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王昉 约刘瑜共进午餐，她提议紧贴北京西三环的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天使食府。我比预定的11点迟到了几分钟，走进餐厅，几乎还没有客人，只在对面高高的窗下瞥见一个纤细身影，笼罩在冬日阳光中。我快步走去，她抬起头来，帅气露耳的短发，棱角精致的脸，一对巴掌大的圆圈耳环，过膝的黑色长靴。这就是“美女政治学者” 刘瑜了。 我对迟到感到不好意思，入座时连连道歉。刘瑜微笑着说没关系，和我一起抱怨了几句中关村附近的交通，解释说，约在这里因为这是家江西菜馆，而她是江西人。哦，我想，我原以为是因为你的母校情结呢。 “七零后”刘瑜本科和硕士就读于餐厅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起辗转美国和英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就读、研究和教书，直到2010年回国出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早在回国之前，她就因为在国内媒体上撰写的一系列政治评论专栏而为公共领域所熟悉。这些专栏后来集结成《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后很快跃上各类畅销榜。她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拆解成生活细节和常识，在时常混杂着焦躁、戾气和炫弄的公共讨论中，她的文字亲切、理性又不失调侃，被许多年轻读者赞为“不装不端着”、“深刻又好看”。因为她对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制衡制度和权利意识的推崇和维护，她在知识界被笼统划分至“右派”阵营。 我们叫来服务员，开始点菜，我请刘瑜代办。她快速翻看菜单，简单问了问我口味上的偏好，几乎在一分钟内决定了午餐内容：石锅凤爪、蒸洄鱼、清炒豌豆苗、干贝冬茸羹，一壶铁观音。 “我在点菜上特别有效率，”刘瑜合上菜单，露齿一笑。“一般是翻到哪页就点哪个菜”。 “没点猪头肉吗？”我问。我们就都笑了起来。 我最初结识刘瑜的文字，并不是她的政治观点，而是她记录留学生活的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一个女博士，还是政治学女博士，用几乎小女人的细腻和伶俐笔触描写清冷孤悬的海外生活，读来让人莞尔。其中一篇《对猪头肉的乡愁》，描述的就是她在遥远的纽约上城回想起人大食堂“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时的齿颊生津。 铁观音上来了。我斟上两杯茶，茶香在暖洋洋的正午阳光中晕开。这是北京入冬后难得的一个天空湛蓝、阳光澄澈的日子，坐在阳光中的刘瑜显得越发白皙，眼神灼灼。餐厅里开始走进别的客人，声音有些嘈杂起来。我问刘瑜：你回国一年多了，比起国外简单的生活，现在热闹多了吧？ “有点太热闹了，”刘瑜说，皱了皱眉。她说，刚回国时，觉得有些朋友总该见上一面，一轮之后就会清净下来。“但后来我发现它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它是一个ripple，会不断扩散。” 刘瑜减少了社交活动，大半年没有做媒体访谈，专栏也减到一个月一条。但是政治、公知、美女和清华这几个标签，让她很难真正避开公众目光。她要出席的活动，在 豆瓣上总有年轻朋友们奔走相告。她的名字开始和梁文道、许知远这样追随者众多的时政评论人并列，作为推荐人出现在新书的腰封上。尽管不常写，她的专栏文章总是刚一发表就会被大量转发和引用，微博上也有63万粉丝。（在共进午餐和此文发表之间，刘瑜在对韩寒方舟子间的笔战发表了几条微博后，留下一句“去冰岛了，大家玩好”，删除了所有微博，但粉丝数量不降反升至67万）。 在清华校园里，刘瑜每周二晚的公共课《美国的民主》总是非常火爆。我曾在三个月前潜入清华“偷听”了她一堂课。因为预先了解到抢座的难度，我在课前四小时就预先到达，能容纳百来人的教室已经坐了三成，没坐人的位置上也都放上了用来占位的书本。到开课前一小时，连课桌间的两条走道上都已塞到无处落脚。那堂课的内容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刘瑜概述了美国各级各类复杂甚至“折腾”的政府选举体系，告诉学生们“政治可以是件阳光平常的事，不需像某些国家那样你死我活”。 师生们在课堂上都颇有默契地只谈美国，但问答环节仍然不可避免有所投射。一个学生问，这么复杂的选举体系，难道不会降低效率吗？ “效率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刘瑜答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倒房子的确可以很高效，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其它珍贵的价值被践踏。” 服务员端来了石锅凤爪。一个圆型石盘上，十来个暗红油亮的凤爪吱吱冒着热气，辣香扑鼻。刘瑜说这是一道江西菜，她每次来这个餐厅必点。谈到上次去听她的课，我问，到清华一年多，对中国大学生感觉如何？和剑桥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瑜答说，上她课的学生是个“self-selected group”，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大学生群体，从很多学生身上，她还是能看出中学教育塞在他们脑中的东西。“但他至少有困惑，对与既有观念不同的事物，他至少不会有那种一触即跳的愤怒和抵触。”刘瑜语调轻快，话间很少斟酌，但是用词精到，让我想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刘瑜语录”。 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对中国的高校教育感觉不舒服？我问。 “在教学上，目前为止校方没有人干预我。”但在研究上，她偶尔还是感觉不安，比如在看到教育部招标的课题时。 “很多课题都加上了‘中国特色’几个字：‘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这让我觉得，很多课题只是让你去为现有制度和意识形态作论证和辩护。” 那么你打算去适应吗，我问，还是说这样的事情多了，你会想逃？ “我觉得，和开拓新的学术自由一样重要的东西，是你怎么利用现有的自由，”刘瑜答。“有些学者不花时间做研究，写不出东西，但老觉得是政治迫害的结果。” 我们一边严肃讨论着学术自由，一边在口中急切分解着弹牙多汁的凤爪，因为火辣而嘶嘶吸着凉气，这个场景让我暗自忍俊。还好干贝汤此时上桌，白润絮状的蛋白着干贝仁，浓稠甘甜，正好解辣。 “还有一种人，”刘瑜顿住，少有地停了几秒，“他们既欠缺学术好奇，也没有多少社会关怀，对他们来说这个工作就是一个饭碗。这样的人，就算是给他自由，他也未必写得出东西。” 这话直白得让我有些惊讶。事实上，回国后的刘瑜并非总是鲜花铺路，在互联网上也遭遇了几场伏击，针对她的学术能力或政治观点。先是一位自称同样有海外留学和执教经历、网名“双色玫瑰”的人攻击她学术功力不深、发表论文少、不思钻研学问而甘当“媒体公知”。后有清华研究生兼辅导员王清礼在观察了刘瑜的博客和微博后，“震惊之余”，建议清华学生不要选修她的课。还有人因为她父亲在政府任职，给她贴上“官二代“的标签。 对于观念立场上的抨击，刘瑜反应平静，认为思想间的冲撞是一个多元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谈及对她学术能力的质疑时，她的语速有些加快。她说，过去两年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就好象说，我的同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我也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但我在公共领域里有一个更大的山包，大家看见大的那个，就以为我没有小山包。” 刘瑜只是过去一两年中遭受公开质疑的众多公众人物之一。一方面，造假成风加上舆论放开，让“质疑”成为时尚；另一方面，一些明星学者们被公众寄予了过多期望，既要深刻严谨到能上专业期刊应付晋升要求，又要浅显酣畅到能在网络上一呼百应。或许因为曾受质疑之苦，刘瑜在“方韩大战”中，对质疑本身提出了质疑，因而被归入“挺韩派”，尽管她曾明确说过并不认同韩寒的许多观点。此皆后话。 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大盘的清蒸洄鱼，纤薄嫩脆的鱼片上盖着厚厚一层青葱和鲜豆豉，色味俱佳。我们交流了对这个菜的喜爱，埋头吃了几口，话题转向她对中国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我问，一年多前你刚回国时对媒体说，你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现在呢？ “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判断，和对它有日积月累的亲身感受的确是不同的，”刘瑜承认。 她说对中国的长期未来仍然抱有信心，但对三五年内的中短期则比较悲观，因为在过去一年她看到的许多事情：动车事故、小悦悦之死、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盲人活动家陈光诚被软禁，让她对中国的治理抱有深深的疑虑，她称之为“鸵鸟的制度”。 “无论这个社会发生什么，它都只出一张牌，就是维稳维稳维稳，就是把声音压下去。这种模式将来三、五年可能会加剧。” 压制加剧的结果呢？引用当下正热的一个词，我问，会革命吗？ “暴力革命在中国我觉得不太可能。中产阶级在崛起，城市里住房自有率很高，农民也有长期租赁的土地，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lose。所以，中国要么发生有上层参与的社会变革，要么发生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种‘社会溃败’。” 按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描述，在一个溃败社会里，道德沦丧，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社会失去长远思维能力。刘瑜认为，所有这些迹象，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 “这很可怕，”她说。“社会溃败的成本大部分由底层来担负。我们这样的人，在北京五环内待着的人，基本不受影响。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忍心看到这个社会这样？” 刘瑜几次提到“不忍”，说这是让“骨子里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她继续留在公共政治领域、有时不得不在网上“与人搏斗”的原因。 可是身在北京五环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真的能体会社会下层与边缘之痛吗？