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孙佳宁 发自北京 图/受访者提供 “复杂的中国，复杂的世界”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赢得了百万读者，但也受到了很多争议和质疑，你能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你的办报理念吗？ 胡锡进：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判断，也是我需要说出来的一句实话。《环球时报》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总标题就是“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 中国对于世界已经非常不寻常，特别是中国国家道路的问题，影响世界未来的方向和其他国家人的福利。 我认为外国对中国理解不全面，他们看中国不容易看懂，容易从自己利益角度，先对中国进行价值判断，然后再具体解读中国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就想告诉世界，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口这么多，发展阶段这么特殊，发展又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压缩在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也是压缩在几十年中，中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胡锡进：现在爱国主义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当的。我们主张健康的爱国主义。中国比较弱，你再不爱它不保护它，就完蛋了，这种民族情绪，是弱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天然产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国越来越强大，爱国主义不能像过去一样，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环球时报》也是这种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民族心理历程的自然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成等号，“爱国主义”都变成贬义了，这是国内人不够自信，受了西方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民族主义”这个词，不管它的来历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时候价值判断的成分非常大，每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别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只不过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软实力强，给中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国内又有些人不坚定，独立思考能力不行，顺着西方走。这样比较简单，心理上又比较舒适，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词，每天都喊些这样的词多愉快，社会又不整你，多愉快啊！ 你想想，中国社会的领导人他们不懂么，谁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们中国在一步一步推动。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能比吗？美国下了飞机，高速公路有多宽，租车场有多大，中国和美国真的没法比，拿美国的那一套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是天大的误会。 至于那些关于我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没关系，我们承受得住，我对同事们说，坚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评我。但是我们既然认为我们做得对，就坚持一下，毕竟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中国主流人群的想法来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谈到《环球时报》传递的是真实中国的声音，是民间中国的声音。但也有网友反问，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为什么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你们不去报道？ 胡锡进：说这个问题的人很不专业，这是模糊的印象，《环球时报》不是报道国内新闻的报纸，它是国际新闻的报纸，主要是从战略层面来报道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坐标。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你们发言的尺度较为宽松，是因为你们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某种默许或者特许？ 胡锡进：我觉得外国记者向我提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有时中国记者也这样问我。谁能有特许执照？政府不会给任何人特许执照，都是冒险做出来的。如果你说的实话，对社会是促进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较偏激，给社会带来一些麻烦，自己也就会麻烦。所以需要真诚、勇敢和智慧。 拿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的传递风波那个报道来说，当天晚上11点钟，外电有报道，圣火在传递过程中灭了几次。到了那个时间点，稿子怎么做，标题怎么处理，压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儿，定的标题是“法国没保护好圣火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 当天夜里官方发出的报道是，有关官员称，“圣火传递取得成功”，你说我压力多大。回到家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人民日报社院里好几个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们做过了！这影响中法关系啊！”但是其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跟着我们的风向在写，法国驻华大使到处骂《环球时报》。我们最后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 人物周刊：你一再强调《环球时报》的办报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讲真话，为什么外界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之声，认为你们所呈现的中国并不真实？ 胡锡进：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舆论的分裂。西方肯定认为我不客观，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报道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有站在他们一头，帮着他们说话才是“真实”的。国内有一批人被西化了，价值观和他们一样，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小原因，比如《环球时报》只是报道国际为主，从战略层面，国家冲突和摩擦，中国国家道路问题，从思想高度上来报道，不会报道日常的事情如药家鑫的事情。 《环球时报》现在有这么大影响力，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转化成对每天具体事情的干预，但是我们做不到，报纸做这样的转向做不来。这是报业市场的问题。做这类报的道媒体已经很多了，不缺一个《环球时报》。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战略层面来发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许别人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欢的才是真话，不喜欢的不是真话，不允许不同声音的表现，这是非常武断的要求，与他们宣扬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有个段子说，“《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你听过这个段子吗？ 胡锡进：我听过这个段子，一笑就过去了。段子永远是简单化的东西，中国很复杂，世界很复杂，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流行的揶揄的一种方式。但是《环球》是不是宣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随便拿出一天的报纸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150万的发行量还不够多吧，所以造我们的谣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万的发行量，才能让造谣者闭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必须认真追求的。这要求任何报道不预设立场，不从自己的所谓“政治阵营”出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所有新闻素材的模子。我觉得现在很多新闻界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别有用心的老师”。有网友笑言这种说法源自阴谋论和阶级斗争多疑论。这是你的完整想法吗？ 胡锡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篇社评多角度论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数语，观点表达会有准确度的损失。如果这样再挑出微博里的几个词组成问题，就更刺眼了。但总体看，西方的自私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都有自私性，中国对西方不构成竞争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更容易真诚、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竞争时，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受到的人权批评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从常识就能想到，我们的人权状况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讨论。今天中国的自由状况怎么能够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那个时候中国是他们反苏的盟友，他们很少来批评中国。 现在西方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就是那么想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们的私利。我们应该去琢磨和思考他们的话，但不一定要去照着做。也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那么做，然后因为西方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就反着来，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在《环球时报》社评里写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闸门，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给美国也配一把，美国得习惯中国的非敌非友。如果我们全听美国的，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个人可以这么做，国家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听从美国，那是不负责任。 “微博上的声音不能代表主流” 人物周刊：现在左中右划分得很细，比如说中左和中右，你是哪一类？ 胡锡进：很遗憾，我不喜欢这样的分类，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我鼓励大家要做实事求是派。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开通第一天就收获了五千多个关注者，但其中多数是批评你和你的报纸的。你在博客中表示了惊讶，此前你不了解有那么多批判者吗？你怎么看待反对派的声音？ 胡锡进：我尊重微博上的声音，但不认为微博上的声音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微薄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比较活跃，但并不是主流。如果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我错了，我就会认真思考，要不要改。《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卖一块二还有人买，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如此自信，认为大多数人是支持你的？ 胡锡进：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结果在《环球时报》上都发表了。比如希望中国保持大的稳定，进行渐进式改革，每次调查都有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比例在70%-80%之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了解吗？ 胡锡进：我们经常做调查，由于读者群很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辐射面同样很大，总体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关心国际，城市读者相对较多。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社会，但我们读者的代表性比其他媒体要强一些。飞机上每天就10万多份。另外开出租车的、警察、蹬三轮的也都能经常碰到读《环球时报》的。全国有报摊的地方就有卖环球，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们有句宣传语，称《环球时报》是全国公信力最强的报纸。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认为自己的公信力强，或者说想做到最强，但这句话不是《环球时报》的标准广告语，也不是我想对社会表白的，我也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性，我们不是永远是正确的。可能是广告部作为一种广告术语去做，但我从来不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觉得《环球时报》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锡进：我想跟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我们在北京办报，报道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学过外语，而且是体制内的报纸，这都会带来局限。但是我们在努力突破局限，这是我们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评都是我执笔的，但写作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早晨编辑部讨论，定下这个题目，编辑会打很多电话，去问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给我看，我们一起来做，我口述，他记录，一起写成，写成之后还要传给几个专家去看，他们就这篇文章的思想、逻辑、文字提意见，写成之后提意见的最少是两个人，总共加起来给社论出主意德尔大约有百名左右，智囊团，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比如像房宁、金灿荣、张颐武、张琏瑰……特别多。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贵报关于艺术家艾未未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议。 胡锡进：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铺垫。 中国社会舆论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和事要归队，或者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这不健康。我觉得《环球》在努力地站在公正、中立的位置，来谈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也承认，把握准这一点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艾未未的事情，我们连续写了4篇社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很准确，但是总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硬要挑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狱。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任何文章如果断章取义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几篇社评是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写的，这里面有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我不赞成把政府单独挑出来。中国政府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国政府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判断、举措和民众的利益的确会有冲突、有分歧。 胡锡进：是这样的，因此需要批评。我们是批评的参与者，我们前段时间批评深圳，驱逐8万高危人员离开深圳，我们第一个发社论批评。日本核事件，《环球》第一个发了社评，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把情况告诉大家，发展核电要谨慎小心，这和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是永远挺政府，这怎么可能？ “中国是一辆巨型卡车” [...]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2011年第1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6月20日            投机和公共资源被少数人用来牟利，也就是所谓“公器私用”，是造成房价高企，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 　　其实，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窗口”，因为与房地产类似的问题很多，通过一一分析这些问题的实质，就会发现，正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资源政策上的混乱无序，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越积越深，积重难返。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在涉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领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法律、政策和支付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政策为何不公平： 　   从出租车行业谈起 　　中国出租车业有由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但由于没有用市场化办法确定“公利”和“私利”之间合理的比例，就给运营商留下了暴利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出租车行业来提供一个政府政策的“标本”。 　　出租车是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等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道路。为了避免道路被过分占用造成拥堵，政府限制出租车的数量，也就是限制了供给。毫无疑问，这个限制是合理的。 　　被允许运营的出租车得到的是特许授权，而出租车市场就是一个“特许市场”。为了分担政府本应承担的对特许市场的部分管理职责，政府引入了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就是特许运营商。 　　因此，出租车是“基本需求”碰上了“稀缺供给”，如果由市场定价，可以想见，价格将高昂而且混乱，投机行为将大行其道。为了避免特许市场有限供给所必然带来的消费者无法承受的高价格和市场混乱，政府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价格。这个价格本质上是“特许价格”，它是在核算出租车基本消费者平均承受能力基础上制定的，同时也适当考虑能够适应有限供给的需求量（也就是限制需求），全世界的出租车都制定了这个特许价格。 　　这个价格的“形成”是政府主导的，而它的“构成”则主要有三个部分：牌照费（本质上是资源占用费）、运营成本（包括税收）和利润。其中牌照费由政府收取，成本和利润由特许运营商收取。成本中的税收是企业运营的一般税收，虽最终由政府收取，为叙述方便，计入成本。政府获得的牌照费，我们将其称为“公利”；运营商获得的成本和利润，我们称之为“私利”。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公利”＋“私利”＝价格。当价格衡定时，只有最大化“公利”才能最小化私利。而最大化“公利”的办法就是竞价。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出租车运营商都是通过竞价，用市场化办法获得运营牌照。这种办法，我们称之为“竞入制”。“竞入制”将会最大限度挤压运营商成本和利润，使利润处于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由于出租车业没有进入壁垒，竞价的结果，将使这个利润不大于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也就是“资本成本”。 　　理论上，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所有人都获得合理收益：消费者获得一个可接受的价格，政府获得了一笔资金，而出租车业者由于是竞价获得经营权，其利润是自愿获得。而且，由于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的限制，遏制了出租车业像房地产那样在需求端囤积式投机。 　　由于政府必须通过竞价获得一个收益，“竞入制”将价格定位于“特许价格”价格区间的高端。表面上看，它通过限制需求达到某种供需平衡，但实际上，它为不用缴纳牌照费和出租车公司管理费的低成本的所谓“黑车”留下了巨大空间，需要花费巨大的行政资源去打击“黑车”。同时也刺激了“私家车”和“公车”的增长。从道路占用的角度看，它没有达到限制出租车数量的初衷。因此，出租车是各国政府都“头痛”的一个问题。 　　尽管“竞入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一个公平的办法，因为它没有给运营商和投机行为留下暴利空间。 　　中国的出租车业采取的是“准入制”，即政府批准，缴纳少量固定牌照费或根本不缴就可以运营，没有竞价。中国出租车业也有由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但由于没有用市场化办法确定“公利”和“私利”之间合理的比例，就给运营商留下了暴利空间。 　　我们以北京出租车为例，通过算一笔不太精确的“账”来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的出租车，一辆车的售价约为8万元，报废期八年，按五年算，平均每月1300元，加上车保、社保，每月不超过1800元，这是出租车公司花在每辆车上的基础成本。 　　假设出租车公司的合理规模在5000辆以上，按5000辆算，再假设出租车公司的年运营费为1000万元，平均每辆车年2000元，月200元，合理成本在2000元左右，加上税收、利息和合理利润，一辆车过分点算，不过2500元，至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而北京出租车公司规定的“份钱”在5600元到6300元，其中3000元以上纯属暴利。 　　通过这笔“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准入制”，其本质是，本应由政府获得的“公利”，被转移支付给经营者，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又被转移支付给了某些监管者个人，这就会产生不公平和腐败。由于北京出租车的“特许价格”也是定在价格区间的高端，因此“黑车”问题严重，也间接刺激了私家车和“公车”的增加。 　　也就是说，北京的出租车业，表面上看是“私有化”了，“市场化”了，但实际上是“权贵化”了。不但国外出租车业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产生了不公和腐败。          回归“公平准则” 　　为使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建立在“公平价格”的基础上，“公平准则”是政府仿照市场竞价干预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准 　　客观地说，北京出租车业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虽然不公平，但如果贸然改变这个格局，引入“竞入制”，不但在行业内会产生混乱，而且也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其影响还可能扩展到社会。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公平原则呢？回答是：有。 　　既然出租车占用的是公用资源，政府实施特许经营，并制定特许价格，那么政府完全有权力也有能力限制运营商的利润，按照公平合理的标准制定特许价格。这个公平合理的标准就是，根据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来确定特许价格。 　　合理成本不用说。合理利润就是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当它作为机会成本来表达时，被称为“资本成本”。在美国，资本成本一般简略地采用股票市场百年平均回报或标准普尔500指数70年平均回报数值，这个数值大约为10％（因通货膨胀修正而不同）。 　　在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这是因为，公平竞争会最大限度压低利润，而利润预期如果低于“资本成本”，投资将转投他方。所以，“资本成本”是以市场竞价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标准，我们将其称为“公平准则”。 　　出租车业正是这样一个不存在壁垒的行业。在出租车业实施“公平准则”的实质，是在合理利润的基础上，通过确定特许价格，划分“公利”、“私利”和消费者这三者公平的利益格局。如果特许价格定在区间高端，政府可以得到一个固定收益。如果定在低端，政府就把本应由自己收取的“公利”分摊给最终消费者，仍然体现了公平原则。 　　还以北京为例，每辆车的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在3000元以内，假设政府想还利于民，将特许价格定在区间下端，那么政府应规定出租车公司“份钱”不能超过3000元。“份钱”下降一半，特许价格也就是出租车价可降低到每公里1元－1.2元区间基础价格外加油补。 　　理论上说，这个价格不但实现了公平，而且可以解决国外出租车业存在的许多问题。 　　据统计，北京上班族家到单位的平均里程为15.6公里，每天上下班打车每月花费不到1000元，再加周末租车外出，每月总花费不到2000元，比养一辆车的花费还低，而买车的钱完全成了“沉没成本”。 　　价格的大幅降低，将大幅提高乘客数量。其结果，第一，经济上的考虑，会降低私家车总量或降低私家车出驶率，比现有的行政措施都有效。第二，降低出租车空驶率，提高用油效率，也提高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第三，让所谓“黑车”无利可图。第四，需求的扩大，将增加出租车总量，不但增加了就业，为“黑车”司机提供了出路，而且出租车公司通过扩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第五，为公车改革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经济性理由。第六，如果配合公车改革和公交车科学规划，将对缓解北京交通拥堵起到作用。 　　如果实施这样的改革，对市民、出租车司机、城市、国家都有利，只对出租车公司老板不利。出租车公司老板的暴富，主要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现在，他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为什么资本成本是合理的利润指标呢？ 　　首先，从出租车公司老板自身的角度看，出租车业不具有进入壁垒，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出租车公司老板经营得好，完全可以通过节省成本而获得高于甚至远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所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 　　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他们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而不是具有五种创新职能的“创造性毁灭”者，他们的工作与一般职工没有本质差别，因此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按照奈特的定义，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竞争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按照米塞斯和科斯的定义，他们不具有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和“寻价”能力，因此不能获得预测和“寻价”能力“溢价”。 　　实施“公平准则”，会得到一个“公平价格”。在没有任何办法在短期内改变供需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使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建立在“公平价格”的基础上，“公平准则”是政府仿照市场竞价干预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准。 　　“公平准则”并没有改变供需结构不平衡，它所提供的“公平价格”为投机留下了巨大空间。因此，实施“公平准则”必须与打击投机相配合。在出租车的例子里，政府公布统一的价格，就是遏制投机的举措；在房地产这一类产业中，政府也必须找到低监管成本、低交易成本的政策举措遏制投机，才能真正实现公平。 　　“公平准则”有三个要点：第一，它把仿照市场竞价结果的“资本成本”确定为利润上限；第二，它主要作用于短期无法解决供需结构的基本需求领域和权力定价领域；第三，它必须与遏制投机相结合。 　　正像前文所提到的，实现“公平准则”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市场竞价，也可以权力定价。蒙古共和国最近决定其矿业企业向全体人民分红，是用产权分配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准则。如果仔细分析发达国家各个细分产业的具体定价方式，我们还能找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办法。         公平准则和权力定价 　　应该立法将“公平准则”纳入权力定价领域，所有权力定价或权力关联定价的企业，其利润上限不应超过“资本成本”，超出部分，应以税收或其他方式上缴国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公平准则”，实际上是借用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价所隐含的公平结果，来为中国普遍存在的权力定价制定一个“准则”。因此，这个体现公平利益分配格局的“准则”，不仅适用基本需求领域，而且适用于一切权力定价领域，包括从石油、电信、交通，一直到墓地、公厕。 　　中国的权力定价，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则是隐性的。公开的权力定价，如石油、电信等，许多人将其称为“垄断定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市场经济中的寡头垄断，是市场整合自然作用的结果。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寡头垄断会通过“合谋”获得垄断价格，但经济实践不支持这个理论，经济学家也逐渐改变了看法。先是加尔布雷思从治理的角度，认为寡头垄断企业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的长治久安，因此倾向于制定一个相对较低的合理价格。后来斯蒂格勒通过考察寡头垄断长期行为指出，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竞争，仍能实现竞争价格。关于阿克塞尔罗德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中所隐含的垄断定价问题，由于比较复杂，本文不讨论。 　　所以，所谓的“垄断定价”，仍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仍然是市场定价，虽然它的定价会比完全竞争下高。而中国垄断企业的定价，完全是权力定价，无论是高是低，都存在一个“公平准则”问题。厘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乎我们以后关注的国企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 [...]

