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咏红    日期：2011-03-29 官员与媒体的互动 每年3月，从全国各地赴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与全国人大代表共5000多人(政协委员约2200人，人大代表2800多人)，他们当中有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领导人、中央部长、地方党政领导、国企高管、各界精英名流、56个民族的成员，还包括道士和尚喇嘛，简而言之中国各行各业人士，入世出世的，全都代表了。有这样“代表一切”的雄心与传统，“两会”参见群体要搞得很庞大就不难理解。当然，5000多个参与者的身份比例与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官员、商人、精英占了代表中的大多数。从这个角度说，“两会”也是媒体记者与中国官员接触最直接，互动程度最高，政府政策与精英观点展示得最集中的一次重要性年度性聚会。 连续采访“两会”6年，并有机会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向总理提问，我脑海里有关“两会”的具象特征，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协与人大主席团表情认真、规整坐在台上的画面以外，更多的是微观细节：例如开闭幕或者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变成“两会”专属停车场，只有接送委员与代表的大巴，以及有车证的外交使节和媒体车才能进入;例如媒体去各种现场“扑”与会名人;还有明星官员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每一年，在通过设在广场西侧的第一个安检点，穿越偌大的空地走向人民大会堂时，我在空旷的广场上更切身感觉到北京天安门的独特气派。看着普通的社会车辆都被隔在广场四周，即使身为记者心里都会不由自主泛起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真正的与会代表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记者刚领略了广场的气派，一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眼前又是闹哄哄的景象——在政协与人大开幕前，东门台阶下必然是聚集了国内国外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摄影机，拿话筒堵参与的委员与代表，力图捕捉些什么只言片语可以回报社向领导交代。 那些能说善道，又享有知名度的话题人物，被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绝非难事。像今年，政协开幕当天引起大批媒体包围的有刘永好等。与此同时，在少数“名脸”的四周，则是大量知名度低或者没被媒体认出来的委员代表，他们可少人理会，与媒体名人的备受簇拥形成冰火两重天。 中央部长级的官员一般不走东门，他们可以避过有媒体布阵的东门台阶，取北门直接进入会堂，那里有红地毯和警戒线帮助官员防媒体近身。但是在红地毯外，记者可以自由活动，老练的同行会目不转睛看着进门的官员，看到面孔熟悉的就大喊“×部长”、“×主席”，希望大人先生们会留步回答提问。必须一提的是，人大新闻局的工作人员，会帮着拉领导面对媒体，每回也会有一两名大胆的记者(多数是境内记者)越过警戒线直接冲到官员面前提问。在“两会”会场上相对宽松的氛围里，记者一般不会被追究。这个过程颇能体现了“两会”上官员与媒体的互动特色。 热烈互动与神秘的对比 大会召开后，记者的工作就是旁听大会报告，进行解读，采访记者会、人大代表团小组审议会、政协分界别的讨论等等，一边观察台上台下与会者众生相。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念完一遍，短者45分钟，长者两个半小时。舞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团成员定力十足，可以端坐那么长时间鲜少活动，但是看看会议厅后排以及大会堂二三层，就能发现很多人悄悄溜会场外透气，聊天，也有人借机到场外接受采访，和场内的肃穆相比，场外可热闹得很。今年人大开幕式上，中国的“红色后代”毛新宇少将在场外被眼尖的记者逮住，让一大群媒体激动了一会儿。 若有心仔细观察，在报告结束后官员们的互动更有趣，今年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当天，高层另外两名“红色后代”——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位置正好连在一起，听完报告后，他们两人起身一起退场。中国政坛人物的运作与互动方式，一般不喜展露于外。在这个情形下，记者不得不像侦探一样，拿着望远镜从各种蛛丝马迹去观察，“两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今年的“两会”中，最懂得与现场媒体互动、应答最灵巧的官员，依然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3月6日，重庆人大代表团进行开放团组活动。活动在3点开始，薄熙来大约在3点45分就停止代表们的发言，转入媒体提问时间。而且他与重庆市长黄奇帆还越战越勇，到了5点休会时间，他放其他代表们休息，自己与黄奇帆再接着回答问题，让一众境内外媒体或站或坐近距离围着他们，场面像“听爷爷讲当年的故事”。他喜欢微笑着喊记者作“小朋友”，面对台湾记者问到他儿子薄瓜瓜谈恋爱的传闻，薄熙来又做出新奇的表情，回答说：“这个是第三代的事情，我们现在都讲民主嘛，这个场子多谈重庆发展的事。” 最神秘的官员，当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这两个1963年出生的地方一把手，中共第六代干部中的领跑者，在2009年底各主政一方后已经连续参加了两次“两会”，去年他们低调得要化入背景之中。今年也一样，3月7日吉林与内蒙古同天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前者在早上，后者是下午，但无独有偶，孙政才与胡春华正好都缺席，外界没有近距离一窥未来有可能影响中国的人物。 热烈互动与神秘的对比，个中原因与三者所属位阶的不同构成什么因果关系，这就是另一个后续解读的故事了。“两会”年年举行，政策年年出台，而在政策以外的官场生态，也就是在“两会”期间媒体可以多些议论，让中国的政治讨论也热闹、活泼些。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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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中央的决心十分坚定，房价若异动，调控将进一步加码 记者  王  炜    2011年04月01日 各地调控目标究竟是怎样制定的？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被脱钩” 3月30日上午，某市市长召集房管局等主管部门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十次修改关于房价调控目标的文件，以在最后时刻发布。 其实，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前一天晚上，当地的调控目标已经基本确定。参照其他城市提出的标准，当地计划提出“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涨幅不超过去年涨幅”等一系列目标。 但是，就在当晚定稿后，北京市公布了房价“稳中有降”的目标，首次在调控目标中提及“降”字。这无疑给未公布调控目标的城市施加了压力。记者了解到，多个城市在最后时刻修改了此前确定的目标，而且多采取“避实就虚”的办法。如上述城市，就将“不超过去年涨幅”的条文删去。 “既然北京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指标，我们也就改变了此前的方案，不提具体指标。”一位参与该市调控目标制定的官员告诉记者。 细看各地的目标，大多数直接与去年或今年预测的GDP涨幅、人均收入涨幅、房价涨幅等指标挂钩，因为这些指标都将上涨，房价的调控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涨价目标。 此前“国八条”提出，各地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在很多城市看来，这成了与GDP、人均收入涨幅等指标挂钩的依据，但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因为没有相应的指标，所以无法“挂钩”。 “为了制定调控目标，市里开了许多次会议，参与的部门也很多。但实际上，调控目标最终确定，并没有严谨的科学决策的过程。”上述城市房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开会讨论的内容，无非是在一堆指标中，确定房价涨幅到底与哪个指标挂钩更合理，调控目标更容易实现。 “若提出降价，没有信心能实现” 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在一季度末提出房价调控的目标，本意是让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确定一个约束性的、有压力的指标，并通过与目标关联的问责，督促地方政府坚决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务求实效。 但是，在地方政府制定调控目标的过程中，除了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一定的测算和评估外，还纠结于各种看似不相关的因素： 一是参照已公布的城市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国务院规定各地必须在一季度末公布目标，大多数城市一直拖到3月下旬才公布，一个考虑就是等其他城市先行。然后依葫芦画瓢，在相应的框架内制定本地的调控目标。 同时，各地在制定目标后，都先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获得默许后再对社会公布，以做到“让上级同意，让兄弟城市没有压力。” 二是目标公布后，有没有相应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不少城市都在公布目标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解释确定目标的依据，以及将通过哪些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增加保障房建设，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限购政策等手段。 但是，除了“国八条”提出的相关措施，不少地方感到，如果要提出“降价”的目标，实际上缺乏确保有效的手段。 “我们也想过提房价稳中有降，让居民更加能接受。但是，房价最终还是由市场说了算的，我们若提出降价，仅凭现有的政策，没有信心一定能实现。”某市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如果目标最终没有实现，就将面临问责，那不如制定一个相对宽松、一定能实现的目标。 三是如果提出降价，降价的目标该定多少合适？此外，已经拥有房产的居民，一旦看到降价的目标，意味着资产缩水，肯定不满意，又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种“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纠结心态下，迫于问责的压力，许多城市制定了一个“肯定能完成”的调控目标。 新的调控政策在储备 “从政府公布的调控目标，我看不到任何诚意，这样的调控目标不公布也罢。” …… 不少市民在当地公布房价调控目标后，感到十分失望。 3月29日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意见或根据意见，酌情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 此举被认为是主管部门对民意的回应。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北京“稳中有降”的目标，很可能成为各地“酌情调整调控目标”的范本。 专家表示，“调控目标要取得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很难，但是，不应该与老百姓的感受差距过大。”那么，究竟怎样的指标能让百姓感受到诚意？2009年，重庆市曾提出“一个正常就业的普通家庭，6.5年的家庭收入可买得起一套中低档商品房”的调控目标。这种具体目标，令百姓可预期，显然更受欢迎。 房地产调控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的态度最为关键，尤其是对待土地财政的态度。 今年，地方政府进行着一项从未尝试过的大工程——1000万套保障房。这需要巨大的投资，而地方财政能用于投入的“大头”，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益。而一季度，由于严厉调控改变了许多开发商的预期，各地土地市场十分冷清，令地方政府越来越感受到“事情太多、钱不够用”的压力。 不少专家认为，如果现行的财税制度不进行大的改革，地方政府将始终面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尴尬境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将无法避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近期表示，中央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十分坚定。尽管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十分严厉，但是有关部门仍然在根据市场动向，积极储备新的调控政策。一旦房价再次出现异动，房地产调控力度还将进一步加码。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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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子强 日期：2011-04-04 远隔重洋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却触发了一场让中国成为国际媒体笑柄的“抢盐”风潮。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以及一些偏远的县城和山区，市面所见的食盐都在几日甚至一日内被抢购一空。群众口耳相传，日本地震导致核电站辐射泄漏，很快祸延中国，碘片可以预防辐射，而盐中含有碘…… 这场风潮让人想起2003年非典爆发之初，地方政府试图掩盖疫情时，民众爆发的“抢醋”、“煲醋”风潮。 很多人以民智未开解释“抢盐”的理由，或以愚夫愚妇的行为一笑而过，我却想起读过的一本书——哈佛大学孔复礼(Philip Kuhn)教授所着的《叫魂》(Soulstealers)。 清朝乾隆年间，民间因为一种“叫魂”的妖术引发了广泛的恐慌。相传，如果术士们对某人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灵魂精气，使其为术士所奴役，当事人会因此大病甚至死去。想不到，这样一个被现代人理所当然视为荒诞的谣言，当年竟影响了12个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得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认的盛世，为何这种关于妖术的无稽之谈会风行不止﹖这一切就好比今天的中国。正值大国崛起、国力大为改善之时，一个有关核幅射的谣言，就让多座城市不得安宁。 普通人会以一句民智未开简单概括的现象，孔复礼锲而不舍地追查了背后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架构，牵涉到众多问题，包括：乾隆的管治权术及逻辑、清代中业社会的潜在危机、情境逻辑下百姓的理性行为以及官僚体制的运作等等。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不能一一道来，在这里却想提其中一个——社会或经济焦虑，是人们对妖术恐惧的根源。正是因为民众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也许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会“偷走”他们的生计)，才会对恐惧异常敏感。 一言以敝之，《叫魂》一书最大的教训和启发就是，任何能够引起社会大规模躁动的谣言，除事件本身外，往往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脉络。 寻常人可以用一句“民智未开”把事件轻轻带过，政府决策者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抢盐”风潮显示，虽然今天中国人把“大国崛起”挂在嘴边，但其实很多人严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躁动不安。 不安全感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压力，例如通胀肆虐、百物腾贵、物资供应紧张，这些都是造成人心虚怯的因素。黎民百姓平常已有抢购和储存物资以防短缺和物价哄抬的习惯，再加上人浮于事、居住条件恶化等原因，就如孔复礼所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遭遇周围种种看不见的威胁，便会产生焦虑及缔造谣言的土壤，抢盐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缺乏安全感的另一根源，是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制度缺乏信任。当民众认为公权力不足以倚赖时，只得自求多福，万事靠自己。“抢盐”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产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港人称之为“just in case”。相比中国，这次核事故的所在地日本反而没有出现“抢盐”风潮，有人将此现象归因为当地民众素质较高，但请注意，根本原因是当地人民对政府和制度相对更信赖。 此外，中国是一个谣言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国度。当政府长期垄断媒体、审查并筛选新闻，久而久之，公众便会慢慢察觉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宣传功能远远大于其报道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会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收听消息，以填补官方和媒体留下的空白。结果，口耳相传、道听途说，一个官方描述以外的公众认知世界便会慢慢形成。 总体而言，正如孔复礼所说：谣言的背后，其实是向当政者发出有关社会未来发展的警告。虽然我们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四周，只是加上了密码而已。 “抢盐”风波在香港亦有发生。虽然相比国内，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但这已向特区政府提出了警告。当香港自以为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闻自由都比国内好时，港人对谣言的免疫能力，并没有比国内真正高出很多。 “抢盐”风波向决策者展示的是，港人一样深深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压力。通胀、楼价肆虐，在香港一样存在，一样让人心虚怯；另外，特区政府近年民望低迷，成为一个弱势政府，市民对政府、公权力、制度一样缺乏安全惑。 如果一众高官加入耻笑群众“抢盐”的行列，认为那不过是愚夫愚妇的愚昧行为，大可不理，不去冷静反思背后的社会及政治意义，并及早为政府的政策和管治作出检讨和补救，等到病入膏肓，发现为时已晚，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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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见习记者陈佳发自北京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殡葬暴利再度成为社会热点。昨日上午，民政部举行《殡葬绿皮书：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1)》发布会。绿皮书认为，所谓“暴利”，目前在丧葬用品销售方面的确存在，但是商品市场已完全市场化，政府在对于这类商品的价格调控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法规，管理权也不在民政部门。   民政部管不了殡葬业腐败问题 针对近日媒体曝光的某些基层殡葬服务机构腐败滋生的现象，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向南都记者表示，腐败的问题只能依靠地方的同级纪检、审计机构来调查查处。民政部方面只能进行宏观指导，比如今年3月起在推行全国殡葬系统“行风建设月”活动，集中清理解决殡葬服务收费、服务质量等问题。 绿皮书认为，殡仪服务机构在收费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靠自身的自觉和自律。为规范殡葬服务收费，有必要重新构建殡葬服务价格体系，具体措施应包括：管控基本殡葬服务，实行预算内管理；平抑需求性殡葬服务，下放价格审批权；调控特需性殡葬服务，用法律文书加以规范；控制商品销售利润率，用税收调控价格等。   《条例》修订后已送国务院审订 自2006年起，《殡葬管理条例》的修订已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然而2010年修订日程被推迟。推迟的原因就在是否强制遗体火化、殡葬行业是否回归公益等问题上尚存争议。 张明亮在会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条例》的修订民政部方面的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已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订。“今年我们也想配合法制办完成修订。”   热点对话 回应“公墓20年后续费” 民政部：按当年签订的合同定 南都讯　见习记者陈佳发自北京昨日，记者就社会上关注的“公墓20年后续费”等问题，采访了绿皮书主编、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朱勇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 办丧事1000多元可搞定 南都：办理丧事，究竟要花多少钱？ 朱勇：基本殡葬服务，全国平均的市价就1000多元。火化的话一般是四五百元，炉子不一样，价格也会不一样。使用平板炉200到300块就够了；一个骨灰盒几百元，一个小的告别厅，几百元就可以办了。但是如果要追求豪华奢侈的葬礼，上万都有可能。 南都：殡葬服务价格过高，民政部将怎么管控？ 张明亮：如果定得过高，我们也会进行宏观的政策指导。一方面我们会和各地的民政部门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老百姓自己要理性消费，价格高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老百姓可以拒绝，就像住房一样，为什么没有钱要去住别墅呢？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保障房，你可以住嘛。我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公益性殡葬的推动，例如骨灰寄存等很多公益性的安放方式可以选择，未必要选择昂贵的墓葬。 公益性墓地仍不能满足需求 南都：公益性的墓地目前能满足需求吗？ 张明亮：现在还不能满足，但是骨灰寄存应该是可以满足的，每一个地方的殡仪馆都有骨灰寄存。公益性的墓地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在推动，因为现在土地的资源现在非常缺乏。 南都：墓地的使用期限现在为20年，之后的价格怎么办？ 张明亮：价格由实际市场情况进行合理定价，具体情况要根据地方而定。墓地20年，当时的合同怎么签订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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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中国需要一场食品安全进步运动。瘦肉精火腿肠及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提醒人们，食品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推动问题的根本解决。 这其中，发达国家新兴的食品本地化运动值得借鉴，它不仅仅是消费者法律意义上的维权，而是消费者主动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本地农民，支持本地生产，消费本地农产品。 只有当更多的消费者行动起来，政府和企业才会继续积极回应，即使回应显得有些迟滞。   丛林状态 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 ptonSinclair）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The Jungle），首先掀起了美国的食品安全的进步运动。继《丛林》之后，上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以及2001年出版的《快餐王国》，成为推动美国食品安全改革标志性的三本书。    美国一百年前的丛林状态完全可以套用在中国的当下： 从欧洲退货回来的火腿，已经长了白色霉菌，公司把它切碎，填入香肠；商店仓库存放过久已经变味的牛油，公司把它回收，重新融化。经过去味工序，又返回顾客餐桌；在香肠车间，为制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到处摆放着有毒面包所做的诱饵，毒死的老鼠和生肉被一起掺进绞肉机。工人在一个水槽里搓洗油污的双手，然后这些水再用来配置调料加到香肠里去，人们早已经习惯在生肉上走来走去，甚至习惯在上面吐痰。 时任美国26届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边吃早餐边看丛林，看到这些大叫一声把手中的半截香肠扔到了窗外，他选择了与辛克莱见面，并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 A）的雏形。 一个普通作家在肉类加工厂里面实地考察经历，成为美国曾经的食品安全改革催化剂。这让生活在中国的人有些羡慕嫉妒恨。 十几年来，不知道多少中国记者写了多少汗牛充栋的文字，身边的食品问题像福尔马林血旺的离奇故事也常常只能成为人们的谈资，但人们麻木得有些可怕，甚至不舍得扔掉手中那半截火腿肠。 记者认识的一位官员饭桌上坚决不喝牛奶，因为去了很多奶牛场，奶农每天都拼命挤牛奶，奶牛的奶头发炎，他们就拼命给它吃抗生素，吃了继续挤。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曾在2006年5至8月间，对五个厂家生产的牛奶样品进行抽检，结果显示，63.2%样品含有β-内酰胺酶（解抗剂）。这是通过基因工程使微生物发酵来获得能水解抗生素的β-内酰胺酶，不够纯化的解抗剂可能混入生产β-内酰胺酶的工程菌，该菌进入人体后通过细菌间的传播，完全有可能架起了直接通往一个又一个“超级细菌”的桥梁。 最近的瘦肉精事件，甚至已经不能触动人们的神经。目前已有的报道已经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利益链条江湖，但对此人们似乎习以为常。   一份写给国务院的报告 中国人对食品安全一筹莫展。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对南都记者已经表现出几乎绝望的态度。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首先要走出丛林状态。现在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们需要建立符合国际监管规律的监管体系。 就在去年，余晖和同事曾向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提交一个报告，首要建议便是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应行使更多的职能，由目前仅限于协调性的工作变成职能性的监管，以改变分散监管的状态。 涉及到食品安全监管，国际上多由专门独立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但中国的这个部门，没有被赋予更多职能，而且对这个监管机构本身的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曾经尝试过省以下垂直管理，余晖本人曾对此抱以欣喜态度，他以为发展下去可以实现中央垂直管理。但邵明立接替郑筱萸之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这种省垂直管理取消了，随后监管变成了由各级政府各自负责。地方政府负责自然涉及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财税捉襟见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监管常常真正展开。 作为中央的食品药品管理局，但食品监管方面的功能却很不够，它没有办法协调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卫生部与食品药品管理局之间的关系也存在问题，后者目前已经变成了前者下设的一个局。但从国外经验，美国FDA、欧盟、日本等国家级的食品药品管理都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除了协调功能，还应发布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具有独立的食品安全评价委员会，由食品药品管理局统一聘请专家，而不是分散在各个部门。 中央垂直管理需要投入更多财力。中央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社会管理下到地方来做，但地方事实上没那么多钱进行管理。这在瘦肉精事件中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牵头负责。但余晖仍认为委员会目前声音太小，下一步当有更大作为。事实上，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山东团审议，提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连称惭愧。他称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四个副总理都有份，谁也跑不了”。他说，克强同志是分管卫生的，食品药品归他管；良玉同志管农业；德江同志管加工，“王岐山的问题就更严重，管工商局、质监局，是管监管监督的”。 除了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权做实，余晖的第二个建议是从预防性角度出发，设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基金。每个食品企业应该交出一笔风险金，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可以首先从基金拿到补偿，然后再走法律程序要求赔偿。 余晖认为，目前司法救济方面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放开法院接受由受害人委托的公益诉讼。这些年来，公益诉讼一直未被真正支持。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孩童家长的法律诉讼受到了各种干扰和打压。 不过直到现在，余晖也还在担忧自己建议是否能够得到国务院的回应。   社会需要一场食品安全进步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逐步设立了各种安全监管机构，但机构的运行、分工以及对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监管机构本身的问责性、透明性、独立性以及专业性都存在不足。这种背景下，从经济性监管到社会监管，应该成为立法部门的主动追求，应该进一步完善这些法律，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放开公益讼诉制度，使得司法发挥最终裁决权。 不少媒体均有报道，在北京二商集团的仓库里，那里有一套与普通人并不相干的独立的供应体系。这也使得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自身安全利益的脱节，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十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然而，若没有社会层面的呼应，解决制度建立的动力哪里来？新制度的建构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在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项目官员常天乐看来，政府的监管并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她告诉南都记者，即使在今天，美国食品安全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2008年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的西红柿在美国造成了恐慌。据估计，此次事件给西红柿产业造成了将近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06年菠菜遭受大肠杆菌的污染等事件中，美国菠菜商家们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将近1亿美元。另外，美国花生酱等安全问题也频频发生。 常天乐认为，如果看更深层次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除了是食品农业工业化造成的，另一个则是食品产业链过长，导致监管和跟踪都非常吃力，缩短整个供应链，强调食品的本地化，才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中国出现的三聚氰胺奶粉以及瘦肉精火腿肠事件，这些大问题都是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在广州和乌鲁木齐都可能吃出同样的问题，消费过于分散，而来源也同样分散。常天乐介绍说，食品本地化，是发达国家新兴起的运动。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法律意义上的维权，而是消费者主动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本地农民，支持本地生产，消费本地农产品。 常天乐认为，消费者当然应该监督政府使其担负职责，但不是依靠这个就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缩短食品链条，同时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更加接近天然食品，才能多得一份安全。就像现在瘦肉精最严重的是存在于火腿肠里，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吃火腿肠呢，难道不知道加工产品往往是由最差的食品制造而来？ 本地食品运动在国外已经十几年，近几年越来越强劲。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吃当地当季的东西，除了减少运输成本，当地当季产品比较适合气候因此也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同时相对也比较新鲜。消费者完全可以尽可能做出一些主动积极的选择来保证自己的产品安全。 常天乐认为，这不是回到以前的消费模式，而是反思现有逻辑。今天人们大多相信大规模、标准化、产业化能够解决食品安全，比如人们会认为，在瘦肉精问题上，因为散户太多过于分散而无法进行监管，但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之前，恰恰是这些散户在历史上长期保证了食品安全。那么到底是散户太散的原因，还是新的食品工业流程模式有问题？ 今天的模式往往是大型企业采购小农户产品再集中加工售出，这些大型企业在全国有消费渠道，在面对大型企业时，小农户的谈判能力过低，而中间存在各种对农户压榨行为，小农户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当然会采取各种方法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像添加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这些行为都是在盛行的产业体系下为保证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行为。 所以不能简单说农户道德败坏，更需要考虑他们在这个食品链条中的位置。联系到双汇对农户提出70%瘦肉率的“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生长出的猪”和奶站1元1斤收购价的牛奶，农户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各出奇招，将公司化流程下对农户的剥削以供给低质量产品的形式返还到消费者身上，而一旦出现问题，监管者还是习惯于从单个的农户身上开刀。 事实上，瘦肉精事件出来以后，双汇公司同样是将罪过推到这些农户身上。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只是倒了一个企业而已，但对奶行业的运营模式没有任何触动。简单的道德判断不能解决问题，更需思考的是贸易是否公平，利益在产业链中如何分配，以及消费者把钱究竟给了谁的问题。   