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我会继续追查通许县贩卖病死猪肉这件事。县政府不要以为对外公布，抓了7个涉案人员、免了3个镇的畜牧站长职务就能蒙混过去！河南省要有个说法，郑州防疫监管也要负责。没有责任追究，光作处理，那就是忽悠！” 3月18日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在财大文北校区对面一餐馆内，干嚼着肉夹馍，重申他之前的论调——“3•15”当天，他静坐在郑州的闹市区紫荆山广场，身穿对襟黑衣，头缚白布，上书“抗议绝食，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 “先礼后兵，逐步升级” 一切源于3月9日。“已在河南各类媒体作点评二十多年”的史璞，被河南电视台请去，为8套节目《百姓“315”：病死猪肉“还魂记”》作点评。看过原片，他直呼是“内心屈指可数的一次震撼”。 镜头里，“病死的猪身布满现场，切好一块块地堆在地面”，“黑乎乎的一坨坨是病猪的内脏”，“最过分的一张图片，因为太大不能截屏放到微博上。那是病死猪埋进地里一个月后，被人挖出来，剔除腐烂部分，分解流入郑州、开封、延陵等市场。” “今天的点评，我将格外慎重。片子触目惊心，但‘315’在即，又处两会期间，还得考虑河南的整体形象。”进演播室前，他与场中人协商。待他出来后，一位年轻编辑问：能否把您批评政府的那段话去掉？ 当晚，他一边截屏一边看节目时发现，他的点评岂止去掉一段，“整条没上。反而结尾安上政府对这块如何地重视。” “不法养猪户为钱丧尽天良！不法中间商丧尽天良！不法政府防疫员知法执法犯法，受贿渎职犯罪！地方党政不作为、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暴利！”一小时后，他将点评上至微博，还@官方的“郑州发布”、“平安中原”、“平安郑州”。 “我一向是先礼后兵，逐步升级。”史璞说自己的“斗争策略”。 3月10日，他发微博称：“郑州市应表扬河南电视台的有关记者，帮助郑州市食品监管。呼吁卢展工书记严厉查处，勒令通许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3月11日，他在微博上简列“食品不安全”的5条主因，条条质疑政府的监管缺失，“惩治力度小，纵容违法经营”。 3月12日，他再次在微博上@“郑州发布”、“平安郑州”、“平安中原”，建言献策三条。后在微博上致信“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及卢展工书记、郭庚茂省长”，加强此前的呼吁。 下午5点多钟，一位关系疏远的行政老师打来电话。他向史璞透露，有一战友现在开封市委任职，得知史对食品安全不满，在网上发表意见，想通过他来作沟通。 晚上聚餐，史璞又收到过去一位“郑姓女生”的电话。“这孩子上本科时，我教过她。她考到江西读研时，我辅导过她。晚上回家后，她在电话中央求我，能不能别再掺和这件事，因为她的父亲就是通许县畜牧局局长。” 13日，女生还在给他发短信，“……您永远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喜欢听您的课，很佩服您，更敬佩您的为人。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公众的利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的安危，我很痛苦，也很为难，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也能让我父亲不受处分。” “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不单关乎她与她父亲，还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到我的价值理念，我不能退让。”他默然按下手机。 论及史璞的价值理念，他的老同事，现任河南财大研究院副院长朱新涛含蓄指出，这与他90年代初生活发生一系列变故不无关系。 “我有幸在 1989 年遭遇我任教的河南某学院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和发 40% 工资的 “惩罚”， 令我停课并在系资料室劳动改造：打开水，扫地，收发信件……，迫使离婚……”——2003年，史璞曾在所著《管理咨询：理论、方法与实务》的后记中隐晦提及。 “不！我的人生轨迹确实从那时转变，但我的心态从未改变。”史璞矢口否认。 事实是，从1984年由石油大学管理系调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任助教起，他的行事风格，始终在不足300亩的校园里传播不休。 90年代中期，学校分房，趁时任校长吴铁军不在，他抡起铁锤，一举砸开校长办公室，尔后又砸烂其桌上玻璃。据说，连书记办公室也未能幸免。为此，校长室门前一度专设保安。 而史璞言之凿凿，这批分房理应有他，是学校对他受屈的补偿，可名单上却未见他的名字，校方也终不给合理解释。 “他敢做呀！他还扬言手里攒着校领导及其家属不按章办事、占用分房的证据。”朱新涛睁大双眼。结果，除赔偿玻璃费用，史璞不仅分到住房，“校领导也不敢拿他如何”。 吴铁军离任后，史璞又与接任的校长徐兴恩闹翻。只因他不服“院办公室都安有空调，教室却连台电扇都没有”。 诸多传闻里，还有史璞因索要发票不成，不惜将郑州台资企业、丹尼斯购物中心诉诸电视媒体，哪怕该中心管理者是他的好友；去年，他因上课时受隔壁班级干扰，大为光火，被学生投诉发生肢体冲突…… 政府知错不改，教授绝食抗议 “时间方面选择了“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地点方面选择了邻近省委省政府的公共广场，视觉方面选择了头缠白布条这种有些悲壮气氛的方式，又以绝食抗议来扩大影响。非常明显，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作者娄献忠在某文中的分析，点到了史璞的心坎上。 3月13日，史璞在微博上明示孤注一掷的前题——“如果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或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向市场问题无所作为，没有公开表态。”至于宣言后的“遗言”，他坦承，“不要当真，只为造势。” 第一个被势头惊动的是女学生父亲，通许县畜牧局郑局长。当天上午，他致电史璞，约他与通许县县长一见。“食品安全在我国，从养到屠宰到流通到市场销售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为其中一环的负责人，他的为难我能感受到。”史璞说。 下午3点，在MBA办公室里，通许县副县长张毅让史璞感到“比较朴实”，“他口口声声给我汇报。先说这次通许县出现的问题是例外，县里正在整改。我打断他，据我所知，通许县的事在五六年前即有报料。见我反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第一，赶快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道歉，争取社会的接受。其次，赶快给上级领导写检查。第三，赶快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他特意挑明此次静坐的“4个关键词”：315、食品安全、教授、绝食抗议，“如果有人敢抓我，后面再加一条，被抓。” 副县长听后，“立即表示回去后，先把道歉信发在县网站上，待领导班子研究一番，再将情况与我交流。” 那晚11时过后，史璞不见道歉信挂在通许县门户网站上。第二天上午，对方也无来电。“我知道，他们变了。” “……14日上午，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下午，片警询问我是不是明天要绝食。我答：明天上午9点，独自1人，紫荆山毛主席像，绝食抗议！我不怕被抓，不怕(刑诉法)73条！” 史璞想起，14日下午5点多，与片警通话完不久，张副县长来电，他又来学院，想再度相见。“我是死活不见”，尔后，凡学校来电、来人敲门，史璞一概不理。 对于他的执着倔强，老友乔赢深有感触，“他往往出于良好用心，指出对方身上存在的毛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别人知错不改，他便会异常恼怒，宁肯采用偏激一点的手法，让对方注意，惹来满城风雨。他深知他处事上的短板，常称自己是不能下海的，可这就是他的个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3月15日早7点，我像往常一样醒来。掐准我家到紫荆山广场的时间，我翻出一块皱巴巴的白布，裁好，熨平，然后下楼买粗笔。” “8：05分，我离开家。出门前，我可什么也没吃。45分钟后，我到达目的地，先环绕四周一圈，确定有无上访人等。行动前，我计划不能有任何偏差，遵循5条原则：第一，我不是上访；第二，不能聚众；第三，不涉及到游行；第四，不涉及与政府对抗；第五，不能影响周围环境秩序。 “9点，上班高峰期刚过，我面向紫荆桥东，在毛泽东人像前的台阶坐下。不一会，那个郑姓女生来了。好几年不见，我一时都认不出她。她请求我别坐这儿，我说既然来了，你就别劝了。见说服不了我，她无奈离开。 “她走后，我前面又冒出一老头。他喊起口号，我立马撵他走，我的事跟你的事没沾，你别瞎起哄。这时，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保卫处一行十来个人也赶到，他们是校方临时成立的‘维稳’小组。MBA学院党委书记王颢上前一拍我肩说，走吧走吧。我说，你没看见旁边有人拍照？万一这时上传网上，别人误解我是被你们带走的，反倒麻烦。不如你们都站在毛主席像背后，省得产生负作用。 “10点钟，落雨纷纷。桥下行人匆匆，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人在意我坐在里面干啥。面对空旷的雨地，我内心蒙生一阵凄凉。我像一个电台播音员，眼里不见观众，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为之奋斗的事情真有效？虽说为大家吃饭的事，但好像跟我没关系，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过后，心渐渐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小石子，尽管渺小，但投进水面，却让四周泛起涟漪甚至波浪。这就是我行动的意义。”餐馆里，史璞平静地讲述。 那天上午，他不敢轻易挪动。中午，一个女人上前与他攀谈，既而当他面高唱红歌，他只得慌忙避开。有人劝他进食，校宣传部副部长也说，你都五十多的人了，何必找罪受？还有六十多岁的姐姐，在电话里直哭。 “第二天，我问‘维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我拉走？他们说，事先就没想拉走我。14日，他们内部曾开会。会上，没有一人定性我这次做错。他们只是害怕我会体力不支，导致出现新问题。”史璞微笑说。 下午3点来钟，校工会主席的到来，让他心里有底，“他来代表了关心，也是上面意思有变”，探明省委领导已作批示，他心说行动目的达到了，“本想待到晚上6点。但这时再不撤，就是我有问题。” 16日清晨，史璞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她告诉他，从北京五道口到清华园，她为他跑遍报亭，一气买下二十多份报道他的报纸，快递给他。手机这边，他激动得哽咽难语，“你做了什么？你不就是往那儿坐了一下？可带来的社会效应与回报，远比付出的要多。这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还没泯灭，就像大家睡到早上该醒了，忽有一闹钟将人唤起。” 在校车上，朱新涛听到有人议论，史璞是做秀。他没吭声，心想，“做秀要看对社会有利还是无利。如果有利，真做秀又有何不可？总之，史璞这次干得漂亮。”声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系教授霍彦立，在校与史璞同是“四大才子”之一。15日下午，他也曾赶往紫荆山广场，可惜晚到一步。他直言欣赏史璞，“他所做的事情不管给他带来荣誉、利益还是误解、诋毁，都会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如果有麻烦、需付代价则是他个人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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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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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3月28日   10 版） 病人的一把尖刀，让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血泊中。原本，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香港读博士。他想做一名不收红包的正直的医生，还希望在狼疮肾炎方向研究一辈子—— 当穿着白色医生袍的王浩开始值班时，他并不知道，不远处，17岁的少年李梦南和一把尖刀正在逼近。 王浩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里距门口最近的位置，面朝墙壁。然后，甚至连一丝求救的声音都未能喊出，3月23日下午4点半左右，李梦南的水果刀插进了王浩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大动脉。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了血泊中。 