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一期 图片选自徐招兵画作《远离麦田》 　　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没有在打烊后弹唱自创歌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如果这段视频没有被朋友上传到网上，不会有什么人在意，这个漂在北京的烧烤店厨子，还有着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在视频里，扎着小辫的沙建微敞着怀，穿着半旧的白色厨师服，拨弄着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馆》的曲调，唱起自创的伤感的中文歌词：“来到这城市两年，却没有归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只为了梦想……” 　　从2011年9月上网至今，这段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沙建微的歌声戳痛了无数异乡人“漂泊”不定的心，厨师哥一夜之间，火了。 　　一 　　沙建微现在住在烧烤店老板的家里，顶层一间不到10平米的阁楼，是他的栖身之地。顺着颤巍巍的楼梯走上阁楼，斜屋顶、一扇天窗，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垫。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还有两双鞋。阁楼上没有暖气。在玻璃茶几上，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锅，红油凝固在锅里，旁边立着几个空酒瓶。 　　因为天气冷，烧烤店已经停业。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烧烤店做厨师时的作息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夜里两三点入眠。 　　2011年的秋天开始，为了听他的歌，陆续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鲜烧烤广场捧场。台子搭在广场的中央，四周围是海鲜市场、烧烤大排档，超市和杂货小铺。沙建微拥着吉他，他的听众，是菜场的小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爷大妈。 　　他会唱汪峰、许巍、齐秦的歌，但大家点得最多的还是他作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新老主顾们点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光。 　　不唱歌的时候，沙建微穿着厨师服串串、烤串，赚着每月1300元的工资。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来。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着体面，拥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年仅19岁的沙建微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天桥、广场、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长期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个广场和地下通道，但是他发现，当个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洒脱。 　　“经常是刚拿琴走进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员轰走，一天下来，别说挣钱了，甚至连一个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没有。”他感叹道，“理想在现实面前会越变越小。” 　　在地下通道里，人们来去匆匆，很少有人肯为沙建微的歌声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认识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暂一聚，随后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 　　为了改变现状，沙建微也曾经背着吉他到后海的酒吧求职。刚推开门，酒吧的老板就会很职业地直接摆摆手：“不需要。”去后海寻找机会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后来听说，几乎每天，酒吧的老板们都会遇到三十个左右的求职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经在北京当了两年的流浪歌手。夜里睡不着，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游荡。经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着耳塞听歌，反反复复地听，凌晨三点才能入眠。 　　这时候，他开始想家了。《加州旅馆》的中文歌词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他将歌词深藏在心里，像是秘密，又像是对自己的宣言，不曾唱与他人听。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绍到海鲜烧烤广场当驻唱。总算，他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腻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驻唱。烤串的时候，也会有人要听歌，他就穿着厨师服给大家唱。 　　这首中文版《加州旅馆》，沙建微一直没敢唱。他怕自己作词的外国歌曲，顾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烧烤店的一位厨师辞职，在送别宴上，沙建微唱出了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声。那一晚，琴弦拨动，杯盏几巡。在沙建微沙哑的歌声中，梦想和家乡忽明忽暗、忽远忽近。 　　虽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让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的同乡们那样再生活一辈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乡的空地上，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青山。 　　“只有一条路通向远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踪迹。”他说。去到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只有私人揽活儿的，单程10元。 　　对少年时的沙建微来说，来回2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去市里要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初中的时候，沙建微还在听任贤齐的盒带，把喜欢的歌词都抄到日记本上，“那时候，别的地方早听CD了，我们那里的90后还在重复着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云南省西南部贴近缅甸的永德县，是沙建微的故乡。永德县，隶属临沧市。沙建微并不知道临沧的名字是因为濒临澜沧江而得名。得知临沧号称“滇红”之乡，他也表现得非常惊讶。旅行者向往的永德大雪山他仅是听说，从未攀爬过。 　　这个云南小伙子只知道家乡很穷，对家里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里人都是布朗族，却不懂布朗族的语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说的是傣族中汉傣的语言。其余方面，基本汉化了。 　　有时候，回忆起故乡，他像打开了一道回家的闸门，思绪在那些家乡快乐的记忆里兜兜转转，不肯回来。 　　在沙建微的记忆中，故乡是连绵不绝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绿色。天空蓝得透明，少有的几朵云彩会白得炫目。奶奶和母亲会在中午时分背上大竹筐上山采野生菌。两三个小时就回来，背了满满的两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会跟小伙伴们上山采菌。“小孩儿就是为了玩儿嘛，也不认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闪着光亮，嘴里却一口京腔。已经听不出一点点乡音，“现在当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污染，山里没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爷爷留下的老宅里。白墙、黑瓦，小飞檐，瓦当上镶嵌着图案。院子里种着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里是白嫩的莲藕，田地里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还有茶树和木瓜。 　　父辈们将大片的烟叶撕掉叶脉，搓成一个个小卷，用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每天只要下田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到邻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种、收获。父亲只想着种田的事儿，甚至连种田也无需操心太多，只要按照时令规律来做就行了。 　　“村里人身体都好，也不像城里人还想着生病没钱看病怎么办。”村里有个老中医，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亲会上山采草药给他吃。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认得一些草药，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杀猪。会留下两个猪后腿用很多盐腌制成火腿。做菜的时候要先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锅里炒，这样才不会太咸。用豆腐、猪血、鲜肉灌制的香肠、辣乳腐、牛干巴，这些都是沙建微爱吃的。 　　沙建微虽然想念家乡的美食，母亲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吃的，他却总是一口回绝。他尽量避免和家乡产生什么“过分亲密的联系”。 　　“歌词里我写过，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安逸的生活背后是无聊。”沙建微的村里，家家户户都认识。除了谁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让小山村热闹上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沙建微只能是打牌、喝茶。到田里、河边、山上乱逛。 　　对故乡，沙建微有着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临沧市读技校时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着，快到家的时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开始后悔。家里安逸得让人失去斗志，他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三 　　北京满足了沙建微对于城市的一切想象。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乡人看来，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从我的祖爷爷开始，就想来北京看看。