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自由谈 第534期  2012.02.27 屌丝是什么？ 从今天起，宣布自己是一个屌丝。 去年开始，打开百度李毅吧，满屏的帖子大多含有“屌丝”二字，一般网友不仅不懂这词什么意思，更难理解这个词为什么会这么火。然而从下半年开始，“屌丝”已经覆盖网络各个角落，人人争说屌丝，人人争当屌丝。 从遭遇恶搞到群体自嘲，“屌丝”名号横空出世 “屌丝”一词最早的来源是百度“三巨头吧”对“李毅吧”球迷的恶搞称谓，有嘲讽之意，但却被李毅吧的球迷就此领受下来。“屌丝”二字蕴含着无奈和自嘲的意味，但是李毅吧球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此以“屌丝”自称，并开始一路爆红网络。 提到“屌丝”就不能不提百度“李毅吧”，也称“D8”。其会员自称为“毅丝不挂”，取自“李毅的粉丝”。因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毅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言：我的护球像亨利。而亨利在国外被称作亨利大帝。因而李毅从此也被冠上“李毅大帝”的名号。至于最初是谁开始这么叫的，众说纷纭。 而“李毅吧”亦有“百度贴吧卢浮宫”之称，因为很多在网络流传甚广的内涵文都出自“李毅吧”，包括那篇红极一时的《李毅大帝本纪》。而这一次，“屌丝”爆红网络，则是又一次体现出“李毅吧”对网络文化的影响。 “屌丝”称自己的工作为搬砖，他们从事着苦累收入微薄的工作，在繁华的城市里分取一杯羹。 丑穷无能但善良：“屌丝”代表了最广大年轻人的面貌 “屌丝”多指年轻男性，他们出身卑微，他们称自己的工作为“搬砖”，他们爱网游、爱贴吧、爱“女神”也爱幻想，却缺乏行动力，想做而不敢做；他们内心虚荣，却又不屑“高富帅”而故作清高；他们自卑、自贱却也自以为是；他们是善良的，他们也是懦弱的。 总之，“屌丝”就是这么一类人，他们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不被社会认同。他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生活没有目标，缺乏热情，不满于无聊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而这样的心态又普遍存在于我们周围，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也就造成了网络上“屌丝”的爆红。 屌丝能得到女神的青睐，最后还得依赖电影这门造梦的艺术。 在对“女神”的终极竞争面前，“屌丝”的悲苦“高富帅”永远不懂 “呵呵”一词是“屌丝”心中永远的痛，当他们在网上鼓足勇气和“女神”（女神是“屌丝”对自己心仪女生专称）搭讪时，却往往只得到“呵呵”，“睡了”，“洗澡去了”这样的回复，这一句“呵呵”甚至成了屌丝身份的判别式。 “屌丝”大多出身贫寒之家，没有更多的背景，他们有的很早辍学打工，有的寒窗十二载考上大学，毕业后才发现与理想相去甚远……他们从事着苦与累的工作，拿着并不丰厚甚至是微薄的报酬，在繁华的城市里勉强分得一杯羹。 而与“屌丝”相对的专有词汇则是“高富帅”，它形容男人在身高、财富、相貌上的完美无缺。这样的男人往往会博得众多女性的青睐，在恋爱，婚姻中获得成功。但是对于“屌丝”来说，“高富帅”则是个心酸的词，因为无论外形、财富还是学历，“屌丝”都难望“高富帅”项背。屌丝只能收获“呵呵”，“高富帅”收获“女神”却从来不费工夫。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屌丝” “屌丝”这个嘲讽意味的代词迅速爆红，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和趣味。因为你会发现从表面符合屌丝定义的人，到和屌丝属性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争相认领这一名号。当人人都在忙着确认自己的屌丝身份，并乐此不疲时，屌丝一词一定与时代的什么特征实现合拍。 “屌丝”不是阿Q，他们公然比惨并乐在其中 有评论认为，“屌丝”是新时代的阿Q，两者并不完全相同。首先，阿Q是文学巨奖鲁迅一己之力创造的，而“屌丝”则是网络群体狂欢的结果，它是真正由网民集体创作的形象；另外，阿Q最重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梦想的是“银盔银甲”，意淫的是“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而“屌丝”不仅看起来认命了，甚至在大多数时候是在堂而皇之“比惨”，在高富帅面前，他们直说“跪了”，在别人夸耀成就时，他们嬉皮笑脸“求别说”。哪怕是屌丝用于励志的话，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屌丝不哭，站起来撸”。 比惨，是一大中国特色。中国人好像历来就都是在苦水中泡大似的，大凡见面就要比惨。几个学生见面，一个说功课累，另一个绝对不会说学习轻松。成人见面，这个说他家的房子天天漏水，那个马上接道他那点儿工资真是不够养家呀。 比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它的心理基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社会认识。人们不仅物质上要追求平均，心理上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和人一起富，就希望大家一起穷。凡人遇到伤心之事，这时候有一个人对他或她说，我比你更惨，这样心理也就平衡了，也不那么伤心了。而“屌丝”在网络上的自嘲，则亦有比惨之意，而本质则是一种发泄和寻求心理的慰藉。“屌丝”更似乎是在宣称，反正我就是这么副屌样，再怎么差都无所谓了。 文艺作品中的底层形象，与今天所谓“屌丝”有各种共通之处。 现实沉默网上自嘲，“屌丝”是小人物的集体自我认同 “屌丝”的比惨，就像小人物之间的日常寒暄，“屌丝”已是这个时代小人物的形象代表。 冯小刚的电影里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小人物有着经典的诠释：中国的很多小人物的梦想和趣味与他本身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往往身份卑微却又梦想统治世界。因为在这个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普通人想要一举成为一个威震寰宇、万人拥戴的英雄，从来都不会被视为是荒唐变态，而恰恰会被视为一个值得鼓励和学习的有志青年。 然而崇高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深深的断层，小人物的身份和不切实际的梦想在一个人身上纠结，在个人自由大大获得解放的今天，却又凸显了小人物的迷茫和无助。而正是这种迷茫和无助加速了“屌丝”文化的产生和蔓延。相比较于冯小刚电影里的小人物，“屌丝”拥有相同甚至更加卑微的身份，却未必拥有多么宏大、崇高的理想，他们安于现状却又不满于现实，他们渴望成功，却又无法克服成功路上的种种困难。于是，他们选择了现实中的沉默，网络中的自嘲。 人们乐于品味小人物自己的故事，更爱看对高富帅的嘲讽。 群体自嘲是解构现实的武器也是争取诠释自己生活的权利 自嘲是一种调节心理的天平，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身体状态是受其心理和精神状态所影响的，大约有一半以上的疾病都是由心理和精神方面引起的。”所以，任何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如意的人，对自己进行自嘲都是很正常的，“屌丝”这个词语无疑更是自嘲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然后，与普通的自嘲不同，“屌丝”的自嘲是一次自发的、群体性的自嘲，如此大规模的自嘲定然是拜网络所赐，而在别人嘲讽自己之前抢先把自己嘲讽完毕，基本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究其根本，其实与当年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类似。对方尚未发作，且先笑脸相迎——“我有病，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其实，归根结底，“屌丝”文化不过是又一种网络亚文化的崛起，它意味着中国人更多的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都可以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结构着完全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 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每个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就如同“屌丝”对待“高富帅”的态度，有嘲讽、有跪拜，但本质上都是一种解构，并且也是网民的一种自娱自乐。 有人认为崔健名曲《一无所有》唱出了时代下人们的某种心声，其实这种心声是超越时代的，这首歌自然也是超越时代的。 回到今天，“屌丝”与“咆哮体”一样，都是网络亚文化的一种。 网络亚文化需要包容屌丝们需要的是爱 “屌丝”爆红，也引来了反弹。有文化学者在微博上批判说，“屌丝文化”是一种对社会拜金风潮的无奈掺杂的产物，亦充满了格调不高的低俗气。 当然，对于这点，网民是不买账的。其实网民只是用于自嘲，不过跟“咆哮体”和“伤不起”是一个性质。动不动上升至道德层面，是小题大做得有点凶猛——毕竟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跟同性恋和朋克摇滚一样不属于主流社会，但也远远称不上有害。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会因为某个网络词语发生了大倒退？那是不是对整个社会太没信心了。当然，“屌丝”文化中不是毫无问题，其中对于女性的态度以及对女性有侮辱的词汇在网络上流行就不妥当。 屌丝亚文化下，看起来嬉皮笑脸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和这个社会中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所需要的，是爱。 结语 “屌丝”的热度可能会持续很久，也可能一闪而过。值得回味的，是每个人面对它，审视自己的眼光。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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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第168期  本报记者 张子宇   2011年11月29日，一个缅甸报摊出售印有该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昂山素季头像的刊物。 　　改革与新思维，正冲击着古老的佛国缅甸。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始解除，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冲突减少，希拉里等外国政要也出现在仰光和内比都，许多政治犯走出了著名的Insein监狱。 　　这种新气象也出现在缅甸的新闻行业里，过去不能提及的昂山素季，已经可以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那些过去被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也可以正常访问。 　　让世界舆论更为关注的是另一条消息：据人民网报道，缅甸政府准备推出新的《传媒法》，解除半个世纪以来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 　　缅甸曾是传媒乐土 　　对于缅甸媒体人来说，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早在19世纪，缅甸就是亚洲新闻的标杆。当时缅甸最后一个王朝贡榜王朝的国王曼同（MindonMin）颁布的17条宪章中，就有保证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当时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缅甸，在西化的浪潮中，确实拥有了一定的新闻自由环境。 　　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以后，尽管颁布了一系列管制媒体的法令，但缅甸的传媒业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时，缅甸发行有44份报刊。到1921年就变成103份，而到了1930年更加有超过两百份报刊发行。 　　1948年独立后，缅甸又一度成为了新闻自由的天堂。1947年宪法明文规定保障言论和传播自由。尽管两年后的《紧急状态法》规定了一些对传播假新闻和“诽谤军政人员”的处罚，但是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缅甸是亚洲新闻事业发展最好的国家。以缅文、中文、英文和印地语发行的日报，就有30份之多。 　　“以前缅甸有不少影响力很大的中文报纸，比如《人民报》、《中华商报》、《中国报》等等，后来这些报纸都被缅甸政府取缔，因为中文报纸被认为是私人办报，不合法。”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缅甸的老华侨、著名缅甸问题专家、现暨南大学教授林锡星告诉时代周报，“不过现在还有半官方的中文报纸，一般都是缅文报纸的中文版。销路很差，缅甸政府还要对其补贴，上面一般就刊载一些学汉语的栏目，或者中国的新闻，主要来自中国新华通讯社。” 　　1962年吴奈温军事政变后，《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颁布，这个法律一直实行到现在，只不过主管负责部门由原来的国土及宗教事务部变成了现在的信息部。 　　1975年，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的第157号条款，尽管确认了言论自由，却明确了这种自由不能和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利益相冲突。而由“印刷及出版中央注册委员会”发布的备忘录，则对审查各种危害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安全、和平和公共秩序及色情、诽谤和批评政府的言论审查作了明确的规定和指导。同年还通过了《国家保卫法》，授予政府权力以逮捕任何有违国家和平的人，许多新闻工作者因此获罪入狱。 　　1988年军事政变以后，根据军政府的戒严令，所有没有经过政府注册的媒体都被宣布为非法。从1996年开始，一系列新的法案又被颁布，进一步加强了对缅甸传媒业的管制。