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口述 Wave |整理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图片为唐志冈画作《chinese fairytale 2010  250x170cm oil on canva》 　　我在中国上的本科，后来到了美国，博士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从事IT行业。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一直在使用和分析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互联网、社交网站。 　　大概在2000年开始，我就一直活跃在BBS上，后来注册了Facebook和人人网。四年前，我开始用Twitter，两年前接触新浪微博。每天登陆这些网站的账号是我的工作习惯。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对于公共事件的争吵、辩驳、掐架是非常常见的。这些争吵往往毫无原则，通常还会形成一个不小的话题。 　　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在网上争吵。 　　从技术上说，社交网站各自功能的特性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和微博功能很相近的Twitter，不会出现一个话题后面跟着上万条评论。这是技术原因，出于力求简洁的目标，Twitter的评论功能并不像新浪微博那样可以几千条一起显示，用户也不能在转发话题时加上自己想说的话。微博的评论功能给争吵提供了可能，只有很多人很有效的对话才会产生争吵，就像早年流行的论坛。当然，论坛远远没有社交网络这么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推特和中国的新浪微博现在都已经拥有几亿用户。 　　拥有八亿多用户的Facebook从功能上说是用来交流的，但是却也很少见到争吵。Facebook是一个将现实社交圈移植到网络上的社交网站，相对来说更加私人化，很少见到对于公共话题的讨论。 　　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中国人，我所感受到的人文环境让我更愿意说，美国人不在互联网上争论的主要因素并不仅仅是技术。 　　最近，国内的网络上正在热议“乌坎事件”、“休假式治疗”、“方韩之争”、“活熊取胆”等等话题。 　　可以肯定，在美国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也会成为热门话题，引起轩然大波。国内的朋友问我，如果在美国有人用活熊取胆会怎样？ 　　我说，熊的问题在美国根本不算问题，因为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保护动物权利的共识。在美国很多话题在过去两百年已经讨论过了，而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讨论。 　　共识越多，越不容易引发争吵。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尊重司法程序、当权者应该受到更多监督等等问题存有共识，这样的人文环境让美国人在一些问题上吵不起来。 　　这不是外国的月亮更圆，美国的动物保护组织也曾为保护动物和既得利益者大动干戈，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为应不应该允许非法移民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美国人并不是不“吵架”，但是他们的争论方式和中国人非常不同。 　　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 　　和我父辈差不多年龄的人经常会把少说多看挂在嘴边，还会经常这样告诫后辈。而美国的小学生都可以在课堂上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是留到课后给老师写Email。 　　分析互联网用户有一段时间，我在试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更青睐“面对面”。 　　除了文化习惯，美国人也有更多现实中交流的机会和渠道。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办一份报纸，这在美国毫不夸张；或者你没有很多钱，也可以写书自办发行、设置广播波段。 　　互联网出现之前，在中国很难找到讨论公共话题的平台。论坛的出现是开始，后来一步步从博客再到微博。 　　有了说话的空间，争论才慢慢出现。现在所见的激烈的网络乱讲更像是长期积蓄能量的大爆炸。 　　但是，国内对于公共事件的争论大多起于网络也是止于网络，很少转化现实，很少最终定论。相反的，一旦争议性话题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却会出现一个近乎程序性的连锁反应。 　　前阵子，因为没有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案，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都站出来抗议。他们给议员写信打电话、上街游行、演说、发传单，甚至到议员家、办公室围堵。 　　媒体上也会出现不同派别的争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代表自由派，FOXNews（福克斯新闻频道）代表保守派。 　　对于这些牵涉政治性的话题，媒体不会三缄其口，更不会口径统一。翻开美国的主流报纸就会看到他们在为不同的政治观点互相掐架。 　　美国公民更多的时候是去听，接受不同的声音，来自民间组织、媒体、官方。而他们的反应体现在手中的选票。 　　对美国人来说，讨论公共话题并不是为了争吵出什么结果，而是通过说服公众而去影响立法机构推动立法。 　　更多渠道的声音让美国人的争吵看起来更加有序和理性。方舟子如果到美国打假也许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每个人都可以讲话，“方舟子”话语权自然就会受到制约。在国内，之前的环境是很少有其他声音，而方舟子在不断地讲。 　　曾经有很多媒体质疑奥巴马并非在美国出生，奥巴马没有为自己做出辩解。他不需要辩解，而质疑的媒体也不会被送上法庭。 　　长期话语权平等，形成的才会是正确的逻辑。 　　当然，美国的话语平台也不是十全十美，尤其是对名人，迈克尔·杰克逊虐童的丑闻就是在其死后才有媒体出面澄清。 　　总体上，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声音越多，争吵就越少。看似无序的争吵也是实现“声音越多”的过程。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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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泳  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4期 图片为唐志冈画作《children in meeting 150x180cm 2001 oil on canvas》 　　说与不说，权利与权力 　　关于“说话”的“话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说”。在中国，尤其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看看中国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纠结就知道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正在调养中的季羡林，祝贺季老96岁寿辰。当时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老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老是“国学大师”（尽管他本人不认可这项桂冠），从这段纠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结。无独有偶，另一位大知识分子，文学泰斗巴金，“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然其代表作《随想录》，用陈思和的评价来说，“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说了真话，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国生活，只有到了晚年这“一头”才能“真”么？年轻时在做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巴金先生有两句描写：“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显然，“豪言壮语”有淹没真话、吓倒真话之效。 　　2011年4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承认“我们鼓励讲真话”，然而“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讲不了真话，不想说假话，那沉默总可以吧？也不可以。 　　1953年，胡适在台湾接受曾虚白访问，指出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由此认为“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这段话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展，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1957年，知识分子被破天荒地动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一场“阳谋”，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钓鱼”。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懂得了“祸从口出”，暗自想不说话总可以了吧。他们没有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剥夺你的“沉默权”，强迫表态。 　　史家雷颐先生有文曰《表态的“艺术”与“胆魄”》：“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这种当众表态、人人过关的方式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如此一来，华夏大地陷入一片“万马齐喑”的失声状态，就成为必然。那个年代宣扬的是“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的表现，必然是“万口一辞、万言一腔”。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有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而这种习用，到了众人连自己都不知的地步。有最大话份的人，当然是当权者，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这种话份的最好象征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对文革岁月有记忆的人都知道，曾几何时，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间学校，每个广场，都矗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他的“县城”体验，即一种中国内地小城镇的文化和社会经验，在电影《站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又是通过运用背景影音媒体所传达的声音和图像来暗示人物所处的历史时间，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就是大喇叭。 　　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国人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记忆中的“背景音”。