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发自湘潭

　　◤接收“神女”王茜调动的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说，答应王达武的要求，是“为了以后的项目”。

　　◤当地不少官员说，王达武通过巧妙设计女儿“宦游”经历、寻求升迁，并不罕见。这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法，功亏一篑，是因为他太急了。

　　造神计划搁浅

　　2012年4月28日，“湘潭神女”的造神计划搁浅。21岁的王茜，这个差点被任命为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的留洋辍学生，将包括她的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官员拉下马。

　　是日，湖南省有关部门对“湘潭神女”做出处置决定，取消了王茜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其父王达武被免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同样被免职的还有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肖志红以及岳塘区统战部长兼组织部长沈颖。在涉及领导方面，主管人事的常务副县长杨映林被予以党内警告处分，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亦被省纪委立案调查。

　　风波酝酿于10天以前。4月18日19时许，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发布“岳塘区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将准备提拔任用的李静等八人资料在湘潭在线网上公布，“欢迎反映情况和举报问题”。

　　眼尖的网友们很快发现，这批年纪以60、70后为主的提拔名单中，出生于1991年的王茜显得有些异类。这个刚参加工作1年零7个月的女孩子将被任命为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

　　疑窦接连而来。19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3岁就开始念一年级？网络上，人们纷纷将20岁的王茜称为“湘潭神女”，借此表达对这一任用的不信任。

　　4月21日，名为“马山寨主”的网友直接将王茜父亲的身份锁定为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主任王达武。

　　“最终证明，网络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真的。”一星期过后的4月28日，湖南省有关部门宣布了调查结果。湘潭及邵阳两地加上王达武共有8人因为此次事件遭到调查，被免职或党内警告处分。

　　湖南省处理这起事件之后，当地官场不少人觉得这位心急的父亲并非失败于制度的阻拦，而是他要为之“铺路”的女儿过于年轻。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神女计划的操盘手，便是王茜父亲。为给年少的独生女儿铺就仕途的捷径，王达武使得相距数百公里的邵阳湘潭两地人事制度失守。而罕为人知的是，一手操作了女儿“升迁神迹”的王达武本人，也拥有和女儿类似的升迁神迹。

　　父亲这棵大树

　　1968年，王达武出生于浏阳市文家市镇湘龙村。中学毕业后，他参军入伍成为岳阳市的一名武警战士。根据湘龙村村民介绍，在王达武参军入伍的年代，村民都是种田为生。

　　王达武在1988年退伍复员之后，留在了岳阳市工作，成为了一名民警。据熟悉他的岳阳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达武性格活跃，善于交际，先后在岳阳地方派出所以及市公安局工作，一直默默无闻。

　　对于王达武突然崛起，南方周末记者从当地多名官员处获得的版本是：王在做警察时，他的战友是某部委领导的贴身警卫，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达武通过战友获得了一幅该领导题写的字画。回到岳阳之后，王拿着字画四处夸耀，声称自己“在上面有关系”。当时，岳阳市不少领导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是个“人才”。

　　借助字画的影响力，善于结交的王达武开始结识当地高层官员，并同岳阳籍的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05年，王达武被任用为岳阳市招商局纪检组长，当地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跑部钱进”的能手。此后，他的调动轨迹令人眼花缭乱。

　　2007年左右，他调往益阳市就任市发改委副主任，参与“内陆第一核电站”益阳桃花江核电站的立项任务。2008年2月，在短暂地作为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后，王达武被任命为湘潭市发改委主任。2010年7月，王达武又被调往省发改委，一年之后又被任命为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

　　湘潭市一名政协常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达武被时任市长以“公关人才”的名义带入湘潭时曾遭到市里一些领导的反对，之后政协会议上也有政协代表提出王的任命不符合干部任用惯例。但这些声音并未阻止王的任用，主要领导认为“他能拉来大项目”。

　　事实是，王达武并未带来特别的惊喜，随着支持他的市长调任，王在当地官场也遇到了越来越多质疑。2010年7月15日，湘潭市发改委网站发布王达武所做《以重大项目助推湘潭新跨越》的报告，文章中提出湘潭要开发一批超十亿、百亿的大项目，推动湘潭市大发展。第二天，湘潭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王达武即被免去发改委主任一职。

　　据湘潭知情人士介绍，王达武在湘潭任职时，后来任岳塘区委书记的肖克和当时任市交通局局长。在肖的主持之下，湘潭当年上马湘湘干线公路等一批涉及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期间两人就逐渐熟络了”。