其中包括《电视与录像法》，该法案要求所有电视、卫星接收器以及摄像机的拥有者都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和影像审查委员会备案登记。而根据《电影法》，一切电影制作都需要取得国营的缅甸电影公司的许可执照，并且接受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正是这两个法令，让曾因为文化产业发达而在前英国殖民地中自傲的缅甸失去了过去的光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管制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很多新的审查制度扩大到了互联网上，上世纪90年代末颁布的《电脑科技发展法》规定，所有电脑都需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登记备案。该法还规定，一切分发、散布和获得有害国家安全、统一及民族文化的信息都将触犯法律。1997年，“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还制定了《互联网法》，规定传播危害国家利益的信息是违法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超过85%的主要国际电子邮件服务商在缅甸无法被使用，所有的网吧都必须获得国营垄断的“缅甸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公司”（MICTDC）的营业执照，而且每一个上网者都必须登记。网吧管理者被要求每5分钟保存一次屏幕以记录电脑使用者做了些什么，然后不时把这些提交给MICTDC。不过尽管有如此苛刻的规定，由于过于麻烦和不近人情，执行上还是比较宽松的。 　　另外一切在缅甸工作的外国新闻记者和机构也必须接受缅甸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查，事实上，外国记者能够获准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入缅甸很难，即使那些和缅甸关系不错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之音的网站都被屏蔽。 　　林锡星透露：“外国记者要进入缅甸不容易，很多都是以旅游者或者商人的身份偷偷摸摸混进去。比如2008年在报道一次示威时被流弹击中死亡的日本著名战地摄影记者长井健司，就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缅甸的。” 　　PSRD：曾经的“剪刀手” 　　而提及缅甸的新闻审查，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PSRD，尽管和很多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一样，这个部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对于缅甸传媒来说，其是至高无上的顶头上司。 　　PSRD，是传媒检查与注册局（PressScrutinyandRegistrationDivision）的英文简称，隶属于缅甸联邦政府信息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评价，这个机构的名字透着一股子乔治·奥威尔的笔下风情。 　　目前担任该局主管的是丁瑞（TinShwe），他曾是缅甸军队里的一名少校。这个机构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62年8月。当时，管理国家的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并成立了传媒检查委员会（PSB），2005年传媒检查委员会更名为现在的传媒检查与注册局。 　　“PSRD的主管实际应该算是部级官员，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不过现在任职的在名义上还是副局长。丁瑞的政治地位很高。”缅甸主要媒体《缅甸时报》（《TheMyanmarTimes》）的一名编辑M先生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透露。尽管目前政策已经放开，M先生还是表示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PSRD负责缅甸一切的媒体与出版检查，包括报纸、书刊和其他出版物。而任何新出版的媒体都需要到PSRD去注册。在缅甸，在改革以前私人确实可以办报办刊，但是由于审查耗时长久且难以捉摸，导致所有私人报刊都只能办成周报、周刊或者月刊的形式，而所有的日报都是国营。 　　《缅甸时报》是由澳大利人RossDunkley和SonnySwe在2000年创办的外资占49%股份的报纸，是缅甸唯一有外国投资背景的主流媒体，拥有英文和缅文两个版本，立场属于稳健中立型。 　　SonnySwe的父亲曾是缅军的一名旅长，曾经是现在已经被撤销的军事情报部的一名高官。不过SonnySwe在2005年被捕入狱，另一名缅甸企业家TinTunOo接下来他的股份。 　　“PSRD并不会派专人在我们报纸做检查，也不会给我们什么指引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但是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必须实时送到PSRD去审查。然后由他们判断是否有什么反政府的内容。”M先生解释缅甸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而且令很多缅甸媒体无奈的是，PSRD不但要做剪刀手的工作，而且经常会亲自代笔，改写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提交内容时附上一些其他的文章内容或者照片以作备选。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总之，有时他们会撤掉整篇文章，有时只改动一段话、一句话、一张照片甚至一个词。”M先生说。 　　2009年，一次导致一名小女孩死亡的医疗事故造成了一次对PSRD权威的重大冲击，尽管当时PSRD下了禁令，但是缅甸各大媒体还是依然对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并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我们一般还是很清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有时候，当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或者应该可以冲过去，我们就会绕过PSRD直接‘闯关’，然后我们再写一篇检查。”M先生说，“写了检查以后，一般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不过有时候过界了，我们就会被暂时停刊甚至关门。”2008年的时候，《缅甸时报》就因为踩线过度，被暂时停刊过一段时间。 　　在长期和PSRD打交道的过程中，缅甸媒体人发明了一种“三明治式”的报道法，即在一些故事、软文乃至文艺作品中夹杂关键的新闻信息。这种做法往往能够逃过PSRD的检查，可以说，“三明治报道”是每一个缅甸媒体人合法工作的必备技能。 　　审查大范围松动 　　然而，随着缅甸改革的大幕在2011年拉开，新闻传媒业也不可能成为大浪潮中的一块顽石。在巨大的堤坝之上，不断有洞穴被水冲开，直到形成一股洪流。 　　2011年6月，缅甸政府便解除了对体育、娱乐和彩票等期刊的审查。而在当年的9月，一些曾经被封锁的国外网站包括Facebook、Twitter、BBC、YouTube、缅甸民主之声和美国之音在内，都被解除了网络封锁。 　　M先生也充分地感受了这点，在两年前，《缅甸时报》被整版撤掉很常见。而现在，“从2011年起，我们发现环境突然宽松了好多。有时候只撤掉一两篇文章。在上周，竟然一篇文章都没有被拿掉，只是撤下了几张照片。”他说。 　　据《缅甸时报》澳大利亚投资者RossDunkley透露，自己报纸的平均撤稿率是20%，稿子被撤掉后就用一些软文来替换。 　　即使是PSRD的主管丁瑞，在改革的大潮中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甚至在2011年接受了过去的“死对头”—自由亚洲电台（西方媒体）的专访，并且表示：“实行了40多年的新闻审查制度，是时候寿终正寝了。” 　　“其实在缅甸，丁瑞在新闻界里还是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倾向于改革并且希望缅甸有新闻自由的。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改革者。”M先生认为。 　　实际上早在2011年3月起，仰光的许多记者就发现，他们开始获得更多批评政府的自由。连带是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解禁，她的照片及文章都可以出现在媒体头版。 　　杂志《七周刊》就成为吃螃蟹者，他们刊登了一幅昂山素季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合影，并将他们选为年度人物。2周后，这家杂志走得更远，他们用一张被释放的政治犯走出监狱的照片做头版，然后配以大标题—自由，走出恐惧。 　　“现在对报道昂山素季活动的限制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更多的自由将会来到。”丁瑞宣告。 　　而缅甸政府又于去年12月9日公布新规定，共计54种商业和罪案期刊和书籍无须在出版之前被政府审查，不过其他新闻媒体还必须继续接受严格的审查，有官员透露政府不久后也会放宽新闻审查。 　　另外，PSRD的上级主管单位缅甸信息部部长觉山也表示缅甸将会放宽对电影和录像的审查。他还透露：“在国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组织必须被撤销。” 　　“新闻审查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被废止了，这种制度的存在有违于民主实践，其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面对着过去长期交锋的西方媒体，丁瑞少校亲口承诺。 　　关于缅甸传媒人盼望已久的新《传媒法》，丁瑞预测，该法的草案早已经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那里，新法会在今年内颁布。 　　根据透露出来的内容，新的《传媒法》将涉及媒体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并明确对违法者的处罚。不过其时真的能够付诸实践，第一关就是能否被缅甸国会予以表决通过。 　　不过丁瑞也没有忘记警告一下，在享受新自由的状况下，媒体要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丁瑞的讲话，西方媒体依然保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林锡星分析：“虽然缅甸的舆论管制最近开始放宽，最近还没有出现什么和政府对着干的报纸。缅甸目前的步子迈得很大，可以说到处开禁。不要说新闻报道了，连游行示威结社都放开了，这些都属于大改革的一部分。” 　　“缅甸还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不过大方向是积极的，我们也保持乐观。许多非时政类报刊和出版物已经不用接受事先审查了。而且我估计对时政类的也会放开，包括《缅甸时报》在内。估计最快半年内就可以了，只要新的《传媒法》能够被国会通过。”M先生透露。 　　大赦惠及新闻工作者 　　除了政策松动外，大赦浪潮也惠及了新闻界，2012年1月，缅甸总统吴登盛大赦了6000余名服刑人员，其中包括数百名政治犯，其中也有不少是新闻记者。 　　比如25岁的年轻女记者HlaHlaWin就是其中一员，她为缅甸流亡者的广播电台缅甸民主之声工作。HlaHlaWin曾经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一名成员，从她自己的政治信仰上来说，她相信必须通过和军政府的对话才能达致对缅甸问题的真正解决。后来HlaHlaWin离开了全国民主联盟，不过依然保持了对其政治主张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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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发自北京 她是冰心的女儿，也被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吴青与母亲冰心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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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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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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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 磊 　　11月8日记者节，一位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用自己的血泪创造了苦难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被普遍复制的时候，不过是让选题门槛越来越高，在这个节不节的时候，还是感怀一下他们吧。”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媒体同等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前，“什么才是新闻”的选择权（同时往往也是社会议题的设定权）牢牢地掌握在编辑和记者们的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好恶决定什么事情被传播、被讨论、被推进和被解决。 　　自从“宜黄自焚”事件后，暴力拆迁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媒体的选题视野，这跟管制的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受众都已经对这类题材产生了视觉疲劳，一方不想再报道，另一方不想再消费。“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无形的“门槛”屏蔽了太多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少原本非常态、非制度性因素激发的事件。