3月26日，王浩实习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他布置了一间安静的灵堂，人们红着眼圈来此献花、悼念。一个此前与他并不相识的本科生特意从家里赶来，走进灵堂前，这个穿着便服的女孩有些担心：“我来不及穿‘白服’（白大褂），这样会不会不够庄严？” 人们都知道，照片里那个28岁的年轻人再没有机会穿上心爱的“白服”了。而在一些同学看来，“他那么喜欢学医，那么想当医生，本应该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一个。”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他就通过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面试。从香港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就将在这些天抵达，他会在8月份前往那座城市，并获得每月1.6万港币的奖学金。他未来的导师TMChan从新闻里得知王浩遇害后发来邮件，“多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他到这里读博。” 按照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他将在香港读博，未来还想去美国做博士后。朋友们都记得，王浩一直信心满满，“我喜欢风湿科，这里有太多疑难杂症了，我要多做实验，把这些病因都找出来。” 但如今，梦想被永久搁置了。 3月24日一早，有人悄悄在他办公桌上放了11枝白菊。“我们都觉得，白色就是最适合他的颜色。”朋友孙心毅低声说。 这个身高1.82米的年轻人喜欢白色，也喜欢穿白衬衫和白球鞋。朋友唐莹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王浩的白球鞋总是“每日一刷”，白到连女孩子都不敢伸脚和他比。 在亲友眼里，他最喜欢的，却是自己白色的医生袍。父亲和弟弟还清晰地记得，王浩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特意将“白服”装进行李，带回内蒙古赤峰老家，让家人看看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他是个瘦高个儿，戴着金属框眼镜，脸上总带着笑容。“帅极了！”50多岁的父亲红着眼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还有一次，学生们都穿着“白服”走在校园里，一个同学开玩笑似地搭了一下王浩的肩膀，却被他立刻推开了。然后，王浩指了指穿在身上的医生袍，一语不发地大步向前走去。 “他的意思或许是，穿着这件衣服，就应该有医生的样子。”人们后来这样推测。 在大学的某段时间里，他也曾像很多医科生一样迷上日剧《白色巨塔》，可接下来的讨论气氛却不那么融洽。 “财前医生可真厉害，技术特别好。”同学说。 “你怎么能喜欢他呢？他为了钱可是不择手段。”王浩显得有点惊讶，“我喜欢里见医生，他很正直。” 这并不是王浩唯一一次描述自己心目中理想医生的样子。在朋友们看来，他做人纯粹，“黑白分明”，简直“像从古代穿越过来的”。王浩曾经告诉唐莹，“等我当了医生，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绝对不收红包和回扣。” 可事实上，他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遇害前，他仅仅在风湿免疫科度过了3年实习时光。 据哈医大新闻中心称，经警方初步审理，李梦南出生于1994年5月，父亲是服刑人员，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去年，李梦南就曾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前来住院治疗。23日上午9点多，他再一次在爷爷的陪同下来到哈医大一院。 他们并没有去门诊，而是直接走进住院处5号楼的风湿免疫科。在科室副主任赵彦萍看来，这是很多老患者的习惯，他们并不挂号，而总是直接找到住院医生免费就诊。医生们后来告诉媒体，第一次诊断时，李梦南被发现可能患有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先到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 可赵彦萍后来听同事们说起，李梦南从胸科医院回到哈医大一院后，却发现自己将一项检查结果遗忘在上家医院，不得不返回领取。当他再次回到医大一院时，医生们认为，强直性脊柱炎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肺结核患者引发感染，甚至有生命危险，属于用药禁忌症。 赵彦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病人那时希望住院，但她和另外一位医生先后看了片子，认为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 李梦南和爷爷离开了医院。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带着水果刀独自回到了这里。 当李梦南举起刀时，他也许并不知道面前的人名叫王浩。他不知道，这个穿着白袍的实习生已经和朋友约好周末去学游泳，并且正在焦急等待一份来自香港的录取通知书。他还不知道，王浩一直期待着下个月在学术研讨会上见到自己未来在港大的导师，为此，他用了不少时间练习英语口语。李梦南更不知道，这个遇害者打算在狼疮肾炎研究方向下一辈子的功夫。 为了这样的目标，医学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活。以至于在他大学的恋爱经历里，“一起上自习”都成了主要节目。 这个在女孩们眼里“又高又帅”的年轻人上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面对讲台正中间的位子。期末考试前，他的笔记最厚、最全，教科书上也画满了老师讲的重点。200多人的大课，很多人会抢着复印他的笔记，后来，王浩干脆留了一份笔记在复印室。 平时，他讲话温柔，富有绅士风度。但朋友孙心毅却发现，只要谈到医学，他就会变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可在3月23日傍晚，他却没能给世界留下一句话。倒在血泊里的王浩并没能令李梦南停手，据一位目击者向媒体回忆，那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又袭击了另外三人，他甚至绕着桌子挥刀追砍一个女医生。 仅仅就在两三分钟后，李梦南逃跑。王浩被抬上轮椅，直奔重症监护室。几十个医护人员就守候在监护室外，走廊里一片哭声。 当时也守在那里的同学李宏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事后想起，当时按压、抢救了那么长时间，监测仪器上的数字却没有改变，他们完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抢救仍在继续。 直到最后，监护室里的人绝望地看到，“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家人后来得知，其实就在遇害后的十几分钟，王浩就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接近两个小时后，一位护士长从监护室里走了出来，她哭着让“大家冷静一点”，“现在得拔管了”。 这也意味着，抢救结束，宣告死亡。 这就是儿子最后的时光，王浩的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流泪。从儿子租住的小屋里整理的遗物，如今就堆在他身后。 与朋友们描述的“浩哥”很像，他的家当再简单不过了——一部没有装游戏和电影的笔记本电脑、几麻袋书、半麻袋衣裤鞋袜、小半米高的手写笔记、一摞摞的复印资料、几幅毛笔字。 他的房间里有两个衣柜，一个早已被书塞满。另一个里面挂着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一件衬衫以及一套只有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才舍得穿的西装。在家人看来，“空荡荡的，让人心酸”。 除此之外，他只有一个灰色的熊宝宝暖手包了。 事实上，就在遇害当天中午，王浩还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那一天是他奶奶73岁的生日，“我要祝她生日快乐。”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4个多小时后，意外发生。除王浩外，王宇医生术后诊断为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另一名医生右面部外伤，还有一名女博士生受头外伤。目前，病情最重的王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3月26日中午，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这间斜对着电梯的医生办公室时，一切看起来普通又平静。栗色的木门仍然开成45度角，来往的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王浩坐过的位置——一个磨损得厉害的电脑桌。尽管事件只过去了3天，但这个科室的医生、实习生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房间里工作。 门外，一个外地女病人用手机打给朋友诉苦。病人们仍旧不需要敲门就可以走进这里，询问病情，领取检查结果。 到了午休时刻，这个房间终于安静下来，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我（对李梦南）也不是恨得不行了。”赵彦萍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而李宏颖则闭上眼睛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着自己见王浩的最后一面。 23日下午4点半左右，她刚刚买完饭走回医院大楼，突然看见，医生们推着一个轮椅上的伤者飞快地向前跑，大喊着：“急诊！让让！让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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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熠祺 2012-03-28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 由于身体原因，97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已连续两年没有出现在两会会场上了。 在2237名委员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年纪最大，而且没有中国血统——这位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群体中的一员。全国政协自1978年开始，吸纳了十多位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最早一位是马海德医生，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 这是一群在全国政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无法复制的特殊委员。随着本届政协进入尾声，他们在政协舞台上的活动将满35年，他们的时代正徐徐谢幕。 全国政协委员、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在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 （李细华/南方日报/图） “政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两个美国人穿越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后来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马海德，记者斯诺。 马海德当过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就曾向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时周恩来回答：我们哪有国呀？我们只有一个党。 1949年后，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马海德当选委员后，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公民。 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的机会，马海德提出：可否让这些人成为政治局委员？ 没料到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马海德对中国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口误澄清后，胡耀邦才“恍然大悟”。随后，六届政协新增了十多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他们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国际主义战士”。