称的文化和传媒领域宽广多了。《读库》给的很多甚至就是普通人从地里面挖出来湿漉漉带着泥土的东西。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在《读库》上发表的文图作品《耍猴人江湖行》及《西部招亲》，就给她留下深深的震撼。     前者讲述了耍猴这个古老的技艺与现实中国冲突的故事；后者是一个贫困如何让婚姻买卖变得现实和纠结的故事。     “那是一种披肝沥胆的真实，不是名家思考半个月能写得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经历，世界就不可能向你显示这一面。”柴静说。     柴静甚至觉得，张立宪现在编辑《读库》，和新闻记者的追求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都没有，像把刀一样，深深地扎进把刀都给磨掉的真实。” 文艺不重要     张立宪的老朋友、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明显感觉到，文艺在张立宪心中变得不再重要。     《读库》之前，张立宪的出版代表作是2000年左右主编的《大话西游宝典》。这是一本全面分析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的书。此后，张立宪又抓住网络热点，主编了一系列“影音丛书”。     张钧参与了这个系列的部分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当时的张立宪编这个系列实在是很有优势——因为他本人就是影碟的超级发烧友。     张立宪早年写在网络，后来集结成书出版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本书中，就有张立宪对自己颇多具有文艺气息爱好的详尽描述。     但现在，张钧已经很少听张立宪主动和他提起这方面的话题。     刚开始编《读库》，张钧还被张立宪叫着写写《小话西游》什么的，但后来，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再发生。前不久，张钧倒是作为嘉宾参加了张立宪发起的《我的抗战》的城市巡演。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做的关于八年抗战的系列纪录片。因为担心这部精心制作的历史纪录片被忽视，张立宪以《读库》的名义，号召《读库》的“粉丝”——“库娃”在各自的城市，义务承办《我的抗战》的巡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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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陈佩斯、朱时茂重归春晚。不过，不是央视春晚，而是北京电视台春晚。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 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 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 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 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临时爸爸》投资83万元, 《编外丈夫》投资120万元, 《孝子贤孙伺候着》投资150万元。据公司统计，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大道影业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积累超过400万元。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 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 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这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 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 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 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 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 离开电影前，陈佩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做的这家民营影视公司，以一年一部到两部的进度往前走，没有一部影片是亏损的，这样的业绩没有任何一 家公司能够做得到。电影公司没有发行影片的版权，我们每部片子要给电影厂交30万元的管理费，我们养活了多少电影制片厂。我在做的这些事没有另一个人愿意 这样做，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把电影作为产业去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再提到电影的原因，实在太痛心了。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身心疲惫’，并不是说我竞争失 败了，而是我不败也要走开，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生生盘剥了。” 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D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陈佩斯曾说过：“我不拍电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与人争锋。” 重登舞台 2008年，史航第一次见到陈佩斯时，是作为200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语言类节目策划，他要游说陈佩斯“复出”。 陈佩斯回复史航：“我轻易没必要回去，如果能回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能用到多媒体。”史航劝说：“陈老师，你一辈子是想好好排戏，我理解。北京台的春晚舞台是先替您试一刀，您自己亲自按开关，如果觉得好可以运用到话剧舞台上。” 史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个人认为，陈佩斯并不想露脸。他享过大名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多媒体，一直以来，他想用，却不知道怎么做。北京台给他提供技术平台。他的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技术的渴望。” 时隔十年，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以《陈小二乘以二》重回小品舞台。这也是至今为止，陈佩斯春节期间最后一个小品。 2008年年底，史航在家乡长春做一台话剧。但苦于长春是一个话剧荒漠，他想到了陈佩斯，希望陈能帮他录制一段宣传短片。 在连录了三遍短片后，陈佩斯拍着史航的肩膀说：“哥们，这事（话剧）特别难。我搞话剧前，也好歹算一个明星。可我到很多城市，晚上跟人喝完酒，明天该不买你账还不买账。人心我算是认清了。”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当年，他恰好拍了一个广告，广告费全投进了话剧。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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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我从香港搭飞机，去温哥华影展做“龙虎奖”的评委。已经十二年没有去这个城市了，偶尔看到有关温哥华的新闻，大多和赖昌星有关。有部电影叫《坏蛋睡 得最香》，不知道赖先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厦门时候一样的好。温哥华成了中国亡命者的归宿，富人的桃花源，贪官谋划出走的远方。 飞机上看报纸，整版关于钓鱼岛的报道。中国开始用稀土反制日本，成都的年轻人开始上街游行。日本是中国人现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来国人屈辱的记忆每 次都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苏醒。有人在比较中美、中日的海军实力，同一张报纸上的两篇文章，一篇说解放军有能力一战，另一篇则说依目前实力还是韬光养晦为好。 我看糊涂了，便糊里糊涂睡了过去。 飞机一落温哥华，到达大厅里便响起广东话广播。这让我感到亲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机场只有温哥华有这项服务。这里有很多香港移民，九七前尤甚，城里著名的中餐馆就叫“翠亨 ”。孙文先生四海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来冬奥会对温哥华还是有些影响的，多了些新建筑。倒是电影节接待客人的酒店没变化，一进屋门，连衣服也没脱便在床上睡着。