比如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媒体的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旋即，公共空间出现了对“媒体暴力”的指责。 　　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暴力。中国传媒业的形象真有如此不堪吗？10多年前， 人们在批评传媒业时有两点最常用，一个是说媒体“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则是“自由的缺失”。今天，那些说空话的媒体早已被市场埋葬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传播途径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自由虽然还是个问题，却也不那么严峻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变成了新闻精神的沦丧。 　　“安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折磨的人，折磨那些生活享乐的人。”这是最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要求，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唾弃。因为这里边的自我设定听起来有些霸道，如何去定义受折磨和生活享乐？谁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呢？ 　　于是，有了新闻专业主义，它要求传媒业者无论是面对受折磨的人，还是享受生活的人，都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不要主观地去折磨他们，也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们。新闻也就变成了传播，价值追求让位于工具理性。 　　抽离了人文和道德内涵的新闻虽然听起来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了，但理性的力量往往异常强大，到今天，新闻几乎笼罩了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没有被关注的事件，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便无法进入公共议事日程；那些被媒体关注了的，无论多么无聊，总能持久地充当公共话题。 　　这种深层的扭曲招致过不少批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他一直试图将新闻学拉回到人文学科的行列，而不是听任新闻学被异化为一种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传播技术。他描摹的最理想的新闻学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学科，只有那样的新闻业，才有可能告别冷漠与暴力。这样的反思原本越来越成为西方新闻界的潮流，但新传播技术的来临让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 更多人又开始悲观，今后，新闻在信息世界里的领地将越来越小，精神之光在技术之影的笼罩下将日益微弱。 　　中国的新闻世界更无法例外，虽然距离专业主义还很遥远，但工具理性糟糕的一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竞争。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胁迫下，媒体人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去思考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的社会结构的角色该如何扮演。过多的批评，多少也显得不公。 　　但是，新闻精神的重建是我们如今必须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讨论中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将话题过度地引向新闻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缺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将一切精神的猥琐化都归结为自由的缺失，同样是种偷懒的行为。我们到底有没有无意间参与了扭曲这个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与整个国家一样，新闻业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的进程叠加在一起，混沌不清，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别人的无数理由，每个人也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无数借口。那个最常用的借口叫“制度”。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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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来源：南风窗2012年第3期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中的一个群体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另一个群体有被剥夺感，那么后者一定想变成前者，而即使没有变成，他们对前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奴性，因为害怕被伤害，同时还有获得庇护的幻想。无数人挤破头也想成为公务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老百姓见到掌握一小点权力的人都会讨好，正是这种心理。 　　但如果变不成前者呢？受到前者的伤害呢？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比如网络，以及在可以获取力量的环境中，比如群体聚集在一起维权，他们所压抑的情绪就会发泄。当一个人因为害怕、羡慕而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最终却变不成，屡受刺激时，他一定对那个人充满敌意。 　　对于一些权力者来说，心理有所不同。享受“体制红利”的他们能够感觉到民众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而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只能预设自己所属的阶层和民众就是不一样，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阶层；而民众没有素质，得到这样的处境实属活该。一些公务员对民众的冷漠，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泛滥，以致无数次的道德说教、行政处罚也难以好转。 　　另外，面对民众的情绪，一些权力者也会隐隐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毕竟，民众情绪背后的力量即使不能真实触摸，也是可以感觉和想象的。而蔑视，或者愤怒，当然是消除焦虑的药方。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以一个纯粹的角色来表演自己，不掺杂个人的人格。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或者有什么刺激，他就会蹦出一些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的雷言雷语。被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了，而它才是最真实的。 　　基本上不用想象：当两类都携带着情绪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实际生活中相遇时，彼此都容易失去理性。而今天去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乃至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对峙，使互动被情绪支配。 　　官民之间在生活上的区隔，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并无惊心动魄之处，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牵扯力量。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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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2012年 第4期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有个俏皮的观察，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其实，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官不像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等等。 　　同样奇妙的是，中国社会在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就要崩溃的宣告中挺了过来。很多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手里抓着一副好牌，只要打好了，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溃败，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社会不至于崩塌？要扭转颓势，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抓手何在？ 　　表面上看，社会溃败既包括精英的堕落，也包括底层人群的堕落，但根源在于精英。首先，精英群体是体制的创设者，而底层人群只是被动参与的力量。由于缺乏民主化进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现过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并确立起了赢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一切优势资源，成为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力量。精英筑渠，民众如水，水要么顺着沟渠流动，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么冲垮堤岸，引发社会动荡。后者是精英集团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其次，精英集团是社会文化基调的奠定者，当某些知识分子习惯了罔顾历史和现实，鼓吹丛林法则成为强势集团的帮凶，以敌视“庸众”和“暴民”为荣，这种文化就与破坏性的市场力量一起瓦解了维系基层社会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资源。 　　再次，当我们慨叹公平正义日渐稀缺的同时，不能忽视精英集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改革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高度强调一度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精英的反弹。不能否认精英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健康的力量，但寄望精英集团自发地推动社会正义扭转社会颓势的希望是不大的。 　　相应地，底层人群也呈现堕落的迹象。假货横行，地沟油等有毒食品肆虐，这个群体恐怕脱不了干系；同时，底层在碎片化后向丛林状态后退、人与人之间如盲井式的倾轧、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对腐败等不良现象表现麻木等也是堕落的症状。但客观地说，这是底层人群中的局部现象，多数民众还保持乐天知命、忍辱负重的本性，正是他们流血流汗支撑着中国继续向前走；另外，底层人群的堕落是被精英集团裹挟着发生的，为了生存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向往公平正义而不得，并非缺乏向善之心。 　　对精英的堕落和底层的堕落进行区分，是为了寻找希望的所在，否则就会陷入“这个社会没救了”一类的虚无境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寻找。这并非对底层盲目的乐观和美化，让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景：受灾的民众悲伤却不绝望，他们不抱怨不气馁，自救救人度过难关；捐钱捐物，深入灾区做志愿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后青年，友爱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大灾之后空前高涨。真相总是在危难时才显露，一个真的溃败了的社会，在大灾之后不会有如此反应。形成对照的是，体制性力量只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优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盖了因天灾而暴露出来的问题。 　　制止社会溃败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义，不是指所谓西式的精英之间互相制衡的民主，一个趋向堕落的精英集团只能将制衡扭曲为勾结。真正的民主需要开放人民监督精英的渠道，让精英对人民负责，还需要让精英认识到，对人民负责不是恩赐，而是必须。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会的出路。 　　能否迈出这一步，需要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种让人民参与的民主体制，同时借鉴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失序—这才是当下需要的“顶层设计”。