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江青在法庭受审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这句为自己辩护的惊世名言，也被《时代》摄入，作为她死不认错的证据。此后，直到1991年自杀，江青在被监禁的10年中，对所有指控都拒不认罪。 1991年5月14日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在北京酒仙桥寓所，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的上方，终年77岁。据说，临死前，她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留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 美国《时代》周刊在半个月后率先报道了江青的死讯，据来自北京某匿名人士的消息，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10年后的2003年7月，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Madame Mao），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 “是的，我就是她，被你们这些男人虐待、背叛，你们教会我仇恨！”江青对着屋顶上来回晃动的自己的尸体独白，拉开了这部两幕歌剧的序幕。盛宗亮将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在党内斗争的绞肉机里被腐化了的人物。从上海滩的名利场，到延安的窑洞，再到北京中南海，江青77年的一生被盛宗亮浓缩成三个小时—她不断被男人引诱、利用、抛弃、压迫，痛苦而压抑，在“文革”掌权后，终于爆发为向男性社会的疯狂复仇，江青也在这场毁灭与被毁的游戏中走完她的悲剧人生。 歌剧《江青》轰动西方，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过去25年来产生的最为重要最有勇气的歌剧之一”。 而在中国大陆，江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公众形象被官方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   “你写我，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1972年夏，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做“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维特克，在主动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到中国采访的要求后，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辗转到达北京。 维特克接触到一大堆只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的被采访者后，提出要“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她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以便更好地展现中国妇女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维特克很快如愿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经周恩来安排，8月12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意外地被江青接见。 维特克这样记录成为“第一夫人”后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里的江青：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束腰上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丝衬衣，下着珠灰色裤子，白色的塑料凉鞋，配一个白色手提包。在维特克看来，这身打扮完全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 江青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维特克估算江青身高应不超过5英尺5英寸，但在中国人已算高个，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轻柔端庄。 江青对维特克显然很满意，她们漫谈历史和文学，持续了3个小时。江青设晚宴，用北京烤鸭款待维特克，还请她到天桥剧院观看《红灯记》。这是江青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改编的第一部样板戏。 分手时，她们谈到了斯诺。这可能是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目的—请她为自己树碑立传。当年毛泽东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蜚声中外，江青也想借维特克的笔来延续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她盯着维特克说，“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江青认真地对维特克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8月25日，维特克乘专机秘密飞赴广州，在广州远郊的一栋别墅里采访江青。采访持续到31日，连续7天，她们每天晚上9时开始谈话，往往要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中间仅吃一次宵夜。 在总长约达60个小时谈话过程中，维特克不停地做笔记。江青对她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做记录了。你注意听就是了。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9月1日，维特克结束了她的访华旅行。江青在送别时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一直没有等到江青承诺她的录音带和中英文整理稿，而且，她与江青的中间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不断提示，她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 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首次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谈话，获知消息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向维特克索取原始采访资料，但为维特克拒绝。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8月2日，他在加拿大报纸撰文歌颂延安抗大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这时的江青，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1946年2月11日《时代》在《毛的一家》中对江青有更细致的描述：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脸色平和，微带笑意。江青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轻松而快意，甜蜜而开朗。 由于江青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江青再次现身《时代》。在1977年3月21日《时代》的封面上，江青作为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 这篇封面故事正是出自维特克之手。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脱稿的《江青同志》亦随后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同时发行。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 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 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 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 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 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 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 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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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月报》2011年1、2月合刊 CCN特约撰稿：梁文道 大快人心就一定是个好东西吗？ 当我们使用这个词去形容某些政策时，有否想过其实是多么的含糊，它也许可以用来称赞一项德政，但它不一定能够用来描述好的政治。 在政治学里，民粹主义是个污名化了的概念，虽然它能在一些特定时刻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但大部分人都很鄙视它，一提到它就会想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它只专属于独裁威权政府。 不，即便是实行代议民主的国家，同样会变成民粹主义的沃土，例如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搞的那一套，就被一些左翼学者斥之为“威权式的民粹主义”。又如拉丁美洲有不少国家虽然具备形式上的民主普选政府，但它们一样有长远的民粹传统，而且甚么立场都有。前几年出一批人大谈自由化，鼓动风潮，再过几年又来了一群左派英雄，声称要还富于民。 如此看来，民粹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左也可以右。它的本质不是一组政治价值，而是一种情绪，一种压恶精英，藐视既存制度的情绪。每当社会上积压了许多不满，就会有人跑出来告诉大家，这全是一小撮精英的错，他们把持了体制，把属于全民的东西异化成自己的玩具。 这种人往往是在野的政客，他鼓动这种情绪，然后以改革者的形象上台。如果他是右派，他要打击精英就是庞大的官僚阶层；如果他是左派，他要打击的则是经济上的垄断阶层。 奇妙的是，有些改革者本身就是握有政府的最高领袖，他认为自己和人民中间有一道巨大鸿沟，不颠覆那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僵固体制，民情就不能上达，他就无法毫无阻碍地听到人民的心声。 更大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里却瘫痪了民主的真正动力。因为任何种类的民粹政治都总是把政治领袖和人民设定在一种应答的关系上，要不是人民高声呼救被领导听到了，就是领袖发出号召被人民响应了，他们追求最透明最直接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连心地站在一起。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甚么要说它不民主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不需要人民变成公民，不需要公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 你要甚么告诉我一声就行了，一切有我，不劳你费心思索更用不着你卖力行动。