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作者：高地清风 一 3月9日下午，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时尚先生》2010年度环保特刊发布会。记者两度问起钭江明主编：时尚先生为什么要做环保主题？ 这个问题追根溯源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惜乎现场时间有限，钭主编似乎来不及细加阐述，只简要地表示：环保是所有公民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一家媒体，自 然有责任去担当。钭主编还表示，作为一份纸质媒体，因为对森林的消耗而一直心存“原罪”之感，也希望能做些事情，来补偿这份“原罪”。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时尚杂志有其自身的特色，这份特色与环保相碰触而发生的化学反应，颇值得考究一番。时尚的影响力既浩大又幽微，从生物学角度关乎择偶 的审美，从社会学角度关乎人们自身的阶级定位和自我表达。更要命的是，这些影响力都可以绕过人们意识的防御之墙，刀刀刺向潜意识的软肋。时尚对于易感人 群，其“催眠”效果须臾不可小视；而时尚杂志来做环保，其劝诫成效恐怕会比传统的、类似于政治说教式的环保科普和宣传手段，要管事得多。 二 换个角度看，其实如果对公众来说，每件事情上都存在着一种既环保又经济的生活方式，没几个人会花钱买罪受。问题就落脚在：真正的环保常常是要付出成本 的，无论是金钱成本、时间成本还是生活品质成本。这种成本的始作俑者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而承受者却变成了每一个人。但是正如《民主的细节》作者 刘瑜所说，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那么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环保限度？——如果花20%的成本就可以达到80%的环保，或者即便 40%的成本只能换来60%的环保，那么为什么不去做？为什么不从小而有用的做起？ 问题继续落地，更坚实的落脚处换在 了英国，一片叫“悲剧公共地”的草地。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一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共的牧场上，几家牧人在放羊。每增加一只羊，主人都可以独占这只羊带来的利润；但这只羊造成的牧场承载力损 失呢，却由所有牧人的共同承担。在这种状况下，公共的牧场就退化了，公共地，就“杯具”了。 当竞争存在时，悲剧常常被 加速。如果争夺利益的牧人们，抱持的都是你死我活的信念；如果我们终日生活在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中；如果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把全球海平面抬高，淹没的却 首先是些相对无辜的岛国；如果在一个势利的国度里，我骑单车而不开私家车，你就会怀疑我的实力进而减少来往、停做生意，让我错失友情抑或商机；如果在一个 人人为身份而焦虑的社会里，我作了自我牺牲自担损失而让大家分享好处，而你却只笑我傻冒，众人都只笑我傻冒，笑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扛不住痛感自己真是个傻 冒，而那早已沦丧了古道热肠或古希腊悲剧精神从而连俄狄浦斯都能给报成刻薄笑料的八卦媒体们（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语），他们曾经连讨薪农民工跳楼 未遂都一度笑作“闹剧”，在那样的社会里，你能指望真的会有很多人花即便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舍一丝以利后代和永恒，画上5%的成本以求换得95%的环保 吗？？？ 时尚杂志所要做的、所能做的，或许正在于此：我们追逐金钱、名利、地位和舒适，但我们归根结底追求的是幸福、 快乐和内心认可的意义。好在我们的幸福、快乐和意义并不天然和完全地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既需要生理满足和安全，也需要尊 重、需要爱和接纳、需要自我实现。2002年德国马普进化生物学研究所的Millinski等人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关于进化 博弈论的实验，支持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声望”有助于解决“公共地悲剧”。实验结论应用于现实或许还待推敲，这种思维方式却足以给我们带来一线曙 光：如果时尚杂志，如同钭主编的说法，可以激发出我们和我们年代的光明面；如果一份又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杂志，可以中和掉一些这片土地上的势利、这个社会 中的刻薄；如果环保者们个人的损失，可以通过他们得到的尊重、爱和接纳来补偿（这些可以来自外界，也可以来自自己，时尚杂志所能做的是：滋养人们的内 心），那么相信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人会有，拔两毛以利后代的人会有，甚至拔光自己以利永恒的人也会有。因为他们失去的只是些毛而已，他们得到的，却是不同于 温室效应的另一种温暖，以及，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世界。 价值观的转向口，自有其内部成因。