在我们的眼里，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对来北京的那个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结冰、雪花落下是什么样子。 　　不过，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沙建微见到了一段古城墙。举目四望，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古老与现代的结合。”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城市”。 　　在这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生活在这里，看看那些光鲜的，“原本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连北京混浊的空气，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气就该是这样的。”他说。 　　不过，在老乡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个不孝子。自从17岁离开家，沙建微从来没有给家里邮寄过一分钱。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亲戚。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都会跟随着亲戚朋友外出打工。这些年轻人，每个月都会给家里邮寄三四百元。就连比沙建微还要小两岁的弟弟，也每月给家里邮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认同给家里邮钱的做法：“每个月800元的工资，邮寄给家里一半，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大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像我在饭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个宵夜，一个月也得三四百吧。” 　　离开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这儿和沙建微对城市的想象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厂房、蚂蚁一样的人群，没有高过六层的厂房，单调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认识工厂之外的街道。 　　十个月后，沙建微离开深圳，去了广州，找了一份在饭店传菜的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攒钱买了把三百多块钱的吉他，自学乐谱，后来干脆去当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里，父母会打电话要沙建微邮钱回家，后来渐渐的，父母不再提邮钱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声渐渐在老乡们中间传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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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8月21日，郭美美在事先通知媒体后，到北京八里庄派出所报案，并让外婆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图／CFP           在郭美美事件爆发三个月后，郭美美开始发力了，目的很明确，她希望进入娱乐圈，希望人们仍然关注她。 　　网络时代催生了不少这种“明星”，通过一个丑闻或者充满争议的事件，让某人爆红，然后逐渐洗白，获得自己的商业模式，比如芙蓉姐姐、比如兽兽。不过，这一次，郭美美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报警秀” 　　8月31日晚9点39分，郭美美工作室Jackie给某媒体发送出一条短信：“你好，刚开始整理海量信息，看到你5号来信，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几天，这样的短信Jackie发送了不少。从邀约过采访的媒体里，他选择出一些认为合适帮助郭美美澄清坊间传闻的，准备安排专访。 　　其实，一个半月前，Jackie选择过第一家媒体试水。郎咸平主持的《解码财商》，那也是他为郭美美事件做的第一次公开的公关，不过效果不佳。 　　直到8月15日，郭美美宣布成立名为“郭美美工作室”的团队，准备进军娱乐圈。四天后，郭美美的第一支单曲发布。 　　单曲发布的第二天，郭美美又上了新闻。8月21日中午，北京市八里庄派出所门口围了不少记者，郭美美随后而来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受到恐吓。几小时后，视频、图片、新闻出现在网上，几乎全程记录了郭美美报案称遭恐吓的过程。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也刊登了郭美美报案的新闻。 　　记者何能未卜先知，全程报道这次报案？一名报道此事的记者说，她就是接到郭美美经纪人的爆料才能提前赶到。 　　郭美美事后也承认：“工作室通知媒体是希望给那些不法分子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法律。” 　　报道此事的，多为社会新闻记者，这次“报警秀”事实上为郭美美的新歌做了个大广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事先张扬的报警事件”中，郭美美的外婆也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 　　将外婆置入明知有媒体的场所，郭美美是否用亲人打苦情牌？郭美美事后说：“让外婆出面是因为她也是当事人，也不想把家人牵扯到我这件事情中来。外婆没有因为这件事责怪过我。” 　　但是没过一个月，郭美美的外婆还是顶不住媒体的压力，回了湖南。 　　某种程度，这算一次胜利的舆论引导。郭美美第一次在一个没有质疑、没有红十字会的新闻中，充当女主角。 　　专访风波 　　在社会新闻版面见报后，郭美美开始谋划占据更大的篇幅。 　　大部分获邀的媒体，都曾在三个月前郭美美事件爆发时，通过微博或短信提出过采访。彼时的采访，主要为了调查红十字会真相，而当真相陷入“死地”后，财新等媒体选择了拒绝专访。 　　女性时尚杂志《嘉人Marie Claire》是第一个刊出郭美美专访的媒体，在这个专访中，郭美美被描述为一个单纯、有些可爱的女孩，大幅的报道还配了颇具时尚度的照片。 　　杂志一出，引发公众讨论，很多人批评媒体帮助郭美美洗白。重压之下，《嘉人》就这一专访公开致歉。 　　9月12日，两家采访过郭美美的媒体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撤稿。《新京报》执行总编王跃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如果没有真相，好奇心与关注度是不是一种病毒？今晚毙稿，对不住记者编辑们的辛苦，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被看不见的利益操纵，我们不能传播病毒。” 　　关于郭美美走红是否道德沦丧、报道郭美美是否助纣为虐的讨论在媒体内都已然分为两派。 　　作家任晓雯微博中称：“郭与芙蓉玉凤的炒作性质不同，后者是无害的，前者则伤害了全体纳税人的感情。利用郭的名气进行商业牟利，是一种漠视民意的无底线，是一种背叛。身逢乱世，你可以不做英雄，但是千万不要助纣为虐。” 　　也有一派认为，报道是媒体的自由，不应该因为郭美美上纲上线。王小山就表示：“道德家是最可怕的物种，尤其是喜欢评论他人道德的‘家’。” 　　郭美美“洗白”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在她的微博和媒体专访的评论中，有大量网民热批郭美美，并表示抵制她进入娱乐圈。 　　9月13日晚上，郭美美参加搜狐视频访谈时失声痛哭。郭美美的经纪人说，此次专访后，郭美美近期情绪非常不好，暂时不再接受采访。 　　更多压力 　　压力大的不止是郭美美，她的经纪人Jackie也承认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他一直非常小心，不让自己也涉入郭美美的风波中。 　　Jackie一直没有向媒体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嘉人》这样的局外人都已经要承受这样的谩骂，我作为局内人，这样的压力根本承受不起。不管美美这件事结果如何，我今后还是要在圈里混的。一旦名声坏了，我的事业也就毁了。” 　　在搜狐视频的访问中，Jackie和工作室另外一名成员入镜了。他们不愿意以郭美美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最终，Jackie花了很大的心力将视频中自己的镜头删掉了。他说，“我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了，毕竟我还有本职工作要做。”他们二人在郭美美事件后，一直帮忙打点，直到工作室成立后，也一直是只有他们两个。Jackie本职是做电影电视营销，帮郭美美也是兼职：“不是我们不想找人帮忙，是真的找不到。这样的压力，谁都承受不起。” 　　其实，郭美美一方的是否继续似乎意义并不大。愿意消费郭美美的人还在暗处，抵制郭美美的人已经站出来了。 　　歌手巫启贤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直言：“娱乐圈没有门，不收报名费，郭美美想进来没有人会拦着，让她进来试试看，看她能得到什么。娱乐圈也是有自己的规则的，至于别人会不会捧她，反正我肯定不会，我是傻子啊？” 　　巫启贤一席话说出了很多娱乐圈里人的看法，同时也成为娱乐圈公开抵制郭美美的第一人。 　　影评人张小北对郭美美进军娱乐圈一事的态度，正说明了郭美美这味“毒药”被标上了道德的红字：“听说郭美美要演电影了？中国电影真的已经无耻到这么没底线了吗？任何买票去看她的观众，都是给中国电影挖坑的掘墓人。” 　　洗不掉的“红字” 　　“两年后郭美美如果开一场演唱会，会有人去看吗？一定会有人站在体育馆门口抗议，也一定会有人买票去看。”作家李海鹏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麻木，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 　　郭美美主动联络媒体的行为，Jackie称其为“最直白的娱乐营销手段”。从八月底，工作室开始给媒体发出短信开始，郭美美事件的第二轮风波就是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只不过结果超出了预期。 　　一个事件之后，配以一系列娱乐营销的走红之路，这样的例子在网络时代并不鲜见。芙蓉姐姐、凤姐、兽兽都走过这样一条路。 　　李海鹏说：“郭美美和芙蓉姐姐完全不同，芙蓉姐姐是通过丑化自我形象来娱乐大众。而郭美美事件是一桩政治丑闻，这桩丑闻触碰了当下社会最刺激大众的元素，那就是腐败，而且有关慈善的腐败会引起更大的愤怒。” 　　显然，公众对郭美美事件的结论并不满意，虽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被暂停活动，可没有公职人员为此担责。而郭美美和她的母亲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她们的财富。 　　郭美美所涉及的丑闻，包括慈善被某些官方和商业机构滥用、财富来源不明，这种政治丑闻绝非芙蓉姐姐和兽兽等人所涉，也是国人最为痛恨之点。 　　李海鹏说：“对于政治丑闻的态度反映了社会接受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舆论对于郭美美事件表现出的麻木，是中国长久以来成功学盛行的产品。很多人无意识地接受了，恶名好过无名，令人生厌好过生活贫穷。” 　　而截至目前，舆论并没有表现出麻木，人们也没有忘记最初的不平来自何处。或许，此次郭美美发动的舆论之战和她三个月前修改自己的微博认证一样，都不会带来想象中的荣耀。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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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 图／文 杨抒怀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提出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这个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现在是中国农民工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农村、农业生产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更倾向于长期居住。