替代性选择：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教授长期在基层实践一种“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其中包括河南南马庄的“快乐猪”试验。郑州市民通过直接与当地农民谈，让农民代养猪，提前预付部分成本，并规定可以饲养什么而不可以饲养什么，通过双方利益保证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常天乐认为，肉食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瘦肉精，而是激素和抗生素。快乐猪的试验，通过给农民一个价格上的保证，使得农民不用考虑肥瘦的问题。这种合作模式，是互相建立信任。 因为中间环节的操作，食品价格形成机制几乎是畸形的。据常天乐介绍，有些人回老家调查，葛根粉的成本最低是30块一斤，但市场上却可以购买到20块一斤，这肯定就会有造假或不公平交易。通过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作，可以互相了解双方的需求，消费者可能通过性价比考量为较好的食品出一个较高的价格。在法国，摊贩出售的新鲜蔬菜，镇上小食品店出售的蜂蜜和干酪都较大型超市的同类货品价格更贵，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对友邻关系“知根知底”的信任，比冷冰冰的安全认证和法律文书更坚实。 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案例，最出名的是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类似于一种有机农夫市集。蔬菜来自小毛驴农场、牛奶是延庆的、猪肉来自一个山上农场，面粉、大米、杂粮也都是各种生态农场的产品。每个采购农场妈妈团都实地考察过，不但了解生产过程，也调查了农场主的来龙去脉、人生经历，唯有这样，她们才完全信任这些食品的安全性。在广东、浙江，也开始出现类似市集，那些有机产品的农户，因为规模太小不需要进行认证，通过举办这些市集，建立一些平台让消费者直接见到这些农户，让大家看到可以替代性的选择。甚至一些规模大的单位，比如医院、学校、餐厅也可以由此直接与农户建立联络。 常天乐认为，这样的有机农夫市集发展下去，可以发展成消费者合作社，有点类似目前“团购”的高级形式。消费者一个单位或一个小区，他们去找到这样的农户，达成协议集体采购。若规模继续，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商店或者小的超市配送点。 当然，大部分普通农民缺乏与消费者接触沟通的能力，这中间，一些消费者团体、社会团体可以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培养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如此，可以帮助减少产业链，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经济风险则共同承担。   支持龙头企业抛弃小农户政策取向要调整 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为有主观能动性愿意保障自己食品安全的人提供更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仅仅在网络上抱怨或者只是去消协告告状，除了这些消极的做法，其实消费者还有更多积极的事情去做。这是一种预防性的维权。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还可以让现有的农户处于弱势地位的产业模式受到挑战。食品不单单是一个工业产品，它更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中间，消费者个人，公民社会都需要做什么，也都可以做些什么，完全可以改变原有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如此，也可以让政府真正行动起来。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食品原材料供给在短期之内还是要依靠小农户提供。但现在国家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扶贫的相关政策的效率并不高。国家投入很多钱，农民从中得益的比例却非常小。这种模式并不需要完全抛弃，但应该因时因地作出灵活的调整，当政策倾向于那些食品加工业龙头企业时，风险可能并没有避免而是在加剧。 常天乐告诉南都记者，在消费者和农民主动的替代性方案———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以及团购合作社的方式面前，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滞后的，相关法规也比较滞后。如何在法规和政策支持这些新的模式，都需要政府面对。 但不管怎样，只有当更多的消费者行动起来，政府和企业才会继续积极回应，即使回应显得有些迟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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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河北保定、石家庄 日期：2011-04-04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 昔日的王朝健康活泼(受访者提供)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刘珏欣) 1594天。 杨惠贤捏起蓝芯圆珠笔，在日历本上红色的12旁边写下这个数字——儿子王朝入狱已经1594天。 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也是植树节，但对杨惠贤来说，只意味着每月一次的探监日。 2006年10月31日晚，去给客户送货的王朝突然失踪。 杨惠贤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她以为儿子被人绑架，十多天后才知道，王朝被捕了。后来的起诉书上称，2006年8月11日12时10分，被告人王朝蒙面入户到保定市XX家，采用暴力捆绑等手段抢劫人民币13000元、红色三星手机一部，首饰若干。 杨惠贤的第一反应是心里一下踏实许多：“说他有别的罪我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但要说他抢劫，还专门赶去保定抢，怎么可能？他不缺那点儿钱。” 那时的王朝在石家庄有两个公司，身家数百万，穿戴只要名牌，2003年就开起了二十多万的车，正志得意满。 更何况，8月11日当天，跟人撞了车的王朝在石家庄给车验损，有多人证言，也有书面签名证据，怎么会跑到150公里外的保定入室抢劫？“一定很快就能还王朝清白的。”杨惠贤觉得。 2007年12月10日，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被莫名换掉后，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 “又来看儿子啦？”守着石家庄鹿泉监狱探视铁门的狱警向杨惠贤打招呼：“来得太多，对儿子其实也不好。”六七天前，是监狱医院的每月探视日，杨惠贤刚来过。 2010年4月2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王朝犯抢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本案由高院进行提审。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终审裁定，认为原裁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撤销该案的一次刑事判决和两次刑事裁定，发回保定市北市区法院重新审判。 4年多来，杨惠贤从未如此接近希望。 “起码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作为嫌疑人，不能再押在监狱了。”可河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作出了3个多月，还没有发到王朝手上，他还在监狱。 有人劝杨惠贤，监狱比看守所医疗条件好，不如待在监狱算了。杨惠贤梗梗脖子：“那可不行，起码我儿子从那个罪犯堆里出来了，看守所最大算个嫌疑人、被告人，我觉得看到光明和未来了。” 杨惠贤拽拽肩上的紫色小包，走进探视大厅，坐在分好的窗口边等儿子。 34岁的王朝坐在了探视大厅玻璃墙的那边，拿起电话听筒。刚才他还在输液，走路摇摇晃晃，脸微微浮肿。 他从始至终没有认罪，零口供。“我开始被抓，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办案的让我好好想想犯了啥罪，我哪儿想得出来？有人进来，办案的介绍说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李刚副局长。第二天晚上，他们开始打我，李刚第一个动手，上夹棍，夹手腕。他一动手，办案的跟着动手。那些酷刑啊！太可怕了。后来看守所都拒绝收我，把我拉到医院去抢救了11天。” “打成那样，不是我还不认罪，是我不知道认什么罪。”王朝说，收到的第一份起诉书上，罪名是运毒贩毒，很快被收了回去，后来又成了抢劫罪。“我当时还高兴，入室抢劫根本和我不沾边，肯定能很快出去。” 那个朋友眼中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浑身伤病。“如果我一开始走减刑的路，再过一年多就可以出去了。可我现在一直抗拒改造，不能减刑，得坐满13年牢。” 很多人劝杨惠贤，让王朝一边减刑，一边上诉吧。可减刑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罪。 “我没有犯罪，不可能认罪，我妈妈也不会答应的！”王朝说， “对！哪怕减刑到一天，他也是抢劫犯！我们要的是无罪释放。”杨惠贤说。 王朝受过高等教育，在监狱里比较少见，管理人员想让他编监狱刊物，可他交的文章是《我要申诉到底》。“后来管理人员再也没搭理我。” 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申诉能有什么用。王朝的前妻觉得他清白，但也觉得不可能翻案，“你妈在瞎闹。”王朝低下头：“明天是我们离婚3周年纪念日，她已经又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挺幸福的。” 只有妈妈坚持去申诉。一审、二审，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被驳回，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指令保定中院再审，再审继续维持原判，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决定提审，终审裁定撤销以前的三次判决和裁定。 跑下来这一圈，花了4年半的时间。有人向王朝说：“这一切都是你妈妈磕头磕来的。”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王朝说。 但王朝老和妈妈发脾气，几天前给妈妈发去短信，连写了8个“骗子”。“我这样伤她的心，不是真怪她，我知道那是孩子对老人不负责任的情绪，但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我真对不起她。” 给妈妈的信上，他写：“在监狱里，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觉得触手可及的东西，一次次烟消云散。多次下来，我已经快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会对下一次怀有百分百的希望。如果不自欺欺人，怎么在监狱里活下去啊？” 二 1602天。 60岁的杨惠贤一个人住在石家庄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三室两厅。 2003年，王朝的爸爸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3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一辈子对我好，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我光管上班就行。”杨惠贤想，他死了我真是没法过。 王朝一审判决那天，正是王朝的爸爸四周年祭日。杨惠贤觉得，他怎么不保佑我们娘俩呢？“人死就真是不在了，只有我来做，为儿子跑吧！” “王朝被打时，我觉得不行，凭什么打人啊？我到处写材料，告李刚。李刚找人跟我说，他没刑迅逼供，要反诉我。我说让他赶紧反诉，我巴不得呢。我那会儿都疯了，反诉我也得告。也不知道上哪儿告，就写材料，哪儿都快递一份，光快递费就花了两千多块钱，一个回音都没有。”杨惠贤还留着一大沓快递单。 案子的每一个重要日期都刻在了杨惠贤脑子里，张口就能说出来，案子的几大疑点更是倒背如流。 最艰难的时刻，她抱着案卷冲到北京。“托人把我领进了中央政法委，也不认识谁，一看见办公室就闯进去，逮哪儿算哪儿，见个人我就磕头，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官儿。这次还不错，人家看了我的证据，当时给河北省高院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认真公正审理。之后，省高院第一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发回再审了。” 这样的好运气很少，每次遇到，杨惠贤都问自己：“是不是要转运了？” “阿姨在这案子里都能当大半个律师了。”王朝的再审辩护律师李波说：“要没有她一直推一直磨，这案子肯定不会有今天。” 杨惠贤跑了89趟保定，5趟北京。2007年8月，本来准备判王朝无罪的一审主审法官被突然换掉了，杨惠贤骤发心脏病，躺倒路边。之后，她又6次倒在路边，被人送进医院，6次下病危通知书都没有人接。 “你说是不是因为没人接，我才活下来了？”总吃不下饭的杨惠贤说说话停下来，喝一口水：“我得喝水，要不然我儿子真完了，他成抢劫犯了。” 杨惠贤的日历上写满每天做了什么，总是去某机关，或见某人，或者“熬着”。每一页上都有“最难、最苦、最高代价的，莫过于蒙冤申诉难！”或者安慰自己“杨惠贤，养好身体，朝前看！”日期旁，都标着王朝的入狱天数。 律师费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加上归还外面的欠款等等，杨惠贤已经负债几十万。作过几十年会计的她，把欠款清单仔细列好，甚至写好了遗书给姐姐，详细交待欠谁多少钱。“如果我突然没了，王朝还没回来，就让姐姐卖了这房子还钱，剩下的给父母。” “我的日子是一小时一小时熬的，1600多天，熬得全身是病。只要王朝一回来，我就什么也不盼了。”杨惠贤又喝一口水说。 三 1603天。 杨惠贤打听到北市区法院终于要给王朝送河北省高院的裁定书了，将把王朝从监狱换押到保定看守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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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总第510期   本刊记者/ 王维博 (文) 柴春芽(摄影)(发自湖北竹山) 3月20日，福利院内的一位老人在雨中去喂猪。 3月20日，全克明老人正在劈柴。他曾连续三年被院长派出去打工。 养女（左后）到福利院来看望80岁的李兰英。           胡辉国把2000元钱交给院长，从福利院领走了两名“长工”。 　　“长工”之一叫全克明，53岁；另一个叫贾宏安，61岁，二人都是湖北省竹山县竹坪乡中心福利院的五保老人。 　　正月初五刚过，胡辉国就与福利院院长但玉堂签订了一份《用工雇用(佣)合同》，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福利院)为乙方(胡)提供二名身体健康的劳力，向乙方收取劳动报酬二人共12000元，人均按10个月计酬6000元。 　　乙方必须保证雇用人员的日常生活、生病就医，确保身体健康。并且负责雇用人员的人身安全，如出现伤亡安全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胡辉国家住30里外的秦古镇，养了二三十头牛，还有一个酒厂，虽然觉得协议有点苛刻，但还是把人领了回来。 　　可刚过半个月，2月20日，但玉堂就打电话把人叫了回去。“上面有人来调查了。”院长有些着急。 　　“我有合同，怕啥？”胡辉国说，但害怕牵扯出中间人，他便把人退回去了。 　　被“出租”的53岁打工仔 　　全克明已是第三年被派出去打工。 　　他个头不高，瘦脸薄唇，但眼睛有神，做事麻利。53岁了，他还是福利院里的“小全”。因为长年在外打工，他也被称为“打工仔”。 　　严格地说，全克明不够五保供养必须满60岁的标准，但自2007年福利院建院起，他就是第一批院民。在竹坪乡民政办的《集中供养花名册》中，全克明一栏的备注里写着：低智。“就是轻微智障的意思。”民政办主任李大健说。 　　所谓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这项政策本是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老人、未成年的孤儿和残疾人而设计的。但对于全克明来说，被“保”的代价是要出去打工。 　　作为院里少数几个口齿清楚、身体健康的人之一，他已先后两次被派出打工，最远至大连。 　　一份当地乡政府党政办印发的《情况通报》这样写道：2009年3月3日，但玉堂私自将中心福利院院民全克明交给兴茶村村民张天伟，由张天伟带到大连建筑工地打杂工，并口头协议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年工资按4000元给付。直至2011年元月4日，张天伟才将全克明送回福利院，2年一共支付给但玉堂7000元。 　　“(具体多少)我自己没有账，两年给了我500块钱。”全克明伸出5根手指。 　　全克明说，在大连，他负责在工地上打杂、看门。工地包吃包住，工钱全部交给院长。 　　被送回一个月之后，全克明和另一位“院民”贾宏安再次被但玉堂按人均一年6000元的标准，交给了本县秦古镇小河村的胡辉国。 　　五保老人被派出打工在当地不稀奇，当地人称之为请“院工”。“院工”分零工和长工两种，给附近村民种地养牛等做杂活的叫零工，按天计算，每天给院里25元；被派往外地砖厂、工地等长年劳动的叫长工，一般每年做十个月，工钱四千到六千元不等，也是由雇主直接交给院里。 　　零工和长工，全克明都干过。 　　院工价钱便宜，附近村民都喜欢雇。“外头找人一天得三四十，请院工只要25元一天。常年做还可以谈价。”解家沟村民李勇说，因为养猪，他也曾雇过“院工”。对雇“院工”，他经验丰富：一定要挑年轻，腿脚好的，智力差点不要紧，年纪大的只能做一些轻活，不划算。 　　“哪一年福利院都要挣我一千多。”他说。 　　村里的退休老师李丛寿甚至和院里“换过工”：先给院里做“大工”，如修房子、盖猪圈、做扫把之类有技术又需体力的活儿，以此换院里的老人去家里做“小工”。一个大工可以换两三个小工，还不用花钱。 　　“院工”也很听话。村民陶军说，当地村民把院民叫老笨(方言，指听话、头脑不好的老人)，如果有后人给撑台(腰)，没人愿意去福利院。 　　全克明和老贾都是这样的“老笨”。在胡家，两人不仅帮胡家养牛，还下地种土豆、栽苞谷。直到被院长电话叫回。 　　老年“生产队” 　　竹坪乡中心福利院以前是解家沟村小学，地势在解家沟村最高。2007年，村小学撤并之后，乡政府将其改建成福利院。 　　福利院向阳背坡，青瓦低墙，一条水泥路通往下方的村落，村民的房屋掩映在青树翠竹之中。山野寂静无声，偶尔能听见老人们在院子里说话。往日小学生的喧哗已消失，嘻闹的场所变成了安静的老人之家。如果衣食无忧，这里真是养老的好地方。 　　但这里的老人却是依靠“以院养院”的模式在维持生活。 　　