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接受杂志采访，问听什么歌长大的，他答“听高音喇叭里的歌长大的”。那不是音乐，而是声音。80年代，有人开始练琴，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到一个朋友家，把窗帘拉起来，留声机插好，那种感觉，后来人无法想象。所以，吴亮说，“我记忆中不是音乐，而是听音乐这回事情给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说一种话，都听一种声音，这件状况终究不能持久。正如一众“蓝蚂蚁”终将让位给争奇斗艳的帅哥美妞，你无法把一切个人化的东西都归零。 　　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这代人首先要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那是多少年来被压制的声音，北岛称之为“被判决了的声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回答》)。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1986年，在深圳曾经有过一场现代诗大展。发起者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亚。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道尽了互联网精神？诗人杨黎曾经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王朔说，在“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 　　诗歌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让我们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力”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互联网。 　　说话的核心前提，是要成为“人” 　　互联网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 　　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话份”获得了民主化。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正如我的一本书的书名所说，就是“众声喧哗”。 　　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中国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新的参与性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发声源聚集在少数几家机构手中，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从前作为国民的人们，是习惯于被人差遣、奴役的“臣民”，浸淫于缺乏独立人格的“义务文化”。而在今天，这些受众反击了，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他们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这些“臣民”^造**了， 每位公民树立起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这种进步的意义和价值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 　　钱钢说：“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有隐忍沉默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还利于民，人民权利意识苏醒，鸦雀无声，变为众声喧哗。百姓有种种诉求，诉求有时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首先要承认，这是个重大突破：隐忍沉默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被打破，而且，一旦打破，再重归沉默就成为不可能。其次，多年鸦雀无声之后，大家不太会说话，常常情感战胜理智；或者，只会说“话份”垄断年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混账话”；或者，只顾自己说，而不听别人如何说，凡此种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有了这样的前提，还需要在中国互联网上建立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以便推行有效和合理的对话。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对话。网络上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块对话实验田，总得让实验能够进行下去。 　　对话的意义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 　　我前面讲到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而自我认知亦本质性地依赖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关系。没有对话，你怎会知道自己是谁？ 　　既然对话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向每个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对话吗？ 　　历史上，欧洲的知识分子曾提出了8条对话守则：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这些守则简单而实用。遵守这样的对话规则，对话才有效。可惜的是，在网上，就连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都常常不能用它们来要求自己，更何况一般的网民？ 　　由此就说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萧强教授对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有这样几点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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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选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4期   图片为唐志冈画作《chinese fairytale  2004 162x130cm》 　　听不清每个人在说什么，只听到一片“嗡嗡嗡”的声音。 　　“谁愿意举手发言？”袁天鹏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二三百位村民。没人响应他，继续“嗡嗡嗡”地私下交流。 　　今年三月初，受海口市大致坡镇镇政府邀请，袁天鹏给各村委会的主任和村民小组组长讲课。人声鼎沸，他不得不站在台中央，请大家安静。袁天鹏耐心地说：“大家要听发言者说话，这是基本的规则。如果基本的规则都不遵守，又谈何民主呢？” 　　一个村民跳出来：“袁老师，你说什么是民主？村里集体的树让附近的村民小组卖了，也没跟我们商量，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是民主吗？我觉得你那套规则没有用。” 　　这在袁天鹏的意料之中。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至今五年，他听到了太多“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不认规则”的说法。 　　几年下来，除了著名的“南塘议事13条”，袁天鹏还在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公益组织以及一些企业实施落地。“我期待的是更系统、深入和完整的实践，目前还没有很合适的机会。”袁天鹏说。 　　尽管企业、农村、教育科研机构，甚至政府，都找到袁天鹏做培训，但“都以讲课为主，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写着“信仰”、“民主”、“权力”、“权利”等词语。在纸上圈圈点点的间隙，他说：规则和文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规则还不能大行其道的时候，推广这些规则的意识和文化也极为重要。” 　　最难推广的是政府。袁天鹏说：“人大和政协才是最该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这位议事专家在商务部讲过课，培训的是司局级的行政干部。培训后有人给他写纸条：“这个东西是个方向，但要在国内推广、实践还有难度。”另一次培训的是武汉的人大。让袁天鹏颇为奇怪的是，去听课的不是人大代表，而主要是负责起草文件和举办会议的工作人员。当时做了一个不署名的调查问卷，问题是：你觉得这个规则能不能使用？“他们的评语很有趣——‘民主不足，集中有余’，总之很难用吧。” 　　早在2007年，袁天鹏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中国，并在接下来的推广和实践中，取得了小范围的成功。最知名的，要数“南塘议事13条”。2008年，袁天鹏来到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做了四天的培训，他把582页的原著压缩成乡土气浓厚的“南塘议事13条”，并索性把议事规则叫做“萝卜规则”。这些规则中有“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发言。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明理由”。在南塘村合作社的良好实践，增加了袁天鹏用规则解决问题的信心。 　　袁天鹏发现，在会议上认可罗伯特规则的人，也会在生活中受到影响。 　　在北大EMBA讲课，一个学员告诉袁天鹏说，他和妻子为了女儿小升初的问题常常吵架，有一次，他们约定了规则。一是每人两分钟，不超时；二是不打断；三是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妻子先发言，一张嘴就是抱怨小升初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他看来，这都是废话，但他忍住。妻子抱怨过后，开始说自己的方案。两分钟到了，他发言。一开始，他也没忍住，指责妻子的抱怨毫无价值。说完，觉得宣泄了，也就趋于理性了。几轮下来，他们达成了共识。 　　“如果在他说废话的时候，你去指责他，实际上是加剧了情绪的对立，开始翻旧账，就会开始无休止地跑题。提动议也不是仅仅说对方不行，而是要说如何改进的方案。”袁天鹏分析说。 　　“过去中国人不说话，现在又开始乱说话。甚至很多谈论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人，在自由边界上都存在很大问题。自由是有边界的，言论的自由也有边界。如果真心想辩论，就不要去激怒对方，不要把语言指向对方的人、人品、人格，最好不要提到对方的人，而是说道理。” 　　“想好好说话，解决问题，必须得有规则意识。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个工具，以小见大，从身边每个人的规则意识做起，能推动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你看，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一辈子都没办法退休。” 　　Q＝《中国周刊》 　　A ＝袁天鹏 　　Q：“南塘议事13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据你所知，他们现在还在用这个规则来议事吗？ 　　A：还在用。因为他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又一次当选了。