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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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水布满垃圾，老鼠蟑螂横行，用洗衣粉洗餐具 ■“康洁”碗筷消毒现场。 ■“鑫辉”工作人员在清理餐具。 ■东莞莞城区一工厂用风扇吹干餐具。 　　■“洁而亮”使用的消毒洗涤用品。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尹政军王华平 -本版文图：新快报记者尹政军见习记者王颖实习生卢佳 　　2007年，新快报记者曾通过暗访、卧底等方式，陆续曝光了广东省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生产卫生、员工素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时隔5年，新快报联合南方电视台，再次对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餐具消毒企业进行暗访调查。记者发现，虽然餐具消毒企业的生产设备较几年前有了改观，但仍有不少地下黑加工厂违规经营。这些地下作坊包括一些有牌的企业，生产环境和卫生状况令人忧虑，有些企业用洗衣粉刷餐具，洗后用风扇吹干，碗筷甚至从未进过消毒柜…… 　　调查城市：广州地点：长洲岛生产公司：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 　　加工区蚊蝇乱飞 　　广州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在黄埔港旁，记者暗访至此，未进门就看到数百碗碟摆放在盛放着各种生活垃圾的垃圾桶旁，垃圾桶上蚊蝇乱飞。几个女工正在清洗区用自制的抹布刷洗餐具，污水直接通过厂里开凿在墙角的排水口直接排入下水道。 　　记者看到，该公司唯一一台高压冲洗烘干机上，摆满了箱子、塑料凳等杂物，经过初步清洗的碗碟就摆放在机器旁。在包装区，几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把餐具放进包装机。就在距离包装区三四米的厂门口，摆放着一个狗食盘，一只调皮的小狗在清洗区里游荡了几个来回，寻觅可供下肚的饭菜。在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在一个用来装碗筷的塑料箱里，一只猫正窝在厚布料里酣睡；而另一个同样铺着厚布料的塑料箱里，一层炭灰里面可以发现几颗腥臭的动物粪便。 　　记者暗访遭企业员工阻挠 　　“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 　　在暗访中，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的员工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记者的问话大都不理不睬，还多次询问记者是什么人，要干什么？当记者表明身份后，该厂员工反应激烈：两名年龄较大的男员工立刻围住记者，威胁记者说再拍就要把机器砸掉；另外三个约40岁的女员工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记者表示，如果工厂的环境卫生和消毒操作都符合要求便不怕曝光。不等记者说完，该厂的一个女员工便来了一句粗口“吃屎啦你”。另外一个女员工也随即接口，“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情。” 　　由于厂方阻止，记者没能进入餐具包装区和高温消毒区，对于该厂的餐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是否有证经营等问题都未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在该厂看到的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确实令人堪忧。 　　地点：海珠区生产公司：一尚未挂牌企业 　　洗涤池水布满油污 　　在海珠区龙潭村一家餐具集中消毒企业中，记者看到清洗完餐具的池水上覆盖着一层三四毫米厚的油污。在筷子分拣机的托盘里，积聚了一层油渍，记者用手一摸，立即满手的污垢。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人正将清洗过的餐具从塑料箱里分拣出来，放到自动包装机的传送带上，两名工人将经过热缩膜包装的餐具整齐地摆进送货的塑料箱。记者发现，无论是负责分装、搬运还是装箱的工人，都没有按照相关的卫生条例，佩戴口罩和手套，也未穿着正规的工作服。 　　追访 　　曾被曝光企业成为行内品牌 　　日前，记者暗访了2010年曾被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曝光的白云区某餐具消毒企业，记者发现这家工厂较为正规，生产过程也有模有样。该厂负责人周先生介绍，在媒体曝光之后，该厂加快了新厂的建设，还办好了工商营业执照，做好每周的质量检测工作。 　　“现在由于我的工厂在白云区是数一数二的，业务不止在白云区有所发展，越秀区、荔湾区也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使用我的产品。”周先生说，对于地下加工作坊，现在的餐具消毒企业也没有办法，政府部门也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他们利用低价对正规企业造成冲击，现在只能靠媒体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过对于市场，他认为，只要餐饮企业和正规企业一起秉承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健康的。 　　调查城市：东莞地点：石碣镇生产公司：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 　　厂房内布满食物残渣 　　记者在东莞市石碣镇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暗访时发现，在二三百平方米的厂房里，地板油迹斑斑，几条排水管道里满是漂着塑料袋和厨余垃圾的污水。地面上随处可见的厨余垃圾，洗涤机器的出入口更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油污，遍布食物残渣。机器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里面的液体浑浊不堪，上面漂着食物残渣，发出一股臭味。据这里的老板介绍，里面装着的就是餐具洗涤液，约两天换一次。 　　再往里走，有几名女工正在整理洗好的餐具，其中两人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抹布，将餐具上的残留物抹去。她们称，这些餐具已经过消毒，准备包装。在旁边距离六七米的窗台上，铺着一层发黄的布，上面杂乱地摆满了洗完的筷子。一名男工人称是在进行风干，然后把筷子整理好，直接放进机器里进行包装。 　　窗台前，一名女工正赤手捧着一叠餐具放到箱子里，记者上前问：“这些餐具消过毒了吗？”“消过毒了。”“那怎么还赤手拿？不怕弄脏吗？”“不用手拿那要怎么拿啊，待会还要过一下机器，没事的。”这名女工大大咧咧地说。随后，记者发现，所谓的“过一下机器”，其实就是放到包装机里包装。 　　在东莞市莞城区博厦社区内，记者又发现了另一家违规消毒厂，里面光线昏暗，洗涤池水泛灰色，正浸泡着几大箱餐具。几名工人们正忙着用抹布把洗好的碗碟擦干，筷子则用大风扇吹干，打包好后直接堆放在脏乱的地面。 　　调查城市：中山生产公司：亮而洁餐具清洗店 　　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 　　“他们用洗衣粉洗筷子，将碗泡进水池，用开水随便煮一下，再用破抹布擦拭一番就打包。这样根本达不到高温杀菌的效果。”日前，曾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五星村亮而洁餐具清洗店打工的刘先生向新快报记者爆料，称从未见过该清洗店将清洗好的餐具放进消毒柜里消毒，车间卫生状况极差。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他曾在该清洗店工作一年，他经常看到楼梯口摆放着洗衣粉及洗洁精，工人们朝洗碗机里加入开水，再将洗衣粉撒进去，待碗筷洗干净后，再用灯管烘干。“老板给客户介绍时，称餐具经过了380摄氏度的高温杀菌，可以放心使用。但我觉得只有100摄氏度，因为烘得太烫了，工人们便要戴手套，这样影响工作效率。我看他们连手套也不戴，就用脏抹布将碗底的残迹擦掉。然后打包，装进箱子里。 　　刘先生还透露说，他从未看到过碗筷被放进消毒柜消毒。工人们常常将洗好的筷子捡起来，扔进篮子，用风扇吹干，再与碗碟、勺子一起打包。“如果他们要将餐具送到卫生部门检测时，便会注意到卫生细节，自己烧水，烫好碗筷，烘干后打包整齐，统一送检，这样便会保证不出问题。”刘先生如是说。他还透露，自己加夜班时，发现有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随意闹腾。“你稍一靠近它，它们便会闻声溜走，有时还会留下老鼠屎”。 　　为了核实刘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以餐厅老板的身份，暗访了该清洗店。该店在五星村委会后边，一共4层楼，一楼为车间。记者还未走进车间，便远远地听到碗碟碰撞声，紧接着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只见工作人员穿着雨鞋，正在打扫堵在下水道里的残汤剩饭，鱼骨烂菜，地板上一层厚厚的油迹，踩上去脚下黏滑不堪。进了内间，记者看到五六名工作人员依照顺序，挑拣碗筷、清洗打包。洗碗机旁边放着洗涤剂及洗衣粉，另有碗筷被放在一旁的箱子上，与机油、手钳等修理用具混合在一起，一片狼藉。 　　-本专题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合作，本报将继续关注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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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OMM志愿者壳子人（饭否）投递。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15日   01 版） 龙云返和老伴（后排）与他们的孙子、孙女们。本报记者  张国摄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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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一定程度上输出着东方大国的价值观。如今，外媒和普通的西方人正试图从一个个“休假式治疗”等新造词中读懂他们眼里的复杂中国。 文 _ 文涛 北京报道 2012-02-17 你知道英文媒体如何翻译“休假式治疗”么？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下中国那样，每天都在制造新话题，不间断地为英文世界增加各种新鲜词儿。 2月8日中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信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这个帖子在一小时之内就被转发了万余次。诡异的是，信息很快被删除，更诡异的是，大约两小时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博又将此信息一字儿不改贴了回来，还加了点料：【致歉】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如果不是中间被删了一两次，它具备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微博的潜质。 贴，删，贴，外加致歉，重庆市新闻办这一戏剧性的举动，让“休假式治疗”大热。 “休假式治疗”，对于中国人来说虽是新搭配，但按字面推，倒也能理解，可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苦的是那些西方媒体，要想用英文准确翻译出这些新词，那够一番折腾的。 多数英文媒体，像《卫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以及CNN、法新社、彭博社等，将其翻译为vacation-style treatment。而美联社与《金融时报》则采用另外一种翻译法：vacation-style therapy。老牌BBC比较啰嗦：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路透社的编辑看起来查过词典，祭出了专业名词：taking “therapeutic” leave。 当然，“休假式治疗”还不算是难度最高的，面对中国冒出的维修性拆除、轻度性追尾、钓鱼式执法这类层出不穷的新词组，英文媒体的同行们无法不抓耳挠腮。 看你怎么duomaomao 2012年1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故居被拆，官方回应说，这只是“维修性拆除”。中国的英文媒体，比如《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等，都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份直译，说实话，就没真打算让外国读者弄明白。 四合院、胡同这些词儿，外媒早已普遍使用Siheyuan和Hutong，这比用courtyard house和alley更直观。但碰到“维修性拆除”，严谨的老外弃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样偷懒的翻译，如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the house was knocked down because it was in state of disrepair and “in prepar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heritage site”（这房子为啥要拆呢，因为修不好啦，拆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故居得到保护）。你看明白了么？ 钓鱼执法的翻译倒没有难为老外。据悉，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 上海地铁十号线“接吻”事故，官方新闻稿描述为“轻度追尾”，大部分的外媒用了rear-end collision，没提轻度，这翻译当然不够严谨。这不严谨也是有理由的，事故造成271人受伤，用一位中英文俱佳的外媒记者的话形容：轻度？轻度你妹啊！ 