Tags: 财经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陈漫清 张嘉衍 发自深圳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粘人的热风，聒噪的蝉声，裹袭着深圳的每一个人。 朱清时正“闹中取静”。身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没有现身考场，反而避在罗湖区某老式宾馆内，眼里闪烁一丝狭促的笑： “昨晚，他们在教学楼三楼布置考场。今天早上，一大堆媒体记者堵在学校大门外，这些人不知道，工作人员早从后门悄悄撤离。我们的45个学生，没有一个参加高考。” “他们”的具体指向，他以为毋须细言。总之，“这些学生比某些人高多了。他们应该感到汗颜”。 他还欣喜地获知一件有利于他的“理论武器”——网上，署名“晨雾”的作者所写的一篇文章《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变“合法”了吗？》。 他不禁坐在那里逐段引用，“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他们这次参加高考，是算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事实上，今年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作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者’的南方科技大学最终并未进入。因此也不可能列入统招计划。这些考生即便是参加了高考，也只能在统招计划内填报志愿。他们填报哪所大学都行，惟独无法填报南方科大。 “因此，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他们参加高考，也‘合法’不了。如果是教育部或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这些学生参加高考，这些官员们首先应当想一想，你们的要求是否‘合法’？而且是否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 事实上，从中科大十年校长期间，到2009年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朱清时一直念兹在兹地寻求一种“法”，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里，回答已故大师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南科大从呱呱坠地就打出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和努力方向，也是我们引领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可以说，这是我们四十五名同学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念。我们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放弃了一切，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但是，现在教育部提出我们必须要高考，回到高考的体制下去。 这封信的作者在电话里自称“小李”，是“甘当教改实验的45只小白鼠”中的一员。 他说，这封《南科大一学生致社会公开信》是在5月30日晚上一气呵成，“紧随事态的发展，好些段落早在脑中构成”，贴在博客上的反响，如他所料——十分火爆。 “我做这件事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外界能够看清南科大的真实状况。告诉大家，想看我们实验的话，就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也不是反对高考制度。如果没有高考，农村山区的孩子怎样跻身上流社会？我们否定高考，是在南科大目前的环境里。所以，我在信上说，‘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他语气严肃。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是今年2月，小李浏览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时看到的。 其上，也有一封公开信，即朱清时于去年12月15日所写的《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南科大确定的目标定位是：“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深圳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必要探索，更是香港科大和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 ……然而，按照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 文末，朱清时还特别强调，“为了确保教改实验班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每位自愿报考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充分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实际情况，并与每位学生和家长签订协议书，以确保他们参与教改实验班完全自愿。” “我的思想理念与南科大一拍即合。”小李直截了当。 恰好，他具备的条件也与南科大的招生要求相符，“一是去年报考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已完成高三课程，或其他学完中学课程的优等生”，而他是山东省某名牌中学“最好的一个班”的学生。 二月底，小李等来自全国各地共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南科大的招生考试：先面试，再笔试，最后心理测试。 想起公开信发表后，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质疑：“你们这群学生连高考都不敢考，怎么去学习那样高深的知识？”他颇不服气，以那次招考举例，“数学、英语、物理三门学科为主，这样的考试已将高中的知识全部涵盖进去，最能测试出一个人在高中的学习能力” “面试时，每四五个学生一组，面对3位考官，需用英语回答，诸如‘力的作用’、‘为什么要来南科大’、‘你将来想做什么’、‘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各种基础问题。 “笔试共分两轮。第一轮属高中内容，第二轮由朱清时校长与另外两位中科院院士张景中、陈国良亲自出题。3道考题关于勾股定理、几何与计算机。有趣刁钻。 “心理测试不发考卷。两个小时里，老师在台上讲解图形和字符的操作规则，每一道规则都变化多端，考生瞬间接受全新的信息，瞬间应用，测试我们思维清晰的保持度。做到最后，我觉得脑子都崩溃掉了，走出考场大汗淋漓。” 最终，小李等二十多名学生冲出重围，与去年12月中旬第一拨考入南科大的16名学生，一同成为教改实验班的首届学员。 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入学后，“考官”告诉他们，“你们这群孩子考得真差。但也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固定的，我们会把你们过去形成的古板思维方式扭转过来。” “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感觉到自己确有改变。”这是小李在公开信中真心赞美，也使朱清时迄今倍感欣慰——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八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微积分不讲解严格证明，重在理解微积分的精髓和它的应用，喜欢严格证明的同学可以自学。线性代数由原清华教授张贤科任教，每次大家都学得叫苦连天而又乐此不疲。普通物理由唐叔贤院士和李元杰教授任教，两位教授风格迥异，唐院士从简单入手，细致入微，李老师上课则气势如虹，首节课开讲相位空间。计算机科学课则由四位老师教授——陈国良院士、董荣胜教授、姚天昉教授以及毛睿老师，各位老师风格各异，我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普通大学二分之一的项目设计。 英语课成为生动活泼的讨论课：第一阶段学习古希腊神话，第二阶段训练科学讲演能力。而社会学、国学经典导读等课程则发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人生的体悟变得具体，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变得深刻，其中受益，非亲身学习难以体会…… “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 “别人已在海里游泳了，现在为什么非得把他们拖回岸上？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再放到游泳池里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问道。如今，他不时回南科大为学子们举办开讲座。 他的发问是有所指的，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即南科大的“45只小白鼠”必须参加高考。 此前的一个月，朱清时作为哈佛论坛演讲嘉宾，在美国宣讲南科大的改革创新。他已预感将有事来临，“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大”。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非常反对。我们讨论的已是怎么应付，而不是参不参加高考了。”小李的同学郄博宇透露。 5月12日、14日，校方连续两天组织“动员会”——“在一所教室里，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人劝说。” 平素即使再累再忙，一个月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开会交流、在食堂饭桌上与他们亲切交心的朱校长，却在那时不见踪影。 “他们明着在会上，对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给你们上了一道双保险，你们还不干呀？你看看，教育就这样沦为一种庸俗的游戏。”而今说起，一向温和克己的朱清时不由痛心。 “他们一个劲强调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我们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已经选择好了，家人也同意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好，就让我们回去学习吧！”小李说。 虽然懂得拒绝的“语言技巧”，但学生的思想毕竟单纯，眼里揉不进沙子。 他们反感并揣测说服者的动机。今年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对外发布《关于公布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推荐选出的两名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将为正局级。此举曾激起一片哗然，有人直言，这是朱清时教改的耻辱，因为“去官化，去行政化”，正是南科大创建之初，许下的理念。 “是不是想拿我们当棋子，借此加官晋级？”一些学生将矛头直接对准主要说服者——最早由市里从深圳大学派遣，参与建校的一位行政老师，也是政府公布的南科大副校长候选人之一。 虽然我们的副校长正在产生中，但是他若没有改革的高度和勇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气魄，他将没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我们的候选人们注意。 小李在信中率性呼吁。事后，有不明就里的行政老师向他打听，这位写信者到底是谁，需要做做“思想工作”。 “就算他们知道是我，又能拿我怎样？”电话那厢，他呵呵一笑。 [...]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深圳 “我的老板很不高兴” 人物周刊：6月6日晚上，南科大已在布置考场。您有没有去看过考场？ 朱清时：没有。我现在是最敏感的人物。市政府坚决主张，一定要按教育部门的要求，让孩子们参加高考。我们又是市政府办的学校，他们是老板，我不能违抗老板的意志。我只能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出来，最多能够做到就是我不亲自干。而且最怕的就是他们怀疑我在背后组织。 上周末，我在车上接受电话采访，说得尖锐了些，“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的“老板”不高兴，认为我明确表态支持了学生。 人物周刊：为此，你的“老板”找过您谈话？ 朱清时：没有。但据说很不高兴。你想想，对于那些位高权重、说了算的人，南科大这样一个弱小的学校里，45个孩子居然不听他们的。 其实，教育部、市政府、市教育局联手起来违规，这些规定都是教育部门自己制定的。 比如，根据《关于做好广东省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和建档工作的通知》，报考条件要求是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并且特别明确，“高中阶段户口由外省迁入我省的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报考。” 这些规定把广东农民工子女限制得很死，不能就地高考。那为什么南科大学生户口都不在这边，就可以让他们在这里考？可以弹性处理？ 除让南科大学生就地参加高考外，考前10分钟领卷，就算他们参加高考，据说100%都可以录取。这件事是违法的，高考在中国一直是公正阳光的象征，牵动全国老百姓的心，随便命令就把高考的阳光公正给丢掉了，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的需要。 人物周刊：据说，深圳市政府一心想打造一所起点高的大学，十分信任您，无论在财力物力上都支持您？ 朱清时：他们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的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比如我当中科大校长十年，都不知道教育部在1986年有个《暂行条例》，规定学校设置从大专、本科院校开始，然后一步步地明细规定要有多少册书、多少学生、多少面积才能怎样。 另外，你说听到深圳倾全市之力打造南科大，这话市政府的领导也经常说。但是，我们要花的每一笔钱都要申请。比如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向上面要了3000万的启动经费。好，那就给了，但给的是指标。这3000万必须要有明细的计划，然后他批准你的计划，你再照着计划做。比如买台式计算机，你必须经过政府采购办集体采购。所以我申请一台电脑就得两个多月以后，修学校的房顶也要走同样的程序。得到指标很容易，但指标变成能花钱要很长时间。 人物周刊：现在，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是否也骑虎难下？ 朱清时：我不敢说。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学生会反对。他们原来的想法是，给学生这么多好处，白白给一个国家承认的文凭，你们还不要呀？结果，学生还是理想主义，坚守我们来就是为做这个实验的。 人物周刊：难道深圳市政府当初建这所大学，提出的创新只是招揽的口号？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他们究竟想要创新什么，谁都不知道。“创新”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家变成了口号。他们可能都习惯了这一套工作方法：听领导的，不用动脑筋。他们以为我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想到教育恰好就需要独立思想。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学生们，与您的“老板”更像两股力量的对弈？ 朱清时：是。这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因为一个老板雇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听话，老板很下不了台，老板能够让不听话的人再继续干吗？而且我要继续干下去，也做不到全心全意，也不可能做好。 人物周刊：您真正从什么时候想这个问题的？ 朱清时：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辞职准备。但想了很长时间，一直也觉得还有希望，还在努力。自从2010年年底招生，我就意识到这件事做不好会怎样。我每天睡不着觉，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敢于挑战教育部，当然有可能不被接受。只是我没预料这件事到现在这么快。 人物周刊：难道您从没想过有今天的局面？ 朱清时：我想南科大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纸上，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只是没想到，行政化这些观念，不光老人，年轻人头脑里也有。 政府曾经推荐了一个财务人员，这个小伙子挺精明的。他告诉我说，“我来是有前提的，我搞财务都七八年了，现在应该至少是科长一级，如果能升我就来。”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前途很棒，我们这里绝不亏待能干的人。但是你需要大家认可你的工作了，我们就会让你在那个岗位上。”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他不来了，因为我没有保证他能够升。 人物周刊：您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朱清时：没有。中国教育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深圳给我提供了这么好一个条件，让我来做这个实验。所以我就从科学家的心态来看，不管看到的结果好坏，我都得出了准确的答案。 倒是我的夫人不愿意我来，希望我赶紧回去。她觉得做不成，何必呢？她不理解，即使我做不成，也可以把实验结果告诉全社会，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流的大学。认识清楚这个原因就是很大进步。 人物周刊：从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呼吁教育部放权，到您通过从中科大到南科大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在于管理体制。 朱清时：这个是有道理的。现在惟有教育领域、医疗领域还是行政化，没有搞活。特别是教育，它直接涉及到意识形态。而且教育的道理最难懂，但全社会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各自对教育看法不一样，所以很难取得共识。 人物周刊：反观“被行政化一方”是否也存在问题？ 朱清时：我看过一幅漫画，是“文革”后期华君武画的。画里一个老头，一生都在一个坛子里生活。后来这个坛子被敲碎了，他自由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是那样子（作紧缩状）。现在我们被行政化的人倒有机会可以自由了，可还是习惯于被领导。很多人包括我们学校里有些人也这样。现在的大学乃至全社会缺乏一种独立思想。 南科大的45名学生自愿用他们一生的代价来参加这场实验，就是不要国家铁饭碗，靠自己真本事拿自己学校自发的文凭。学得好，社会就承认这个文凭，就争着要。学得不好，以后找工作就难。这跟当年农民包产到户养活自己一样。 这种悲壮的实验，学生们做得很满意，为什么要把他们拉回去呢？悲剧就在于个别人不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的人听从领导指示，做各种工作想把学生拉回考场。像刚才提到的，被行政化的人整个思想、行为方式都僵化了。 “高考这件事，是我妥协的底线” 人物周刊：您的有些老朋友批评您，即使孩子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您也不能拿他们的前途做实验，毕竟您可以一走了之。 朱清时：这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们其实设计得很好，这些学生绝不会失败。 第一，我们精心请来最优秀的教师给学生们上课，孩子们每堂课都被吸引，就是不要什么文凭，光来听这些课就是真知识；第二，我们学校事件不断，每件事一出，孩子们就成熟一次，敢于担当。这样的孩子在社会上一定受欢迎。现在很多企业家在网上说，南科大出来的学生我们要。这场改革与社会关注，已赋予他们很大的含金量。 人物周刊：假设这些孩子将来的情况，恰恰被反对您的人说中了，那怎么办？ 朱清时：对。没有办法说准。但是中科大少年班在开设之初也是受人质疑，现在回头再看呢？ 人物周刊：上次您说过，底线一旦突破，您会在辞职前，把孩子们尽量安排好？具体的措拖是什么？ 朱清时：现在不到说的时候。我在国内外毕竟有我的人脉关系。而且国外《科学》杂志已发专文介绍他们，整个科学界都知道他们。他们要到哪里读研是很方便的。 人物周刊：南科大矛盾没解决前，还会实现原有的招生计划吗？ 朱清时：不一定。因为我们要招生，须得教育部、深圳市政府批准才行。而招生的方案又被卡住了，如果这个事没有解决，就缓招。 人物周刊：据学生们说，校方曾跟他们开过两次“劝导会”，劝他们参加高考。校方开会前，有没有跟您沟通？ 朱清时：市领导直接找我谈话，宣布市里决定要南科大遵照教育部的文件，让这45个学生参加高考。我就据理力争，说了很多我反对的理由。除了阐述我们实践教革的核心是什么，还有学生们根本没有准备，也许考不好。 但市政府仍然坚持决定。我就说市政府是我的老板，决定我只能服从，但道义上我不能这样做，思想上也不可能扭转过来，就让学校去说这件事吧。他们问我学校里，谁管学生工作。我说了谁谁，他们立刻打电话把对方叫来，叫来之后我就退出了。第二天，这个人组织开会也没有跟我说，我也没再过问。会上，对方跟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我同意的事。结果5月29日，我接受西安一家媒体采访时，又把我的观点阐述了一遍，学生马上就明白我其实在坚守我们的理念。 人物周刊：您的另一个老朋友质疑过您的说法，“即使孩子们参加高考，他们也没做此准备”。他认为，真正的强者随时迎接考试。高考题做做又有何妨？ 朱清时：那是他不理解我们不参加高考的真实原因。我们的学生绝对优秀，不怕高考。但这种机制就把我们背水一战的实验破坏了，失去了奋斗的意义。高考这件事，是我妥协的底线。 “我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人物周刊：有学生透露，5月底政府公布南科大评选正局级副校长的9名候选人中，就有积极劝说他们参加高考的人。如果评选上的副校长与您的理念距离很大的话，您将怎样协调两者的关系？ 朱清时：如果他们要我继续干，他们就必须全力支持我，如果他们不能保证全力支持的话，我就希望他们找一个他们能够全力支持的人来干，这样对南科大、对深圳市都有好处。我不能光做一个招牌，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你说的副校长，我也没有影响，也不能配合，对吧？ [...]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公安局长派警员为他追债，刑警队长替他隐匿罪证，法院庭长伪造文书助他非法牟利 　　茂名市茂港区原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包庇黑社会，竟派警员替黑老大追债。不过，被杨强所包庇的黑老大李振刚靠山不止一个。笔者从广州市检察院获悉，在当时的茂名，刑警副大队长李永才为他隐匿罪证，区法院民庭庭长何铭杰为他伪造文书，执行局书记员梁彬滥用职权助他追债，他们之间俨然形成了一张巨网。当地一位商人这样说，“李振刚有人大代表身份的掩护，他左手是公安，右手是法院，公安局和法院好像是他家开的一样。” 　　2010年7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广州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侦查李振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随后反渎局派员奔赴茂名，经过长达半年的侦查，“抓伞”成功。该院公诉部门已将其中3人联同李振刚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并起诉，并于今年5月16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现正处于审判阶段。 　　刑警副大队长：隐匿罪证致案件无法起诉 　　据广州市检察院介绍，以李振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于2001年前就在茂名电白县开设赌场、发放高利贷、绑架勒索、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2001年5月31日，茂名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侦查以李振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李永才被任命为该专案组的材料小组组长。随后，李永才在案件侦查终结制作起诉意见书的过程中，故意隐匿了李振刚团伙敲诈勒索林某1500万元、故意重伤罗某某、绑架林某某兄弟等三宗主要犯罪事实和证据，导致该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最后被作不起诉处理，使李振刚等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振刚被“放生”之后，继续纠集相关人员在茂名、广州等地开设赌场、发放高利贷，不断获取非法利益。李永才作为茂名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明知李振刚涉黑团伙继续以违法犯罪为业，仍有意纵容该涉黑团伙的违法活动，从2006年起，其还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出资参与违法发放高利贷，并从中获取了高达80多万元的非法利益。 　　2010年7月23日，李永才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广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8月13日，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对其逮捕。2011年1月7日广州市检察院反渎局以徇私枉法、受贿罪侦查终结，移送起诉。 　　法院民庭庭长：亲自伪造法律文书帮追债 　　据广州市检察院介绍，何铭杰在任茂名市茂港区人民法院民庭庭长期间，利用庭长权力，为李振刚黑社会性质组织放债、追债、收债高利贷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从伪造借贷合同、立案、开庭、判决、执行“一气呵成”，把受害人的合法财产、股权、土地等权益以司法途径转移到李振刚团伙名下，保护李振刚谋取巨额非法高利贷收益。 　　赖某某曾于2007年5月至7月间向李振刚借高利贷本金人民币1650万元，在2008年3月归还600万元之后无力偿还。李振刚团伙妄图霸占赖某某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幅价值人民币2657万元的工业用地使用权，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目的。何铭杰为了帮助李振刚实现这一目的，竟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于2008年7、8月间亲自制作了赖某某借款共计2350万元的5份虚假借据和民事起诉书，再伪造了相关开庭笔录、合议庭笔录、民事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然后依照伪造的文书执行，将该幅土地使用权强制执行到了李振刚团伙名下公司所有，达到强占的目的。 　　根据省检察院指定，广州市检察院于2010年8月11日对何铭杰以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立案侦查。同年12月20日以民事枉法裁判罪、受贿罪移送审查起诉。 　　执行局书记员：打乱执行程序强行收债 　　梁彬任茂名市茂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书记员期间，伙同何铭杰与李振刚团伙勾结，多次滥用司法执行权，对本不应优先支付的普通债权和高利贷通过虚假的民事诉讼等不法手段，将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财产执行到李振刚团伙名下，为其牟取非法利益。 　　2006年6月，梁彬负责办理顺安大厦执行。广州市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位于本市海珠区革新路顺安大厦的开发资格，但由于资金不足，该公司法人代表蔡某某从2004年1月至10月先后5次向李振刚借款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后，无力归还。李振刚于2005年1月威逼蔡某某写下了23张面额均为100万元，共计2300万元的借据，李振刚凭此虚假借据申请法院民事裁定。在执行过程中，茂港法院查封了顺安公司开发的顺安大厦，将顺安大厦变卖5400多万元。因顺安大厦涉及多个债务纠纷，该执行款本应按照法律规定优先支付土地出让金、契税、拆迁费和工程款，再从剩余执行款中按比例分配给一般债权人。为了满足李振刚侵吞大部分执行款的目的，何铭杰和梁彬等人多次制作虚假的民事诉讼，最终将执行款中的2800多万元以直接分配和虚构民事诉讼等方式分配给了本属于一般债权人的李振刚，帮助其获取巨额非法利益。 　　广州市检察院根据省检察院指定，于2010年8月11日对梁彬以民事枉法裁判罪立案侦查。同年12月20日以其涉嫌民事枉法裁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侦查终结，移送起诉。 　　团伙“保护伞” 　　广州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的李振刚“保护伞”共有7人，包括：茂港区法院院长严得、茂港公安分局局长杨强、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黄永华、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李永才、茂港区法院民二庭庭长何铭杰、茂港区法院执行局书记员梁彬。 　　□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刘冠南　实习生　谭邦会　通讯员　穗检宣 原文：点击