有专家总结了他们的特征，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因为有一定的文化，他们思维活跃，不安于现状，不会像父辈那样，选择“一直打零工，哪里需要去哪里”。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白领”，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父辈们“傻根”的形象早已不被他们认可。他们穿着前卫，热衷聊QQ、打游戏、K歌，渴望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但他们已强烈地认识到，他们是城市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 　　在这个庞大的群像里，我们撷取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透过这些色彩和冷暖对比强烈的图片，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一种潜藏在影像深处的冲突。在镜头里，他们平静，因为站在自小熟悉的空间里；他们不安分，所以昂着头骄傲地看着远方；他们尴尬，那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就像灰色背景下，身上的一抹艳丽色彩。 　　技术我最大，走遍神州都不怕 　　我叫黄亮，27岁。进过工厂、也当过厨子，但是从来不知足。家住江西樟树熊家村的我，在外面已经混了很多年 ，现在是一家工厂的拌料工。 　　在外面的这几年里，技术是我饿不死的安身立命法宝。以前，每次发了工资，我都会叫上朋友一起去喝酒，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而现在，我最大的成就则是拥有了“两千斤”，一对双胞胎女儿，大牛牛和小牛牛。 　　千金难求，千金也是重担，我要更加努力才能赚到奶粉钱。我想再学门技术，参加市里搞的养殖培训班，技术我最大，走遍神州都不怕！等条件成熟了，我要搞个养殖场，丁磊不是都养猪吗？        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我叫杨洋，2008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加入了浩荡的外出打工大军，我生性喜欢城市，那里热闹、好玩，每天能去泡吧、宵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够High。         城里人觉得我是乡下人，乡下人觉得我是城里人。我自己觉得嘛，我多少还是有点“潮”。在杭州的两年时间里，连我的普通话都基本摆脱了乡土气息。        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反而有点不适应，家里太冷清了，不能上网，不能泡吧，连养眼的美女都看不到几个。我想更好地融入城市，我努力地学习制鞋，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始终拥有希望 　　我叫杨星红，16岁，文化程度不高，女孩子出门太远家里又总是不放心。于是，我留在离家乡不远的樟树市鹤立酒店做服务员。 　　我想，大多数和我一样文化程度的女孩子第一份工作应该都是这个吧，从哪里起步没关系，我爱八卦，很多明星不也是从端盘子起步嘛。 　　先做着吧，积累点经验，入行虽然不久，我却也从招呼客人的过程中学会了察言观色，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小有心得，也稍有心安。但是，可恶的是，这样的安稳没能维持多久，我上班不到一年，酒店就因生意不景气被迫关门。 　　回家休整些日子，我还是想借钱开一家自己的精品店，现在大家物质条件都好了，会花更多的钱来装饰，应该会有市场的。对于扎根城市，我还不能说掌握了诀窍，但却始终拥有希望。         饭碗不是找来的         我叫晓芳，22岁。我在学校学的是商务英语，现在在佳程大酒店当实习服务员，这和我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不同。想法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吧。我就希望自己能从基层工作做起，在每个岗位上锻炼自己。         趁着年轻，我应该多学些东西，对于择业，我更看中能不能学到东西，更看中发展空间，尤其是公司的企业文化，虽然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可以选择谈恋爱，可以选择任逍遥。但是，我喜欢逼着自己成熟。         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一边实践，一边开始规划，追求自己的理想。 饭碗不是找来的，是靠自己慢慢打造出来的。夯实好基础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到深圳去发展，从事外贸方面的工作。 我还是想安定         我叫赵定，24岁。我的高中老师在读书的时候跟我们说，往前走，才有路。于是，在我高中毕业后，就一路走到广东。先是在东莞的一家五金模具厂做苦工，完全是卖体力的活，吃不消，又换过几次工作，辗转了几个城市，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工资最高水平的时候也只有1000多块。不过，多走了几个城市，见识倒是增加了不少，就当是旅游吧，反正家里也没有经济负担。         折腾了几年后，我还是想安定了。于是回来跟姐夫学习修理电器。去年年底，父母出资本股，我出技术股，在长沙河西的银馨家园，我已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门面。门面是姑姑家的车库，虽然只有24个平方，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除了航空母舰，其他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送给我修。 黑领也比“泥领”好          我叫卢永明，17岁，家住湖南省岳阳市钱粮湖古月湖村一组。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有一句话，“永远有多远？”我马上想到自己，可能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永远的明天，我一直在追寻我的明天，明天在哪里？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很早就离开家乡，15岁就到长沙，现在，我在一家汽车修理行当学徒。当学徒很辛苦，雨雪天气有时候都在户外工作，又湿又冷。现在车子这么多，搞这行应该会有些机会。在这个城市，我有个“白领”姐姐，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写字楼里上班，她常常大包小包的来看我。看着姐姐的斯文，而我满身油腻，兄弟们常常笑话我是个“黑领”。         我不喜欢种田，黑领也比“泥领”好。乡下的生活，一个字，闷，两个字，很闷。         我现在一门心思，学好手艺，艺高人胆大，以后会有更好的机会等着我的，不用晚上做事，不用黑白颠倒。         我也想挤进县城 　　我叫赵甜，17岁。初中毕业。不喜欢城市生活，没有出过县城。 　　“我没有背景，我只有背影，我没有身份，我只有身份证，我没有文化，一切靠造化。”这是我手机里储存的一条短信，也是我自身的最贴切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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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8期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曾梵志作品《1996，面具系列No.6》。 　　一小时后，是朱萍的“姐妹淘”时间。这个周末，她们约在三里屯的Nearby The Tree咖啡厅。 　　换上新买的Chloe吊带长裙，朱萍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配上盛夏草绿系眼妆，朱萍觉得这样的搭配漂亮极了。她很满意。 　　唯一让朱萍不满意的，是她要从双井的公寓乘地铁到聚会地点。 　　小白领的共振 　　朱萍是一家外资银行的职员，从上班那天起她就把自己划归为小资一族。 　　“衣着考究，神情淡然，经济独立，有固定社交圈子，生活品位高。”是她对小资的定义。 　　朱萍会把这些定义固化到自己的生活中。她的衣橱里并没有很多衣服，但每一件都是高级面料的名牌服装。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咖啡馆参加“姐妹淘”聚会。“姐妹淘”是朱萍看来最有情调的，三五个知心好友每周见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精心打扮，相约到高档咖啡厅或是美甲店坐上一个下午，聊时尚也聊男人，无话不谈。 　　朱萍说自己很节俭。她的工资税后每月六千多，在北京并不算高，所以她不能大手大脚，省钱才能让她井井有条地享受高品位生活。即便朱萍觉得地铁配不上她三千块钱的新裙子，她也不会狠下心去打车。在北京，朱萍几乎没怎么打过车。 　　现在过年回老家，朱萍都带家人下馆子去吃饭，她喝不惯家里的白开水，要买瓶装水喝，用不惯卫生间的蹲坑儿。家乡的同学们经常说：“小朱出息了。” 　　朱萍花心思经营生活，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小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时，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朱萍没有告诉老家的同学们，刚工作的时候，为了省钱买包，她连中饭都不吃，因为在CBD附近吃中饭很贵。这些事情，只有在最私密的姐妹淘时，她们才会讲出来自嘲，然后彼此安慰。 　　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会找到符合自己的姿态，很多时候，人在其位就会很容易迷失。 　　比如时尚圈里的“晒富”。 　　某知名时尚杂志编辑说，她的圈子就是一个比吃比穿比男人的圈子。 　　有一个圈内的段子。二十来岁的美容编辑在微博里晒高档化妆品，说自己除了La Mer不用，除了依云不喝。La Mer是一款贵妇级化妆品品牌，适合年龄是中年以上，根本不适合年轻女孩儿。 　　有一些人借这个段子讽刺时尚编辑，拿着几千块的工资，用名牌赠品装贵妇。 　　“我们会有很多出国机会，参加秀或者晚宴。有些刚入行的小编就会迷失。他们晒出国照片、晒五星酒店、晒时尚晚宴，吹嘘自己过着奢华、高品质的生活，甚至迷失在这些奢华之中，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其实做时尚记者很辛苦，没有所谓的慢节奏和享受，体验这些高品质只是工作。”上述时尚杂志编辑说。 　　在时尚圈子里，即使大家看出有人装高贵、装富有，也很少有人会说出来。“有的时候，摆出一些姿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大家司空见惯。” 　　“其实，无论装愤青、装小资、装文艺还是装贵族，都是个人的选择，无伤大雅。但各种‘装’越来越多，身边的兄弟也总喜欢把自己架在某个位置上生活。我就是想讽刺一下他们，给他们敲个警钟。”2010年7月，Jay在人人网上建了一个“装”小组，给兄弟敲警钟就是他成立小组的初衷。 　　装族指南 　　和Jay的小组一样，社交网站上流行着各种各样与“装”有关的小组。 　　这些小组里，成员们喜欢调侃、挖苦身边的装，最火的是各路“装指南”。 　　《去星巴克里装大蒜》：“在星巴克冒充一个有身份的人，是行为艺术的一种。装蒜也是艺术！首先你必须带一本杂志，啥？《读者》？按照小资圣经《格调》里面所说，连《国家地理》、 TIME（时政杂志《时代周刊》）之类的杂志都只会暴露出你庸俗的小中产阶级格调，起码得拿本Economist（有鲜明立场的商业财经杂志《经济学人》）……” 　　《十三人士必看》、《装小资的十招》、《白领们你会喝咖啡吗》、《伪球迷指南》、《贵族法则》、《如何伪装成经济学家》、《美利坚指南》、《不列颠指南》、《打造国际名媛》，各种指南大行其道。 　　