不过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末，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 “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大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参加当年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连续六届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呆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回应。 1984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在考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所见感到震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他曾在两会上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与传递 1988年，马海德去世，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二十多年来，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的离去。“每年春节的总理招待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沙博理在这批“洋委员”中算是年轻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97岁高龄的他也没有精力参政议政了。周幼马记得，沙老最后一次现身两会时，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马帮他找到座位坐下。从那以后，周幼马再也没有在会场上见到过沙老。 以前几届两会上，因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组讨论中时常替陈必娣等委员念发言稿；但到2008年，他连念自己的讲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边的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主动担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召集人，近两年两会结束时，李东东都会带着杨澜等委员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问。2012年3月12日，沙博理对李东东说：“我虽然没有到大会现场，但关于两会的新闻，我每天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密切关注。我很想念各位新闻出版界委员，每天在心里和你们一起参政议政。” 黄友义也说，沙博理一直关注时事，最近还发电子邮件给他推荐了几篇英语文章。 2013年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否会有沙博理，还是未知数。不过，无论答案如何，属于马海德、沙博理们的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已进入了尾声。 周幼马“接过”了父亲的棒。4年前，他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上。 周幼马的经历亦可圈可点：出生在延安窑洞，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当年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他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几天后，周幼马将和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成员一起飞赴黎巴嫩——那里是他的祖籍地，那里的公园里有他父亲的铜像。马海德基金会和全国政协将出资一万美元，为当地幼儿园添置设备，之前外交部还曾经给他们打了一口井。“对于父亲的老家人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政协没有忘记他们。”周幼马说。 他更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父亲那一辈的“洋委员”们。“他们每个人是一本书，每个人的历史是值得留下的。”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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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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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河南郑州、通许     摘自《时代周报》第173期  　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堪忧。河南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愤怒的史璞决定出头当一回“炮灰”。        2012年的“3?15”，河南通许县的病死猪肉火了，史璞也跟着火了，尽管后者原非这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所愿。 　　3月16日，星期五晚上7时，当穿着一身中式外套的史璞走进MBA学院多媒体教室时，底下的学生关切地问了声：“史璞老师，今天吃饭了没？”只见这位面容恬静、头发略微花白的男人会心一笑，淡然地回答道：“谢谢关心，今天的晚饭我吃了。” 　　就在一天前，这个在学生眼中“平易近人，带有诗人气质、又充满真性情的教授”，因为愤怒于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入开封、郑州等地市场，在紧挨河南省委的紫荆山广场绝食抗议。这一天，他头裹写着“绝食抗议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字样的白布条，独自一人坐在毛主席像下。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想做的。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要向人民道歉。我是老师，自己不敢去做，怎么教学生？有人好心劝我，何必出头为他人当炮灰，我答：我愿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人当炮灰，为什么要别人为我当炮灰？”3月17日，史璞教授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我老了，只能给我的学生、年轻人趟地雷—年轻人是明天、是未来！不能让我的学生、年轻人为我等老朽趟地雷；否则，我们就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了！” 　　“坐在毛主席像前，我就像一棵小草” 　　史璞教授回忆，因为前一天在网上等通许县的公开道歉，“3.15”这天他起得比平时略晚。大概是7：20起床，洗漱完毕之后，没有吃早餐，8:05左右出门。 　　他从工作间中找来了一块白布，发现不是很平整，就拿出了熨斗熨平了褶皱。然后，他下楼买了一支黑色的书写笔，在白布上写下上面的那行字。 　　在文化路科技贸易市场旁，他拦了一辆的士。约8:50，他赶到位于金水路的紫荆山广场。 　　四周很静，旁边也没有人，这让史璞教授松了口气。之前，他很担心一些人看到他的微博，也加入到他抗议的行列。但他只想独自一人，静悄悄地抗议。“我的原则是，不给任何部门留下把柄。”史璞说。 　　按照微博上的承诺，9点钟的时候，他开始静坐。他选择了广场上毛主席像正面第一个台阶的中间坐了下来。 　　“坐在紫荆山毛主席像下，望着不远处川流不息的车辆、匆匆往来的行人，深深地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没人看你、理睬你、知道你……就像毛主席像前的一棵小草。有人问我，你觉得你一个人能有多大作用？我答，不知道。我只是一棵小草，但至少要绿化我脚下的一片土地！”看着广场前面的草坪，史璞产生了“自己是一棵小草”的联想。 　　有一位原来的学生前来劝说他离开广场，而另一位现在还在校的学生则走上前来对他做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动作。 　　很快，一些热心的网友对他举起了相机。一开始，这些人走得比较近，后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领导、校宣传部和史璞教授所在学院的领导来了，这些人只好在比较远的地方拍照。 　　校领导来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希望他离开这里。史璞拒绝了，他告诉他们：“我并没有错。通许县死猪肉的事情，说明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了。”他甚至提醒学校的一位领导，最好别站在他的前面，“如果那些照相的网友不小心拍到了你拉扯我的画面，将很难说清楚你们是好意安抚我，还是想强制带我离开这里。”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和学院的领导，没有走而是选择了站在毛主席像的背面。毛主席像前，就剩下史璞教授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一动不动吗？因为我知道有人在拍照，我不想像‘两会’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那样，哈欠连天，一副困怠的样子。”史璞笑言，多年的教师生涯，练就了他的“坐功”。 　　史璞静坐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位70岁左右的老同志看到他头戴白布，误以为他是上访的人，问他有什么冤情，还建议他到省委门口去。他告诉老人，他不是上访，仅仅是为了抗议食品安全问题。看到老人喊一些激进的口号，他告诉老人，自己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绝食抗议，哀求他离开。 　　10时，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雨，史璞教授还是没有挪动自己的身体。“后来，我想，我不是绝食的，我是禅修的，我在那个空间里头感悟生命的价值。所以说，感觉心里突然就很安静，非常坦然。” 　　中午时，学校领导给他买来饭菜，学院的书记也劝他吃点。他只回了一句：“既然头上写了字，就不能吃饭。” 　　下午，雨越下越大。这时，史璞身旁又来个女的，40岁左右。一开始，他没有觉察到异常，也没有理会她，直到她用英语向他问话。“她估计是受了某种刺激。”史璞想。一番劝解没有效果，史璞教授只好移坐到了前面草坪旁的石墩上，将偌大的广场空地上自己身下坐着的唯一一块未被淋湿的地方让给了那个女同志。此时，这位女同志竟然在那里说说唱唱起来。 　　看到雨大了，一直没有离开的同事买来了一批伞，也给了史璞一把。随后，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走，他告诉对方，6时。对方问，能否5:30，希望史璞给他留半个小时，好方便他去接放学的小孩。 　　3：40，有人告诉他，学校的工会主席来了。这时，史璞教授站了起来，向工会主席交代了自己来这里的初衷。史璞解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两个学校合并而成的，他并不认识这位工会主席，应和先前来的领导有一些区别，他估计后者前来有探望的性质。 　　副校长也告诉他最新的消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关于通许县病死猪肉的这个事情，省委副书记等领导作了批示”。 　　临近4点时，史璞离开了现场。“我的目的就是想引起领导的重视，认真处理这个事情。”他坦言，看到自己的领导和同事因为职责所限陪自己7个多小时，他也不忍心，这也是他提前离开的原因。 　　“那一天，我没喊话、没喊口号、没有聚众，也没有游行，仅仅是静静地坐着。”史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自己很清楚，这个事情会在网络上传播开去，但他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当天，新浪微博关于他静坐抗议的微博转发量高达10万人次。“看到一些网民对我的评价，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又觉得我受用不起，因为本来我做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史璞说。 　　“老子是教授，不出卖人格！” 　　选择绝食抗议这种“自虐”的方式，史璞说，自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3月9日河南电视台拍了病死猪的片子后邀请他去点评，看过片子后他立刻被震住了，无法想象那样的东西能端上餐桌。