我提到社会上对公知们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只会坐在书斋中摇动笔杆，而不是出现在与不公和压制对抗的前沿。 “对于这种批评，我很欣赏我一个朋友的一句话：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普通通的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 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些许乐观：“社会知识精英、小资阶层、大学生中间，我觉得median opinion（中间观念）正在偏移、向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偏移，这比几个勇士跑到东师古村与陈光诚的看守拼命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桌上佳肴只消灭了大半，但我们都到了口舌还在渴望，肚子已经满员的时刻。我续上茶，问刘瑜未来一两年的打算。她说，希望在2012年底时出一本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书。《民主的细节》虽然卖得好，但有人说这是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大，所以她的新书将关注东亚、中东欧国家，它们与中国最有可比性。 未来三五年，她会守着清华讲坛，同时写书写论文，“有些学术债要还”。在那之后，她还没想好，也许去做个专栏作家，也许去旅游。 她最后喝了口茶，说：“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或者甚至今天的台湾人，我不一定会关心政治，因为这些地方政治的运转越来越依靠规则而不是个人。我不喜欢身处对抗，但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很多事你做不到视而不见。所以要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 我招呼服务员结帐，并嘱咐要一张点菜清单。我向刘瑜解释，按照这个专栏的规矩，这个菜单要附在文章结尾。刘瑜闻此要过菜单看了几眼，说担心“看起来不够美观”。看罢她咯咯笑了：“还行还行。” 然后我们挥手告别。 后记：在我们午餐时，刘瑜已经流露出从微博撤退的想法，因为觉得微博上过于情绪化，戾气重，围观各种论战又花费太多时间。“方韩大战”后，她果然清空微博，只留下一句“冰岛”暗喻。在她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她曾经用“冰岛”比喻不用在乎别人眼光的“洁净”生活。发稿前我再次联系她，她回复，这场论战将她眼中微博的那些问题极端化了。“微博上已经有1000个自由派了，第1001个的存在可能不那么重要。我下个阶段还是想写些中长篇的，更学理化的东西，相比之下做这个事情的人少得多，我还是另辟蹊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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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倪璐（音译）按部就班地计划着自己的生活。这位上海姑娘说：“给自己设定一个未来3年或5年的目标，是最现实的事情——再长就无法控制了。” 　　她的中短期目标包括少工作一些、到处旅游；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 这位志向远大、在互联网公司盛大(Shanda)任职的24岁白领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写照。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明显不同，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30岁以下的人群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长大的，他们经历了越来越富裕（即使富裕程度还有限）的生活，因此会怀有一定期望。 “这些人患有我所说的中产阶级焦虑症，”位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研究员李春玲说道。“他们都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想让其他人尊敬自己。” 这种现象很常见。 随着持续扩大的需求让中国成为全球一切商品的最大市场（从手机到汽车），加之中国人对奢侈品产生了强烈兴趣，中国年轻人的未来规划和期望也似乎越来越像西方靠拢，他们似乎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象征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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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ARLES DUHIGG and DAVID BARBOZA Published: January 25, 2012 一位现任的苹果行政管理人员说：你可以在工作条件优越的工厂里制造苹果产品，也可每年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价格来去更新苹果的产品，不过这就需要那些用美国标准来衡量工作环境落后的工厂来取实现这个目标。不过现在，比起关切苹果中国代工厂商恶劣的工作环境，消费者更关心新一代的iPhone什么时候发布。   The explosion ripped through Building A5 on a Friday evening last May, an eruption of fire and noise that twisted metal pipes as if they were discarded straws. When workers in the cafeteria ran outside, they saw black smoke pouring from shattered wind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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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SEPH S. NYE JR. Published: January 17, 2012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展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能从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汲取精华，对于中国来说，要想成功构建强大的软实力则必须构建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及培育支撑社会发展的公民。不幸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设想并不会真正发生。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greeted 2012 with an important essay warning that China was being battered by Western culture: “We must clearly see that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are intensifying the strategic plot of Westernizing and dividing China,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are the [...]

她像水的温柔与智慧 昂山素姬像水的温柔与智慧，化解了专制权力的暴戾，让缅甸实现了一场宁静的革命。 上善若水。没有人可以低估水的能量。如果过去二十年的世界历史少了昂山素姬的「水」力，就少了那些理想主义的鼓舞能量。她像水的温柔与智慧，化解了专制权力的暴戾。她以静制动，默默地，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瞄准了那些权力的傲慢，也让民意的躁动瞄准了那些让人噁心的军头（Junta），让他们远离历史的舞台。 她如今六十六岁，但脸上的皱纹也是政治智慧的皱纹，呼唤一个国家的民主青春。她自己曾经青春过，风华绝代的倩影，风靡了全国和国际，但她的外在美与内在美结合如一，映照政坛的暴烈与丑陋。当抗议者沸腾时，她却是静如柔水，让缅甸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政治气候中，实现了一场宁静的革命。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也没有血腥的革命。它像春风那样，吹进了千万人心。一切的改变从八月中旬开始，看似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但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动力，让铁板一块的军管出现了裂痕，让那些强硬派不得不被边缘化，因为民间的声音就在宁静中爆发，在素姬那若有若无的、柔情似水的呼唤下，落实了全民的理想。 因为缅甸老百姓都忘不了二十三年前的场景。那是一九八八年八月下旬，仰光近百万的群众在大金塔西门外的广场聚会，昂山素姬就穿着一袭白色的衣服，铿锵有力地说出民主的理念和那不灭的理想。在那一刻，素姬成为缅甸政治改革的象征，也成为人们梦系魂牵的偶像。 即使后来她在政治的强权下被软禁，但她仍然是群众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领袖。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她没有权力，也没有钱、没有官衔，但她却拥有人民的心。 她最大的魅力其实是来自她对非暴力的坚持，将一切的强权的能量吸收，变成一种强大的反弹力量，让那些拥有飞机大炮的将军最后落荒而逃。她树立了一种自我牺牲的楷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爱情、家庭、亲情，就是为了她对祖国的爱与民主的追求。 但她在激情的背后，也有冷静的谋划。她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联美而不反中，并且不断主动与北京修好。她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寻找平和的心灵，雨露均沾，普渡众生。