这些指南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内容详实。 　　论坛常见这样的讨论—— 　　楼主：“我今天真的看见一个用酷我音乐盒放古典乐的傻×。” 　　一楼：“你应该告诉他别用酷我这么民工的软件了。” 　　二楼：“介哥们一定没有认真研究指南就去装Bility了。” 　　楼主回复二楼：“装Bility是啥？” 　　楼下众多回帖：小资、非主流、小众、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文艺、愤青…… 　　开了“装”小组以后，Jay发觉并不是只有身边的兄弟们在装。 　　“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传播途径让女生们看到了很多不现实的东西，跑车、香槟、咖啡馆。女生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些玩意给引导的偏离了，作为男生，为了获得女生的青睐，只有让自己变得更符合她们的想法，所以就必须得装。”Jay现在觉得“装”很悲哀很无奈，“谁不装啊，或多或少都会装。” 　　《假装的艺术》就是一本教人不露痕迹伪装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劳伦斯·怀特德·弗莱完全没想到这本原意讽刺的书一夜之间成为小资圈里的畅销书。转折的契机就是南方出版社把这本书引入中国。 　　劳伦斯把“装”分成电影、书籍、话剧、把妹等18个领域。装的行当里，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表演风格，之后，只需要一项一项拓展专业，最终就能成为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 　　劳伦斯说，《假装的艺术》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讽刺一些爱面子的假装人士。“有时候假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过，假装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或坚持前卫生活方式的时髦人士可是万无一失的。” 　　Jay说：“指南里令人哭笑不得的‘高招’，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小伪装集中在一起。”说起人们为什么装，Jay认为：“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通过小装一下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时间久了，又开始夸大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借以获得虚荣和优越感。” 　　从咖啡到红酒 　　要想装，必须借助某种工具。 　　“装指南”里一定会指出，要装某种身份，可以去哪些地方。北京的后海、798、单向街书店，上海的田子坊、1933屠宰场创意园、红坊文化艺术区，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先锋书店，广州的沙面、小洲村，全都榜上有名。 　　最流行的装小资去处就要数星巴克。 　　高级写字楼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在中国，星巴克咖啡和小资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 　　早年港产电影里，白领们喜欢端着一杯咖啡疾步走进办公室。 　　“当它们（咖啡）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陈丹燕在《上午咖啡下午茶》中用时髦概括咖啡传入中国的大都市。 　　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咖啡是白领、小资出场的最佳伴侣，这种香气浓烈的饮品被符号化了。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一种姿态，潜台词是，你拥有某种身份和品位。在星巴克，一杯拿铁咖啡的价格是25元人民币，没有昂贵到工薪阶级不能负担。25元咖啡不能区隔社会地位和阶层。于是，红酒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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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8期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曾梵志作品《1997,Mask Series No.8》。 　　饭局，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主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忽然，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胖矮个儿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胡来！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胖矮个儿略一错愕，随即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您批评得对！是，是！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个儿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假装吃饭。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装孙子”似乎成了商人成功的必备基本功之一。在生意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不装孙子，就当不了大爷。 　　“案板上的猪” 　　“我也装过。”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毫不掩饰。“但是和小姑娘买个ＬＶ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里的人”吃饭。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规矩。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装饰很一般。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诚恳是关键。“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两万元计算，开了四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 “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呀，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需要盖多少个章？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心，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我这是广结善缘啊。”他叹了口气。 　　商业教父也装过 　　李青山绝对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个儿胖子也不算。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有！地位多高？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客气，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 　　《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柳传志仍记忆犹新。“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如今的商业大佬们，不但自己要经常装，也遇到过很多装的人。冯仑曾讲述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的学先进故事。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当红的信托公司高层装神秘，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戴上的面具也不同。 　　“消灾避祸” 　　而实际上装低姿态，对某类人来说，不仅是成功的阶梯，有时还是消灾避祸的手段。 　　商人王彤，曾经盛极一时，后来锒铛入狱。数年后，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监狱里他有很多时间学习和反省。有一件事，他断定和日后的命运轨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很大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了我一两个小时。当时我不懂得装孙子，自己觉得已经是大爷了……”现在想来，他觉得幼稚得好笑又可悲。 　　后来，他在监狱里研究胡雪岩，凝望铁窗，思忖良久。发现了其悲剧更重要的一个引子。“李鸿章要搬倒左宗棠就必须先搬倒胡雪岩，如果早读这本书，何至如此？” 　　从此他懂得装孙子，又懂得保持距离。 　　和他一样，对权贵望而生畏的商人不在少数。在《革命与生意》一书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盛宣怀、胡雪岩是一类人。他们亲近体制，又游离体制；他们最大的成就依托于官权，可始终希望抹去权力对商业的烙印。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中，而政治的波谲云诡又岂是他们可控？当他们搭上清王朝这条大船的一刻起，就注定玉石俱焚。” 　　所以不难理解，一群人长袖善舞，拜倒在权杖脚下。另一群人，读懂了胡雪岩、盛宣怀的宿命，谦卑地俯身拜谢，希望有一天能全身而退。 　　一个企业家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拒绝的故事。那时，他的企业已经做大，虽然他立志不攀附权贵，但那一次，是权贵找到他，希望合作。 　　在一个觥筹交错的饭局，他趁着酒酣耳热，很真诚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表示，自己确实实力不够，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拒绝的要点在于，“态度要十分尊敬和谦卑。”他已经年过半百，白发斑驳，但该装孙子的时候还得装。这让他在发展中保全了自己。 　　李青山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痛苦，他的企业还没大到招蜂引蝶的程度，但烦恼总是有的，装孙子这件事情，一旦开了头，很难停下来。“不仅在于眼前的殷勤谦卑，还在于持久的忍耐。” 　　一个明媚的午后，办公室里，秘书带来一个穿着正装的保险推销员。一脸自信而又神秘的样子。对方跟他说，您的手机号是某人给我的，他让我跟您联系。李青山一愣，而后笑着招呼他坐下。 　　“我不好为这点小钱去惊扰那谁吧，又不好轻易得罪”，于是他忍了，一年的保险费就买了好几十万元。 　　他管这些忍耐和付出叫做“善缘”，一旦遇到危险，他希望可以取出来兑现。虽然这危险可能永远不会遇到。 　　“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后者大多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么总结。 　　商人们的假面，或许是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 　　（文中人物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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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8期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曾梵志作品《1994，面具系列 》。