让我们再往回看，风靡一时的网络用语“打酱油”、“躲猫猫”、“很黄很暴力”等，这些老外同行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南非小伙儿金玉米（Jeremy Goldkorn） 创办的单位网www.danwei.org，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单位网对外国人解释说：“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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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媒体现在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便经济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 文/谢文   最近买的书中，有本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的传记《出版人》。书一般，但有些值得一读的东西。 按今天的说法，卢斯是创新成功者。24岁的他想办一本前所未有的杂志，涵盖所有领域，但每篇文章不超过400字，目标人群是事业忙碌、有一定文化水平、想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和同学艰苦地筹了一年款，以10万美元起家，逐步建起一个媒体帝国，既有《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这样一流的杂志，也有广播、电影和书籍出版，用今天时髦的词形容就是“全媒体”。即便按互联网时代的标准判断，卢斯的创新度、成功度以及影响力都是世界级的。 当然，如果今天还有人想走卢斯90年前的路子，结局一定悲惨。因为当年的创新已变成常识，社会发展别有天地。惟一值得继承的精神是如何让五花八门的内容在质量与风格上一致，高度浓缩，精准锁定目标客户。 说来不可思议，《时代》这本自命“说天下事”的杂志，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十多年竟未设一个记者职位，全靠一帮背景相近（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并被卢斯训练得文风相似的“撰写员”和编辑，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新闻基础上改编。直到30年代后期，《时代》才逐渐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外派记者，而背后逻辑是：有兴趣和能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忙事业，杂志能满足他们闲暇之余的基本资讯需求足矣。 当今时代，媒体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单便捷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把传统媒体内容直接集成移植到网络肯定不行，因为一家之言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也难以在万千资讯网站中脱颖而出。靠网络门户也不成，无数资讯的堆积降低了信息送达的效率，杨致远离开雅虎就是这一模式衰败的证明。关键词搜索模式也日渐式微，谷歌上季度盈利低于预期即为征兆，因为这一模式仅仅迎合了社会平均需求和大众品位，无法满足小众或个性化的资讯需求。 在互联网Web2.0时代，实现卢斯梦想的各种尝试正在进行，可统称为建设新媒体。一种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资讯广播网，试图通过用户间单向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构成一个传播世界，以快速、大众和自动产生热点为特色。另一种模式是以Tumblr和Pinterest为代表的资讯主题传播网，试图通过人们关注的主题和兴趣点构建资讯传播的网络群落，它们互相分割又互相联系，以精准、深度和互动为特色。最显眼也最成功的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真实人际关系网，全面深入社会生活，资讯传播只是其中一部分，追求真实、多维和隐私保护。Facebook轻易融合和吸收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具备了Twitter的大部分功能，估计很快还会推出类似Tumblr的服务。Facebook目前没有花很多精力在公共资讯服务上，但仍有最大机会成为主要的新媒体平台。 卢斯的媒体帝国之所以能成功，和他坚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及其为创造理想新世界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美国大衰退、新政以及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二战、联合国成立、中国内战和东西方冷战，无不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留下了烙印，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在形成的新媒体也是如此，无论各种平台架构如何复杂，技术如何高深，竞争如何激烈，背后支撑都是创立者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追求资讯公开、全面、平等、即时、低成本、惠及全球，尊重个人和反对控制等方面。谁能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卢斯，创造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时代》，大概还需三五年时间见分晓。卢斯的媒体帝国已成历史，但出版人的角色将永存。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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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特派记者 胡舒立 倪伟峰 李增新 发自瑞士达沃斯 “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的关于通缩的教训，但迟早得学会”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BRENDAN SMIALOWSKI/东方IC   又见索罗斯。 金融危机，是索罗斯的舞台，近些年来还是他的思想舞台。笔者之一初识索罗斯是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同时以闭门圆桌会议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听取意见。笔者之一有机会初识闻名已久、当年已过了80岁生日的索罗斯。会间，他发表了对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尖锐意见。会间休息时抓紧时间匆匆交谈，他说他不看好美国，但看好中国；他喜欢周小川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主张；还说中国已经很适应国际的双边交往，还应在多边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后，在华盛顿的IMF春季闭门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由财新传媒组织的对话活动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财新《新世纪》记者再与索罗斯相遇。每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从2008年始，索罗斯每年都在主会场之外的某家酒店举办一项“私人活动”：那是一个面向媒体的午餐会，他以正式演讲表达他对危机、金融、全球经济的观点，发布他的新书，而且回答记者的提问。活动上不了达沃斯年会的官方议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参会者都是专赴达沃斯的大牌记者，餐厅总是座无虚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这个活动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方的官方媒体活动之一。午餐会形式照旧，但主持人变成了论坛主管媒体的董事总经理芒克。 2008年，索罗斯在此发出超级泡沫终结论；2009年，他预言金融市场新范式；2010年，他提出加强政府监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贷（观点详见此处）；2011年，他力主经济学研究新思维并高调推出新的研究项目。至今年，他谈欧债，并且发布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评论文集《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 他提出，欧洲的复兴需要三步走：第一，财政要紧缩；第二，经济结构要调整；其三也是被忽视的：要有新的经济刺激，而这需要欧元共同债。 其间有记者提问：如果他是投资人该如何决策？81岁的索罗斯笑答，如果他还在管理自己的投资，在当前的不确定性下，一定会感到很难做决策。所以他很高兴现在是退休了，投资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这是去年7月以来，索罗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资。去年夏天关于索罗斯的新闻这样说：去年7月，索罗斯基金退还外部投资者总计10亿美元本金，不再为他人管理资金。他当时掌握的资金总计245亿美元。有媒体分析，转为完全的家庭基金后，索罗斯仍会活跃于投资圈。因为自2000年起，索罗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资金，此次全数退还外部投资，是为了符合美国证监新规——管理外部资金需要美国证监会注册——当然，从此次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确。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资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资者退还绝大部分资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索罗斯再起，一举获利数十亿美元。 索罗斯也一直是个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后来移民英国。大学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时，他曾打算“五年内赚5亿美元，支持自己当哲学家和作家的梦想”。不过量子基金一直干到去年，年均复利收益率20%以上。索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做哲学家并不成功，而哲学思维用于投资则可能很有成就。索罗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个人资产约值220亿美元，与名列前茅的比尔·盖茨（590亿美元）和巴菲特（390亿美元）颇有差距。不过，索罗斯已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他看重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前年斥资5000万美元成立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他个人著述不少，从《金融炼金术》到《金融市场新范式》到《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索罗斯一直在讲述他对市场的理解：一个靠利用市场无效获利的职业投资者，一直在主张通过适当的规制回避市场崩溃。无论对监管者还是投资者，索罗斯的话都值得一听。 索罗斯的午餐会后，我们约定了专访。当天下午，在达沃斯主会场的一间小演播室，财新《新世纪》记者就欧债危机、亚洲教训和中国角色系统提问，索罗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欧元会解体吗？   “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   财新《新世纪》：你在分析欧洲问题时提到过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并没有详细对比过。在你眼中，欧债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哪些共同点？ 索罗斯：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欧债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很相似，都是源于世界结构的弱点。现在这些以欧元为货币单位计价的负债国家，与当时那些以美元为货币单位负债的亚洲国家情况相似，两者都借用了一种外币——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因为欧元是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控制的，他们不能控制欧元的发行。这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借用了一种外币。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是IMF来监督、确保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在欧洲，德国正在做同样的事。问题是，目前的状况，财政紧缩适得其反，因为会使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衰退，债务负担反而会增加。这就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处。 财新《新世纪》：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总是认为有两股不同的力量：一种是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另一种是投机者的赌博。欧债危机主要是受到哪种力量的影响呢？ 