她主张民主和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认为不能诬蔑为西方意识形态而加以排斥，因为权力必须制衡。她所推动的变革，就是温和的、人性的、平衡的变革。她认同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的主张，以柔克刚，最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她的战场其实是文字的战场。她对政治的勾心斗角都不懂，原本只想当一位作家，但就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她挺身而出，走进权力的丛林中，用她的柔情似水的智慧，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下她的生命之书，在国际的舞台上，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希望。■ 邱立本 [email protected] 民主曙光照亮亚洲　．张倩烨 亚洲周刊评选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姬为二零一一年度风云人物。她为了祖国命运及民主前途而忍受了非凡的痛苦，并牺牲自己的青春、婚姻与亲情，渡过了十五年的漫长软禁生涯，在二零一零年重获自由，二零一一年更成为长年封闭的缅甸与世界接轨的重要象征。她温柔的、非暴力的坚持终于让缅甸实现媒体开放、互联网开放，让国民享受久违的民主之光，对中国也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 这是权力突变的一年。北非三名独裁者在一年内灰飞烟灭，而朝鲜独裁者也意外「驾崩」。这也是惊悚困惑的一年，中东茉莉花运动狂飙突起，呼啸而来，而动乱与不确定阴霾又旋即笼罩当地。但就在人心焦虑迷惘的时刻，亚洲国家缅甸却透射出一道虽不炫目但温馨异常的民主曙光，穿过漫长的独裁黑夜，被长年禁锢、坚贞不屈的昂山素姬，飘然重新回归政坛，苦盼民主黎明的缅甸民众备感欣慰，国际社会也对此响起不息的掌声。 亚洲周刊评选昂山素姬作为二零一一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她温柔的、非暴力的坚持，使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亚洲国家缅甸，终迎来长达四十九年漫长专制黑夜后的第一个民主黎明。「民选政府」上台，在重重封锁的国际制裁中，终于为自己打开一条与世界接轨之路，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昂山素姬。 六十六岁的昂山素姬的复出犹如凤凰涅槃，续写了一个历经二十年仍闪光的梦想，而她自己也成为了缅甸国民的世俗信仰。民众不会忘记，为守望祖国的命运，昂山素姬忍受了非凡的痛苦，并牺牲自己的青春、婚姻与亲情。在她十五载的软禁生涯里，曾放弃去英国看病危丈夫的最后一面，即使重创亲子感情也在所不惜，显示了坚拒自我流亡的决心。 今天，不仅缅甸大街小巷都有昂山素姬的画像，而她道德楷模的力量也激活了祖国冬眠已久的外交生命，吸引了全球注视：美国、中国、日本、欧盟等国际势力重新将目光投向缅甸。随着一系列解禁措施，缅甸实现媒体开放、互联网开放，让国民享受到久违的民主之光，对强大邻居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国民众不能不思考：为何缅甸可以，中国不可以？ 十二月是仰光最好的季节，连绵的雨季和酷热的夏季都已过去，天空湛蓝明媚。在布满了陈年建筑的仰光街头，辞旧迎新的气氛已然浓烈，街边贩卖挂历的店铺里，一位缅甸女孩翻开最新的一页，对外国顾客说：这是我们的「夫人」——昂山素姬。 酒店保安人员的钥匙链上有她的头像，计程车司机的钱包里有昂山素姬的照片，报摊上有她的新闻，仰光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她的传记被摆在显眼的位置；随便一个仰光居民都可以讲出她的一长串个人履历。可见，昂山素姬无处不在。她用宁静如水的温柔目光，注视着这个曙光乍现的国家——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曾为之献出生命的缅甸。 「我喜欢她，百分之百」，一位餐馆老板这样说。「我、我的太太、儿子和女儿，都喜欢她。她甚至没能见到丈夫最后一面，有人说她的大儿子直到现在都不愿见她。她为缅甸贡献了太多。」 过去二十一年中，昂山素姬曾被缅甸军政府软禁十五年。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她被再次释放，同时被释放的还有缅甸人对她长期压抑的热爱，和对国民命运的期许。 昂山父女像随处可见 「我们直到今年初才可以卖昂山素姬钥匙链」，街边的商贩说。每当有外国游客身穿「夫人」的T恤走过，缅甸人总会投来赞许感激的目光，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快乐地跑来，竖起大拇指，赞美「你的衣服真漂亮」。 在狭小昏暗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总部，直到今年八月，民盟总书记昂山素姬与缅甸总统登盛会面后，印有昂山素姬和昂山将军头像的T恤衫和纪念品才被允许出售。每逢昂山素姬来到办公室，民盟总部就热闹异常，一楼的简陋大厅，常常扮演媒体接待室、保安休息室与食堂三重角色。十二月十五日，昂山素姬与来自欧盟的人士会面时，这里聚集了来自日本、荷兰、挪威与香港的多家媒体。 「这一个多月以来她太忙了」，民盟的资讯官员U Thein Oo说，「媒体通常要提前一个多月来预约对她的采访」。他翻开一个日程簿，直到二零一一年的最后一天，昂山素姬的日程都排得很满。自昂山素姬获释后，平日人烟稀少的民盟总部也恢复了生机，无论青年还是老年成员，只要有闲暇时间就来这里义务服务。一位民盟成员表示，「最近尤其繁忙，我们在准备政党登记注册所需要的材料，很快就会送到首都内比都去」。 「今年的变化太大了，这一切在两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一位长驻在缅甸的中国石化员工这样说。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正在发生。 与总统登盛会面是关键 标志性的转变始于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这一天，缅甸总统登盛与民盟领袖昂山素姬正式会面。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昂山素姬评价登盛是一个「真诚」的人，具有改革意愿。尽管在其后几个月中，昂山素姬对当时与登盛会谈的更多细节三缄其口，但缅甸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剧变，却被视为此次会谈带来的直接成果： 二零一一年十月，缅甸政府释放二百多名政治犯，这被视为在军政府统治近五十年后，所谓「民选政府」放松政治管治的一个讯号；同样在这一个月里，缅甸结束了互联网管制、开放网络媒体；政府首次允许民众罢工，这也是军政府自一九六二年掌握政权以来的破天荒第一次；十一月，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并取消对候选人身份背景的多项限制，为昂山素姬参加补选铺平道路；十二月二日，缅甸政府与主要武装反对派南掸邦军达成停火协定；第二天，总统登盛签署法令，允许公众举行和平示威。 「从一九六二年到二零一一年，缅甸经历了四十九年的黑暗」，民盟行政官员U Hla Min说，「现在黑暗就要过去，是时候看到黎明了」。 一九八八年成立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见证了缅甸「黎明前的黑暗」，一九八九年，昂山素姬被软禁，就在次年，她领导的民盟在全国大选中获胜。昂山素姬本应当选为总理，选举结果却被军方作废，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二十一年前的昂山素姬与当局斗争的决心坚定，甚至在她的英国丈夫病逝后，当局特许她出国悼念都被她拒绝——她担心，一旦离开缅甸，就被禁止再度入境。她不愿与祖国分离。 二零一一年，昂山素姬与登盛的会面被视为缅甸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昂山素姬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她在经历了多年反思后，成熟与理智的体现。反对者则认为，她背叛了革命的初衷。 「昂山素姬成熟了，民盟也更加成熟」，U Hla Min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抗、互相攻诘，那揦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与他们对话、和解，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为国家做出贡献。」 民盟高层表示，在这次会面中，昂山素姬与登盛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决定在教育、医疗以及贫困问题上「并肩而行」。 与中美关系引起猜测 十二月三日，一张照片风靡全球。照片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昂山素姬含笑相拥。被媒体盛赞为「民主姐妹花」的两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的首次会面带给世人无限猜想。美国选择昂山素姬，未来的缅甸是否会由昂山素姬主导？一个走向民主道路的缅甸，是否会选择亲美路线？ 而在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中国，普通民众在这一年也对缅甸格外关切，不仅是因为中缅共用二千一百八十五公里的边境与怒江（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湄公河）这两条国际河流，更想从缅甸的民主道路中取经。缅甸的学生运动发生在一九八八年，中国则是一九八九年，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两个邻国在并行的时间内走出了不同的轨迹，如今邻国开始走向民主，很多中国民众在祝福之余，也对中国的未来加深期许。甚至有网民评论，中国与缅甸相比，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昂山素姬。而利益相关的中国官方或许担心，中国与缅甸是否正渐行渐远？ 无论是昂山素姬还是总统登盛，对这些疑问都没有给出答案，当然，对今天的缅甸来说，一切答案都为时尚早。但缅甸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在历史中找到了对未来的答案。很多缅甸人对亚洲周刊说，昂山素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昂山将军」，为了尽早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独立，遭到暗杀，他是民族独立的象征。