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 “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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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学东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是去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 　　这也是个古老的愿望。“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斯多德说。 　　也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到城市的目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生活在城市，越来越多人像我当年一样，来到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却未必。 　　1 　　1989年6月中旬，学校来电报催我们返校，其时我正在苏南乡下的农田里插秧。 　　“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当最后一株秧苗插好后，我直起弯了几天的腰，把手中剩下的一把稻秧撒向天空。 　　考大学，进城，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像电影《决裂》里上大学穿上皮鞋，曾是我们这些农村人最素朴的想法。 　　那一年，我留在了北京工作。 　　我的生活里，确实再也没有插秧割稻收麦子和挑粪了，也终于穿上了传说中的皮鞋。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到处泥泞，连裤腿上都沾满泥巴了。 　　不过，城市很快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 　　我学会了站在公交车上睡觉，习惯了上班要穿越一座城市，习惯了公交车地铁上的摩肩接踵，习惯了每天很晚到家很早出门，甚至一场大雨堵上七小时也要安之若素…… 　　这很正常。 　　圣人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益其所不能。 　　如果家里没有黄金权力为你铺就的道路，你就得努力，就得忍耐，就得接受磨练，学会奋斗…… 　　我一直相信瓦西里同志说的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2 　　我很幸运。 　　当我来到北京时，除了健康的身体，健全的智力，身无长物，也无位高权重的亲朋好友。 　　但这个陌生的城市确实向我展示了它的魅力。 　　它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遗产，还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各种设施，机关、企业、医院、学校、商店等等，虽然大多数时候与我并无关系。 　　更大的魅力，是这个地方遍地都是机会，哪怕你祖辈都是农民，只要你努力，你就可能拥有你追求的东西，实现自己的梦想，不仅是物质的，同样还有精神层面的。 　　故乡的城镇也越来越现代化。不过，它们并没有打破传统习俗稳定的平衡，生活依然是熟悉的不紧不慢，到处都能遇到认识你祖上三代的熟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没有什么私密。情感是这个熟人社会的最大关系和主宰。 　　我当初选择北京，也是为了挣脱熟人社会。这恐怕也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北京这样的大都会却不是这样。在这里，最大的关系是契约精神、职业要求和专业水平。所以，理性才是最大的主宰。而自由，也是大都市文化的特质。 　　这也是支撑现代大都市年轻人梦想的支柱。 　　北京这些年的变化实在大。从亚运会，到奥运会，投资一茬又一茬，城市大饼越摊越大，职业和社会生活迅速丰富多样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每次回家跟同学聚会，我都很自得。我们总会比在老家的同学多知道早知道一些信息，哪怕很八卦无用。毕竟，生活也总是需要一些无用的东西妆扮一下的。 　　如荷尔德林所言，我们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3 　　但大都市生活并非全是光鲜。 　　城市理性的另一面是残忍。 　　理性和契约精神意味着只重视交换价值，而非情感。 　　大都市生活中，整个世界似乎转换成了一道算术题，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数学公式中。 　　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量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度量。 　　高速节奏背后，是漫长的征程，是各种无望的忍耐，是亚健康，甚至猝死。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女人怀了孩子，不敢生。 　　为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生孩子了，她的工作谁承担？别人承担之后，她又回来怎么办？要生，先辞职。 　　所以，在一些单位，许多育龄妇女，为了保住工作，不敢提生孩子的事！ 　　虽然，这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甚至违反了人性。但人家单位，可没有明示说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知道，很多单位，加班加点是常态，但却没有人提加班费的事，虽然国家有规定。 　　不想干？想干的人多的是！ 　　对人的尊重和社会保障，似乎永远不能和城市的现代感并驾齐驱。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活动会议、交际应酬，与你的专业无关，与你的职业操守也无关，但你却同样必须参加，不得请假。 　　没有人再去反对。慢慢地，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包括那些不正常的坚忍。 　　慢慢地，每一张原本光鲜的脸蛋，千面一律地漠然，眼神空洞。他们冷漠地去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忍，变成了中国式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人们孤独地生活在喧嚣的都市环境中。面对强大的都市力量，个体毫无对抗之力，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曾经渴望的熙熙攘攘的繁华成了一种折磨。 　　生活如此异化，看不见尽头，但还得继续。 　　4 　　不忍，怎么办？ 　　朋友来北京看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坚持留在北京，宁可住4.2平米的地方，也不愿意回故乡去住大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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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七期 作者 徐一龙         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人们却也无处可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半个小时。 　　我问：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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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姬之幼（左）和陆顺梓，夫妻俩今年重新回到北京。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从家乡到北京，从北京回家乡，然后再回北京。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姬之幼和陆顺梓又回到了他们开始的地方。 　　初闯北京 　　2006年春天，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 　　小时候，父母带她来过一次北京。她一直记得那一幕——在北京的街头，迎面开过来一辆带辫子的公交车，里头坐着一个穿雪白衬衣的男孩，她看见了他隔窗眺望的眼神，明亮而清澈，好像对未来充满了无边的希望。“当时我就想，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长大后，她迷恋演员黄磊，甚至为了来看他，一度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来北京后，她认识了北影毕业的山东男孩姬之幼。现在，他已经是她的老公了。 　　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2007年3月的一天，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离开与回头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去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重启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呆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彼时，喧闹的奥运会刚刚开始，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都市生活的变奏脚步不停。2009年7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四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并不习惯，顺梓并没有长期打算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四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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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大楼。很多年轻人梦想进入中移动这样的央企。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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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杭州人才交流市场的一次公务员招聘大会人潮汹涌。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东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天天是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着的。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报考新疆塔城海关。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羡慕嫉妒恨”。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第二轮面试是八选四，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员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爷爷和李政开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泰安，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泰安去的。