　　“王茜的火速提拔，和王达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熟悉王达武的人士介绍说，王达武本身的经历就很奇特，地方官员安排子女进体制并不鲜见，王只是显得更为急功近利而已。

　　2008年，独生女王茜高考因分数过低未能考取理想学校，王达武将她送往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办事处留学。这所在英国综合排名约在70名开外的大学新加坡办事处发放的文凭，并不具有教育部承认的本科学历的效力。

　　当女儿正在这家机构念二年级时，王达武开始准备为她谋划一份体制内的公职。这时，他想到自己官场的圈子和曾经的同事。

　　一个在校生的“宦游”生涯

　　王达武给女儿寻找的第一个位置，是湖南省西南边陲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这是他自己能够影响到的发改部门系统。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王茜的一份工作经历，从2010年9月到2011年11月期间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她在邵阳市城步发改局参加工作。这期间，她从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在职公务员。但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询2010年及2011年邵阳市公务员招录计划与职位表，其中均无涉及城步发改局的职位。最后录取人员的名单也没王茜的名字。

　　“现在事业编制人员及公务员都必须是要通过考试，而王茜根本没有考试。”当地官场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达武之所以会选择偏僻的邵阳市城步县，主要是当地市县领导均系岳阳人，与王达武都有交往。另外，远离长株潭核心城市圈的闭塞，也便于隐蔽。

　　2011年10月，王茜被城步县当地人事部门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拥有这种身份后只要王茜调往行政单位任职就可以立即被认定为公务员，成为王茜之后提拔的关键步骤。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城步县常务副县长杨映林在当地主管人事编制方面的工作，他和人事局局长肖志红都是关键人物。南方周末记者电话联系肖志红采访，其以“正在休息”为由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王茜这种特殊招录情况必须有县里的编制委员会集体通过，而县长才是编制委员会的主任。”城步县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茜的录用没有县里一二把手打招呼是不可能的。

　　城步当地官员证实，王茜在整个长达一年多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在城步县发改局。事后查明，城步县发改局同意王茜继续脱产在新加坡完成剩下一年的学业。“王茜在城步出现还是引起当地人侧目，异地调动则能抹除王茜违规入编的痕迹。”等到王茜2011年“完成学业”时，王达武已经给她寻好了下家。

　　在“造神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王茜的父亲王达武，的确找他运作过王茜的升迁计划。

　　“当时王达武提出调过来，我说这是好事嘛，有利于大家关系的巩固。”肖克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达武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为了以后的项目”，肖克和同意想办法解决王茜的问题。他否认了“收受王达武礼品”的传言，“我要求他给我项目，他没必要给我送礼”。

　　2011年11月，王茜顺利地调往岳塘区发改局，任重点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这次提拔，有关部门提出来了，我就让组织部门讨论一下，能不能给这个副局长。”肖克和说。之后，岳塘区委组织部便开始走提拔任用的程序，刚刚进入岳塘区发改局五个月的王茜成为发改局副局长的拟任人选，并将受单位委派去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科员，跟班学习。

　　岳塘区发改局工作人员张康人仍记得王茜初到的模样，当时局里召开会议介绍城步县调来的一位新同事，略微有些怯场的王茜穿戴整齐地站在大家面前做了自我介绍。“她个子很小，面容清秀，不多话，遇到人会礼貌地打招呼。”张康说，年轻的王茜并不起眼，在她上班五个月后忽然听说她要升任副局长，大家才大跌眼镜。

　　“对于王茜我就知道三个信息，城步调过来的，是王达武的女儿，在新加坡留过学的。”肖克和解释王茜任用问题说，自己是两地的书记，对于很多副科级干部并不认识，对于王茜的事情并无细致过问。

　　肖克和回忆说，他只是在一次和王达武吃饭的时候见过王茜。在与王达武达成默契后，王答应多给岳塘一些项目的支持力度，他也将王茜的事情安排给组织部。之后，王茜在调动和拟定升职时，材料也都交由区委组织部审核。“结果我们的组织部门工作没有做细，没能把好这个关。”

　　“失误就是我忘记核实王茜在城步的经历，没弄清状况。”肖克和说，他个人并没有利益在其中，也是为了“方便办事”和“提供一些平台机会”。

　　“我也是为了岳塘的发展，只是事没有做好。”作为岳塘区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沈颖是2011年9月才从市里机关调任到岳塘区的，她因为负责王茜调任及提拔的具体工作，被免除了上述职务。“组织上对我的处理是合理的，但我也是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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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已不是第一次传出丑闻。花钱买职称已是近年来的公开秘密。 勾犇❘CFP