缅甸人相信，即使有美国的支持，「我们的女儿昂山素姬」也会继承父志，坚持独立自决的民族道路。 助缅甸重踏国际舞台 随着昂山素姬重新步入国际政治舞台，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的缅甸也在二零一一年的年终迎来一批又一批密集到访的国际政要：就在希拉里离开后不久，中国外交部证实，中国驻缅大使李军华曾与昂山素姬会面。十二月十五日，欧盟官员到访仰光的民盟总部；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晤也在缅甸举行，六个成员国政要齐聚缅甸首都内比都；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也到访缅甸，帮助缅甸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昂山素姬多年来坚持的和平民主道路也为缅甸赢得了回报：东盟国家已同意缅甸担任二零一四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希拉里也带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并谨慎地承诺视缅甸的民主进程而提供更多的激励；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投资与科技支援，正在积极寻求进入缅甸的渠道。 「昂山素姬只是缅甸当局的一颗棋子」，这不仅是很多长期观察缅甸问题的专家的判断，也是部分缅甸人的疑虑。 「缅甸很像中国的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前的那个时期」，缅甸富豪旅行公司的华人经理杨安贵这样评价。一位接近缅甸政府的人士在长期研究中国清末政治变革后也认为，目前缅甸变革缺乏诚意，现政府很像一百年前的中国清政府，每次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暂停改革的脚步。而昂山素姬今年的高调亮相，在他来看，不过是被多方利用。 「缅甸政府希望借昂山素姬得到国际支援，而不是仅把筹码押在中国身上；美国也希望利用昂山素姬在缅甸的魅力向缅甸施加影响，毕竟美国在这一地区也有许多利益。」 这也是缅甸近二十年来历史进程的一贯路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掌权的军人丹瑞将军曾释放一千多名政治犯；昂山素姬在过去二十一年中曾多次获得短暂自由。军政府也曾召开制宪会议，做出开放姿态。这期间，缅甸加入了东盟，引入了部分国际投资。但每次短暂开放达到目的后，接踵而来的都是对异议分子的进一步打击，二零零七年「袈裟革命」期间，政府对抗议者血腥镇压，并曾经长时间切断互联网。 一些居民仍然为民盟及昂山素姬的未来担心，因为缅甸最重要的法律——国家宪法并未从根本上修改。根据现行宪法，军人在议会中固定占据百分之二十五的席位，而军队最高领导人则拥有最后终止宪法的权力。人们担忧，万一在未来的民选道路上，民盟再次获胜，一九九零年的历史会在缅甸重新上演，「缅甸人的女儿」昂山素姬会再次被剥夺自由。 「历史是否会重演？我想不会了」，U H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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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80后、90后，甚至下一代到两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设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帮助国家进行一场深度改革。——中山大学公共政务关系博士肖滨在形势政策教育课上的发言 三十多年前的广东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作为省会的广州巿，今年在独立候选人参选基层人大方面，也是走在全国前列。多名青年大学生顶住压力参加选举，虽然在当局重重阻挠下，都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但这股大学生参选潮，无疑昭示了年轻一代对建设宪政民主的追求。 「同学你好，我是广外法学院的学生叶瑞立。我近期想参选区人大代表，为了获得候选人的资格，我需要征集大家的签名。这是我的参选纲领和资料，如果你支持我的话可以签个名。」 今年暑假，广州有几名大学生留守在因放假而略显清冷的校园，或是奔走进出于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他们都在做一件大家都非常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的事情：参选基层人大代表。 文/ 陆文 杨仲林在1989年出生，从小是老师们眼中的「优等生」，初中以全校第一考入广东省重点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入读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从初中开始关心社会问题，经常在「人人网」上发日志谈论自己对民主、民生问题的看法，有的甚至有几百的转帖量。 2011年5月，江西的刘萍、四川的李承鹏、广东的梁树新等人，在微博上纷纷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在网络引起热议。不久，广州大学生黄辉善、叶瑞立等人相继宣布参选，杨仲林看到同龄的人都站出来，深受鼓舞，便约同挚友钟易嘉一同参选。 杨仲林的参选历程是广州几个大学生当中最顺风顺水的。经过各种考虑衡量，杨仲林决定在自己居住的黄埔区参选，而不是在学校参选。从选民登记、到将选民资格从学校转到户口所在地、直至拿到联名推荐表，学校和街道两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配合。学校系里的领导老师还表示：「就算没选上也是历史系的光荣。」意想不到的顺利，给他莫大鼓舞。 杨仲林还专门请有美工经验的高中同学，替他设计印刷精美的宣传单张。单张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其参选纲领，以及尚待解决的社区问题。他笑称，其中一幅「汤圆糖水图」，就是他提议政府向本地小贩购买符合标准的猪红汤、雪耳糖水等食品供应给交警和协管员，让「城管」买回「小贩」的产品。 此外，宣传单上还详尽解释了如何取得选民投票资格和参与投票的步骤，并附上了居委会上班时间，末尾还附上一个手机号码和一行字：「若有长者、孕妇或其他行动不便人士，可提早致电，我爸爸可以提供免费接送服务。」任职司机的杨父，最初对于儿子宣布参选人大不以为然，觉得「小孩子参选不会有谁理」，后来发现儿子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得像模像样，态度也渐渐转为支持。 8月中，一手持联名候选人推荐表，一手持宣传单张，杨仲林在钟易嘉的陪同下开始走访选区内的居民，收集联名推荐人签名。他最初在选区挨家挨户敲门走访，然而效果却一般，于是他们转而去凑社区里街坊们打牌、聊天的人堆。他很快凑齐了120人的签名，顺利地成为了初步候选人。 正当杨仲林踌躇满志，心想能否当选时，他的参选之路这时已走到尽头。原来他所在的选区为供电局和机关村联合选区，大部份楼房都有一名「楼长」，平时带领居民进行「洗楼」等清洁行动。然而，他家所在的大厦，却是选区内少数的几栋商品房，长期以来并无「楼长」。由于初步候选人多达八位，正式选举前要进行预选，由选区的「楼长」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结果杨仲林得票仅名列第四落选。事隔三个月，他表示输得心服口服：「就算是我自己功课没有做足吧。」 生于1988年的钟易嘉，广州工业大学建筑专业学生。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参选人大代表。 「上高中的时候，我发现facebook突然用不了。当时我就想：好吧拜拜，我走了！」钟易嘉本来打算通过读书深造「翻出墙外」，然后再也不回来。然而没想到，在大学时期，他通过「人人网」的政论帖子认识了杨仲林等「同道中人」，并亲身参选了这次基层人大选举。 相比杨仲林，钟易嘉的参选经历可以说是坎坷不平。他父母在军队中工作超过了30年，家里一直住在部队为解决退伍军人住房问题而建的安置房。钟易嘉认为，所住社区各种设施配套并不完善，社区位处黄埔大道和中山大道两条交通主干道的交叉点，离公车站和地铁站都很远，交通不算不便。他希望通过参选改善社区问题，也希望借此宣传参选人大可以实现基层自治。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基层人大选举的选民登记，一般是被动为主、主动为辅的。」钟易嘉在7月初决定参选后，到小区的居委会查询选民登记的事宜。「可能是我问得太详细了，居委会主任一下子就看出我想参选的意思。」主任对他称，大学生有热情好，但还是以学业为重，「参选没想像得那么简单」，还指居委会办公室的电脑，都是由上一届的人大代表赞助。 就这一句话，钟易嘉如鲠在喉。回到家，他打开电脑便把主任的话发上了微博。当天晚上，他家便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警告他不要「乱说话」，更要求他立刻删除微博。 8月初，钟易嘉开始投入参选，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的选民资格从户口所在地转到现在参选的居住地，并登记成为选民。他还把有当局盖章的《选民资格迁出》文件拍照放上网，该微博被转发上百次。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钟家里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钟易嘉接了电话，对方却坚持要钟父接听电话。「我爸接过电话，越听脸越黑。」事后父亲告诉他，电话是街道维稳办公室打来的。不久，相当于部队营房哨所的小区物业管理处也打来电话。 在家人受到重压下，钟易嘉当晚便在微博宣布退选，然而这条退选的微博，还是再次「遭到」几百人的转发。结果物管又找到钟父，要求他向儿子施压，不要再掀起风波。 钟易嘉忆述，当时因为他参选人大的事情，家里的气氛一度降到冰点，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我爸爸妈妈都曾是军人，受到严重的牵制。爷爷、叔叔、父亲都是党员干部，我做什么他们都会受到冲击。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体制内的人质。」 杨仲林和钟易嘉都是在自己户口所在地或现居地的选区参选，而在自己学校选区参选的叶瑞立，面对的压力比前两人更大。 叶瑞立是出生于河源市紫金县的客家人，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杨、钟两人都认为，若在学校选区参选，作为编制内的人，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学分、积点、入党申请甚至是党员身份、奖学金和助学金，直至毕业，随便一个环节就可以卡住你。」 叶瑞立早在6月底便宣布参选意向。