Tags: 南方日报

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广州增城 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为什么会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一则“打死人”的谣言为何能抵得过政府的公开信息？一群习惯于挥舞棍棒执法的治保队员又为何瞬间被聚众人群“击溃”，一度不敢抛头露面？ 这就是“待解”的“6·11”增城聚众滋事事件。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空闲时，只能到村里超市门口看会电视，打会台球或上网。他们拿着计件工资，只有在“大厂家”工作的人才有机会有社保。 这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 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14日，政府工作人员用黑纱布将遭到打砸烧的大敦村治安队3层办公楼遮掩住。 新塘镇与大敦村，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 许多社会学专家指出：广东等省（市）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福利差距造成鸿沟。为此，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显得必要而迫切。 不过，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都20多年了，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 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为此，在“6·11”事件中，大敦村治保员弃棍而逃，而本地警力连续3日都没能彻底稳定住局面。 “打死一个，也就50万” 20岁的孕妇王联梅（四川开江县人）虽已挺着大肚子，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一些知情人说，他们卖的是牛仔裤，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小王（王联梅）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才这么辛苦”。“夫妇二人“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经常‘打游击’，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一些商户老板“看他们挺苦的”，就光顾了她的小摊。 然而，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 增城警方通报：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档，阻塞通道；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 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当时王联梅夫妇坚决不从，“双方才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的”。 目击者蔡敏等人说，在肢体冲突中，王联梅倒地“一动不动”。这一幕，令唐学才更加激动，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蔡敏说，争执在升级，增援的治保员不断增加，围观群众也急增。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民警、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 增城警方称，正当民警会同新塘镇相关部门领导将王联梅夫妇送医院治疗时，现场有一些滋事人员不断起哄，坚决阻挠孕妇上车；个别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和砖块，导致3辆警车、1辆救护车以及多辆私家车被砸烂。 就此，蔡敏说，先是唐学才不让医生把妻子抬上车，其后才是旁人“出头”，他们要求警方先惩办打人的凶手。 钱娟等知情人则称，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梁雅琪等人说，事态失控后，围观人群开始将硬物砸向了民警与政府工作人员，而在外围，大家在疯传“孕妇被治保员打死了”，因此，不断有人加入了打砸人群。 在增城官方的多次通报中，均没有提及有人在聚众滋事中受伤。一些目击者称，这是因为双方刚一交锋，治保队就败下阵来：治保队长“趁乱逃跑”，其他治保员也“不见了踪影”，“民警也刻意避开了（肢体冲突）”。 增城市政府通报：10日晚“部分不法分子”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不过，目击者称，当时聚集人群直接“冲击”的是大敦村治保队办公楼（一幢3层独立办公楼）。一些知情人说，值班的治保员被上千名聚众人员吓得弃楼而走。冲在前面的人甚至没有遭遇抵抗就冲进了大楼，开始打砸。多名目击者回忆：小崽子们（年轻人）冲进去砸，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砸得好”。 增城市政府的消息称：11日凌晨1时许，事件初步得到平息；不过，11日凌晨3时许，又有部分不法分子向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砖块、玻璃瓶等硬物，妨碍民警执行公务；警方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 11日上午，增城警方通报称：聚众事件得到有效控制；经医院诊断，王联梅夫妇均没有受伤。不过，多名知情人称，在增城警方开发布会之前，就已有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大敦派出所“要求惩办打死（伤）人的治保员”。 钱娟称，聚众人员开始向派出所内投掷砖块与玻璃瓶等硬物。为了防止有人冲进派出所，警方先后向人群发射了两枚催泪弹。 大敦派出所附近一西瓜摊的老板张亮称，警方发射催泪弹后，有的人就“流着泪”跑到他的西瓜摊“歇脚”，待症状消失后再次去围聚。 有知情人说，其间，警方通过大喇叭等方式告知聚众人群“昨晚没有人死”，但仍未说服聚众人群。 钱娟说，聚众人群见“攻不进”派出所，部分人又跑到了大敦村治保队办公室，“再砸一遍，还放了火”。 一些知情人还称，不断增援而来的警察在大敦派出所与治保队办公室附近进行了布防。不过，一些聚众人员又跑到了200米远的大敦村委会，“砸坏了大门，烧了停在大院内的轿车”。 钱娟回忆，聚众人群与警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警方在东布防，他们就跑到西，警方赶到西边，他们又跑回了北。”增援的民警将多辆警用大巴停在了村外，一股人就趁民警在大敦村内“兜圈”布控时悄悄跑出大敦村，把那里的警用大巴“给砸了，还烧了”。 前来增援的久裕村治保队也遭遇了“回击”。多名目击者称， 11日晚，一队人马“杀”到了该治保队办公室，乘虚而入“砸了办公室，还放了两把火”。 众多知情人称，11日“是闹得最凶的一天”。钱娟称，她跟着打砸人群“看了一天热闹，都累出了病”。而四川达州14周岁的谭晶文（就读小学六年级），混在聚众人群中后竟然“失踪”了。 不过，增城市政府12日的通报并没提大敦村与久裕村治保队与村委会办公室被打砸烧，也没有公布被烧车辆的具体数字。 12日上午，增城市政府又通报：事态得到有效控制，无人员死亡。而王联梅的老公也现身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和妻子及她腹中的胎儿“都没事”。 然而，12日晚，聚众打砸烧却再次上演了。这一次，聚众地点转移到了大敦村5公里以外的太阳城加油站与107国道附近。聚众人群不但砸烧了警车，还将砖头砸向了过路的社会车辆。有目击者称：聚众人群针对无辜路人的打砸已近失控，“（他们）见到轿车就砸，10多辆被砸，被烧。”中国石化（太阳城）加油站的员工告诉早报记者，聚众人群甚至还想冲击加油站，后经加油站工作人员“苦求”才作罢。 13日，又有大批武警与特警挺进新塘。不过，增城市政府至今都没通报12日晚针对无辜群众打砸烧的详情。 “造谣者”与“不法分子” 增城市政府称，“6·11”事件是个别群众与治安队员发生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但为什么一件简单的纠纷案会引发连续3天的聚众滋事事件？ 当地政府提到了“谣言”与“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而此前潮州的通报中则出现了“不明真相的民工”。广州市长万庆良等领导称，“打死人”的谣言，经网络传播，蛊惑了人心；部分不法分子有组织的带头闹事与挑拨，加大了维稳的难度。就此，增城警方14日将在网上散布“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的陈某抓获。司法部门也加大了对打砸烧人员的侦查力度。警方不断抓嫌犯，增城检察院也批捕了一批涉嫌聚众滋事人员。 在民间，“聚众滋事者”有组织地偷袭和转移“阵地”，也令人遐想；而“聚众事件演变成不法分子趁乱打砸烧”的声音已被部分人接受。甚至王联梅夫妇都在怀疑“让一些人钻空子了”。 “6·11”事件伊始，就有人在传“增城四川老乡会”在“带头闹”，甚至有人发微博说：“增城四川老乡会”的会长称打死一个警察奖励50万元。不过，这些说法尚无法考证，增城市政府也没有就这一细节进行通报。 早报记者曾拨打了两名“增城四川老乡会”成员的电话，听到是媒体采访，一名称“你去问警方”，另一人直接挂断了电话。不过，“四川同乡会”毕竟是个拿不上台面的灰色组织，它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明确的组织体系，更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增城的四川同乡会”理论上可以有N个。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中，有人怀疑11日与12日的打砸烧人员为外来无业人员，并非新塘本地的务工者。理由是面孔都很陌生；他们打砸银行“那是想抢钱”。然而，早报记者在大敦村采访期间，依旧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公开信息存疑，“谁知道政府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基层政府）说假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9名首批被批捕的打砸烧嫌犯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8岁的就有7人。就此，有人称，年轻人情绪容易被感染，被不法分子蛊惑。可年轻人在打砸烧时，旁边有叔叔与婶婶级别的围观者在为他们鼓掌和叫好，这已很难再用“情绪感染”、“不法分子蛊惑”或“外来滋事的无业人员”来解释了。 17日，增城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6·11”事件很复杂，水很深。不过，他们均未再披露更详细信息。 “棍棒”下的积怨 大敦村的打工仔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工厂老板也大都从“广州老板”变成了“外地老板”（服装利润大降，本地老板转行，将厂房租给了外地人）。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打人或罚款。 钱娟在大敦村工作生活已有20年。她称，这几年，治保队员执法要比过去收敛了一些，但“还是粗暴，完全称不上文明执法”。 “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敛财。例如，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大敦牌”，“否则，抓着就罚款，最少200（元）”。 倪军等人说，掏50元办个“大敦牌”也成，但办“大敦牌”须有本地人担保。“这一条件太苛刻了，简直就是歧视，本地人压根就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为此，他们必须出钱（1000至1500元不等）让本地人代办“大敦牌”。 “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四川籍老板徐军称，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因无法办理“大敦牌”，“一天被抓好几次，每次都要罚，少则100元，多则300元。”后来，他交纳了1000元“保护费”（有效期1年）才避免被重复地抓、罚。 [...]