　　2012年5月4日，网友在微博上公布的一条短信引爆舆论。短信中称：今年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5月2日评委名单刚出，就有人接到短信指引送礼，评委刘一兵在新天宾馆开房收钱。

　　目前刘一兵已被湖南省教育厅终止评委资格，其所在学校湖南警察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已立案调查。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中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刘一兵承认在宾馆停留过四个小时，并与参评教师有接触，这是对他进行调查的原因，但刘一兵本人否人收钱。

　　有多名身在高校的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2011年高职评审期间，评委刘一兵与其秘书就有类似的开房“与参评人接触”的举动。当时的地点是在长沙车站北路的今朝宾馆，前往送钱的人同样络绎不绝。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的问题，并不只是在“钱”上，已经影响到教授队伍的学术水平。

　　明码标价，硬指标可通融

　　申报教授、副教授，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和专著是“硬指标”。但多名申报成功的教授并不达标，相反，在核心期刊发表八十余篇论文的教师反而申报失败。

　　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存在乱象，已有多年。2010年，一份源自高校教师之手的举报材料，就多次地被寄往湖南省教育厅，但毫无反响。南方周末记者获得了这份材料，文中包含大量案例，所提及的评委、参评人、所在学校均为实名。

　　比如文中称2010年的正高职称评审中，吉首大学陆晨、彭长锦，湖南警察学院曹超等人资格不够依然获得通过，而另外一些学术表现更突出的人却没有通过。

　　南方周末记者在CSSCI核心库检索的数据显示：上述三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数分别为0篇、1篇、1篇。

　　根据《湖南省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细则》规定，申报教授、副教授有教学和科研等多项要求。其中论文和专著条件是“硬指标”：“社会科学类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须……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CSSCI核心库来源期刊（不含拓展库期刊，下同）发表学术论文4篇以上。”规定中也有要求2篇的情况，但即使如此，上述三人依然未达到论文数要求。

　　记者于5月9日致电吉首大学学工办和湖南警察学院教务处核实，此三人确已获教授职称。

　　作为对比，同一年另一位未通过评审的老师田祖国学术能力在湖南体育专业圈中颇受认可，在CNKI上可检索到其发表的论文八十多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四十余篇。这一系列现象当时即引起了一批知情的旁观人士不满。

　　举报材料中还反映：参评人中有多人把增刊作为正刊写进材料中，按照评审规定，增刊上的论文不会被承认，但现实中很多人以此为变通。有的甚至通过仿冒期刊作为参评材料内容。

　　在教务处与网友交流的网页上，多处可见对高校职称评定不正之风的举报。葛建中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以往对该网络交流上的内容并不知情，“比如今年的评审中也接到了举报，被举报人在进场前被停止评委资格”。但他拒绝透露具体信息。

　　在此次微博网友爆料之前，网络上，对于湖南职称评审提出质疑的帖子最早可查的是2007年。而2009年发布的一个帖子写道：申副教授给评委需2000元，组长5000元；申教授的加倍。多位老师表示，如今的行情是评副教授送5000元给一位评委，评教授则送8000元。

　　潘毅是一位在高校任职十多年的体育教师，他回忆，大约七八年前送钱收钱的风气开始形成，规则也日益明朗，“开始明码标价，最早的价格是每个评委送2000元。实际上在刘一兵本人评为教授的2004年，送钱收钱已经十分泛滥了。”但刘本人参评教授时是否有相关违规事项目前无从证实。

　　潘毅抱怨：“评委决定了游戏规则，如果你‘软指标’执行到位，硬指标都可以通融。”

　　“在存在大量确凿可查的事实反映的情况下，教育厅公开要求教师实名举报事实上是在推卸责任。”潘毅说“谁也不敢公然跳出来反抗这个体制，而且很多教师送钱内心极为痛苦，在正常的规则下他们不需要做违背良心的事，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做沉默的受害者和共谋者。”

　　不合格的评委

　　七名评委从未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很多评委在学术上毫无建树，本来就荒谬至极，他们能不能看懂论文都是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只是往年申报成功的一些“教授”，在明文规定的“硬性指标”上不达标，甚至一些多年“连任”的评委，也在论文这一硬性指标上不合格。