你要的我都知道，你的心声我都明白。你甚至不用通过议员和媒体说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坏体制的一部分。取消一切中间组织，取消公民的动力，取消任何构成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让公民变成被动的百姓，领袖自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因此，政策可以追求大快人心，政治却不能以此为最高目的，因为大快人心这四个字里的人心往往是被动的。政府不应该总是以取悦人心为目标，人民也不应该把自己矮化成期待被人“大快”的一颗心。 真正的公民不是需要被讨好的消费者，而是有行动能力的参与者；政府不只是了解他们的生产商，更是他们实现愿景发挥权力的工具。 我们如此习惯大快人心的说法，总是盼望着被人“大快”一场，却忽略了民粹与民主。虽一字之差，其实，差之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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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1 CCN特约记者  徐秋颖 综合报道 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 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十一个记者节，照例也是一个记者不放假的工作日。这天，记者李普永远地休息了，享年92岁。 李普的一生注定坎坷，沉浮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之下：生于1918年，炮火之中成长，新中国诞生之际声名鹊起，“文革”中被扣上“特嫌”帽子，退休前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不过，他人眼中的“大官儿”李普，却更愿意别人介绍他为记者。在《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眼中，李普除了住的房子大以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的已故好友黎澍曾说“他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 照片中的李普鹤发童颜，大多都是微笑的表情，就像他喜欢穿红色衣服一般，带着些许喜庆。不过，“他是满怀忧虑离开人世的”，杨说。 李普退休后，并未沉寂。相反，他晚年笔耕不辍，对于公共事务积极谏言。9月24日杨去看望李普，谈起新闻自由，李普说：“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言论自由。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这也是李普和杨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的民主传统” 刚满六岁的李普，被父亲带着去上学，因为在家时认识些字，父亲便要求学校让他跳级，在父亲的观念里，把进学校看成科举时代“进学”考“功名”一样，“进学”得越早越好。 李普的数学一塌糊涂，常常弄得汗流浃背，以致对以后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感到害怕。年老时回忆起来，李普将父亲归为“三个埋怨的人”之一。他感叹，“或许我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只是个会耍耍笔杆子的吧”。 初中时代的李普爱好新文艺，可谓文艺青年，尚左，鲁迅则是青年导师，“鄙视一切古代典籍，连旧体诗词、乃至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概在否定之列。”李普在《我要埋怨三个人》中写道。 即便如此，李普的写作才华并未止步不前。1938年10月，长沙大火，李普第一篇报道《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发表于《观察日报》，此时李普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 1939年初，李普成为一名正式记者，供职于《观察日报》，然而《观察日报》很快被国民党查封。 1940年，李普辗转来到重庆，成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的记者。这年，他22岁。 李普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但是，国统区的新闻审查，让李普不快，他曾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我实在不想当这个记者，记者一点味道都没有。”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对当时新闻不自由的一种抱怨，李普从1942年开始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 1945年2月，李普负责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中共解放区的专栏。随后，这些文章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中共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底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普重新做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其报道《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后选入小学课本。不止这一篇文章，比如《开国大典》，此文令李普成名。 动荡年代的“读书人” “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杨继绳曾如此表述。 建国后不久，李普调任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这并没有帮他躲过一劫。 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普为两个亲属的冤假错案所牵连受审查两年，最后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而调离中宣部。 于是，在他的档案里就留下一顶“特嫌”的帽子。事后回想，未必是件坏事，靠边站的两年，打倒“右派”正火热进行中。随后，他到北京大学筹建政治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李普难逃厄运，他的“特嫌”问题再次引起注意，并成为“中南局第一大案”。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妻子沈容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沈容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 很多年后，李普夫妇才得知，当时解他们困境的是两位同在研究室的同事——苏如拭和黄书泰，他们自告奋勇进行调查，才将李普头上的“特嫌”的帽子得以“甄别”。 1973年，李普被调回新华社担任北京分社社长，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第二天李普就回到新华总社，参与清查“四人帮”的余党活动，然后留在新华总社，从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一直工作到副社长。 这些都足以成为其后炫耀的资本，但李普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更多的是反思。 在旁人看来，李普在官场不顺，杨继绳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官场，这两条是非常犯忌的。中国官场听话是第一位。” 李普在《洋女婿土老帽》一书中曾表述，更愿意做个读书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两个称呼，都太空泛。读书人这个词比较实在，要真正读书的才能算数。我愿再读十年书，让自己加几分清醒，减几分糊涂。” 记者只能当丫环 为此，晚年李普还学会了电脑，“整天盯着电脑看啊看”，和李普相熟的戴煌夫妇说道。 李普生前为《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这本颇为大胆的杂志曾几度面临绝境，在以后的岁月，李普都是《炎黄春秋》的积极扶持者。 不仅如此，李普的文章开始见诸国外媒体，对于公共事务更是亲身参与。 戴煌曾撰文道，“李普对于独裁专制、官场腐败等仇恨至极，对批揭腐恶黑暗的种种举动，积极支持。” 李普曾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杨曾提出“两头真”的概念，而李普则是原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如是说。 杨认为，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我这辈子见那么多人，每个人写500字，留到今天就很有价值。可惜了。我经历那么多事，每天写500字，该有多大的价值？我现在不能采访了，参加活动也少了。”李普曾对杨说，“在我们国家，记者只能当丫环，不能当小姐，只能当陪衬。” 2010年11月12日，李普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8月30日，他曾在众人搀扶下在这里送别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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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Viola Luo投递。 Shortly after Christmas,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Nicholas Kristof opened an account on Sina Weibo, a Chinese microblog service that, like Twitter, allows users to share short messages of up to 140 characters. Kristof began testing what topics would be censored. He found out quickly. One of his first messages was “Can w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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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Viola Luo投递。 Sales of costly trifles are even better than you think China’s luxury boom Feb 17th 2011 | HONG KONG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e days when luxury meant a short queue for the toilet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or a bus conductor who wasn’t excess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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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突然倒台，与突尼斯及埃及变天的民主浪潮有关。