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是一个“杂活儿”：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曾经有一周，王艾寒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宿舍中首个结婚者。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泰安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其中，泰安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试必考。”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男的在一家民营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也很低。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元一个月，两个人打算近期结婚，可是济南的房价涨得也很厉害，他俩的婚房到现在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回泰安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威海市一个事业单位。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威海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威海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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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刘香成摄于1980年名为《三个戴军帽戴墨镜的小年轻》的照片。资料图片 1984年，谷牧副总理（左一）视察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时，余昌民（右一）充当日语翻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年轻的高铁博在新疆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2年，余昌民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有两个顺理成章的去处，留校或去国家经委，他却选择了到蛇口。 　　1986年，高铁博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时，也可以坐等大城市的分配，他选择去新疆。 　　一个南下，一个西行，选择不同，却都诠释了一代青年的积极和洒脱。 　　出入清华 　　在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体育课上，亲眼看见一大批学生赶赴北大——去看大字报。“文革”就这样悄然降临。 　　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读书成为了奢望。六年制的学业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冲击得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凉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学校大礼堂，便作为“旧教育的残渣余孽”黯然离校。当时，大家甚至还没开始上专业课。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车，余昌民被分配到家乡的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上了一名产业工人。“我进这个工厂时，越走越荒凉，我最后穿过一个河塘，心里晦暗极了，我当时想我生是这个厂的人，死是这个厂的鬼了。”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大家喊我大学生，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生。”他多次打听母校是否还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国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对于被耽误了近十年时间的余昌民来说，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摆在眼前，“唯一感觉就是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赶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汉成家的他准备考当地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 　　把荒废已久的功课捡起来，艰苦难以想象。英文忘干净了，俄语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语；六公分厚、大开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砖头一样啃下来”。宿舍里经常停电，就留在车间里复习，夏天太热，就让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炉烧旺一点，唯有复习之勤奋，不分寒暑。一年下来，他的学业已大有起色。 　　此时，余昌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同学姜彦福。在这封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彦福力劝老同学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他这样描述道：“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 　　余昌民被说动了。 　　1979年，余昌民以优异成绩重返清华，成为了首届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这个系在几年后，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经管学院。余昌民的理想有惊无险地起航，此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在天津静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刚刚开始发酵。只不过，命运对他显得有些荒谬。 　　叛逆与常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尽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为选择不多的青年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在那以后，没黑没白，近乎着魔地学习、复习，几乎就是高铁博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与目标明确的余昌民相比，身在农村的高铁博对自己将来的学校、人生规划，根本不敢多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全届同学不论报考的学校还是院系，均由班主任等老师代为填报。志愿表，高铁博他们连见都没见到。 　　1982年，高考成绩揭榜，17岁的高铁博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然而，眼界稍开，高铁博顿时惊呆了——自己的成绩分明比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还高了几十分。中学班主任的“好心代办”，带给他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我内心积蓄的叛逆坚定起来，我渴望自由，决定不再盲从屈从，而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高铁博最深切的体会。 　　为此，高铁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两节专业课，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饕餮般地借书读书。当时，他身兼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前两年的成绩未出过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欢文学，高铁博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团——“走廊诗社”。那时，伴随伤痕文学、新诗潮的兴起，校园文学气氛渐浓。诗社的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在学校花园纵情歌咏，“好像不服李白的岁月”。 　　“那时，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诗人。”他回忆道，当时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个社会回归理性，机会也在增多。 　　1980年，余昌民被幸运地选中，成为清华经管系唯一一个赴日研修生。临行，一位老师拜托他找日本某位全面质量管理专家，讨教一个问题。谁知，到了日本企业一问，竟然没人认识这个“著名专家”——每个公司，都拥有针对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谁有什么背景、什么权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实施的原则。” 余昌民感叹，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我们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实是常识。” 　　回到国内，补齐学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毕业论文与众不同，主题是“企业素质的改善”。 　　这个论文主题一度让他的导师不太满意。余昌民笑道，清华作为一所突出工科特点的学校，毕业论文要通过的话，有一个诀窍是引用很多参考书，西文越多越好，还要有很多数学公式，弄得导师和评审人都不一定能懂。但是，当时的余昌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式的多寡、对错，而在于工厂的体制，进一步说，“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 　　事实上，积极性，也成为那一代青年的普遍情绪。 　　南迁 　　1982年，即将从清华经管系毕业的余昌民，开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问题。 　　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筹备在即，作为学校着力培养的精英，留在学院任教，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一个消息的传来，撩拨起余昌民的心弦。 　　那一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原则定为“哪来哪去，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对于余昌民这样的学生，这个原则无疑显得很人性化，毕竟，与家人分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师资面临流失，系领导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华实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荐的另一个备选，是去国家经委。用现在的话说，这意味着成为国家部委的公务员。余昌民为此联系了时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热情的回信：“能来经委，十分欢迎。” 　　