　　高校教师群体对职称评审的一项严厉诟病恰指向于此。

　　一位要求匿名的湖南高校教育老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不满，“很多评委在学术上毫无建树，接受他们评审本来就荒谬至极，他们能不能看懂论文都是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在CSSCI中对五年名单上所有30名评委的科研情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有七名评委从未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其中包括湖南大学体育学院前院长张外安、院长蒋凯，湖南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龙枝荣等人。

　　为进行印证，南方周末记者同时使用另一个论文采纳范围更广的数据库CNKI进行查询，结果显示：蒋凯在1998年被评为教授之后至今，未再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任何文章。另一位评委龙枝荣仅于2007年发表过一篇字数不足3000的论文，并且文章是发表在其担任副院长的学院院报上。

　　如果以被评审者同样的要求考查这五年名单中的评委，会发现有近10位评委在其任评委当年前溯5年内作为第一作者发文数量为0。其中中南大学体育部主任黄益苏在CSSCI中从无第一作者论文发表，CNKI亦显示其从2000年至今从无第一作者论文发表。

　　同样还有很多评委脱离学术研究一线，距今已有很长时间未见本专业论文发表。比如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陈碧华于2004年取得教授资格之后，有5年时间没有第一作者论文发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事处的一位副处长，CSSCI中历年查无论文发表记录，CNKI数据库中显示在2007年取得教授职称之后，至今只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论文。

　　在湖南省人事厅2009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调整我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委库委员的通知》（湘人发［2009］29号））要求高级评委库委员应具备的一项条件是：“熟悉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类似的要求在更早的那份湘职改字［1999］2号文件中即有提及。

　　除了脱离学术一线，一些评委也被指责脱离教学。中南大学一位担任评委的老师，自其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之后，长期在外进行收费的讲课和培训，而导致其在本校的课程只能多次由他人代上。南方周末记者向多名该校的学生进行交叉核实，他们对该老师多有指责，反映的事项包括曾出现课程学分拖了一年未予评定的情况。

　　责任在谁

　　对于评委可连任几年，湖南省官方并无统一说法。

　　不合格的教师被不合格的评委评为教授，那么，不合格的评委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湖南省人事厅职改办的一份文件规定了出席评审会议的评委（即“入场评委”）的产生办法是“随机抽定”。（《关于做好我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意见》（湘职改字［1999］2号））这项设计正是为了保证公平性，最大程度避免评委个人因素干扰评审。

　　以体育学科为例，2011年入场评委人数是7人，而评委库总人数是109人。因此，评委库里的评委被选为入场评委的概率应低于7%。

　　但湖南省教育厅向媒体提供的一份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的教育专业入场评委名单显示，5年来共有30人担任评委，其中9人重复担任。

　　例如本次被指“开房收钱”的刘一兵教授，连续两年担任评委。而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刘亚云、吉首大学副校长白晋湘更是连续3年抽中，而在正常情况下，连续3年抽中评委的概率低于万分之三。

　　在南方周末记者对湖南省教育厅和省职改办的采访中，双方都承认入场评委的产生方式实际上采取的是“抽选”的方法。

　　葛建中介绍，入场评委是由湖南省人社厅职改办与教育厅的纪检部门和业务部门共同抽选，有一个评估和分析的过程，会保留一部分业务骨干，他认为这个过程不能叫“随机”，而是有“随机的意蕴”。

　　但在南方周末记者的追问中，葛建中承认，进入教育系统评委库的“门槛”条件是：职称是教授，业务上是骨干。进入评委库就代表具备了评委资格。

　　对于评委究竟可以连任几年，教育厅和湖南省职改办的说法同样有明确矛盾。职改办主任周建中在5月8日对媒体明确表示最多只能两年，而教育厅的说法是两届共计四年。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对这份五年评委名单的调查，30位评委中，担任学术机构领导的有：一名校长、一副校长，十多名院长、副院长、主任，担任有行政职位的评委占到50%以上。葛建中否认对连任评委有所照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长期关注教育体制问题，对此次湖南高职评审也十分关注。他对比了国外大学对教师的评价方法：“主要考察的是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学术能力。教学能力强调，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不论你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还是总统；学术能力则强调学术的价值和力度，不是看你做了多少课题。”