刘志军涉嫌贪腐受到查办，其实早在四年前全国两会时就出现罢免他的议案，但被当局做工作压下。有学者认为，刘志军有过，但建高铁有功，功过要分清。 大凡贪官被抓后，总是告诫掌权者：多行不义必自毙，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春运尚未结束，中南海就卸下了铁道部「火车头」。有切肤之痛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按理说应该明理知耻，清白做官，但他还是步胞弟﹑前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后尘，五年后的今天，终于被自己主导发展的像子弹飞一般的「高铁」抛出车外。二月十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兔年大年初一，刘志军还在成都考察地铁一号线和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几天后便被查办了。中南海已任命盛光祖接任铁道部党组书记。 正当北京的「高铁外交」在诸多国家延伸而引发各大国讶异之际，刘志军被查处消息如同一枚炸弹，令海内外舆论哗然。官方没有透露刘志军涉案具体原因和违纪细节，但刘落马，事前几个月已有征兆，二零一零年十月，铁道部正局级官员、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罗金保案；二零一一年，山西省博宥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丁书苗案，刘志军都有牵连，涉及高铁巨额腐败及生活作风严重腐化。 据北京中纪委的一位人士透露，原本是在二月下旬，即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才发布刘志军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的，这样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个说法，可对中央反腐败抱持信心。再说，由铁道部主导的为期四十天的春运，也将在二月二十七日结束，若此时宣布部长落马，也不会对春运工作带来干扰。 不过，中东局势令中南海决定提前发布刘志军接受调查的消息。二月十一日晚埃及宣布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翌日，新华社就发布刘志军幡然落马消息。埃及民众的反抗浪潮，起因正是穆巴拉克执政期间的政商勾结和贪腐严重。当突尼斯、埃及局势突变，中国也出现舆论潮：埃及可以，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为了响应民间对腐败和不公平的不满情绪，减缓怨声载道的冲击，于是提前引爆了这颗「炸弹」。 据铁道部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刘志军这次被调查和免职，与依靠铁路运贩煤炭而迅速发迹的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被抓直接相关。一月上旬，丁书苗被调查的消息由北京和山西传出，在铁路和煤炭行业引起震撼。 以煤炭运输起家的五十六岁丁书苗（即丁羽心），生于山西晋城市沁水的古堆，那是一处偏僻山村，却是山西煤矿、煤层气的重要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走村串户卖鸡蛋，开过小饭店，后从事煤炭运输。八十年代初山西省遍地地方矿和社队矿，大部分靠汽车往外运，凡从事煤炭运输的大都发家。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丁总能拿到车皮，在运力极度紧张的时季，也能拿到火车货运车卡额度。二零零零年后，丁转战北京，先后成立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零七年，该集团资产和业务扩张迅速，旗下企业包括北京博宥投资、中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冠瑀投资、中昶国际投资等。零八年博宥集团与当代英才（北京）国际广告公司合资成立英才会所股份有限公司，丁书苗任法人，目标是世界顶级俱乐部，目前已有十多国政要应邀担任会所高级咨询理事。零八年七月，紧邻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五星级伯豪瑞廷酒店开业，博宥集团持股四成五。 零五年石太高铁动工，博宥集团找准高铁契机。博宥集团实际控制的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零六年成立，金汉德公司是高铁声屏障技术的主要设计和设备供货商。翌年，金汉德公司引进德国旭普林工程公司的透明材料、混凝土、铝合金三大声屏障系统集成技术并加以改进。零八年金汉德公司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连手在京津城际高铁竞标中中标，声屏障合同额为八点四亿元人民币(约一亿三千万美元)。零九年，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高铁开工，金汉德公司均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三个招标项目由金汉德公司独揽标权。 零六年，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博宥集团和中昶投资共同合资组建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司。随后，智波公司与意大利路奇霓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智波占智奇七成五股权，这是中国首个颇具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动车组轮对生产和检修基地。轮对技术是高速动车组核心技术之一。零九年二月，智奇轮对生产线投产，并获得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下的三百三十列动车、二十亿元人民币的采购合同。零九年，丁书苗在老家沁水击败山西裕丰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夺得嘉南铁路投资权，总投资二十三亿元人民币。此外，丁还涉足与铁路有关的广告业务。 丁书苗被媒体视为高调慈善家。一零年五月，在福布斯零九年中国慈善榜上，丁书苗以九千万元人民币捐款名列第六。据太原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丁书苗在铁道部、山西省、国家能源局的关系相当密切而错综复杂，是中国高铁及衍生项目的重要既得利益者之一，她关系网络的相关调查正在继续。刚跨入二零一一年，丁书苗遭扣查，其女儿和丈夫也被抓，在铁路和煤炭业引起震撼，刘志军属下多名干将卷入该案。 据铁道部一位纪委人士表示，丁书苗与刘志军相识至少十年，在包揽项目时，没有忘记给刘志军好处。高铁项目招投标时闻「猫腻」：向下属要求指定单位中标，或要求中标单位将标段分包给关系人，或直接向施工单位索要工程项目，从中谋利。这些官场违法手段，是全国性通病，铁路建设市场尤为突出。 刘志军是二零一一年接受调查的首位省部级高官。五三年他生于湖北鄂州破落乡村，祖上种田，他从小就为家操劳，他的简历上称毕业于辽宁大学，有硕士学位，但铁道部上下都知道他真正学历仅是中学而已，大学文凭是「灌水」的。十九岁起从武汉铁路分局的养路工做起，先后在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直到二零零二年由沈阳铁路局长调任铁道部副部长，零三年出任铁道部长、党组书记。他是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二零零六年，其胞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因涉四千多万元人民币巨额贪污及买凶杀死举报者，犯有故意伤害、贪污受贿罪，被当局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刘志军部长任上，中国铁路发生多次重大事故，一再传出刘志军将下台，但零七年他连任中央委员，接着，零八年三月再获全国人大任命为铁道部长，令国人颇感意外。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胶济铁路列车相撞造成七十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举世震惊，但他仅在事故一周年后遭记过处分。刘志军没有引咎辞职，职务岿然不动，令公众十分不满。由于年年春运一票难求，关涉千家万户，因此在中央正部级官员中，刘志军是公众形象评价最差的一位。 陷害全国优秀车长 原武汉铁路局T三十七、三十八次列车列车长张莉，因得罪刘志军亲戚，被刘志军指令「严办」而遭留党察看一年﹑解除长期劳动合同的处置，七年多来，张莉仍不时在北京上访。事缘零三年八月十五日，T三十八次列车发生严重「路风」事件，武汉铁路分局对列车上两名列车员收取八名无票旅客补票款二千一百元未给车票为由，确认列车长张莉分赃得赃款七百元构成贪污。张莉曾多次获得优秀列车长称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先进职工」称号。她遭人栽赃、陷害。这八名无票旅客是刘志军的亲属，刘指令武汉铁路分局「严办」此事，以致张莉沉冤至今。 零七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有人民代表联名提出罢免刘志军的议案，经当局透过各种渠道与这些代表「谈话」、「做工作」，人大代表的举动被压下了。不过，他们递交的材料仍惊动中南海和中纪委，于是出现零七年铁道部多位副部级、局级官员遭当局调查，揭出严重影响铁路形象的陈伯羽、陈金成、罗金保等案件。 刘志军的部长权位始终没受撼动，依然在中国铁路舞台上呼风唤雨。每年春运之际，他总是对着媒体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不允许「票贩子」盘剥农民血汗钱。北京主流媒体称他是「站在火车头上的部长」。一次，他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每天早上六点、晚上二十三点左右都会打这个电话，天天如此，必要时亲自在这里指挥。从在铁路做事起，我就没有在家过一天春节。」 当时，谈到最高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时，刘志军显得相当自信：「中国速度，我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京津城际铁路的评价，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高的铁路；二是对我们国家的评价。」 不能否认，在他部长任上，他提出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高速」，一是「提速」。至零九年四月第七次对全国列车运行图作大面积调整提速。中国高铁还创下时速四百八十七公里的世界最高试验速度，年内京沪高铁通车，京广高铁建成，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跃居世界第一。刘志军说，到二零一二年，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都将在八小时以内，实现铁路快速客运网「八小时交通圈」，将有八百多座新客站投入运营。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力超群雄。目前，中国铁道部已成立中美、中俄、中沙、中委、中缅、中吉乌、中波等境外合作项目协调组，组织国内有关企业开拓境外铁路工程承包和装备出口市场特别是与美国、俄罗斯、沙特和巴西等高速铁路合作项目取得进展。刘志军幡然落马，中国的高铁发展和高铁外交会否停滞或缓速，引起各国关注。二月十四日，哥伦比亚披露，正与中国商谈，修建连接哥伦比亚大西洋及太平洋海岸的高铁，以与巴拿马运河形成竞争。这条全长二百二十公里的「陆上运河」高铁，投资七十六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资金，中国中铁负责运营。 近日，伊朗也宣布与中国签署总额高达约百三十亿美元的铁路建设合约，由中国为伊朗承建五千三百公里以上的铁路网。 中国铁道建设钱多饼大诱人。