但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当时还是“两会”期间，一贯喜欢“炮轰”的史璞教授告诉编导，“这一次得谨慎点”。 　　当晚，《百姓3.15：病死猪“还魂”记》的节目准时播出了，但史璞发现自己“谨慎”的点评一点也没有用上。不仅如此，原本应该分三集播出的节目只播了一集，就连这一集第二天也没有重播，网上的视频也销声匿迹。 　　“怎么能这样？”看到视频中一些已经深埋地下的死猪被挖出来，进入了诸如众品等大型肉联厂，史璞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政府部门重视这个事情。于是，他开始在微博上@平安中原、平安郑州、郑州发布等和他互粉的郑州市相关部门的官方微博。 　　可是，这一次原本只要他建言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回复的这些部门没有理睬他。“一个个画面上都是病死猪，可就是这些猪肉最终上了我们的餐桌。”他还是想通过微博，想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语言也一次比一次“激烈”。 　　3月9日，他严词谴责不法中间商为钱丧天良，不法政府防疫员知法犯法、受贿渎职犯罪，地方党政部门不作为、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牟取暴利，食品监管部门吃纳税人的，不履行职责，猪狗不如。 　　3月10日，他剖析“食品不安全”的主因：政府懒政、无能、腐败、不问责致有效监管缺失，引发从众效应；邦无道使经济变质：在法治环境下，守法经营最经济，在非法治环境不守法经营最经济；“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诱导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恶性竞争加剧偷工减料、伪劣假冒和惩治力度小，纵容违法经营。 　　看到还是没有回应，3月12日，史璞又发出声明：如果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或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向市场问题无所作为、没有公开表态，我将于2012年3月15日在郑州市紫荆山毛主席像旁绝食抗议。他甚至留下遗嘱，安排好身后事：如果我死了，我所有家产归由姐姐分享；我的藏书捐赠郑州市图书馆。这一天，他直指相关部门纵容不法商贩损害人民健康，“发誓抗争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恶、有多黑！” 　　“我的言语中涉及的部门越来越重要，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甚至超出了我长期作为电视节目点评人的底线。”史璞坦言，这样做还是因为问题确实严重，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回应。 　　他回忆说，当时如果有相关部门说一句：他们看到了这个事情，会采取措施处理的，他就不会在12日决定“3.15”这天“绝食”。 　　提到“绝食”，史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也是他有意“策划”的。因为，他不能上访，当地媒体又被封口，沟通渠道不通；也不能聚众，不能游行，不能扰乱秩序。 　　“我只能采用自虐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否则，就会授人以柄。‘3.15’这个时间点，同样也是特意选择的。一是要给政府部门一个公开道歉的空间，另外这一天是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史璞教授说。 　　12日，开封市宣传部门看到了他的微博，联系了一个他的同事，希望他收回决定。13日，通许县畜牧局托中间人联系上了史璞教授。这天下午3时，通许县副县长张毅和县畜牧局局长郑洪军来郑州约见了他。 　　给人感觉低调的张副县长，说“死猪肉是个别现象，县政府已抓了”，并希望史璞教授多提要求。史璞回称，你们病死猪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现象，媒体对于这一现象的曝光介入从2006年、2007年就开始了。 　　史璞教授还说，自己只是个学者，只有建议，没有要求。他表达了自己两个意思，一是，通许县政府需向人民道歉；二是，向上级领导检讨。“只要我没看到你们的公开道歉，我就要绝食抗议。”史璞教授强调。 　　张副县长口头上答应了史璞教授的建议。然而，在13日晚上11时之前，史璞并没有等到公开道歉，14日早上还是没有。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天上午10时，他接到了自己一位直接上司的电话，对方告诉史璞，他知道了他想绝食抗议的事情，希望他别去。 　　这激怒了史璞教授。他在微博上留言：“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老子是教授，不卖身投靠、不出卖人格！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不仅如此，下午4时左右，片警还拨通了他的电话，也希望他收回“成命”，别去“静坐”。史璞纠正了片警的说法，强调自己“不是静坐，而是绝食”，而且是“独自一人”。 　　快5时的时候，史璞教授又接到了张毅副县长的电话，说自己已经到郑州了，想再次和他沟通一下。 　　这一次，史璞教授拒绝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17日，史璞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随后，他展示了自己在通许县委和县政府门户网站截屏的一些内容。在前后三个截屏网页上，通许县所提到的他们正在严查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时间点前后不一致，内容上也是多有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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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杨华军 山西长治报道  2009年12月，李丽丹在山西老家接受透析。母亲在透析室外等候。王磊 摄 　　“贾主任，再让我透（析）一次吧。不透我就活不成了……”李丽丹叩开了肾内科主任办公室的房门，央求道。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找卫生局，把事情都解决好了再来。上头说让你交一半的费用（250元），我们不能再按照50元的标准给你透了。要不去交250元透析费，要不就停止透析。”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贾云勇答道。 　　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 　　几分钟后，贾云勇打破了沉默。他拿起电话，和护士简单交代了几句，对李丽丹说：“去交费吧，还是50元。下次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李丽丹缓缓抬起头，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疲惫地走向透析室。 　　脱鞋、换衣服、戴手术帽、躺在病床上……在一连串熟悉的动作之后，护士给她插上了针管。针管扎进皮肤的那一刻，李丽丹只是撇了一下嘴，没喊疼。 　　伴随着水泵的轰隆声，殷红的鲜血流入透析机。经多次过滤，“干净”的血液又被输回体内。 　　四个小时后，李丽丹原本灰暗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 　　自助透析 　　李丽丹得的是尿毒症。平均每两到三天，她就必须透析一次。否则胸闷气短，四肢无力，“像死过去一样”。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式是换肾，可稀少的肾源和昂贵的费用，让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透析。 　　今年初，她被长治市卫生局和潞安集团总医院告知，再也不能以50元一次的价格透析了，要按照最新城镇居民医保50%的报销比例，即250元一次。在患病七年后，她已经无力承担每年增加的这几万元。 　　她的名字被医院从排好的透析时间安排表中除去了。每次需要透析时，只能到医院软磨硬泡。 　　50元一次透析确实非常便宜，两年前，李丽丹和病友们在北京自助透析时，也需要一次100元。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引发轩然大波的“自助透析”事件，政府也不会给她这个“慷慨的”许诺。 　　她开始怀念在北京通州小院自助透析的日子。 　　2006年7月，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李丽丹便罹患尿毒症。在长治市、北京通州接受短暂治疗后，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条件本身就不富裕，再加上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李丽丹被迫停止在医院接受透析。 　　通过病友的介绍，她来到北京通州区白庙的一个小院，和其他9名病友靠三台医院淘汰下来的透析机，进行“自助式透析”：自己购买机器设备、透析粉、输液瓶、针头，自己操作机器，完全不用依赖医生和护士。 　　在医院透一次析，费用在400到500元之间，而在小院里，病友只需支付100元左右的成本费。 　　当血液在透析机里循环后，李丽丹全身都放松了。一次100元左右的费用，让她不再那么害怕花钱。“想什么时候透就什么时候透。不用再憋着了。真是太幸福了。” 　　在此之前，她保持着一项尴尬的纪录：35天内只透析3次。她尽量不喝水，尽量少吃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体内变成毒素。 　　每次到透析前一天，李丽丹几乎都喘不上气了，只能坐着，张着嘴呼气。时间变得无比缓慢，她就拿着手机不停看时间。一点，两点，三点——天亮了，六点半，医院就可以透析了。五点刚过，她就穿上衣服，和家人来到医院，等着透析。 　　在自助透析的大院里，李丽丹迎来了久违的笑容。除了能及时透析，还因为在小院里病友间很亲切，像家人一样。她喜欢那样的感觉。 　　慷慨的承诺 　　李丽丹也担心过自助透析会出现问题。一台正常的透析机至少要17万元，而这三台被医院淘汰的机器连同水处理设备，总共只有20多万。有一台甚至还是1975年生产的。 　　加入时每个人必须签一份入股合同书，上面写着：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死亡，都自行负责。 　　李丽丹毫不犹豫地签了。去医院透透不起，也只是等死；用旧设备很危险，但不出意外情况的话至少能活命。 　　只是那时李丽丹不知道，在她们看来合理的“自助透析室”，居然会变成一个轰动的新闻事件。 　　2009年3月，北京一家媒体报道了自助透析的事情。一时间，各大媒体蜂拥赶到小院。在媒体看来，那个小院里的10个病人具备展示社会病的诸多元素——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医保、卑微的生命。 　　被媒体关注后，她们的命运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在她们获得更多同情的眼光同时，通州区卫生局以“违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名义，向“自助透析室”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卫生局的做法并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医疗机构，更要命的是，一旦发生事故，当地政府都难辞其咎。 　　病友们拒不执行。10个人中，大部分没有医保，少数有医保的也支付需要自付的费用。三台破旧的透析机是他们所有人共用的肾。“说什么也不能把肾交出去啊。”李丽丹说。 　　几天后，通州区卫生局采取强制措施，异地封存了自助透析者的“三个肾”。 　　与此同时，北京市一边为10个患者提供了免费的透析，一边找到每个病人原籍政府，把人接回。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有病友都在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希望能以最低廉的费用返乡接受治疗。 　　李丽丹比其他病友都心急。因为直到5月份，家乡长治市才邀请她父亲回去谈谈，是10个人中最后一个接到的消息。 　　最初长治市承诺的条件并不理想。李丽丹只能“赖”在北京，继续享受着免费的透析。而大同老乡孙永琴，得到了大同方面透析费用全免的保证。 　　“其实我们这些人也在私底下暗自比较，都希望自己的条件能跟其他病友差不多。可是，同样是山西省，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李丽丹说。 　　9月初，家乡终于松口了。当地政府承诺：回去后，李丽丹每次透析，只要支付50元。李丽丹同意了。她说：“我想回家。” 　　自从2006年来到北京，她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政治背景” 　　在长治市享受了两年多50元透析费的待遇，李丽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当初谈的时候，我就担心50元的待遇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市卫生局下的公函也没说时间的问题。