　　他认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职称’的说法，‘职称’含有行政许可的性质，课题、经费等指标都是行政指标。这是很不合理的。”但对高校的老师而言，职称涉及到工资、科研经费、课题申报、住房等问题，许多人最终不得不被裹挟，加入送钱的队伍中。

　　“根源上就是要推进高校的‘去行政化’，实现高校的学术自治、教授自治。否则技术上的手段毫无意义。”熊丙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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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上层家庭里，父母利用丰厚的资源，可以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 （金艳/CFP/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实习生 王成

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交往机会、更高的展示平台是每一个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以教育程度、已经展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潜质，那反倒是不正常的。

“龙生龙，凤生凤”。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后代更易从政？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问题，真的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青年教师孙明在2011年第5期《社会》上发表《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的获得（1950-2003）》一文，得到了这样的研究结论：知识分子、干部的后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据了优势。

《社会》是社会学专业中排名靠前的学术期刊。这一研究实际上使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官二代”问题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数据分析揭示“从政”之道

孙明2011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的获得》是他2010年撰写的“习作”，但是这篇论文直到2011年9月才得以见诸《社会》。

孙明所研究的是1950年至2003年间，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 1978年以前，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党员身份是获得干部地位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而作为新政权 核心的领导干部没有实现地位的再生产，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成为国家政策的打击对象，其子女受到牵连并没有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1978年以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后代通过入党和教育获得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具有优势。

孙明的论文，从广度和时间两个维度描述了家庭背景与“当官”之间的关系。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直是中外学者热衷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定量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蒸蒸日上，很多人一直试图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但数据来源一直是困扰大家的瓶颈。

孙明的数据来自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被学界认为是当时较为权威的社会调查。

孙明概念中的干部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代理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并将“国家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干部身份的依据。2003年 的那次社会调查中，记录了受访者的工作变动起止时间、行政等级变动、18岁时父母职业信息。孙明根据调查数据，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家庭背景与成为干部之间 的关系。

发表该论文的《社会》杂志是一家权威专业期刊，在为数不多的社会学专业期刊中排名居前列。

学术研究中的敏感话题

做这项研究之前，孙明曾对相关研究论文进行过收集，但发现研究成果很少，“是不是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他所找到的相关论文中，境外学者的研究占了相当比例。

事实上，由于论文的题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官二代”等十分敏感的词，孙明说，他身边有一些老师和朋友曾对他提出忠告，“不建议进一步研究”。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仇立平认为这个话题其实没那么敏感，“在社会流动中家庭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社会事实。”仇立平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杂志前主编，孙明的论文正是他在任时发表的。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孙明的论文所揭示的情况可能失真。原因之一，可能与调查中的受访对象有关。一位曾参与了2003年那次调查的学者说，当时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人群是很难调查到的，“抽样是随机的，方法无可挑剔，但是抽取的人群中，部分不愿意接受调查。”

陈友华说：“有偏离的样本虽然也可以通过加权的办法处理，但是如果偏离的情况比较严重，加权也无法处理。”

所以单就数据而言，孙明的研究无疑受到很多制约。比如，由于数据的原因，调查对象中很少有私营企业主、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这样的经济精英。

孙明的研究中将“副科级”作为是不是干部的标准之一，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过于简单。“有的人可能有职无权，一般认为真正的领导不仅有行政级别，还有实职岗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县里，“副科级”的资源已经很多了。

由于研究中变量设计的原因，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学者们建议，并不能因此就将“家庭背景”看成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原因。陈友华就建议，除了家庭背景之外，研究应该将其他可能有影响的变量纳入其中。

仇立平也提出，“政治资本仅用是否为党员来测量是不够的，党员身份对干部地位的获得有推断关系。并不是所有党员都会有优势，要全面反映还应考虑其他的因素。”

例如，近年来，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所代表的阶层在干部地位获得特别是干部提拔中，往往具有一定优势。201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储备、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和管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学术之外的现实

在社会学者眼中，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的固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仇立平认为，在更宏观的层面，孙明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合理性，社会阶层的固化是稳定社会的必然现象。“社会阶层的急剧流动，往往发生在整个社会出现制度性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比如在1949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特定阶段之外，社会阶层流动都趋于稳定”。

他说，现阶段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是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变革之后的必然现象。90年代以后，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向上流动，而大部分人会维持在原来的社会阶层位置。

陈友华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恢复高考的最初10年，很多底层人士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实现向上流动。但是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资本更多地参与了资源配置，使中国出现阶层复制，阶层再生产的表现明显。”