院长但玉堂介绍，福利院属公立敬老院，占地2亩，为附近11个村的五保户老人及无人照顾的精神病人提供“集中供养”，目前全院有26人，最年轻的50多岁，最老的80多岁，其中有两名生活不能自理，还有4名聋哑残疾人。 　　“瞎的瞎，瘸的瘸，勉强能抬(走)的有十几个。”副院长李明忠说。 　　福利院有二三十亩“自留地”，吃的土豆、萝卜和白菜等靠自己种，但粮、油、煤只能买。湖北省去年集中供养的标准是每人每年1800元。“根本就不够。”院长说。 　　因此福利院自建院起便实行“以院养院”，让老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包括“适当”地外出打工。 　　在院的老人也被组织成“生产队”。老人们被分成生产组和后勤组。生产组负责打工、种地、养猪、烤酒等；后勤组负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大部分时间，福利院的老人们都这样各司其责。副院长李明忠负责记录老人们每天的出工情况。劳动情况都被记在“工分簿”上。 　　院长但玉堂介绍，计工分是为了发零花钱，按劳动轻重、时间长短记录工分，年底结账。工分多的老人能分到三四百元，最少的则只给50元。那些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不出工的，只在过节时给点糖、毛巾等，意思意思。 　　被送回来后，全克明又加入了福利院的“劳动组”。参加劳动的老人有些智力低下、腿脚不好，怕这些人迷路，院里指派全克明和陈德社负责“带队”。 　　3月14日下午，小雨加雪，山里的空气突然变冷。全克明带着七八个老人在距福利院不远的刘家沟种苞谷，那里有一小块村民撂荒的地。 　　七八个老人一字排开，用铁锹挖着地，动作很慢。有人嫌冷，跑到一边点了一小堆火，于是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凑过去烤火。 　　“山里禁火，小心烧了林子！”全克明大声提醒着。他不愿提此前打工的事。“院长不许多说。”他看了一眼陈德社，转身又去挖地。 　　一里之外，福利院里也是忙碌景象：有人在酿苞谷酒，猪圈旁边，两名老人抬粪。除了种地，酿酒与养猪是老人们忙得最多的事。 　　院门不远，66岁的黄娃正在低坡处打猪草。黄娃原名黄志朝，负责七头猪的“伙食”，每天都要出去打猪草；他同时还负责整个院子的卫生。 　　出院或在院，都要劳动，老人们便不太在乎被“出租”。这些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们看中的，是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院里能念着自己曾经卖过力的情分，收留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安葬。 　　而对全克明来说，出去打工意味着能吃得更好些。“每天一盒烟，如果要酒喝也会给点。”他笑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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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野夫的作品中描摹了时代背景下的无数死亡，理解了死亡与黯淡，就理解了他的充沛与活力 “痛哭流涕，一宿未眠”，作家章诒和如此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和声、另类的光。”“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她读的是野夫自费印制的书《尘世·挽歌》。 她要认识他。 2008年5月下旬，章诒和在北京见到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野夫，他的举止介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其他在座朋友，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5月9日的公告上写着：“野夫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 2009年，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野夫散文自选集，分别为《江上的母亲》和《拍剑东来还旧仇》。一位学人在序里写道，“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 2010年大陆新星出版社出版野夫散文集《尘世·挽歌》，很快畅销断货。 同年，在第十八届台北国际书展上，因为台湾版的《江上的母亲》，野夫获得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由萧万长亲自颁奖。 如那位学人所说，野夫的文字里，揭示了太多的“死亡之气”。当范冰冰等美艳优伶赫然成为杂志头条，一个喧嚣又扭曲的娱乐时代尘埃落定，自由作家、浪荡才子野夫的文字更是落落不合，成为少数人的读品。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当差，他曾进修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在思潮暗涌、光彩夺目的80年代，在校长刘道玉老师易中天的潜移默化之下，这名写诗作赋、广交弟兄的警察只需稍稍迎合，其政治前途未可限量。 也许是际遇相似，所以被章诒和先生引为知己。28岁的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坐了4年半的牢，血色青春变成沉痛的伤口。 父亲在他出狱半年前，癌症不治而亡。1995年，野夫出狱，他发现母亲“一生的坚强荡然无存，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十天之后，68岁的母亲、曾经的“右派”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 “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江上的母亲》） 悲情家族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利川县西流水村，“土家人，重情义”。野夫的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野夫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8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名叫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1948年，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被人伏击而亡，次年武汉易帜，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自己敌视的亡父再次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大伯横死、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自杀；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家门口被人用歪把子机枪堵住，窗上贴满了打倒的标语。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名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古街静寂，不通电，夜里沿河的一座座土家族吊脚楼里点起油灯。野夫便在这种柔和的光线里，在外婆讲述《二十四孝》的晚上，度过动荡的童年。 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日后的“善良与慈悲”固然由知书达理的外婆濡染，却也与童年亲见的暴力相关。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在幼年野夫面前高喊“打倒地主儿子”，野夫往自己的玩具枪里塞满石灰，对着他的眼睛狠狠一枪。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道歉，父亲铁青着脸准备实施家法。野夫辩解说：“他喊口号侮辱我。”父亲默然。最终只说了一句：“去睡吧。”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孩子王，打架斗殴，无所不能。“文革”结束，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贵为“读书人”，却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据说，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的刀疤。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大学里，野夫成立“剥枣诗社”，开始了诗歌创作，此后几年他保持着“地下写作”的身份。1985年，他23岁，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得以插班考入他心目中的圣殿——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之后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结识了很多意气相投的“兄弟”。易中天就是野夫当时的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两人亦师亦友，过从渐密，诗酒同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易中天每次从厦大返汉，必然到起义街55号探视野夫。1995年，野夫穷困潦倒，准备当书商，易中天就把已经签约某社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1996年，野夫把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他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野夫，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在野夫的眼里，易中天是“重情重义”的人。 落拓江湖 我们最初提到的，他那一生坎坷、刚烈决绝的母亲，在清贫和某种自知的困境中，怀着尊严与母爱，投江自尽。“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惟向秋风坟上哭，苍山日尽寒灰起。以一种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也是儿女无法释怀的惩罚，却让人不得不反思整个时代的冷漠与推诿。 《江上的母亲》一文不足五千字，讲述了其母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母亲前半生的刚强，娓娓讽刺那段历史的冰冷与教条，最后长江口的艰难一跃，足以令人感概万千。寻母期间，野夫只身来到武汉下游的阳逻镇码头租住，先到派出所，派出所客气地说，这墙上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只能凭着一叶小舟，独立江湾、逡巡寻母。江面每日果然都有浮尸，他都要靠近查看，生怕错过了自己的母亲。这样许多天后，他又上溯回武汉，终于无果而终。你不能想象，那一刻是怎样痛彻肺腑，而物转星移，这又如何转化为心头的一道隐痛的疤痕。 1995年，为母亲砌好衣冠冢，野夫飘零北京打工，成为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 第二年，野夫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读到金斯堡纪念他的母亲的长诗《祈祷》：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34岁的野夫在北京紫竹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 从《野兽之美》到畅销书《水晶头骨之谜》等，野夫总共策划责编的书目不下500种。王朔早年与一名朋友对谈，由那位朋友点评人物，王朔捧哏，聊出一本文化批评。此书的经手人便是古道热肠的野夫。问到书名，野夫说，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当时王朔正在出版的热点上，最后的几十万版税，王朔悉数给了与之对谈的落魄的朋友。野夫寻思着，王朔帮的人可能是许多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那些骂他是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几人能够？ 野夫干过许多职业，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都赔得血本无归。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书商，毫无疑问，野夫是其中的佼佼者，既能立足于世，又结交了不少狂朋良伴。 在京当书商期间，他当起了“活雷锋”，资助了不少贫困的在校大学生。他说，他的理想就是组建一个文化书院，免费吸收一帮贫穷而有慧根的子弟，传道授业，让他们不再为衣食而忧。野夫40岁那年的6月1日，他组织了十几位同龄诗人共同庆祝，名为“四十岁的儿童节”，据说现场群裸如赤子，一醉方休。 锦绣十年，忽如云烟。他的朋友们，或者是“粉丝”，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酒色财气、癫狂不羁、接近侠客、疏狂的人，仿佛一种“才子综合症”。他也自认为是一个老混混，说自己厌烦中规中矩的人生，因为这个时代多数人活得很压抑。 时至2006年，快意热血的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去往云南大理，租赁民宅，以写作为生。一度多省热播的电视剧《父亲的战争》，出自野夫之手。作为编剧的营生，他坦言“只是手艺活，除开换钱它狗屁都不是。” 罗江县自救 罗江建县只有十余年，是与四川德阳、绵阳几个重灾区接壤的一个小县，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地界更近，开车约一个小时。 2008年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城乡统筹“做得不错”，提议写乡村调查，于是留下调研。“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 刚开始调研就发生了地震。“那一刻我在镇政府里，和大家一样，夺路而逃；每个人的惊恐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范跑跑的行为。” 罗江灾情排名全国第21名，也算灾区，而又不在国家救助的重点范围之内。面对陡然间失去所有财产的灾民，野夫留下来共度患难。他被聘为县政府顾问，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直接面对农民，维护基层秩序。“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正好是观察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机会。”罗江县地震直接经济损失116亿，政府不可能全部“买单”，必须官民携手自救。野夫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我的一些朋友为罗江捐助了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之后第九天，罗江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因为“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传言，意外引爆了一次近万人的群体事件，躁狂的人群“砸了警车，打了警察和官员”。若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难以占据道义优势。于是县委和政府迅速号召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找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干部上街分散人群，解释真相。 由于当地官员处理得当，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野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解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案例：在非常时期，某个官员的错误处置，加上传言，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骚乱。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要蒙受损失，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才是一个大命题。” 他追踪调查地震之后，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了3个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当时连载在《天涯》杂志上。日后他准备结集一本名为《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的书，试图继续探讨乡村社会问题。 一个民族的道统，在近几十年来是破碎和断裂的。一旦面临大的危机，必然涌现种种不堪现象。“比如救灾的牛奶来了，无论受灾与否，很多地方都要人人均分一杯，否则便会扯皮吵架。这种表面的公平，掩饰了同情心的缺失。古代维持乡村教化的是礼俗、族规、乡村艺人的说唱，那时人们多有荣耻心。但今天家家有电视、天天有文件，传统道德反而每况愈下。” 悲情援助固然是善举，却并不能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和自杀率，也会是重新的伤害。于是当地的主官提出了一个精神重建的想法，与野夫合作制定了一个“精神重建计划”，包含重建乡村民主、礼俗、道德等等。“我们选择了一些村组进行社会实验，如选举村组议员、定向代表、救灾评灾等等乡村大事，完全交由议员开会决定，村组干部只是负责落实执行。这样很快化解了一些乡村冲突和官民矛盾，至今这些制度还能持续。” 野夫聊发少年狂，因地制宜组织“乡村戏剧”，试图给参与者创造一种道德氛围，让大家回归到一种古老的道德共识里。他说服县广电局，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 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农民演员走在街上，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明星。”2008年在杭州召开国际传媒大会，其中之一的独幕剧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章诒和之所以敬佩野夫，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雅朴实的自由写作者，还是一个富于激情的“行动派”。