刘志军在下台前一个多月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透露，二零一一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高达七千亿元人民币，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年内将突破一点三万公里；到二零一五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十二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一点六万公里以上。据悉，「十二五规划」（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期间，中国铁路投资将达人民币三兆五千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庞大的投资、融资，如缺乏有效监督，一个政企合一的部长所牵涉的利益可想而知。 早些年，铁路业内就有人指刘志军是「铁老大的黑老大」，是「铁道部腐败怪状的枢纽」。铁道部在刘志军治下至今仍是政企不分、改革滞后等沉积弊，维系的铁道「独立王国」，也早已为公众诟病多年（详见二零一一年二月六日亚洲周刊《春运生气了，炮轰铁道部垄断体制》）。有学者认为，刘志军有功有过，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恨屋及乌，不应祸及刚有起色的中国铁路业。也有学者认为，刘志军在铁道部长的八年任期内，认同「发展优先于改革」的理念，对铁路行业的最大伤害在于铁路改革的停滞，铁道部唯一关注的重点是加快建设路网结构。事实是，忽略改革的战略性，发展不可能持久，刘志军下台可成为中国铁路改革的切入口。 铁道部官员认为，原部长被调查，但中央发展高铁、提高铁路装备力量这一方向没变，铁道部内部也没有出现分歧，不会就此停滞，高铁建设按既定步伐发展。铁道部纪委书记安立敏表示，中国铁路发展正处关键时期，大量的工程在建设中，年投资仍数以千亿计，需要有利于推进的环境。二月十三日，新任铁道部党组书记盛光祖说，全国铁路系统加快建设，铁路营业里程跃居世界前列，一大批高铁投入运营，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人民群众高度赞扬，国际上给予好评」。他还甩出一句狠话：「我代表党组表态，我个人及党组成员绝不插手干预铁路工程项目，请全路干部职工监督。」 高铁项目债务急升  据铁道部相关文件显示，截至零九年十二月，铁道部总资产二点四六万亿元人民币，负债规模达一点三万亿元，其中长期负债增加较多，达零点八五万亿元，流动负债零点四五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升的主因。  有学者根据相关财务资料测算出，二零零九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一零年负债率突破百分之五十六，由于负债率增速较快，而铁道部融资空间越来越小，资金需求更大的高铁建设期尚未完全到来。因此，新部长上台后，是否会调整现有融资规划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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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首善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为回馈台湾企业界SARS及川震期间的捐赠，赴台高调行善派出五亿新台币给弱势族群，刮起红包旋风。受捐者下跪致谢，反对者认为是羞辱、「伪善」和中共的统战。声称死后捐出全部财产「裸捐」的陈光标用红包改变两岸关系，扭转只重党政关系、而忽略民间互动的局面，让台湾深切体会中国大陆民间力量的崛起，为两岸关系注入新动力及新的变量。 中国大陆首善陈光标春节前夕到台湾高调行善，派发五亿新台币（约合一千六百六十八万美元）给弱势族群，引来受捐者下跪致谢，也被新北等县市直接拒绝，并被某些电视「名嘴」痛批，刮起一股红包旋风。反对者认为他捐钱羞辱台湾民众，是「伪善」，也是中共的统战，更违反为善不欲人知的固有观念。而赞赏者如监察院长王建则为陈辩护：「批评陈光标高调的人，自己为何不出来行善？」认为只要动机良善，高调行善就能影响更多人行善。 不管是褒是贬，陈光标的红包之旅，改变两岸关系只重党政关系、而忽略民间互动的局面，让台湾社会深切了解到中国大陆民间力量的崛起，为两岸关系注入新动力，也为两岸关系投入新的变量。 陈光标这次感恩之旅，据他表示，主要是回馈台湾企业界之前在SARS及川震期间对大陆的不吝捐赠，让他非常感动，所以他才会对中国企业界发起来台捐款活动。 今年四十三岁的陈光标，从三十岁就开始慈善事业，在大陆享有极高知名度，二零零六年即被评为中国最年轻的慈善家，二零零八年更被评选为「中国首善」。陈多年来累计已捐出十四亿人民币（约合二点一亿美元），去年九月宣布响应微软比尔·盖茨及股神巴菲特的「裸捐」号召，强调死后不留一毛钱给子女及家属，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也赤裸裸地离开。 早在一个多月前，媒体就披露陈光标要拿新台币五亿元到台湾发善款，低收入户每人可以领到新台币一万元红包，很多人引颈企盼，台湾多数人嘴巴不说，但心里总难免有严重的失落感。 大陆经济尚未起飞时，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手上总会带个几万现金给大陆亲友，大陆一有天灾，台湾都率先捐款赈灾，曾几何时，大陆已经慢慢超越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大陆人均所得还落后台湾一大截，但大陆富人比台湾更有钱，现在回过头来回馈台湾。 台湾当然不穷，但陈光标率领的庞大企业行善团，一边考察，一边发红包，感觉好像台湾穷人很多，需要大陆接济，这种印象透过媒体巨细靡遗报道陈光标四处发红包的新闻后，更加强化，一举打垮不少台湾人的优越感。 马政府高度戒备 马政府对陈光标此行高度戒备，认为这是带有政治意涵的慈善活动，动机并不单纯。陈在台新闻联系人张永朋透露，事先跟相关单位磋商时，有官员就质疑陈「涉嫌统战」，张反问有何根据，官员说是报纸写的。事实证明，陆委会对陈光标这次台湾行始终疑神疑鬼。 了解内情人士透露，主管单位移民署早就批准陈来台「商务考察」，但一月二十六日《联合报》以头版报道他将率五十余名企业家来台「慈善之旅」后，移民署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马上咨询陆委会因应方式，决定由内政部召集跨部会的联审小组会商，重新检视审核此一申请案「是否名实相副」，因为联审会发现接待单位「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申请的访台行程与媒体披露陈光标来台目的并不一致，差一点要封杀，经紧急确认后，才决定放行。 前述官员进一步指出，陆委会对此事的态度是「捐钱的人让他进来」，但也考虑到社会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政府的立场会很尴尬。他强调，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政府可以作为的不多，最重要是，避免主权遭矮化，或酿成社会两极冲突，尤其避免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零八年在台南遭推挤事件重演。 遭陆委会副主委暗批 官员透露，政府巧妙营造一个「空间」，「做球给他们」，让陈光标自行调整高调作风，例如不再沿路发红包等，「你会发现他第二天比第一天低调，第三天又比第二天低调」，结果让台湾社会获得陈光标这份爱心，也让台湾社会对他存有好感，造成双赢。 陈光标是以商务考察名义来台，按规定不得随意变更当初申请的行程，不知陈是有心还是无意，来台翌日即上电视台接受陈文茜访问，陆委会相当在意，因为先前的申请并无上电视这个行程，若要变更，至少应向移民署报备，陈显然没有。官员警告，如果陈光标未按照行程，下次来台申请可能不准。 陆委会对大陆首善来台高调行善很不以为然。该会副主委刘德勋二十七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罕见地以事前准备的讲稿「教训」陈光标，要他多读《金刚经》，暗批他行善要低调。 对佛学有所涉猎的刘德勋指出，陈光标的行为显示「我执」，也就是《金刚经》里所说的，妄执人有一实在的我体，白话一点，就是陈光标过于自我，想高调地让大家知道他所做的好事。 陆委会引用佛书拐弯抹角地批评来台大陆人士，显得既无聊又无礼，目的是要质疑陈光标的行善动机，拆穿他的「真面目」。 陈光标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为善让人知的风格。他认为，做好事不让人知道，就像「哑巴吃黄莲」一样。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坚持，身段也很柔软。对于刘德勋的「开释」，他没有面露不悦之情，还煞有介事地说要买《金刚经》回大陆读。同时，他也为自己的言行在台湾引起社会不安，表达歉意。 陈光标行善虽高调，但比起在大陆，已经很低调。陈在大陆捐赠仪式现场，固定会有钞票堆起的钱墙做「背景」，以及要受赠者鞠躬道谢等，难免给人财大气粗、不尊重受赠者的感觉。 到了台湾，没有钱墙，陈光标只单纯发红包，但在「名嘴」呛声和媒体质疑后，面对拦路陈情，陈光标连亲自发红包的动作也收敛了，委由基金会或慈善机构发放。 作家侯文咏挺陈光标 不少台湾民众对这名大陆富人颇有好感，只是不习惯他的行善方式，作家侯文咏倒是颇为欣赏。他在脸书说：「我想为他拍拍手。因为，除了行善捐钱外，更难得的是他愿意面对我们几千年来『凡事不高调』的文化、潜规则，发出不同声音。我不懂，立志要基测第一、畅销排行榜第一、票房第一……，就都鼓掌叫好，为什么独独立志当『第一善人』，就有意见？」 自称「陈低碳」的陈光标，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的穷苦家庭。陈光标充满韧性，凭着一个公益广告牌，让他赚到近八千万人民币，他的人生一下就大翻身。同一年他成立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资源回收，刚开始接手南京市政府老旧住宅的拆迁工程，将拆卸的废物再利用，获利颇丰，事业越做越大，几年光景，现在黄埔再生已经是全大陆最大的专业拆除公司，二零零五年集团产值即号称达七十亿元人民币。 台湾很多人把陈光标当成圣诞老人，对于有所求者，陈几乎是有求必应。一些低收入者顾不得尊严，天天追着他跑，有人在他下榻的台北圆山饭店大厅外当场落泪，有妇人直接拦下游览车，下跪痛哭想要见到陈光标，还有一位花莲女子，企图闯到陈光标座位旁为流浪犬跪求捐赠一辆汽车。 一名六十七岁的严姓妇人为了等陈光标﹐在圆山饭店守了一夜﹐怕认错人﹐还拿报纸照片认人﹐当陈一现身﹐她立刻挤上前求红包﹐陈先给了一万元﹐她说「我前一晚就来了」﹐陈当场再加送一万元﹐她又哭喊﹐「我家还有老妈妈」﹐陈再加码五万元﹐不消三分钟时间﹐她就领到七万元红包﹐相当于三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薪水。 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名二十六岁的叶姓女子，在摄氏十度左右低温，冒着寒风冰雨，骑机车追着陈光标，一路从圆山饭店到金山邓丽君墓园，又再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锲而不舍地追逐百公里，她因没列在发放名单上领不到红包大哭，状极狼狈，但这一哭让她获得首善名片，也拿到一万元红包。若纯就统战的角度来说，陈光标已经成功「收买」了台湾人心，包括亲绿营媒体也很难质疑他什么。 新北市和桃园县最先对陈光标的高调行善说「不」，遭到民众强烈抗议。新北市拒绝陈光标当面发钱的做法，希望将善款纳入市府「实物银行」，由市府采购冬衣、白米等民生物资协助弱势民众。一位开二手店的吴性女老板表示，钱最实用，陈光标直接把钱送给人，可以避免中介者中饱私囊。 台湾低收入户每月可获得政府数千元不等的补助，多数不够花费，根据统计，台湾有二十二万六千学童缴不出营养午餐费，社福机构也因资源有限，使不上力，只能仰赖慈善团体的补助。 台湾有很多民众默默行善，但普遍都是透过慈善团体或政府，中间不仅要经过很繁复的行政程序，还会被剥削掉一层费用，例如发放人员的薪水、作业费、便当费等，所以真正到需要者手中的可能只剩下一半。 台湾富人捐款，还有避税的目的。所得税法规定，民众捐赠给一般公益慈善团体，抵税金额不能超过所得总额的二成，捐给政府机关则无上限，换言之，捐赠政府因此成了最佳节税工具。 