他本身就很认同这个规则，也一直在推动这个规则。他不希望用权力来治理这个合作社。他在，所以这个规则还是在的。尤其是遇到冲突的时候、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个规则就比较明显地发挥出威力。平常没有那么大的分歧，这个规则就好像看不出来。这恰恰说明规则的意识建立了，规则的形式反倒不一定明显。 　　Q：在农村，南塘那样的项目推了几个？ 　　A：只有南塘。别的（村子）就没有真正实践的。 　　Q：没有实践的原因是什么呢？ 　　A:很多时候是当地的政府找到我，想解决农村的问题。但是真正落地很难。村民也有很多误区。我去海口的大致坡镇讲课，就有村民向我挑战什么是民主。他说村里有大户，很多人都一个姓，是个宗族。投票选举的时候，他们都投一个人，那其余的小户也只能随大流。他问我“这是民主吗？搞民主就搞成这样子吗？”他觉得搞这些规则没有用。 　　还有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资金支持、政府协助以及进驻村里推广的方式方法。 　　Q：现在主要在哪些领域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 　　A：有企业、非营利组织，也就是NGO，还有教育科研机构、农村业委会，以及政府部门。 　　Q：在这些领域里，哪些推广的顺畅？哪些相对困难一些？ 　　A：相对来说，非营利组织这块好一些。推广也分两部分，一种是实施，一种是讲课。非营利组织、农村和一些类型的企业还有实施。其他的就很少，主要是讲课普及。最难推广的是政府。人大和政协才是最该用这样的规则的。 　　Q：公共话题的讨论适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吗？ 　　A：当然。对公共话题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一定要搞清楚边界在哪里。比如归真堂要不要上市，是由归真堂的股东决定的。能不能上，批不批准是由证监会决定的。证监会是政府部门，它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所有的公众都是弱利益相关方，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所以公众都可以发表意见。 　　Q：在你看来，目前公共领域发生的争论是否存在问题？ 　　A：在中国，议事规则并没有完全推广开。在公共话题领域，包括我们看到谈民主权利的人也存在很多边界不清的问题。跑题、抬杠、钻牛角尖、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甚至人身攻击、扣帽子、贴标签，说脏话。在公共领域缺少一个主持机制和裁判机制。 　　Q：微博上的“方韩之战”，在你看来存在哪些问题？ 　　A：有人很强调言论自由，觉得方舟子是言论自由。但凡是自由必须有边界这个概念。如果每个人都无限制地强调自由，那么谁也得不到自由。在“方韩之战”中，无论方舟子还是韩寒，以及参与论战的普通大众，都有很大问题。比如方舟子说：“韩寒文品人品不正。”方舟子指责韩寒代笔是“事”，说韩寒“人品不正”就针对“人”了。说“看韩寒的视频，几乎像文学白痴”，骂人“白痴”是人身攻击，可以说“我不觉得他懂文学”。 　　方舟子说韩寒：“采取这种拿钱砸人的架势，这不显得内心实际上是很虚吗，很虚弱吗？”这是在质疑动机，与讨论是否代笔的话题没有关系。 　　Q：那么韩寒呢？ 　　A：韩寒称：“方舟子如何证明他的书和论文是自己写的？”实际上，韩寒不应该这么问、也不需要这么问。这是一种典型的辩论模式：“你说我不好，那你呢？你就好吗？”但问题是无论你证明谁不好，也不能推导出你好。现在讨论的是韩寒的代笔问题，不是方舟子的代笔问题，这是两个问题，所以“萝卜规则”说：不能跑题；韩寒的反问似乎隐含着一种逻辑：因为方舟子不能证明他的书和论文是自己写的，所以韩寒也不用证明——这逻辑不成立，所以韩寒的反问没有意义；如果韩寒想问的是一个纯粹抽象出来的问题：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证明文章是自己写的？——那么就直接这样问好了，不要反问方舟子，萝卜规则有一条“不互相辩论，面向主持人说话，提到对方时用第三人称”，说的是一样的道理，辩论事情，不要辩论人，尽量避免提到对方的人，而是说你要说的事儿！这规则目的就是避免给对方人身攻击的感受。 　　很多网友也加入了论战。比如有网友说：“挺方舟子，方舟子多了，韩寒之流就无处存在。”“之流”属于扣帽子，“文革”语言。凡是说挺方，挺韩的，都是“对人不对事儿”，凡是对“人”的都是跑题，因为论的是事儿，是“代笔”的事儿是否成立。方舟子质疑韩寒的文章一出，微博上很快开始散布过去十年里方舟子的各种劣迹，比如老婆论文抄袭啦，比如MSU的哲学系教授声称他的文章被抄袭啦，等等——这是一种惯性套路：证明方舟子人品有问题，那么方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就不重要了，这是跑题加人身攻击。 　　Q：如果方韩双方以及关注这个公共事件的人，了解一些罗伯特议事规则，那么，此次论战会有何种不同？ 　　A：如果大家了解一些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应该知道，自由是有边界的，言论的自由也有边界。不会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谩骂、攻击人格；不会把“人”当作自己的立场，“挺韩”、“挺方”、“倒韩”、“倒方”，这些都是以“人”当争论目标，关注的已经不是事儿、观点或道理；如果真心想辩论，就不要去激怒对方，不要把语言指向对方的人、人品、人格，最好不要提到对方的人，而是说道理。 　　已经有很多人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这次的“代笔事件”，非常非常有价值。罗伯特议事规则和逻辑是紧密结合的一对儿“兄弟”。而且，如果说逻辑判断比较有难度的话，罗伯特议事规则就要相对简单一些：不跑题、对事儿不对人、面向主持、不说脏话、不尖酸刻薄、不攻击动机。 　　Q：大家为什么不好好说话？ 　　A：一是因为斗争思维。有人认为暴力的语言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写大字报、扣帽子的方法把你打翻搞臭就能解决问题。二是因为觉得没有其他解决问题或带来改变的渠道。三是因为骂人确实也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规则是一种平衡，但不可能消灭这种东西。 　　Q：如何好好说话？ 　　A：学习规则，相信规则能解决问题。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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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18日  12 版） 　　李静总觉得，这两只小小的玩具熊，像极了她和王楠。 　　生活在北京，李静和王楠始终怀揣着梦想。 　　26岁的女孩儿李静带着点文艺青年“范儿”，她想要走遍世界。虽然，除了出差，她大多数时候只能把“好女孩、走四方”的志向挂在自己的QQ签名档里。 　　王楠的梦想则更加明确而具体。这个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科男生想把一直过苦日子的父母都接到身边，然后买辆车，能拉着全家人出去玩。他甚至想好了，大城市里的房子自己“肯定买不起”，所以租一套也就够了。 　　毕业之后，这对情侣从黑龙江先后辗转来到了北京。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城市里，王楠进了一家外企，而李静则当上了杂志社的编辑。 　　他们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在此之前，王楠的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卖掉了房子，却依然没能把债还清；连王楠本人也背负着偿还助学金贷款的压力。而现在，凭借着不错的收入，他们慢慢还清了欠款，甚至还有了一点自己的积蓄。 　　然而脑部肿瘤压垮了王楠以及他们的生活，两个年轻的梦想也一起碎了。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 　　疾病袭来的前一个星期，一切还显得异常平静。李静刚刚看完一部名叫《龙猫》的动画片，并且爱上了里面那个灰色的、胖乎乎的卡通形象。这个原本最喜欢小熊玩具的女孩，买回了一张印着龙猫的绿色地毯，铺在那套租来的小房子里。 　　“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李静说。 　　但好运却没有到来。几天后，王楠开始觉得头晕，走路也像“喝多了似的”走不稳。两天后，他的视线变得模糊。 　　谁都没有足够警觉。在此之前，这个年轻的白领偶尔会觉得头疼，可他没当回事。事实上，3月11日那个周日，这个30岁的程序员还陪着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了好莱坞电影《战马》。那是这对情侣平常为数不多的浪漫约会项目之一。 　　第二天下午，因为身体不舒服，王楠提前请假回到了家里。晚些时候，还在上班的李静接到了王楠的电话。 　　“我刚才晕倒了。”王楠在电话里说。 　　李静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带着男朋友去小区旁边的医院挂急诊。按照医生的建议，王楠做了脑CT检查。李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猜想，也许他最近的工作太累了。 　　但很快，医生把她单独叫进了办公室。医生指着手里的片子告诉李静，王楠的情况“不太好”。 　　“他的头部有一个占位病变，很可能是肿瘤。”医生说。李静愣住了。 　　2006年，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之后，王楠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静则留在哈尔滨，独自一人度过了剩余3年的大学时光。2010年，两个人才先后来到北京，结束异地恋爱，在这里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对于有点“文艺”的李静而言，北京是她最喜欢的城市，因为这里“既有古老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的融合，既有看不完的话剧和球赛，又有批判不完的社会现实”。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她微笑着说。 　　而对于王楠而言，相比于老家那个地处东北的小城市，他显然找到了更好的生活：在这里，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且最终还清了父亲常年卧床产生的债务，以及自己上学时的助学贷款。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两个人还头一回攒下了属于自己的几万元存款。 　　在他们的朋友看来，两个人的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了。他们已经计划着，等到攒的钱再多些，就在王楠的老家，给他爸妈买套房子。因为家里之前住的平房，已经卖了两万元，用来给父亲看病了。 　　两人并没有想过在北京买房。“北京的房子太贵了。”李静说。 　　对于两个“北漂”的年轻人，连结婚都是件复杂的事情。就在王楠生病前一个星期，他的大学同学小卢刚刚接到王楠在QQ上发来的留言，询问应该怎么领结婚证。因为王楠的户口落在了深圳，而李静的户口留在东北老家。 　　小卢很替他们开心。“你们俩处了这么久，也该结了。”他当时在QQ上说。 　　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随着疾病的到来，一切都变了。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 　　疾病带来的很多问题是李静和王楠从来没有想到的。做完CT检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实际的病情还需要核磁共振才能进一步确认。可这个小小的检查，却给两个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开始，李静想在距离家里最近的那所医院里完成检查，但很快她得到回复，现在进行预约，最早也要半个月以后才能排上队。 　　“脑部肿瘤怎么能等这么久呢？”李静急了。她急急忙忙在网上查了十几家医院的电话，并且挨个打了一遍，结果没有一家医院能预约到10天以内的检查，有些医院甚至需要等到下个月。