野夫自认继承的是晏阳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的传统，组织乡村实验戏剧，为社会改良聊尽绵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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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 第123期     本报评论员 李铁 　　于建嵘的遭遇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011年，他发起、参与的两次行动：乐清钱云会案公民调查团与围脖打拐活动，即给他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和支持，却也同时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漩涡，一时间，这位常常以底层人民代言人形象出现的知识分子，似乎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带头参与乐清调查团之后，他被一部分网民骂成官方的走狗。在微博打拐行动中，那些怀着一颗行侠仗义的心，胸中满是豪情和正义的拍照网友，也很难接受他们只是在与风车作战。 　　也有一些人质疑“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打拐是干了城管的活，在国家儿童福利体系还未成型的情况下就全面扫荡街头乞儿，是断了这些乞儿的最后生路。甚至有人开始动用诛心论，质疑于建嵘的动机，说他打拐是为了转移“钱云会案”的话题，说他是作秀大王，摆出一副为底层人民出头的架势，用民粹主义的方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勾勾手指头就让网民们跟着他走。 　　诛心论不值得讨论，我只对行动事实感兴趣。就从所作所为而言，这两次于建嵘并没有多少真正可指责的地方。 　　不过这两次事件确实开启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在今天，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该走向何处？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环境中，除了做一个局限于专业领域的专家、体制内掌握资源的“学术权威”、迎合庸众的畅销书作家，难道只剩下“民粹”一条路？为了社会能往好的路径发展，知识分子究竟该走怎样的路？ 　　知识分子的最近三十年 　　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思想启蒙与知识传播的承载者，也是体制内行动的参与者，对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学术分类，但不管那些知识分子来自于什么专业领域，他们大都热衷于谈论公共性、跨领域的启蒙话题。有人回忆，当时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专业的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学者们讨论的都是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话题。 　　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氛围，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阻力多半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混乱，整个国家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极其匮乏，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于与一些错误的思想作战。一旦人们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一定会照着对的方向去做。 　　体制内的决策者们需要知识分子给他们以指引，知识分子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言论空间。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隔膜，受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认可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体制内的精英，在体制内也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当时体制内部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知识分子。 　　公众英雄时代的终结？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学院知识分子成为公众英雄的时代迎来了拐点。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知识界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逐渐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有相似之处，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已经式微。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改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 　　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知识界几乎无存，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讨论和一致的主题。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在体制内立于潮头，要么去体制外赚钱。 　　去体制外怎么赚钱？80年代那些精英化的文化书籍，动辄印刷几十万册，如果现在能复制那样的情形，自然也是能赚钱的。但自90年代末以来，那种精英化的，以知识群体为读者的书籍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知识分子要在体制外去发财，只能遵循纯粹的市场逻辑，—市场喜欢听什么，我就怎么写。 　　一批娱乐化、媚俗化的知识分子陆续粉墨登场。谈《论语》、说《三国》，煽动民族主义、用货币战争来耸人听闻。所有这些，都和思想与学术无关，只关乎娱乐消遣。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娱乐明星，是商人。起初他们还以“狎妓不碍忧国”来安慰一下自己，后来逐渐连这一丝安慰都不讲了，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与知识分子没有一丝关系了。 　　中国依然需要知识分子 　　近十几年里，一大批技术专家开始在媒体频频亮相，经济学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取代了80年代文化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平台上讨论社会事务。 　　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现代商业社会的问题已经相当复杂，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越来越多，文化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知识阶层不能再仅仅凭借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技术专家的繁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这绝不等于说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可以单凭技术的方式得以解决，政治不等于经济，也不等于行政，技术专家的方案往往缺乏价值的判断，也不具有批判反思的意义。 　　或许有人说，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宪法树立的社会发展框架，200多年来基本稳定，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则基本没有变化，已经相当成熟，社会发展只剩下市场社会的自然演进。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社会发展的宏观框架还远没有搭好，重大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依然处于纷争之中。这一历史使命和任务，不能靠技术专家来完成，也不是民众凭借常识所能完全解决的。 　　互联网媒体来了 　　就在人们已经开始忘却这个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市场，那就是几亿网民。 　　本来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在传播上与传统的媒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一种这样的状态：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我们社会正在加深的裂痕—精英寡头化与下层的民粹化。”这种民粹化的情绪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体现和聚集。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中道已经难以立足。知识分子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立足，就必须站队。在很多民粹倾向的网民眼中，知识分子只有两种，一种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一种是为劳苦大众代言的良知英雄。这个市场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非黑即白，稍微站队不彻底就会被两边撕裂。 　　于建嵘教授想必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撕裂的痛楚。除了撕裂，于建嵘教授感受到的还有这个市场的无序和不可捉摸。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媒体市场实际类似于广场政治，民粹化是其自然的属性。一些低技术含量的“骂客”更容易吸引眼球，成为明星。因为，剧场效应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都不高。或者说，这里需要的只是迎合网民的情绪发泄，需要的只是煽动和作秀的媒体技术。 　　这绝非是社会的福音，民粹化的情绪表达和开放言论虽有其价值，但并不能支撑起中国的稳定转型。须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很可能是最后的理性，我们的体制，应该容纳他们在体制内批判，而不是任由这最后的理性在体制外被民粹主义的狂风吹散。 　　如果我们的体制内不给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留空间，将这些健康的批判都逐出体制，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只剩下一种批判的力量，那就是网络上激进的民粹主义批判的力量，而且还将越来越激进。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呼唤中道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理性的批判力量来平衡那些激进的网络意见领袖。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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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ing Position: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s, Renmin University Born: 1957 Career: 1974-77 Raising pigs 1978 Studi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t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Mish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985 Studies history at Renmi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996 Receives PhD in history and starts teaching at Renmin University 2007 Involved in a disp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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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的准备工作和对细节的重视，使得日本人在受灾的时候，心理自然趋向平稳。与其说是日本人的性格善于自我安慰，不如说是良好的社会措施赋予了他们面对灾难时的安全感。 文/丁晓洁 日本人似乎特别喜欢为自己应援。 大地震后，活跃在Twitter上的日本漫画家和艺人，以最快速度发出了精神应援的呼声。 3月11日，乐坛天后滨崎步连续14小时不停在Twitter发布了143条留言，鼓励民众不要焦虑和恐慌：“在自然面前，我们人类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就算我拼命地retweet这也只是渺小的力量。大家也认为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吧，但是，我的一点力量跟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会变成怎样呢？不被绝望打倒而放弃，让希望鼓起心中的勇气，这就是我们。” 3月12日，《灌篮高手》的作家井上雄彦在Twitter上发布了40多张以“Smile”为主题的手绘漫画，希望以元气满满的温暖笑容来治愈灾难中的日本人心。随后音乐人菅野洋子连夜赶制了歌曲《你要活着，你要平安》，并亲自演唱：“一起活下去，世界与你在一起。” 3月13日，讲谈社漫画周刊morning在官网上刊登了旗下漫画家创作的应援漫画，纷纷传达了“请活下去”、“一定没事的”的信念，《20世纪少年》作者浦泽直树以三代日本人的群像，喊出了“加油！日本家族！”的心声。 3月14日，《机动战士高达》的机械设计师大河原邦男，绘制了一幅双手挥舞日本国旗的高达插图：“感谢参与重建救援的人们，感谢自卫队。日本加油，日本加油。” 3月15日，漫画《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在《周刊少年JUMP》官网上发布了孙悟空和阿拉蕾的壁纸并提供下载，壁纸上写着：“各位灾民们，这次真的很严重啊，不过大家绝对不要被打败，请加油！” 同一天，日本演员渡边谦与剧作家小山薰堂开设了支援地震的公益网站“kizuna(羁绊)3·11”，并以朗诵宫泽贤治名诗《不畏风雨》的视频作为第一弹企划。渡边谦说：“现在，在这个国家里，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羁绊’，我想可不可以让大家之间的羁绊更深呢？” 3月17日，绘本天后高木直子在Twitter上发布了写着“日本！FIGHT”和“Thanksalot”的插画。用作品中的一贯语气，高木说：“晚上漆黑一片，感觉有一些怕怕的。虽然这样，但希望一个人住的各位也都要加油。” ……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曾经说过：“日本人是非语言化的民族”。大地震后，日本人安慰自己的话语，出现得最多的也就是一句——“请加油”——没有任何“哀痛”和“悲切”的字眼。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淡定？ 地震三天后，旅日学者毛丹青回想起这场灾难中的日本人，用来总结的一个词是：淡定。 “镇定有序地排着队，公共场合也很遵守纪律。连美国人都说，日本文化里好像没有‘掠夺’这两个字。相比海地和智利地震后抢夺或是打架的乌烟瘴气，在日本几乎没有一起这样的事件发生。”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淡定？在外界纷纷就此展开对日本人国民性和民族精神探讨的时候，16年前就曾经历过阪神大地震的毛丹青却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训练有素。“日本人的镇静淡定，和他们的紧急救援措施有直接关系。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日本受到的灾难骚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们早早就针对地震爆发准备了一系列很强的预案，这些工作使得地震到来的时候，市民显得很平静。” 让毛丹青印象深刻的准备方案有两个：一是公寓楼下的井盖，这些井盖以1米左右的距离排列成行，地震后救援人员把盖子打开，在井盖与井盖之间竖上木板，就变成了公共厕所；二是公园里的石凳，每条长凳上都有一块木板，木板下的石头正中留有一条坑，地震后的晚上如果很寒冷，人们就可以把凳子劈掉，在石头坑里燃烧木头用以取暖。 毛丹青的同事大津教授，专攻紧急救援，他告诉毛丹青：“日本日光灯的使用量占据世界前位，跟欧美喜欢温柔的灯泡发黄的光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本灾难多，人受灾时对白昼强光容易产生依赖，所以震灾避难所全部使用日光灯，夜间也开着。白昼光在人受难时其实是一种希望。” 面面俱到的准备工作和对细节的重视，使得日本人在受灾的时候，心理自然趋向平稳。与其说是日本人的性格善于自我安慰，不如说是良好的社会措施赋予了他们面对灾难时的安全感。 1995年阪神地震中的日本人还不曾感受到这样的安全感。那一年日本甚至还没有能够测量7级以上地震的仪器，无论是预警部门还是救援部门都措手不及，物质救援与心理救援也都没跟上。阪神地震后，日媒纷纷开始反思日本安全神话的破灭，1996年，政府迅速出台了一部《被灾者生活支援法》，如今几乎每户日本人家都有一张灾难时避难场所地图，里面标明了一旦发生洪水、台风、山崩、海啸时的避难场所。每年的9月1日，日本都会举行针对地震的防灾演习，不仅是专业救援队的救援演习，也包括市民的避难演习，市民防震演习也细分了种类：学校有专门面对中小学生的演习，公司有专门面对上班族的演习，社区有专门面对老年人的演习，公寓管理公司有面对全楼住户的演习。 一年一次的针对性演习，训练人们在地震到来时如何避难，地震结束后又如何遵从避难指示去往安全的地方。这种训练对于真正遭受到地震的日本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心理影响。 “对于这次地震中日本人的表现，我们用国民性来看待是个误解，好像他们这个民族很强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技术层面上和我们经历的不一样，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毛丹青说，但他承认日本人对于灾难确实有着强烈的戒备意识，“我估计日后灾难题材的电视剧和畅销书会出来更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海啸和核电站题材，可能会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 电视是如何安慰人心的？ 一旦察觉到了地震，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打开电视。 1995年的阪神地震，电视台在三分钟之内就播出了震情画面，发生时间、地点都报道得很清楚，电视屏幕右下角打出一行文字：“不必担心海啸。”今年3月11日的东北部地震，日本即时地震信息系统更是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功效——地震震波到达的前30秒，就已经透过电视、电台及手机发出了避难警告，打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 地震后续报道中，日本电视台采取了“72小时报道手法”：前三天每个电视台都停放了商业广告，非常紧迫地报道每一个和地震有关的消息，72小时一过，商业电视台立即恢复了常规番组的播出，日剧和动漫也不受影响继续播出——这是由一个规律所决定的：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是人的生命线，超过72小时人存活的几率就很低了。但在常规节目播出时，所有商业台都把电视画面切割成几个部分，增开了四个地震信息栏：最上栏流水般走过一行字，左右两栏都有竖行字，最下栏又是一行横字，内容包括地震即时消息、避难所情况、交通运行情况。 不仅仅是技术手段，日本电视台还特别注重营造灾难新闻气氛，以此稳定人心。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电视上有日本人在哭？不煽情是有意而为之。阪神地震时期日本电视台还惯用渲染性报道手法，日本人的慌乱在屏幕上尽显无遗，但在16年后，电视台对地震分析的技术含量远远超过了它的社会含量，它们更倾向于从精确技术化的角度来阐述地震，有意识地避开了在灾难当中无益于集团行救的煽情成分。毛丹青举了一个例子：“我在大学教媒体学，我的学生有成为播音员的，他告诉我，通常播音员一分钟要念400字左右，但是碰到地震大灾难时，他们会把一分钟的字数降低到350字左右。”不管前方记者有多么紧急的消息传达过来，主播们被要求表现得很镇定，用很缓慢的语调给观众们营造一种安定感。 绝对不制造超级英雄，这是电视台安慰民众的另一种手段。“当救援部队进入灾区的时候，电视上并没有表现出很亢奋的情绪，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是磨磨唧唧、按部就班、慢慢来的感觉。”毛丹青说，这和中国的同类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观众会看到我们诞生了很多英雄，有人双手鲜血淋漓地去挖砖头、拼了命要救人，这种勇气在日本的集团营救中是看不到的。” 电视台绝对遵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思想，救援队为了遵从高效率高精确的守则，也控制住了他们在现场所应该表现的冲动式行为。日本有一本名为《世界日本人笑话集》的畅销书，作者早坂隆曾在书中调侃过日本人的这种根深蒂固集团主义心理：当豪华客船开始沉没，为了让乘客们尽快跳海逃生，船长便对美国人说“如果跳下去，你就是英雄”，对英国人说“如果跳下去，你就是绅士”，对德国人说“跳下去是这艘船的规定”，对意大利人说“跳下去会讨女人喜欢的”，对法国人说“请别跳下去”……而对日本人说的则是：“大家都跳下去了哟！” 正是这种集团主义的心理，使得地震后普通日本民众让世界见识到了他们处变不惊的一面，他们自觉地发挥了“隐形”和“消音”的民族特性，即便在灾难中也要克制情绪、维持着惯有的秩序。这正是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所描述过的：“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一声不吭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 治愈系是个什么系？ 近十年来，在日本最经久不衰的一个派别是：治愈系，也称愈疗系。 翻开各类流行杂志，这三个字随处可见：治愈系美女、治愈系色彩、治愈系食物、治愈系温泉旅馆……所谓治愈系，泛指的是没有杀伤力、能够抚慰人心灵的种种事物。此次地震后，被网友广泛转发的一条《“KIZUNA”-PrayerforJapan》应援短片，正是“治愈音乐之父”坂本龙一和艺术家ValerioBerruti共同创作的作品。 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注定了日本人天然的隐忍和压抑。台湾作家苍井夏树认为这正是治愈系常盛的原因：“工作过劳的日本人，常常让我觉得很心疼，在东京街头或者地铁站，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醉醺醺的上班族，索性在路边呼呼大睡，想必工作真是太操劳了。于是，各种舒缓减压的疗愈商机应运而生，抚慰心灵的产业也非常蓬勃。” 日本媒体曾发表过一份“治愈系商品排行榜”，把“泡温泉”、“按摩服务”、“一个人吃饭的公园”、“野菜风潮”、“夏天的大海”都归类到其中。关于“治愈系女星”和“治愈系男星”的评选年年都有，“森女”和“草食男”则是治愈系最新衍生品，集英文库曾邀请“森女系”代表人物苍井优拍摄限量版封面、朗读文学名着，又邀请新生代“草食男”冈田将生担任代言人。治愈系影视作品也大受好评，最具标志意义日剧是仓本聪的《温柔时刻》和《风中花园》，而治愈系电影《always三丁目的夕阳》和《入殓师》都曾在日本《旬报》排行榜上高居榜首。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从吉本芭娜娜的《厨房》到江国香织的《温柔的黄昏》，再到以《一个人的好天气》勇夺芥川奖的青山七惠，将治愈系小说推到了最高点。 地震后的日本，让网友大呼“治愈系”的故事是以下这些：奥特曼现身Twitter，这个圆谷株式打造的官方账号，不停为日本人民加油打气；匿名人士以“鲁邦三世”的名义，先向和歌山市捐助现金100万日元；“2ch”论坛上的宅男们选择用颜文字方式来解释福岛核电站爆炸情况……而仙台一家休业餐馆的门牌上，老板贴着一张治愈感十足的便利条：“临时休业。才不是因为害怕地震呢！” 最治愈系的一句口号，来自大停电之夜的日本网友留言：“太暗了，星星前所未见的美丽。仙台的诸位，请抬起头。” 末日文化中的心理危机建设 与治愈系同时盛行的，是截然相反的末日文化。 2009年7月，日本富士电视台曾播出过一部名为《东京地震8.0》的深夜动画，在此次仙台大地震后，它被称为是动漫作品中的“保罗”。动画从女主角“每日每日都是一成不变，这样的世界，还不如彻底崩坏掉吧”的抱怨开始，随后海沟型大地震向日本袭来，彩虹桥坍塌，东京铁塔倒下，一瞬间原本繁华热闹的东京不复存在。《东京地震8.0》中的科幻元素极为弱化，而是转为用普通平凡的震后生活，企图给予“人在灾难面前很渺小，平凡的日常生活值得珍惜”的启示，并加以“如何防灾，如何避难”的地震普及知识。播出后的两年中，《东京地震8.0》已经超越了动画层面的意义，上升为各地防灾宣传活动的教材，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总集篇，在日本各地免费巡回公映，上一次公映时间是2011年1月16日，距仙台地震还不到两个月。 另一部着名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则在本次地震后完全被“三次元化”了。地震后，由于11座核电站被关闭，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实施轮流停电计划。效仿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出现过的类似场景，秋叶原的宅男们发起了“屋岛作战”省电行动，制作了一份在网上广为流传的“NEVR”通知书：“自下午6时起电力将出现显着不足。请将城市中的霓虹灯、游戏中心以及柏青哥等店中的机器全部关闭电源。东京电力的需要量高峰将出现在下午6时到7时左右。请在上述时间内尽量避免电力使用。您晚吃一会饭的时间可能会救助一条宝贵的生命。还望大家尽力配合。” 日本的末日文化并非是近两年兴起的，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岛国，居安思危的心理使得日本人长期身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他们的灾难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1973年出版的科幻预言小说《日本沉没》，不仅以400万册的销售记录荣登当年畅销书榜首，更在1974年和2006年两度改编成电影。在小松左京的故事设定中，日本列岛将在10个月内全部沉入大海，接着是纷沓而来的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全日本民众都陷入了即将迎来世界末日的恐慌中。没有好莱坞式英雄拯救世界的奇迹发生，最终日本如预言一般沉入了大海。面对灭顶之灾，小松左京借故事中的首相之口说出了他的日本人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和所爱的人，和这个国家，生死与共。能有这种见识，大概就是日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关键所在吧。” 2006年，日本“SF御三家”之一的筒井康隆拍摄了《日本以外全部沉没》，设定了完全相反的场景：2011年，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个国家相继沉没，只有日本人幸存下来，日本因此成为世界霸主。简陋粗糙的上世纪50年代B级片效果，全片充满了恶搞与黑色幽默，但在影片的结尾，筒井康隆同样传达了日本人的末日观：狂欢之后的日本难逃一劫，面临即将沉没的命运，人们静静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楳图一雄的《漂流教室》，一群小学生穿越到了毁灭前一刻的地球；川口开治的《太阳默示录》，东京没入水中，日本列岛一劈为二；井上智德的《核爆默示录》，2036年的东京遭受了严重的核辐射污染，恐怖的变种生物开始出现…… 比起预言世界末日，描述日本末日的作品更能引起日本人的兴趣。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一致地传达了“没有奇迹”的日本灭亡论，企图以此进行灾难教育，传达“活在当下”和“一期一会”的末日观。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像日本人这样时刻抱着去死的觉悟，这是他们超常的忧患意识，也是他们自身的预警系统。 末日文化中的灾难教育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安慰性的心理建设，也是他们的逆境生存哲学。正如《日本沉没》的导演通口真嗣曾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灾难，特别是大灾大难，日本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从而就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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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封面 印尼海啸、汶川地震、海地地震、玉树地震的旧痛未愈，盈江地震、日本地震及海啸又猛然降临。在福岛的核危机中，不安的人们一边为灾民祈福，一边奋力抢购碘片和加碘盐。 地球调到了振动模式，“环太平洋地震带”越发活跃，2012的预言越发真实，我们该如何安慰自己？除了更加爱护环境、学习自我保护，剩下的就是抱着最好的希望，做好最坏的打算，享受当下。 人心调到了忐忑模式，人群分化出自测派、幻想派、哼唧派、淘宝派、冷笑话派、夜话派、愈疗派、八卦派、浮游派、爱心派、入戏派、咆哮派等12种自我减压流派，用自嘲、趣味与温暖，安抚浮躁、忧郁与痛苦。 既然不能活着离开地球，那就早安以励志、晚安以温情吧。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北岛语)。 地球一咆哮，人类就忐忑 安慰才是中国之盐 地球咆哮，是自然危机；人类忐忑，是心理危机。是灾难频发、信息传播发达又心灵脆弱者众的这个年代，让我们反省自身的“安慰文化”——如何让淡定成为一种自我修养，让安慰成为生活之盐？ 文/黄俊杰 日本发生地震不久，中国师奶就去抢盐——当地球调到振动模式、经济调到通胀模式、交通调到堵塞模式、婚姻调到电视表演模式、就业调到高难度模式、通勤调到长时间模式、住房调到小户型模式、奶粉调到防核辐射模式、猪肉调到瘦肉精模式……我们的心，也调到忐忑模式。 中国人不缺盐，缺的是淡定——正如咆哮体所言：“现在忙着抢购油盐酱醋的人你伤不起啊！！！”忐忑事出有因：地震专家说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后，地球又进入地震相对活跃期。每当灾难发生，看完新闻的我们有如看过《2012》，内心突然脆弱，集体陷入情绪流感。 此刻，不如寻求一种自我安慰大法——地球咆哮，是自然危机；人类忐忑，是心理危机。当耳边有神曲《忐忑》、笔下流行“咆哮体”时，我们终于明白，淡定是一种自我修养，安慰就是生活之盐。 一个国家的“自我安慰力” 地震过后，有中国记者在日本采访，早上出去吃早点，店员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让您担心了！“仿佛这个城市受到地震之累，店员应该为此负有责任。”与这个观察同时出现的，是大量关于日本人在灾后的良好秩序与关于“情感压抑能力”的报道——此间，日本人互相安慰的话语不算丰富，多是简单的一句：“请加油”。但是，这句简单的“请加油”，在温暖励志的日剧中出现过，在愈疗系小说中出现过，在宅男赖以为生的动漫中出现过，背后有日本的“安慰文化”。 在灾难频发、信息传播发达又心灵脆弱者众的这个年代，需要有人去关注、培育与创造自身的“安慰文化”。我们相信中国文化里亦有安慰基因——梁文道就说过，要安慰找于丹。“5·12”大地震发生后，广州有专业的音乐疗法心理治疗师到当地做心理辅导，音乐治疗师就曾用古琴为“汶川音乐治疗项目”创作了《莲花》一曲：“此曲如徐徐绽放的莲花，纯净的莲心绽放着慈悲、宽心的大爱，静心聆听中，既缓解心绪，又提升阳光能量。” “自我安慰力”是一种生产力——中国有“中国恨墙”，韩国有棺材学院，美国有摔盘子泄愤治疗中心，加拿大有枕头大战联盟，日本有痛哭网站，俄罗斯有动物园心理诊所——或用各种方式发泄，或进行死亡教育，或让猕猴当心理医生，安慰那些忐忑、疲惫、紧张的心灵，早已成了一条涉及娱乐、文化、商业与创意，围绕解压与治愈为主题的社会链条。 生活的“忐忑”与“咆哮” “四五年前回国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中国人的心态确实是忐忑的。那几年，我经常给中国朋友打电话，他们会告诉我说——我们每天忙啊，忙得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龚琳娜接受《新周刊》采访，如是解释已被改编成“阿姨压抑带个刀”的《忐忑》在中国的流行——此时，据说CBA联赛吉林对辽宁比赛中，因辽宁主场DJ播放神曲《忐忑》，让吉林球员多次罚球都未能命中，篮协已不得不发布通知禁止播放《忐忑》。 生活有时是一场播放着《忐忑》的糟糕篮球赛——《赌博默示录》中说，“没有钱你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想要的东西都在柜台里，但根本得不到。就好像，篮球架如果在100米高的地方，就没有人想要投球了”。 普通人的奋斗史就是一个中国压力榜：找工作、求姻缘、供房子、养儿子、买车子。街头小店因此出现减压玩具，包括一捏就发出劈啪声的泡泡纸和“惨叫鸡”——“惨叫鸡有长长的脖子，古怪的造型，用手一捏还会发出凄惨的叫声。” 生活有时是一篇满纸“有木有”、“伤不起”、“为什么”的咆哮体。好在，我们总可以找到安慰自己的秘笈——起码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让“浮游少女”的照片洗涤心灵，可以加入豆瓣“装逼小组”苦练咆哮体，可以躺在沙发看控诉小三的《回家的诱惑》，可以发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爱心帖，可以买一本远离现实的《三体3》，可以到淘宝网买几罐奶粉，可以说一个《非诚勿扰2》讲过的冷笑话，可以看看从电台咆哮到电视的万峰老师，可以看一本披露韩寒背后女人的八卦杂志。自娱自乐是生活必需品，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谭飞说：“没有八卦，这个世界基本离2012不远了。” 生活越是匆忙，安抚自我身心越应成为每日功课。在急之中国，面对成功与财富的落差，我们总有心态失衡的时候。这种失衡可以用“咆哮体”消解，可以翻唱《忐忑》宣泄，只是治标不治本。其实，安慰自我的最好方式，是相信明天会改变，并在今日付之行动——《新周刊》采访华师大心理专家许维素，她提出的解决之道是：“面对真实固然残酷，但唯有承担和解决，才是对于心灵最有效的治愈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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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山陵陵寝的陵园路旁的梧桐树，枝繁叶茂，成为南京东郊最美丽的风景。 因地铁3号线施工需要，南京太平北路旁的梧桐树被剪去枝干准备移栽 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  实习生_王春明 南京报道    摄影_杨晞 3月19日下午，陆肯和肖小雅从他们位于南京河西的家出发，坐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抵达大行宫站旁的南京图书馆。他们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天色阴沉，快要下雨，穿着丝袜的肖小雅不禁有些瑟缩。陆肯搂着女友的肩膀站定，他背着黑色双肩书包，包带上系着一条绿色丝带。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广场。陆肯在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中学老师，看到了一座办公楼里的同事。春寒料峭，衣衫沉闷，不时闪现出的一条条绿丝带，尤显醒目与生机盎然。 为了树的聚会 “这是一场为了树的聚会。”肖小雅说，她特意强调了“聚会”两个字。没有口号，没有标语，绿丝带是沉默中的召唤，代替他们说出了没有说出的话：留下梧桐树。 20天来，梧桐树的命运牵动着这座城市无数人的心。3月1日早晨，陆肯从微博上得知太平北路的49棵梧桐树被“砍了头”。这条路就在他的办公楼下，前一天傍晚他还穿过那排梧桐站岗的人行道去往地铁站。如今为了迎接2014年召开的青奥会，南京正在日夜开工赶修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这点陆肯是知道的，修地铁要挖树他也并不意外，令他吃惊的是——为什么是一夜之间？ 五年前，地铁二号线的施工也曾让190棵梧桐树被移入白下区、玄武区的苗圃。但陆肯记得那一次早在移树之前，地铁、园林部门就通过媒体不断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市民梧桐树要“背井离乡”的消息。