「我是学国际政治的，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东西，总要实践一下。」8月初，他约同三四位同学回到学校，拟定参选政纲，并开展设计印刷传单和海报等工作。他还掏了350元制作了十件供工作人员穿着的宣传T恤，上面印着他本人的头像剪影，并清晰地印上「叶瑞立要参选人大」的字样。 8月15日，叶瑞立拿到联名推荐人的表格，心里暗暗定下了集齐1,000个提名的目标。他和助选的四位同学分头在宿舍「扫楼」，身穿T恤派发传单，向同学介绍叶瑞立将要参选人大，四、五天内便收集了1,000个签名，并把提名表格递交当局。 当局在8月24日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而在此前一天叶瑞立即被校方「问话」。当天下午3时许开始，校方几名「高层」跟他重复着这几条：「白云选区给广外的人大名额是『女性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这样才能保证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大学生还不够资格参选人大，何况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怎么服务学校选区呢？」他坚持不松口，校方最后直接说：「你是党员，你听不听话？」 叶瑞立说，他和校方人员一直僵持到凌晨1时，他感到校方态度强硬，即使自己再坚持下去，自己也不一定就能出现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考虑到还有「另选他人」的参选方式，他决定暂时妥协，以尽可能换取更大的参选空间，于是便同意发表退选声明。 当晚，叶瑞立一夜无眠。正当苦恼时，他和在北京巿参选基层人大的熊伟通了电话，得知在程序上他是可以撤回自己的退选声明。「当时就是还想再抗争一下。」第二天，叶瑞立宣布撤回退选的声明。然而，校方却指「时间已过」，指他已不能撤回退选。校方还声称叶瑞立的推荐人表格存在「伪造」资料，就是指他在候选人学历一栏填写了「本科」，但他因为尚未毕业，应该填「高中」才是。 在9月8日的投票日，未能成立正式候选人的叶瑞立，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参选，得到805票，「如期落选」。他事后分析，觉得自己的意志并不坚定，尤其是当他反覆衡量参选的意义和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虽然本应获得的800元三等奖学金，因为「无纪律性」而泡汤，但一直以来支持他几乎全部学费、生活费的助学金，并没有因为他这次「任性」的行为受到影响。他说：「五年以后我应该还会参选。等那个时候，我相对羽翼丰满了，也许结果就会不同。」 下載方式： 访问此文档  http://isunaffairs.com/?page_id=1590 ，可获取《阳光时务》最新的订阅信息及过刊的下载更新信息。用Gmail/Hotmail发信到 [email protected] 亦会有自动回邮提供《阳光时务》订阅方式及过刊下载。 iPad：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統：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電腦：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請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搜索“ISUN” http://emag.isunaffairs.com 社交媒体： Twitter： @isunaffairs 脸书：http://www.facebook.com/isunaffairs G+  ：https://plus.google.com/1053890294635259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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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 在南瓜泡沫实习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出现在新闻纸上，都让我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话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 「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 」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下載方式： 访问此文档  http://isunaffairs.com/?page_id=1590 ，可获取《阳光时务》最新的订阅信息及过刊的下载更新信息。用Gmail/Hotmail发信到 [email protected] 亦会有自动回邮提供《阳光时务》订阅方式及过刊下载。 iPad：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統：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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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5   韩咏红 在飞机上拣起一份广州日报，看到当地作家张看的散文《老漂族，可怜天下父母心》，才注意到近几个月中国媒体开始关注的题目“老漂”。 何谓“老漂”？它不是形容长得漂亮的老年人，而是指为替儿女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退休中国父母。 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过“北漂”，指从外地到首都北京谋发展的年轻人，他们因居无定所如无根浮萍，所以叫“北漂”。 如今，“老漂”成了城市新群体，这些长者们年轻时或许没有离家，但由于儿女“漂”走了，只好临老战江湖，到儿女定居的城市去给孙儿女换尿布、喂食、送上幼儿园，让儿女能全力以赴在职场打拼。 老年漂流到异乡，孤独感可想而知。儿女的工作繁忙，老漂们便像老家具一样存在着。上周山东青岛媒体也报道了“老漂”的无奈，有老人自认不敢跟儿媳吵架，心知如果摔门而去连个吐苦水的对象也没有。 还有老年夫妇为了照顾定居不同城市的孙儿孙女，被迫劳燕分飞。一个老太太说，当老伴飞到另一城市后，她的心碎成了两半，两边都放不下。中国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真不为过。 “漂爸漂妈”故事的主题，是中国父母甘愿为孩子奉献一切的特质。放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中，他们的故事又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剧变的缩影。要改善生活、进入上升通道，人必须脱离出生地，到级别更高、经济更发达的城市找机会，其中条件好者是靠升学晋身大城市，另有不少人是直接进城打工，寻找新时代的“中国梦”。 记得在北京饭桌上与中国友人聊天，有人说：“我的同龄人里头，在老家生活的已经不太多了。”一对年轻夫妇，各自生长在不同城市，到第三个城市安家，简直太普遍不过。即使留在原省，他们往往也实现从县城到省城的迁移。于是，一家人散居在数百、千公里外的不同城市，今天也成了常态。 从数字上看，中国农民工人数2.3亿；每年春节前后40天里，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发送旅客要达20亿人次左右，浩瀚的数字说明了中国国内“新移民”人数的庞大。 离乡背井到新环境扎根的滋味不好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所体会。自古以来，中国人虽然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却也不乏集体迁移的历史，但古人大迁徙往往是受战乱、饥荒所迫，现在则是个体式、自愿式的漂流，从小地方流转到大城市，近年还有不少人挟赚到人民币移民海外。 我设法想象上述改变，对于社会规则与道德秩序的冲击。 短短几十年里，中国从费孝通所形容“熟人社会”，转变成“半熟人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巨变带来的后遗症，目前已经突出表现出来——针对今年以来广东的增城事件、佛山小悦悦事件，社会学者发现，它们与该地区的移民特质有关系。 在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的外来务工者，从“熟人社会”移植到“陌生人社会”，但他们所赖以维生的生活与情感资源依然是原来的那套家庭、亲戚网络，不论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或关怀，他们从新环境里得到都很少，因而形成了对外冷漠、麻木的心理。 与农民工相反，新一代城市晋身群体对新生活高度认同，但他们也继续从亲缘网络中汲取资源，以支持他们开展激烈的城市竞争。上述动员父母给自己照看孩子的青年应该可以归于这一类。在物质与文明追求上他们与城市已融为一体，但与西方社会的同龄人不同，他们有家族支撑作为坚强后盾；带着传统的亲缘资源，投身到现代化竞争，他们的奋斗无疑如虎添翼，这其中借助的是中国长辈的奉献，亲人的体力与青春。 一代又一代，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为了更现代、更富足的生活不断迁徙、漂流；从年轻人到老年人，整个国家释放巨大竞争力，造就了30年的高速发展。但其中涉及了多少亲情的投入与感情资源，许多统计数字中看不到的代价，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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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地會願意把自己的社會問題換成中國的社會問題麼？ 　　中共指中國有2100萬赤貧人口，若中國貧窮線與美國一樣那還好，只是中國赤貧的定義是年收入少於90美元，另外，還有3500萬人每年的生活費少於125美元。有作者形容，中國等於是美國的翻版，再加10億農民人口。 　　總統奧巴馬堅持我們要學習這個國家。中國大力投資基建，因為中國很缺乏。美國有5194個機場有鋪設好的跑道，是中國的442個的11倍以上。美國機場的數目，較隨後10個國家總和多1000個。我們的公路差不多是中國的兩倍，鐵路長度約是中國3倍。 　　中國大力投資高鐵，有人說這是未來致勝的幫助，但中國的高鐵計劃因安全及經濟效益而「急煞車」。大家忘記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鐵路貨運系統，這是為什麼巴菲特大量投資鐵路運輸。 　　中國是強大的經濟體系，軍事和外交實力不斷冒升，但只有瓜才會希望將美國的問題與中國交換。