包括陈友华在内，很多学者公开表示，今天，一个普通百姓依靠自己努力，不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会面临“天花板效应”。“出身于普通家庭，在县里可以做到股长，在市里可以做到科长，在省里可以做到处长，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就非常困难。”陈友华说。

在陈友华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合理性，“第一，社会上层家庭，能够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第二，父母成功本身也会给孩子某种意义上的压力， 使得这些孩子年轻时可能就追求这种成就感；第三，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可以给他们创造很多机会，这可能是其他家庭一辈子都不会有的；第四，普通百姓 家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百姓，而总统家里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社会精英，容易形成丰厚的社会资本，对成长有很大帮助”。

毫无疑问，更好的教育、更多交往机会、更高的展示平台是每一个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以教育程度、已经展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潜质，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一位社会学者说。孙明认为，在西方，家庭背景同样对子女发展有影响。

但问题是，无论你是怎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当人们竞争的目标是“做官”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维系公平的程序。对家庭背景与“做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揭示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供借鉴，这是很多中外学者关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陈友华说：“来自中上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们更容易成才，但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普通家庭基数比较大，虽然成才率比较低，但是绝对数也不少。在发达国家官员中，也是出身于上层社会阶层的人较多，但在中国显得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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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台面

        台湾两大媒体集团——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和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上个月中爆发大规模笔战，

         两大集团的老板——黎智英（壹传媒）和蔡衍明（旺中集团）的卡通化肖像都上了新闻版面，也都受尽了嘲讽。

        随着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最近再就“旺中案”（旺旺中时集团并购（电视频道供应商）中嘉网络公司）举行公听会，

         壹电视主管轮流上台控诉蔡衍明阻扰壹电视上架（播出），两大媒体“开战”的真正原因才正式浮上台面。

       “旺中案”说明跨媒介媒体集团主导公共舆论空间的工具与手段之多及影响力之广，舆论担心媒体怪兽将出现。

         一场“苹果”对决“米果”的媒体大战，令有关媒体集中化将冲击台湾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公共议题,在过去一个月来多次占据新闻版面显要位置。

　　尽管批评者认为，两大媒体“驳火”是公器私用的反面教材，但事件正好证明了拥有跨媒介发声管道的媒体集团，其主导公共舆论空间的工具与手段之多，影响力之广。

　　当台湾的观众、读者接收新闻资讯的选择权，以及媒体所有权被少数特定财团所挟持时，台湾解严以来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思想多元，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冲击呢？

　　台湾传播学界和部分敢言的媒体人，近日疾呼“拒绝媒体怪兽”、“民主之死”，强烈反对旺旺中时集团购并中嘉系统台（简称旺中案），进行垂直整合，正是担心财团媒体扩张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化，限缩言论多元的空间。

　　上个月，由总统马英九亲自主持，公布台湾首份国家人权报告书，其中，有关“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第19条“媒体及资讯流通”下的其中一条款指出，“财团以雄厚资金及各种方式不断扩大媒体版图，将严重导致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不良后果”。

         尽管副总统萧万长代替总统马英九回应媒体的询问时表示，这段文字指的是整个原则性，不涉及个案，但由于时间点正好碰上旺中案的审查，台湾报章对号入座，大篇幅报道，台湾《苹果日报》 更以头版报道，矛头对准旺中集团，呼吁负责审查旺中案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应遵循人权报告书提出的警讯来决定准驳旺中案。

“旺中案”的争议

　　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旺中宽频媒体在2010年12月向NCC递交，收购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中嘉网路系统的计划。购并案号称五年来亚洲规模最大，交易金额新台币762亿元（约33亿新元），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有线电视系统产业。中嘉系统旗下共有10家有线电视系统台及双子星有线系统，118万个有线电视收视户。

　　旺中集团现已拥有《中时》、中视、中天电视等平面、电子媒体，若成功并购中嘉有线系统，完成垂直整合，将成为台湾唯一个掌握上中下游的媒体王国。

　　然而，依据台湾公平交易法，此案尚未逾越全台总收视户三分之一的最大经营规模上限；此外，参与结合事业所供应的频道节目数，亦未逾越有线电视系统可利用频道数四分之一的最大规模上限，因此公平会尽管对旺中案限制竞争存有疑虑，仍以附加负担，不禁止其结合。

　　此案较具争议的部分，包括并购所引发的媒体专业自主、言论集中化及资金来源等部分，则交由NCC及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等机关审查。

