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怀空同学（经济学备考男一枚, 理想主义青年：微博、博客、豆瓣）整理并提供资源。 该文档是关于广西师大出版社主办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打开”的文字记录。 自网络整理而来，资料主要来源为优米网和大佳网。 除三场论坛和十二场沙龙的文字记录外，文中也给出了相关视频、图片资源地址。 关于“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打开”的更多信息及资料，请参见豆瓣活动页面、理想国的豆瓣小站及优米网、网易读书、新浪读书的专题页面。 PS：一个朋友（网名“梦中僵尸”）提供了部分论坛及沙龙的现场完整版录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访问她的博客下载(A1、B1、B2、A2、B3、B4、A3、B5、B6)，谢谢她^_^。 文档见附件。和去年同样，提供word和pdf两种文件格式。希望大家喜欢。 下载页面：PDF文档 DOC文档 2011年录音下载页面 2010年录音/文字下载页面
感谢梦中僵尸（新浪微博）提供录音。更多图片资源，请前往梦中僵尸博客浏览。 9月10日活动 A1主题论坛 主 题：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 特约主持：梁文道 嘉宾：张信刚、葛兆光、易中天（因故没来）换贺卫方、熊培云、资中筠、白岩松 时间：9月10日 9:30-12: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音频下载 B1人文空间 主题：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时间：9月10日 14:00-16: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音频下载 C1创意空间 主题：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建筑学：1978-2010 嘉宾：朱涛 时间：9月10日 14:00-15:3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二层 D1理想唱歌 乐手：钟立风borges（博尔赫斯）乐队，张玮玮，郭龙，张佺 时间：9月10日16:10-17:30 地点：前门23号露天草坪 B2人文空间 主题：故事该如何说下去？ 嘉宾主持：史航 嘉 宾：骆以军、葛亮 时间：9月10日 19:00-21: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音频下载 C2创意空间 主题：Behind The Cover 嘉宾：聂永真 时间：9月10日 19:00-20:3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二层 9月11日活动 A2主题论坛 主 题：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特约主持：梁文道 嘉 宾：张 鸣、小 宝、杨照、杨奎松、马世芳、陈丹青 [...]
感谢 梦中僵尸 提供资源。 【单向街·沙龙】第三百五十五期 主题：你即你自由——这个社会会好吗？ 主讲人：熊培云 嘉宾：刘瑜 主办：单向街书店 凤凰网读书会 新星出版社 主讲人：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 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其文字沟通理性与心灵，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海内外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皆可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代表作有《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思想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田园书屋）。 嘉宾： 刘瑜，生于1975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小说、随笔、政治评论散见于《芙蓉》、《希望》、《南风窗》、《外滩画刊》。曾以DrunkPiano网名在某海外网站，连载其主要小说作品。 最新作品： 《自由在高处》是作者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重要补充。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帕得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本书的方向与重点。 录音下载页面
主讲人简介：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著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策》等作品多部。李炜光教授在公共领域针对公共 财政制度建设，税制改革以及宪政改革发表了大量文章，为其赢得了超出学术领域以外的广泛关注。其言论影响已经跨越学术场域进入到庶民大众的视野。 录音下载页面
【博雅国贸人文大讲堂】李炜光：分殊化的社会公正与公平 主讲人：李炜光 演讲主题：分殊化的社公正与公平 时间：2011年3月21日（周一）晚上6：30— 9：0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中央财经大学 学术会堂402 主讲人简介：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著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策》等作品多部。李炜光教授在公共领域针对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税制改革以及宪政改革发表了大量文章，为其赢得了超出学术领域以外的广泛关注。其言论影响已经跨越学术场域进入到庶民大众的视野。 活动联系人：旅行家小姐（新浪微博）
主讲：欧逸文（Evan Osnos） 时间：2011年3月10日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翻译：杜可柯 速记：李京威 摄影：郜华欣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抱歉，今天来的人超出我们的想象。没有想到周四的下午，一个专业的讲座，会让很多人逃课或翘班赶过来，我看到很多在传媒江湖上久未露面的人出现在这里，据说还有的媒体整个编辑部都过来了，有些读传媒专业的学生也过来了。我们也要感谢崔峤老师带着肚子里的宝宝来为大家维持秩序，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给我们提供场地，感谢海报的设计人员，把海报设计得既像天气预报，又像一个园艺方面的讲座，涉及灌溉和养花等方面的内容。 今天的主角是我们的帅哥小欧，以及小欧推荐的翻译杜杜小姐，讲座主题是《纽约客》杂志在采访和写作方面的规范和规程。在座很多都是同行，我相信大家都有切肤之痛，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在《读库》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这两年，我经常会接到某一个作者的电话，问我给你的稿子能不能退给我，想再返一下工，回一下炉，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感到了自己采写方面的不足。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可以叫做“选题富矿”，有无数世界级的选题等待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去挖掘、去记录、去呈现。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很高的工作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规范的职业训练和成熟的业务模块，否则我们很容易浪费掉一个很好的选题，或者留下太多的遗憾。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害怕，担心自己做得不好，事先的准备工作和专业技能的储备不够。 今天我们把小欧请来，希望他的讲座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担忧少一些，接下来就欢迎小欧来进行他的讲座。 欧逸文：谢谢老六。今天的讲座我用英文来讲，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中文丢面子。感谢《读库》，也感谢老六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我觉得能够跟老六和《读库》这样在中国文化界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出版人和出版物合作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首先给大家带来一张《纽约客》历史上最有名的封面——1976年某期杂志的封面。 这是从纽约市中心看过去的世界的图景，充分代表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纽约的纽约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在他们眼里，全世界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纽约之外的所有地方。我今天能够到这里来，人在北京，又可以代表《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在北京生活，这充分表现了《纽约客》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想先用《纽约客》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当然不是我所在的编辑采写部，而是《纽约客》最著名的卡通部——为例做一个评论。这是《纽约客》一幅很著名的漫画，图中有两只狗，一条狗对另一条狗说，在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的时代也是非常合适的。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新闻采写和媒体行业的实践和伦理，即工作伦理和职业道德。我会先讲一下自己工作的方式，以及《纽约客》工作的方式，他们是如何努力去维护和提高新闻行业的职业水准；然后我要通过几个我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具体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伊拉克。2005年来北京之前，我在伊拉克做记者。这个故事能够充分说明一个记者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非常矛盾的困境，即两难的处境。故事的主角叫罗伯特，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名美国军人。我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就认识这个人，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又见过面，我当时在做随军记者。再见到他，已经是他完成兵役回国之后了。他从伊拉克刚回到加州，我就约他见面，之后的几天我都一直跟着他，想写他在伊拉克以及回国之后的经历。我们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酒吧喝了个酩酊大醉。 跟大部分从战争中回来的美国大兵一样，罗伯特回国之后做的事情都是喝次大酒、搞个纹身什么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我有件事必须得告诉你，但是你不能写到文章里。我答应了，你说吧。他说，我可能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平民。其实我觉得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本身就是让我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可以就这个故事做很好的讲述，而且我觉得这个讲述对公众来说既有必要，也有利于推动公共利益，同时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很值得一写的；另一方面我在个人层面上已经答应不把这件事写到文章里。现在我不会公布我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回头再说。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在中国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五年半，第一次来中国是1996年，1998年又来过一次。开始来中国是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三年前成为《纽约客》的驻京记者。大家有目共睹，过去的五六年是中国飞速增长和发生巨大变化的几年，预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从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很热衷做的事情。但如今，中国崛起已经不能算是预言了，而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我现在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解释为什么，以及中国怎样在新的世界版图里扮演新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会更好。相反，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人更容易把中国当成一个漫画式的角色或者有一个漫画式的印象。有人觉得中国将来要么统治全世界，要么变成另外一个日本——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一个制高点，然后就进入一个平台，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国内对中国最主流的两种看法。我特别高兴能够为《纽约客》工作，因为《纽约客》也相信，应该为这两种特别极端的看法之间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加有细节、更加有层次的理解。 《纽约客》是一本周刊，它的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化、政治、诗歌、小说等方面的内容，也发一些幽默的小笑话、漫画什么的，更多的是各种类型的纪实报道，也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 从《纽约客》各种各样的封面就可以看出它报道范围的广泛，有的封面单纯就是为了美感而做，我们的文章里也有不少是关于艺术和文艺方面的报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封面。在奥巴马竞选总统过程中和当选之后，有一些对他特别荒谬的人身攻击，有人说他和妻子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还有更可笑的，一些政治人物在福克斯的右翼电视台上公然说，奥巴马跟人握手的方式是恐怖分子见面时的两个人击拳方式。我们把人们马上会想到的典型的恐怖分子形象的元素，全部用在了奥巴马夫妇身上，把它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惹怒了所有的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很生气，他们认为这是在给右翼分子添油加醋，给了他们武器以利攻击奥巴马。但主编和编辑却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高兴能引发这么大一个麻烦。 还有一些封面纯粹是为了寄托人们的一些情绪。“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庄重肃穆的封面，一个黑色的双子塔的剪影，非常简单，就像鬼魂一样，这是针对悲剧性的事情本身出的。 这幅封面代表了美国人对中国充分的想象。 被人模仿本身是最好的认可和赞美，右边这幅图是《经济学人》做的一期封面，和我们1976年的那一期差不多一模一样。 