就在此时，余昌民在宿舍与同学一次聊天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塌和说风凉话的人……”余昌民一时怦然心动。 　　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有的同学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还有人说，学广东话相当于学一门外语。有的人也想去闯闯，但是考虑孩子以后留在清华上学的问题，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犹豫再三，余昌民决定，找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谈谈。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余昌民骑车前往西苑，拜会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两人一见如故。袁庚特别喜欢谈美国，余昌民却言必称日本，二人谈得兴味盎然。“袁庚当时就打电话给蛇口说了我的事。”余昌民回忆道，“工资待遇多少，住房条件多少我一概没有要求，事业干好了，这些水涨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团聚。 　　“去国家经委，那是个大机关，我即使在学校，可能就讲那些虚的东西。”余昌民说，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到这里是能有所作为的。 　　争夺人才的拉锯战开始了。1983年初，袁庚邀请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考察蛇口。学校特意指定余昌民陪同，实际上，寄希望于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不过，人最终没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气，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退缩，这一退缩是千差万别，关键的时候努力一把，与放弃了的结果相差很大。” 　　几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复。临行前看望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张床，几个柜子，一个书架，一辆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过来。初到时，一家四口人住过一间房，也在别人家里寄宿过几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来，才开始住上三室一厅。 　　八十年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是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经抵达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桥头堡，而高铁博则把目光投向了偏远落后的边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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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5-16 中国周刊201105期封面 李日辉。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1987年出生的李日辉，在即将大学毕业时面临一道选择题：去比亚迪，还是去南车南京（中国南车南京铺镇汽车有限公司）。 　　一边是待遇优厚的民营企业，一边是工作稳定的国有企业，到底该如何选择，他在心中已经权衡了无数次。 　　金田少年的纠结 　　2007年9月，20岁出头的李日辉独自一人从家乡广西来到北京，2700多公里，他一直记得这个数字。从此，他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在北京交通大学这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着喜欢的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李日辉出生在广西金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哥哥下有妹妹，都已早早工作。金田，16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发端之地。起义军留下的大宅院，已经被改建成留守儿童之家，历史的痕迹已然模糊。当年，农民起义军定都“天京”，即南京。如今，这极有可能成为李日辉毕业后工作生活的城市。 　　2010年11月12日，李日辉签约南车南京，成为班中第三个签约的学生。 　　找工作期间，李日辉和在上海工作了五年的堂姐有过深入交流。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堂姐，充当了他生活的导师。“堂姐列了选择工作的四点因素：发展空间如何；家乡文化与工作城市的文化是否相符；与家人以及女朋友的距离；工作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按第三点因素考虑，签约南车南京“并没有达到去广东的最终目的”。李日辉的女朋友在广州某大学读书，还有两年才毕业。去广东，曾是他择业时的重要因素。 　　今年3月14日，中国南车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协议：在江门市建立南车项目核心园区，这将成为中国轨道机车最大的出口基地。对李日辉而言，留在中国南车并且能去广东，江门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车南京给出的答复是：去江门可以，必须在南京培训两年。 　　“不知道两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薪酬待遇相比同学找到的单位偏低”，李日辉决定将南车南京作为保底，春节后回到北京的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他才向比亚迪投出简历。清明节假期结束后，接到笔试通知，4月11日参加面试，4月13日被告知面试通过。 　　他的人人网状态随即改为：纠结，比亚迪，要不要去？ 　　不愁工作的工科生 　　对于更多难以寻觅对口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李日辉面临的是甜蜜的苦恼。这些年，工科生找工作要比文科生容易得多。 　　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被教育部评为“50所典型就业院校”。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介绍，“所谓典型，一是就业率高；二是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李日辉所在的班级有31名学生，5人保研，5人考研，4个国防生，还有3人选择出国。剩下的14人中，2010年年底已有10人找到工作，其中8人分别签约中国南车、北京铁路局、北京地铁以及国内某知名汽车公司；一人签约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民营企业在2007年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四位；还有一人与江苏昆山某外企签订工作合约，放弃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递来的橄榄枝。“他觉得外企更刺激，更有活力，”李日辉微微一笑，“国企或外企，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对此王化深有着自己的看法：“2008和2009届毕业生，虽然就业总体进程比较缓慢，特别是理科、文科这些‘软学科’，但工科就业很快，优势学科在就业上还比较挑剔。” 　　与文科生鲜有接触的李日辉认为，“学校这么棒，正牌的交通大学，怎么会愁工作呢？” “来学校招聘的单位，只要是对口专业，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签到工作。” 　　不过，工科生们的选择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同样是出自北交大，2007年，夏怀鹏研究生毕业时，从来没有过“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这类想法”。虽然他现在也在国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当一名工程师。刚到三十岁的他，在外人眼中实实在在是“三十而立”，在北京有房有车。 　　他曾经有到民企工作的机会，放弃的原因很简单，那家企业在广东，而他很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在东莞做项目时，他认识了中冶集团的某工程师，后得以在这家国企实习，并于2007年1月顺利签约。 　　“那时候经济态势很好，工作比较好找。”李日辉面对工作时的多重考虑，并没有出现在夏怀鹏身上。 　　然而，北交大毕业生选择稳定性高的国企、事业单位的现象日渐明显。北交大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坦陈，“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已经占到了70%以上，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长。” 　　北交大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铁路、地铁、航空、客车、土木建筑等领域。王化深说：“这叫对路子，学校专业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在遭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复苏计划，其中，铁路投资将超过万亿元，公路投资规模每年将超过1万亿元。 　　王化深做出判断，“北交大毕业生进入国企、科研等事业单位的趋势会一直保持。” 　　倾斜的天平 　　2010年10月开始，一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剧异常火爆。看过影片的李日辉读出了“一股悲愤之情”：主人公遭遇现实的打磨，不再有当年的理想和激情。 　　李日辉和高他两届的班级辅导员关系要好，辅导员离开北京南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李日辉陪着他在宿舍楼下聊天。他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新，“辅导员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要忘记当初的理想。所以，我会坚持心中的信念。” 　　而他的理想始终绕不过现实生活，“给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给下一代好的成长环境，让爱人不要太辛苦，自己付出多一点没关系”。 　　比亚迪的面试通过后，李日辉发来短信：“可能会放弃比亚迪，南车南京待遇还行，发展空间也大。”模糊的词汇却透露出内心的纠结。 　　面试时，比亚迪开出的条件不失诱惑：可以落户深圳；工作满一年，认购企业自建房，每平2500到3500元不等，同时买公司的车零首付。 　　李日辉为此咨询一位长辈，“她觉得比亚迪是一个民营企业，稳定性不强，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有局限性。” 　　李日辉讲起同专业一位女研究生的故事：“她本来可以拿到一个起薪8000元的外企职位，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中国南车，转正后6000元。当时她的理由是，工作稳定，生活规律。” 　　稳定，这个隐藏于众多理由背后的因素开始凸显。