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要相信政府。” 　　一直协调此事的长治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王玉华并不隐晦，50元的开价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当初接他们回来确实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的。自助透析引起关注后，卫生部、山西省卫生厅都要求我们尽快接返患者。李丽丹一家接受50元的条件返乡治疗后，剩下每次450元的费用缺口具体谁来填补，每一方各出多少钱，确实还没协调好。” 　　这一拖就是两年多。期间，潞安集团总医院垫付了15万元。医院很为难，这是个“无底洞”。 　　李丽丹回家后，被纳入了城镇医疗保险，可以报销50%的费用。卫生局希望取消针对她的特殊政策，按照医保标准报销。 　　李丽丹不能接受这些变化，她只记得，最初有人告诉她“要相信政府”。 　　更让她无法理解的，她的城市户口也成了大麻烦。 　　在自助透析的10个人中，有7个人是农村户口，回家后，就上了新农村合作医疗。由于新农合为卫生部门负责，她们都获得各地卫生局的特殊照顾。而李丽丹在很小的时候，就转成了城镇户口，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父母，怎么也不想让子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转户口是为了让她能到当地矿区找个工作。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只能按照50%的比例报销透析费用。 　　这一切的道理都超出了李丽丹的理解。她和家人找过王玉华多次，还跟她吵过架，可王玉华也无能为力。 　　王玉华私底下给过李丽丹一次钱，500元，“拿着先透两次”，并叮嘱她：虽然患病，还是应该趁身体舒服的时候做点事情，能挣多少是多少。 　　挣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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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3月21日  12 版）   王小妮 中国南方一所大学的教室。建华摄 　　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而去上课更是个学习的过程，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年轻人，并从而得到他们的友情，发现这些新生命身上蹦跳出来的干净纯洁。更多的时候，是在被这些新生命的纯真而短促打动中，才看到和记录了这么多。 　　出任这个大学教职以后，在试探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现在清晰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乍现。而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因此每次课都准备最新资讯和课业作业的各种想法，奔跑着去和他们讨论。 　　在这个地处边缘的海岛城市，平时遇到送快递的、订机票的、卖空调的、推销保险的、做导游的，很多都毕业于我们这所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公民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行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能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20年可见成效。 　　多数人都会认为我所作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 　　乡村少年们（2006年上课记） 　　第一节课，我拿到一份来自16个省份的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我的惯例，想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村镇。底下有二十几个人举手，超过一半。我又问，有多少人的读书费用必须依靠父母种田来维持，是通过土地，而不是靠外出打工之类其他方式。这回有大约10个人举手。来自于种玉米种土豆种水稻种麦子的微薄收入，使这10个孩子，和那些脚踩滑板、手里玩着MP3进教室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后来，一个学生干部告诉我，我上课的这个班，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11人，占25%，其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4人。除此之外的75%，都是纯粹靠家里种田或者出外打工的收入供读书。 　　有个从湖南来的女生，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工厂生产塑料花。来上大学前，她去看父母，也做了一段短期工。只读过小学的母亲总是说她做的是“美国花”，仔细问过，女生才知道母亲因为湖南口音一直都把“玫瑰花”读成“美国花”，母亲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样子，她知道每天做的就是“美国花”。 　　余青娥的作业（2006年上课记、2008年上课记） 　　整整一个学期，只是在最后一次课结束以后，才和这个名叫余青娥的学生说过几句话。在这个班级里，她跟不存在一样，上课总是埋着头的。但是，第二次作业，我就发现署名余青娥的文章好，有很多来自生活本身的灵动细节。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了，我走向她。她一直都坐在最靠窗的一侧，上课的时候如果想关照到她所在的角落，我就要偏转过身，面朝着窗外。 　　我说，余青娥，能把你这学期的6篇作业打字，然后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是这6篇，我都画出来了。她的脸忽然涨红了，有点紧张，刚抬一下头又马上低下去，她去翻本子，她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早就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她问，是这个吗？我说是。她点头，再没抬头望我。 　　就是她最开始抬头的一瞬间，她的眼睛和面孔都满溢着幸福。原来，我也能给别人幸福的感受啊。余青娥的高兴我看见了，我的高兴她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她写了寒假纪事发给我看：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直到年三十晚上才带着在城里上小学的弟弟赶回老家，青娥还在屋子里就听出踩过雪地的脚步声是父母。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进了门就脱棉袄，脱得热气腾腾，他解下贴身捆扎的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袜子里装的是她父母一年赚的钱，另一条是亲戚家委托带回来准备起新房的。这鲜活的又喜又悲的景象，待在城里的作家怎么想象得出来？ 　　青娥的老家在江西，她祖母到现在还会埋怨她父母说，不该让她念书，女孩念什么大学校，还交那么多钱。老人这么说，是因为青娥下面还有弟弟，弟弟要长大要念书要成家立业，学费当然要早点给攒起。我把青娥的文章推荐给杂志发表了。2009年年初，足够寒冷的一天收到余青娥的短信，她说收到了稿费，感觉拿在手里不敢花。 　　钱（2007年上课记） 　　“我想我需要钱”，在学生作业中出现这样直露的句子让我吃惊。 　　讲评作业那个课间，人来人去，我找到了这个学生，一直都坐在教室最后排。 　　我说，咱们避开人说说话。到楼道里，我说，看了你的作业。刚说了这一句，看她满脸的眼泪，扑扑拉拉地，不是流眼泪，是泪如泉涌。那个晚上，海风强劲，能感觉到她在向后用力抵靠住栏杆。那么多眼泪，这孩子哭得太难过了。不用听她解释，我相信她写的都是实话，她确实太缺钱了。 　　虽然哭得厉害，她还是口齿清晰，讲了她家里的情况。我连连给她递纸巾，碰到她特别结实的手臂。她是海南儋州人，家里有3个女孩，一个姐姐刚去江西读大专，本来考试成绩不错，但是最后选择读收费最低的学校。一个妹妹正准备报考职高。3个女孩同时读书，而这负担全靠母亲支撑。 　　快期末了，她主动来告诉我，已经在申请助学贷款，也得到了来自捐助的每月100元生活费。期末考试临近，在路上碰见她，她笑着说：家里姐和妹都是性格很外向的，我妈妈总说怎么只有我一个内向？我爸爸那人对现实很有批判性的，我性格也不像他，他能写也能说。 　　2007年的最后几天，她在为期末的英语考试发愁。我问她，高中英语课学得怎么样？她说，高中老师就是让背书，考试的时候，碰到那些填空题就胡乱填，总能碰对几道题，得到几分。 　　因为她的作业，我讲了几分钟金钱观：“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很明显，他们不认同，可能正在想，老师啊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不缺钱以后，才能开始理解钱远不是最重要的。 　　刺激（2007年上课记） 　　对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片断阅读和人物分析，他们已经能够把握住人物的发展基调了，今天的作业是续写——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别人的儿子又打人闯祸，伤者家长三番五次催许三观交医疗费——在这里放下小说，请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 　　10个人一组，热烈地讨论了一节课，开始发表看法了，居然有人想到，让许三观带上儿子去卖血，“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而小说里，这个时候的一乐才9岁。还有人想到让许三观的妻子去做妓女，“干这个来钱比卖血还要快”。 　　肢体冲突，跳楼，自杀，刀砍，枪击，都被想到了，这些就是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感觉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让他们兴致盎然，平淡的解决方式显然没人有兴趣。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热衷于把痛苦推衍到极致？ 　　温润，和善，柔软的力量，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去想。 　　我们的班长（2008年上课记） 　　大一新生班的班长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热衷于点名，特别是突击点名。有两次，上课铃响了，他的点名还没结束，他不得不带遗憾地自我中止，说上课吧。我忍不住问，是学校要求点名？他说不是，是他自己要点的，预防有人逃课。防患于未然，他说。 　　第一次课上分组讨论，我刚说完讨论两个字，班长忽然起身发出最短促的口令:各小组准备好，一分钟之内就位，不要发出响声。他这一喊，让我感觉这一屋子都是军人。 　　课间休息，班长过来问我：老师怎么看大学生的自由。我说不赞成把中学思维带进大学。心里想到了他的点名。他没回应我，显然有保留。他转过身对大家说，同学们现在讨论讨论啥是咱的自由。当时教室里乱哄哄。有人随口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说，自由就是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不回答。没有得到丝毫的正面答复，班长的脸色变得难看，但是还在坚持：大伙都说说，咱大学生该怎么看自由。上课铃声都响了，他还站着，还等待有人给他答案。后面的同学拉他说:上课了。马上有人迎合着喊：上课了。他才很不情愿地坐下，坐了还向后扭着身子对着同学们，直到我说上课，他才转回身来。那节课他没听进去，一个人在座位上较劲呢。 　　两个月过去，班长有了明显变化，口令少了，话也少了，不再突然点名。有一次上课趴着，问他感冒了，他有点茫然地点头。 　　又有一次约他来取影碟，早上7点，海岛上阳光透明，他穿一双高筒的足球袜和运动鞋，满头是汗笑嘻嘻地跑过来，我心里想：就是一孩子。他说他坚持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跑步。 　　国庆假期结束，班长给我们讲他见到的大海：都说海是蓝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海，这回我特意到白沙门，捧起海水一看，这水咋一点也不蓝啊，再去西海岸，海水也不蓝，为什么海水一捧起来就不蓝了呢？他说完并没坐下，好像在等待答案，教室里一片哄笑声。 　　另一次，我问起谁这一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41人中有6人举手，其中就有班长。12月底，有人给我两张《非诚勿扰》首映的票。我都送给他了，很快收到他在电影院发来短信：老师，谢谢给我第一次电影院的经历，电影很好看。 　　可惜，来自山东的班长郭新超，如果他第一次进电影院，放的是《天堂电影院》该多好。 　　