我在《纽约客》主要的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我的工作周期一般是两到三个月一篇，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在这个过程中，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如果文章题目比较小、范围比较窄，采访的人数要少一点。基本上每个故事写完，会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 左边那张是胡舒立，右边那张可能所有人都知道，是艾未未。我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名人，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别的意义，我也会关注。我非常幸运跟一些很出色的摄影师合作，这些摄影师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我写的人物的神态和气质。 我写过疯狂英语的李阳，写过贾樟柯，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说，广州黑人的专题，广州迦南地区有很多非洲移民，主要讲讲在中国移民的基本状况，还有“中国愤青”，可能大家在《读库》或网上已经看过。 我今天会讲一系列指导我工作的概念或原则，有一些是非常抽象的原则，也有一些是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原则。 第一条原则跟张茵有关。她是玖龙纸业的创始人，在一段时期内，她也是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里最富有的人。我平常写文章不会选特别难以接近特别难以采访到的人，但是张茵算是很特别的一个。我刚开始跟张茵的公关团队接触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次采访。在座的同行，如果有公关团队告诉你别指望这个采访了，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应该把这个作为对自己最大的鼓励，要拿下这个采访。 张茵对采访不感兴趣，因为当时她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财富大厦在迅速倒塌，所以她基本不见媒体。张茵公司会做一年一度的年度财报，类似新闻发布会那样的。我不懂任何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想借此机会去香港一趟，参加他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假装一下经济学记者，穿一穿从来没有机会穿的高级西装也挺好。 我就去了香港，参加张茵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在一个特别时髦的酒店里，我按时到上到四楼，发现一个房间里有玖龙纸业的标志，就进去了。然后我发现可能走错了，因为那个房间很小，里面没多少人，只有张茵和她老公，还有几个助手跑来跑去地工作。我当时就呆住了，张茵也惊了，两个人都很尴尬。张茵愣了一会儿，就走过来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玖龙纸业的张茵，我说我是《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 自我介绍之后，张茵完全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如果这样，不仅对我很尴尬，对她也很尴尬。一个老外穿那么昂贵的西装站那儿，你把他撵出去也不太像话。张茵问我要不要杯咖啡，我就觉得张茵会和我聊，这个采访肯定能成了。之后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要求张茵邀请我参观她的工厂，张茵也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但在我要做深入的报道，准备去工厂看的时候，她的公关团队又出现了，不让我去。我说我现在不去多不好啊，你们老总都请我了。最后还是成行了。 瞧，做记者这一行，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好西装，另外一定要走出去。因为当记者总要决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个采访，去不去见这个人。每次做决定的时候，要告诉自己不要再在办公室做研究、给专家打电话，——站起身来，出去。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觉得好西装很重要呢？张茵后来接受我的采访，也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穿着一套高级西装，这是谁啊？她可能以为是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会帮助她挽救公司。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也没有用，来不及了。 下面讲的是写贾樟柯的专题，这是在北京世界公园。贾樟柯带我去看了一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地方，去山西，看他长大的地方，看他拍第一部电影的地方。我去山西是在冬天，当时贾樟柯在为一家杂志拍大片。起得特别早，到那里开始拍，花好几个小时布景，之后拆了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布置，再拍。整个过程中，贾樟柯对拍摄的每一个细节和微小之处都非常挑剔。更重要的是，当时天气特别冷，是我到中国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周末，我跟着贾樟柯，做了很多的笔记，录了很多磁带。有时候这种现场录下来的磁带或者片子，比一对一的采访更有料。这事结束之后，贾樟柯又邀我一起去沈阳、成都、重庆走一趟。我心里特别虚，担心接下来都要这么冷可怎么办啊？所以当贾樟柯问我去不去，我虽然犹豫，但根据刚才说的第一原则，当然是去了。 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路上我看他做的事，他在这些城市做电影的首映。看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对贾樟柯的电影反应都很热烈。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西方一般认为，贾樟柯的电影在中国只有大城市的文青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现在看到他有更广的受众，我觉得很有收获。这么多天，录了好多个小时的带子，回北京之后，我把这些材料整理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写进去了。写完之后交给在纽约的编辑看，编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关乎这一趟行程的所有东西全删了。 就算编辑最后把你写的这一部分都删了，走这一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不去这一趟，我可能不知道贾樟柯现在在尝试着面对一个不同的受众群体，或者尝试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说话。所以，只要你的文章、这一段经历和采访或跟采访对象的接触里有百分之一、二的东西影响到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那都很值得一去。这段时间有没有浪费？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有多大程度出现在最后的文章里，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本人的观点中。第三个原则，是尽量多地去录。我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随意的评论中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时记录下所有的东西非常必要。 这张图片是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他是出了名的凶。在对这位市长的长时间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偶尔在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我差点都漏听了这一段。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自己的父亲。我听了这么一小句话，突然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市长现在工作、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记笔记的话，这种很不起眼的时刻是永远不会留下痕迹的。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一开始说的怎么处理大兵罗伯特的事情，我想让这个悬念留得久一点，一会儿再讲。接下来我会讲跟采访对象验证当时所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先说最后一个原则，那就是你得和采访对象感同身受，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他的世界，而不是总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他。当然，作为一个记者，在写文章的时候也需要做一些评判和判断，帮助读者在更大的语境下去了解采访对象，了解这个事件。更多的时候通过我的眼睛去看，这一点会更加宝贵。我写过的那篇《中国愤青》的主人公叫唐杰，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非常爱国的学生。我想知道在中国这些民族主义者到底是谁，网上这些爱国评论背后到底是哪些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世界观。我找到唐杰，和他的朋友一起聊了很久，之后写了《中国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Angry Youth：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希望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周围这些事情的反应。 另外一个《纽约客》做得特别好的，也是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信息核实制度（fact-checking system）。除了编辑部、新闻部之外，有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做事实核实。它就像一个独立于整个编辑团队之外的审计员一样，对每一篇文章和文章中的每个字进行核实，有二十到三十个全职人员进行工作。我做了《纽约客》驻京记者之后，那边增设了两个事实核查员。他们都会讲普通话，有一个还会讲广东话。因为之后的很多材料是中文的，有的是粤语的。他们会在核实之后的字上划一条线，表明事实核查员对这篇文章所有文字的准确度和可靠度负责。 所有的采访做完之后，基本上采访对象都会收到事实核查员的再次采访。在纽约的人会给采访对象打电话或者写E-mail，把所有细节的问题再问一遍。如果我在大街上找人采访，还会要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被采访的人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一开始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外，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三个月后，他又接到来自纽约的一个越洋电话，用普通话问他对三个月前一场篮球比赛的看法。对于一些争议特别大的文章，这方面的工作量会更大。最近我们在做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深度报道。在事实核查部分，我们交给这家公司的问题单一共有九百七十一个问题。 事实核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用处到底在哪儿呢？可能觉得跟你的文章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旦你意识到有这么一个事实核查的过程，或者有人在背后为你做这个工作，你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它的程度其实会越来越低的。因为你知道，总会有人做这个工作，你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会特别仔细和小心。比如刚才说的九百七十一个问题，你知道这话说出去之后，事实核查员完成核查工作后说，你这个错了，不是九百七十一而是九百七十二。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必须对自己诚实，你是不是百分之百地确信这个数字或事实是正确的。 当然，除了适用这些具体的数字和硬性的事实之外，放到更大的范围来讲，事实核查还包括一些相对概念性的话题。我写贾樟柯的时候，提到他为什么决定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一个体制内的导演，讲了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作为一个电影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在第一稿的时候，我把论述的重点弄错了。后来在做事实核查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贾樟柯，提出做一下调整，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描述他的变化。所以说，同样的原则，虽然这些事实看起来很抽象，但还是需要事实核查。如果没有后面的事实核查，我还要回头再去做采访，才能让自己的报道尽可能准确。 下面我会讲一些和职业道德有关的原则，当然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则是，你不能接受采访对象的任何馈赠，哪怕是一件T恤、一个茶杯或一顶帽子。有的时候别人非得给，我便转赠给司机。你经常可以看到我的司机带着一些特别时髦的小配件。你要搞明白你是忠于哪一方，是忠于你的读者？忠于你的采访对象？亦或忠于你自己？ 有的时候在忠于哪一方的问题上，不是简单地忠于其中一方，而是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复杂微妙的平衡。我曾经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基督教发展过程的报道，当时有家电视台也要拍一个纪录片，我们就一同去了一个家庭教会。我们知道，私人组织的教会是不合法的，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同意我们来拍，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即使在接受之后，我们也和牧师反复地商讨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个好主意。然而牧师愿意这么做，愿意别人知道他的故事，愿意冒这个险。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在电视台播出之前先看带子。一般来说，电视台的人都不会在播出之前给采访对象看带子，因为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会反悔，说我不想被拍到片子里什么的，这样就会有问题。但是在美国工作的媒体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位牧师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本来就非常敏感，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放到公众的播放平台去播放，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于是，双方就妥协了一下，在播出之前给这个牧师看了带子。他们在纽约的老板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职业道德手册。但我觉得既然人家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让你采访，我们也要对这份勇敢负责。 [...]