Tags: 东方早报

志愿者零成本工作 统计数据触目惊心 实习生 陈竹 本报记者 周凯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20日  03 版）         人造的鸡蛋，塑料造的银鱼，糖水变的蜂蜜，猪肉变的牛肉……在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当下，人们对有毒食品的报道已见怪不怪。然而，复旦大学硕士三年级研究生吴恒却看不下去了，他用一个月时间，和34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做了一个《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6月17日，相关报告发布并在网站上线的当天，吴恒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一个月完成的报告 　　2011年5月11日，吴恒在人人网和博客上发布了一篇日志，召集志同道合的人来共同建立一个中国食品安全数据库。他在日志中说：“我不是一个喜欢麻烦别人的人，特别是这种没有物质回报、付出了不一定得到别人理解的事情。但这一次，要我一个人来做完，的确有点难。” 　　让吴恒没有想到的是，1天之内，他就征集到了33位志愿者，大多来自他的近2000名人人网好友，包括22位“80后”，3位“90后”，甚至还有一名高三的学生。 　　5月13日，团队正式开始运作。17天内，共查阅相关报道17268篇，约1000万字，从中筛选出有明确来源、有受害者的2107篇报道，制作了2849条记录，并为每篇报道提取了包括事发地、涉及食品的种类、对人体有害的原因等在内的关键词。 　　5月27日，他们开始进行数据成果的标准化处理，参考了《食品安全法》，加之团队中有学食品专业的同学，最终将有害食品分为“造假、过期、添加剂、混有异物、包装材料有问题、无证经营、产品不合格、检疫不合格、卫生不达标、其他”10种。 　　6月17日零点，发布资料库及调查报告的官方网站“掷出窗外”正式上线，《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出炉，还提供地区、食品名、关键词等查询。 　　这个项目的人力成本为零，所有搜集数据和建设网站的工作都是志愿者义务完成的，所有的开销来自购买域名和空间的200余元。 　　吴恒的本科专业是空间信息科学，硕士专业则是历史地理学，他笑称，自己是“有人文关怀的工科生”，也是“有工科背景的文科生”。虽然两门专业都是“打酱油”路过，但这个报告的完成就得益于他受到的两方面训练。作为历史学科的学生，他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提取和整理相当在行；利用空间信息科学，他用自己熟悉的MapInfo软件制作出了各个年份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以及时间、来源分布图，用Excel数据透视表制作了总曝光率、各地曝光率的图表统计。 　　项目结束后，吴恒总结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几个特点：涉及面特别广、违法手段特别狡猾、危害特别巨大、查处特别困难。 在“掷出窗外”网站上，吴恒又专门添加了一项“我要补充”，以期待更多的网友在读到曝光食品安全危机的新闻时，将标题与链接添加进资料库，使资料库不断壮大和完善。他说，这项工作还未结束。 　　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认识有毒食品 　　今年4月，吴恒看到多地曝出用牛肉膏制作假牛肉的报道，这成为他做这个项目的动力所在。研二快结束时，他在寝室忙着写论文，习惯了点外卖，最爱吃的是学校后门小餐馆的铁板牛肉盖浇饭。他觉得性价比很高，一大盘牛肉才不到10元。当时，一个室友常和他一起点外卖，但从不点牛肉，说牛肉是假的。但吴恒不相信有假牛肉存在，他觉得口感和味道都不差。此前，他从来没有想到有毒食品距离自己这么近，牛肉膏的报道，使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受害者。 　　吴恒由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事件。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1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道，其中约6000条与有毒食品相关。在看了这些报道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当天中午，他纠结了很久，恶心得没有去吃午饭。 　　吴恒自认是重度网络依赖者，每天上网超过8小时，关心时事，但这方面的大部分新闻他都没有读过，其他人就更不会知道了。于是，他开始想做一个关于中国近10年来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让“不明真相的群众”重新认识自己身处的环境，并提醒大家，有毒食品一点都不遥远。“知道真相但不告诉不明真相的人，这种不作为，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在召集日志中，吴恒引用了一段话，来自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吴恒说，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 　　“易粪相食”与“掷出窗外” 　　资料库完成后，吴恒又撰写了两篇报告：《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与《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应有的态度》。 　　采用“易粪相食”这个词语，是受《左传》中的词语“易子相食”（意为灾荒年间，父母不忍心吃自己的子女，就互相交换子女来吃）的启发。五六年前，他曾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网友以此发挥，用“易粪相食”来形容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4月，吴恒读到了上海查封染色馒头的报道。问题馒头的制作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这让他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如果每个有毒食品的制造者都选择这种思维方式，一个行业的人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觉得这样就安全了，这场博弈就没有赢家，大家都在“易粪相食”。在项目进行中，他又先后阅读到东莞和重庆两地用化粪池水熬地沟油的报道，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易粪相食”吗？ 　　“掷出窗外”，则源于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史。当吴恒读到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的纪实小说《丛林》时，他发现，即使在美国，一个世纪前，其食品生产行业同样处于“丛林状态”。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在吃早餐时读到该书，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罗斯福随后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立，是世界食品安全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称为“美国食品安全守护神”。 　　选择这个名词，还有另一个私人的原因。2000年，吴恒读高中时，听学长说过一件事情：几年前，学校食堂曾将前一天卖不掉的饭菜第二天再卖，学生们忍无可忍，其中的活跃分子串联了各个班级，终于有一天，大家去食堂购买了早餐后，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随后，伙食的确有所改善。 　　在吴恒看来，在县城的高中里，学长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在白宫把香肠从窗户扔出，相隔百年，相距万里，却是异曲同工：他们把早餐“掷出窗外”，他们在表达不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那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事情不会自己慢慢变好，需要外界的动力与刺激。”他希望，“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微小的改变而变得美好，希望我们做的事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坚持自己的善良就是成功。”项目的参与者赵悦说。 　　评选中的“达尔文奖” 　　在网站上，吴恒还设立了一个专题，评选“中国食品达尔文奖”。他给出了10个候选名单，发动网友为最恶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投票，奖金为人民币1.4元，将颁发给首家曝光该类食品的新闻媒体。他笑称，这是取自“一块死”的谐音，如果食品安全危机继续下去，只能走向共同灭亡。 　　“达尔文奖”得名于美国的温迪·若斯科特，这位《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不断搜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故事，其评选的“达尔文奖”旨在纪念这样一些“笨死的人”：“他们通过愚蠢的方式毁灭了自我，大义凛然地把自己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从而保证了人类长久的繁衍。” 　　吴恒认为，自己评选出的有毒食品制造者，也正是那些试图以在食物中下毒这一愚蠢的方式毁灭自己所在民族，大义凛然地致力于把自己的民族从人类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以保证剩下的人类长久繁衍的人。 　　对话吴恒：对食品制造业应“有罪推定” 　　记者：项目运行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与参与项目的其他志愿者合作有何感受？ 　　吴恒：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除了花的时间太多，没空陪女朋友。本次调查，除我以外的34人中，只有5人与我在现实世界中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而且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获知这次调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每个人的公益心和时间是有限的，但互联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把这些聚集起来，积少成多，完成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完成的事情，再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 　　网站的技术支持全部是由IT人士小白一个人完成的，他平日工作本已很辛苦，只能在下班后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一点一点写代码、建网站。此外，有的同学马上就要答辩了，有的同学自己的工作本身要加班，但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还有同学电脑都快崩溃了，还坚持工作，大家付出的努力都让我很感动。 　　记者：花时间做这个调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吴恒：目的就是广而告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群策群力，下情上达，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也许这份调查报告一如此前的诸多新闻报道一样，似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几片水花，但随后恢复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并不会觉得太有所谓，我曾努力过，就已足够。很多年后回顾时，我可以坦然地告诉自己，当我们面对有毒食品的威胁时，我曾力所能及地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做过点什么。 　　我不能去告诉每个人，我也没有“破开铁屋”的能力，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让他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因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地想出办法。最后的解决不可能是民间能够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的作为才能改变现状。我想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或者读此报告的读者中有一二人将来有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者，能以“身在公门好修行”的心态来应对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危机，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记者：对于调查结果，还有什么问题和缺憾？ 　　吴恒：我是按照新闻报道数量来做的统计和分布图，但以此推测问题的严重性，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北京、上海等地的媒体特别多，其他地方也不排除未被报道的可能。不过，至少报道出来的都是真的，以我们的能力，也只能按照被报道出来的统计。 　　而且，调查期间，得知关于“牛肉膏”的有害程度已有相关辟谣，体现出我们还有不够专业的地方。但我并未因此放心，我觉得对食品制造业应该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态度：厂商既然连食品种类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添加剂、生产环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能无害，但如果奸商们使用的是来自黑作坊的呢？曾有一种添加剂在欧洲通过了，但在美国，就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检察员卡住了，只因为这个普通的检察员的努力，使得美国人幸免于难。 　　记者：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统计及思考，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如何评价？ 　　吴恒：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是最好的时代，则是因为这些问题都被报道出来了。我对我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很有信心。知情权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事情不怕发生，只怕发生后我们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罗斯福总统读到那篇调查报道，才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诞生。而我国记者目前写的揭露食品安全的报道和读者受众也不比美国差。事情被曝光的越多，表示这个地区的形势越黑暗，但前途也越光明。 　　记者：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沦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信仰缺失的问题吗？ [...]