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 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 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我看到了自己的 名字。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一群人站 在门口痛苦之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在 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中国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电影节说有中国来宾要外出观光。我上了车，车里没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们是电影工作者吗？好像不是，原来这是国内旅行社和电影节合办的 温哥华电影节考察团，车上坐满了“制片人”。大巴直接开到温西山上豪宅区，这些制片人立刻就变成了大陆看房代表团。他们仔细询问着价钱，法律手续，一点都 不是起哄，真金真银的马上就要干上了。不知这是不是大国崛起的绝好例证？钱多了，好像可以买下一切。市场成了中国的唯一的砝码，中国人变成只有一个身份 ——买家。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户，说明我们在文化上还远远不是主人。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90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 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60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 种尴尬。 有一位女生，20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 人看吗？我说：我在拍一个真实的上海，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 样子。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愤怒起来：想 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那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不知怎么形成的畸形的 “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不尊重个体权利的“爱国主义”是专制的。这样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中国文化如果集体回 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我们被“爱国主义”奴役是非常可能 的。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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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九月份去的多伦多，《海上传奇》在这里做北美首映。 去那么多次多伦多，对这个城市还是陌生。有时为了辨别方向，不得不停下来遥望远处高耸云端的电视塔。可一到唐人街就不同了，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家茶楼酒肆， 也能和服务生用广东话瞎聊几句。人最难改的就是饮食习惯，无论去欧洲还是到北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必先找到一家自己中意的中餐馆。我热爱广东早茶，在多 伦多每天都必去客满楼：先在楼下买一摞中文报纸，然后坐在茶楼里饮香片吃烧麦看报纸。食客一年比一年老龄化，但夹杂在一群颧骨高耸，皮肤黝黑的广东老伯中 间，翻着《明报》、《星岛日报》上的政论文章，也算是属于我的惬意的时光。手里的北美版香港报纸倒一如既往地无所顾忌，谁上谁下的人事内幕，谁进谁出的法 律纷争，谁被流放谁被引渡都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散发着油墨香的薄薄几张纸，代表着我们求之若渴的新闻自由。 这片老唐人街似乎也真成了老年人的世界，他们的脸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所形成的表情。他们的孩子，那些优秀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一定正在操着 英文，出入在IT公司或研究机构，做着成为另一个李开复和李彦宏的梦。他们的父母远涉重洋，也乐于继续发挥余热为孩子们服务。这样的中国家庭在北美很多。 在唐人街，除了新添的简体字之外，越来越多的是新到的计划经济面孔，可年轻人在哪里呢？ 年轻人正在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在多伦多电影节新开的电影院里，我遇到的国人几乎都是“新新人类”，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到电影院，单从衣着面貌很难判断他们是中国青年还是日韩后裔，很难看出他们就是唐人街里那些拎着菜篮子的老人的下一代。 《海上传奇》放映之前，我早早出发去电影院。一到电影院门口，就遇到几位扛着摄影器材的同胞，他们是新华社的记者。一聊才知道，新华社在世界很多城市新建 了记者站，现在增加了视频报道，想要打造成中国的CNN。软实力需要洋雇员，新华社的报道组里常常可以看到“老外”。原来祖国经济发展也让老外竞折腰，什 么能问什么不能问这些洋雇员一清二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周也会参加新闻通气会。他们的问题就总在中国的影响力上打转：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 力？你认为西方观众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说实话，这样的问题我每次都答不出来。这样的提问，隐约在邀请你参加到和谐盛景的描绘里去，自己的工作被用来证明 大国崛起，这实在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祖国文化影响力之不足，不是自己拿钱到好莱坞办个中国电影节，或者去各大影展办办中国之夜，放放烟火就 能解决的。 终于轮到我上台，向观众介绍我的新片《海上传奇》。台下满场，让我心生得意，一半亚洲面孔，一半西方长相也呈现了多伦多的移民特点。我讲到：这是一个由私 人讲述构筑成的城市记忆，片中有很多采访，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聆听他们生命经验中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 象的。 这次大会安排给我的翻译是一个原籍天津的女孩，她8岁出国在加拿大长大。翻译的中文口语非常熟练，只是我从小被学校训练，习惯用书面语演讲，这给她添了些 麻烦。当我谈到“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时，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就翻译成了“历史是模糊的”。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25 岁的中国女生，突然站起来打断我的发言，高声说道“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剧场瞬间安静下来，人们被这一幕搞蒙了都愣在那里。那位中国女生突然用英文讲 起来，然后又把自己的话翻译成中文，她说: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什么都是模糊的。这是别 有用心的抹黑中国！我愣在那里，一下子没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区别，因为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是不是有必要上纲上线成故意抹黑 中国。 过了一会，当我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动地说：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看样子应该是台湾人，她故意在歪曲你的讲话，她在抹黑中国，她 应该是“台独”分子。我说：不，她是天津人。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边的新华社记者那里，面对摄影机说：刚才那个翻译歪曲导演的讲话，她在西方人面前讲中国 人不尊敬历史，中国的历史是模糊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当一个人穿越基本的人道底线和对基本事实的尊重，而为了虚无的面子，无视一切，这就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吗？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让我遭遇了年轻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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