索罗斯：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不了解造成的。欧洲当局与市场互动很少，没有丰富的经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金融官员对市场的理解比欧洲大陆要好。所以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欧洲当局在处理希腊危机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迟，这使得危机恶化。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财新《新世纪》：对于欧洲要进行的整顿财政，你如何评价？ 索罗斯：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整顿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德国并不想做别国的资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必须想方设法挣脱这个恶性循环。 这不是哪个国家能单独做到的。凯恩斯会认为，债权国应该刺激本国经济以抵消债务国的衰退。现在最大的债权国是德国，但德国不得不平衡预算，无法再刺激。于是，刺激的惟一来源是欧盟。这要得到所有成员国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支持和保证，需要某种形式的欧元共同债券，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 财新《新世纪》：这种困境之下，你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罗斯：欧元不能解体。欧元解体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金融资产基于同一种货币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资产被拆开，具有不同的价值，你就无法知道交易对手是否已经破产了，这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错配。 现在欧元区内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步被“再国有化”：意大利商业银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国债，德国银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债券，等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后，欧元解体就是可能的。 财新《新世纪》：如果事态正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否应该考虑到欧元解体以后如何应对？ 索罗斯：好吧，我们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当然，曾经也出现过货币联盟解体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都分别使用各自的货币。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 但在现阶段，德国的银行和法国的银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德国银行还有西班牙等国家的债权。这个货币联盟解体会是灾难性的。就像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财新《新世纪》：我们曾在IMF的圆桌会议上见过两次。你对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又该如何评价IMF的表现？ 索罗斯：实际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续的资金，因为它在伦敦G20峰会上获增资1万亿美元。IMF的经济学家知道德国提出的政策是适得其反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警告欧洲，反对德国的主张。我认为这是很健康，很积极的。其实，德国必须知道它们在给未来制造问题。   通缩的教训   “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系统而承担责任”   财新《新世纪》：新兴市场在这场风暴中表现较好。你认为新兴市场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尤其是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风险？ 索罗斯：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卖到中国，可以很便宜地借一大笔钱用于开发储油地区——这是非常耗费资金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巴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资金进入非洲。如果中国现在因为出口增速下降而变得更谨慎，可能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负面影响。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欧债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之中？ 索罗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马达。与美国相比，中国虽然并不是一个强劲的马达，但仍被需要。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刺激经济的能力，中国能够推动全球经济。 但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在欧元区的小体系中，德国是主要债权国；在全球体系中，中国是主要债权国。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体系而承担责任。 凯恩斯多年前曾说过，如果出现不平衡，债权国也要承担与债务国同等的责任。如果现在只惩罚债务国而不刺激债权国，这个世界就会走进通缩。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重现经济大萧条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给我们的关于通缩的经验教训，但迟早得学会，因为债权国总是坐在驾驶座上。 财新《新世纪》：既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那么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索罗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非常迅速。欧洲的银行一直为全世界提供信贷，2011年前四个月，欧洲银行大概借给发展中国家3.7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借了1.5万亿美元，日本的银行借了大约7000亿美元，当然也包括英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给国际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银行资金短缺，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这造成了国际贸易资金的短缺。 于是，很多贸易开始从美元转移到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寻求资金。因此，香港市场在上升，并且发展非常迅速。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明显放缓的迹象。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现在能够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信贷，欧洲银行系统的信用紧缩已开始缓解。 财新《新世纪》：但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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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它在脱去了稚气的声线后，开始显露出通吃和秒杀的莽撞特性，像正在拔节长身体的少年，内心火热、外表冲动。 过去的这个冬天，微博比任一季的贺岁档都精彩。政治、地域、文艺、生活、性……一切社会元素都在此冲撞登台。方舟子沉迷于《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想象出一个中国版的“莫里亚蒂”，双方配合默契，各领团队奉献2的真谛。三亚官方微博的宰客回应，辗转出《大魔术师》般的幽默；内地与香港的地域之争，也有了人文大片的镜头感；如今，微博又在向严肃题材的《白宫风云》转型。据说，上一个容纳如此多元要素并将之捏合成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连续爆点的媒体还是鼎盛时期的C C TV。据说，每一个在微博混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在N年之后写出一部笑泪交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微博》。 只专注过程不问结果，只懂得前进不知道反思，只知道毁灭不惯于建设，它让你一夜成名也让你一夜毁灭，每个事件都结束于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唯独缺乏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后篇，须知这才是叙事最精彩、意义最坚实的部分。青春期的微博在颠覆、叛逆和困惑中显露出巨大的爆破力，就这样定性了吗？其实不急，它在展示力量的同时也埋伏下了成长的线索———跨阶层对话、微动力高办事效率、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理性声音持续不断地生长……微博仍是一个成长性媒体，有青春期总比连青春都没有要好，我们希望，它在回望年少不经事时收获理性感悟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民共识，它能够成长得再快一点。 如果上微博比上法院还有用，那它是不是该比法院更理性？ 维权？上微博！爆料？上微博！微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能跳跃着大声表达观点。依靠转发再转发的模式，数百家媒体机构的盘踞，也因为打破了交际阶级概念的@喊话设计，使得任何事件在微博上都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热点，它自身也俨然成为超级媒体。 而微博难以预估的传播力在使人惊叹后逐渐转为心惊，没人预计到一条随手发出的140字旅行抱怨会让三亚国际旅游岛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普通插画师只不过通过微博维权，就让湖南卫视再三道歉，更有事件当事人发出宁愿上法院，也不想上微博的感叹。 微博到底有多凶猛？ 一条随口抱怨的微博让市政府哑口让餐厅停业 这是一条让全国媒体蜂拥赶赴海南岛的微博：“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司机)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池里一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只好收声认栽。别说服务水平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遑论国际旅游岛。” 2012年1月28日，网民罗迪在打下这些字时只是想随口抱怨下，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条微博的转发率达到4万多次，有近2万人在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500多页，大多是各路网友在共鸣分享自己的挨宰经历，再然后传统媒体登场，他们试图联系罗迪还原当时场景，又或者找专家点评海南岛的旅游发展未来。直到此刻，微博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样承担了爆料平台的功能。 事件的新爆点来自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回应，它宣称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消费投诉为零，在巨大反差的信息面前，越来越多网友晒出自己在三亚的天价账单并马上@给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条关于零投诉的微博悄悄被删除，取而代之地是三亚市政府要深入调查的批示。罕见的，只是通过微博平台的互动，一个有因有过程也有结果的完整的新闻事件形成了，最终罗迪微博里提到的餐厅被三亚工商执法部门迅速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最高罚款。 罗迪形容这事“反响之大，出乎意料”，而传统媒体与微博的差别也在这件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遇见不平事新鲜事，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拨打电视或报纸的爆料电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就感叹，如果你看见有人在深南大道上裸奔告诉报纸，可能没记者会来或者因裸奔照片敏感根本无法见报，如果直接拍照上微博则会得到数次无数次转发。如果罗迪当初选择爆料给三亚当地媒体，收获的很可能是某报纸版面上豆腐块般大小的文字又或是电视台里一闪而过的镜头，因为这投诉太过微小。 而通过微博几万个微小声音的集结后，同样是三亚宰客的投诉事件，豆腐块就演变成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深度稿，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也转为探讨性的专题节目，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名人的推动作用。