时尚杂志或许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我们下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却足可以发挥优势，让更环保的价值观加速到来，并在每个读者的心田里生根发芽。而速度，对我们这颗时间不一定还很多的星球，谁又敢说不是最重要的呢？ 三 时尚杂志要做环保，还有另外一点值得关注：受众的特点。在我看来，时尚杂志的读者群，时尚杂志之前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能恰恰是最高碳的。这点钭主编在 事后交流时也不否认。其实这也怨不得杂志本身：当今地球上（那个P民云集的潘多拉星球不算），最强势最具话语权最有渗透力和穿透性的文化，是西方经历过工 业革命洗礼后的文化。工业革命发端之时，还不用太考虑环保；而今虽时过境迁，但巨大的惯性却使得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持续了下来。面对这种压倒性的文化力 量落差，时尚杂志自然难以免俗。 好在这颗星球上从来不缺有担当有智慧的头脑，而今媒体也多在大声疾呼，重新反思我们走上的道路。时尚杂志若能充分调动这批原本高碳人群的去向，其效果可能如反击一般，更加乐观：让高碳者低碳，或者让低碳者无碳，哪个更易有所收获，道理不言自明。 但是，这过程毕竟是一种“自我反动”，若在一些表达细节上自相矛盾，恐怕难免会被疑为作秀，其身教作用也大打折扣。以本期环保特刊为例：16开的杂志与 16开的赠阅《男装风格书》平铺排列，再加上附赠环保主题CD，背后是一张远大于8开的硬纸板，涂成绿油油的颜色，以呼应本期的绿色主题，然后整体用非降 解的塑料膜来“保鲜”。塑料膜撕开后只能扔掉，硬纸板在我来不及想出更好的用途之前也只能扔掉，成为环境代价不菲的一次性用品。尽管张晓舟先生在会上表 示，本期附赠的CD在包装上追求简化，用意也是符合环保主题，但，那张厚厚的一次性硬纸板，涂上的绿色如何都却略显一丝反讽。 会后单独交流时，钭主编表示塑料膜是为了避免磨损影响销售的权宜之计，他也交代过希望能用可降解的代用膜，但可惜发刊时仍未找到；至于大纸板，他指着《男装风格书》的封面说：广告客户是这样要求的，分列展示才能起到广告效果。 看来杂志的商业需求和内容诉求在细节上发生了一些冲突，但对这份通过碳中和回购和雨林复植，而做到的“中国第一本碳中和杂志”，我们也许不必太过苛求， 不必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不过，对钭主编所说的“原罪”，我倒是有另一种看法：原罪与否，根本上还要看杂志品质。垃圾杂志才是对森林的真正浪 费。洪晃曾说：“时尚不是一个衣柜，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份好杂志，一份充分释放人文关怀的杂志，一份足以激发我们和我们年代光明面的杂志，我想，是不 必过多担忧原罪的——或者苛求一点说，你们的原罪，就是没能把影响力做得更大一点，让更多的读者跟随你们的道路—— 在这个年代的环保路口上。

转自韩松Blog 直到今天晚上，才好像终于歇息下来了。 从昨天中午起，连续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南方都市报的采访。都没有说太多。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对李昶感到同情。兔死狐悲？同病相怜？还是别的什么？真的都是他的错吗？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否也像李昶呢？我们是否也多多少少也做过他 做的那些事呢？我们是否也媚世过？我们是否也低俗过？我们是否也伪善过？我们是否也油滑过？我们就没有害过人吗？与你我一样，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李 昶不那么做，又该怎么做呢？都是他个人的责任吗？十几年后、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我们今天做的一切还会统统那么正确吗？ 我回答不了。 也许，此时此刻，这样想是不正确的。但我很清楚，我已经在这两周中分裂了。我余生中再也不想见到这样纠结的事情了。 保卫《科幻世界》的战斗达到了初步目标。都在说，这是全体科幻编辑、作者和科幻迷，在媒体的支持下，团结一致、运用集体智慧取得的胜利。把“一把手”给“逼”下台了，这在中国报刊史上，恐怕也很罕见吧。 的确，回顾两个星期来，杂志社编辑们在绝境中坚持，绝不低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动容。我听到了好多的故事，比如，当上面有人把矛头指向编辑部个别 人时，就有另外的编辑挺身而出，说，不，这是大家的共同想法。编辑们每天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作为一个办过刊物的人，完全能够体会得到。 又有多少的科幻作者不顾安危，仗义执言啊！比如刘兴诗、宋宜昌和王晋康这些前辈，他们的肺腑之言，让人感动，而那时，整个局势还并不明朗。有多少科幻作 者，冒着作品今后可能被彻底封杀的风险，豁出去了，挺身而上。有的作者其实已经不在科幻这个行内了，比如去做奇幻了，做儿童文学了，可是，却最早一批站了 出来说话。还有的作者早已没有在《科幻世界》上发表文字了，也毫不犹豫、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还有的作者，在网络上，在媒体中，在讲座中，积极组织舆 论。还有的作者，停下了手上的创作，有的还自己垫了钱，开展“地下营救活动”…… 最让人感动的，还是广大的科幻爱好者们了。