为了让令市民放心，园林部门甚至公布了每个站点迁徙树木的数量和准确的迁移时间。当时的南京市园林局局长解自来还保证：190棵迁走的大树确保不死一棵。 若不是太平北路这些梧桐引起了新的风波，解自来的保证早已被市民所忘记。针对微博上流传甚广的“砍头树”照片，南京市城管局绿化管理处在答复媒体问时解释道：大树并非被砍伐，而是照旧移入苗圃，为地铁三号线建设让路。而砍去所有枝丫，是为避免养分的大量消耗，此举可以提高大树的存活率。 显然不止陆肯一个人对城管局的说法半信半疑。3月10日，《南京晨报》记者朱福林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蔡剑华研究员费尽周折找到了位于白下区绿化管理处的一处苗圃，2006年移植的190棵梧桐树中有83棵落户于此。苗圃附近垃圾遍地，几十株大树凄然挺立，附近的居民告之，树自从移过来后就没人来照看过。70岁的蔡剑华为了确定每一株的死活，试图爬上树冠剪看枝条。他最终统计出已经死了68棵，其中最大一棵树胸围280厘米，有80年树龄。 “2006年4月移树的时候，南京市园林局的承诺是80%存活率。实际情况是，80%死亡！”朱福林在微博上写道。 当年的承诺已无人追究，问题在于如今再次被移走的树是否还会遭受同样的噩运。29岁的陆肯心急如焚，他和这个城市的大多数百姓一样，有强烈的梧桐树情结。随着微博名人黄健翔、孟非、陆川等的转发传播，“拯救南京梧桐树”的声浪渐长，不少市民自发地为即将遭遇砍伐和移植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而3月19 日下午的聚会，陆肯说，“没有人组织，就是一场无声的约定。” 绿都 和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陆肯不一样，肖小雅十年前来到南京读书。像每一个初到南京的外地人一样，她第一眼就被中山东路上四排遮天蔽日的浓荫击中——在她的家乡福州，多的是常青的细叶榕。学音乐的肖小雅诗情画意地形容：“如果说细叶榕像一首抒情的无词歌，成行成片的梧桐树就是壮丽的交响诗。” 肖小雅为南京市民对梧桐树的热情感动。“福州为了修地铁也在移树，但是福州人不可能像南京人这样为了树奔走呐喊。” 很多南京人认同梧桐树之于南京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意义。南京林业大学研究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汤庚国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南京人是真正受过梧桐树恩惠的。火炉南京，四面环山，夏季只有闷热的季风从西北口的长江长驱直入。幸得紫金山、玄武湖两大城中“绿肺”帮忙吞吐炎热，以及遍布中山路、黄埔路、虎踞路、长江路等由梧桐树架起的绿色长廊保驾护航。汤庚国和同事曾实地测量过，酷暑正午，中山东路林荫大道下的气温比新街口裸露的水泥广场要低三四摄氏度。 “南京不算特别发达的城市，几年前还没有地铁，老百姓大多数骑自行车来去，没有梧桐树的夏天不能想象。”汤庚国说。 而如今，南京人已可以享受地铁的阴凉。但一份旅游卫视在3月15日发起的调查统计结果依然显示：截至发稿，5514票中，80.85%的南京市民不赞成为给地铁让道而损失梧桐树，67.97%的人认为城市个性与城市建设可以共存。另一项微博投票里，要求（砍树项目）“立即暂停，邀请更多专家与机构重新评估方案”的网友达到98%，投“信任目前的施工方案，树木可被妥善移植”的友有86人，仅占2%。 “南京人一般是非常规矩的。”南京作家崔曼莉说，她举例当年取缔“马自达”（注：南京对一种电瓶三轮车的称呼），一夜之间两万辆车主全部把车上缴，没有一点意见。唯独每次一提到砍树，电台、报社电话就必被市民打爆。“梧桐树是南京人不能动的东西。” 梧桐于南京并非与生俱来。据汤庚国教授介绍，这种学名为“二球悬铃木”的杂交树种，1872年由法国传教士在南京的石鼓路栽下了第一棵，得以拥有了这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浪漫名字“法国梧桐”。 法桐在南京的大规模栽种来自于一项名为“首都计划”的宏愿，为孙中山生前拟定。他委任设计过清华园、金陵女子大学的美国建筑师墨菲、工程师古力治担任顾问，国都设计处处长林逸民主持设计。孙中山去世四年后，林逸民方交出了《首都计划》并郑重陈述：“全部设计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故于设计事项，不敢不格外慎重。” 《首都计划》为南京引入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格局：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中央政治区选择紫金山南麓，巧妙地借助地势，让建筑物延生增长；全城布局当以“同心圆四面平均展开，形成渐圆之势”，令整个城市均衡发展。主干道中央路、中山路的开辟始终强调“以牺牲房屋最少、费用最廉为原则”；公园和林荫道须占全城面积的40%，平均每个南京市民可享有9平方米的林园绿地——超过了当时的伦敦、巴黎和柏林。 时任南京园林主持的傅焕光当年33岁，从南洋修得森林管理专业归国。以当时的南京城的荒芜景象看，欲完成《首都计划》里“以林阴大道联通所有公园”的大计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行道树和公园几乎没有，连史上一向葱茏的紫金山也因之前太平天国的连年鏖战而林木尽毁。 傅焕光从1925年接手项目，花了五年时间呕心沥血，于1929年6月孙中山灵枢移放回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之际，居然双手奉上了一座“园林之城”：从孙中山灵枢经过的码头-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东郊，直到位于紫金山顶的中山陵，1万多株梧桐已悄然种好，似为中山先生“护灵”。并规划了包括长江路、黄埔路、中央路在内的25条林阴大道。又经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荒山一片的紫金山在傅焕光手里树木覆盖率超过70%，水木繁茂，被喻为“东方完美森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南京市长刘伯承也异常爱树，两万棵梧桐和雪松特从湖南运来，令南京再添葱郁。南京的树，尤其是南京的梧桐被看得格外神圣，刘伯承当市长时，南京有人因为砍树而被判了12年徒刑；1970年代周恩来在紫金山视察发现有伐木现象曾厉声喝止，道：“再穷也不能砍紫金山的树！” 南京的梧桐树，在各方面的“特殊”保护下，得以异常茁壮，在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志和荣耀。 风雨梧桐 1980年代的南京是最绿的南京，汤庚国回忆，“民国大树、建国大树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长，很多长到了20来米高。走在东郊的树荫里，两排遮天蔽日的梧桐树简直是奇景。大部分街道上，日头再毒，南京人一点晒不到。” 大规模的砍树始于1990年代——风波随着这个国家进入它的加速发展期而急遽到来。首先是小汽车的增多令原来宽阔的中山路不够用了，中山南路的四排参天大树中的两排因此率先倒下，马路中间的“绿岛”消失了；紧接着，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也各砍去了一半梧桐树，让快车道得以扩容。 高潮随着“砍树市长”的上马接踵而至。从1994年王武龙出任南京市长开始的五年间，或是南京梧桐树消失最快的年月。王以“梧桐树遮住了霓虹灯，阻挡了南京大都市气质”的理由就让一排梧桐树倒地。2000年，为了展现玄武湖边一座新建筑太阳宫的美，20棵粗壮的大树一夜消失，汤庚国还记得，“连根都没留，用土掩平了，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附近居民愤怒报警，公安局为此立案，“但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王武龙毕业于南京林业大学，汤庚国说：“我们学校里都说他是伐木系出身的。”2007年，“砍树市长”王武龙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 汤庚国心中“最不能接受”的一次伐树，是1990年代中期沪宁高速直通中山门的规划。这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规划将高速公路与城市主干道直接对接，毫不在意由此造成的城市中心的拥堵，并为此不惜牺牲中山门下成排的民国古树。“这项计划当时就争议巨大，后来则被普遍认为是很失败的。”汤庚国毫不讳言。中山陵的百年绿脉从此中断，这令汤庚国至今难以释怀。 2001年，《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曾沿着中山码头至中山门一路骑自行车，在横跨南京城的距离上，他数出当年傅焕光栽下的1万多棵梧桐，至少已被砍去了3038棵。 几乎每一次砍树都有众多学者反对，东南大学建筑系的黄维康教授已记不清曾多少次上书呼吁“保住梧桐树”。他记得难得的一次胜仗：1999年7月，瞻园路上的17棵老树因扩路而面临被砍，这排树位于太平天国府门口，与历史景观交相辉映。黄维康连同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潘谷西、仲德坤，历史学家蒋赞初，绿化专家徐大路等一起联名上书《人民日报》，痛陈“老树该不该砍”引起了社会关注，终于得到当时的周学柏副市长的批示：“保留老树，至于影响到拓宽道路的问题，留待后人解决。” “民意”的胜利？ 一年前注册了微博账号的陆肯如今已无法想象重新回到“前微博时代”。这个年轻人模糊地记得在南京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进程中，他也曾热血青年地表达过几次自己的声音——给《现代快报》写过观众来信以及给《南京零距离》打过电话，但无疑都石沉大海。 “如果没有微博，我们最多只能在豆瓣的南京同城小组里呼吁保护梧桐树，那就不会有黄健翔、陆川的加入，不会有南京以外市民的关注，更不会有邱毅的言论。”陆肯对微博带来的技术革新发自内心地钦佩。 陆肯提到的邱毅——台湾国民党“立委”3月13日在微博上看到了别人转发的南京砍树的新闻。邱毅1990年代到过南京，深怀好感，对中山东路壮观的梧桐树记忆犹新。他立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梧桐树不但是南京的标志，代表南京人的情感，它还曾为孙中山先生守灵，有见证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意义，并表示要将事件提交台湾国民党“中常委”，希望海峡两方尽快沟通。 接下来的变化令陆肯等“草民网友”来不及惊叹：南京市政府迅速给出了回应。邱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第二天，南京市长办公室及国台办就与他取得了电话联系。“我按照大陆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一个改变、三项原则’的诉求，南京市很快就答应了，并且给了我一份书面回复。” 这份经过市委书记朱善璐和市长季建业确认的传真文件，邱毅总结为五条发在微博上：除了保证贯彻执行邱毅提出的“不砍树、少移植、移植保证成活率”的原则，南京市还承诺召开市民听证会、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并表示“原则上，工程让树”。 陆肯认为这是民意的胜利，“起码是大部分的民意”。他承认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在乎梧桐树，希望早日享受地铁便利，以及对梧桐树春季的飞絮过敏者大有人在，虽然在微博上基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梧桐事件”在微博发酵后没几天，微群“南京的梧桐树”成立，迄今为止成员已超过1万人。“异见者很容易在微博上找到同类，因为他们诉求强烈，而同意梧桐为地铁让道的人，他们懒得发声。” 3月19日，邱毅收到南京市政府的“积极答复”后的第三天，绿丝带——为了树的聚会在南京图书馆门口如期举行。陆肯说：“邱毅代替不了南京市民，起码代替不了我。他能起作用是一回事，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另一回事。” 在开始的45五分钟，聚会基本维持着平和的氛围。下午3点45分，天开始下雨，现场的情绪出现波动，有发放绿丝带的志愿者被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证、登记个人信息。陆肯看上去有一点紧张，但依然镇定，他甚至交代肖小雅：如果我被带走，你不要慌。 陆肯把用手机拍摄的现场图片发到微博上，很快有了近百次的转帖，一些图片数小时后被删除了，但陆肯觉得“它们已经被传达出去”。次日上午，邱毅在微博上表示，南京市民的聚会他已获知，他为此感到高兴。“整个事件——我把它视作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政治改革落实到具体实处的重要一步。”邱毅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城市肯定要发展，历史文化也要保存。所有关心南京梧桐树的朋友，我们谢谢大家。”南京市城管局宣传处处长徐少林答复记者，“现在事情已经有了积极的发展方向，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吧。” “这是民意的胜利吗？”对于邱毅和保树派如陆肯此刻流露出的乐观，央视评论员王志安在微博上表示质疑，“保留梧桐树是一部分民意，尽可能用经济的方式修建地铁也是民意。现代政治不是简单的民意和政府的对决，而是不同民意之间寻求平衡的博弈。未经正当程序审视的半吊子民意，和长官意志没什么区别。”由于王志安的“央视评论员”身份，这番言论被“保树派”们群起而攻。 “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在宣布砍除梧桐方案的同时，考虑清楚可能会受到的挑战，把备选方案的利弊讲明白，让市民知道这是一个权衡设计、路线、成本后的最优方案，结果会好得多。”这位网友的发言，难得让陆肯和王志安都觉得赞同。 （因当事人要求，陆肯、肖小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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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 第123期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江苏滨海 滨海论坛成为滨海人表达民意的一个网上窗口，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本报记者 严友良 摄 　　删还是不删，多数时候，让李根很是纠结。 　　今年42岁的李根，大高个，沉稳而又健谈，2010年成为滨海网（www.binhai.cn）的掌门人。“最近，网上关于阆中热线拒绝阆中某部门删帖要求一事引人关注。实际上，因各种原因要求删帖的事情，网站经常碰到。”李根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他几乎每天都因为删帖的事情承受压力。 　　在他之前，滨海网作为江苏滨海县的一家民间经营性网站运行了两年多，没有太大的知名度。而如今，拥有7万注册用户的该网站俨然成了滨海这个苏北海滨县城的“民间信访局”。 　　记者注意到，在滨海网里最为“风光”的是“滨海论坛”，包括“百姓聊斋”、“都市生活”、“文化艺术”、“网民互动”等板块。特别是在 “百姓聊斋”的“大话滨海”栏目，小到某村事务，大到市政建设意见，每天都有数千条有关时政、民生的爆料帖和回复。“作为苏北地区的一个县级网站，日均IP访问量达到数万次，每天同时在线的访问用户基本维持在6000人左右，网页总访问量过亿。”提及网站的现状，李根有些得意。 　　同近年来大受媒体关注的“温州版维基解密”网站“柒零叁”一样，在网民眼中滨海网是当地网络监督的桥头堡；而在部分地方官员看来，滨海网又几成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谁在爆料 　　自2010年12月29日以来，一个关于滨海县某中学校长的帖子在“大话滨海”里很是火爆。发帖人是“4561230”，帖子称，该中学校长在“2007年9月—2010年8月任职期间，违规经营学校食堂、做假账、贪污住宿生扶贫款、私自出售校园土地等”。 　　“看这个发帖人的用户名，依据经验，这应该是专门为揭露这个事情注册的。” 李根指出，滨海网之所以能够生存，其土壤正是因为有很多的热心网民。 　　“网民爆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类就如同上面的这个‘4561230’一样，临时注册只为了突出反映某一个问题，还有一类则是网站的人气明星，他们是网站的活跃分子，除了反映自己看到的社会现象之外，有时候还接受其他人的爆料再发到网站上来。”李根介绍道。 　　“南山一派”就是后一种，滨海网的三大人气明星之一，他的很多帖子一经发出，点击量常常过万。 　　作为80后的“南山一派”告诉记者，原本就是网络活跃分子的他以前经常在天涯和腾讯网上“冒泡”、“灌水”。与滨海网的亲密接触，则和一次个人维权有关。 　　“一开始，只是听人说滨海网很不错，县委和县政府也比较重视。我尝试发帖子，反映自己家养鸡场拆迁的问题。”“南山一派”回忆道。 　　发帖之后，大家的讨论尤其热烈，就连一些政府公务员也加入其中，这让“南山一派”感受一新。此后，发帖子和回复就成了“南山一派”每天的必修课，即便是外出打工。 　　“南山一派”告诉记者，他发的帖子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不公和民生维权方面的。2010年，当中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是“滨海3·3撞人事件”和“拆迁户铁笼里生活抵御强拆”这两件事，前者揭露了一位公车驾驶员醉驾致人死亡后被传其想找人顶包，后者则是滨海一位百姓为了反对强拆全家在铁笼子里生活。 　　“南山一派”坦言，“滨海论坛”能够顶住压力保留网民所发的帖子，是其能够长期保持热情的关键，“哪怕是曾经被派出所请去‘喝茶’”。 　　原来，2010年4月，经常爱在网络发帖挑刺说事的“南山一派”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遇到了警车，随后，他被请进派出所，几小时后，他用的那台台式电脑亦被警方取走。“在他被警方控制的24小时内，父母焦急万分，哭着四处托人找关系，希望他早点被放回，分娩才两个月的妻子也没有心思给孩子喂奶，特别担心丈夫在派出所被打。”一位知情人士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形。 　　“南山一派”被喝茶的事情很快也传到了论坛。在派出所的24个小时，引来更多关注“南山一派”的网民，“有时候在外地打工的一些人，也打电话给我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希望我把他们的事情发到论坛里。”正因为如此，一度有人怀疑他收“黑钱”。 　　同原来在天涯和腾讯不同，滨海网还让“南山一派”从网络生活走到现实当中。“和网民吃饭喝茶的事常有，最近一次是3月27日一起去了大套乡万鸟天堂，但说我为一己之利那绝对是冤枉我了。” “南山一派”向记者拍胸脯。不过，其个人生活也慢慢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他所在的村庄，或者知道他的人，总会有人找他要求帮助维权，那些干部见到他变得笑容可掬起来。 　　舆情窗口 　　“将近两年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仍旧活跃在滨海论坛上？”在“南山一派”、“民间焦点访谈”等网民的聚会上，有人问他们秘诀所在。 　　