　　NCC审查此案耗时一年四个月，至今仍未有定案，无论是希望获准的买家，还是坚持驳回的学界及立委都认为是行政怠惰。过程中还发生了三名委员回避审查，为此案的争议性再添枝节。三年多前，蔡衍明向NCC申请变更中天和中视等董监名单，而杠上了这三人，并利用新闻版面将他们的照片放大，形同通缉犯。

　　受访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纵观蔡衍明的言论及表现，其经营媒体的适格性令人质疑。

　　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指出，蔡衍明在2008年收购了中国时报集团下的平面及电子媒体后，集团旗下的报纸《中国时报》的报道及言论便产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2009年，蔡衍明动用旗下的传播资源羞辱NCC三名委员，引起传播学界公愤，150名学者联名谴责。

　　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束后，蔡衍明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称六四事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死亡”、“中国在许多地方是很民主的”的言论，其亲中表现令学界再度质疑其适格性。学界在2月发起“拒绝中时运动”，呼吁拒绝再投书《中时》。日前，史学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时也亲自写信支持“拒绝中时运动”。

       本周一，蔡衍明出席由NCC针对旺中案召开的公听会，亲上火线宣示“爱台湾”，接受“思想审查”，进行“人格保卫战”，表现出企业老板的过人魄力。

　　学界不为所动，仍强力呼吁NCC不要只听取表面说辞，应进行实质调查，同过去审查其他案例一样，参考历史资料，追究媒体过去的表现。

台湾学者谈媒体垄断与言论自由

媒体所有权如何影响媒体实现法律所赋予其言论自由的责任？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专任教授刘静怡在公听会讲话时，引用了美国知名宪法学者Edwin Baker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媒体集中和民主：为何媒介所有权影响重大》（Media Concentration and Democracy: Why Ownership Matters）的论点，媒体不宜过度集中是基于三个理由：一、同政治权力应分散以维持民主制度的健全道理一样，媒体所有权应分散多样；二、媒体所有权分散才能有效监督政府，避免权力滥用；三、大型媒体企业必然过度重视获利，往往牺牲新闻品质和公民的真正需要。

　　《中时》较早前已访问了学者驳斥媒体垄断言论一说。接受《中时》采访的学者分别指出以台湾民主化程度，以及现代资讯科技的发达，不可能出现媒体集中甚至垄断的情形。

　　师大大传系教授胡幼伟告诉《中时》，网络提供了太多的平台、空间，任何人都可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则说：“连中共都压制不住网民，台湾怎么可能垄断？”他认为，虽然西方一直有媒体垄断的研究，但科技变化使得媒体垄断的逻辑不够坚强。

　　为抗拒媒体怪兽而积极发言的台湾大学新闻所教授张锦华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尽管网络通讯平台普及，但是主流媒体影响力仍大于网络。报纸、电视媒体仍主导公共议题，带动舆论，再透过网络广泛传播。

新闻Q&A

■《苹果》《中时》“驳火”，是黎智英和蔡衍明的私下恩怨，还是集团利益冲突？

       上个月中开始，台湾两大媒体集团——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和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简称《中时》）全面开战，相互动用大篇幅的全彩版面针锋相对，两大集团的老板——黎智英（壹传媒）和蔡衍明（旺旺中时集团）的卡通化肖像更被拱上版面，受尽嘲讽。

　　表面看来，事件的导火线是《中时》转载了杂志《新新闻》有关黎智英要以5亿美元出售亏钱的壹电视。接着下来的笔战，《中时》攻击壹传媒嗜羶色腥，缺乏新闻伦理；《苹果》主攻旺旺中时集团要并购系统台，变成垄断言论的媒体怪兽，两家媒体亮出来的武器都不是新闻。

　　台湾杂志帮两人翻旧账，认为两人结怨可追溯到2008年，当年黎智英原已打算购买中时集团，不料被半路杀出的蔡衍明捷足先登。

　　不过，本周一公听会上，壹电视主管轮流上台控诉蔡衍明阻扰壹电视上架，两大媒体开战的真正原因才正式浮上台面。

■为什么壹电视拿到电视执照　却一直无法拿到电视频道播出？

　　采取全数位化制作的壹电视创办过程波折重重。它用了两年时间，最后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去年7月亲自赴NCC说明壹新闻执照申请案并提出七大承诺，才向NCC申请到新闻台的执照。但是，壹电视要透过有线电视平台播出，还需要向供应电视频道的系统商申请。壹电视正是向旺旺中时集团要并购的中嘉网络公司申请上架（取得频道播出）。