有朋友建议，通过看费用更高的特诊、特需来预约检查，但她发现预约的队伍同样排到了两星期后。 　　“我之前知道北京看病难，却从没有真正感受过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李静说。她从没在这座自己喜爱的城市里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第一次去医院的挂号大厅，看到里面密密麻麻挤着的人群，她几乎“一进去就晕了”。 　　因为正常途径没有结果，李静和王楠只好想到了“找人”。可在北京呆了两年，除了同学、同事，他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李静后来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小卢就是在这个时候再次收到了王楠的QQ留言，向他询问是否有熟悉的医生。当时，走投无路的李静和王楠给很多朋友都发了类似的问题。 　　在小卢的记忆里，认识王楠的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向自己求助。之前唯一的一次，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王楠曾经打电话给他，希望借3000元。因为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一定要还上部分费用，才能取走自己的毕业证。 　　小卢当时并不知道，王楠正面临多么窘迫的境况：他的父亲因为脑血栓卧病在床，母亲则靠卖馒头换取些微薄的收入。在学校的几年里，他常拿奖学金，又“玩儿命似地”同时做4份家教，挣来的钱却大多寄回了家里。 　　同学6年，王楠从没跟朋友们说起过这些。小卢只觉得王楠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也很在乎别人的感受。事实上，在王楠取出毕业证、正式入职，并且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之后，他在第一时间就还上了这3000元。小卢算了算，自己当“债主”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他开口求助，我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小卢说，“这次也一样。” 　　朋友的帮助总算有了些效果。在反复托了四五层关系之后，王楠终于“插队”做上了核磁共振检查。 　　尽管终于享受到了“关系”的便利，李静却觉得，自己在心里更加痛恨这种现象。“所有人都需要关系来维持办事情的方便。”她表情严肃地说，“即使让我重选一次，我也不想去建立那种‘关系’，我还是情愿像现在这样生活。” 　　而现实却不肯给她太多反思的时间。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肿瘤比预想的更加严重。王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头晕，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这给李静的打击是巨大的。之前他们即使分隔两地，还背着债，可她总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希望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好起来。 　　“我从没想过会一下‘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了。”李静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虽然约上了核磁共振的检查，但因为换了医院，没有医生的指导，结果出来他们才发现，片子的清晰度不符合要求，还需要托关系重做一次。这一次，李静悄悄送出了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做上了。等到检查完了准备住院，他们又发现医院不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还要再次找人、托关系。 　　住院成了他们经受的第二轮折磨。如今，李静已经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纠结的过程，因为那本来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更何况，普通医院或者急诊方式住院并不困难，但却没办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好医生，他们这才选择了等待。在等待医院收治的日子里，李静说，两人体会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段时间，李静每天都和王楠窝在家里，帮他按摩手脚，给他读一些喜欢的文章，安慰他，或者听王楠讲讲自己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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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11日  10 版）         如果没有遇到崔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转向别处。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的尾巴。老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到饭点，这个话匣子里就传出阵阵高亢的声音。我印象中，全是天下大事。 　　外国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台湾还没解放，一些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拯救。我和小伙伴们美滋滋地幻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扛着枪，直抵美帝国主义的老巢。我的童年，就在这种虚假的拯救天下的情怀中度过。 　　美帝终究没能颠覆我们，倒是现实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大我8岁的哥哥，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父母每天长吁短叹。毕竟，拿出房子以及“三转一响”等硬件，家里还是有些吃力。甚至，家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我的英雄主义梦，渐渐破灭了。 　　这时，崔健来了。哥哥等一拨年轻人，有人没人时都会吼几句崔健的《一无所有》，嘻嘻哈哈地笑谈一阵，仿佛全然不把洞房花烛夜的事放在心上。 　　我哥哥他们吼，我就跟着吼。晚上放学回家，在漆黑的夜里吼上几嗓子，倒也不觉得害怕。 　　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有”成为我的口头禅。客人来家，问我会唱什么歌，我就扯着嗓子吼几声《一无所有》，气得父亲拉开架势要揍我，我则吼着跑开。 　　那时，磁带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我听到的崔健的歌，全是哥哥他们翻唱的。其实我也唱不来几句，更不知道走不走调。这已经足矣。后来我想，要不是那时我认识到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说不定现在的我，就在离家不太远的某个煤窑里挖煤。 　　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崔健的歌。听着他的声音或吼出来，或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的心灵一下子打开了。这分明是压抑中的呐喊，分明是对现实的解剖，分明是时代的挽歌。 　　宿舍一哥们儿，朝鲜族的，能歌善舞。他时常怀抱吉他，吼着崔健的歌。他没迷倒任何女子，倒是把我给迷倒了。我也买了把木吉他，跟着他吼《一无所有》，吼《红旗下的蛋》。那种感觉，真够劲。 　　哥们儿总说我不是玩音乐的料。我不在意。他不懂我，更不懂崔健的歌对我的意义。他也不知道，那时的我，骨子里和崔健一样，满是压抑和批判。我要的就是崔健那种畅快淋漓的味。 　　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门。在大学里，小时候形成的很多观念，很快就被瓦解。 　　我记得入学后不久，同年级的一名同学，给自己的中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当时流传的版本是，这名同学在大学课堂上，接受到的价值观和中学时接受到的不一样，他想问问自己的中学校长，到底谁对谁错，自己该听谁的。中学校长接到信后，又给大学来了一封信，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大学领导来回答。 　　这件事引起同学们一阵热议，最后结果不得而知。那时，我的精神世界如那名同学一样，已经恍惚。 　　好在我有崔健，还有《一无所有》。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 　　毕业时，社会向我敞开了两道门，一道是现实的门，一道是虚幻的门。进入现实的门，我的精神世界将会枯萎；进入虚幻的门，我的现实生活会一无所有。 　　我没有进任何一道门，选择在门外徘徊。这时，我认识了老周。 　　老周大我10多岁。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讲到《一无所有》，回顾了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告诉我该如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才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态。他一开口就讲到我的心坎上，我发现，他对崔健的理解远超我大学时的认知。3个小时后，我决定跟着他，走进一道行动的门。 　　工作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发现一些人指点江山，议论天下大事，仿佛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而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他们总会不屑地说，我管好自己就行了，别的事，我管不了。 　　这就是现实。在社会行动上，其实很多人一无所有。要是没有老周的指点，说不定我也和他们一样。 　　离开校园10年，我始终没放下崔健。当我需要动力时，我就会打开音响，让他的声音一点点渗到我的心灵中。可我从未想过去接触崔健。有朋友曾兴冲冲地邀请我去听崔健的演唱会，我无动于衷。 　　93号汽油“破八”了。一天路过一个加油站，看到加油站赫然打出“直降5毛”的牌子，3车道的路被加油的车堵了大半。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很多人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他们或许有些钱，有些想法，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在精神上，依然是一无所有。 　　还好，我还有《一无所有》。 原味：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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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勇杰 实习生 高菁阳 发自青岛 摘自《时代周报》176期   毕华德 　　3月21日，青岛，没有悲情的谢幕公告、没有任何停刊消息，青岛都市类日报《都市便民报》停刊。 　　4月1日，愚人节，一张电子报，“高仿”《都市便民报》头版，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寻找毕华德，一个很文艺的标题，饱含着一群媒体人的悲情、一个失踪社长的传说，夹杂着世态炎凉，散落在依然阴冷的海风里。 　　“老毕从没有放弃这张报纸，他还在想办法。”4月7日，青岛八大关海边礁石下，一名跟随毕华德从业多年的传媒大哥，狠狠地甩了下鱼竿。 　　墨镜遮住表情，但已拧成倒八字的眉毛，透露着一丝剽悍和不服的神情。 　　毕华德呢？ 　　一代报业传奇、曾经的青岛小哥，是否此刻，也在某个地方，一脸不服气地思索着什么？ 　　