中國的醫療和安全水準與美國有天淵之別，中國的空氣污濁，對比起中國的樓市泡沫，美國樓市只屬小調整，中國人口老化較財富來得更快。 　　還有中國的社會問題，嬰兒光天化日被車輾過，沒有途人施以援手，還有販賣嬰兒等。美國的貧富懸殊是否較中國嚴重？遑論中國是專制的警察國家。 　　美化中國的不只奧巴馬，還有《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經常羨慕中國的威權體制，他以美國失靈的自動電梯，比較中國先進現代化的展覽中心，說明中國將於未來勝出。拿他漂亮的家與中國的貧民區比較一下，也一樣很有啟示。 作者係美國《國家評論》線上版主筆，亦是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企業研究所是美國保守派智庫之一。曾在小布什二次執政期間發揮重要作用。 == 所有譯文版權歸《明報》所有 ==   National Review Online: Why We Need Not Envy China Would we honestly trade our problems for theirs? Up to 4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still live in caves. That’s more than the populations of Texas and Illinois combined. In fairness, a fraction of th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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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峰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所谓的“限娱令”之后， 我特意跑到网上学习了一下文件精神。文件的全名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要加强新闻和“思想道德”类节目的建设；二要对选秀和游戏类现场节目的播出实行总量控制；三是强调不能只用收视率来评价节目成败；最后要求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 认真学习了“限娱令”的文件精神之后，我心中产生了些许疑惑和不解：也许，美国更需要“限娱令”？ 美国不仅电视台多，节目也非常多样化。可惜的是，整个行业都不注重精神文明工作，如果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限娱令”来规范，大部分电视台都得关门。 美国的电视制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称为“Network”的电视网；另一类是需要安装电视光缆才能收看的有线电视（Cable）。 电 视网的节目主要靠附属的地方台转播，观众人数多。美国目前几个主要的电视网中，除了俗称“四大”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国家广播公司（NBC）、 美国广播公司（ ABC）和福克斯电视（FOX）之外，还有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和西班牙语的“联视”（Univision）等。 有线电视的频道大概有几百家，观众相对少一些。绝大部分美国家庭收看的有线台大概在50-70个左右。观众比较多的有线台有“USA”、“MTV”等。大家比较熟悉的“CNN” “ESPN”也属于有线频道。“限娱令”所规范的“上星频道”，应该就是这些有线电视。 美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风起云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各地也已成燎原之势，明年又正值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共和党初选的选情数日一变。国际上，美国不仅还在中东进行着两场战争，而且中东的民主运动也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 这样的时刻，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美国公民，似乎都应该对国家领导人动向、国内外形势给予高度的关注。可是，每天收看新闻节目的美国人却非常少。在每周的电 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上，前25档电视节目中，只有一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出品的“60分钟”是新闻内容，剩下都是体育比赛转播、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和真人秀。美国几大有线新闻台的收视率，同其它提供娱乐节目的有线台比起来也要差得多。 观众不求进步，各电视台的领导也不重视，四大电视网只有国家广播公司（NBC）在不久前安排了一档晚10点的新闻节目，剩下几家在晚间黄金时段全是以娱乐为主。而上百家有线电视台中，除了四家新闻台，其余大部分都在24小时不停地娱乐观众。 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新闻联播可看，那么美国的电视观众天天都在看什么呢？从收视数据上看，美国人最心仪的那些电视节目，大多数要么是“限娱令”的限制对象，要么是广电总局明令禁止的节目。 就拿10月最后一周的电视收视排行来说吧，电视网收视排名前25位的节目中，竟有八部“凶杀涉案剧”、一部“神话穿越剧”以及五部“才艺竞秀”和“游戏竞技”类的真人秀节目。而在有线电视的收视排名中，收视较高的大部分都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真人秀。 美 国电视不仅在节目设置上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节目内容更是低俗不堪。目前在有线频道收视最高的两档节目中，一部是由“美国电影经典”（AMC）出品的《行 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这是个僵尸片，这个题材目前在中国电视上还是个空白。还有一部是MTV出品的《泽西海岸》（The Jersey Shore），是个真人秀节目。 30年前靠“Music Video”改变了音乐工业的MTV现在基本不播音乐录影了，黄金时段全是真人秀节目。《泽西海岸》主要内容就是跟踪拍摄八个不学无术的年轻人，看他们在 美国各地花天酒地、酗酒打架。这样低俗的节目每次在播出时，坐在沙发前的观众有六七百万，而每晚七点收看CNN新闻的美国好公民连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都不 到。 广电总局的“限娱令”要求上星台不要搞“唯收视率论”，而美国的电视工业则完全围绕着收视率打转转。各大电视台不仅大搞“收视率至 上”，而且搞得非常专业细致。不仅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有各自不同的收视统计，而且同一档节目还搞出不同年龄段的收视数据，因为广告商们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购 买力不一样。除了按年龄细分，还会把观众使用录影设备在节目播出后七天内的观看行为都统计在内。 美国一档电视节目的寿命，同其内容的思想性完全无关，完全取决于收视率的好坏。有很多剧集在播出一两集后便因收视不佳被砍掉，而收视率高的节目则会一播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至 于广电总局强调的行政监管，美国同样做得很不好。美国没有广电总局，也没有各级宣传部。在美国，“宣传”（propaganda）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 对美国电视行业进行监管规范的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但是这个委员会对电视节目的控制实在有限，根本不敢提节目的思想性问题，因为一旦提出来，肯定 会因为“干涉言论自由”被电视台告到法庭上。 用中国的“限娱令”作比照，美国电视节目的精神文明建设现状可谓极为“糟糕”。不过奇怪的是，尽管美国电视观众“不思进取”，电视台“唯利是图”，电视节目“格调低下”，缺乏政府引导，但美国社会竟然没有出现人情冷漠、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 百姓上街取钱购物都自觉排队，出了车祸事主之间也不恶语相向。年轻人星期四看了《美国偶像》星期五又去社区作义工。中年人熬夜看了恶搞节目《周六晚间直播》，星期日早起还会带着孩子去教堂唱圣歌。 打开美国报纸，见死不救的少，冒险救人的多。自打真人秀开始在电视上大行其道之后，美国整体犯罪率不升反降，即使最近几年经历经济危机，社会治安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虽然美国电视里没有反腐倡廉的思想建设，选秀节目上也没有选手高唱红歌，但是思想不停被低俗节目腐蚀的政府官员，既不敢贪，也不敢占，斗胆找小三儿的也都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了。 中国的GDP排名现在屈居第二，要想赶超美国，可能至少还要几十年。虽然物质文明建设暂时落后，但是在“限娱令”的指引下，不知道精神文明建设会不会很快就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 （作者杜剑峰现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从事生物医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工作之余，一直关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尤其对美国总统竞选和娱乐工业有浓厚兴趣。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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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环球时报》广受欢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自由派人士说那是因为《环球时报》在兜售民族主义；另一些人则认为《环球时报》非常尖锐，敢于触碰敏感话题。”