陈光标多次重申，自己身后不会留一毛钱给后代子孙，并在南投县的捐款慈善活动中，主动谈到财富观；他说，富人千万不要做财富的守财奴，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尽管不新奇，但对有钱人却是当头棒喝。 引发慈善效应 陈光标的善举抛金引玉，在台湾引发慈善效应，很多人群起效尤。新北市一名企业家匿名捐款新台币一千万给需要帮助的穷困家庭；甫遭民进党开除党籍的新科新北市议员李婉钰也以实际行动，捐出自己十二万月薪；也有新竹民众捐出二十万元给县府，表示愿帮助四十个家庭，每户五千元。 影响所及，捐款不落人后的郭台铭也把鸿海集团每年大吃大喝的尾牙宴，改办花博慈善嘉年华，现场义卖及捐赠一百辆康复巴士、五十台轮椅等共计金额逾新台币三亿元。 陈光标一向坚守捐资的地方不投资，投资的地方不捐资，但这次来台湾他却是一手发钱，一手投资，不禁令人怀疑他在台湾大笔捐款，目的是打知名度，以利投资。 陈光标解释说，他要改变捐钱地方不投资的做法，因为他从事的是环保事业，环保是对人类、对地球慈善，没有必要避嫌，同时他也强调要捐出百分之五十的净利润给当地。 以下是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内容纪要： 这次来台引起两极不同评价，对你这么多批评，你不介意吗？ 我对所有的批评和责骂声，我都有一颗包容的心，这很正常，如果没有批评和骂声，对于我还不习惯呢！ 你行善比较高调，你的目的是想发挥传播效果，让更多人效法，这是受谁的影响？ 我小学三年级时候，靠暑假卖水，一分钱随便喝，一个暑假我卖了四块多，我把一块八毛钱的书本费领回家，刚刚到家，我妈妈跟我说，隔壁家的孩子在哭，没有钱付学费，我就把卖水剩下的钱就交给他家了，第二天老师知道了就奖励我，给我一朵「小红星」，我把它贴在我的脸上，我就到处每个班去跑，后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都想得「小红星」，于是他们就要打扫教室、打扫厕所、主动擦黑板。「小红星」的故事告诉我，做好事需要去传播，我认为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能让它去「上锁」，你传播给十个人，等于做了十件好事，你传播给一万个人，表示你做一万件好事，小时候，我就是这种个性，哪怕我帮助人十块钱，你叫我不说，像哑巴吃黄莲，我会憋得难过，晚上睡不着觉的，所以我把它说出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 可是中国人说为善不欲人知。 中国人也说，枪打出头鸟，对吧？枪打出头鸟是因为鸟飞得太低，才会被打到，我飞得高，就打不到了。 你成功的要诀是什么？ 我定下我人生的目标，就立即行动，永不放弃，不成功，我是不放弃的，同时我这个人非常能吃苦，也非常能吃亏，我认为吃亏不是笨，是福，因为在吃亏当中可以总结人生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现在培养小孩也是让他吃苦、吃亏，重走长征路，人从小就必须在坎坷中生长，中国一句俗话：「教养不成材，棒打出孝子」，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 你每次捐赠仪式，现场都会摆出一面用钞票堆起来的「钱墙」，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要带动更多的人，更多的富人拿出真金白银来帮助更多穷人，给富人带来压力，他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有了动力才会有行动。明年春节在大陆，我还会敲锣打鼓发红包。 你从小吃过什么苦？ 九岁时候利用暑假不但卖水，放学时候到村庄那里捡垃圾、废铁、废旧的东西，到供销社去卖，卖得的钱，我家的烟火油盐酱醋，全靠我解决了。十岁以后，我拖着板车到农村拖粮食到街上去卖。十二、三岁我就能买起二手的小拖拉机，拖粮食去卖。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把赚到的钱，买了一部电影机，白天做粮食生计，晚上给农民放电影。我九零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大学，我是学医的，在门诊部当了两年医生，那时候我工资三百块一个月，我朋友很多，不够用，因为小时候就做生意做惯了，后来我自己设计、改造的第一个产品「跨世纪家庭CT仪」，可以检查人体的心、肝、脾、肺、胃、胆、关节、膀胱等，人体的病变百分之九十能够检查出来，我就在南京新街口、夫子庙摆地摊，摆了接近两年时间，我当时没钱，虽然我以前赚了很多钱，但赚到手里的钱都被人骗去了，我手上只有五千块钱，在南京租了一个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讲给别人听，别人都不敢相信，其实就这么回事。你要写我人生的故事，你们一本杂志也不够写！ 怎么这么快就爬起来？ 我想了一个点子，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正好当时江泽民讲了三句话，全国在宣传防火工作：「隐患险于明火，防患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我就找消防局、工商局，给我写了一个文件，我说我不要你们出钱，我自己出钱，找一块板子，约一米二长，八十公分宽，就把江泽民的宣传语三句话打在板子上，下面一半我就找银行企业做广告，就把这个广告牌放在任何没有限制的电梯口、商场收银台、食堂等比较有人看的地方。这个广告板，消防局跟工商局是不收我钱的，我也不给它钱，这个广告板是用玻璃板做的，我做多少就赚多少，一块成本六十块，我卖给公司一千块钱。 那是暴利？ 没错！后来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还有其它公司等，它们也认为划得来，这个广告牌我可以贴在商场收银台一年时间，对于我来讲，这是暴利，一年做了两万块的广告牌，赚了将近八千万，一下就翻大身了。 你赚钱很容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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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0）● 于泽远 北京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长篇文章纪念中共前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诞辰90周年。文章详细介绍了华国锋一生为中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只字未提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有关华国锋所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等错误的内容。 　　由于昨天是曾经大力破除“两个凡是”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14周年忌日，而华国锋诞辰是2月16日，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引发一些左派人士的联想。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说，《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有深意。华国锋已经不在公众视线多年，突然发文章纪念，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这是中共近三十多年来的一次标志性进步。 　　这篇署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文章说，华国锋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文章介绍，华国锋在湖南主政时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中国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研究推广杂交水稻。华国锋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请袁隆平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华国锋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中国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强调，华国锋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中共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文章还指出，华国锋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先后主持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文章也间接否认了华国锋坚持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说法，强调华国锋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推动下，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自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其间还担任过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一度被歌颂为“英明领袖”。他的肖像也和毛泽东一起张贴在千家万户的墙上。但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提出了“两个凡是”，试图阻挡党内外清算文革的潮流，从而成为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推行改革开放的障碍。 　　1980年9月，赵紫阳接替华国锋出任总理；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降为党的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61岁的华国锋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从此赋闲养老。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病逝。按照官方说法，中共迄今为止的四代最高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华国锋被普遍认为是一名过渡性领导人。 　《乌有之乡》昨天发表网友评论认为，《人民日报》肯定华国锋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支持杂交水稻，真实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工程、发展科技的历史，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        该网站另一篇署名“孙锡良”的文章说，客观评价华国锋是共产党进步的重要表现。这次由《人民日报》高调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至少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认识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华国锋是继毛泽东之后合法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并不是所谓的“过渡性人物”。人民日报的这次客观纪念文章中全面记述了华国锋同志的一生，从农业、工业、文化、外交和国家全面工作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评价，华国锋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创新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 　　文章说，那些认为华国锋只知道搞运动，不懂经济甚至是阻碍经济建设的论调是多么的荒唐！