多少的科幻迷晚上是想着《科幻世界》入睡的；多少的科幻迷停下了正在做的其他事，整天为此奔走，联系各种力量； 多少的科幻迷绞尽脑汁为编辑们支招……他们还把鲜花、签名、水果、信件……连续不断地送到编辑部，就好像当年解放战争的全民支前。 当然了，没有媒体的广泛参与，也不可能有今天，记者们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做了客观真实全面准确的报道，让我吃惊地觉得，我们国家的媒体竟是如此可敬可爱。 李昶并非十恶不赦，也许他唯一的不幸，只是撞到了科幻。这真的是一群固执的人，理想主义的人，不懂世故的人。要换了在别的单位和部门，大概都不会这样。正 如三月二十五日豆瓣上的一个帖子《科幻爱好者真是特殊的人类》所说：“很难想象一份并不十分主流的杂志能如此勇敢的反抗所谓‘那是不可改变的’。然后我仿 佛看到，整个中国地图上素不相识的科幻迷们伸出了一只又一只的右手来保护他们至少曾经爱过的她。是的！我就知道这些流浪于这庸俗星球之外的灵魂们不会犬儒 般沉默的！我为大家感到骄傲。”帖子的落款是：安徽省某县级市一个孤独的科幻迷有感而发。 现在，事情告一段落了。也许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兴致勃勃地探讨中国科幻未来的发展宏图了。但我真的不想探讨了。真的有些累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祝李昶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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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人 每天无数封信，封封都有血泪；每天这么多来访，人人都能写一本冤屈史。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胞，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缝隙里，都充斥肮脏。不走到最后一步，不会有人把无权无势的记者当做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这最后一根稻草，又能帮到多少呢？ 国家不允许，政策不允许，主编不允许，就是连你自己，都不忍心把每天的报纸弄得跟这个社会一样满目疮痍的。 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志愿军死了，冻死的。他老婆哭着跟我说：“他在战场上都没死，他在这个新社会给冻死了！” 老兵在朝鲜战场上立了三等功，回到老家宜昌，一辈子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 房地产商来了，要把他家和其他20户人家的房子拆了，建一个叫“滨江一号”的小区。布告一贴，拆迁队这就开进来了。 20户人家没有一家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拆迁队把他们抬出屋外，夺走手机，层层围起。元月份的江边不知有多冷。30个小时后，房子拆完了，老兵已经没有了知觉。 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20天后，老兵因为重症肺炎死去。 这群老实人，家没了，他们就租房住。可是拆迁队和地产商追来，砸烂他们的水气管道，逼迫他们在拆迁同意书上签字。 这群老实人报警，警察不理睬；找信访局，信访局说管不了；打市长热线，可这根本就是个永远无人接听的号码。日日夜夜的骚扰让他们连日子都过不得了，他们想北京总算是说理的地方，于是拖家带口来到了北京。 我耐心听他们讲完，因为那个老兵的死，我还禁不住流了眼泪。他们就大声说，还是XX报的记者好。 临走时，我叮嘱他们，在北京千万别作出过激的行为来，如果被家乡政府劫访回去，就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接待过的，那些上访了五年十年十五年的访民们的遭遇真是让人开眼界，有关进戒毒所的精神病院的看守所的劳教所的。大千世界，只怕想不到，不怕他们做不到。 老实人们就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是来讲理的，不会做违法的事的。 他们走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主编。 主编说，你觉得挺发指的吧。 我说，嗯，我都给说哭了。 主编说，因为拆迁自焚的活埋的，那些都是真的。我们今天刚报了兰州拆迁冻死四位老人，这个材料再报就重复了。 老兵，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可是我却做不到。美帝国主义都没能打到你，你如今死在了老大哥的手里。 叶老先生，78岁的老红军，老师长。 “我们枪林弹雨拿命打出来的江山，居然给他们糟蹋成这个样子！” 老人解放后就留在了北京，在总参一处工作。离休之后，在北京颐养天年。师级的待遇，县长才不过团级待遇。老人晚年应该过得不错。 可他是老访民了，上访8年。 8年前，家乡福建的一群老乡到北京找到他，向他哭诉在拆迁征地大潮里的经历。家没了，一个老婆婆就带着一袋红薯进京了。叶老先生给了她回家的钱，告诉她，你放心回家吧，我在北京替你们说话。 于是寒冬腊月里，老先生就日日去国家信访局门前排队拿号。“我不让我的警卫兵拿，我就是要自己拿。” “我与这上访者无亲无故，我与被告者无冤无仇。我就是一个老兵，我要讨一个公道。”叶老在信访登记册上留言。 叶老说，他跟老干所里的老军人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说不出话来。“白白在部队里待了一辈子，连外面的天黑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于是接下来的8年里，他所有的工作就是给中央领导写信，给福建省委写信，给家乡政府写信，给信访部门写信。