Tags: 中国青年报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总第487期     作者:杨时旸            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被放到一家门户网站首播。这32集的片子被称为“大型历史传奇片”。 　　“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我都不想播。每集30分钟都是咬着牙剪的。”崔永元点了根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我的抗战》用每集一个独立的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八年，采访了尚健在的士兵、将领、战俘、伪军……连接起来就是抗战八年中的生活、硝烟、离散与爱情。 　　近两年，很多人都知道崔永元在制作《电影传奇》和《我的抗战》，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工作是口述历史。”崔永元有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 　　“什么？”对方常常会问。 　　崔永元就会给对方讲解，口述历史，现在分成四个部分：外交与留学、战争、共和国史和电影。平淡的语气中掩盖不住得意与自豪。 　　两周前，媒体传出消息，崔永元的团队已经停发工资。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承认，目前仍有困难，但也在解决。到现在为止，口述历史一共花掉了1.3亿元。过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电视台会播出《我的抗战》，算是象征性地收回一些投资，但是与投入相比，不值一提。 　　把电影艺术史做成了电影政治史 　　2002年前后，崔永元造访日本NHK电视台的片库和早稻田大学。他发现那两座机构中完整地保存着关于中国的文献和口述历史采访，从中国56个民族的发展史到崔健的纪录片应有尽有。 　　彼时，崔永元正经历一场后来变得全国皆知的抑郁症。这期间，他离开了让他声名大噪的《实话实说》。他向医生寻求建议，对方告诉他，“喜欢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吧。”于是他就开始制作《电影传奇》。“本来是想做电影艺术史，结果一采访发现，那哪是电影艺术史啊，那就是电影政治史。”崔永元“坏笑”着说。那些电影界的老人们一张口，叙述就会从电影本身放大到时代背景——新政权的艺术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我们觉得这些有价值啊，就别那么功利地为了做片子采访了。让他们从六岁记事起开始说吧。”崔永元回忆。 　　这是口述历史计划的起缘。 　　这样，从电影开始，口述历史的范围逐渐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外交和留学的变迁陆续加入。崔永元建立了自己的团队，组了一个叫“清澈泉”的公司。“清澈泉不花国家一分钱。”崔永元说。 　　他曾经试图说服政府部门和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光试着说服就用了两年时间。我觉得有这两年，一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崔永元说。 　　做一时看不到回报的事 　　他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向这边，他在央视的节目却渐渐淡出。2003年的新节目《小崔说事》并没有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他与央视的矛盾，比如因为节目收视率低下而被排斥云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我在央视特别舒服。从传达室阿姨到理发师傅都对我特别好。”崔永元笑笑，“当然，央视希望用我的影响力做一些时尚点的节目，有点效益，如果我是台长我也这么想。但是我酷爱电影和口述历史。” 　　于是，崔永元开始为酷爱的事找钱。他找了冯仑、王石、马云……现在的电影传奇馆是冯仑赞助的。“冯仑现在已经不光是我的资助者，还成了募款人，他会主动说，去看看崔永元干的事，帮他一下。” 　　但是，对这些人家投来的钱，小崔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大量片子拍完了，却没办法播出。这些口述纪录片，有的是崔永元不想播，因为剪辑成电视片会破坏口述历史的整体感，这次“剪一部分播出，其实为的是能给那些被采访的老人一点安慰，让他们还在世时能看到”；而有的为在当下有些事仍无法言说。 　　在采访到那些更加敏感的内容时，老人们往往会要求签一份保密协议，采访内容要在他去世后才能公开。共和国的建国史，那段峥嵘岁月、数次政治运动、荒诞且残酷的细节、无数被牵扯进来的命运……崔永元很清楚，这里的许多内容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但他感到焦虑：历史真相正在随着知情者的逝世而消散，这速度远远快于他用摄像机追逐的步子。 　　口述历史在美国早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式。而在国内仍不被重视。一些港台电视机构开设了口述历史的节目，但大多以播出为目的，采访点到而止。而大陆连这样的节目都没有。创始了口述历史学科的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拜访过崔永元两次，提出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批资料，被崔永元拒绝。“我当然会拒绝卖，但是我随时欢迎你来查阅东西。” 　　当年播《电影传奇》时，一共播出40小时，全部采访却长达超过6000小时。而《我的抗战》也大致如此。 　　去听故事就行了，不要去打断他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的口述史的分类，比如外交留学、共和国建国等等，是根据什么选择的这些领域？ 　　崔永元：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口述历史这个分类来讲，你要考虑你的团队的兴趣，有兴趣才能做得持久。我们选的首席记者对社会发展、对外交、对战争是极感兴趣的。他们甚至对里边的子弹和武器都感兴趣。这样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做下来了。至于你还有多少门类没做，想多了就很焦虑。把能做的做好就行了。 　　中国新闻周刊：以《我的抗战》为例，具体每个选题，是按战役去分还是按国共双方来区分？你怎么筛选采访对象？ 　　崔永元：我们有一个态势图，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把兵力的分布先搞清楚。是第几集团军，都是谁负责。 　　然后每个战区发生的重大战役要搞清楚。有了这个全盘的图以后，就在这上面找。比如你要找参加过百团大战的，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参加过淞沪战役的，你要把这些人都找到，然后对他们采访的时候就不是说光讲百团大战的事，而是口述历史，从头开始讲。最多的，一个人要讲两个月。 　　我们找到一个采访对象，他基本上就会给你介绍一大堆，一下就串起来了。我们也会跟黄埔同学会、新四军研究会、外交部联系。他们也会提供一个名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采访的时候会要求记者有一个预设吗？比如澄清一个战役中的某些历史细节之类？有些人的口述可能会给自己贴金，你会去反驳吗？ 　　崔永元：不预设。我跟我们首席记者讲的就是，你就去听故事、听经历就行了，尽量不要去打断他，让他流畅地说。像唐德刚采访张学良125次，采访傅斯年，也是一百多次。张学良也不让提问。实际上这是口述历史这个学科的要求，要求系统地讲。我们只是记录他们的口述，把所有资料都留下来，以后做研究的人，可以引用这些直接的口述。         中国新闻周刊：你采访的时候会要求记者只要细节和故事，特意地去英雄化，去政治宣传腔之类的吗？ 　　崔永元：我觉得我们根本不用有意地做这件事儿。因为个性色彩是烙在每个人身上，去不掉的。他的叙述是单个视角的口述。什么是战争？我们以为的战争就是刀枪相见，狂轰滥炸，暗杀。其实，战争里也有小买卖，也开饭馆儿，也有嫖娼也有舞女，也有做学问的，这个才是一个战争生态。战争中的环境和今天的环境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每天给你一个诱惑，每天让你面临一个选择。比如沦陷的时候你去当汉奸，一下日子就好过了，防着暗杀就行了。当了汉奸以后相对平静的生活也是一个诱惑。2010年，其实大家每天面临的还是诱惑与选择，对人的考验没有变化。 　　一瞬间你就想明白了，历史就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被拒绝过吗？ 　　崔永元：有。我觉得还是和运动有关系，他们被整怕了。有一个当事人，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好。我跟他约定，重大的事件都跟我谈。第二次我见他的时候他的情绪就特别不好，坐在那儿，后来他说，烂在肚子里吧。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再说服他了，就只好放弃。非常遗憾。 　　我们做采访也不是猎奇，要让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认知口述历史这个概念是挺难的。因为它是个历史学科。他们一看是小崔或是小崔派来的人，可能条件反射就想到中央电视台，想到电视节目，这个播出去会怎么样。我的名气在这个事上基本都是反作用。但也有些老人特棒，大病一场之后，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吧，什么都跟你说。 　　中国新闻周刊：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让你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吧？ 　　崔永元：太多了。在韩国仁川，我去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照片，惊讶了半天，就是美国人举着枪，很多志愿军这样（举着双手）。我们以前哪儿看过这样的？全是美国人（投降），这次是我们自己人这样。感觉特别受刺激。其实有的时候一瞬间你就想明白了，历史就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整个过程中，你自己亲自采访的有多少？你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在采访的3500人里边，我亲自采的可能连40个都不到吧。我主要是干这么几件事：一个是我要拉钱，这个事台里不投资；第二，有些人不相信这是我干的事，我得露面，人家见到我吃顿饭，相信了，然后我会和他们签一个合同。有的人会要求30年以后或是去世后再公布，这个就当做绝密，采访了也不公开。因为它牵扯到个人隐私。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成立一个新的采访组，做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个选题计划有点晚，只能做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这个民营企业史的口述，是不是觉得让企业家出钱赞助这个项目更方便？ 　　崔永元：这个我一点都不避讳，这可能是一种容易（拿钱的）方式。我不能都做那个高精尖的，只是往里扔钱。我还要在做的过程中说服那些企业家，也关心口述历史这个事儿。我的野心是将来要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现在我们又开始做知青的部分，还有民间曲艺与民间戏曲部分。 　　我给你描述一下口述历史档案馆是什么样：一进去是一面电视墙，有一百个人在那儿说话。前面有一些电脑触摸屏，戴上耳机，就能听到采访对象说话。再进去，就像电脑屋似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能写字，有公用电脑，可以选择点击进入战争内容、进入电影内容、或者进入音乐内容。文字、照片、视频都出来了。同时也有实物展览。比如想看看长征时候的标语、红军用的手榴弹、“袁大头”长什么样，都能给你看到一些实物。这个馆像图书馆一样，对公众开放。  ★ 　　（实习生高山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点击

Tags: 中国新闻周刊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重庆“云特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特别管理区”，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 外商在这个“云特区”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100%控股。 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网络，没有绿坝，也没有防火长城，只要你愿意，几乎可以浏览任何一个想打开的网页，会是什么样子？ 在重庆，将有这样一个网络，纵横近10平方公里，它不与国内互联网相连，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 在这个特别的区域内，闲人一律免进。只有通过最严格的安检措施，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它的外围，是由绿色植物和铁栅栏组成的厚厚围墙。围墙之上，是密集的监控摄像头。要接近这片区域，大体和闯入美国白宫的难度差不多。 围墙之内，是花园般的办公区，马路宽阔，绿草如茵，那些自由连接世界的上百万台服务器隐藏在一栋栋低矮的建筑物内，不分昼夜地运转。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在这里完成交换、处理、发送的全过程。 这个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区域，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凭借这成片、大规模的电子硬件集群，重庆，这个偏居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将在全球信息产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重庆造”惠普笔记本电脑将随着这架波音747货机飞往欧洲。5年后，重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发展云计算，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上游再进了一步。 （东方IC/图） 给部委出难题 由于互联网监管制度等原因，中国内地在全球数据处理外包业务上的份额为零。 重庆进军“云计算”的想法，大约起于期而至2010年10月。 据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彼时，“云计算”的概念正热。这项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继个人电脑、互联网之后“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它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图卷：在云时代，人们 不再担心本地硬盘的容量大小和是否损坏，本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不再成为计算机应用的瓶颈。过去装在电脑机箱里的各个单独部件——存储信息的硬盘、处理信 息的微型芯片、操控信息的应用程序——现在已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集成，供每一个人分享。通过云，可以实现运算资源的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 展，按用付费。就如同以前家家户户自己打井，现在有了自来水公司，在家开水龙头就可取水，而且，无限供应。 正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前景，云计算已被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国家战略中。2010年10月18日，工信部确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 （重庆不在此列）。随后，这几个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各自宏大的“云规划”。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经信委也提出发展云计算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想法迅速引起了重庆市领导的重视。 然而，重庆的设想上报国家部委后，迎来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决。 重庆提出的想法是：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包括在岸的，也包括离岸的。 前者不是问题，但是后者，在中国却几乎是空白——目前，欧美地区数据处理外包业务，40%在日本，60%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中国内地份额为零。 这一方面与中国市场的发展滞后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互联网监管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国外大型企业在中国开展电信和数据服务，必须经过国家关口局（也叫接口局，是负责与其他网络或者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的端口）的信息检查，同时，中国的电信业务也不允许外资控股，这在客观上让一些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重庆要想设立这样一个云计算特区，等于是给国家部委出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这个市场却巨大无比。进入21世纪后，全球资源争夺的焦点已经从石油、高科技产品和金融资金，延伸到数据资源的竞争。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今后10年，全球数据处理量至少增加10倍以上，这意味着，欧美外包到亚洲的服务器，可能从过去的一百多万台发展到一千多万台，“这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如果在新的市场格局中，中国内地的份额仍然是零，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两江新区成立一年来，仅基建一项，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东方IC/图） 破局之路 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 部委的否定并没有打消重庆的积极性，据两江新区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领导透露，为了说服他们，重庆经信委和两江新区的领导数次奔赴北京，解释重庆的构想。方案被否决，便回来重新讨论、修改，然后继续申报。 据这位领导透露，国家部委最担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而重庆最终打动国家部委的，是两江新区的特殊地位。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中国推进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2010年5月初才被批准设立。成立之初，中央就赋予了其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 成立一年来，这个新特区发展速度可谓惊人。以基建为例，2011年的投入就高达385亿，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这样的速度，既是为了迎接大项目的落地，也是为了弥补历史的欠账。 在上世纪40年代，重庆也曾贵为“陪都”，但在短暂的繁华之后，重庆便被划入四川，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市，建设速度一直令重庆人抱怨不已。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48年的7倍。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它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年之后，两江新区获批，重庆再次驶上快车道。 从江北机场出来，一路上都是众多代表着这个城市心态的广告牌：“上海，上海”、“曼哈顿广场”、“国会山”、“到洋人街去”。从重庆最著名的景点——朝天门往后看，渝中半岛上让人窒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不停地绵延生长。 这个闷热多雾的山城只有快些，再快些，才能赶上那些已经现代化的一线城市。而这，也成为重庆拿下“云特区”的最重要理由。 上述的这位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属于后来者。“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他反问。 也正是这一反问，让工信部和国家安全部同意了重庆的设想。重庆的这个云计算基地，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特批的，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特别管理区”。 据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外商在这个区域内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控股——哪怕是100%。 这片空地将建成中国唯一的“云特区”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重庆速度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 在重庆市此后对外公布的战略中，这一计划被打包成整合提升IT产业链的“云端计划”——“端”指的是重庆正在发展的各种终端设备，而“云”，指的正是重庆正要打造的“云特区”。 最近几年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开始加速，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迎来了众多终端设备制造商。目前全球六大笔记本电脑品牌中的惠普、宏碁、华硕等已经在重庆设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等代工商和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企业也开始进驻，使得一个笔记本电脑集群正在重庆形成。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5年后，全球笔记本产能约为3亿-4亿台，而重庆将会占据1/3，也就是说，全球生产3台电脑就有1台是重庆制造。 除了笔记本电脑，重庆在服务器、交换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上均有布局。上述的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些产业虽然渐成气候，但总感觉缺乏一个能统领全局的IT战略。“云计算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