感谢 梦中僵尸 提供资源。 朱焱，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主编。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专业，后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他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新闻奖项： 1997年、1998年连续荣膺中央政府奖励外语电视节目的“中国彩虹奖”新闻类一等奖 2006年至2009年连续四次获得清华大学和卫生部设立的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新闻作品奖 2008年、2009年连续荣获亚洲发展银行研究会新闻奖（Developing Asia Journalism Award） 2009年、2010年连续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设立的气候变化优秀新闻作品奖。 最新作品：《世界到底怎么了》 作者: 朱焱 著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10-11-01 定价: 36 一名央视记者15年时间走遍世界30多个国家后的思索记录，呈现给读者一个凹凸不平的大千世界。从禽流感到艾滋病，从气候变化到城市发展，再从烟草控制到塑料袋之争，无不折射出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全球社会文化热点的凶猛火花；无不折射出这个世纪独有的思想碰撞，还有触景生情怀念那些形形色色的古今国际名人，如红颜薄命的法国王后安托内特、革命导师马克思、创建CNN的媒体巨人特纳等等。他们的多面人生在朱焱的全新演绎中显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录音下载01 录音下载02
感谢 梦中僵尸 提供资源。 时尚廊：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林奕华讲座 时间: 2010年12月13日 周一 19:30-21:00 嘉宾： 林奕华（香港舞台剧作家，导演） 王耀庆（台湾著名影视演员） 录音下载页面 首图图书馆：陈丹青：十年写作 时间: 2011年1月9日 周日 15:00-17:00 嘉宾： 陈丹青（画家，文艺评论家） 录音下载页面 单向街：不分东西：闾丘露薇对话金玉米 胡泳 时间：2011年1月15日（周六）15：00–17：00 嘉宾： 闾丘露薇（资深媒体人） 金玉米（南非人，13年前来到北京。单位网站（danwei.org）创办人）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录音下载页面 时尚廊：崔卫平：乡愁是一种现代病 时间: 2011年1月15日 周六 19:00-21:00 嘉宾：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录音下载页面 默客媒体沙龙：张鸣：百年辛亥-真相与反思 时间: 2011年1月22日 周六 19:30-21:00 嘉宾：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录音下载页面
第三节：传媒网络与公民权利 乔木：各位下午好。在讨论完上午的传媒网络与民生、民意问题后，我们继续讨论第三个议题：传媒网络与公民权利。有请辽宁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张爱军先生，网名木然，请他来主持一下。 张爱军：第一位发言的是浦志强律师。 浦志强：感谢乔木邀请像我这个说话机会不多的人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单元是传媒网络与公民权利，它至少涉及两个概念。传媒网络作为传播手段，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作为一个概念可能应该特指现在新技术条件之下变化的一种传播方式，这个方式好些学院派的教授不一定非常了解。比如说2001年南丹矿难的网络跟踪报道。2001年9·11事件的时候，传统的新闻媒体，如纸媒远远落后于网络。再往后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互联网事件。平面媒体和这种研讨会，以及意见领袖的这种表达方式，在民权保护的过程中，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赞同笑蜀上午所说的话，就是说一个县委书记可以完全不懂得微博和现代的传播方式。但是一旦这样的一个议题在网络传开成为焦点话题的时候，他有可能为此获得荣誉或者付出代价。 比如说在后面所看到的一些情形，比如去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件，当时事件过程中也看到了好多的政府试图加以引导。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这应该说也是因为特定事件。某些涉及公民权利的特定事件，有可能被勾兑到和组合一起，成为非常鲜明的戏剧冲突，然后具有新闻的影响力，非常适合传播。比如邓玉娇当时所谓作案的场所，应该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相对灰色的地带。邓玉娇本人的身份应该说是比较底层的一个民女。另外可能她有她自己的一些立场。像大量的官员也是我们社会中间最低阶层的，他们习惯于这样一种消费和生活方式。 另外，应该说邓玉娇案凝聚了民众对于这种社会不公，对于草民和屁民的这种地位的强烈不满，对于官府行径的强烈愤慨。然后又结合到一死一伤的命案，以及官方最初试图引导舆论的这种不当，到最后就变成干脆变成删贴封贴，然后把邓丽姣母亲控制起来这样一种情形。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样一个事件处理过程已经惊动了最高层，然后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影响的方式，为了面子、里子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把这个事情引导到最终通过当地法院来判决，免予刑罚。再后来让她到恩施的电视台或者某个地方工作。邓玉娇可能不适合给人洗脚，但是未必适合给人做电视。电视台作为一个媒体，应该是有用人标准的。实际上在多种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是用一个不一定完全符合法治精神的方式来平息民怨。 我们也看到湖南省一个法官在自己的裁定中，明确写道基于省到院的指示查封。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公民权利受到很多侵犯的事实，通过传媒网络，通过有良知和有好奇心的记者，为公众所知，演化为公众事件。比如说今年若干个具体的事例，你会看到每个个体在多元化时代他的权利诉求是分化的。唐福珍在往自己身上浇油点火是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力。一方面社会正在逐渐的走向分化，另一方面就是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疯狂，比如拆掉你的房子，直接损公赔私，瓜分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权力等。他们聚敛起巨额财富，使社会更加黑暗化。是不是回到毛新宇那个时代更好一点？不一定。现在这个社会非常血腥，有矿难，有地震。人命是重要的，为了救一百几十条命不惜一切代价，虽然成果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同样认可。可以想像的事实是，在没有网络，没有现代意义的传媒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灾难其实并不少。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30年前“文革”之前的时候，那时执政党的角色还没有搞清楚，还是革命党时代。看到以革命的名义把所有人全打成社会的另类，每个人生活在家里不是很安宁。我从8岁给父亲写来客报告，从1972年给父亲写上访材料。当时叫落实政策。我到38岁的时候接待越来越多上访者。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大家敲锣打鼓的把自己的私有财产送到公社。这个社会因为集权政治的恐怖，人们变得跟以往不同，人们光明正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指出社会毛病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社会在进步。正是因为55万个知识分子家庭和整个中国社会知识血脉被摧毁，这个民族意识到需要有法治，需要有人权的观念，需要让人活得更幸福、有尊严。这句话出自总理，总理不分管民主而管民生。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化，正是有了宪法对国家保障人权的规定，有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有了35条、41条、47条这样条文的规定，我们才有可能逐渐的进步。还有个问题是，问题既然能够通过传统媒体，通过网络为世人所知，政府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个回调的空间的。就像我们安元鼎事件一样是一个正面稳定。这个事没出来的时候，或者媒体打电话采访，打草惊蛇的时候，意识到这种危险，千方百计的封杀，用尽各种手段。就像去年庆阳事件一样，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旦这个事情做出来，会基于这个事件的特殊因素，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并且各方面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去年这种网络事件不断的出来之余，公安部发了一个通报，说不能过于屈服当地政法委的压力，该自诉的自诉，该公诉公诉。政法委什么都不是，党是一个党派，不具有跟我们对话的资格，我们是跟一个政权打交道，只不过这个党暂时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些过程中你会发现，跟记者有关的事情也往往会引起关注。前段时间采访了宋祖德。其实我们一直在这样处理一些案件，保护记者安全，同时披露对象，遏制黑暗及希望取得相对公道的待遇，还事实真相本来面目，同时能够最终的指向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 另外，周泽律师也是我们政法大学的学弟，他更多的时候直接针对记者人身权力侵犯案件。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是非立场非常明确。立场明确了问题解决相对好一些，舍车保帅的心理换取社会微小的进步。我上午所说的陕西的占矿者，昨天情况已经到了北京，我不知道怎么保护他。他的电话对我保密，对公安局保不了密。这个社会发生过，像山西、陕西、黑龙江、湖北、湖南等各种各样的情况之后，我们意识到这种背后的险恶用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反腐倡廉、打黑除恶，其实都变成了赋予自己行为合法化的政治工具、手段。这个手段背后需要像蔡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所说的，任何行为以公共利益行为说事的时候，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代表了公众的利益。我们要谈传媒网络与公民权利以及传媒网络对公民权力的行使怎么样更好的表达。实际上就像罗斯福在冷战开始的时候讲的一样，一个人不自由，整个人类实际上都不是自由的。 张爱军：下面请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丛日云老师发言。 丛日云：我讲关于互联网和公民权利的问题，互联网对于我国民主化进程、民主制度的改革、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培育的作用。这方面当然有很多话可以说，我们前边几位老师和平时我看到的大家讲的互联网的积极方面比较多。我大概1999年开始上网，最初对互联网也是非常乐观。在言论和信息封锁时代，突然出现了互联网，真是觉得一束阳光、希望。互联网是难以封锁信息的传播手段。90年代末的互联网基本上没有控制和管制。我党80年代90年代成功地应对了市场经济、经济开放、社会开放带来的挑战，我们的制度和政权稳如泰山，又过了十多年看到了我党初步成功地应对了互联网的挑战。 互联网本身传播手段带来的弊病越来越明显。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应该取得一种平衡的立场。首先，人类社会从长远来说，技术和民主有一种关系，什么样的信息传播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民主或不民主。当年西方那种信息技术产生了文字，以固化符号的方式储存信息，超越人类大脑的极限进行储存记忆。还有一种口耳直接的自然传播，站在高处能够把这个城堡一览无余，里面的人基本都认识。那个时候的民主只能是小规模的。后来民主国家范围内，大众传播带动了民主。希特勒也借助大众传播，没有大众传播没有纳粹。我记得很清楚，正是在“文革”前夕，中国实现了信息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家家开通了有线广播。就那么一个喇叭，哪怕贫穷落后的农村家家都有有线的喇叭，对于“文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互联网这种传播依然有两面性。我们国家民主意识很差，道路很艰难，但是借助先进的手段也可能弥补国家民主文化比较贫瘠的缺陷。 网络民主经常有人谈。我从政治学角度讲，网络民主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实际上没有网络民主。网络民主不叫民主，电子民主是一个规范的概念。网络是一种模式，是一种参与，但是不是所有的参与都叫民主。