《环球时报》专栏版主编，主笔王文说道；胡锡进的贡献在于《环球时报》可以把宣传和赚钱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BY CHRISTINA LARSON | OCTOBER 31, 2011 BEIJING – On most mornings, the senior editorial staffers at China’s hyper-nationalistic Global Times newspaper flash their identification badges at the uniformed guard outside their compound in eastern Beijing and roll into the office between 9 and 10 a.m. They leave around midnight. In the hectic intervening 14 ho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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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抑制通货膨胀措施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银行放贷收紧使得很多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工资。即使那些国有行业比如铁路部门也感到“不适”：大量铁路建设项目停工，很多铁路建筑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有的甚至被拖欠数月之久。 Oct 29th 2011 | BEIJING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Efforts to curb inflation in China are having some painful side-effects. A squeeze on bank lending has prompted some businesses short of cash to stop paying wages to blue-collar workers. Even the much-vaunted state sector is feeling the pinch. Work has all but ground to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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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CHAEL WINES Published: October 18, 2011 不论是小悦悦事件还是杭州自杀女被救事件，它们都不具有必然的代表性：很多中国民众也会在危险之中伸出援手，美国人也不总是见义勇为。但是网络上的许多微博作者用冷漠，英雄主义这些词汇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国人是不是缺乏同情心。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为什么？ BEIJING — Last Thursday, a van navigating the narrow streets of a hardware market in Foshan,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struck and ran over a 2-year-old girl. The driver paused, then drove away. A surveillance camera showed that the toddler lay grievously injured for sev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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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泳 9月30日，英文《中国日报》评论版刊登驻纽约资深记者陈卫华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抨击美国媒体「封锁华尔街抗议浪潮」，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耻辱」。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开始阶段，美国主流媒体着墨的确不算多，但客观地说，并不存在所谓「封锁」，只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新闻标准，觉得抗议的新闻价值不高罢了。他们可能认为，运动的计划和执行都乏善可陈，也看不出它会给美国政治、经济造成多大震荡。 为什么多家主流媒体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反映了媒体观点潜在的一致性。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属同一职业阶层的一打编辑就能决定发布或者毙掉某条全国性新闻，则公众感兴趣的新闻不被刊发，有可能不是因为某个阴谋，而是由于这些编辑们面临相似的挑战，并采用相似的工具回应，从而发展出一致的职业偏向。然而这种偏向不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了，所以主流媒体的工作者不复「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是越来越后知后觉，「被群众牵了牛鼻子」。 10月，随着抗议者与警方冲突的升级、运动影响的扩大、众多意见领袖的支持，以及全球其他地方对占领活动的声援，主流媒体上关于「占领华尔街」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对于抗议者而言当然是好事，媒体的曝光度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运动的存在。 然而，抗议运动本身其实并不需要主流媒体来延续。这可能与过去的社会运动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人人都知道社会运动某种程度上是媒体运动；在媒体上的可见度越高，社会运动的成功性就越大。但那是在社会性媒介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在伊朗、阿拉伯世界和现在的纽约，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使得活动分子能够创造自身的公信力。 无论中外的主流媒体，如果自身不是社会性媒介的积极使用者，基本对新型社会运动一头雾水。从开罗到纽约，抗议者做出了一个有意的选择，把移动媒介与社交网络作为优先考虑。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社会运动者放弃主流媒体，而利用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传播信息。 我们都知道，主流媒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发挥着许多重要功能。它是拥有专业能力的信息源，让公众得以了解什么信息对于他们是重要的，并依此作出各种决定。如果这一职能被充分实现，那么它会赋予寻求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以合法性，在这样做的同时，为社会运动提供其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支持者。 然而，从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来看，主流媒体大多错失了报道机会，更加有意味的是，即便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竟然还能够继续维持和增长。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数字化工具和用户自生产的媒介所激发的力量。 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活动分子在主流媒体不关注的情况下，互相传递自己的故事；在大众的支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形成团结一致的情感；运动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似乎渺茫，然而这种情感所哺育的共同的使命足以促使活动分子展开行动。 如果你想了解这样的故事/情感/使命的力量有多动人，只需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那些「我们是99%」的网络自述（http://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普通美国人拍下自己的照片，自己讲述由于缺乏医疗、教育和体面的工作而罹受的不公。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听似悲惨的故事没有一个是病态的，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尊严：一种想要帮助朋友和家人的渴望，和一种那样的帮助被回报时的感恩。 或者，你也不妨看看中国网民发起的「墨镜·肖像」声援陈光诚活动，戴上一幅墨镜，或用一块黑布缠住眼睛，让身边的人帮您拍一张头（http://ichenguangcheng.blogspot.com/）。恰如陈光诚所说：「人们常常会抱怨世道的不公、世道的黑暗，很少想想自己都为改变这些不公和黑暗都作了些什么？一个爱憎分明的眼光，一句公道的语言，都会是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力量源泉！」一个眼光、一句语言，看上去微不足道，然而汇集起来，却可能成为长久改变的势能。 或许，60年代的活动分子会说，我们当年做的事情也一样：面对巨大的体制上的不可能，面对普通公众的漠不关心，一点一点构建社会运动。然而，有一样东西不同了：数字化工具给了我们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转变力。现在，使用个人手机，通过微博联系他人，这个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启动一次对话、一场讨论或者一个抗议的能力呈几何级提高。更好的是，我们终于不用受主流媒体的把门人限制了。 所以，新的社会运动与新的媒介互动的一个铁律是，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用克莱·舍基的比喻来说，新闻出口（这个叫法本身也证明了此前能够发布信息的机构的稀缺）的位置好象传说中的那个棒球裁判，他说：「有些投球是坏球，有些是击中，但当我判定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公众对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不过抱怨归抱怨，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当下在互联网上不断涌现出由用户自生产的内容，伴随着这些内容，每个用户都在成为「信息出口」。