Tags: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15日  12 版） 贝尔城议会由包括市长在内的5位议员组成，他们聘请一位城市经理、一位经理助理和一位警察局长，管理城市的具体事务。  2010年9月，贝尔城原城市经理瑞兹被戴上手铐，押送离开。 2010年9月15日，加州司法总长杰瑞·布朗签署了对贝尔城官员的诉状。 丑闻被揭露后，贝尔城的市民围在市政府外高呼口号表达抗议。 2011年4月18日，获得普利策奖的戈特利布（左一）和维夫斯（右二）与《洛杉矶时报》的同事们高举香槟庆祝。         贝尔城是美国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它的面积在美国1257个城市中排名1245，人均收入是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的倒数第一。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这里仅有的35000名居民中，超过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在过去的一年，洛杉矶市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一跃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城市。 　　引发这一变化的是两名记者。在持续至今的系列报道中，来自《洛杉矶时报》的杰夫·戈特利布和鲁本·维夫斯揭露了隐藏在贝尔城的腐败硕鼠：在这个洛杉矶最穷的县，公务员的工资却是全国最高；其中，县政府“一把手”的年薪超过150万美元，“相当于奥巴马总统4年的工资总和”。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加利福尼亚州司法总长评价说。 　　这些爆炸性的消息引燃了当地居民压抑许久的怒火：涉案官员和议员被迫辞职，并遭到起诉和逮捕。消息也给原本死水一潭的城市带来了改革的动力：被丑闻惊醒的市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投票、监督政府，甚至直接报名参选市长。 　　在前不久结束的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评选中，评委会也将最重头的“优秀公众服务奖”授予了《洛杉矶时报》，以表彰贝尔城腐败丑闻系列报道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两位记者关于贝尔城的报道，是新闻在公众服务方面最有价值的例子。”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执行官西格·吉斯勒说，“在他们的推动下，贝尔城的腐败官员受到了惩罚，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也开始变得更为密切。”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这场腐败丑闻露出马脚，完全出于一场偶然。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2010年夏天，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各级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当年7月，因为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款，洛杉矶市下属的梅伍德县政府宣布破产，他们解雇了全体公务员，并且把自己的管理工作都外包给了自己的邻居——贝尔城。 　　《洛杉矶时报》记者戈特利布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当时，自己和同事维夫斯一起被报社派去跟踪这个“大消息”，谁也没有想到，两人最后却在看起来毫无异状的贝尔城，发现了一起更加惊人的丑闻。 　　到达梅伍德市之后，戈特利布很快听说，司法部门正在对这里的财政状况进行调查。他马上打电话给洛杉矶市的地方司法官员进行确认：“你们在调查梅伍德吗？” 　　“没有这回事。”这位官员立刻否认说。 　　戈特利布失望地结束了对话。不过，在挂掉电话之前，他又随口多问了一句：“那么，你们在调查贝尔城吗？” 　　“没错，我们正在对贝尔城议会薪酬过高的问题展开调查。”电话那头的司法官员说。这位官员解释说，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规定，兼职议员的年薪应当是8000美元，但在贝尔城，议员们的收入已经接近10万美元了。 　　戈特利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更有价值的新闻。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经在多年前揭露过洛杉矶地区另一个县的腐败丑闻，当时，那里的官员入住豪华酒店，在高档饭店里大快朵颐，用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方式挥霍公款。而在新闻报道曝光之后，一位官员因此锒铛入狱。 　　“好吧，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戈特利布在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就敢肯定，贝尔城的故事肯定不止高工资那么简单。” 　　两位记者很快赶到了贝尔城，希望调查几位官员的雇佣合同。在这座小城，政府组成就像一个企业：公民直接选举出5位议员组成议会，其中包括一位市长，议会相当于“董事会”，市长相当于“董事长”，而他们则通过签署合同，雇佣一名“城市经理”、一名城市经理助理及一名警察局长，负责管理城市的主要事务。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贝尔城的官员并没有立刻提供这些信息。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只好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们按照《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信息使用权法》的规定，向市政府秘书员再一次提出书面申请，查询城市经理和其他官员的雇佣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资料属于“公共信息”，任何公民都有权了解。 　　因为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秘书员同意了他们的申请。不过，他们需要等待10天，并且向政府支付1美元的“复印费”。 　　在等待的时间里，两位记者每天都给秘书员打一个电话，询问资料进展到了哪一步。大多数时候，电话那头只是重复同样的字句：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要求，请耐心等待。还有几次，秘书员甚至根本不愿意接听他们的电话。 　　最后，戈特利布不得不摆出了强硬的姿态：“如果拿不到资料，我们就会直接起诉市政府。” 　　9天后，两位记者终于接到了来自市政府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城市经理罗伯特·瑞兹希望跟他们聊一聊。 　　随后，电话被转交给了瑞兹。“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想要的资料。”这位贝尔城的高级官员说，“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谈谈。” 　　戈特利布说，事情的发展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官员一定会和我们见面的。”在回复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写道，“如果一位官员避不见面，那每个人都知道，他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70万美元？我的上帝！ 　　7月10日，两位记者和贝尔城的管理者们进行了一次有点古怪的会谈：城市经理带着一群随从，几乎涵盖了整个“领导班子”，包括经理助理、警察局长、市议员，还有两名律师。 　　“他大概想‘震’住我们俩吧。”戈特利布事后回忆说，“这实在太愚蠢了，想吓倒一个记者，哪有这么容易。” 　　会议开始后，双方围坐在一张圆形的桌子周围。戈特利布的右手边是同事维夫斯，再右边则是官员们带来的一摞厚厚的材料。不过，对于两位记者而言，这已经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了。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没有花时间翻阅资料，就直接把问题抛向了对面的官员们。戈特利布把目光转向瑞兹，直截了当地问：“你的工资是多少钱？” 　　“他不会拒绝回答的。”戈特利布事后解释说，“即使他不回答，我们依然能够从合同中推算出答案。何况，在这里，官员的收入本来就是允许查阅的公共信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瑞兹没有生气，也没有表现出紧张的表情。他咳嗽了一下，回答说：“每年70万美元。” 　　戈特利布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他是不是想说，他每个月的工资是7000美元？或者一周的工资是7000美元？” 　　事实上，根据他和维夫斯之前获得的信息，瑞兹的年薪是40万美元——这已经足够惊人了。毕竟，即使身为全美国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奥巴马总统的年薪也没有超过40万美元。 　　于是，带着不可置信的神情，戈特利布又重复了一遍：“你说多少钱？” 　　“70万美元。”瑞兹说。 　　戈特利布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坐在一旁的维夫斯忍不住了。当时，这个31岁的年轻记者脱口而出惊呼道：“我的上帝！” 　　但在他们对面，城市经理瑞兹却一点也没觉得自己的工资有什么不妥。按照合同的规定，他每连任一次城市经理，工资就会增长12%。在过去的17年里，他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工资也增长了近7倍。 　　“这个数字是市议会对我以往工作的认可。”瑞兹说。他的助手、助理城市经理斯帕恰立刻补充说：“没错，我们的工资和我们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

Tags: 中国青年报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2011-06-15 　　上个月，审计署发布17家央企审计公告，从违规薪酬到纳税问题，从乱发福利到经营不善，均被查出数十项问题。在此之前，中石化广东公司曝出“天价酒”事件，中石化云南公司曝出乱发奖金事件，国家电网安徽公司曝出违规配公车及集资建房事件，中移动高管涉嫌违纪正被调查，中海油被曝人均38万元年薪……有关央企的“丑闻”层出不穷。尽管央企为全民共有，但它赚得再多似乎也与老百姓无关，而且近年来与公众的积怨越来越深。央企怎么了？为什么会陷入赚钱越多挨骂越多的怪圈？央企或者国企的未来之路在何方？在找寻这些问题答案的同时，“丑闻”缠身的央企也陷入焦虑和困惑之中。 近期“负面新闻”层出不穷，17家央企审计公告披露诸多问题，央企身陷焦虑和困惑 　　舆论矛头直指央企群体 　　“天价酒”事件让中石化外联人员焦虑不安，事情的发展也超越了中石化本身，舆论抨击对象扩散到整个央企群体。 　　每晚加班到10点多,甚至更晚，手机几乎一刻也没停过，全是各地各种各样的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这是“天价酒”事件期间，中石化集团外联部一位“对外联络员”的工作状态。 　　因为目前央企都专设了对媒体联络的部门，其他部门一律不得对外，所以该部门也成了外界了解“天价酒”事件的唯一窗口。 　　不能对记者随意发言，但记者的“发难”电话一个紧接着一个，有熟悉的记者，也有陌生的来电，话投机时多说两句又怕记者乱写，什么都不说也怕记者乱写，这名“对外联络员”感受到的是煎熬和焦虑，“每天这样下来，精神十分衰弱。” 　　从4月初到4月25日中石化召开“天价酒”事件说明会，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半个月。 　　“你们觉得今天的发布会如何？有解决你们想了解的问题吗？”在“天价酒”事件说明会后，中石化新闻发言人黄文生向涌向主席台的记者们焦急地询问。在说明会结束时，他也强调希望记者能客观报道此事件。 　　“天价酒”事件肇始于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未经集体同意，私自决策花费数百万元购买茅台酒和其他高档红酒。事件从网络爆料发端再到大众传媒传播，经过近1个多月的发酵后，演变为全民关注的话题。 　　“天价酒”事件余波未了，中石化云南分公司又曝出领导班子两年挪用640万元党员经费等发年终奖的“丑闻”，虽然事情发生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且违规发放的奖金已如数追回，但这并未能降低舆论抨击的热度。 　　上述事件的发展也很快超越中石化本身，舆论抨击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央企群体，让不少央企对外新闻负责人变得焦虑与不安。 　　17家央企问题见诸审计公告 　　国家电网、中海油、中移动相继曝出负面新闻，审计公告公布17家央企2007—2009年诸多职务消费、违规薪酬等问题。 　　就在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说明会后两天，又一家央企——国家电网被曝出“丑闻”。4月27日，新华社报道称，安徽省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近年来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 　　一周后，安徽省电力公司又被曝出为职工集资建房，在合肥建造豪华小区。 　　与此同时，中海油被曝出人均38万元年薪事件。随后，被称为最赚钱央企的中移动证实，公司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据统计，2009年以来，中移动已有7名高管相继落马，包括原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 　　5月20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7家央企的审计公告，又将央企的诸多问题再度聚集并暴露在镁光灯下。 　　审计署审计了中国联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等17家央企2007—2009年财务收支审计结果，部分企业出现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薪酬出现问题等。审计署表示，目前处理的65名责任人中，局级干部10人，已将发现的一些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和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记者了解到，在审计公告发布当天，不少央企都已通过有关渠道提前得知审计报告将于当天对外公布。有的央企新闻发言人对于记者来电也有所准备，有的央企当天对此做出了回应，均表示对审计出的问题已进行整改，将以此为契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央企“挨骂”后称想不通 　　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曾言，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好搞不好都要挨骂。有央企高管对此同样表示困惑。 　　央企“丑闻”井喷一样爆发，忙于应付的不仅是相关央企，还有它们的主管部门——国资委。 　　审计公告发布次日，国资委紧急回应：“公布审计结果，对于推动企业及时堵塞管理漏洞、依法合规经营、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国资委将进一步规范企业职务消费行为，加强薪酬福利管理，不断增强透明度，接受职工群众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落幕不久后，另一家央企的外联部门向国资委提交了一份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舆情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事件的演变过程，并提出了对策，认为在事件关注度高的非常时期，公众和媒体都不理性，因此在回应上应更加谨慎。 　　记者了解到，在“天价酒”事件后，国资委召集央企专门召开了一个央企舆论环境的会议，对于目前央企面临的舆论环境予以分析并研讨解决办法。 　　多年前，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曾感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如今这个疑问仍未解开，在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说明会上，中石化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春光也称，在石油系统干了几十年，企业每年为国家上缴了千亿元的利润，但还是总被老百姓骂，实在是想不通。 　　有央企高价维护企业形象 　　据透露，在舆情监测和应对媒体方面，央企的投入并不少，少则一年投入数百万元，多则投入上千万元。 　　为了增进与公众的沟通，化解这种“误会”，央企和国资委均在试图改变。 　　为了塑造央企的良好形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自2008年开始，国资委推动建立央企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今年2月向社会公布了120家央企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并要求他们24小时保持工作手机处于开机状态。 　　近年来，为了维护良好形象，央企也开始聘请一些舆情机构甚至公关公司为其服务。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舆情监测和应对媒体方面，央企的投入并不少，少则一年投入数百万元，多则投入上千万元。 　　因为不少事件起初均发端自网络，后经大众媒体报道，再经网络大范围传播，继而形成全民关注的焦点和热潮，不少央企也已熟谙此道，专门成立了舆情监测部门，并委托一些高校与媒体的舆情监测中心予以合作。 　　但无论怎么应对，央企身背的骂名似乎越来越重。 “天价酒”事件中，将责任人撤职被指处罚太轻。中石化内部食堂员工以萝卜举例谈节约，也被外界传为笑柄。 　　对于央企目前的舆论困境，国资委一位高官今年初在一次内部座谈上表示，目前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很多，需要一个发泄对象，央企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让它成为发泄对象。央企应该完全向媒体打开门，多让记者走进企业，让社会认识企业。在此背景下，一些媒体多次受邀到央企实地采访。 　　国企异化变成公众“眼中钉”？ 　　研究人员认为，公众对国企不满，体现的是对收入分配不满，国企之所以变成公众“眼中钉”，本质上是国企的异化。 　　理顺央企和公众的关系并不容易，双方可以说是“隔阂”和“积怨”已久。 　　一方面是央企还不善于面对公众。就像一位中石油的局级干部在其年初的畅销书《央企真相》中所说，因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色彩浓厚，央企从来都是“只做不说”，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企业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并将损失减少到最小，至于解释应该是政府要做的事。他在书中也提出，面对如今的媒体传播环境，央企要学会利用新媒体的能力，把握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对于目前高薪、职务消费以及公众难以分享到央企利润增长的现状短期内也难以解决。经济学家华生认为，现在是老百姓心里有气，目前公众对国企的不满实际上体现的是对收入分配、财政收入方面的不满，例如对“三公”消费的不满等，这是一个大背景。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国资研究专家刘澄认为，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目前之所以变成公众的“眼中钉”，本质上是国企的异化，国企本该为全民利益所服务，但现在却变成借助垄断地位为一些部门和个人谋利的工具，没有尽到它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公众的期待还差很多。 　　央企“丑闻”曝光日历 　　4月初，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数百万元购买茅台等高档酒供私人支配被曝光，引发关注。 　　4月27日，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被曝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 　　4月28日，中石化云南分公司领导班子被曝两年挪用640万元党员经费等发年终奖。 　　5月3日，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被曝光在合肥为职工建豪华小区。 　　5月9日，中海油被曝出人均年薪38万元。 　　5月中旬，中移动证实，公司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 　　5月20日，国家审计署公布17家央企审计公告，披露央企诸多问题。 [...]