网络能够影响公共决策，但这只是影响公共决策，不是作出公共决策。只是施加了压力，这种压力同传播流言蜚语和暴力革命是一个性质。对决策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不管恶意还是善意的，通过这种压力影响决策。但这本身不是民主。 笑蜀先生说关注就是力量，这个非常好。但是它本身不是民主。如果我们把它叫做民主则会败坏民主的声誉。它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只是在引申的意义上叫做民主。网络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和它也承担不起的职责。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国家网络像中国这样兴旺，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独特的一种情况。西方正规的媒体，如电视和其他平面媒体已经非常发达，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表达的渠道，还有各种其他渠道。另一种情况是朝鲜还没有网络开放。我们是介于两者之间，不太好控制的网络获得大一点的生存空间，多一点的自由，使它承担了难以承受的东西。互联网本身承担不起中国建设民主的使命，本身也不可能是民主。 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失职，包括我们的制度也封堵自由言论；第二，媒体失信。媒体失信，人们不信任它；专家失德，说话没人相信。结果造成了网民舆论。一件事网络曝出来了，如果是正规媒体训练有素的记者们扎下去，用律师一般的思维，用侦探一般的眼光，做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加上媒体的信誉，这个事实的来龙去脉公布出来，大家也相信它。现在一个网络炒作的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刚才笑蜀先生讲的我非常同意，包括“我爸是李刚”事件，完全是有可能添油加醋，也有可能冤枉了这个学生。我的一个学生就在那工作，他是自己办网站，特别积极参与这儿事。他说肯定这个孩子当时不是那么一句话。他说我爸是李刚，河北大学的学生知道李刚是谁啊？当然，95%以上的可能是应该有的，但是有没有1%的可能他被冤枉？没有认真严肃的调查，最初发布的新闻和后来网友们的说法完全变了。如果这样一种逻辑，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尊重。 网络带来参与的同时也带来了参与过度，普通网民参与是有界限的，有些事不是都能参与的。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曹操的故事真的假的？肖氏反射辐真的假的？Fox和Cnn都有专业的报道。也许有一天人家这个东西成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你可能就冤枉了。互联网推动了对政府的监督，这个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前不久和一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吃饭，他说他有专人每天搜集他这个城市这个部门互联网上所有的言论向他汇报。然后该给哪个部门给哪个部门，并不时的打电话及时了解是否关注和解决了。互联网积极作用不用说，但是它也绑架了政府，有时候情绪化的咆哮迫使政府官员屈从于暴民的压力作出非理性的决策和做法。比如说当年沈阳刘涌的事情，清醒的法学者都抵抗不了网民的作用。包括最近判了韩峰局长十几年，很多人觉得几十万判十几年。互联网培育现代公民的手段和途径起到了绑架政府的作用。互联网也在培养暴力，这个过程中腐蚀着公民。最后也可能我们仅仅靠互联网手段和途径不会产生健康、成熟的现代工具。我们由臣民向公民的转化，现代公民产生的过程要误入歧途、流产，或产生一个怪胎。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需要警醒的。 人们在网上更有胆量，更有勇气，但是也更容易走极端和情绪化，更缺少理解尊重和宽容。有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网民的智慧和丰富知识汇到一起，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事情上网民的偏见和判断力低下也是惊人的。特别对外事务，国际关系方面网民判断力低下，偏见是惊人的。 前不久芮成刚遭到臭骂。他用了“代表”这个词应该批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告诉这个年轻人你这个“代表”用的不恰当，无可非议。但是对芮成刚的丑化谩骂，我非常痛心。这个年轻人非常善良，有敬业精神，当年他是个愤青，但是他已经很难得的告别了愤青。你看他写的文章，他力图沟通和理解西方，然后架起一座桥梁。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人怎样善意地理解日本人》，几次给我打电话，问这个文章怎么写，一些问题怎么说。说日本人有一次做了我们的学生，有两次做了我们先生，我们向日本人学了多少东西，欠它多少人情。这是央视媒体主持人说出来的话，他主持金融危机节目，各种场合批驳英国论，写着和小布什的交往充满深情，最后说小布什民意比较低什么的。现在人是这么看，50年后回头看说不定判断会有变化。有这种认识的人不是愤青。很多话善意的理解恐怕和赵忠祥、倪萍什么不一样。最开始说我代表中国、代表世界的时候，中文翻译成代表。我跟芮称刚说过，这次用了“代笔”，引起轰动，不是法律意义上我代表什么。在国际场合，作为中国人、亚洲人，是一个类型、一个群体、一个区分，自然就获得一种代表身份。今天说发言的都是男的，下面请一个女同胞发言，她就代表一个女性。不能说她来发言就代表女的，让一个女的发言她就发言了。这个意义上的代表，政治上讲师用错词、用错概念。如果我们善意的理解他，会发现他很多批评的文章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网民把他画成了猪耳朵猪尾巴，查他老子是谁，说他是同性恋，光搞洋妞，对中国女人不感兴趣等等。网民通过这种放肆的发泄自己，是在堕落。 开放的信息也带来了分化。开放信息带来了这个领域人们的分化和极化。互联网起到了维护人权的作用，同时也会侵犯人权。对于互联网，我们要保持着对它的警惕和担忧，而不是盲目的颂扬和推崇，这样可能是有利的。 张爱军：我现在插个话，说几个问题。网络公民权力，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公民权利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表达的话，网络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好作用也好坏作用也好，关键是言论自由这块没有办法正常的倾诉表达，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主动或者被动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公民权利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当权者的权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从我来自地方的观察看，地方的权力滥用比北京严重得多。我讲个例子，大连的油爆炸了。当当地的官员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油还在海里漂着。更恐怖的是，海面还漂油的时候，当地的农民不养鱼了去捞油。还有一部分油跑到沙子底下去了。当时中石油下来谈判就说你们渔民捞油，捞一桶油给50元。最后桶不够了就卖桶。一个桶30元。桶也不够了，卖铺床的那个稻草毡子。渔民非常狡猾，把那个东西放在桶里面，在那卖。所以就是说那个油已经在海里到处游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话没落地又着火了。之后国家听说赶紧去了，说着火不要紧，就是油和那个项目太近了，违反常识，一旦爆炸就完了。政府又说我们又取得决定性胜利了，要求所有媒体不准公布。我想笑蜀老师更了解这个情况。大连有几个留学生说了这个项目的危害，公安局直接找他。最后那几个留学生就走了。实际上现在说这种情况，公民权利到了这种程度，过去他吃肉让你喝汤，现在他吃肉把汤倒掉！这样说有点情绪化。现在根本不是爱心、理性的问题，还是把权力怎么给盯住的问题。你越不看住他的权力他越肆无忌惮。这是中国特色要限权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公民权利如何网络维护的问题。我们没有维护公民权利的技术手段，手段全在官员手里控制着。比如说现在我想删什么什么，这个技术手段都在人家控制下。这里面的公民权利还是讲维护。你讲善也好，理性也好，如果回不到公民权利本身来维护的话，那么这个网络可能全部给你清查掉。网络维护我也不需要什么善、什么理性，就是捍卫我自己的公民权利。因为你现在讲那些善没有用，还有刚才丛老师讲网络不好的地方。还是老话，网络不一定代表真理，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就随便他说。网络只能形成意见，或者是偏激的意见或者温和的意见。这种意见干什么？对这个权力造成一种压力，对网络意见有一个反馈，就可以了。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下面请周泽律师做点评。 周泽：刚才听了两位发言，有很多感想，我们听过浦老师很多的发言，但对丛老师的看法是第一次听到，有很多的观点让我觉得很新颖。丛老师讲到警惕互联网弊端，讲到网络的越位，不信任国家，不信任专家，不信任政府，在网络上随意的发泄。还讲了希望能够发挥专业记者的作用，充分的对社会事情进行调查报道，用这样的东西代替网络所发挥的作用。网民的参与过度，还有互联网绑架政府，促使官员做出非理性决定。还有互联网暴民，腐蚀公民，网民偏见，判断力底下。这样的观念让我耳目一新。我觉得今天讨论互联网作用的时候，与“文革”期间媒体作用对比很不恰当。今天互联网是在社会舆论相对自由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文革”期间媒体很难具有相对自由。那个时期媒体受什么力量操纵的，跟今天互联网作用是不是有一致性，这个有质疑性。网络的越位，说国家是不是称职的国家，专家学者是不是有信任度，有这些了是不是网民能作出理性的表达，有待验证。我们笼统的讲网民如何如何，这样判断太大而化之。网络仅仅是个平台和工具而已，任何的工具都可能有正面负面的东西，不是工具本身的问题。至于网民在网络空间里一些侵犯人权，非理性的表达，这样的东西在现实世界里也并不是没有规范。总体来看，评价网络的时候仅仅是看到这样的东西就说要对网络如何警惕，如何管理管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比较危险。在我看来即使在一个国家里，国家如何称职，政府如何尽责，专家学者如何具有公信力，这个社会的公民仍然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没有网络只是没有表达的渠道，并不是说没有表达的愿望，也并不是说没有网络大家内心就更善，通过网络表达的东西就不存在。一个社会当然我们需要具有高度专业人员向我们提供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观点，但是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大众参与对这个国家的决策产生影响的表达，对国家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即使是非理性的批评也不是不需要的。如果说没有网民，恐怕我们也难判断哪些表达是好的或者不好的。这是我对一些观点有这样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一节讨论的是传媒网络与公民权利维护的问题。在我看来，今天公民权利的维护很大程度上通过传媒网络的推动实现的。可能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当某个公民这种权利受到侵害，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总是想通过网络传播信息，推动维权实现。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当然可以通过诉讼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主张这样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权利实现完全的手段，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即使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可以实现，但是通过网络传递这种信息，在社会进行伸张，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应该具有的。这种权利或者社会这种正义不仅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该得到伸张。这种权利得不到实现、伸张的时候这个社会非常危险。很多时候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渠道公民权利很难维护，很多时候在媒体推动下让公民权利得到维护。如果没有这个媒体推动，权利得不到维护，情绪得不到宣泄，那这个社会会变成很可怕的景象，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互联网推动公民权利得到维护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对互联网发挥的作用过于乐观。从之前经历的例子，汶川地震期间遭遇便衣民警的强行驱驰，在网上披露以后引起媒体关注。后来警察向我们赔礼道歉。很多人把它认为是网络维护公民权利的事例。这其实还是很偶然的现象。我们也看到很多维权事件被媒体炒得很热，但是也得不到维护。这个也值得讨论。