鼓掌（2008年上课记） 　　很久了，我都没弄明白，大一学生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掌。 　　我的提议，他们的即兴发言，从宣布上课到宣布下课，随时都准备鼓掌，好像很盼望被哄堂而起的响声鼓舞一下。 　　我曾经把这理解为这一代年轻人性格开朗，思维灵动，对课业充满兴趣。可是，调查了这个班45个学生，填报影视专业的只有10个左右，其余都是调剂来的，他们原本想学的是法律、经济、外语等热门专业。坐在下面起劲地拍巴掌，心里也许想的是怎么调换专业。直到期末，我才听说，班上还有没凑齐6000元学费的，听说拖欠学费的学生将没资格参加期末考试，甚至不能购买寒假回家的火车票。可以想象，他们个人的难处苦恼疑惑一点也不少，但是，这一点都没妨碍他们扬着脸热烈地鼓掌。上课时间有教室传出掌声会显得异常热烈欢腾，有点一呼百应，甚至还透出某种励志的效果，恐怕做老师的不该反感这效果。但是，我总感到可疑。 　　第一个得到持久掌声的是陈小力。那天陈小力起来先读了一段新闻，紧接着自我发挥了一大段关于中国要低调，韬光养晦，振兴崛起的即兴演讲，照搬电视上“大专辩论会”的节奏和声调。激奋的演讲持续了3分钟，他不是面对讲台，而是站在教室第一排侧转身始终对着教室后面全体同学。他们也配合这“激情表演”，随着他越说越快，越说越激昂，下面已经掌声四起，可以用雷鸣般形容，直到陈小力坐下，掌声还没断。这下，他再次起身，向教室后面各方向挥手致意，引得更热烈的掌声。 　　另一次，林乐庆在讲新闻的时候，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评语：同学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讨厌的国家里除了美国和日本，还有印尼，我最近才知道他们有过排华历史，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机里，同学们可以拿去传看一下。说到这儿，他把手里的电话递出去。随着林乐庆关于民族自强不屈的一大串结束语，下面又是“雷鸣般”的掌声。林乐庆坐下，掌声持续，他目光很久都炯炯的。 　　从陈小力和林乐庆开始，我开始对这种发自群体的响声格外敏感，在我过往的记忆里，这声音一直专属于收音机和大会场，激昂强势，不可抗拒。 　　丁传亮得到的掌声也比较多。他讲新闻，不是枯燥地念完了事，经常随口加一两句评论，简短明快，好像是他的内心独白。讲到受金融风暴影响，春运没到，已经有农民工提前返回家乡，他卷起抄新闻的本子，忽然加了一句：我看叫农民工不好听，应该叫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这个名不好。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笑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来。我在心里说，丁传亮啊丁传亮，这两个说法有本质区别吗。我问一个来自城市的女生为什么给丁传亮鼓掌。她回答我：听他说得挺好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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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广州、深圳 广东是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省份，本刊记者走访多家移民中介，探求现在哪些中国人在寻求移民，他们的彼岸之梦因何产生，又将走向何处，以及那些与移民有关的众生相 温哥华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中，一个打扮成财神的华人手拿加拿大国旗 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移民签证处的门口，每天都有排队等待签证的人群（麦启烜） 一个华人在纽约地铁站里演奏着扬琴            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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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韩剪溪 实习记者 唐爱琳、徐雨雯、常晔、王皞 综合报道 3月14日深夜，重庆华龙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箴言型微博，内容与其新闻门户性质看上去并不太相称：“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这一天，是重庆形势急遽转换的分水岭。 这天中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总理称调查已经取得进展，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王立军事件必须反思和吸取教训。 这是王立军事件发生近40天来，中央政府常委级以上领导第一次就此事公开发声，意义不可谓不大。 3月15日 在这一天的《重庆日报》上，并看不出半分端倪。 头版头条新闻是在京政协委员乘机返渝；另外一条是重庆出台“提质十条”，着手提高教育质量。这种“名词加数量词”的政策宣讲提法，和此前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民主法治十五条”等一样，成为重庆这几年特有的政治语言。 比这条更能说明这里是重庆的新闻是《重庆日报》二版一整版的长篇评论——《让雷锋精神永远与时代同行》。作者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这篇文章其实是3月11日何在重庆全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删节版。这篇文章称，要建立健全“一进四动五常态”推进机制，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让雷锋精神在重庆大地永放光芒，努力推动重庆实现新的跨越！ 但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蛛丝马迹来。《重庆日报》的版面上，一位名叫“肖竹”的记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而“肖竹”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日报》上所刊载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相关报道的作者。 知情人透露，“肖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重庆日报》某负责人为首的一个四人创作小组，取“小组”谐音，署名为“肖竹”。这种做法类似“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取“两校”谐音署名为“梁效”。有消息称，早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前的全国两会后期，“肖竹”已经就地解散。 南都周刊记者查阅《重庆日报》以往报道，署名“本报记者肖竹”的最后一篇新闻，是3月6日的头版新闻——《薄熙来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促进分配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这条新闻的版面位置，被《重庆日报》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新闻之下。 本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新闻则出现在温总理讲话次日的3月15日《重庆日报》上，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名字出现在这条新闻末尾“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的领导人名录里。这也是这一周以来，这位重庆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重庆官方媒体上。 这次，报道的重头戏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重庆日报》一字不差地全文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占据了头版的下半部分和二版整版。 另一个关注点是重庆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这个公报，重庆已跻身万亿俱乐部。重庆市统计局长蓝庆华解读说，2011这一年是“重庆践行科学发展实效显著的一年”。 这一天真实的重庆释放的信息，却比纸面上的重庆要丰富得多。 这一天上午10点25分，一名叫“狼媚媚”的重庆平面设计师，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对另外一位叫“王大头哥”的朋友发出情不自禁的感叹：重庆卫视可以播广告了哦，娃儿奶粉钱有着落了！ 五分钟后，这位妻子是重庆广电职工的“王大头哥”回应了一条言简意赅的微博，这条微博由六个字加一个惊叹号构成：“太他妈解恨了！” 新华社发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消息是3月15日10点55分，“狼媚媚”这条兴高彩烈的微博，比之还要早了半个小时。实际上，从头天晚上到这天上午正式消息发布前，各种大多在事后被证实的传言，早就在网络上下不胫而走。 这天上午11时20分，刚开完人大会议的重庆代表团乘机回到了重庆。《重庆日报》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刘光磊、程贻举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代表们高兴地说：“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全国人大代表杨庆育说，他从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重庆发展的机遇和方向。 这天，重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正在渝州宾馆进行。市长黄奇帆主持了这次会议，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组部、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到场。气氛严肃的会场上，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免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会上，含市直各部门、各区县负责人在内的全重庆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见到了一夜之间从北京空降到主席台上的新书记。除了这次来渝宣布任免决定的团队成员异乎寻常的高规格外，有人还注意到前重庆市长王鸿举也坐在主席台下。在几天前的两会上，进入重庆代表团驻地采访的某媒体记者看到王的房门敞开，这位2009年已经转任职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前市长哈哈大笑婉拒了采访，称自己“这几年是住在桃花源里”。 重庆广电主持人史小恩观看了当晚的重庆卫视新闻联播。在次日的微博中，史称，“昨天联播收视爆棚，头条干部大会是重点。大家若有所思，表情耐人寻味。有如释重负者、有重新站队者。” 这天晚上11点03分，“狼媚媚”发了当晚最后一条微博。这条用重庆话写就的微博，对当日的山城做了充溢着浓郁火锅味道的白描： “今日重庆全市上下群情激动，街头巷尾泡子翻翻。qq群里转载各种前世今生；办公室里欢乐加菜；火锅馆里，一边烫起鲜毛肚，一边日白：王立军这回是吐了……；就连楼下打死人子麻将的，都一边搓一边说：晓不晓得嘛，薄熙来今天也走了！” “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 按照惯例，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后的中央精神传达过程分批进行。 重庆市政府和市人大、市政协等部门是第一批。3月16日，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市长办公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并衷心拥护中央关于调整市委主要领导和对王立军事件处理的决定，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黄市长“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基础上，其他部门稍有发挥。重庆市人大主任陈存根的说法是“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口径是“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则提出了一个叫“六同”的新鲜提法，表示要坚决与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中共重庆市委“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第二批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市纪委、市政法委和两江新区这三部两委一区。