失踪 　　3月21日，《都市便民报》，2724期，停刊前的最后一期。这一天，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报头显示，这一天，青岛晴转阴，温度2摄氏度~7摄氏度，南风4~5级。报纸的左下角，依然印着豆腐块的征集广告，“重金征集新闻线索，最高5000元。”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会是这家都市类日报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只是，这极有可能是该报在毕华德社长执掌下的最后一期。 　　“当天，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宣布明天不出版了。”一名时政部记者说，“我们连油墨纸张钱都付不起了。” 　　“去年6月到现在，没有发一分钱，出去采访，包括半夜打车跑热线，都是自己出的钱，我们从来没有报销费用的。”热线部一名去年入职的大学生说。 　　更重要的是，社长毕华德失踪了。 　　“打不通，我们都打不通他的手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时政部一名参与发布《寻找毕华德》电子报的记者说，最后一次见到毕华德，是在报纸停刊一个多月前。 　　“没有什么异常，一样不发工资，一样见到一线记者彬彬有礼，一样提着公文包，上下班，只是脾气似乎突然好了许多，不怎么骂编辑了。”报社一名中层有些调侃地说。 　　只是，在报社骨干描述中，毕华德消失，仅仅是停刊前一个星期的事。据报社创刊老编辑透露，毕华德一个星期前，曾给报社骨干员工发过一次工资。 　　“他说，正在想办法筹钱，把欠大家的都补上，他还说，一个星期以后还会发一次工资,话说得很真诚。”上述编辑说。只是一个星期后，再也没有人联系到他。 　　“几个副总编都是他的亲信，都是最初创刊就在的5个人里的，包括毕华德的儿子毕翔。”知情人表示，这些人可能知道他在哪儿。 　　4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通过中间人辗转联系到毕翔，毕翔表示不知父亲去处。“他可能在济南，报纸刊号是在济南弄的，此前鲁商集团也一直在跟报社谈判，甚至一度派驻了财务人员。”报社一名中层表示。 　　这是报社员工的猜测，猜测中带着一点卑微的期望。另外一种猜测，有点灰色，但是依然被一些熟悉毕华德的人相信。毕华德可能在躲债，为了支撑报社，除了银行的数千万贷款，他还借了一小部分高利贷。 　　“应该不是太多，但确实有。”熟悉毕华德的人肯定地说，“他早不是当年的青岛小哥了。” 　　“小哥”往事 　　时光倒流十二年，青岛的那个春天。那时的青岛，香港中路的繁华，还停留在一纸蓝图上。那个已无法考证具体日期的傍晚，青岛繁华地区，当时依然带着计划经济印记的报摊，突然遭遇了一次无妄之灾。 　　“一群弟兄们，百十号人，拿着钢管、刀片，冲上大街，跟那些欺负俺们的人大干了一场，真砍啊，很多小哥挂了重彩（受了重伤）。”时隔多年，一名有打砸报摊嫌疑的中年汉子，无数次跟人讲起这段往事，眉飞色舞。 　　那个傍晚，落日余晖染红半边天，也染红了海面。那个微胖的中年汉子，一脸凝重，挥舞着手中钢管，用标准的青岛话，指挥着兄弟们，“揍他！狠揍！” 　　只是，当年那个汉子如今失踪了，无法印证这个流传在山东报界多个版本的传说具体细节。 　　那个青岛汉子上街打砸抢的理由，更是令人惊叹。 　　“当时我们刚创刊，青岛还没俺们的地盘，发行铺不开，没办法，只能打。”多年后，这个依然本性不改、自称小哥的中年汉子曾多次提起。 　　这个汉子，就是都市报业传奇、青岛小哥、原《半岛都市报》社长、现《都市便民报》失踪的社长毕华德。 　　小哥，一个青岛人耳熟能详的名词。 　　山东，水泊梁山所在地，自古盛产慷慨悲歌的豪杰壮士。即使是开放的沿海，山东人骨子里，抱团、侠义甚至是江湖气，依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出现一批混社会的“闲散人员”。 　　这些闲散人员，在青岛有个特定的称谓，小哥。毕华德，当年便是一名响当当的青岛小哥。只是，这个青岛小哥，当年很文艺。 　　尖峰时刻 　　毫无疑问，青岛小哥毕华德，一生中最光辉的岁月，便是一手创刊半岛都市报。至于报业传奇毕华德早年故事，一直有多个版本，但是青岛小哥，显然是毕华德的社会起点。 　　当然，与其他青岛小哥不同，毕华德身上有点文艺青年的味道，所以他选择了做通讯员。“他经常会提起，哪个村书记谁谁都很熟，以前采访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还能讲出哪个村以前的一些掌故。”《都市便民报》一名中层说，这应该是当年毕华德做《大众日报》通讯员时打下的底子。 　　随后十年间，毕华德一路上升，做到《大众日报》青岛站站长的位置。 　　山东，这个在沿海具有明显强势政府特点的省份，对于省内第二重镇青岛，由于其特殊经济地位以及影响力，管理上多少有些放权。 　　与此对应的是，作为山东平面舆论喉舌，大众日报集团在青岛的拓展战略一直不算顺利，在山东一家独大的大众日报集团子报《齐鲁晚报》，屡次试图突破青岛，均未如愿。然而，这却给了毕华德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机会。 　　“最初，集团应该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创办《半岛都市报》，几乎相当于整个承包给毕华德，一年交200万。”熟悉相关内情的大众日报集团中层回忆。 　　1999年8月，《半岛都市报》创刊，毕华德担任社长。几乎白手起家，毕华德凭借对于青岛的熟悉和敏锐的商业敏感度，再加上青岛小哥式的野蛮扩张，终于打出了一片天地。 　　三年后，半岛都市报的广告额已经达到了1.5亿元。毕华德，也名声鹊起，在中国新闻界一度有过“南有程益中，西有席文举，东有毕华德”之说。 　　跟其他两位因都市报兴起而名扬天下的报业传奇一样，毕华德是一个时代造就的英雄。只是，毕华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完整办报理念的报人，他更像一个洞察商机的商人。 　　翻看早期的《半岛都市报》，一版版的都是各种广告，半岛新闻的整体格调，也完全以迎合市民口味为准则。这正是早期都市报崛起的根本，吸引大众、服务大众。然而，毕华德在半岛都市报的辉煌中，也逐渐过度膨胀。早期与大众日报集团的松散合同，也给了毕华德巨大的辗转腾挪空间。 　　“整个报纸就是他家的，他儿子一度也出任《半岛都市报》经济部主任。”《半岛都市报》创刊人员介绍。同时，最初200万的任务合同，也给了毕华德巨大操作空间。 　　“耗资巨大的半岛大酒店等一系列其他产业投资，老毕应该（通过）合法渠道，转移了不少报社资产。”熟悉半岛内情的一名当地媒体高管表示。一个事实，《都市便民报》刊号，原济南市的便民报，也是在毕华德被迫离职前，在半岛时已经弄到手。 　　“集团要派谁来，怎么还没给我打招呼？再不报到，我就扔他到海里喂鱼。”毕华德在半岛鼎盛时期，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除了大众集团的主要领导，其他副总编，他根本不放眼里。”《半岛都市报》一名现任中层回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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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你，依然坐在那儿。从我开始写这封信，你就一动不动地一直坐在那里。你只是在想，想象，幻想。我希望并为你祈祷，无论什么，只要你想去寻找，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原谅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爱你的 “妈妈” ——《接触》，卡尔·爱德华·萨根（Carl Edward Sagan）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人是社会的动物，离开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 这个社会由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组成，与人沟通的能力被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甚至健康与否的标准之一。善于沟通者可以结交到更多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为自己争取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天生无法与这个自以为正常的社会沟通。 我们的世界，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也无从知晓。 1 辉辉 周日的早晨，辉辉家楼下，老人们把椅子搬出来，一字排开，边晒太阳边聊天，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在他们面前玩耍。一个男孩手上的气球被另一个大点的孩子抢走，气得直哭。老人把他抱起来，安慰他。 “你喜欢玩什么游戏？”我问身边的辉辉。 “电视游戏。”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喜欢哪些电视游戏？” 他没说话，默默地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 “辉辉，哥哥和你讲话，你要记得回答。”母亲提醒他。 “回答。”辉辉重复刚才听到的最后一个单词。 “你在脑子里想一想，想过之后要回答出来。” “不好忘。” “不是不好忘，你要学会交流。” “交流。” ———— Kinect Sports ———— 辉辉站在沙发床上，面朝电视，安静地等待游戏启动。这间十平米的屋子是他的卧室、电脑房、游戏室，兼练鼓房。 电玩店老板告诉辉辉的母亲，Kinect与玩家之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在两米以上。母亲回家量了量，家里的电视和沙发床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两米，再退后一点只能站在床上玩。辉辉今年20岁，1米7的个头，站在床上，手臂向上伸直，几乎可以碰到天花板。 进入游戏菜单后，辉辉抬起右手，挥了两下，停住不动，等待确认。《Kinect Sports》有六款体育游戏，他选了拳击游戏。 握紧的拳头交替挥出，击向屏幕上的虚拟对手。可能因为站位太高，动作难以被Kinect识别，击出的拳头大多未能同步在游戏里。母亲让他下床试了试，效果还是不太好。 辉辉没有竞争的概念，不明白为什么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为了帮助他理解，父亲经常带他去体育场看球，告诉他如何区分对抗的双方，比赛的规则是什么，怎样算赢，怎样算输。 母亲递过来一个乒乓球拍，辉辉握住球拍，切换至乒乓球游戏，然后站回床上，身体略微前倾，面对来球，左右开弓。动作虽然慢，但很标准。母亲靠在门旁，微笑地看着他。 三年前，母亲开始训练辉辉打乒乓球。自闭症者的协同能力往往较差，每次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眼睛观察时，手和脚就难以作出精确的动作。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小球运动需要眼手协调，球打来时，眼睛必须盯住球看，判断球的运动路线，手和脚再做出相应的动作，这被认为有助于改善自闭症者的身体协作能力。 母亲教了很久，但收效甚微，辉辉每次只会朝一个方向机械地挥动球拍，不懂得发球，不懂得变换姿势，也很难接住从不同方向飞来的球。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看见有人在玩Kinect，想到或许可以借助游戏辅助训练，于是给辉辉买了台游戏机，没想到他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游戏的操作。 母亲希望辉辉今后能和别人联网对打，不过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具备与他人互动沟通的基本能力，而这正是辉辉这样的自闭症者所最为缺失的。 ————孤岛————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我们身边，每一千个人中，至少有六个人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其中至少有一到两个人是自闭症者。他们的外表与我们并无不同，却几乎没有任何社交能力。他们的语言能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即便掌握了少量语言，也很难与他人交谈。