怎么通过传媒进行影响使权利得到维护，使互联网和媒体推动公民权利维护，使这个东西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个要认真思考。在我看来，我们不担心互联网起到很坏的东西，担心的是它起不到应该起的作用。怎样使互联网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还是要配套的制度。如果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包括网络言论自由，没有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我们希望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话很偶然。只是寄希望于当权者基于道德的自觉行使这样的权利，所有的舆论产生作用的都是基于官员的自觉，这种东西得到纠正都不是制度化的渠道实现的。我们希望媒体更自由的时候，也希望社会进步快一点，我们的公民权利能够有更大程度的实现。特别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拥有一张选票，对某个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不满意的时候可以通过手里的选票决定他的命运。只有这种情况下国家才可能对社会舆论真正在意，在意受到舆论影响，受到媒体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谢谢。 张爱军：我补充两句。刚才发言说舆论有弊端，我觉得政府引导往往是通过一种别的方式把矛盾转移了。还是以大连为例，因为漏油了，夏天到大连游泳的人少了。这个情况下没有追求事故责任人，而是唱响大连主旋律，把问题转移了。政府会制订一个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有利于社会，但是更可能有利于政府本身。关于精英引导的问题，刚才笑蜀老师对我们学界进行了批评。精英的知识含量可能多一点，但是权利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表面上感觉有深度有水平，但并不影响普通老百姓表达真实观点的想法。下面提问。 刘兴成：我问浦志强律师一个问题。整个媒体天然都是监督权利和维护公民权利的。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建设性的赞扬，另一种是非建设性的批评。我想问浦志强律师，依你的经验来说，关于建设性的赞扬跟非建设性的批评，这里面你个人的利益、代价和风险是什么？社会的利益、代价、风险又是什么？另外富律师跟周律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浦志强：建设性的表扬和建设性的批评，如果人手不好，我去表扬他也不合适。应该说，这个里面也是表达自由的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案件的时候非常困扰。5月30日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案件的规定和非法案件的排除。我们对于刑讯逼供方面的当庭揭示都没有得到回应。我发现法警给审判长递纸条，我说你还没完了，能不能念一下写的什么。这样一种情况下，表扬也好批评也好，不管什么样的出发点，个人感觉只要自己高兴就好。想那么多，太把他当回事，他就太不拿你当回事。所以要抓住自己的机会，整理自己所有的社会资源，只要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应当的，你意识到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是应该说的，在维护职业前提下就去说。我们顶多就是呼吁，只能说保证我们自己说的事情是真实的。当我在某一个事件中有利益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利益说清楚。像王司长和郭书记所说的情景，上面固然非常希望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处理，但是实际上这个情况不是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狼和羊的预言，同时又是另外一个预言，小马过河一样，不像老马说的那么深，也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你为什么不去试？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看你的兵器哪个顺手，抓起来就用。 [...]
第二节：传媒网络与民意表达 乔木：我们继续，接下来有请展江教授主持。 展江：这节的主题是传媒网络与民意表达。按照议程规定，首先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祝华新秘书长给我们做演讲。（祝华新先生的发言暂缺） 展江：感谢华新的专业色彩和对现实关切的报告，下面请国内著名的时事评论员笑蜀做报告。 笑蜀：我讲一下最近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中国网络舆论或者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后面往哪个方向走不知道，有很多悬念。我做言论工作这么多年，所有言论的主题都是呼吁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中国成为可能，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中国公民社会，二者息息相关。互联网对中国之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我把中国跟南非对比，中国社会缺乏一个关键性的第三方力量，我们只有对立的两极，要么统治者，要么被统治者。但是在南非或者苏联有个超然于二者之上的处于公正立场的转型力量。比如说南非的宗教力量，苏联东欧也是这样。中国没有，这是中国转型最大的困境所在。网络舆论带动了公民社会。第三方力量开始出现了。互联网带动的整个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最需要的第三方力量。它不是敌对的力量，不能把网络舆论和公民社会当做敌对势力看待，它是第三方力量，独立的公正的力量。这样一个力量如果能够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话，我相信中国社会的转型将来会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平和，有可能实现王院长所说的软着陆。如果说没有这个力量，或把它当做敌对力量看待，就会扼杀它的空间，两极会越来越对立，中国社会会越来越走向极端，那种软着陆的前景是看不到的。而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怎么对待这个公民社会？ 从民间或官方两个层面讲，我觉得都需要爱惜。珍惜这个网络舆论和公民社会这个第三方力量，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敌对的力量来形容。有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我想在近期最大的作用是训政的作用。孙中山讲过训政，但是用什么手段实现没有讲清楚，更多的是讲用政府的力量。政府对民间训政，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千秋万代延续下去，这个训政也是千秋万代的。这个训政必须有一个第三方的力量训政，是对民间和官方双方的训政。这个力量就是网络舆论和公民社会，就是对民间训政，培养民间的公共意识，培养民间作为一个公民力量的一种能力。同时也是训练官方来跟公民社会打交道，跟民间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没有这个力量的存在的话，训政的进程也就会取消了。没有训政的话，将来就是对立。 网络舆论对中国当下的意义很大，民间和官方都要爱惜它。我们政权力量之强大已经到了所向无敌的程度，任何定点打击都是能够充分实现的，不存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可能，没有谁能推翻它颠覆它。然而敌人都是制造出来的，没有天生的敌人。你把它当敌人，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待它，总有一天它真的会成为敌人。官方对网络舆论公民社会需要善意的建设性的理解，中国的网络舆论和社会力量是不可阻断的。新浪微博每个月以500万数量在增长，如果把几亿中国人席卷进去，这种力量你把它当敌人对待，哪一个力量能够跟这样的敌人对抗？只有一个选择，即善意的对待它，和平的相处。 从民间自身来讲，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心态也慢慢的转型。官方需要一个善意的对待，和平的相处。具体到言论，具体到我本人，言论的方向可能也需要调整。如果你不想被人家当做敌人的话，这种言论的方向尽可能的克制，尽可能的少一些被误解被想像的空间。我最近在微博上给我同行的一个建议，能不能多做一点关于人性的温暖的明亮的题材？批判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我批判也不少，我批判地力度也不小。但是我想仅有批判可能是不够的，批判是要有目的的批判，批判的锋芒背后要有一个力量支撑，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破坏而破坏，为打击而打击。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背后决定批判方向的力量是公益。公益的背后是是爱是善。我为什么说它开启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从善的层面爱的层面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过去中国的灾难苦难等让人失望绝望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再给这个社会提供一点正面的能量？第一点我想我们言论的方向要调整。当然批判的锋芒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批判的同时能不能多一些正面能量？第二点，一种平衡、理性、中立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我本人在尝试朝这种方向调整。这取决于两个因素，我是不是愿意做这样的努力是第一个方面。 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我自己不能解决的，又涉及到官方的问题。举个小例子，“我爸是李刚”这个案例，这个话在什么语境下讲的？到底什么意义？媒体的传播到底准不准确？其实我是有疑问的。我在微博上面一直在质疑这个东西，刚开始我觉得我的质疑是有力量和起作用的，李刚事件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就不可能引动整个公众情绪。我的质疑有力量的，正在这个当口，一道封杀令下来，我根本不起作用了，原来一种盲目的力量更占上风，整个事情朝着更盲目的方向发展。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本来就是说言论是有力量的，本来媒体是有力量的。比如如果你允许王克勤做深入的调查，还原真相，做客观的评论，我想媒体是可以给民众一个健康的思考方向的。把健康的理性的力量压下去之后就没办法了。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理性的平衡的力量，要给空间。没有空间，你想凭借自己的硬力量进行地毯式的封堵，神仙都做不到。因为中国言论的力量每天以几何倍数的增长，不可能做到地毯式的密集的封杀。我最近也在调整我的那种思考方式，有一个前车之鉴让我有所反思。1949年之前中国的自由知识界，对这个关键社会的转型时期的作用，我认为1949年以前的自由知识分子，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都左倾。普遍的左倾化，过度的愤激，道德上过度忧虑，是造1960年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对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负责任，我们要坚持我们批判的立场，坚持对公权的监督，都没有问题。同时我们要注意怎样避免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倾向当中。公民社会是建设性的东西，不是一个盲目的批判力量，公民社会最根本的元素是爱是善，是建设性，这才叫公民社会。现在到了十字路口，官方和民间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把它当做敌人。将来它肯定是你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你是没有办法战胜的！谢谢。 展江：刚才两位观点都很鲜明，特别强调了舆论对于官方和民间双重的重要性，以及在社会转型的结骨眼上是一个必须正视回应的议题。现在请《中国经济时报》的高级记者王克勤做发言。 王克勤：刚才两位老师分别做了发言，我听了非常兴奋。整个传统的官媒控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实际上主体立场严格讲被整个非主流媒体，民间或者网络控制。主流媒体往往在网络上受到追打，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刚才笑蜀也谈了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建设性理性。我谈三点想法。 我的第一点想法是，我觉得这几年，尤其近两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媒体时代，互联网正在改变和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官方媒体单一控制的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互联网正在改变影响着每一个人。