3月15、16日这两天，这六家要害单位也分别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第三批由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和常务副市长马正其，按照常委分工分别部署进行；第四批是法检两家司法系统。最后一批是其他单位和各区县。按照《重庆日报》的说法，“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各部门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或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传达、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除官方声音之外，民间以及网络动态也不间断地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之后的3月17日，《重庆日报》称“广大市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衷心欢迎张德江同志来渝工作”，报道引述一位市民的说法：“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这句话一时之间成为网络金句。 次日的《重庆日报》又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已成关于重庆形势的网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不”，最早出自胡总书记报告，并为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就职大会上引用。3月19日的《重庆日报》再以市民网友热议的形式，称“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提出的‘五个坚持’，让大家看到重庆发展的新希望。” 在这方面，做得最极致的是重庆另外一家都市类报纸。 3月17日的《重庆时报》在头版以整版粗体字大标题的方式，直接刊登了重庆市各部门和市民学习中央决定的消息。在这个无正文无广告的罕见头版上，黄奇帆顶头，人大政协紧随其后，其他部门继之，“定心丸”压轴。版式奇异，相当醒目，成为继“定心丸”之后，重庆事件中极具传播力的另一个传播热点。 “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早在重庆事件出现前后，已有多家颇具个性的网站表示，鉴于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将暂停开放。这种和“休假式治疗”颇为类似的“调整式关门”，被外界赋予了多重解读意味。 更引人遐思的是，重庆事件后，几个网络上下的著名“意见领袖”，突然称被迫挥泪删去微博，并表示将主动禁言。此外，更有种种空穴来风的重庆传言。 3·15之后的重庆，对这种气氛相当重视。 在3月16日的市长办公会议上，黄奇帆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要认真反思工作中的问题，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在部署外事工作时，市委副书记张轩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外事政策规定，做好出访审批工作，当前要密切关注各类动向，引导各方面正确看待重庆的发展。 在政法口，为防患于未然，重庆市政法委下发了《关于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切实做好当前政法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的通知》。 3月17日下午，到渝中区调研政法维稳工作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指出，要全力维护重庆市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继续加强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加强对社会面巡逻控制，不允许有丝毫思想松懈，坚决防止治安形势反弹。 “加强社会面稳控工作”，和“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休假式治疗”一样，都属于比较罕见的拗口提法。 耐人寻味的是，刘光磊还强调“要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对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和发扬；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虽然刘并没明确指出过去哪些做法是要坚决摒弃的，但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继任——前重庆市公安局长、“休假式治疗”的主角王立军。 3月19日的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黄奇帆再次强调，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确保不出任何乱子，让中央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截至3月20日，传言中的“社会政治事件”并没有出现。倒是早在3月15日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就已贴出告示，称“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表示要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的行为加强管理。 这意味着在重庆政治中心延续了好几年的红歌会，可能将再次进入历史。 与此同时，某些松动迹象也在意想不到地到来。曾经数次到重庆采访的某媒体男记者，意外地发现现在酒店门缝里不时有塞进来的卡片式卖春广告。而另一位常到重庆的成都媒体人则表示，这种现象其实以前也有。 但3·15之后的重庆，显然并不愿意外界把所有的焦点都对准人事变动与治安维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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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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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话题 掌声次数 经济数字 代表个性 奢华服饰 提问花絮 “的哥”论政    　      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          ■这一次“两会”，有几件事情是外媒比较关心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代表团开放采访，还有就是人大修改刑诉法草案。而两会代表的构成、装束、各种有意思的提案等，这些中国民众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也会成为外媒报道的题材。 　　■不过，很多欧美媒体都在报道中大量引用中国网友关于“两会”的各色讨论，对民众的反应与评论很关注。而港澳台等地媒体既关心这次“两会”对当地经贸和生活将造成的影响，也与内地民众一样，对会上出现的各色名人代表充满兴趣。 　　台湾《联合报》记者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谈论改革 　　台湾《联合报》在“两会”开幕当天曾撰文称，“这次热门话题多，将会很有看头。”报道中，他们着重期待了“过去九年都十分精彩”的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并指出这次“两会”媒体追逐的焦点，集中在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与发展上，而普通民众关心的多为民生经济问题。 　　在温家宝提交政府工作报告这天，《联合报》记者注意到，报告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谈论改革。结合来自苏州大学的政协委员杨海坤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手发言，该报记者评论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各界广泛呼唤。” 　　但另一方面，英国《每日电讯》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该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评论称，“并不出乎意料地”，这次报告“淡化了对改革的号召”。该报还介绍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山鹰的意见，他在报道中被《每日电讯》报记者称为“政府智囊”。他说，“虽然中国公众想推动某种变化，但该国知识分子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 　　此外，外文媒体也着重报道了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各项开支的改变等事项。法新社特别提到了两个数据：其一是2012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63亿元，比去年增长11.5%；其二是中国军费开支预算将超过6702亿，比去年增加11.2%。 　　港台记者关注各种“细节” 　　在采访两会的人群中，来自港澳台媒体的记者，对这次大会有着较别致的观察角度。 　　在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香港《明报》记者数了一下，报告共计被26次掌声打断，该报认为这频率并不高。 　　台湾中央社在报道中援引一位不具名大陆观察人士的话表示，“这十年中，大陆民智已开”，报道称，在这次“两会”召开前夕，房价物价、就医就学乃至公款吃喝等问题，无不成为网络的热议事项。从民众对这次“两会”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已逐渐从“旁观者，仰望者”转变为“要求者”。 　　台湾《旺报》在报道中称，“两会”的各地代表团中，以重庆团、广东团最引人注目。报道注意到广东团今年力行节约，选择搭乘普通班机来北京，在宾馆的床品都坚持3天一换，很是环保。 　　香港《明报》记者还注意到许多“两会”细节。他们在报道中赞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够朋友”。因为在广东团会议上，为不影响记者拍摄，汪洋特意弯下腰，不做声地从镜头下走过。 　　外媒不少报道素材来源中国网络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观察了一下今年“两会”时人们都在谈论什么，其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奢华服饰”与“（参加两会的）美女”，接下来就轮到了“两会”中各显神通的记者本身（比如一位对少林寺方丈说“我佛慈悲”以求采访的记者）。其他热门话题还有：代表们的雷人提案、代表们在会议中哈欠连天甚至坐着入睡，以及缺席代表引起的讨论。 　　这其中，代表们的装束大概能算是最热门话题，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其为“中国的国会时尚秀”。 　　有意思的是，外媒的报道素材，多半源自内地网友在网络上整理出来的照片。不出意外地，全国政协委员、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微笑赶路时，露出的那条疑似价值6000元的金色“H”字扣皮带，继在网络上大火之后，也登上了外媒版面。 　　香港记者抱怨被代表们冷落 　　境内外媒体采访角度的不同，也引发了许多趣事。香港《明报》记者不无惆怅地在采访手记中提到，很多“两会”代表一见他们胸口挂的“港澳记者证”就避之唯恐不及，另边厢，代表们都很追捧地聚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甚至有代表排队等待接受央视采访。 　　在试图追逐辽宁代表团，并对该地区公安部门人事调整等事宜提问时，《明报》记者自称很快就被说着“书记很忙”的工作人员挤到了一边。 　　而《旺报》记者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提问的花絮，称中央媒体的提问好似“博士论文级题目”，官员答题内容“足以令任何一位硕士生完成一篇期中报告”，每当官员开始洋洋洒洒地回答时，境外记者就开始了休息时间，有的直接合上笔记本，有的失望摇头，还有的趁机上厕所、打盹儿，或是和周边新同行认识一下。 　　相比之下，香港《明报》记者遇到的一名自称“忧国忧民”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却很愿意接受采访，本来只想问他对“学雷锋”的看法，结果这位司机大哥从雷锋精神讲到腐败问题，再到内地香港两地间矛盾，简直欲罢不能。