Tags: 新京报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编者按：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引发热议，南科大的改革再受关注。但另一场一直存在于南科大内部的激烈争论，却被忽视——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探路者，改革的现实路径，到底应该如何走？ 南方周末推出这组报道，以南科大教改争议为标本，解剖南科大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改革路径之困。我们敬佩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但我们也认为，改革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但在办学理念和策略上，从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而来的核心筹建团队与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合作以港科大团队退出而结束。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可能还需要一个战术上能够配合的人。“朱校长也很难，我很同情他”。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但在媒体的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人们还记得，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砖头”的教师团队，却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中国的国情无法忽略。10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接受媒体群访。从不缺少外部关注的南科大，现在却面临办学理念之争等重重内忧。 （周游/图） “连滚带爬”开学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年12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在4月8日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科大的报道中，张贤科被描述为“放弃清华教授职位来加盟南科大的杰出学者”。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第一年是基础课程，不是座谈会啊。”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我和朱清时是朋友，他想让我帮忙做一点事。但我除了在北理工兼职（因当选院士前答应的）外，在哪里都不兼职。因为（兼职）不能光挂名，而是要真正做事。”葛墨林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说，因为精力有限，他与南科大的接触，主要是自费到深圳开过一两次会。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3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科大采访学生入学报到情况时发现，相关教辅人员仍在与授课教师协调最终的上课时间。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先有规划，还是先有人才？ 尽管南科大的开学似乎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这一切并未被学生们在意。“课程很符合自己的期待。”小嘉（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计算机课由4名老师同时教授并不是问题，“毕竟每个人有不同专长领域，计算机也有不同的细分领域，如果是不同的老师教，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学生们对课程的看法，并非外界看上去的那么一致。 “有的孩子并不愿意评价课程。其实据我了解，有些孩子并不满意。”参与南科大筹备工作且与多名学生关系融洽的陈应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南科大曾用问卷收集学生的修课反馈，但有不少学生给若干门课评价并不正面。 陈应天认为，无论学生评价如何，都只能作为参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脚时做出的评价不一定有价值。孔夫子课讲得好，肯定不是因为弟子们说他讲得好。” 港科大的几位老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想让教学质量有保障，不是让学生满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程序为支撑。简单而言，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学科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负责任的招生。如果前面这些都不做，只招生，那么任何具有高等教育改革意义的实践、措施都没有一个落实的载体。”港科大李晓原教授说。 2010年，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教授来到南科大时，朱清时表示：最需要的是他们帮助招聘教授。 港科大3位教授认为，招聘教授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学科规划和学科框架，根据学科规划和框架寻找招聘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善规划和框架。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 “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港科大三教授）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着重机会，而不是着重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足够的人让你挑。”他说。 双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团队的招聘上。几位港科大老师无法理解，为何这所学校在培养体系的设计、薪酬制度的制定，乃至基建工作上，都显得如此“没有章法”。 以实验室的建设为例，吴家玮认为需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话，废气怎么处理？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如何事前规划好？”但朱清时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复杂，他曾对承建方说：“按照标准的建造。”实际上，在尚无学科规划的情况下，也的确无法做到事先对实验室计划周详。 在招生问题上，港科大教授亦有不同看法——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新生的到来。按照吴家玮的说法就是：“一进校园，什么都熟练地进行，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完毕、又一学期教研工作的开始。” 2010年7月，港科大教授在明白招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勉为其难尽力协助，但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边开车、边铺轨”式的办学方法和“婴儿不足月，先生再虑养”式的仓促上马，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 此后，3位教授又多次建议招生叫停或暂缓。即便在录取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他们念及课程体系、实验室等都没准备好，依然提出了上、中、下3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这桩从一开始就不甚愉快的合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理念拉锯之后，最终于开学前走到了终点。 南科大筹建大事记。 （CFP/图）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

Tags: 南方周末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2011年6月4日，29岁的中国女将李娜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历史性地斩获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媒体对这位女子给予最高级别的赞誉之词。中国媒体说她书写了历史。CNN说她的夺冠“就像童话一样”。      毫无疑问，李娜职业网球生涯成功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开始的“单飞”，诚如中国新闻网的评论所说，李娜的实力来自传统体制多年的培养，李娜的动力来自网球职业化“单飞”的激励。李娜和中国排球宿将孙晋芳执掌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一同摸索出了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和开放多元社会的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新模式。     最幸运的叛逆     很长时间以来，李娜都是中国运动员的一个“异类”。幸运的是，这个坚持个性如坚持网球一样的“叛逆”女子，在不断冲撞固有体制之后，当体制松手，她终于以完美结果证明了个性与热爱才是体育追求的全部     本刊记者/唐磊 万佳欢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伴随着击球动作，李娜左锁骨下方的那朵玫瑰若隐若现。文身，很长时间在国内都被认为是种叛逆。当年19岁的李娜为了表达对姜山的爱意文下玫瑰，也许是为了避免太引起关注，她用胶布遮了多年。 　　对国内体育传统培养体制某些方面的失望，一度让李娜无法掩饰，她公开表示不满。 　　很长时间以来，李娜都是一个中国运动员的“异类”，不论是文身，还是直言不讳、不奉承不做作的态度，甚至对观众直接表示不满的做法，这注定她的运动生涯充满波折。幸运的是，这个坚持个性如坚持网球一样的“叛逆”女孩，在不断冲撞固有体制之后，当体制松手，她终于以完美结果证明了个性与热爱才是体育追求的全部。           崩溃下曾选择退役 　　21岁那年，网球生涯的黄金岁月，李娜退役了。她和现在的丈夫姜山一起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专业读书。退役的原因是李娜对国家队管理的不适。 　　6岁就开始练网球，从省队到国家队，李娜一直在国内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中打转。队里不让谈恋爱不说，有的教练还特别凶。从12岁到21岁，余丽桥一直带着李娜训练。和许多中国的师父一样，余丽桥很严，不善表扬，对于弟子一直是训斥较多。 　　天赋好，这是教练、球员、网球记者对李娜的一致评价。1米73、手腿粗壮，亚洲选手的先天力量不足的劣势跟李娜无关。2010年的澳网女子比赛的发球时速统计中，威廉姆斯姐妹分别以201、200公里占据前两位，李娜以196公里排在第三。 　　依靠先天的优势和要强的个性，李娜从小打球都追求强攻，即使失误连连也照攻不误。在国内的青少年比赛中，很多教练会要求球员稳打每一拍，不进攻，等待对方失误，而李娜总是让教练摇头。 　　即使拿过13个ITF(国际网球联合会)冠军，李娜依然看不到希望，直到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打网球，21岁选择了退役。 　　2004年，老女排队长孙晋芳入主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她听了很多关于李娜的故事，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只是“因为当时的体制、当时的那些工作方法对她的压抑很大的。我觉得她当时是在一种崩溃的情况下退役的”。7年后，在李娜获得法网冠军3天之后的一个巴黎的上午，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孙晋芳找到李娜谈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她没有跟李娜讲“为祖国争光”式的大道理，而是对她说：“我孙晋芳做运动员的年代，国家利益至上是每个人的义务，没有个人利益；但是现在你已经赶上一个好时代了。从你自己来讲，可以培养你的梦想啊，达到你的目标。你有这个天赋和能力，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 　　孙晋芳还提出，“我是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运动员，每个人都有梦想和目标，我想你也是的。我想只是当时的环境离你的梦想(太远)，很多压力把你的想法给破灭了。” 　　孙晋芳一一解除了李娜对于未来的很多困难和疑虑。她承诺为李娜创造条件，“还有很多个人想法，我保证你能实现的，一定会在个人层面上实现你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李娜回忆这次谈话时说，从没有这么大的官和自己这样交过心，还谈到“实现个人想法”。反复考虑之后，她答应复出。 　　随着中国球员水平不断提升，2000年，网管中心也提出中国网球职业化构想。不仅让球员备战亚运会、奥运会，也要参加职业比赛。2002年，中国网球釜山亚运会惨败后，网管中心制定出“以女子网球为重点，以女子双打为突破口”的战略方针，因为国外职业选手双打都临时配对，中国选手可以固定搭配，在配合上远比临时配对的选手默契。 　　国家队希望队员多参赛，拿够积分，参加奥运会。国家加大了对网球投入，允许球员到国外训练比赛，李娜、郑洁等球员成为受益者。她们有了大量的参赛机会增长经验，而且不用过早面对职业球员的生存压力。 　　“我是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后来碰到了一个好政策。”在巴黎法网赛后，李娜这样对媒体说。          变革来到 　　2005年，李娜的状态不错，先是成为首位进入红土赛事决赛的中国选手。7月，连赢两场单打，帮助中国队首次进入联合会杯世界二组，水平有大进步。23岁，正是许多女子网球选手达到巅峰的年纪，而李娜被外界认为仍有潜力可挖。 　　这一年5月，李娜的世界排名升至第33位，打破了李芳保持多年的中国女网最高世界排名，成为中国网坛“一姐”，她的实力在国际网坛已经具有相当竞争力，能顺利进入很多比赛的正赛。在国际赛场上露面，就意味着奖金、排名积分、赞助，即使离开了国家队或是省队这些靠山，这个排名下的李娜已能养活自己。 　　但虽是一流选手，那时的她无法自由地融入国际职业网坛，复出两年，她仍在中国体育制度的“圈养”之下，无法得到更广泛的自主权，没有选择教练的权利，不能自主安排训练，65%的比赛奖金都要上缴。不满和委屈最终爆发。 　　2005年十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负于彭帅，李娜失去卫冕机会。“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赛后，李娜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牢骚，表示目前国家队的教练对自己的帮助已经不大。 　　李娜的抱怨经舆论报道，在社会中炸了锅了，她的话被指为“炮轰国家体制”。           现役运动员公开说国家体育现行体制不好的，还不多见，因为所有人都处在这个“圈子”中。“她算是非常有个性的，跟大多数运动员不一样，其他人不太愿意说出来。”九运会网球男单冠军李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觉得自己在这种体制下，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要有充分的选择权，才有乐趣，这样才能打好。” 　　这已经不是李娜首次指责国家队了。“李娜没有看到国家为培养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简单地拿自己和外国选手相比较。在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支持，至少现在还没有哪个网球运动员可以按照国外的模式培养起来。”彼时，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也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看法，她承认国内现行网球培养体制不完善，同时也认为李娜的一席话是思想水平、道德素质、使命感责任感差的体现。 　　当时李娜和网管中心的关系剑拔弩张，甚至传言李娜不能参加北京奥运会。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之后3年中李娜的成绩稳步提升。李娜多次成为四大满贯赛等大赛16强的常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做出决定：允许李娜、彭帅、郑洁、晏紫等四名实力较好的球员单飞，自主训练参赛、自负盈亏，需要上缴的奖金也由原来的65%下调至8%。这份协议是实验性的，孙晋芳和网管中心甚至不断纠正媒体的说法，弱化单飞概念。          “一个新时代运动员的代表” 　　“生日快乐。”在法网冠军的演讲中，李娜用武汉话朝观众席中自己的团队喊了一句，她在向当天过生日的朋友祝福。很难想象，在颁奖典礼上不长的致辞中，这句话是李娜说得最动容的。 　　11个月的飞行、训练比赛，就是职业网球选手一整年的生活。在枯燥的赛季里，陪在运动员身边的只有他的团队，其中教练、理疗师、经纪人团队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在单飞的四名队员中，李娜最先完成对自己团队的组建。曾在中国女网国家队任教的瑞典人托马斯成为技术教练，丈夫姜山成为陪练并负责处理琐事，李娜还有自己的体能、康复团队，并签约了大牌经纪公司。 　　单飞头两年，即使因伤病耗费了时间，但李娜已成为世界排名前十位的选手。 　　2010年赛季后，托马斯离开李娜，去辅佐莎拉波娃。李娜决定不找新教练，由姜山当教练。姜山的性格大大咧咧，当年打球时属于不太动脑子的类型，但在托马斯任教期间，姜山学到了不少东西。 　　“姜山现在改变很多了。他们之间太了解了。两个人十几岁就在一起，他知道李娜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李娜骂两句，他也不会还嘴，不把火挑起来。”耐克体育市场部副总监李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姜山知道怎么扮演这种角色。家人陪伴很重要，在网坛也很普遍。” 　　在今年年初闯进入澳网决赛后，李娜状态低迷连续在比赛前两轮就遭淘汰，甚至一度有匿名信“造谣”李娜准备退役。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好教练，训练水平不高，最终将被淘汰。 [...]