那些把经济建设成就都堆到一个人头上的做法是多么的歪曲实事！ 链接：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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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rother watching: Police checks identity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top); Prize winning photo of the Zhong sisters whose plight went viral on the Internet. (Photo: Yang Shuhuai, Xiao Xiang Morning Post) China’s fast-expanding internet and media development pose new challenges to authoritarian party rule Can The Internet Tame Governments? – Part II | Yale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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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期  作者：邓飞  杨桐 一名上访者被送入精神病院十四年，作为事实上的正常人，他被迫接受长期的药物和电击“治疗”，直到被公众和媒体营救。 2011年1月4日早8时，50岁的郭元荣走出三道铁门，走出湖北省十堰市茅箭精神病医院四楼病室，重获自由。 他曾是一个县建设局的干部，却在这间病室被强制治疗长达12年之久，14年前，他被认定是一个精神病人，而起因是举报他的局长。 如果不是另一名被送进来接受惩罚的异议者撞见，郭将继续在幽暗病室里消耗生命。 图：出院的郭元荣收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鲜花 郭元荣出院记 此前一天，1月3日上午，竹溪县公安局、建设局和信访局等一干领导来到该县英语老师郭巧云的家。郭巧云是郭元荣的妹妹。 官员们看到一篇题为《民女许身救父》的帖子，这篇帖子于1月1日11时30分发表在中国著名的社区网站天涯论坛上，原标题为《谁救我爸精神病院关14年！》，发帖人以“郭寒韵”为名，自称是郭元荣24岁的女儿。 “郭寒韵”讲述郭元荣因举报单位领导被关精神病医院14年的故事，还在随后的跟帖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 1月2日，《凤凰周刊》记者奔赴十堰调查得知，所谓“许身救父”的“郭寒韵”根本不存在，而是当地网友彭宝泉和陈永刚虚构的一个人物，在当地方言里，“郭寒韵”实为“郭喊冤”。 彭、陈相交颇具传奇。2010年3月，陈因在网上发帖举报县领导被拘，彭将消息通报给一知名网友张洪峰，经张网络直播使陈获释。4月，彭因拍摄上访者照片被警方送入茅箭精神病医院，又是陈通报张，引起媒体关注致彭获释。 巧合的是，彭在被关精神病院的六天中，发现了一些同病相怜者—因上访被政府送来“强制治疗”的人。 这些人包括郭元荣。 彭对这个大背头永远一丝不乱、病号服永远一尘不染、手里还拿着一本被翻得发黄法律书的中年男人印象深刻。两人曾有短暂交流，郭说，政府说他是精神病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坨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都是屎了。” 陈永刚听说郭元荣的故事后，同样匪夷所思：“我的个天！咋能把人关疯人院14年呢？”二人决定，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5月，彭、陈二人终于得到医院一员工的帮助，在住院记录中查到了郭元荣家属的联系方式。 两人远赴竹溪，找到郭的妹妹郭巧云和儿子郭昕，郭的故事开始清晰起来：郭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后调入县建设局担任乡建股股长，1994年起开始举报该局局长刘某，于1996年11月被县公安局送精神病院，接受“政府强制治疗”。之后，家属不断找公安局和县领导求情，恳请放其出来，但未被应允。 郭的家属恳请彭、陈二人设法救出郭，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起初，二人以郭的儿子郭昕名义写了举报信发布在个人博客上，后以《竹溪干部十年精神病院度春秋》为标题发表网帖，但在2010年整个7月和8月，两篇文章点击寥寥。他们也试图联系一些媒体记者，但终未获关注。 2010年过去了，两人心觉焦虑，就想出“儿子不行换女儿”的办法——编造一美貌女儿来为父亲鸣冤，并承诺对恩公以身相许。 此帖一出，围观者众，迅速蹿升为天涯红贴之一。 《凤凰周刊》记者将前期调查情况通过微博向全国直播后，网民群起响应，“十堰必须放郭回家过年”的呼声一片，茅箭精神病医院的电话几被网友打爆。 这个时候，竹溪县的官员找到郭的家属，同意放人。 4日早上8时，郭的家属带着一套新衣来到茅箭精神病医院，给郭换下了那身经年穿在身上的幽蓝色病号服。 家属们本不想声张，打算接郭出来后就驾车离开十堰。但郭的弟弟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却发现，医院所开具的证明上，只显示郭在这里306天的住院记录—即便根据官方的统计，在过去的14年中，郭元荣有三次被家属接回，其中的12年多仍是在这家精神病院内度过的。 事后精神病院医务科工作人员承认郭在该院住院十多年，解释说该院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住院记录，这次提供给家属的只是最后一次的记录，但剩余病历需要持户籍证明才能复印。 4日中午，郭元荣坐在弟弟找来的面包车上，归心似箭。上一次被强送精神病院，是在1999年8月，七十多岁的父母已十余年未见。 郭一直微笑，表现得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图：母子团聚，郭元荣细说心事 第四病室五千日 1892年，俄国作家契诃夫写了一部小说，名为《第六病室》，描写一所沙皇时代的精神病院，里面关押的人中也有对社会不满而并不真正疯癫的。郭元荣的经历和小说颇为相似。 1996年，竹溪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将郭收押，后于11月23日将其送入十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现鄂西北精神病鉴定中心）进行鉴定。4天后，警方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 家属不停奔走求告。1997年5月24日，郭被“政府强制治疗”177天后，在家属写下一纸监护担保承诺书才走出医院。 不到一年，1998年4月29日，他又因“不能控制自己言行”，被竹溪警方第二次送入这里，“治疗”167天。 又1年，1999年8月19日，郭再因“赴京进行非法言论宣传”被竹溪县公安局送入精神病医院。 此一来，就是11年零三个月有余，加上前两次的住院经历，在精神病院的近5000个日夜，他是如何度过的？ 茅箭精神病医院的一位员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茅箭精神病院的病房区被三道铁门隔绝，病人按照性别分别入住在男区和女区的若干病室。郭一直住在南区的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有40平方米大小，这里有14张床位，两个床之间的距离不到50厘米，刚好容下一个人通过。 高峰时期，这里住进去过13个人，平时加上郭元荣也就10个人。 作为入住时间最长的病人，郭被允许一直占有靠窗那张病床，这里的光线最好，郭在床上将几本法律书籍一直翻黄翻烂。 郭床头的那扇窗户永远无法打开，它被几根不锈钢管牢牢固定，不锈钢管的里边是粗大的钢筋。他只能到窗户外的走廊上踱步，但跳楼自杀的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走廊也采取了同样的防护措施。 郭每天有两次自由活动的机会，如果没有雨雪，没有太阳暴晒，男区和女区的病人会被驱赶到院子里放风，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左右，这和监狱里犯人放风几无二致。 但郭对这种机会并不买账，他经常拒绝出来，并对强令其放风的护工大喊：“老子就不下去，我想咋地就咋地。” 精神病院的护工，多为身强力壮者，对不服管教或者发病者，他们有力量控制。 郭和其他住院者一样，要遵守医院的作息规定，起床时间为夏天早上6时20分，冬天6时30分，然后他们有20分钟的洗漱时间，洗漱完毕就开始排队领药，吃药。 护工会监督病人吃药，若发现偷偷倒掉或拒绝服用，通常会被强制打针或电击。 早上7时是开饭时间，病人们一天的生活费是8元钱，2010年曾在这里住院一周的彭宝泉说，精神病院的伙食极差，没有任何油水。 《凤凰周刊》记者接触的员工承认，为病人做饭的食堂属于承包性质，伙食的确很差，以前几乎都是白水煮菜，里边只有少许几滴油，而且菜都是挑最便宜的买，免不了烂菜叶掺杂其中。但这种情况在去年下半年有所改观，食堂承包人变更后，病人们可以吃到炒菜了，但病人的生活费每天提高了1元。 早饭之后，护工们会检查各个病室，对每个入住者打分，视他们的个人卫生、被子是否整洁、是否参加集体活动等状况予以评分，然后发给一张代表金额的“纸币”，因此称之为“代币治疗法”，每个周五，病人可以用这些“纸币”换取方便面和火腿肠之类的小食品。 郭本可以打得很高的分数，他的个人卫生搞得很好，几乎每天都要刮胡子，平均每周要理一次头发—每天，郭都把大背头梳得铮亮，幽蓝色的病号服也看不到任何污渍，这给每一个接触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郭不爱出来放风，因此他的分数会打一些折扣。但郭并不在乎挣分来换零食。在精神病院十多年，他每个月的工资都由竹溪县建设局按干部级别正常发放，直至涨到现在3000元左右的月薪。他甚至还分得了一套住房。 每周的一、三、五是家属探望日，郭的儿子、弟弟和妹妹没有中断过对他的探望，每次还会带给些零花钱。病人和家属见面，是在一间单独的会见室，情景和探监相差无几。 郭不抽烟，但有时候会想喝点白酒，在精神病院，酒和茶是绝对禁止的东西。但一位同情者曾偷偷给他买过两瓶白酒，价值两百元，郭坚持付了钱，尽管那位同情者一直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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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期  作者：潘阳  胡佳桓 周江拥有双重身份，工作日里，她是端坐在直播间的大陆某省级广播电台主持人。而当她远离熟悉自己的听众之后，回到家中的周，又会定期参与一档网络电台节目的播出，并不以真名示人。 网络电台的世界，对于她而言更为亲近。作为一名同志，周透过网络广播的发声，正在聚拢着这一群体的人气。当在现实世界中少有公开的情绪释放出口时，周江所主持的网络广播，就成为了这一群体的言论集散地。 实际上，由于并没有在视听管理部门备案认证，周江所从事的这项网络广播工作，并不被大陆互联网法规所认可—也就是说，这是地下网络电台。 此类情况，在大陆的各大同志交流网站中并不鲜见。自2004年后，各同志交流网站都以建立网络电台，作为进一步增进同志信息沟通的隐秘通道。而电台背后，一般都有一个同时在线数超过百人的同志网站作为支撑。 在香港，或是台湾的新兴网络电台中，承担同志交流功能也是其特点之一，但又不尽相同。比对两岸三地的网络电台生态，亦可折射出当下三地的政治、文化现状，透过网络电台听到两岸三地多元的声音。 大陆网台成同志交流管道 周江称，其所服务的地下网络电台，从主持人到节目导播，所有运转都靠同志义工。 无酬运转，几乎也是地下网络电台的常态。限于条件，其所有的制作播出流程都是利用网络免费平台。电台义工一般在家中使用私人电脑完成一期节目的制作，然后上传到在线视（音）频网站，或是网络存储站点。听众则通过下载的方式，收听到这些节目。 节目设置与传统电台并无区分，加上有些主持人自身就是专业人士，使得一些地下网络电台的制作也颇具水准。而其内容，也锁定在了同志这一群体所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同伴之间的相处之道。 在有些节目中，甚至还会出现教授听众如何爱抚同性伴侣的刺激话题，尺度较大陆传统电台的午夜卖药广告更为游离。 