此前，5名南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组成课题组，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院校的1416名2011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发现，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他说：“按我父亲的观念，进入国企，跟着国家吃饭，那是稳定和光荣的事情。”不过他也坦言，“父母毕竟都是农民，他们的建议有局限性，还是得自己做主。” 　　他开始找更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如果在南京一直做下去应该还不错的，我们学机械的，干的越多，经验越多，就越值钱。” 与此同时，李日辉认为国企的规律生活有助于对个人成长，“我不觉得稳定的生活会让激情熄灭，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学习，去哪里都有发展空间，何况在国企还有很好的保障。” 　　看似两难的选择题，几经权衡，他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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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障碍真的不是什么新闻出版政策，而是每个人的耐心和面对事实的勇气。老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这个不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一种现实的东西，是把事情做出来。                 2006年2月，《读库》第一期《0601》正式出版发行，这也宣告了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又多了个头衔——《读库》主编。         因为交游甚广，张立宪被朋友们戏称是京城文化圈的 “交际花”；也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呼朋引伴攒饭局聊人生谈理想。五年过去，文艺气息十足的《读库》和老六一起发生了改变。 变化     在2010年5月前，仝冰雪从没想过和大学老同学张立宪合作。仝冰雪是一位老照片收藏家。这三年来，仝冰雪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藏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长达62年的影集。从1907年到1968年，这位来自福州的名叫叶景吕的老先生，连续62年请人给自己拍照留念。     仝冰雪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下来，和老照片一起，准备出一本书。他知道大学同学张立宪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于是带着书稿来请老同学帮忙把把关。     张立宪看完书稿之后，急忙给他打电话，说想在《读库》登这篇稿子，这让仝冰雪感觉很意外。他以前看过《读库》，也知道是张立宪办的，不过，他的印象中张立宪的《读库》和自己不是一个路子，因此并没想过给《读库》投稿。     后来，这篇名为《一站一坐一生》的文章和老照片一起登在《读库1002》。一篇讲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文章在《读库》的发表，让仝冰雪对张立宪另眼相看。“看起来，他和《读库》都在尝试着改变，变得不那么文艺和小资。”     “《读库》的确在发生某种变化。”张立宪毫不讳言。     张立宪不否认，最开始自己接触的也就是文艺、传媒圈的人比较多，“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人尤其熟悉，最初设立的选题范围因此局限在文化、传媒领域。     比如，以前张立宪很喜欢陈凯歌写的自传《少年凯歌》。陈凯歌在拍《无极》的时候，他便想着，彼时，陈凯歌也人到中年了，应该可以谋划着做个《中年凯歌》什么的。     采访杜琪峰，他又想到一个奢侈的策划：杜琪峰在香港什么地方拍过外景，他们就到那里取景，找摄影师用与当时电影同样的镜头来拍，然后让杜琪峰来聊，杜琪峰觉得太费力，也谈不出什么，就拒绝了。     现在，即使杜琪峰这个选题还能做，张立宪说自己也不会再去做了。他内心倾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从2008年起开始，被张立宪邀请在11月初主持一年一度的《读库》读者见面会。     三年主持下来，柴静注意到，《读库》关注的领域，其实已经比他声称的文化和传媒领域宽广多了。《读库》给的很多甚至就是普通人从地里面挖出来湿漉漉带着泥土的东西。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在《读库》上发表的文图作品《耍猴人江湖行》及《西部招亲》，就给她留下深深的震撼。     前者讲述了耍猴这个古老的技艺与现实中国冲突的故事；后者是一个贫困如何让婚姻买卖变得现实和纠结的故事。     “那是一种披肝沥胆的真实，不是名家思考半个月能写得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经历，世界就不可能向你显示这一面。”柴静说。     柴静甚至觉得，张立宪现在编辑《读库》，和新闻记者的追求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都没有，像把刀一样，深深地扎进把刀都给磨掉的真实。” 文艺不重要     张立宪的老朋友、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明显感觉到，文艺在张立宪心中变得不再重要。     《读库》之前，张立宪的出版代表作是2000年左右主编的《大话西游宝典》。这是一本全面分析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的书。此后，张立宪又抓住网络热点，主编了一系列“影音丛书”。     张钧参与了这个系列的部分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当时的张立宪编这个系列实在是很有优势——因为他本人就是影碟的超级发烧友。     张立宪早年写在网络，后来集结成书出版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本书中，就有张立宪对自己颇多具有文艺气息爱好的详尽描述。     但现在，张钧已经很少听张立宪主动和他提起这方面的话题。     刚开始编《读库》，张钧还被张立宪叫着写写《小话西游》什么的，但后来，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再发生。前不久，张钧倒是作为嘉宾参加了张立宪发起的《我的抗战》的城市巡演。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做的关于八年抗战的系列纪录片。因为担心这部精心制作的历史纪录片被忽视，张立宪以《读库》的名义，号召《读库》的“粉丝”——“库娃”在各自的城市，义务承办《我的抗战》的巡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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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陈佩斯、朱时茂重归春晚。不过，不是央视春晚，而是北京电视台春晚。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 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 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 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 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临时爸爸》投资83万元, 《编外丈夫》投资120万元, 《孝子贤孙伺候着》投资150万元。据公司统计，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大道影业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积累超过400万元。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 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 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这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 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 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 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 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 离开电影前，陈佩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做的这家民营影视公司，以一年一部到两部的进度往前走，没有一部影片是亏损的，这样的业绩没有任何一 家公司能够做得到。电影公司没有发行影片的版权，我们每部片子要给电影厂交30万元的管理费，我们养活了多少电影制片厂。我在做的这些事没有另一个人愿意 这样做，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把电影作为产业去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再提到电影的原因，实在太痛心了。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身心疲惫’，并不是说我竞争失 败了，而是我不败也要走开，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生生盘剥了。” 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D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陈佩斯曾说过：“我不拍电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与人争锋。” 重登舞台 2008年，史航第一次见到陈佩斯时，是作为200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语言类节目策划，他要游说陈佩斯“复出”。 陈佩斯回复史航：“我轻易没必要回去，如果能回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能用到多媒体。”史航劝说：“陈老师，你一辈子是想好好排戏，我理解。北京台的春晚舞台是先替您试一刀，您自己亲自按开关，如果觉得好可以运用到话剧舞台上。” 史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个人认为，陈佩斯并不想露脸。他享过大名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多媒体，一直以来，他想用，却不知道怎么做。北京台给他提供技术平台。他的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技术的渴望。” 时隔十年，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以《陈小二乘以二》重回小品舞台。这也是至今为止，陈佩斯春节期间最后一个小品。 2008年年底，史航在家乡长春做一台话剧。但苦于长春是一个话剧荒漠，他想到了陈佩斯，希望陈能帮他录制一段宣传短片。 在连录了三遍短片后，陈佩斯拍着史航的肩膀说：“哥们，这事（话剧）特别难。我搞话剧前，也好歹算一个明星。可我到很多城市，晚上跟人喝完酒，明天该不买你账还不买账。人心我算是认清了。”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当年，他恰好拍了一个广告，广告费全投进了话剧。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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