他们无法与人对视，无法理解别人的表情和动作，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哭”和“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地球村的70亿居民中，数千万自闭症者犹如一座座遥不可及的孤岛，被放逐于人类社会之外。 辉辉就是这样的一座孤岛。 二十年前，他来到这个世上，为这个普通的家庭带来了幸福与憧憬。辉辉的母亲是下围棋的，她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国手；辉辉的父亲是踢足球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和孩子一起在绿茵场上驰骋。 然而三年过去了，辉辉不会说话，连音节都不会发，对父母的各种诱导也是反应漠然。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医生的诊断如出一辙：没问题。最后，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医生对辉辉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测试后，诊断他患有自闭症。医生告诉母亲，这是一种终生伴随且无药可治的病。 母亲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寻医问药，和丈夫一起去南京，和孩子的小姨一起去山东，和孩子的外婆一起去太原。无论刮风下雨，她和婆婆不间断地送孩子去医院打针。听说平衡训练有好处，她立刻带着孩子去参加统合训练。听说气功治疗有效果，她又到处寻访气功大师。 所有的治疗均毫无收效，辉辉如同一叶越飘越远的小舟，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在幼儿园，他从不参加任何游戏，也不和别人说话，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亲子活动，其他孩子和父母一起开心地做游戏，辉辉和母亲两个人默默地坐在旁边；回到家，辉辉喜欢趴在窗台上往外看，他把纸撕成一条条，卷起后扔出窗外。纸条在空中旋转飞舞，慢慢飘落。 为了训练辉辉，母亲放弃了花费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事业，找了份朝九晚五的普通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从语言和生活细节开始，一点一滴，耐心地教。 1997年大年初三的晚上，五岁半的辉辉终于开口叫了声“妈妈”。母亲高兴地哭了。 ————超级马里奥———— 下午，父母准备带辉辉去一家残疾人寄养院当义工，为智障者表演节目。 父亲在厨房下面条，母亲在客厅收拾东西，辉辉坐在电脑前，点开一个个小游戏，养成游戏、换装游戏、迷宫游戏……辉辉的父母从不玩游戏，他们常常纳闷孩子是怎么从网上找到这些游戏的。 初见辉辉，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腼腆害羞的男孩，眉清目秀，绝不会想到他患有自闭症。自闭症者的外貌与常人无异，但稍加接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某些异常举动，例如不停转动手指，反复拍打腿或肩膀，作出奇怪的表情或手势，重复奇怪的话，发出无意义的声音，或是无目的地来回走动。 每玩几分钟，辉辉就会站起来，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出房间，穿过狭窄的通道，走进厨房，再折返回来，坐下继续玩游戏。 辉辉正在玩的是一款克隆《超级马里奥》的小游戏，他用两根手指熟练地控制着马里奥，蹦蹦跳跳地往前跑，踩乌龟、吃蘑菇、顶砖块，不放过任何一枚金币。在一处悬崖前，马里奥没能跳过去，游戏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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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获得了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引起了国内某些论者的担忧。 某 报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写道：“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 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一介学者，一个手无实权的知识分子，难道会因为他的立场和观点，因为他批评的尖锐，而对国家构成危胁？或者说，一个国家会因为一些知识分子既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亦不突破文明底线的言论而面临失控？这样的言论不仅杞人忧天，而且混淆视听。 该报评论文章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照这样说来，“做到尖锐”的茅于轼先生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 这 恐怕是对“团结”的深刻误读甚至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相近的立场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 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争论的“团结”是伪团结。 既然该评论也认识到“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那不妨再多些雅量，承认并相信大多数发表不同意见、向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猛跑”的人，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谋福益。 理性的批评者，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 茅 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 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 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茅于轼多年来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更不该因为获了奖而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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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鄙视已经变得公然、无畏、无所顾忌的当下，似乎不鄙视无以证明自己的优秀、高端与成功。你鄙视我，我鄙视他，鄙视食物链将消弭的等级制度再次建构，竖中指、翻白眼就是隔开自恋、自卑的“宫墙”。 鄙视像条食物链，是个绕不开的怪圈 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的狂放达人嵇康用“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探讨学术争论之道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这个词日后会成为文人之间争风吃醋、相互“践踏”与倾轧的托辞，更没想到，这场游戏会扩撒到生活的各个层次，成为一条条“相轻”的“食物链”。 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韩剧的，看日韩剧的鄙视看港台剧的，看港台剧的鄙视看国产剧的…… 穿Topshop的鄙视穿ZARA、H&M的，穿ZARA、H&M的鄙视穿Verym oda、O nly的，穿Verymoda、Only的鄙视穿美特斯·邦威、以纯以及堡狮龙的…… 鄙视无处不在。虽然，包括嵇康在内的竹林七贤个个是翻白眼的高手，他们鄙视名教、鄙视假道学、鄙视俗人。但是，倘若他们看到如今的“鄙视链”，怕是也要羞愧万分，自叹不如吧！ 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很多人会说，鄙视是没有道德可讲的。芸芸众生皆平等，身为现代都市的一员，自然是不会随意地竖起修长的中指，或者是无意中让眼睛流露出睥睨的余光，更不会双手呈“八”字“掐死”别人的尊严。 不过，对于这些不入流的竖中指者、睥睨者以及动不动摆出一副唯我独尊姿态来的人们，你会怎么办？ 坐在一隅，高高挂起？太淡定 跳出来，指责或打架？不文明！ 那，怎么办？怕是只能哼哼地在心里嘀咕一声，暗自指责对方没水准，然后用满含着公平、平等的现代思维光芒的“余光”杀死不平等的罪恶。 鄙视，不仅像是一条食物链，更是当下社会宿命的怪圈。 　鄙视是榜样教育的报复性反弹，是最懒惰的自恋 “完美的自恋，歹毒的投射，组成了彼此的意淫。焦虑的、不信任的人际关系中有大多数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和别人相处。”向日葵心理创办人、心理学家胡慎之在看了一张有关空姐、飞机师以及机务相互鄙视的图片后这样评论。 正如他所言，中国人的生活是比较出来的。在这个需要榜样的社会里，每个人从小都活在一个阴影之下，他就是长得高帅、成绩好、聪明、听话以及无所不能的隔壁邻居家小孩，而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等着媳妇熬成婆，让隔壁邻居家小孩也终于有天被践踏在睥睨之下。 “自我的尊重以及对别人的尊重都已经缺失，在童年教育下，被剥夺得只剩自卑的人该如何找寻到自尊？就是把别人看得很糟糕。鄙视就是榜样教育的报复性反弹。”胡慎之说，“这就像是中国人的阿Q精神一样，这是无能为力的自我防御机制。” 羡慕是鲜有的，嫉妒与恨成了最真实的。在硕大的世界里，那个隔壁邻居家小孩竟然化身无数，如影相随———有钱的上司、有权的领导、睿智的同事， 即便是最不入眼的那个旧同桌在同学会的时候带来的男友也是高帅富……难道混迹社会这么多年就如此被打败了？当然不行。自信，强烈的自信必须要释放出永不言 败的气场来。这就像即便肉身是32A，也需要与一帮36D的辣妹们同行。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鄙视她们的灵魂只有32A。“奴家亦有波涛汹涌，只是波涛在何 处。”即便这是假设，也能救赎自己的自信。 鄙视，这种方法不可谓不简单。不需要任何努力，只需要将对方的缺点放大，即可满足自我优越感的追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旷世美男那咯索斯(N arcissus)需要涟漪湖水为镜爱上自己，而我们则是需要以他人为镜，通过轻视、蔑视，让自己“生长”出鲜花一样的羽毛，受其他没有羽毛者膜拜。鄙 视，就是裁判别人，然后，获得自我价值感。 鄙视不是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路人的“泄欲” 鄙视，这一词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不平等姿态。我好，你坏！我优，你劣！我高级，你低俗！我核心，你边缘！……我与你始终都处于天平的两端，我的与你不同才能显示个性。 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看来，鄙视别人就是在鼓吹自己，贬低别人亦是在抬高自己。下面有人垫背，自己自然也就高了。“从同质性 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化中，本来社会已经往多元化发展，自然就会有所不同。而又有人往往摒弃不了那些秩序之别、等级之差，只能用传统的等级制度来论证自己的差 异性。”于长江说，“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为了找寻认同。在鄙视别人的同时，找寻到自己的群体。而这恰恰是一种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鄙视不是统治者的游戏，而恰恰是游离于统治话语霸权周边的人在意淫。这正如真正的世界核心的建构者———那些欧美的主流文化，他们已不需鄙视 谁。而晃荡在他们周边的游离者却正在用鄙视别人去显示自己与主流的贴近，同时亦是在悄悄地透露出身处边缘的无力。这就像是听BBC、看Discov- ery、穿Topshop这些被认为是在鄙视食物链顶端的一众，无一不是贴近欧美主流文化，他们在偷偷地述说着世界的秩序。