其中规模较大的地下网络电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并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私人书店出售，其背后都依靠着一个自发组建的民间同志公益组织，圈内称为同志NGO。这一类组织的成员向记者介绍，他们会定期举办集体活动。 据记者了解，类似的组织在各地还分布有工作组。 无论是节目制作，还是衍生出版物，都是打擦边球的谨慎尝试。因为一旦严苛深究，其派生的网络电台节目与出版物，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陆现行的法规相抵触。 不过这种地下状态，在某些地区也会发生反转。大陆媒体曾报道过的“彩缘新疆同志情感广播”，就是特例之一。 2007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此网络电台的创办人正在酒吧进行同志公益宣传时，被当地电台的编导看中，并邀请一起合作开办了一档以同志为主题的电台节目。此前，创办人已在2004年向本地卫生部门提交申请，要求进行同性恋的防艾预防工作，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支持，彩缘新疆同志工作组挂牌成立。 该节目在乌昌音乐之声广播电台开播，覆盖整个乌鲁木齐和昌吉地区，反馈良好。半年的合作期结束后，这位自身就是同志的客串嘉宾，对于能在主流媒体探讨同性恋话题颇受鼓舞，遂自筹资金，创办了“彩缘新疆同志情感广播”，以录播形式供下载收听。又半年后，实现了网络直播。 与此同时，一家专门从事艾滋病易感高危人群干预工作的公益性公司，在工作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 从成立工作组到组建公司，接下来，以网络电台为研究起点，创办人陆续接手多个同性恋艾滋病的国际研究项目。由于能接收到相对真实而又集中的同性恋群体数据，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大陆社会学家李银河等人也将他的网络电台纳入研究视野。 新疆当地电视媒体，从防治艾滋病的立意出发，对这一特别的网络电台也进行过专题报道，这在大陆主流电视媒体中极为罕见。当地从事防艾工作的专家在访谈中坦承，防艾工作容易让同性恋者产生戒备，但以这种形式进行同性恋防艾宣传，令同性恋群体接纳起来更为容易。 尽管创办人称，并未如外界传说那样从政府获得薪酬待遇。但由于自发探索出一种有效的防艾控制手段，网络电台的创办人也多次受邀参与《乌鲁木齐关于艾滋病防治条例》政府提案的听证会，这也成为来自政府层面的一种认可。 身份归属的模糊，加上群体本身在大陆社会所具有的敏感性，使得主流社会几乎看不到同志人群的独特社交方式。颇具意味的是，大陆互联网监管当局对于反动、黄色网站的打击力度极大，但同性恋网络电台节目，可以自由上传到在线视（音）频网站不被屏蔽。网络电台这种不见面的交流，也正好符合同志需求。 事实上，综观大陆目前流传的同性恋网络电台，其社会组织化程度单薄，且并非本土原创。多名网络电台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创办网台时，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参照台湾同性恋网络电台作为标杆。 在台湾，这样的同性恋网络电台比大陆更早，更为专业，不仅上下游产业链丰富，还有广播剧等多种电台产品。 台湾网台的“吹风”效应 最初影响台湾的同志网台，开办时间可追溯至1999年。但被大陆同志网台人士认为极具借鉴意义的台湾网台之一，是一档在2003年7月启播，名为“拉子三缺一”的深夜节目。节目内容以宣导同志经验分享为主轴，面向全台女同性恋群体。 在“拉子三缺一”之后，台湾又有数档同志广播节目上线，台媒评价“过去在主流媒体难发声的同志族群，如今在广播中逐渐找到一片天”。 此外，在其他一些并无设置专门同志节目的电台，出于落实性别平权的考量，台内节目也自动将同志列为收听群体，不再避谈这一话题。 实际上，就在台湾第一档女同性恋广播开播之前两个月，香港同志电台也已正式启播。由于是广东话播音，对内地的辐射力并不如稍后开办的“拉子三缺一”。 但话题开放所带来的副产品，即是网台管控尺度的拿捏。“拉子三缺一”节目曾因播出教导女同性恋者使用安全套的描述，以及模仿各国女子做爱时的叫春，遭台新闻局依广播电视法开出“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九千元罚单。后电台方上诉至高等行政法院，历时1年3个月，经三任新闻局长更迭之后，获得胜诉。 台高院认为，多元开放社会中，同性恋并非不可供公众讨论议题，相反有广泛讨论的必要，该段内容（叫春）固然毫不修饰，但不能将该内容抽离以观，应将节目内容作客观判断。 这一判例在岛内同志群体中引起轰动，成为台湾同志电台发展的路标。对于大陆同志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当正面的消息。事实上，从两岸三地来看，活跃于网络电台的议题，多是在主流社会中不被重视，甚至被抑制的声音。同性恋话题只是其一。通过其政治发声的不同音量分析，指标性则更为明显。 在台湾，不仅网络电台公开评论蓝绿两党，南台湾还一直活跃着地下调频电台，每逢选战就会发挥吸票作用，成为民进党在最后关头的秘密武器。 在香港，2005年泛民主派就曾举办传统广播电台，覆盖范围包括香港岛及九龙大部分地区，并同时透过网络广播节目。但限于法规限制，一直未合法化，属于地下电台。围绕电台牌照的审批与否，2008年前后还闹出“香港地下电台风波”，泛民主派电台的发声不易，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类似台湾地下电台的网台，却在香港流行起来，泛民主派也退而求其次，找到了讨巧又廉价的舆论平台。 《联合早报》报道称，香港网络电台近两年已飙升至接近700个，几乎是泛民团体的天下，网台有望成为泛民主派在选举期间的重要助选手段。作为香港“80后”和弱势社群发声的渠道之一，网台上扬的收听率，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情走向，也凸显了它们的政治功能不可低估。 在多档网络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香港青年林匡正称，相对而言，网络电台的言论尺度要宽松。事实上，香港电台名嘴郑经翰和黄毓民因一连串的恐吓事件被迫“封咪”（停播）之后，也是通过个人开办网络电台的方式“复活”。 而在实际功能发挥中，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又是经典一役。所花竞选经费不超过300万元港币的社民连，得票率达10%，成为全港众多政党中的最佳。事后港媒分析文章指，网台和互联网的成功动员，都是成功因素。 反观大陆，其网络电台多脱胎于传统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节目全面上网，仅是作为一种媒体形式的延展。在互联网管制的背景下，取得牌照，可以运转的所谓民营网络电台，则少之又少。在这些民营网台中，音乐清谈类节目又占据主流。 当大陆同志网台的主持人，对着话筒不经意的说出“族群”、“发声”这样的典型台湾国语词汇时，印证出真正受台湾网台“吹风”效应影响的产物中，同志广播尤为醒目—台湾不仅有比香港的政治网台更为传统的地下调频电台，并且在同性恋网台的发展方面，较大陆的段位也更高。（文中周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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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期  作者：熊剑锋  赵季文 近三十年的“严打”历史，不断重复的运动、突击，不仅让司法人员疲于奔命，同时也催生了司法人员或逃避或寻租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次“严打”风暴、近三十年的“严打”经历，尽管官方层面对“严打”褒奖有加，但是民间对其社会效益的分歧，日益加大。 决策的革命因子 “严打”自诞生起，其决策的科学性便受到学界的质疑。最大的异议是，社会治安不好是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相当漫长的社会现象，这种规律不会因为割韭菜式“严打”而消除。 首次祭起“严打”的背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癫狂之后，960万平方公里滋生着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留存公安部档案的数据统计：“严打”前的1980、1981和1982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75万、89万和74万多起。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同他谈话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邓小平要求：“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1983年8月份开始“严打”之后，在短期内立案数量确实开始下滑，1983年到1985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61万、51万和54万起。但是仅仅在短短三年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这一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严打的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作为对“文革”特殊后遗症的清理，1983年的“严打”是有必要的，但1996年之后的“严打”就没有必要。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的研究表明：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主要的代价之一。 刘仁文表示，1996年后随着社会整个开放度的加大，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社会治安恶化是必然的代价，“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可以看出来，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的上升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相当漫长的现象，客观规律不可能通过一两次‘严打’来扭转这个问题。” 结果，1996年“严打”之后犯罪率再次上升，证明了刘仁文当初大胆的预言——社会治安还会恶化。 “严打”陷入怪圈，除未能透视社会体制基因外，也在于政策出台的本身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色彩。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曲新久认为，“严打”属于公共政策，一般来说，要严厉打击某种犯罪，政府制定决策时要科学分析判断当时的犯罪情况，考虑如何去做、配备多少人力物力、采取何种方法，如美国“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对于投入多少情报力量、军队甚至移民政策要做出什么变化，事先都要经过充分科学的讨论和论证。 而1983年“严打”政策的决策过程十分简单，“它是中央特别是个别领导感性认识的结果。彭真说：‘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曲新久说。 刘仁文也认为，“严打”决策非常神秘化，其他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发展纲要制定的时候，都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严打”决策没有科学性，要遵循犯罪的自身规律， 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决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刘仁文看来，1996年的“严打”和李沛瑶被害有很大关系、而2001年的“严打”和当年的石家庄爆炸案等案件直接相关。 