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之间的特点有以下六个：第一个是海量传播，没有任何一个媒体传播有互联网强大。第二个是同步传播。第三个是多元传播，报纸是图片和文字，广播是声音，互联网是所有的几乎都具有。第四个是互动传播。互联网是言论表达的平台和机会，如果中国13亿老百姓都成为网民的时候，中国完全可以实现直选。第五个是经济传播。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媒体成本低于互联网。第六个是自由传播，相对的自由传统。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上会有更多信息。从从业人员的角度讲，传统媒体很多新闻被管制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网络也不是绝对自由的，相对而言是自由的。这使互联网改变了中国。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网络舆论监督正在有利的实现全民监督，也正成为公民维权的重要手段。这个有很深的体会，2004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个79岁的老太太，脖子上挂了一个U盘。他说王老师，我的上访材料在我的U盘上，说拷在你的电脑上，然后说还有光盘，然后写E-Mail。这是典型的案例，中国网民上访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信访、电访、走访，现在很多上访者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微博，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样一个全民媒体时代出现，从而出现一个新的曝光时代。你的香烟我拍下来立马可以通过手机微博传出去。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平台。 民间个人小报小刊正在全面诞生。原来打压非法报刊，现在在网络上，只是改变了形态而已，新闻自由慢慢的实现。新闻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媒介的自由，介质发生变化了，网络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办自己的博客，都可以发言。 第三点，公民社会应该让更多人使用网络开始。网络平台里每每发生公民各种各样的行动，我们会看到媒体报道，网民跟进，律师跟进，学者跟进，从而推进了一个一个公共公众事件的解决。这个最大的平台就是互联网，因此互联网使中国进入了全民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办自己的报纸自己的刊物。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谢谢。 展江：下面还有一点时间，谁有话说？ 吴强：我想就笑蜀老师说的谈我的想法。我的基本观点是，笑蜀老师表面上很激进，在我看来还是保守了。从互联网大规模的传播方式和祝华新老师谈的话语权变迁看，目前体制下互联网传播方式只会进一步将社会激化，促进社会的赞同或者反对，改进进步或者保守压制之间的分歧对抗。所以说寄希望于互联网本身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不现实的。所谓建设性的力量在于现在媒体传播网络当中所缺失的一环，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精英在媒体的知识再生产当中的作用。换句话说知识精英和媒体的再生产是脱节的。总体来说知识界在媒体的知识生产过程当中，话语是很弱的，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媒体目前力量主要体现为王克勤老师这种深刻的报道，缺乏另外一种力量。现在媒体的生产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以时评的方式体现。对于社会的差异，以及我们未来稍微建设性的理性来讲远远不够的。这个东西才是未来媒体网络建设当中最重要的。 浦志强：传媒、网络好多的问题，因为这种封堵和压制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不信任。王司长说的四级响应都很好，如果不是他说的四级响应跟局部地区有雨一样，搞不清楚，再多的和谐社会构建努力，都比不上四川地震小孩子的家长的遭遇给人来的更具有说服力。现在有好多东西，像笑蜀所说的情景，我们要建设性，也希望能够静悄悄的软着陆。这样的善意需要回应，你会发现周泽去四川会被打一顿。为什么说有王司长说的这种救灾机制在玉树地震的时候不用？因为我找到了更直接的方式。一个玉树藏族人讲到喇叭在当地救灾最初的七个小时所发挥的作用。镜头里面不可能出现喇叭这种，所以灾后的心理干预对于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来讲作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老病死和我们俗人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官方话语权的控制不行，会发现小英雄林浩可能没救过那么多人。所谓主流媒体，你们凭什么主流？确实我们要建设性的表扬，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提供非破坏性的意见。但是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声音，这个声音面对的是事实，发表的言论追求公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创新，都在做大环境下的小文章，扎扎实实的做事情。王司长还在前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民声还在，但是仅有民声是不足以创建和谐的。我们不是一个一个模块拼在一起，堆在一起就是一个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需要每个人尽量主动的，或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生活和表达。他买车你不让坐，非让他做公交车。朝令夕改，太跟不上与时俱进的形势。形势瞬息万变，原来朝令夕改，现在朝令中改了。每个人都是媒体人，都是表达的点，都可以连成线。一个政法委副书记可以要某个记者的小命，于是在酒醒来之后发现微博铺天盖地，后悔都来不及。我们要最大限度的表达这种意见。希望这种意见是理智的，决不是恐吓的。 丛日云：我有一个问题，你那个调查，实际上是个负资产。官方封堵和引导是副作用，不知道你的数字怎么来的，是仅仅在网络社区上来调查官方舆论引导对网民的作用，还是说官方引导对全社会的作用？基数仅仅是几亿网民还是全社会？这个调查是记录一件一件事中官方引导的作用，还是就整体上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的信息来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等？现在整个的精神世界是官方在引导控制，是不是也是一个负数？所以我觉得你那个调查肯定做了大量的工作。 祝华新：我这个不是调查，是一个分析方向。我们刚开始启动，要做的话需要专门的团队来做，所以这个不会被引用。但是我们做分析的特点是去网上搜寻，这点严格要求。只能说官媒的宣传，一个是网络新闻，第二个是网络社区中激起的反响。我们严格限制所有人，舆论产量必须来自互联网，不在网下做任何调查。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不离开报社大院，不做任何材料也不做任何现象的调查。 展江：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百分比大概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别？ 祝华新：我刚才说的三组人群，一个是社会的，国家统计局的5%人口调查，还有一个是网民人口，还有一个针于BBS社区的。做的三个人群的调查，目前只能做到网络社区的言论和上网的纸媒言论，没有其他形式。 丛日云：你选择的事件都是对政府不利的事件，很尴尬的事件。 祝华新：不是刻意选择的，是微博数据锁定达到关注度的事件。我们选择关注实践，不选太宽泛的事件。 乔木：大家认为互联网舆论不是整个社会舆论，但是至少代表一部分。一般认为政府官员也可通过网络了解民意，但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举两个例子，昨天跟某位地方领导吃晚饭，他55岁，不算太老，但是他说从来不上网，一是不太懂网络，而是没有时间。当然他有自己的了解信息的渠道，不上网不代表他就不了解民意。第二个例子，我负责的北外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作为国家的战略试点，有个副部级领导讲授的“国情教育”系列课程。我很惊讶的发现，一些领导是不上或很少上网的。各位对领导上不上网与了解互联网民意有什么看法？ 祝华新：总体感觉我们接触的这部分领导对网络还是比较熟悉的，都能正视。 笑蜀：我回应一下，我相信有相当部分的甚至多数官员不上网。不知道网络世界，没什么关系，因为整个社会舆论的议题是由网络设置的，平媒的内容都是跟它走。并不因为他不懂网络，这个事件就朝着他设计的路线走。第二点知识界没有介入媒体生产过程，我深有同感，我真正看到很多朋友没有进入媒体，不是说本人问题，而是思想言论没有介入媒体。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他们个人。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知识界。什么叫知识界？一定要有一个知识共同体，知识生产共同体。中国没有共同体，没有知识界，比如说今天王院长说文化人比政府官员还落后，他说的不是知识界，不是文化人。第三点我回应祝教授的研究，希望有个定量定性的课题，封杀舆论的社会心理成本，怎么样重创社会心理，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心理走向失望绝望焦躁，每一次封杀导致更多的失望绝望敌意甚至仇恨。希望有这么个研究拿出来，官方的封杀一定要考虑心理成本，现在是不顾成本的封杀。 提问：我是新浪网的。刚才提到了新浪微博，现在传播的门槛比较低。对于微博来讲，我们现在有500人的团队，一半人都在做后台监控。说两个例子。前两天我们请毛新宇来，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电话是我打的，一直想请他做个访问。但是外界对他有很多微词。我们又做了很多工作，他开通了微博。紧接着开通了之后，我们非常非常紧张，当时开通之后涉及的所有同事都在加班。我们开始刷屏，看到很多评论，很多评论非常有意思。大周末的毛将军开通微博，删帖子都删不完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88页，再刷新变成78页，剩下的都被删了。大家可以分析一个现象，对于他个人来讲，毛新宇开微博是个人现象。是不是很正当的东西呢？很正常，他是个公民。但是网络上对于他的职责很偏激，毫无理性。紧接着几天之后这个微博弄得他也很尴尬，继续开还是关掉？只能不了了之。最后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跟他协商，惊动了更上面的人，后来平息掉了。再讲一个事情，刚才笑蜀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所谓说包括知识层面也好或者学院也好，或者一线工作人员也好是否承认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意见领袖也好，或者能够传达自己的思想也好，是否用了这个传播手段并动用这个传播手段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不是接下来以后包括学院也好，一线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形成沟通机制，给这个社会提供建设性推动性的作用，而不是学院研究很简单。笑蜀老师说到的政府官员对于网络的误解惧怕，这个是由于传播路径根本没有打通，这个是需要解决的现象。 展江：时间到了。今天交流确实很重要，我个人提一点点，为什么会造成网络舆论的问题？是不是完全缺乏沟通机制，我表示怀疑。用一种原因解释一个现象的方法，还是有待商量。不过提供的材料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大家。 “传媒网络与公民社会建设”讨论会（一）：点击 “传媒网络与公民社会建设”讨论会（三）：点击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1世纪国际评论》杂志社 2010年12月1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21世纪国际评论》杂志社主办了“传媒网络与公民社会会建设”讨论会。来自新闻传播学界、传媒网络实务界、以及共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公益、法律人士，就传媒热议的民生、民意、民权问题对话交流。选举网分两部分登载上下午的发言。 