即便这些种种鄙视表面逻辑，是 以智商、年龄、创意、国际化等多个范畴划分三六九等。 鄙视者无需得意。被鄙视者也毋庸沮丧。因为，切莫以为自己占据鄙视链的顶尖就能君临天下，高枕无忧了；也切莫认为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就被打入十 八层地狱，永不翻身。蚂蚁不也吞象吗？土得掉渣的红白蛇皮袋不也在去年成为LV的新欢了吗？德艺双馨的苍井空不也成为公知的偶像吗？……谁鄙视谁？谁又被 谁鄙视？这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说不准，什么时候，被鄙视的哪个环节就堂而皇之地向原本“上级”翻白眼；也说不准，什么时候，鄙视链就头尾相连，成为一个没 有答案的无限巡回了。 所以，不管是体现个性，找寻归属感，抑或是消除不安，鄙视，即便是再凶猛的鄙视，都不能赢得个性与安全感。因为，前一秒种，你可能才辛辛苦苦、漫漫长路地爬到鄙视的顶端，还没看得清可以鄙视谁，笑话谁，就又被秒杀，跌落在另外一个人的白眼里。 在鄙视的怪圈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链条的最末端。 　鄙视链之心理分析 1.智商优越感。看英剧的觉得自己智商高，看韩剧台剧内地剧的被认为“脑残”；理科生看不起文科生，随便扔一个薛定谔定律出来就能把他们吓哭。 2.年龄优越感。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85后就说“我们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回忆童年，你们70后是回忆上辈子吧”；成人歧视小屁孩，比如逛天涯社区的经常会说，咦，怎么贴吧的小屁孩也来混天涯了。 3.时尚度优越感。新潮歧视老派，这不是说年龄，而是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同龄人也分保守派和潮人。 4.原创优越感。这就是山寨台湖南卫视以及国内各种山寨产品被鄙视的终极原因。 5.品位优越感。自以为高雅的看不起显得庸俗的，所以号称喜欢《读书》杂志的没准天天晚上是抱着《知音》和《人之初》睡觉呢。 6.国际化优越感。大众印象里，基本上欧美最好，日韩次之，港台凑合，感谢朝鲜、印度、非洲等地的存在，让我们还能靠调侃他们赢得一点平衡感———这当然不对，但这种潜在现象不能假装没看见。 7.小众优越感。人类总是需要一些东西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比如富豪得靠花钱来突显和穷人的区别，而另一个逻辑就是，喜欢的东西越小众就越拽，显得自己品味独特。 足球联赛鄙视链 意甲>英超>西甲>德甲>法甲>中超>中甲 “意甲第一”就是意甲球迷唯一认可的逻辑 世上最渊博的老头艾柯写过一篇文章骂球迷，中心思想就是“球迷是这个星球上最奇怪的物种”，而中国的意甲球迷则需要再加上一个最———最最？最最是什么逻辑，切记，不要和意甲球迷提逻辑，如果有逻辑的话，那么“意甲第一”就是他们的逻辑。 英超是现在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联赛，然而在意甲球迷眼里，英超是“英糙”，他们除了看不起英超的“强调身体与对抗且节奏很快”，也看不起英超的 金元足球，前有切尔西，先后曼城。但是他们却对意甲菜地一样的球场视而不见，对“电话门”熟视无睹，每一个意甲球迷心中一定有一份《环球时报》，不然他们 怎么能快乐得如此理直气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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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王磬 管萌 翟曼   某省选调生定向考录现场。面试结束后，考生向考官们鞠躬致谢。 （张杰/华商报/CFP/图） 　　在某选调生的论坛里，用户的积分等级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体系来设计的，积分低的是“副科级”，高的可以达到“正省级”。 　　最初，肖岳很瞧不起身边一位选调生，他把主要领导的工作特点和点菜偏好都进行了总结。但他现在有点佩服这位同龄人：“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领悟领导工作意图，开展工作。从效果看，有时候真是事半功倍。” 　　毕业后在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工作了两年多，肖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戴着光环而来：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选调生——也即各省组织部择优选拔的一批应届生，被安排至基层“锻炼”，日后可能成为重点培养干部。 　　肖岳期待着被提拔和重点培养的那一天。刚来时，他豪情万丈，想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上大干一番。现在他觉得，与其说他改变了小镇，不如说基层官场改变了他。他没干成什么事，反倒习得了一套官场生存法则；以前爱写诗的文学青年，现在下笔就是“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当然也有长进，以前一瓶啤酒能喝吐，现在酒量大增。 　　令肖岳焦虑的是，传说中的“提拔”不知要等多久。他身边一些“有背景”的选调生，已调到了县里甚至省直机关。 　　中国的选调生数量，正以每年超过万名的速度增长。许多人都经历过肖岳这样跌宕的心路历程。不少人离开，少数的幸运者获得了提升，更多人继续在基层工作，等待未来的机会。 　　尽管结局各异，但选调生因为特殊的政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依然不减。如今招考旺季又至，新一批选调生又将离开校园，开始他们与基层官场的新碰撞。 　　初入官场，端茶倒水干半年 　　肖岳对初到乡镇的场面记忆犹新：刚一下车，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就被拉到一个餐厅包间，那里坐满了各位领导。还没动筷子，他就被要求与所有人喝上一圈，和几位主要领导还要多喝几杯。 　　晕眩与呕吐，是许多选调生的基层初体验。肖岳第一天晚上便空腹醉倒了，那种难受的感觉让他发誓不再沾酒。 　　这当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接风酒席只是起步。领导们总说“酒量就是工作量”，他不敢怠慢。最多时，肖岳一天喝了三场，结果在床上躺了三天。 　　酒局之外，工作的头几个月里，肖岳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几位领导的办公室。有时，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 　　让肖岳最感头疼的，是在开会时端茶倒水。不是怕累，而是他以重点大学本科生的智商，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倒水”和“先给谁倒水”这两个问题。 　　端茶倒水、打扫卫生这两件事，广东选调生朱华也干了半年，“我当时也想不通，这是一个临时工就可以干的嘛。简直是浪费生命。” 　　后来有些人明白，不是乡镇领导有意要让他们端茶倒水，而是一时安排不出别的工作。选调生受省委组织部统一选拔和管理，头几年多在偏远乡镇锻炼，但当地并没有专为选调生设计的培训岗位，基层工作又不易上手，他们往往只能在端茶倒水中认识人、熟悉工作。 　　当工作逐渐上手之后，状态转变是巨大的——刚来时，除了端茶倒水便无所事事；一年后，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从党务到计生，从驻村工作到合作医疗，从信访到森林防火，从扶贫到妇联，选调生们什么都干。尤其是打字、复印之类的活儿，干部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不高的乡镇里好不容易来个大学生，就都交到了选调生们手中。 　　朱华终于见识了基层工作的辛苦和千头万绪，“乡镇干部都是万金油。”因为工作太多，她不得不每个周末都加班，一个月回家不到一次。她认为，这也体现了领导对选调生的期望很高。“像组织部门就说了，选调生就是后备干部的培养，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去接触。” 　　在江西赣州工作的选调生蒋超也认为，一定要适应基层“分工不分家”的工作状态，“让你去干活是信任你，你应该高兴才是。” 　　蒋超还在读大一时，就将选调生纳入了人生规划。他先后参加了2次“国考”、5次选调生考、2次事业单位考、1次村官考和2次地方公务员考，转战南北考试12次，在每晚二三十块钱的旅馆住宿，拿五个馒头一根大葱填饱肚子，终于梦圆。 　　到基层后，来自山东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语言不通：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没有同事当“翻译”，蒋超听不懂村民说什么，村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蒋超看来，比语言更重要的是领导。“到基层后，遇到一个好领导很重要。一把手的施政风格，对地方发展影响很大，当然也包括年轻干部的进步。”蒋超说。 　　蒋超庆幸自己遇到了好领导。他在街道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领导对他只提了两个要求：这个任务全部交给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以正面宣传为主。“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领导不信任你，写新闻报道都会被反复审查。” 　　从豪情万丈回归现实 　　在贵州某乡工作的伍宁，一般不参加迎来送往的酒局，他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气氛”。另一个理由是：“说来不怕笑话，当我喝着那些公款买的酒时，总想起乡里失学的孩子们，心里难受。” 　　在选调生群体中，伍宁有些另类。不少选调生自被录取开始，就未雨绸缪，研读起官场小说。 　　在选调生的内部论坛中，一些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当选调生“无非就是希望以后受到重用和提拔”。伍宁却“想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为民众争取一点公平正义，但我必须先有资源和权力”。 　　改变之前，先得习惯现实。伍宁第一次参与撰写年终评估材料时就震惊了：“这些材料只有30%来自真实事件，剩下的几乎都是在网上找的和工作人员自己编的。” 　　伍宁到乡里之后，希望发起一项帮助孤儿的活动。给领导汇报，提议被否决。伍宁认为，其他年轻人到基层都比较沉默，但他话很多，“领导不欢迎”。 　　他没有放弃，想了两天，又写了一份初步方案。这一回他动了脑筋，故意把本来写好的步骤打乱了，“如果方案交上去时很完美，领导没有可改的地方，他一定不喜欢。”为了增加成功率，他还在方案的开头强调：“在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果然领导对方案做了改动，开始关注支持这项活动。 　　伍宁已经足够幸运。按照广西选调生肖桂国的总结，“会做事、不会做人”的选调生一般当不了官。“光做事肯定会得罪人，得罪人可能得不到提拔晋升。” 　　在广西区委党校工作的肖桂国，是选调生中的“名人”——他从七八年前起运营一个提供选调生资讯的博客。由于长期关注选调生，他总结出了一些规律：选调生要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需要维持一些事情不变，不能表现太优秀，不能另类。 　　这也让像肖岳一样原本豪情万丈的选调生们，到基层后变得现实。有人总结出“多听少说常点头”的金科玉律，有人转而研究领导的性格特点、办事风格、表达方式。 　　刚开始，肖岳很瞧不起身边一位选调生，他把主要领导的工作特点和点菜偏好，都进行了系统总结分析。但他现在有点佩服这位同龄人：“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领悟领导工作意图，开展工作。从工作效果看，有时候真的是事半功倍。” 　　储备一时，还是储备一世？ 　　蒋超的书桌前，挂着一幅大学毕业时老师送他的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也是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给全国大学生“村官”的题词。