刘仁文认为，李沛瑶被害是特殊事件，从1996年到2001年的社会治安来看，没有非常显著的证据证明社会治安比以前有很大的恶化。 民众的态度也成为“严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复旦大学教授汪明亮指出，民心所向是“严打”政策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出现多抓一批多杀一批等情况时候，民众大都拍手称快或者为之欢呼。 也有学者从政权权威的角度来解释“严打”的决策机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出台都意味着严重刑事犯罪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系是政治权威的基础。 根据彼时国家体改委的抽样调查，全国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1993年只有14.5%，1994年为18.3％，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与政府权威的认同。 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打击对象都是在当时非常普遍且直接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类型，每次“严打”都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威形象，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象征性资本。每一次“严打”斗争就是一次巩固与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仪式与操练，“严打”斗争就成为中国国家权力重要的认同化机制之一。 这种从政治出发、又落实于政治的战役模型、精神昂扬之中，反而疏漏了科学的长远性和社会转型的协同性。 “依法”之虚 “严打”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缩略语，其全称反倒不为人所知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严打”，有一个至今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亮点”，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 但是，“严打”让人印象更深刻的则是，行动中，“从重从快”之水，溢过了公安机关的抓捕，蔓延到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的量刑领域，形成“严打”的扩大化风潮。 为了配合“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严惩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以下简称“迅速审判决定”）。 这两个决定分别从“从快”和“从重”两个维度对当时的刑事法律体系做出了修改，“严打”从此取得了法律依据。 “迅速审判决定”称：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类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同时禁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这些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原来的规定和立法意图大相径庭，更与1982年通过的宪法有关规定显得极不协调。 而“严惩决定”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六种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这被认为是对1979年《刑法》第43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重大误读。 1983年通过的还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该《决定》，原定1983年底就收回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彻底下放到地方。这一放，就是24年，直到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才予以收回。 对于“从重从快”对法制的扭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有着切身的体会。 1983年“严打”开始时，陈兴良还是一个研究生，正好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因为人手不足，被委任为助理审判员，亲身经历了此次“严打”。 陈兴良在其《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一书中回忆，实习结束，他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加了“严打”刑事案件的辩护，记得当时担任辩护人的一个盗窃案，收到判决书，第一被告被判15年，第二被告被判处10年。 “没过两天，‘严打’一来，我在法院门口赫然看到布告，第一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被告被判处死缓，也就是说我收到的这份判决书一夜之间就失效了。”陈兴良写道。 陈兴良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对“依法严打”一再加以强调,但“严打”疾风骤雨席卷而来的时候，其能动性冲破了“依法”的被动性。 当时某知名法学家联合10名法学家给中央写公开信，认为“严打”会伤及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对多用死刑提出异议。后来这10名学者被通报批评。 1983年的“严打”留下了后遗症，此后对“严打”案件的申诉一直层出不穷。法院系统从1986年开始陆续进行了一些纠正，同时也引发了体制内反思。 2000年中央决定“严打”后，最高院曾专门开会部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各地也开了类似的会议，防止‘严打’在执行中出现变形。”一位知情人士介绍。 最高院前副院长刘家琛回忆，2001年发动“严打”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做了一次报告。最高院本来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但让人意外的是，报告中没有法院“打击不力”的话。 “这是几次‘严打’斗争中的一个例外。”刘家琛说，不但如此，江泽民还特意提出“从重从快是方针，稳准狠也是方针”。 不过，这个让最高院非常赞赏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是出现了偏差。不到两个月，“严打”又重新形成运动，“又是五花大绑，有些省一天就抓一千个。” 这让最高院非常紧张，连忙给中央和各省高院院长写信，内容是“不能这样干”。因为“这样在第二年的国际人权会上我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之后，最高院又由高层带队派出检查组到多个地方进行检查，强调在“严打”中要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既要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又要确保办案质量。 在2001年的“严打”中，延续的另外一个制度安排是“公检法”联合办案。 一位退休检察官回忆，当时“每抓到一个罪犯不是像现在这样先是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 共同审完以后，各单位出各自的案卷，共同研究一个罪名，定出判多少年。“当时的审判效率达到了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高效之巅。”该检察官说。 尽管一些法院保持克制，并四处灭火，公、检、法联合办案，还是导致冤假错案频频出现。去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赵作海冤案即是当年“严打”过于粗放的典型案例。 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对媒体隐晦表示：“哪个环节，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有错，有一个环节把握住了，就不会出现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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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of the Rabbit starts badly Feb 3rd 2011 | BEIJ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ublicity Department (or Propaganda Department, a closer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is adept at controlling news from abroad that might inflame sentiment at home. As communism collapsed in Eastern Europe 20 years ago, it kept all but the ba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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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messi88 同学投递。 MACAU, CHINA – Macau’s Lisboa Casino at night. Photographed Wednesday January 26, 2011 in Macau, China. (Andrew Higgins – Washington Post) By Andrew Higgins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Sunday, February 13, 2011; 5:39 PM IN MACAU, CHINA At the end of a successful business trip to southern China, tire trader Yuan Shih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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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lamb 投递。 A man carried discarded boxes of fireworks in Beijing on the fifth night of the Lunar New Year.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February 9, 2011 BEIJING — Eardrum-piercing explosions. Choking plumes of sulfurous smoke. Showers of sparks that cascade onto homes and heads. For an unapologetic majority of Chinese, life does n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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