有人说，这样的信息出口的可信程度要低于像《纽约时报》这般历时已久的媒体。说得不错，然而说者没能懂得的是自生产、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当然，这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 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这一切对主流媒体都意味着什么呢？某种程度上说，主流媒体的困境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它们始终被推着生产每个人都想看的内容，故娱乐八卦大行其道，所以国际新闻的预算被削减，所以收视率成为万恶之源。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系统强调报道新闻而不是发现新闻，他们只会关注越滚越大的雪球，从来不会察觉起于青萍之末的风。他们知彰而不知微，知大而不知小。近来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先于主流媒体而出现在网上，表明主流媒体的丧钟已然敲响。对主流媒体最大的打击将是：不论你说什么，你和我无关。 当我在微博上这样写下我在「占领华尔街」抗议中对新媒体与新社会运动的观察时，一位网友评论道：主流媒体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愚弄，我们就把主流媒体当垃圾一样扔掉（@盘龙区信息技术教研室）。说得真好，就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吧。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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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长平 两岁的小女孩悦悦在街上玩耍，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她躺在雨水和血泊中，肇事车辆开走了。既没有人拦住那辆车，也没有人救助这个女孩。几分钟之后，又一辆货车从她身上碾过，又开走了。同样地，既没有人拦车，也没有人救人，直到一位拾荒的老妇人前来抱起她。 这里并非荒野而是闹市，在此期间，先后有18个路人从她身边经过，有些几乎擦着她的身体绕行，都视而不见。拾荒老人向旁边的店主们讨要一张能盖住她的纸皮，甚至也遭到拒绝。这是一周前发生在广州佛山的事件。 世态炎凉至此，让人无话可说。我早已经羞于把中国和文明国家作简单的比较，但还是会想起约莫一个月前，一位朋友在德国一个小镇骑车摔倒在路边，路过的行人和车辆都几乎全部停住，人们立即上前扶助并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和警察迅速赶到。 我当然知道，这些德国人完全明白，除了一点点时间，他们什么都不会失去。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些从小悦悦身边经过的路人，他们的生命正在被生活的重负碾轧，生怕多管闲事会惹来无法承担的麻烦——他们或多或少地听说过，在大街上扶助陌生人，往往会被诬赖成为肇事者。往远里说，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出风头，不要勇敢，更不要相信陌生人。连自己家的房子被陌生人强拆了，自己的媳妇/老公被陌生人拉去做人流/结扎了，他们都未必敢反抗。 尽管如此，我在看了那段录像之后，仍然无法接受他们面对一个血泊中的小女孩的冷漠。在这个日益堕落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和自救（底层社会通常被认为比中上层社会更具备这样的品德和能力）。如果因为社会堕落而为冷血感到心安理得，那就近乎「平庸的恶」。 同时，如果逼人堕落的社会机制不能改变，这些反省和自救也无济于事。因此，事发一周以后，我在微博中写道：「人心和道德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不变的人性或本能，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我赞同对那十八个路人进行惩罚，但是（如果社会环境不改变）相信以后还会重复。就像我们抓了那么多贪官，官场腐败并没有多少好转一样。」 其中「惩罚」是一个不准确的用语，我本来想写的是「谴责」。但是当我想要去改写的时候，我发现「谴责」也不能表达我的意思，我希望是一个更严厉的词。我再看了一遍那段录像，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擦身而过的路人可能面临起诉。他们需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则可能面临（哪怕是轻微的）惩罚。他们之所以被网民原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太不正常的社会。再说，谴责也是一种惩罚。于是就那样发出去了。 没想到我的那个词引起了轩然大波。一连串的质疑向我涌来。比较温和的网民，认为我鼓吹公权力越界。不客气的网民，认为我的说法是纳粹思想。更有网民挖苦我将去政府的研讨会上拿出场费。我的几个回复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火上加油。 微博编辑干脆贴上「支持立法惩罚冷漠路人」的标签，拿去跟「反对立法惩罚冷漠路人」的观点进行PK，结果引来更多对我的质疑、反对和攻击。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除了少数刻意攻击者之外，大多数质疑我的人提出的观点，正是我自己也竭力主张的，比如反对滥用公权力，保护个体权利，警惕政府部门以道德绑架普通民众，从而掩盖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被当作自己反对的对象，有我自己的原因。于是，这场争论以我收回所有的话并道歉而结束。 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这一周之内，主流媒体已经对冷漠路人做了很多报道，表达了足够多的悲哀和愤怒，网络中有微博还发起了「拒绝冷漠」倡议活动。这些主流媒体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网民的反感。随后政府官员出面谴责路人，有关部门倡导「见义勇为」大讨论，更让网民觉得，人心溃散、社会堕落明明是官员们胡作非为的结果，却要顺势怪罪到老百姓头上。「以德治国」是一种拒绝法治建设的老把戏，何况由无品无德的官员来主导？ 更重要的背景是，从有了互联网开始，中国网民就展开了顽强的抗议活动。从BBS到留言评论，从博客到微博，网民们利用仅有但又无限的网络空间，对政府和权贵阶层表达不满和抗议，进行抵制和对抗。随着网民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政府政策得到人们的认可。越是义正辞严的领导讲话，越会遭到网民的嘲讽。同时，更多受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和网站，也成为网民们嘲弄、鄙视和唾弃的对象。 政府一方面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地面权力，一方面还雇佣大量「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来搞「地下工作」，对普通网民的意见进行反驳、搅混和瓦解。这使得网络「敌对情绪」非常严重。人们对政府的反感、对滥用公权力的警惕极度敏感，但凡有涉嫌为政府说话的人，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无数网民忧心如焚，稍有不慎就会被狡猾而无耻的政府利用。这些看似非理性现象的背后，有其自身的理性，那就是面对强权的决绝姿态。 很多时候，网络的反抗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没有确定的意识形态，更没有稳定的资金援助。它们往往以恶搞甚至谣言的形式出现，主要起瓦解而不是建构的作用。网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一定知道将来怎么做，但是知道现在不怎么做。他们使用人肉搜索、辱骂、株连等等「正常社会」未必光彩的手段，来寻求通过「正当渠道」得不到的正义。 通过对自己这一次微博遭遇的反省，我才意识到中国网民早就掀起了「占领」运动。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占领天安门，但他们正在占领互联网。这场运动和目前满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何其相似。一开始，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对此乌合之众般的聚众闹事嗤之以鼻。很快，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抗议运动，不得不严肃对待。 一些社会精英嘲笑「占领华尔街」的年轻人，说他们不像自己年轻时参加反战运动那样，有鲜明的主张，有良好的组织，还有深刻的理论。且不说他们是否美化了自己的青春，单是如今社会的乱象，就足以让年轻人对他们的成就不屑一顾：既然你们「波波族」干得那么好，世界又被谁弄成了这样？ 以旧道德、旧秩序、旧理论和旧方法去审视新运动，问年轻人想要干什么，建议他们怎么干，难免会自讨没趣，踏空甚至跌倒。没有传统意义的目标、组织和策略，也许正是他们自己的目标、组织和策略。被华尔街大佬们组建得过度精巧的那个资本主义结构，已被证明在经济危机中如何无能为力。 中国互联网有着更强大的颠覆力量。旧有的话语体系、知识谱系、权力结构、社会组织乃至情感方式，都有可能面临重新洗牌。如果你要问新的世界如何建设，也许你的提问就错了，新的世界就是重新洗牌本身，一直一直都在洗下去，再也没有圣人天子出来一统天下、万民得以休养生息的时候。真正的安居乐业，只能发生在不停的洗牌过程中。 从我前面叙述自己的遭遇中，读者也能看得出我的一丝隐忧，那就是目前的中国网络空间过度紧张，烟雾弥漫，战火纷飞。我认为这是一个被政府扭曲了的非正常空间。我不会乌托邦地幻想，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到讨论问题的世外桃源，那里全部都是自由而善意的言论。但是，我还是希望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正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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