无一例外，他们指出，还是因为政府部门重视。“有时候，在滨海网上反映问题比去信访局上访解决得还要快。”众网民言道。 　　“我每天都要上滨海网看看，”滨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陆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是把握整个县内的民生问题，另外看看有没有对政府工作改进的言论线索，一旦出现情况，还是要督促相关部门处理或向领导汇报。” 　　如今，一上班就打开滨海网，已经成了许多滨海政府官员每天的“必修课”。有知情人士透露，公安、交通、纪检、城管、教育和卫生等和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部门甚至派专人紧跟爆料的帖子。3月29日，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程兴俊就告诉时代周报，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专人盯紧滨海网的论坛。 　　在不少滨海人眼中，滨海网就是民间信访办。 　　2011年1月8日，82岁的老新四军、离休干部刘太香家的两间房子遭遇夜间强拆。该事件经其家人发帖到滨海论坛之后，“寒风当中，挖掘机下两位裹着厚厚棉被的老人” 的照片很快就引起了县政府和盐城市领导的重视，迅速组成专门的班子全力协调解决这起事件。 　　有趣的是，作为专业化的、信访主渠道的滨海县信访局也特别重视滨海网。3月28日，滨海县信访局局长程裕洲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网络同信件、电话、来访一样是县信访办接访的四种主要形式，所以我每天都要在论坛上看看，目的是听听老百姓的那些不同的声音，了解党委和政府存在的工作问题。” 　　“诸如温州的‘柒零叁’和滨海的‘滨海论坛’之所以如此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一部分人应该是关注社会问题，将其当作掌握舆情的窗口，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担心本部门被‘上网’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邱家军分析道。 　　有官员就私下向记者抱怨，“在滨海网上曝光的事情被处理了，那些没有被曝光的就没有事。”而2010年6月，滨海县教育局就提出要在校园网内封杀滨海网以及滨海论坛的发帖，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对前来采访的媒体称：“这个‘滨海论坛’不光是教育局对它很反感，全县各大部门、单位都对它恨之入骨。” 　　政府部门将滨海网当作了解民情的窗口，这也带来了当地官场生态气氛微妙的变化。 　　记者注意到，2010年2月有网民就在滨海论坛上发帖称，“雪，下得很美，整个郊野都是银装素裹。但是，雪，给人带来的麻烦也是很大。”严厉批评政府尤其是城管部门不关心市民的出行，没有扫雪保证高速公路的畅通。可是，2010年12月，当大雪再次席卷而来时，今年的“春节回家，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畅通，唯独到了滨海车子寸步难行”的情况不见了。网名为“海纳百川”的网民写道：“今天早上到处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扫、铲积雪。感动！” 　　更有一些地方官员直接在滨海论坛上回复网民的问题。2010年12月19日12时， “蔡桥镇镇长，我想对你说”的帖子出现在论坛上，仅仅过了一天，蔡桥镇镇长顾永泉就在论坛实名注册，就网民的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说明，甚至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经营者之惑 　　“反映社会问题”、“了解社会新闻”、“查找实用信息”， 3月28日，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对滨海网的总体评价，“敢说真话”、“挺好”。 　　可是，网民们并不知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一部分的滨海网仿佛是一个被拆散的机器。“服务器经过多次转移，现在在上海，网站的临时办事处、技术部门在南京，管理员则在北京日夜守候论坛。”李根形容他的网站“如碎片一样流亡在滨海县外”。 　　原来，除了是网站的经理之外，李根还是有着多年新闻采访经历的撰稿人，在盐城当地的新闻界小有名气，曾参与报道过当地多起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新闻事件。2010年，他接管网站运行后，在新闻界有很多朋友的他主张把网络舆情和新闻报道糅合在一起。于是，滨海论坛的发帖成为众多新闻媒体采访选题的重要来源地。 　　正是伴随着在国内影响很大的诸如“教育局长封网门”和“老战士缴获挖掘机”等发生在滨海县的新闻被广泛曝光，加上网民说“坏话”的多了，揭丑的负面新闻多了，在有些人眼里，李根和他的滨海网，慢慢成了“另类分子”。记者在滨海县官方人士的口中得知，李根和滨海网早就被某部门负责人指责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李根记得，今年1月初的“老战士缴获挖掘机”事件后，有来自政界的朋友向他透露风声，提醒他“多注意点，有关部门盯上你了”。 　　更多的压力来自于网站外频频被要求“删帖”。 　　2010年9月28日，有网民发帖指出“县招投标市场太黑暗”。一位自称是行政中心某主任的打电话要求李根删帖，在遭到拒绝后该主任发飙，声称要砸了网站的办公室。 　　此外，据网站一位工作人员称，因为有人发帖捅破县交通局某些秘密，县交通局某部门主任半年来两次冲击网站办公室，还在电话中责骂网站工作人员。另外，有帖子因揭露某医院救护车带医生下班而不接送病人，医院方面委托中间人请求网站删除此帖，被拒绝后，这位中间人—县财政局的某工作人员给李根转交来一封恐吓信。记者看到这纸面上写的大意是，“抓住你押到北京再摧毁服务器”。 　　类似这样遭到攻击的事例，李根一口气说了数起，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新近发生的一起。 　　3月9日，有网民在滨海论坛发帖，对滨海县教育局某局长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记者看到该文虽语言犀利，但难以定性为造谣诽谤，可发帖不到半小时，网站就被有关部门要求协查发帖人IP资料，网站方面再次拒绝了。“如果被批评的是位普通网民，这个协查要求还会来得这么快吗？”李根很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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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梧桐树事件调查：民国梧桐从20000多棵减至不到3000棵 □撰文/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 3月22日黄昏，南京明孝陵地铁口，站口外满是枝繁叶茂的民国梧桐树。 3月22日，南京长江路，整齐的梧桐在墙上留下画影。 3月22日，南京陵园路。梧桐挺拔，如同巨人。 南京，被“砍头”的梧桐。资料图 3月19日的事件后，有多名南京市民被警察问话。被问话的市民回来说，警察表现得比较克制，有警察说“我们也是南京人”。移树引发的轩然大波，为南京官方始料未及。受访的南京市民说，“他们太轻视南京人的感受了”，“南京又经历了一次屠杀”。南京市民对梧桐树的情结，也许很难为外人所理解，但了解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次，确实触痛了南京人敏感的神经。 宋庆龄以一块大洋每株买来法国梧桐 南京种植法国梧桐树的历史要追溯到80多年前。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安葬南京钟山（又名紫金山）。此后开始筹建中山陵，并在城内进行了一些临时性的规划。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南京市政府辟建了中山大道（以下关码头为起点，经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到中山门道路的统称）和陵园路，并在两旁栽种行道树。 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火车站运抵浦口车站（今南京北站），下车后渡江上岸的下关码头，改名中山码头，进城后途径的第一条街道，叫中山北路，过的一座桥叫中山桥，到鼓楼后途径的第二条街道叫中山路，穿过新街口后拐弯，途径的第三条路叫中山东路，然后过了一座桥，叫逸仙桥，出城的东城门，改名中山门，一直到陵园路，路两旁栽的全是法国梧桐，除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赠送的1500株，其余据说为宋庆龄以一块大洋每株购得，共数千株。仅陵园路就种植了1007株，每株高3.4米左右，株距为6.6米。其余栽植在江苏路和长江路等处，成为南京最早的一批行道树。主干道路幅40米，其中绿化带宽5~10米，占路幅的20%~25%。 这是南京大规模种植法国梧桐树（以下简称“法梧”）的开始。这种树最早引种在上海法租界，此前南京也有传教士种过，但数量很少。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等担任顾问，两年后制定出了南京建设的《首都计划》。墨菲参照法国巴黎和美国华盛顿的规划理念，把南京作为一国行政中心，区别于商业中心来建设，突出它的绿色园林景观效果。 这一时期，据说蒋介石用金条买了两万棵法国梧桐树，遍种南京街头。具体做法是，在中山东路等主干道上采用三块板模式，种上6排树。目睹过的人士介绍：街道中间为双向两股道，作为机动车道，两边分别有一股道宽的两排树，共四排，两排树之间是“绿岛”，往外是一股道宽的非机动车道，外面左右再各栽一排树，树外是人行道。 “南京树”曾有20万棵，除非下大暴雨，水不会滴到身上 这些树经过十几年、几十年长成后，曾经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林荫大道。建国初期的中山大道，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绵延长达10多公里，较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也毫不逊色。 据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琦介绍，这些树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民国时期的建筑相交融，形成“遮天蔽日的林荫大道和庭院深深的民国建筑交相辉映的效果”。周琦分析，南京的民国建筑和其它地方不一样，沿着大道边上的政府性建筑，不会压着马路边上建，而是离马路很远，在建筑和道路之间留下广场绿化，结合行道树和庭院的大树、广场的园林，形成庭院深深的建筑和景观效果。 1949年后，新修的长江路、山西路、太平南路、中华路等次干道，又陆续栽了不少法国梧桐树。到上世纪60年代，南京城内的法国梧桐树有20万棵。官方数据显示，南京市老城区20条主要街道，其中16条以法国梧桐作为行道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树已长成参天大树，气势磅礴，相邻的两排梧桐顶端连接起来，形成拱廊，密不透风。 南京市南湖二中教师陈鸣跃回忆，当年他和妻子骑自行车在街上，如果不是下很大的暴雨，水不会滴到身上。虽然南京在夏天是个大火炉，但人们走在街上几乎不用打伞。“就像一个大森林”，陈鸣跃用文学语言描述，南京是“大树盈城，从空中往下看，掩映在一片树海之中”。 “砍树市长”把6排树砍成2排，诗人落泪 改革开放后，法国梧桐树陆续遭到砍伐。最近一次令人记忆深刻的大规模砍伐，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3年，王武龙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现在人们还记得他，称他为“砍树市长”。王宣称要对城市进行“亮化”，将南京城市主干道——主要是中山东路上的法国梧桐，由最初的6排砍成4排，最终剩下两排。这次砍伐引发南京市民强烈反应，最后建设部长来到南京，下发“建规函”，给予严厉警告，但砍掉的树已无法挽回。 事实上，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通过的《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至2010）》，明确提出了“继续保留民国时期形成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的以浓郁的绿化相间隔的三块板式道路形式和若干有代表性的环形广场”的要求。 王的做法，无异于令规划成了一纸空文。 这一时期，有商家为了让自己的招牌露出来，对梧桐树任意修剪、“砍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南京街头的天空不再浓荫遮掩，政府砍掉大的梧桐树，栽上小型乔木，城市整体景观为之一变。 南京是一座艺术气质很浓的城市，聚集了一大批诗人、作家、艺术家。作家苏童曾撰文，含蓄却不客气地批评了地铁毁树：“骑车经过鼓楼一带，突遇毒辣的日头，跳下自行车四处一望，才意识到鼓楼一带，有许多大梧桐树为地下隧道献出了生命。我从此对那个地下隧道充满偏见。” 现已成著名策展人的诗人朱朱，回忆起1996年初夏，骑自行车从新街口回中山门（新街口在中山东路最西边，中山门在中山东路最东边）老城墙附近居所的情形。朱朱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被砍倒的梧桐树，“有点像战场上那种尸横遍野的感觉”，朱朱从自行车上下来，看到梧桐树上有尚未成熟的梧桐果，用手捏开，发现里面的果实“就像太阳和它的射线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朱朱1991年大学毕业后从上海来南京定居，他说就是因为南京的树。 “南京人对这些树的感情远远超出了砍树领导的想象” 据南京媒体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民国时期种植的2万多株法国梧桐还剩下近万株。2006年，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恩国曾对媒体表示，南京民国时期栽种的法国梧桐，还剩下不到3000株，截至当时，全市法国梧桐总数为15万株。 知情人士称，当年地铁二号线开工后，损失的大小法国梧桐，就达数千株之多。而这次计划在2014年青奥会前通车的地铁三号线，根据既定方案，又要砍掉1000多株。目前尚无公开官方信息，显示其中包含多少民国梧桐。 南京人急了。 在太平南路长大的南京市民陈婕，20天前发现该路段梧桐树消失后，非常气愤。正是这里被移走的50多棵树，引爆了互联网上的民意。 一天深夜她接到闺蜜打来电话，称正跟一名疑似“五毛”为梧桐树的事在微博上争论，请求支援。一位南京姑娘，居然会在深夜跟人为梧桐树的事情吵起来，南京人对梧桐树的感情可见一斑。 在南京土生土长的陈志文，似乎对梧桐树有着更深刻的感情，他称自己“上学就从这树底下跑，泡妞就在这个树下”，“我们对这个树，不像一棵树，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突然莫名其妙就被砍掉了，感情上无法接受”。 8岁那年，陈在中山东路的梧桐树下，看见正往南京无线电厂参观的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国王。“南京人对这些树的感情远远超出了南京市那些砍树领导的想象，他们太轻视南京人的感受了”，陈说，南京是个非常具有文艺气质的城市，这里的老百姓很老实，而且不喜新厌旧，陈认为，这些城市性格的形成皆与满城梧桐树有关。 但这种关联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 如果把地铁站出入口选在广场，梧桐树就会免遭移栽 近些年，迫于民意压力，南京官方把以前砍树的做法变成了移树，即某项工程开工后，先把梧桐树移往他处栽种，项目完工后再移回。南京市官方宣称，移栽的存活率有80%。 73岁的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剑华，一直欲寻找被移栽的梧桐树下落而不得。 今年3月12日这天，《南京晨报》记者朱福林找到蔡，两人一起去一个地方找到白下区移栽的法国梧桐，共83株，大小不等，小的胸径二三十公分，大的七八十公分。蔡发现，其中存活的只有15株，还有三株是半死半活的，目前尚未移回原处，存活率就只有18%，“跟报道的（官方承诺）相反”。 实际上，据蔡剑华介绍，二球悬铃木（即南京的法国梧桐树）是一种“耐修剪，耐移植”的树，“比较容易移栽”，如果严格按照有关规程移栽，存活率确实可达80%。蔡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移树“比较马虎”。 另外，南京市在本次事件的导火线——地铁站出入口选址上，也被指存在诸多瑕疵。周琦指出，在南京图书馆对面，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前方，博物馆和道路之间有一大片广场，如果把地铁3号线大行宫站出入口选在这里，而不是压在太平南路的人行道和“绿岛”上面，就可以避免梧桐树遭移栽。 周琦建议，未来地铁线路优化，应尽量避开梧桐树，实在避不开，就应该采用坑道作业，而不是大开挖的方式，地铁口一般都在4到8米以下，如果实行坑道作业，从没有树的地方挖下去横向作业，在4米以下施工，就不会影响到树木生长。 3月18日，南京市政府宣布暂停移树后，次日仍发生了聚集在该市图书馆门口的事件。 3月21日，《湖湘地理》记者在太平南路采访时看到，那些截枝后光秃秃的梧桐树已被移走，半边马路中央是一个大坑，工人在里面作业，外面围了挡板。坑边一处壁沿上，我们看到梧桐树留下的根须。 南京市官方通过媒体高调表态，承诺对城建项目实行“绿评”，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后，一场风波平息。但未来梧桐树命运如何，众多南京市民正拭目以待。 名词 “法国梧桐”，二球悬铃木 事实上，南京的“法国梧桐”并非梧桐，它只是长得像中国的梧桐而得名，也并非真正的法国梧桐。学名二球悬铃木，属悬铃木科悬铃木属，是1646年在英国牛津，由一球悬铃木（美国梧桐）和三球悬铃木（真正的法国梧桐）杂交而成，因此别名又称英国梧桐。但也许是因为它最早引种在上海法租界的缘故，人们以讹传讹，习惯称它“法国梧桐”。这应该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法国梧桐”叶大、遮荫、生长快、好修剪，但它结的果在夏天成熟后，会产生果毛四处飞散，也会影响交通，给人带来不适，引发一些过敏症状，这也是为人们诟病之处，但瑕不掩瑜，它仍然被世界各地广泛栽种，有“世界行道树之王”美誉。 1949年后，法国梧桐树也在国内其它城市推广开来，像杭州、武汉、郑州等城市，长沙也有，他们都称之为“南京树”。 解密 它为什么适合生长在南京？ 二球悬铃木（即“法国梧桐”）喜温暖湿润气候，在年平均气温13~20℃、降水量800~1200㎜的地区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耐修剪，抗烟尘，耐污染，对城市环境适应能力强。 南京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年降水1200毫米，年平均温度15.4℃，因此适合二球悬铃木的生长。由于二球悬铃木果毛的毛病，南京市官方曾试图改种香樟树，但香樟喜酸性土壤，南京土壤偏中性，因此效果不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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