主要发言人（按发言次序排列）： 乔 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21世纪国际评论》编委 刘亚伟：《21世纪国际评论》主编 郭宝成（特邀）：“神木医改”的设计推动者、原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委书记、现榆林市人大副主任 王振耀（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浦志强：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鸿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展 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祝华新：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总编 笑 蜀：《南方周末》评论员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调查记者 吴 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1世纪国际评论》编委 张爱军（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网络评论员 周 泽：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兴成：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富敏荣：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乔木：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外。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传媒网络与公民社会建设”。会议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我们探讨一下近年来传媒网络热议的民生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公共福利等。第二节我们讨论网络时代民意的表达与争议问题。第三节我们讨论一下公民权利，包括经济、文化与社会、政治权利。每一节都请了一些相关的社会活动家、传媒人士、专家学者。在下午的公民权利一节还请了一些律师来介绍一些相关的案例。 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大家每天口头和网络上关注的内容。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口头民主已经有了，网络民主虽有反复与争议，但民主的平台是有了。但出版印刷的时候，有些比较敏感的话题，还是要谨慎处理，征得发言者的同意。简言之，中国的口头公民社会和网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真正的公民社会建设，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下面由刘亚伟博士来主持第一节“传媒网络与民生问题”的讨论。 第一节：传媒网络与民生问题 刘亚伟：刚才乔木谈到民主。我觉得哪都出民主，打黑也能出民主，着火也能出民主，灾难也会出民主。今天早上我们两位特邀嘉宾，王司长原来是在民政部管灾难、管很多事的，现在在北师大壹基金研究院做院长，今年辞职在国内引起了震撼。郭宝成主任是把全民医改推出来的第一人。下面我们先请郭主任讲。 郭宝成：现在的传媒太厉害了，一个陕北的小县，一夜之间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所以首先感谢我们媒体和网民，也感谢乔木先生能让我一个小芝麻官到这儿来给大家汇报。神木县搞了一个全民医疗改革，实际上大多数人知道是我们搞了一个免费的医疗。这个免费医疗是神木十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是必然选择。我在这个神木工作了13年了，我到神木工作的时候神木是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享受补贴、救济等各方面的支持。十多年过来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神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百强县，而且这个百强县已经到全国第44位，也许还可能更好。发展十多年来，我是亲自的实践人，我们由贫困县变成一个百强县，回想起来是因为抓住过三次发展的机遇。第一次机遇是开发。当时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陕北有大煤碳。第二次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使我们的煤炭工业迅速发展成大体系。第三次是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我们进入全国百强县，当时汇报发展规划，胡总书记对我讲，你有这个雄心壮志，你们县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发展得更科学更和谐。因此，我们新兴工业化以及社会和谐发展得益于发展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探索改革和创新。有些媒体说我们就是靠挖煤，实际上我们第三产业也已经占领了市场。我们县自己占有的煤炭资源只占我们煤炭总量的1.5%，后来扩展到接近3%，其他都是国家大型的公司开采，而且国家开采这方面的税务有限制。我们赖以生存的财政来源是民营经济，我们的民营经济占到全县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的70%。 乔木：我想问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医改这个事出来以后怎么把你调动了？ 郭宝成：今年7月份我到市人大工作，这个调动是一个正常的岗位转换。首先是因为我在神木工作了13年，这么长时间也应该调动了。第二，我年龄偏大，55了，已经是满脸沟壑，像陕北的山山水水一样。第三，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省委市委以及领导都对我非常好，非常关心我。不然的话我们那个县后来怎么会发展成陕西第一县，为什么让你这个人一直在陕西第一县工作那么长时间。基层第一线责任大、风险大，非常艰苦，非常繁重，现在把我调在一个相对清闲的机关是对我非常照顾。也有一些三人成虎，共产党的小干部，在哪都非常正常，干这个工作是正常的，干那个工作也是正常的，干哪个都行，不像你们这些教授专家，专业水平特别高，我们在农村在哪个地方都还能凑合。 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必须同步。因为一个社会是联系的综合体系，如果我们单纯追求GDP，就是个统计数字，不能当饭吃。我们搞民生建设，比如说农业税的减免，当时从实际出发，一年收30万，返回300万，只是向农民补钱。到后来我们实现了12年的免费教育，2009年的3月1日我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现在免费医疗改革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运行平稳，管理有序。我总结原因有四条。第一，管理办法非常简单，老百姓一看就明白。第二，花钱少。去年我们预算1.5亿，人均400元还没有花完，今年也跟去年计划差不多。第三，解决问题。几千年来，农民和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终因为这个办法彻底解决了，而且老百姓在医疗方面享受到了真正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和市民在免费医疗上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也是农民市民的一个思想解放，一个民族的平等追求的实现。第四，监管有力。医院建立网络系统，每个医院一天反映的情况都能看到。 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明年五一以后十一之前去我们那个地方看看。过去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的重工业都集中在六个工业园里面。陕北荒村小县实际上并不小，加上外来人口50万人，广大的农村现在都被覆盖了，城市化也已经达到75%以上，老百姓基本都生活在城里，不像有人说的污染的不得了，没有这回事。 王振耀：刚才郭书记主要讲了神木医改宏观的一些方面和他的一些情况。我要讲的是网络在神木医改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我原来负责儿童大病救助，我到神木找答案，非常惊讶，说了两句话，一个是神木也就平均330元就能做到全民免费医疗，第二个是中国福利的盛典。神木的改革能操作，设计一点不繁琐，也没有在词汇上吹毛求疵。过去说改革到了深水区，神木怎么就那么简化，并且非常周到的让广大农民和整个社会一下就能接受呢？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决策体制，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冲击，这是很智慧的一个制度。本来大家都认为神木是个乌托邦，说这330，后来中央机关很多同志开始算，一算原来是这样。医疗改革从神木经验看，经费不多，完全能做，但是说为什么一下不能做，另有原因。我看原因不是大家说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既得理念。我们大部分文化人教授，很多专家，对神木持否定态度。还不是政府否定，学术界自我否定这么强。后来在很多研讨会上我有一句很尖锐的话，我为我们首都界的社会保障这样一种调子感到耻辱。我觉得文化对社会创新思路的凝滞很大。后来到燕山大讲堂讲社会福利，包括我现在在行政系统里面讲神木、社会福利，机关干部行政官员接受的程度远远比学者接受的程度要快得多。坦率地说，神木改革以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其实有另一块，就是自我凝滞机制。所以我觉得从神木来看，你算算神木的帐，确实是经费不高，实行得非常迅速，并且社会效果极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去了之后，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梦想做个神木人，神木人很悠闲，一旦发现医疗不愁了，教育不愁了，生活基本不愁了，老百姓没那么多焦躁。 文化障碍不克服中国社会难以前进。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让我震撼的事。炎黄春秋一篇讲辛亥革命的文章提出来一个问题，说是慈禧太后真改革。当时是什么导致了辛亥革命没法改了？张之洞专门后来问过慈禧，你这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慈禧太后说这是什么话，必须改了。她的结论是没有设计，没有经验。这个结论让我吃了一惊，回头看是不是社会保障的理论者，现在讨论问题的方式把改革整个的创造性扼杀了。北京出来的声音就是替郭书记担心，首都理论界出来的声音看完了非常失望。我发现理论界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很有意思。政府体制改革已经大踏步的走得多快，大家看不到同时也不愿意看，也是简化。比如我常常说最高领导职务废除终身制，意味着几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政治大变，皇帝有任期了，小平主动的开始接受废除终身制，江泽民按照任期换下来了。这个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这是现实的变化，现在各地提拔厅局长的时候竞选多厉害，我感受到在某些领域不是民主过少，而是过度。行政机关搞什么竞选啊？真竞选真拉票，跟农村选举一样。关于农村选举我也很不客气的说，整个主流的意见是否定农民选举。一说农民选举也是否定的，说那家族势力不得了，还有贿选。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说选民贿选叫什么？严格意义上给选民送东西，很难说是腐败。我们对农民的看法，整个是瞧不起农民，不愿意分析现实。最后说到我这救灾上了，中国的救灾经验，例如汶川地震，有个教授说举国体制是我们的优势。后来我听不下去了，我说你就别说举国体制了，我作为司长，对于汶川救灾体制，我改进了很多，恰恰不是你说的优势，恰恰是怎么把举国体制转化为响应。恰恰是举国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清官救灾变成了一个体系。我说这个事情，是从神木这一年来思考得出的。针对一说改革就说有既得利益集团，我反问，美国欧洲怎么不是消灭既得利益，而是建立一个谈判机制？我们一弄就是谈判谈不下去了，说是有既得利益。 最后坦率的说，我觉得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最大的问题，那次和布莱尔对话，200多年前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英国人腿不会打弯，打仗很简单。鸦片战争为什么呢？很多设想假设前提是英国人腿不会打弯，就讲究精神，讲爱国不爱国，变成简单的情绪。后来很多讨论中我说其实这是一种认知方式，认为我们刀枪不入。八国联军指挥官来的时候非常感慨，那叫打仗吗？其实一打枪就倒了。到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这代人也认为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世界受苦的人。美国和欧洲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多么可笑。说他们穷，我反问到现在，难道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现在依然比比皆是。最后我找到厕所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发现中国所有的名牌大学厕所里都没有卫生纸，今天到北外一检查，也同样。没有卫生纸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整个文化领域，骨子里实际是有个病态，病态就容易焦躁，不研究实际。没有卫生纸，意味着不研究普通人的普通需求。我们的教授和学校的领导人，我们整个文化认为发生的普通需求不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有一个名牌大学教授说学生素质差，搁那卫生纸他就拿走了。