Tags: 中国新闻周刊

时代周报 第133期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安徽利辛 一个副科级公务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通过微博自首曾向领导行贿，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一切 还会归于沉寂。 　　周文彬是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曾任利辛县胡集镇国土所所长。已经43岁的他本打算申请换到一个相对轻松点的职位，以“副科级”的级别平平静静退休。 　　但他想要的平静现在显然已经被“自我毁灭”式的微博自首打破。4月13日，周文彬向亳州市纪委自首举报他本人曾向县市国土部门两名领导送礼行贿等问题，并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过程。 　　各方压力和微博的核聚变效应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周文彬卷入漩涡。而这场风波折射的是周文彬作为基层官员，其背后并不如他自首行为那般广为人知的长期挣扎。 　　基层官员与潜规则 　　在利辛县这个小县城里，对于周文彬来说，副科级的意义不在于1600元不高不低的工资，而是意味着给家人和孩子的交代与尊严。 　　利辛县国土局通报的资料显示，周文彬1985年从一所大专毕业后，先在生产资料公司任职。1994年，周文彬进入县土地系统，在利辛县城关镇土地管理所任管理员。 　　2007年9月，经亳州市国土资源局与利辛县委、县政府商定，决定将原有的26个乡镇土管所合并为10个中心土管所，并公开招聘10名中心土管所所长。经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周文彬竞聘到胡集镇中心所任所长，试用期1年，行政级别升至副科级。 　　周文彬觉得基层所长的工作太过操劳，打算在转正解决了级别问题之后，跟领导申请调往县局类似档案室这种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然后以“副科级”级别退休，过平静的生活。 　　只是工作的轨迹并没有按周文彬原先设想的方向延伸。事后他把这原因归结于自己的过于较真、执拗的脾气。 　　周文彬介绍说，因为与负责包片的县国土局一名女性领导在工作中产生争执，再加上一些旧有矛盾，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 　　而彼时正值县国土局原任局长调离，新任局长到岗。更让他倍感压力的是，上述这名领导向他直称，新任局长是自己的同乡且是亲戚。 　　虽然脾气执拗且爱较真，但周文彬也知晓一些官场里的“潜规则”。新任领导到任后，周文彬担忧与他有过争执的女性领导在新局长面前说对他不利的话，为避免使新局长对自己的印象“先入为主”，周文彬自己掏腰包花了几千元买了礼品，送到领导在邻县的家中，以“征得新任局长的支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 　　2009年2月的一天，乡镇请吃饭唱歌，上述女性领导喝多了酒，周文彬送其回家，当时才晚上8点多，他给她烧水喝，不久她的丈夫回到家，却嚷嚷告他强奸了她。公安局调查后排除强奸，却出说明称他们有关系，他由此陷入“生活作风问题”的困境。 　　周文彬认为自己落入了他们夫妻俩为“迫害”他设下的圈套。 　　而一年的试用期考核也如期而至。国土所所长的任免权在于亳州市国土局。周文彬表示：“当初应聘国土所所长的时候，市局领导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没有找任何人。但是对我一年试用期的考核，他们提示我要‘做一下工作’。因为时任市国土局党组成员兼纪检组长的任某是考核人，在干部包片管理分工中他负责利辛局。我请他吃饭，给他送礼，希望他考核的时候，给予关照。” 　　业务考核是民主投票，由国土所所在三乡镇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本单位的同事、利辛县股级以上的干部等从各个层面进行考核打分。周文彬称自己考核全优，但还是没有获得聘任。 　　2009年10月29日，亳州市国土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文彬试任利辛县国土资源局胡集中心所所长职务。周文彬是当时受考核的9名中心所所长中唯一被免职的。 　　周文彬本人没有拿到关于被免职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件。“免我职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免职文件上也没说免职原因，他们也没有说。” 　　于是周文彬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申诉。 　　屡遭碰壁的申诉历程 　　周文彬在被免职的最初一个月里专门学习了《公务员法》和《公务员申诉规定》，咨询了业内有关人士，并准备材料。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从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2009年12月，周文彬在法定期限内，向亳州市国土局申请复核。 　　周文彬说：“按法定的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任免单位也必须给我一个答复，明确告诉我免职的原因，到底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还是刑事问题，应该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投诉无门，怎么去向有关单位进行申诉以及下一步的维权活动。” 　　利辛县离亳州市一百多公里，周文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三趟。据周文彬说，对于他的复核，市国土局没有给他只言片语。“没人理我，得到的都是威胁、警告。说我不去工作，来给组织找麻烦、添乱，要加重对我的处理。” 　　周文彬表示，国土局有人私下告诉他免职的原因在于公安局开具的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材料。“我要求给我公安局情况说明的复印件。他们说不可能给。” 　　周文彬转而找安徽省国土厅进行申诉。在基层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周文彬说：“越是上级的组织，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会越高些，在我的眼中，省国土厅就是神、是青天，我认为在那里能够获得我申诉的结论。” 　　但是到国土厅的三次申诉，让他碰壁了三次。 　　“省国土厅一个多月没人受理我的申诉，材料交上去，还不知道传到谁的手里了。”周文彬表示，他第二次去国土厅的时候，甚至连大门都进不去了，只能偷偷地跟一群人混进去。 　　随着申诉有效期限的缩短，周文彬想到了直接求助安徽省国土厅厅长。周文彬打电话恰巧厅长开两会不在。“有工作人员认为我很委屈，就让我给厅长发短信。” 　　2010年3月初，周文彬给安徽省国土厅厅长发出了第一条短信： 　　“您好，张厅长，在您两会百忙之中打扰您，我也是无奈。我是利辛县乡镇国土所原所长，去年被亳州市国土局免职。我向亳州市国土局申请复核，未果。2月1日，我到合肥依法向省厅申诉，时至今日也没有受理。我按法律程序走走不通，遭受了颇多的威胁和无奈，只好向您汇报，看能否安排受理我的申诉为盼。” 　　短信发出10分钟之后，周文彬便被利辛县国土局局长于强叫去谈话。“无非是‘你想受到更重的处罚吗’。我认为是张厅长把短信转发到市国土局局长，市国土局局长再转发给了于强。” 　　周文彬依然相信省国土厅会受理他的申诉，并且会和他联系。但是等了10天以后，周文彬没有等到答复，便又给张厅长陆续发出了两条短信。 　　事情发展似乎有了一丝转机，虽然周文彬没有等来省国土厅的申诉受理答复，但等到了到县国土局地矿股上班的通知。 　　“逼上梁山”的举报 　　周文彬到县局后，一直正常上班。监察股股长李学成与周文彬的办公室只隔一个门，他对媒体表示周工作非常积极。但李学成没有想到周文彬在地矿股上班一年后，会做出微博自首的举动。 　　“在他们的眼中我是疯子，我敢揭这个潜规则，我敢对抗领导，尤其在位的领导，真的不可思议。我说，上梁山是逼的，我也不想这样做。我去亳州的时候，我就想我肯定要成为另类了，但我真的不想成为另类。”周文彬说。 　　周文彬称虽然自己回到国土局上班，但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用完全不能接受的手段”的打压。上班后不久，周文彬发现县检察院在侦查自己是否贪污受贿。 　　周文彬说，他知道身边有不少人利用职权发了不小的财，但当初在胡集中心土管所，因自己尚处于试用考察期，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以自己的个性，也没想过贪污或受贿。 　　由于公安局出具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扣在头上，再加上发觉有人在变本加厉报复自己，周文彬在地矿股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上班，一边浏览反腐网站、暗自学习相关法律。 　　今年2月份，周文彬找到了知名维权人士张洪峰征求关于实名举报领导贪污受贿的意见。 　　张洪峰收到了周文彬发给他的一些举报材料。张洪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周文彬给他的有很多材料没有十足的证据，很多都只是孤证。张洪峰提醒周文彬，搞不好的话，被举报的人会反过来告他诬告。 　　周文彬觉得张洪峰的博客有很大的浏览量，因此希望张洪峰能将他打算自首举报自己行贿、领导受贿的事情发到博客上，好引起网友关注，获得舆论支持。 　　张洪峰告诉周文彬博客已经过时，并建议周文彬尝试开个微博账号。 　　周文彬一边熟悉微博的使用，一边上网搜集资料并与朋友探讨自首的利弊。 　　周文彬说：“最坏的结果可能是被开除公职，判刑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金额比较小，而且我有自首的情节。但开除公职这个结果还是很严重。这个抉择是痛苦的。我四十多岁了，自己还得再就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为这件事情困扰。我希望被举报人被查处被处理以后，我能够得到所谓公安局出具的对我不利的材料。就这么简单，我的要求不高。我就是为了这个材料才走向直接与领导对抗和反腐的道路上来了。这不是我最初的初衷和想走的道路。” 　　张洪峰也一度劝周文彬,一个在职官员自首举报将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人生甚至家人,而且即使举报后,面临的情况也会非常复杂,不一定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劝他慎重考虑。 [...]

Tags: 时代周报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孟买 实习记者 肖斯予 应试有弊端，但公平可以弥补一切 人物周刊：所有关于IIT的信息都在向我传递，你们每年只会招收、也能够招收到全印度最优秀的青年人前来深造。“最优秀”是个模糊的概念，您心中最优秀的生源是什么样的？ 德旺：“最优秀”有很多评判方式，没有唯一的标准。但在IIT，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天资聪颖，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已经展现出相当学习能力和非凡才华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应当是天才。 人物周刊：仅凭借JEE这项全国统一考试，能否实现你们对于招生质量的预期？ 德旺：JEE确实是我们目前能够相信并依靠的唯一招生形式，这项制度开始于50年前，从那时起，我们关注的就是天才学生。JEE是被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各界给予它巨大的关注。历史证明，JEE为我们带来了众多优异的生源。当然，它并非完美无缺。 人物周刊：但您一定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可以培训的。据我所知，JEE考试培训在印度如火如荼，并已成为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很多学生为JEE付出3年甚至5年时间。您是否承认，JEE的存在，已经让印度高中生全面陷入应试教育？ 德旺：我承认，JEE的培训现在非常流行，甚至绝大多数能够进入IIT的学生都曾参加过此类培训。我也知道，学生们为了通过JEE考试，将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学生为此失去了阅读课外书或看电影的闲暇。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根据我调研的情况，上培训班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本身很优秀，那么培训班可以帮助他变得更加杰出，但培训班不可能将一个原本落后的学生变成尖子生。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改革招生方式，让招生更加多元化？中国高考的残酷想必您早有耳闻，这项制度虽然确保了相对的公平，但也愈发呈现出它的弊端；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已经着手进行小范围的改革。 德旺：我认为这种改变正在慢慢发生，相关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目前尚不能找到足以彻底替代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更好招生方式。中国也是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了，因此在争夺这些优质资源方面必然存在极其激烈的竞争，甚至只有1%到2%的学生可以进入IIT。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校区和师资，更多的实验室与宿舍，学生的压力就会小很多，竞争也不至于这么白热化。但是，如你所知，今年仍然有超过40万的学生申请进入IIT。因此，只有考试是最公平的。 人物周刊：公平，是目前制度设计的最重要考量。 德旺：是的，不得不如此。作为校长，我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或我朋友的儿子弄进学校。事实上，很多IIT教授的孩子都无法进入学校。印度总统、总理也不能走这个后门。JEE考试是非常公平的，也正是它的公平，JEE在民众中备受尊重。除非你足够优秀，并且足够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进入学校，不能运用金钱或是其他影响力去帮助你通过考试。在当下的印度，公平是弥足珍贵的。你也知道，对于很多贫民和低种姓家族的孩子而言，公平进入IIT读书并最终成为高薪的工程师，几乎是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 人物周刊：培训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公平性。对于大多数印度家庭而言，参加培训所需的费用十分高昂。对于培训，校方在试题设计上有何应对措施？ 德旺：我赞成你的说法。所以我们会对试题的编写提出要求。我们关注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将尝试没有确切答题标准的出题模式。我们期盼学生能够具有分析性的思维，能够有不一样的见解。因此在考试中，我们会要求学生给出尽可能多的信息，便于阅卷者不仅仅能够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还能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实践能力。 绝不量化评判教员 人物周刊：相比欧美那些建校长达数百年的著名大学，IIT用50年的时间赢得世界的瞩目。IIT在较短时间获得成功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德旺：首先，办第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拥有第一流的教师和学生，必须做到人才云集、充满竞争。其次，我们必须享有足够大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与学生要保证绝对的独立自由，这种自由甚至能体现到许多微小的地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教师和学生可以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情。独立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人物周刊：在“人才云集、充满竞争”的IIT校园，您以何种方式或标准评价您所聘任的教师们？ 德旺：我们并不专注于他们每天的工作可以带来什么具体成果，教育不是个可以量化的行为。我们对老师的评判方式也并不固定，通常是在他们职位晋升的时候给予必要考评。学校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去衡量老师的科研与授课。但我们并不太关注一个老师到底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因为我们知道如今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可以轻易地通过不同途径发表很多篇论文，但很多论文的发表对于学校和学术界，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一个教师即使发表了很多论文或是得到了很多奖项，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老师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够给学校、给学生、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目前，评价教师的确变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我们拒绝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评价。所以现在，我会邀请同事、同行、专家组建一支尽可能多元化的团队，在需要的时候共同对教师进行多个角度的评价。 人物周刊：发表论文数量和获得奖项数量，是最方便开展教师评价的方式。在中国，这种方式相当盛行。 德旺：如果采用这种评价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整个学术系统，每个人都想发表更多的论文、赢得更多的荣誉。当然，我不排斥论文和奖项；我也要求我的老师们去做更多高质量的研究、写更多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这些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必须是真正能对公众和学术界产生阅读裨益的，是可以与公众和学术界进行交流讨论的，这才是发表或出版的意义所在。发表或出版是一种学术成就，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这份荣誉，所以要使这项行为神圣起来，不能随便或片面追求。研究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研究本身。还有一点，在IIT，任何学术腐败或学术欺骗行为一旦被发现，学校会采取十分强硬的措施，造假者将付出惨烈的代价。这近乎于冒险行为。 法律捍卫治校自由 人物周刊：IIT各校区的校长如何产生，你们拥有怎样的权力？ 德旺：IIT直属于中央政府，总统是IIT的视察员，国家人力资源部部长是各校区事实上的行政长官，但他仅行使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校长由学校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在国家人力资源部指导下公开组织选举产生，任何一位教授都可以参选，最终由国家任命。事实上，校长并不具有很大权力。因为在IIT，权力是相当分化的。在行政方面，我们设立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主管各自领域的事务，在学术方面我们建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很多有关教学科研的重要决议必须经过它的讨论通过。学校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彼此独立，并具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以自己部门的名义决定很多事情。校长其实是个协调人，有时也需要我们出面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教授治校是学校管理的最重要共识。 人物周刊：校长由国家最终任命，是否会导致校长与政府关系亲近，从而令行政意志具有影响学校管理的可能？ 德旺：每一位IIT校长的任期只有5年，5年后我将回到系里继续执教，所以校长在IIT是暂时的，只有教授是终身的，任期满后，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学术研究立命。这是校长与官员本质的区别。所以，校长必然会回到学者的位置上，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做出愚蠢的事情，抛弃学校的学术自由去迎合政府。事实上，印度是立法保护理工学院的绝对自由的，任何干预学校事务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在担任校长期间，我会具有崇高的地位，比肩国家人力资源部的秘书长；一旦卸任，我就是纯粹的教授。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向我强调，国家以立法的高度来保障印度理工学院的治校自由。 德旺：这是不容忽视的、太过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印度理工学院法》是印度最成功的法律之一，它以法律的名义规定，这所国立大学享有绝对的、不准触碰的、完全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官员的权力，只是依法决定当年对理工学院的财政拨款，而且不能干涉我们如何使用这笔拨款。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自由和自主，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愿意不断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了。在面临决策的时候，我们不必去请示官员，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很快速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 世界一流大学要解决人类发展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义“世界一流大学”？ 德旺：要具备世界一流的老师和世界一流的学生，也需要讨论和传授居于世界前沿的知识。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与其他大学区隔开的重要考量要素。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吧。他们并不总是试图去摘取各种顶尖奖项或让更多教员的文章被权威杂志发表，他们绝不会总是盯着这些东西。他们在努力开展教育，在努力解决美国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能源危机或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想法出现，之后一些人变得杰出，被世界所熟知并赞赏。世界顶尖的学府，必须要承担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责任，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也就是你被世界认可的时候。这时，奖项什么的也就随之而来了。不是说诺贝尔奖不辉煌，不重要，而是说你决不能仅仅想着“我做这项实验为的是诺贝尔奖”。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IIT是否能算世界一流；而在中国，有没有你所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 德旺：我自认IIT可以比肩世界一流了。尽管我们同哈佛、麻省这些老牌名校尚有很大差距，但你来看看我们教师和学生的质量，应当毫不犹豫作出判断。其实，中国的一些学校，比如北京大学，在很多评价尺度上早已经算世界一流。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也相当著名。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是世界一流？当然，我说了，差距非常明显。这里面有时间和体制问题。我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牛津大学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年轻的麻省理工也超过了151岁。 总理都不可以对学生说“不” 人物周刊：您多次提及自由。除了学术自由，IIT的师生还享有哪些自由？ 德旺：他们可以说、可以做他们希望的一切。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以及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理工学院的学生自行选举和组织各种团体，他们自由表达观点，开展活动。任何人都不会去阻拦。有时候，他们会在校园组织抗议活动、游行以及辩论，这些都是可以的。 人物周刊：学校不去干涉青年学生的思想，以及政治立场。 德旺：不会。我们崇尚开放，鼓励表达。事实上，你也无法干涉。互联网这么强大，大家早已经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很多自由。你能去管控大家用facebook、用twitter吗？怎么阻止？自由与民主对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他们在大学要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作出判断和决定。 人物周刊：开句玩笑，他们对您也可以表达抗议、反对。 德旺：我也开句玩笑，他们完全可以对总理阁下表达抗议、反对，而总理却不可以对他们表达任何的不满。因为这个校园里，任何人都可以对总理投反对票，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日后都有成为印度总理的无限可能。难道不是这样吗？ （鸣谢印度理工学院孟买校区公共关系部及贾娅女士、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国立新加坡大学唐晓娟为本文采写提供帮助）

Tags: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