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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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12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屈运栩 2012年3月3日，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第五届村委会重新选举，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当选为村委会主任。CFP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恋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恋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恋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恋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恋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恋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恋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恋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恋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恋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恋：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恋：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恋：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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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洋网 作者：娜迪娅 资料图：2010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4版的文章标题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姓名印错       2010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4版的文章标题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姓名印错，此事曾经在网上引起较大关注，并有传言称人民日报多人因此被处理。昨日在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全团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澄清该传言说：“中央给我们很宽松的环境。”        201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第4版左下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名字被写成“温家室”，事后网上盛传一份处理结果：该报“值班主任，正厅级降职，印刷厂副厂长、排版、设计等17人均因此事被处理。”昨日下午，在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全团会议上，吴恒权发言说，没有处理任何一人，网上传社领导到普通编辑共处理18人，“估计总理也是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很快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这个错我看得出来，是五笔字型打字错了，总结教训就行，千万不要处理任何人”。       吴恒权还表示，中央一直给《人民日报》很宽松的舆论环境，他说：“我调来《人民日报》工作已经四年，没有写过一次书面检讨。只有这次登错总理姓名的事，我们主动及时地做了口头检查。”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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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琼的诗 　　女工之刘美丽 　　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 　　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未来像 　　前途不明的漩涡充满着诱惑与危险 　　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着泥泞的人生 　　正如她的微笑有着不可动摇的美好 　　她插着螺丝焊着晶片大大的眼里 　　闪烁着乐观的光亮白炽灯下 　　那些制品寂寞的伤口她摸索到 　　一些细密的力量在身体里生长 　　手指头机械的动作像她的一生 　　尽管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她却 　　热爱着这前景看来不那么明亮的人生 　　她用手插着这些元件蓝色的线头 　　一根细小的铜线从流水线探入 　　她来自乡村的内心一千多块工资 　　能满足她那颗少女的心她习惯节省 　　每月一百五十块的零花钱让她觉得富有 　　她把工资寄往湖南的乡下她成为 　　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手指的茧 　　像一条苏醒的河流带着她八年的 　　岁月和寂寞回家结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中年女工兰爱群 　　咳嗽、恶心……她遇见肺部 　　泥沙俱下的气管，塞满毛织厂的毛绒 　　五金厂的铁锈，塑胶厂的胶质……它们纠结 　　在胸口，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处 　　被阻塞的肺部，生活的阴影 　　她遇见肺部，两棵枯黄的树木 　　扎在她的肉体上，衰老的呼吸 　　她，四十二岁，在毛织厂六年， 　　五金厂四年，塑胶厂三年，电子厂二年 　　她的血管里塞满了生活的尘土、疾病 　　拖着疾病的躯体在回乡的车上 　　她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 　　1994年出来，2009年回家 　　她算着这十五年在广东的时光 　　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新楼已建成 　　剩下这身疾病的躯体，回到故乡衰老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 　　（选自《女工记》）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 小哑 　　郑小琼，一个打工诗人。 　　她以见证者的身份书写下了最真实的底层者的命运。她的诗是解剖这个社会肌体以呈现其荒诞与不合理的一柄快刀。 　　2007年6月，27岁的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这距离她南下东莞打工已有7年之遥。2001年，四川某卫校毕业的郑小琼，还是百万南下打工大军中无名的一员。青春的行囊中，有对未来热烈的梦想，也有迫于生计的无奈。几经辗转，落脚于东莞黄麻岭一个五金工厂。她在工厂里的编号是245，从此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取代了她的名字，她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那一年，她每天重复着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最多一天打过一万三千多个。手皮磨掉，长出厚厚的老茧。 　　然而辛苦只是打工生活极小的一部分。无望才是它残酷的本质。微薄的薪水、漂泊感、流逝的青春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合力压迫着这位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不一样的是，她开始写起诗来。那些长短不齐的句子，仿佛云雀冲撞着囚禁它的玻璃窗，充斥着痛感与无奈。她的一些诗是在上班时偷偷写下的，仿佛机器的轰鸣，加速了灵感的到达。 　　2007年，题名为《黄麻岭》的组诗获得东莞年度诗歌奖，她用诗句记录了自己丢失在黄麻岭的青春。而这个丢失的青春，是千千万万个彷徨青春中的一枚。之后的几年，她创作了大量打工生活的诗歌，为我们揭开了被忽略的另外一种现实。她的才华赢得了文学界广泛的赞誉。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对她如此评价：来自底层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风神，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现在，郑小琼从注重自我感受的表达转向了关注他者的命运，拓展着灵魂内在的空间。历时七年，至今年创作完成的《女工记》（部分发表在今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诗集即将出版）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关于这本诗集的创作缘起，她写道：从2004年起，我一直在留意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数量庞大的外来女工，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对此我深有感受，我努力地想把这个“们”换成她们个体，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觉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从今年起，我努力将这些人物还原成为个体，在我的笔下与诗句中…… 　　《女工记》呈现了“中国女工”的命运和郑小琼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感受及思考。每一个女工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下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都意味着尊严。如果我们已经是盲人，就来听听这些来自中国女工们的声音。 　　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法治周末：首先祝你和你的工友们节日快乐，同时表达对你的敬意。因为你的诗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女工在现代工厂中的存在场景。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工友们的生活状态吧。 　　郑小琼：如果从旁观者看来，她们上班、加班、休息，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一些从来没有在工厂生活过的朋友羡慕女工们的生活，为此我跟不少人有过争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流水线高度紧张的作业，没有了解到加班、没有双休日、微薄的工资、集体宿舍、夫妻分居、家人长期各在一方的分离之苦。可能因为视角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性，在这些旁观者看来，工友们是一个劳动者的群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女工常常会忽视个体的真实的感受。 　　中国女工群体，视野焦距调远一些，支撑着庞大的中国制造，是高速发展GDP的需求；焦距调近一点，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忍受着过度加班、低薪、家庭的分裂、职业病、工伤……对富士康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制造企业，它既是郭台铭的辉煌而成功的商业神话史，也是令旁观者胆颤心寒连续“十几跳”的中国农民工的血汗史。而这些中国制造的企业，有一半是中国女工支撑起来的。她们忍受着超负荷的劳动、低工资，他们在企业工作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在企业所在的城市安居乐业。这是她们最为真实的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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