影视明星马伊俐对三亚宰客的关注让她自己的粉丝也参与了部分晒账单微博的转发，而三亚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对于海鲜餐厅的处罚，更让人看到微博跨阶层对话的无限可能。它与现实的紧密链接让人意识到微博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 微博凭什么凶猛？ 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情绪化、片面化、煽动性锻造尖锐的矛 于长江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海峰不约而同用“大字报”来形容微博最显著的特性，“微博上是没有隐私的(区别开心网、人人网等)，它面对着无数的陌生人，其效果更类似于广播台或大字报。”“从来没有把微博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传递信息的同时又是一个舆论场。”大字报的意义在于公共场合向更多人传递信息，能够向所有人公开并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方便转发的特性，一下子让微博与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贴近起来，也不难理解其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传播速度。 就像大字报曾宣称的意义是揭露与批判，它用最简短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吸引受众注意，长度限制在140字内的微博无疑也需要靠独特的内容或是强烈的刺激性语言获得转发量。年前曾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门事情使人隐约嗅到微博对于情绪表达的“偏爱”，一个粗口微博拥有了海量转发的同时还让传统媒体闻风而动，只是那三句粗口的表达方式是否与大字报上经常写的“X X是反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好”太过一脉相承？这条不足100字的微博目的显然只在于批判，只是它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但，网友们不在乎。 而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微博远超大字报的传播能力，以微博界的翘楚新浪微博为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2.5亿用户，每日登录的活跃用户比例达到10%的它，传播边界已经不局限于一个村、一座城市，而是蔓延至互联网无限的空间，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以140字短微博为主的它是否真能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清晰新闻事实？ 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的答案是140字足以让人说清楚何时何地发生了某事，“但还是需要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取专业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终极性的报道，最终在微博的线索价值上寻求出新闻意义。” 如何成为一个微博理性派？ 1.对于网上骂战，千万不要盲目参与。站队是理性的天然敌人，诸如韩方骂战，作为合格的理性派要做的只是查询相关法律条文，去证明这样的诉讼有没有意义，至于支持韩还是方，这种毫无理性的问题理性派可以置之不理。 2.对于他人的挑衅要气定神闲，无论是被骂五毛、带路党、精英，还是汉奸，都不用急忙回应，如果对方是情绪性掐架还理他干吗？如果对方抛出证据与观点，可仔细推敲后耐心回复，切忌，要保持风度！ 3.信什么都别信微博上的支持率，信什么也别完全把网络民意当全中国的民意，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这不值一提。 4.发现猪一样的队友后请迅速发表声明与其暂时保持距离。猪一样的队友具体表现为爱用攻击性语言攻击彼方论证者，逻辑混乱，举例说明如为韩寒阵营中的马日拉、路金波等。 5.不轻易转耸人听闻的微博。看见如历史人物揭秘、官员秘闻，无具体事件的新闻，无原文字版本的国外新闻，首先做到搜索查证，如无确切证明，勿转。 7 。不针对不完全的新闻事实发表激烈观点。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发表幼稚观点只能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的阵地啊！ 8 。对着自己发发小牢骚行，其他的情绪性语言就收起来吧。如果微博只沦为互相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那无疑是种悲哀。 9.看见趋同式声音出现时(如药家鑫案时的舆论氛围)，提醒自己不要盲目陷入群体思考及行为。当微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事件抱着差不多态度时，要谨慎了解事情经过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10.别把微博当成终极文本，始终记得微博提供的只是线索。在发微博时多想想杜骏飞老师所提出的网络民意测不准原理：微博上的用户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网民，这不能一概确定；中国网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这也不能一概确定；在微博上发声最强、受拥护最多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这也不能一概确定。简而言之，不要把微博当终极性的文本，它只是一个线索。这样，你或许可以让自己飘然于微博情绪争论之外。 最后是广告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死理性派，学会做个微博理性派是个不错选择。 微博凶猛后遗症 别问我微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微博让大家变得不爱看报纸电视新闻了。 30岁，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媒体的大文，在去公司的班车上会拿出IPH O N E点击新浪微博，看看有没有朋友对自己说了什么，更重要是了解下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新浪微博上2亿多的注册用户，也可能是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信息都言简意赅，“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新闻细节还真不是每篇都有兴趣。” 所以上班的半小时、下班的半小时或者等电梯、等吃饭无聊的那么几分钟构成了大文一天中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时间，她知道动车事故，知道药家鑫事件，也知道最近火热的三亚宰客事件甚至韩方大战，她知道那些信息因为她关注的好友们都在转，而被转发的信息内容看起来都那么富有冲击力，“千万别问我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用转发甚至写上一两句话表达对种种新闻事件的观点，这个思考过程也往往不超过5分钟，信息的获取观点的交换从来没有像拥有微博后那么轻松简单，这也是微博大字报特性的最典型展现，“微博的信息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主要是因为简短，等于是把问题简化、片面化。”于长江对于微博的不可控性感到害怕，“传播得太快，根本无法把握，而被简化的信息可能根本不是我要表达的，也同时可能引起误会。” 海量转发里往往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湮没理性 大V(微博V认证过的公众人物)们开始发现微博上也需要谨言慎行，就像去年10月众人谈论一时的潘币诞生：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当天发布的一条认为苹果董事会应该以降价方式纪念乔布斯的微博被疯传数万次，除去潘的公众身份，更因为无名网友的一句精妙评论：“潘总哪天要也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一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随之，名为“潘”的房地产计价单位(即1000元/平米)出炉，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潘的玩笑让自己也成为网络玩笑的一部分，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网民，可潘币轰动也再次让人感受到，在微博上即便是句玩笑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谁会仔细酝酿每一条微博的真正含义，而如果被误读造成的影响无人对此负责。于是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即注册多个微博。 “微博让我了解了身边不少人的生活，可一想到别人也了解了我的生活，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用了2个微博有选择地面对不同人说不同话。”25岁的微博控吴松林说促使他开多个微博的直接原因是上司关注了他，“有一次上班精神不好，部门主管居然直接问我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微博的渗透力，不敢什么都说了，它把我的交际圈融合在一起，但这忧虑也很多，比如我不希望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互相认识。” 显而易见的，在微博不可控的巨大传播力之下，提防微博的心理开始蔓延。 难料，是对微博传播最好的描述，因为无法预知它的影响范围，同样的微博内容若由草根还是公众人物发出效果可能大不相同，而如果草根通过@成功引起公众人物关注，一切又会变得戏剧性，打破阶层限制的对话让微博拥有了制造种种新闻热点的可能，但其群体弱点也随之暴露，因为热点背后往往意味着海量转发，这里面或会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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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张伟 2012-02-09 一名流浪汉在被拆除的胡同里拾荒。图／CFP 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曾在站台上遇到小贩以两元的价格，兜售一份花花绿绿的北京地图。但他们仅能堪堪地找到那些名胜古迹和豪华酒店，却很难凭借这份交通地图，真正认识这座城市。 事实上，这份地图遗漏了北京某些无比重要的信息。比如，它没有注明北京繁华地段城管们的换岗时间，以及如何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霓虹下快速逃脱城管追捕。要学到这些学问，外地人需要看另一幅地图。 这是用黑色圆珠笔画在一个32开黑塑料皮笔记本上的，作者是一个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盗版书的小贩（通常你可以在这类人的车上找到英文版的毛姆小说和哈佛大学出版的商业教材），他详细地总结了自己被城管追查的经验，并因此一次次从追查者鼻子底下跑得无影无踪——好运持续到2006年，一个商场保安出卖了他的行藏。他被捉住了，地图也宣告充公。 毕竟，这座城市是中国的首都，它以“包容、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这儿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巨贾、最有名的文化人和最当红的明星。这里太过庞大，不能被整个儿画进一幅地图里。它的市区道路总长为4125.8里公路，有1000多座立交桥、408座过街天桥。2008年的某个瞬间，有1.47亿人同时在这个城市停留。这里有30多座五星级酒店。全聚德烤鸭两年前就已卖出了它的第1.48亿只烤鸭。 但这只是在地图和报纸上看得见的那个北京。与此相比，另一个北京是看不见的。它躲在如山的垃圾堆、立交桥洞和地下通道里，以及许多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它其实随处可见，每个执法者都曾经揪起过那些脏兮兮的衣领或追赶过带着洞的皮鞋，每个裹着风衣的上班族都躲避过伸出来乞讨的手，却很容易就被那些匆忙的行人一掠而过，弃之脑后，即便翻遍庞杂的统计数据，也不见踪影。 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在北京，最显眼之处往往隐藏着一些人们不易察觉的东西。 人们每年出入地铁15.95亿次，但极少有人记得一对每天在地铁里行走卖唱的男女。声音洪亮的男士双目失明，驼背，瘸了一条腿，他声音嘶哑而难听，但每次总有年轻女孩或夹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奉上钞票。每年国庆期间，他们就不见了，因为地铁里清理乞讨人员的专项行动每年准时进行。 北京市的地铁总长度已经接近372公里。但这并不让人满足，7年后，它的长度据信将会变成纽约市地铁的1.5倍。在报纸上读到此消息的人会有不少心情复杂，因为这难免提醒他们每天挣扎着挤车的尴尬。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每天末班车停驶以后，一号线地铁将会发出一趟没有乘客的列车。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除夕夜9点钟左右，当地面上一片欢腾时，大多数行驶的地铁车厢空无一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年轻编导亲身体验并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的礼堂每晚会放映两部电影，夏天的11点钟，电影散场，涂着浓妆、走路微微摇晃的女孩或是皱着眉头的教授一拥而出时，绝想不到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公园里，不少群众演员因为无处栖身，只能在长椅上和衣捱过漫漫长夜。他们都想方设法让自己体面些，以免错过任何机会，男士总是要把头发用自来水打湿梳理的，结果发型难免突兀；女孩子再落魄，也总有一些人能想办法搞到一支眼影。而这些露宿街头的人，有几个说不定正巧在方才放映的电影里露过半张脸或是一只胳膊。当然，关于一部电影，这是最没必要记住的事情。 其实，对一些怀着电影梦来到北京的少女来说，睡在长椅上倒未必是最坏的结局。