你们老说农民素质差，原来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体会到，为什么大家对神木不自然地持否定态度，不自然地一定要把神木经验给它不会放大，不会形成一种共识。我解读出来，文化障碍其实现在比比皆是，束缚着我们的手。我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了腐败，问题依然在，到底是什么？大家该反思了，现在谁敢贪污慈善的钱呢？去掉了腐败以后，这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我们文化界不应该反思吗？ 中国知识生产方式应该转型了，让知识更具有建设性力量。要建设现代性的智库，需要社会型的工程师。不讨论政策那另当别论，要讨论政策千万不要看这个事情这么简单，简单认为社会一改变，理念问题就会解决。其实不是！我们文化现代桎梏一定要改变，一定不要把公众行为简化，好像政府一认识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坦率的说，政府即使做出了正确决策，没有中间的设计，没有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师同样不行。神木县委书记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社会工程师角色，一看大家统一不了意见，县委书记去调查，不断说服大家。实际神木医疗改革能成功是与高超的设计、运作有关的，否则改革是不成功的。 郭宝成：你过奖了。作为一个公仆来讲，为主人办着应该办的事，就是简单的事情。 王振耀：不简单。它的政策让农民一听就明白。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方案，看有多长，这个原则那个原则，这个指导思想那个指导思想。这是第一个向社会提出的，一定要注意，中国进入复杂社会阶段来临了，政治社会开始逐渐的向社会政治转化了。官员们现在都体会到，过去你就是管好人就行了，现在管不好物，如三鹿奶粉管不好，蔬菜管不好，房价管不好，那就不行了，社会界也需要转型。第二个，转型要定量研究，进行数据测算，这个数据测算才好定义。比如民生与传播网络，我感到民生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我认为还是大户论，没有进入数据化、项目化。今年孤儿政策已经实现了，我老做理论反思，为什么都重视了这么多年，说了半年孤儿没饭吃的问题大家怎么看不到呢？因为没有把它具体化。比如现在具体化了民生的时候，可以想想，一定算一算，比如说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多少人需要花多少钱，用十年行吗？要分析，80岁以上怎么样，残疾人问题等等。好多问题应该把民生分为具体的项目，测算为数据和资金需求，这样讨论社会改革才会往前。 最后一个，特别是前一段见笑蜀评论广州亚运会社会氛围，称赞了很多，是很有思想深刻的称赞，称赞了社会进步。其实中国社会应该看到，基层因为有很多问题，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地方官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处置方式，那这些处置方式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创新的。如果我们知识界，起码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要注意学会建设性的赞扬，来发觉这种进步，让做这件事的人或者说这一个社会进步了，我们都来称赞他，但不是简单的称赞。如果这样我们社会进步的更快，让很多从事改革，投入改革的或者进行各种创新的人觉得自己有价值。我现在看到，很多学术界评论地方政府创新的时候，很多地方政府人很在意，仅仅是政府给他们奖励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这种创新的特殊机制来推动社会的这样一个创新。我想从咱们这次会议，包括今天邀请我们俩，我非常感谢你们在座的，拿宝成书记做案例研究，也使宝成感受到了他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始，谢谢大家。 浦志强：刚才听到主持人说的民生，听到王教授讲话，受的启发很大，对我这个负面思维过久的人来讲，尤其需要带动。我原来曾经自学，但是现在反思我20多年来一种心路历程，可能还是确确实实没有学会。王教授让我感到了亲切，特别荣幸能够得到这样一些指点。现在说到神木问题是传媒网络与民生问题，当然衣食住行是每个老百姓的事，恐怕谁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切实的问题。解释不了房价的问题、蔬菜的问题、具体的民生问题，行政的效率本身会受到一些影响。 说到神木，我现在更关心它的真正效果，刚才两位给我们做了介绍，书记尤其讲到神木医改把一个困扰很多地方、很多人的问题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其实这也是说老百姓非常敏感，对于一点点变化都非常容易上升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高度。免费医疗，读书不要钱，老百姓希望书记长期在这个地方做书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甚至生发出来一种想法。我原来读过一句话叫“县及而郡，郡及而天下”。县是中国社会行政控制的最基层，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真正的政治权力的统治就到县，社会并没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合现代精神的体制，确确实实像王教授讲的，包括我本人实际上对赈灾问题还没有上升到举国体制，一直搞不清楚次级响应是什么。可能以后会更加的启发我们很好的关心这个社会究竟应该怎么运转，这个行政应该怎么做。我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神木医改中，书记的权威体现了，在当地财政充裕的情况下做一些好事，这样的权威决策是基于一个县委书记榜样使神木医改成为可能。我相信不只是神木老百姓希望免费教育和医疗，很多地方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关爱。为什么在神木就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地方推行起来就困难重重？这是学者阶层的质疑。神木医改究竟是机关政治结果还是全民诉求？民生问题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解决，相信神木除了医疗和教育之外还会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神木的天是蓝的，烟筒是不冒黑烟的，神木人很轻闲幸福。但是天下第一村也会有很多问题，我虽然很崇拜两位，但是我不相信没有问题，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关键是能不能禀承建设性的赞扬，从这样一种角度发现神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刚刚有网络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也没有特别追捧的智库，可能是一些衣食不着的人，想怎么建立一个契约，怎样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合作。这个契约的遵守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有幸介入了陕西省比较有名的案件。陕西神木菠萝煤矿，发现了一百多米的深处有非常优质的煤源，陕西省政府主导了掠夺民财的事情，后来改编成电影和小说。其实陕北发展，首先有赖于脚底下有这样丰富的资源，使资源能够给活人所用。我这次有幸能够看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的秘文，维护判决将会严重影响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原来大家所说的行政和党政对司法的干预，那我有幸看到了最高级别的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下达了密函，而且是在国务院条例生效第二天发出去的。因为陕北毕竟有过非常多的故事，陕北毕竟有过03年前后的投资者疯狂掠夺，以及现在可能出现资源分配的很多问题，毕竟出过周正龙。在建设性赞扬和充满善意的情况下把神木的经验、具体的施政者还原到真实的场景中具有更好的推广力，反对神化也反对妖魔化，神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生。通过对神木的研究，对民生的研究，借助网络和民意的表达，让人生活的更幸福更有尊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大家对问题的看法，表达大家对民生问题的解决，我希望这个方法能有效。谢谢。 [...]
《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演讲人：南都传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时评人长平 时间：12月30日（周四）晚上6点半 地点：上海杨浦区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学楼406室。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的理念、制度与技术 会议时间：2010年12月10日-11日（周五-周六）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270号燕园宾馆 议题： 9:30 — 10:00 开幕式 燕园宾馆2楼 宴会厅 主持：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晔教授 致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领导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黄旦教授 复旦大学校文科科研处领导 10:15 — 11:30 主题演讲 燕园宾馆2楼 宴会厅 嘉 宾：伊莱修•卡茨 13:30 — 15:00 Session 1 新闻理念与舆论监督 燕园宾馆2楼 多功能厅 主持与评议：张涛甫（复旦大学） 理念 • 制度 • 传统——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华中科技大学 吴廷俊） 从政府到公众：中国舆论监督实践发展趋动力流变探析（山西大学 李彩霞） 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博弈与出路——从《苹果日报》的“动新闻”事件说起（厦门大学 谢清果、张汉丽） 扭转城乡传媒失衡的三大关键：去市场化•参与传播•系统合力 （四川大学 冉明仙 、复旦大学 兰州商学院杜建华） Session 2 新技术与公众话语 燕园宾馆2楼 曲苑 主持与评议：杨鹏（复旦大学） 蜕变的艰难——浅析少数民族新媒体建设的困境（中央民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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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 两场论坛 C1）想象下一个十年 C2）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 十三场沙龙（思想空间篇） A1）陈丹青VS谢泳：今天，为什么谈论民国 A2）资中筠VS易中天：科技与市场，对人类的祸与福 A3）张大春VS小宝：风度与风趣 A4）梁文道VS骆以军：文学两岸 A5）秦晖VS许知远：中国影响世界，还是世界影响中国 A6）贺卫方VS吴思：规则与潜规则 十三场沙龙 （文艺空间篇） B1）许舜英VS欧阳应霁：没有设计的生活 B2）李长声VS茂吕美耶：你所不了解的日本 B3）徐冰VS雷颐：集体记忆与个人语言 B4）原研哉（个人演讲，朱锷主持）：设计中的设计 B5）贾樟柯VS 张铁志：你能独立吗？ B6）隈研吾（个人演讲，朱锷主持）：反造型：与自然相连接的建筑 B7）舒国治VS窦文涛：好好过日子 讲座录音下载页面 （上）点击 | （下）点击 （感谢梦中僵尸提供资源） 讲座全部文字整理 DOC | PDF （感谢怀空提供资源） 单向街：刘瑜：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的论坛 录音下载页面：点击 （感谢梦中僵尸提供资源） 文字整理页面：点击 提问：您爱国吗？ 刘瑜：对我来说，爱国是个伪命题。国家是个很中性的概念，马克思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你为什么要去爱一个暴力机器？国家本质上是政治上的组织方式，对我来说，可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 单向街：张鸣：中国心绞痛 录音下载页面：点击 （感谢梦中僵尸提供资源） 张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个性鲜明，社会责任感使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并以文人悲悯的情怀为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其独立特行的观点为蒙蒙大众指点万千丑态，真相豁然，真知毕然。张鸣教授的主要著作还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感谢梦中僵尸与怀空提供以上资源。 梦中僵尸博客：点击 怀空，IT民工一枚，理想主义青年，博客，豆瓣 。同时与好友共同负责《南风窗》电子刊物整理发行，发信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并根据提示确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