　　壹电视行政总裁王子云在本周一举行的旺中案公听会上指控，旺旺中时集团在并购中嘉系统前，就介入中嘉运作，阻扰壹电视在中嘉系统播出。

　　对此，蔡衍明在会上并没回应，而是由旺中宽频董事长蔡绍中反驳，购并案还没过，旺旺中时集团管不到壹电视在中嘉上架的事情。代理中嘉的森森百货董事赵世亨则说，双方是因为价格谈不拢。

■掌握有线电视频道系统商权力有多大？

　　据了解，系统商不仅能以价格操控上架权，还能决定电视台放在哪个位置（按台湾的收视惯性，新闻台多集中在50几的频道，新闻台能挤上这个频道段，有助收视），有权决定广告的播出。它犹如超商网络，货品需要透过超商网络售出，也就是说，消费者能买到什么东西，决定权在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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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达 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

借“9·11”事件后频频曝光“基地”组织猛料，半岛电视台声名鹊起，自此后便几乎成为报道中东问题的“权威媒体”。但十多年间，这家电视台很 少与中国扯上过瓜葛。直到最近，半岛电视台宣布“被迫”关闭北京分社，缘由是一名特派记者遭到“驱逐”。一时间，“中国收紧新闻管制”、“进一步限制新闻 自由”的外部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其实，只要在网上浏览一下这位记者的言行便知，她曾报道过所谓的“新疆解放”、“西藏独立”，还拼凑材料渲染中国“黑监狱”，挑动一些人权事件。这种抹黑中国的行为实在让人寒心。

回想自己在国外工作时，一心只想把发达国家好的经验、做法介绍给国内读者，写了大量介绍外国科学决策、重视环保等文章，并认为这也算是对祖国建 设所做的微薄贡献吧。少有的几次“骂人”，都是在2008年，先是“3·14”，后是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面对西方媒体的一边倒报道，实在忍无可忍。

不揭他们的“伤疤”，绝非笔者所工作的某西方国家真的完美无瑕。一方面他们确实有诸多领先、发达之处，介绍好的经验、做法以飨读者更有意义。另一方面，笔者始终牢记祖宗留下的“宽以待人”的美德，无意以挑剔的眼睛看世界。

出国工作前申请签证时，我就听说过欧美一些国家拒发中国记者签证的先例，或是同样如这位半岛台记者一般遭到外国政府的拒绝延期记者签证。

而到了国外之后，笔者与驻在国外交部新闻司官员的第一次谈话，就被告知：涉及国防等敏感部门不允许外国记者擅自采访；采访高官要事先申请，还须 有新闻官陪同……而最无法让笔者理解和接受的是，“要减少与来自中国的‘受迫害者’，以及藏族人、维族人来往，否则就是侵害了这些人的人权，危害了这里的 国家安全”。当时真的搞不明白：西方国家一些驻华外交官和驻华记者与所谓的中国“受迫害者”、藏族人、维族人接触，不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倒是中国记者在 国外与这些人打交道，危害了他们的国家安全？

笔者还有两次亲身经历：一次是2008年西藏“3·14”骚乱后，境外藏族人聚集在中国使馆门外“声讨”。作为记者，职业特性使然随即拍下几张 照片。当时便有外国警察到场，说这样做“违反了当地法律”，要求笔者必须当面删除这些照片。无奈之下，只得服从。另外一次，笔者深入到北极圈内，了解北欧 土著萨米人的生存状况，得出“萨米人历史上曾遭到种族灭绝，时至今日萨米文化仍在不断消失”的结论，并发表在国内媒体上。结果不久后就受到驻在国外交部的 提醒：少去报道萨米人。

笔者无意纠缠于各国新闻自由的争论。但服从而不是挑战驻在国的国际记者管理，应是各国驻外记者的共识。尽管客观地反映驻在国的新闻，也应是驻外 记者的职业素养。相比于中国驻外记者常受驻在国的警告，且时有不再延长记者签证的经历发生，中国肯定是外国驻华记者的福地。多年来，中国为驻华记者提供了 许多便利，对国外的批评类报道相当宽容，但也不愿意为那些驻华记者提供无端抹黑中国的机会。我真心地劝诫我的国际同行珍视中国这块“新闻福地”。▲（作者 为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曾在多个国家从事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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