2006年爆出的一起黑幕是，许多这样的少女被看管在北京郊区某影视基地附近的院子里，禁止自由外出。她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陪某个小剧组里的剧务或者司机喝酒，甚至酒后横遭蹂躏。 北京从不缺少怀揣梦想的人，但大多数都躲在阴影里头。来自太原某座县城的一个青年歌手希望能够上春晚，但他最终不得不站在西单地下通道里，弹着民谣吉他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当一个叫“紫鑫”的人拍下他的故事并放到网上时，他已经在那里唱了3个月。 西单地下通道里倒不止留下了破灭的梦想。16岁的河北农村女孩任月丽来北京打工时自学了吉他，然后在这里唱了4年。每天赚来的钱除了买一把二手吉他以及拿出10元生活费以外，还养活了老家的一家人。2008年，她以“西单女孩”的名字红遍了网络，后来甚至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在北京，卖唱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人专门编写了一份“地下通道卖唱宝典”，并事无巨细地总结了哪里人流多、哪条通道的声效好、何地竞争激烈。 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称，崇文门地铁站外的三个地下通道机会与风险并存，因为靠近新世界商场，出手慷慨者和戴红袖章的人一样多。 当然，在几百米外的钱柜KTV彻夜欢唱的人们，通常并不会注意这一切。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家长夜宿车库等号。图／ CFP 北京街头一个流浪家庭。图／ CFP 这座城市，国家大剧院每年上演的歌剧、音乐会、戏曲加起来有1000场。刚过去的一年，北京举办了将近110场演唱会，过气多年的女明星和新当红的小男生一样能收获掌声和欢呼声。但在五道口一家派出所围墙外的树影里，一个舞台眩光闪烁不到的地方，有个瞎眼的老男人日复一日地拉着一把劣质胡琴，期待有人惠赐几枚硬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你每天都能找到几百个和他一样的人。他的胡琴拉得实在太过刺耳，旁人很难听出是什么调子，因此大多数人就选择低下头，加快脚步，略带愧疚感地从他面前快速走过。 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在北京城里任何一个垃圾箱边上，盯着任何人看太久都可能是唐突的。因为对面走来的那个梳着整齐分头、穿着西装和干净皮鞋中年男人，也许想等别人不注意时突然弯腰凑近垃圾箱，寻找可以变卖现金补贴家用的东西。 在长安街西侧一家商场摆满了高档西装的玻璃橱窗外，就有过这样一位先生。他总是踱着方步，尽量摆出一副自然的模样。他总是倒背着手，想来是为了遮掩手中装满空塑料瓶和旧报纸的绿色方便布袋，而这也的确瞒过了不少人。只是，附近并非只他一人藉此谋生。某个下午，有位年轻人闲来无聊，坐在路边仔细数了数，半个小时里，连这位先生在内，共有4个人光顾了同一个垃圾箱，但多半无功而返。 这样的人在北京城里实在数不胜数，以至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许多刚拧开一瓶矿泉水的人，都会被某位戴着蓝色毛线帽子的老太太或是穿着蓝土布劳动服的男人盯住不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捏扁了的可口可乐铝罐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但拾荒者们也热衷流传一些从不会被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知晓的传言。比如说，有人在垃圾箱里找到过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据说，还有人捡到过一枚含金量很高的亚运会金牌。说不定就在某个垃圾回收点的臃肿女人将滴着脏水的硕大尼龙袋扔还给他们时，这些消息就长了翅膀，越飞越远，激起若干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在北京，大多数人的眼睛被浮华的表面吸引住了。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百万庄大街上，有一个叫苑国栋的46岁男人，在树丛和茂盛的草地里翻检丢失的钱包，并且收获颇丰。 苑国栋不善言谈，不爱讲自己的河北的家庭和两个女儿。他将捡到的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生活费，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的临时候车室或是官园桥附近的公园椅子上睡一觉。不过，在他的大口袋里，一共装着20多个钱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9个钱包。有人给他算了算，他三天捡的钱包，加起来有两公斤重。 苑国栋努力联系每一个钱包的失主，以便将身份证、信用卡、借书证或现金归还给某个通信公司的员工或者北京工商大学的某位男学生。据他说，在最开始的一个月里，他就归还了50个钱包。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太习惯，有一个起初甚至将信将疑，怀疑他是想敲诈。他通常不肯接受失主的酬金，有一次，他收过两盒烟，还有一次，有个人趁他不注意，塞了100元钱给他。 每天，这座城市会吐出接近两万吨垃圾。夏天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不到6点，高粱斜街上的清洁工人就得一边抱怨，一边将食客们昨晚留下的塑料袋和餐巾纸收拢起来。有一年正月初一，北京市同时有3万多个清洁工上街清扫爆竹纸屑。除了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人，北京人不太在意自己繁华生活的残骸归于何处。倒是有一个叫王久良的记者扛着相机走访了北京周围的400多个垃圾场，结果他发现，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这些垃圾场几乎连成一片，把这个繁华的都市紧紧包围住了。 这些大型垃圾场动辄上万平方米，成百上千的拾荒者疲惫地翻找可资利用之物。大多数人的生活细节被翻腾的灰尘遮得精光。但也有个别人无意间谈起过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2009年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差不多有10岁。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垃圾场里，住进简易房里打发童年。作为文明社会的残渣聚集之地，垃圾场教会他很多了不起的知识。比方说，他没用过什么洗发水，但对飘柔、海飞丝这些名牌洗发水的包装无比熟悉。那是他的父母从垃圾堆里最常翻出的东西之一。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 北京是个很容易被看见的城市。即使在最阴沉的晚上，它也从来不缺少灯光。这是一座每年为照明要耗费超过50亿度电的城市，几年前有人算过，仅它的公共建筑物里的灯泡就超过1000万个。过去4年来，有一家商场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灯光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甚至连附近每棵树的树干也缠满了彩灯。有那么一阵子，北京突然流行激光探照灯，结果，四环之内迅速有22个地方启用。曾经在广渠门外，一座娱乐城每天晚上都要点起36盏激光探照灯，以至于周围的居民发现就算拉上窗户也晃眼睛，干脆连觉都没法睡。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在灯光投射下的阴影里有很多趣事不为人知。在夜晚开出租车的司机是最熟悉北京夜晚的人，几乎个个都装了一肚子故事。他们知道三元桥附近一条种满了法国梧桐树的窄街上站满了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站街女郎，也知道女人街上哪个酒吧门口最容易载到半醉的时髦少女。 深夜酒足饭饱离开簋街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路口某家烤鱼店的一个年轻服务员是全北京最寂寞的人。每天半夜到凌晨，客人很少，无聊之际，他在昏暗的电灯下练就一样绝活：每次将一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隔空扔到桌面上，总能将空中飞的苍蝇扣在杯子下，有一次他居然捉住了5只，然后把它们放走了。 “西单女孩”任月丽重返地下通道，歌声依旧。 校长石清华和流浪儿童。 北京有许多人为冬天高档商场里的温度太高发愁。西单和国贸的几家商场里最高温度接近30度，顾客往往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媒体和政协委员每年都要照例对此批评一番。但只需要走出门，再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前行几百米，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下通道里一角，总能找到几个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 北京市共有185条地下通道。关于它们的环境，北京某家日报2006年做过精当总结：光线黑暗，潮湿，墙上涂满小广告，充满腐气和汗臭味，人们在这里只好捏着鼻子加快脚步。这汗臭味是从为数众多的流浪者衬衣里头散出来的。这里是他们别无选择时的栖身良所。 流浪的时间久了，有人像模像样地用纸壳和木板搭成间小屋子，再用食用油的纸箱加以装饰。在陶然亭桥下居住的妇女们，护城河里的水提上来就可以漱口，洗脸，也能洗衣服。据说，还有人发明了简易卫生间，用白布围成一圈，再从中间用布隔开，就可以男女分用，互不相碍。 这些时运不济的居民身份复杂，很难一一分辨清楚。人民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里，住的多半是为孩子看病的外地父母；西单附近住了很多流浪歌手；靠近中央电视台和中纪委的两条路旁，冬天夜晚用塑料薄膜或破旧军大衣挡住霜雪的，大多数是偷偷摸摸的访民。不过，2011年元旦的前一天，有人曾在零下10度的寒风里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结果，在北京陶然桥的一条地下通道，大约有40人过夜。而在北京南站周围的地下通道里等待新年的，则大约有200个。 北京匆匆忙忙，不止一个外地人抱怨过这里的人步伐太快。它有1000多座立交桥，400万辆高中低档汽车中的一部分，没日没夜地在每座桥上驶过。而当轿车开着暖风驶过南二环边上的陶然桥或是长安街西段的木樨地桥时，没准儿会将某个在桥洞里忍冻挨饿好容易睡着的可怜人吵醒。 北京的立交桥桥洞见识过各色人等，不止一个讨不到薪水的外地农民曾受过它庇护。有一个年轻人，曾经以高分考进了大学，却没顺利毕业，于是住进了西五环西黄村桥下，直到两年后，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到北京将他接回家里。据说，那些寒冷和饥饿的日子让他开始反思人生。带着孩子来北京治病的安徽男人石清华，窘迫之下不得不在立交桥下安了身。他结识了7个孤儿，并产生了温暖的情谊，晚上挤在一起，思量着凄苦的无尽人生路。 当然，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和立交桥桥洞里，更常见的则是另一类故事。有一天夜里，在一个灯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位山穷水尽的父亲乞讨来热腾腾的米饭和炒菜，催着重病的儿子吃光，然后等他睡着后，再悄悄摸出又冷又硬的干粮啃上几口，和着头顶震落的灰土吞进肚里去。 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 然而，在北京，这些只能算作是无人在意的小事。2010年的一天，在北京一座桥洞里安家的两个流浪人汉被另一个流浪汉杀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这条新闻，与之相比，人们当天更关注的话题是房贷利率上调和如何解决北京堵车的话题。毕竟，这是一个更加显眼的北京：约2000万人在这里讨生活；每年17万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有1.5亿游客来到这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赶路的女人高跟鞋的声响和急促的汽车喇叭声。 然而，在人们看不见之处，北京保持着某种称得上顽强的东西。找到某位报社的女记者，她能数出好几个小贩儿女励志苦学的榜样故事。通州区一座人迹罕至的小院里，几个无钱就医的尿毒症患者凑钱买了破旧的血液透析机，自己动手清洗血液。有个一米高的毛头小子，工作是趁人不备把几百张小广告贴在人民大学门前的过街天桥和电线杆上，他只要这一天没有被警察逮住，就能换来一顿带肉的晚饭。 北京也是大度的，它的高楼大厦默许一切发生，给每个人一条活路。扔进乞讨者饭碗里的硬币叮当作响，颐和园西路上的垃圾桶里常有半杯没有喝完的可乐供人品尝。在寒夜里赠送过毛毯和棉被的人数不胜数，这里浓缩了欺诈和信任，凌辱与体恤。 北京并不缺少传奇，人们听说过垃圾工成为富翁，桥洞居民当上校长，也认识穷困的青年成了北大老师，为躲避罚款而东躲西藏的烧烤商贩有朝一日坐进了高档汽车里。同一天的报纸上，能看到在财富版上微笑的成功人士和在社会新闻版挨冻的穷汉，但北京有的是昔日老板或体育明星加入流浪大军的往事，因此，没人能保证财富版上的人物某天不会躲进看不见的北京里，学会遮遮掩掩，不愿意这段往事被揭露出来。 派出所的户籍科从来不会记录这些。但缺少了他们，北京就很难被称为北京了：它就不能被称作是繁华与凋敝并存的现代大都市，不能成为历史上那座梦想不断滋生又破灭的神奇皇城。它要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塞满不堪和艰辛的生活。它需要时尚女性胸衣里散发的芬香，也需要生活无着的男人衣领上的酸腐。它需要长安街得州扑克俱乐部里扔出的筹码响，也需要不远处肚子挨饿的咕噜声。 因此，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它成分复杂，且历来如此。8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如果真的来过北京，它所见到的城市里有110万人，但27万人（其中不乏小贩和奴工）每天靠领取赈灾粮食才能生活。从那以后，北京没有改变过。100年前，它是老样子，60年前它是，直到如今。北京习惯了在这种令人惊讶的杂乱中安然无恙地运行。地下通道里的铺盖要等待人迹罕至时才铺开，垃圾车趁清晨大堵车开始前就已经开出城。于是，当太阳又一次照耀在林立的玻璃大厦上，看不见的北京已经悄悄躲起来，城市焕然一新：人们怀着新的焦虑和梦想走出家门，头发刚洗过，衣服是昨晚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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