别人告诉他，手写的信人家没有耐心看。于是75岁的时候，他跑去国家图书馆学电脑学打字。 在图书馆里，他结识了几位留美回国的博士。博士们告诉他，国内没人管，我们把它放到外国的网站上去，这样政府就能重视了。 叶老忙说，不行不行，再如何，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共产党总还有说理的地方，怎能让外国人看咱们的笑话。 叶老后来给我寄来了厚厚一本资料。他说，走投无路了才找媒体。自此，时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其实主编早已一句话否决了，这事都8年了，报不了。 我便跟他说，叶老，两个星期内编辑没有联系您，这个事我们就报不了。 老人颤颤巍巍说，还有两天才到两个星期。 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条路，路又堵死了。他不知该怎么办。 那阵子北京冷得厉害，尤其是清早那呼呼的北风像刀子一样。 快走到报社了，就差一条马路。我低着头往前走，以免刀子一样的风刮到我的脸上。突然看到那根熟悉的拐棍，弯弯曲曲一节树枝改成的。我抬头看，是他。 于是我裹紧帽子和围巾，低着头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几天前，我见过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他的电话，我说，有什么事你说吧。 “你、你能下来见见我吗，太冷了。” 声音哆哆嗦嗦的摇得我心里难受。我快步下楼去见他。 我以为他50岁了，起码。头发花白，驼背，衣衫褴褛，还似乎是中风的后遗症半身不遂。拐棍，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弯弯曲曲一节树枝改成的。 其实他才41岁，他给我看了他的身份证，和一大沓材料证据。几年前他还是有百万身家，承包了政府的工程，干完了却没人给钱。政府里的一个会计，给了他一分私自留下的账单，他就知道自己这钱真的要不回来了。 那会计写了举报信告发领导。合情合理的那举报信落到了领导的手里，于是撤职。于是她进京上访。所有进京上访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信访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老大哥为了控制这些含着冤屈的游民们的工具。你自己找上门来，自报家门，就难怪信访局偷偷通知老大哥派人把你抓回去。这次劫访，会计就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没疯。她说的都是实话。” 其实原本他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但是看到她疯了，他说，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于是他也来到北京，上访数年。 身体也在几次劫访回去后被打垮了，不到40岁就得了脑溢血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第二次见他时，我从他身边匆匆逃开。后来我便再也没有见过。 山西疫苗案，3月23号开始风平浪静。网站上的稿子不见踪影，纸媒也都默然噤声。 3月22号晚上，那是媒体的百团大战。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陈女士，在一个小时里把我的中文采访提纲翻译成英文，发往联合国总部若干专业小组，再把答案传回报社。 “所有疫苗对温度都非常敏感。毫无疑问，乙脑疫苗在高温暴露下一定会变质。变质的疫苗无法给孩子以免疫力。” 清华大学张教授，一位年轻的免疫学家。一整个白天都在外开会。 直到晚上，他的实验室里一个学生转告他我的采访。张教授立刻驱车回到办公室。 [...]

作者：张亮 转自：Apple4us 摘录：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陆续尝试自建网站，而版权意识不强、技术理解力落后的中国的传统媒体则更为慷慨的在千年之交时把自己的内容赠予了新浪、搜狐们。 这在日后成为了让许多媒体管理者后悔不已的决定。好像是他们自己把脖子套进绳索，然后把绳子的两端塞到了一双粗壮有力的手中，引颈待戮。我曾见过一个激烈场面，2006 年，在谷歌山景城的总部，一份中国报纸的主编面红耳赤的斥责谷歌一名负责技术的高层，认为是他的公司让自己的报纸没落了。就我所知，那份报纸的没落并非最近几年的事，只是，遗憾的是，互联网让它连复兴的可能性都没了。 全文

感谢新闻业界同仁们声援我们中国经济时报的山西疫苗报道，我觉得重点不是简单的声援我本人或者我们报社。而是期盼更多媒体安排更多记者继续去山西报道此事，尽量还原出更多更深入的事实真相，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也是更加负责的作法。 事实上我的这篇报道，也是在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及其他相关媒体同仁报道基础上的跟进结果。我期望更多的朋友们把注意力放在山西孩子身上，下功夫挖掘山西问题疫苗的更多内幕。 山西的患儿家庭急切需要广大媒体的关注，他们热切的期盼着。 期望大家真正深入下去，深入到村庄农户。只要脚上有泥巴，手中便有好故事！ 感谢广大同仁！真诚的谢谢，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 王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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