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国家领导人当年很多都在基层，习近平在陕西，李克强在安徽，当知青。”蒋超说。 　　这个群体极度关注升迁与提拔。在个别选调生论坛，用户的积分等级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体系来设计的，积分低的是“副科级”，高的可以达到“正省级”。 　　从制度设计上而言，选调生的升迁速度应快于普通公务员。中组部文件曾提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应优先从选调生中挑选。对其中适合做机关领导工作的，应提拔到机关领导岗位。”省级组织部门亦做出了类似规定。曾有官员在报考选调生动员会上说：“努力吧，年轻人们，未来的市长在你们这群人当中诞生！” 　　现实中，选调生们所期待的只是早日结束基层生涯，调到县里或市里工作，他们难以忍受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在贫困的乡镇，月工资不到2000元，再无其他收入。就连住的房子都要比其他地方破旧许多，甚至有老鼠出没。 　　但一方面，基层工作需要这些年轻人，而基层有限的提拔机会在多数人当中分配，出现有人“储备一时”，有人却要“储备一世”的现象。一些人发现，最先离开基层的，多来自“有背景”的家庭。 　　安徽选调生李欣，在一年中目睹了十几位朋友离开不同的乡镇，回到县里，乃至城市。她不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只是听说有人的父亲在省城里当官，有人家境富裕。当然也有无背景的名校毕业生提拔得很快，但那离普通二本学校毕业的李欣太远了。 　　在与一批同龄人的生活逐渐拉开距离后，李欣曾一度觉得自己跟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像。她不指望以后当上“市长”，只是疯了一般地想回城。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让组织部门看见自己的勤奋和才能。不过她发现，自己的努力甚至帮了“倒忙”——本来有过回县里的机会，但乡镇书记目睹了她的勤奋和才能，说什么也不愿放她走，希望把她留在基层工作。 　　出走的与留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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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周鹏  贵州报道   “一桌饭菜再随意的酒席，只要有一瓶茅台酒上桌，档次立马就显得大不一样。”在贵州茅台集团官方网站上，这家久负盛名的企业如此赞誉自己的产品。 在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一瓶系着鲜红丝带，通体乳白色的茅台酒，往往意味着财富、权势与地位。倘若这瓶酒上还印有醒目的“特供”字样，更是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程度政治优待的联想。 位于茅台酒厂内的国酒文化城现代馆里，陈列着这家酒厂生产出的所有样品酒。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众多酒盒下方黑底白字地印有“特供”字样的样品酒。这些标注说明了它们的特定供应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北海舰队、警卫局、成都军区、中国移动、南方电网…… 国宴用酒的名声，醒目的“特供”说明，高端阶层的符号，让“特供”茅台成为众多高端消费者追逐的对象。但事实上，在“特供”茅台受人追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造假链条。 隐秘的“特供” 3月下旬，群山环抱的贵州省仁怀赤水河一侧茅台酒厂内，弥漫的灰尘将车辆、树叶都刷成灰色。一项投资超过十亿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正在面积庞大的茅台酒厂里展开，项目投产后，这家企业预计将年增加销售收入21亿元。去年，酒厂贡献的利税高达170亿元。 不断提升的产量和售价，让这家著名企业多年来一直稳坐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把交椅。去年，贵州茅台集团各种白酒的总产量达到6.3万吨，其中茅台酒的产量超过3万吨。 不过，这样的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市场上，茅台酒就像一位炙手可热而又备受诟病的明星：如果不花大价钱，人们很难接近它。 但中国从来不乏愿意花大价钱的高端消费者。贵州省一位矿业公司经理说，他在招待政府领导或是重要客户时，茅台酒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主角。“只要桌上有茅台，客人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位经理用“加深友谊、促进沟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茅台酒的价值。 在距离茅台酒厂十多公里外的仁怀市内，一位茅台酒专卖店服务员总是用同样的话告知近期登门的顾客：“3月份的酒早已卖完，4月份还不知什么时候有货。”在茅台酒的销售终端中，这家专卖店是地理上距离酒厂最近的一家，编号为0001。连这里都供不应求，其它地方可想而之。 在茅台酒厂，碧绿的赤水河水经年不息，从全国各地赶来商谈采购“特供”茅台事宜的单位、企业代表络绎不绝。在茅台酒厂的西苑宾馆里，客户与酒厂领导频频举杯互致谢意的场景屡见不鲜。这家宾馆只免费接待酒厂的客人，从不对外开放。 3月21日中午，记者在茅台酒厂办公楼大门见到了某省武警消防总队一名警官，他手拿一张写有订购茅台酒的函件，正愉快地与三位穿武警制服的人聊天。另外三人的手上也都拿着类似的函件，函件下方可看到几行酒厂领导的批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茅台酒厂员工说，只有部队、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单位，以及中国移动之类的国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到茅台酒厂洽谈购买特供酒的事宜。“只要拿到领导批条，交了钱就能到厂里拉货了。”这名员工说。 特供酒的品质与普通茅台酒别无二致，但其供货价似乎从来都是商业机密。特供单位的特殊身份，使得它们能以比市场低的价钱订购到茅台酒。唯一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最受市场欢迎的标志性产品——53度的飞天茅台，出厂价仅为619元。而在市场上，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却是2000元以上。 除了价钱，没人知道每年有多少特供酒被摆上特供部门的餐桌，这类酒几乎从来不会流入市场。去年，社会上曾一度有60%的茅台酒都被供给了政府与军队的传言，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则予以否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气坚决地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按他的估计，特供酒在整个茅台酒的销量中连6%都不到。 茅台酒厂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也认为传言过于夸张，原因是茅台酒厂的产量有限，加上市场流通环节能产生更多利润，所以特供酒的产量并不多。“特供部门能买到的那点酒，远远不够他们自己用的。”他说。 从企业盈利角度去看，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作为上市公司，没有股东能忍受产品供不应求和低利润的状况同时出现。而这家企业全线产品在去年实现了超过87亿元的净利润，平均每天盈利高达2400万元。 在茅台酒厂面积庞大的厂区内，几乎每一个车位上都停放着员工的私人轿车。一位手拿竹耙在厂房里为冒着热气的高粱散热的年轻工人说，他的年收入有七八万元，而企业平日发的食用油、大米、卫生纸之类的福利用品“用都用不完”。 “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复杂的工艺，生产着最好的酒。”他自豪地说道。 真假茅台 但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酒糟味的茅台镇，这样的场景只向外界传递了其可以自我炫耀的一面。事实上，隐藏在高端茅台酒背后的还有一条发展日益成熟的造假利益链，“真假特供茅台”共存的局面在这座西南小镇尴尬上演。 在因酒出名的茅台镇，数以百计的大小酒厂四处散落在小镇的山间坡角。茅台酒厂的显赫名声一直为这些酒厂提供着最好的广告宣传。它们与茅台酒厂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区面积仅有约4平方公里、拥有两万多居民的小镇的经济命脉。 在紧靠茅台酒厂大门右侧一条坑坑洼洼的破旧街道上，众多当地私人酒厂开着各自的展销店。除了外人闻所未闻的招牌外，展销店内部摆放着蒙着红布的笨重酒坛，墙壁橱柜上陈列着各式样品酒，千篇一律得像是复制出来一样。 与在编号为0001的专卖店里茅台酒一瓶难求的局面相比，只要多加留意，就能在这条灰尘扑面的街道上买到外人难得一见的“特供茅台酒”。 在位于街道中部一间约30平方米的杂乱小店内，每有顾客临门，一位年轻店员就会上前殷勤地介绍自家的各款白酒产品。摆放在酒坛上的一块块白色纸板，清楚地告示着不同品质白酒的价格，最便宜的20元/斤，最贵的240元/斤。而且，年轻店员还有不轻易示人的藏品，只要取得他的信任，就能看到一瓶“茅台特供酒”样品。 对于这瓶酒，他的介绍是：“这是用自家酒厂里品质最好的散酒灌装的，喝起来跟茅台酒差不多，一般人分辨不出真假。”他还会告诉客人，这样的酒“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有足够耐心，在其他一些小店内也能找到同样的“特供酒”，这些印有五花八门字样的酒每瓶售价大多在几十元至上百元间。酒瓶上印刷的“特供”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国家机关事务局、各大军区、茅台酒内部员工等。 “这种酒品质跟真茅台酒差不多，宴请的时候，给客人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年轻店员说，这类酒“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很受欢迎”。 店员不会告诉客人的是，这样的酒是被茅台酒厂认为必须销毁处理的假冒侵权产品。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人员明确表示，市场上带有“特供”字样的茅台酒都是假酒。 在茅台酒厂办公楼12层的办公室里，刘世仲常年与同事在维护着企业的荣誉和权益。这位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说：“在生产环境、原料采购、酿造工艺、技术指标之类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一家酒厂能达到茅台酒的水准。” 由刘世仲担任主任的打假办拥有一支70人的专职打假员工队伍，这支国内白酒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打假队常年派驻在外，搜寻市场上的假茅台，与他们协作的是一张包括公安、工商、质监等职能部门的打假网络。刘世仲称，茅台酒厂还有一支从不露面的“线人队伍”。 茅台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中，已有多达350吨，相当于70万瓶的假茅台酒被查到。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茅台特供酒”。 3月20日，西南某省两名便装警察悄然进驻茅台酒厂，他们带着一项秘密任务而来——摸排一桩制售假酒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久前，当地警方查获了一批价值数十万元的茅台酒，其中就有不少假冒“茅台特供”。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两名警察每日都在当地暗访。其中一位曾从事过缉毒工作的警察说，对手的狡猾程度不比毒贩差。 事实上，假冒“特供茅台”的制售已然发展成为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链条，只要找到门路，在距离茅台镇十多公里的仁怀市内，便能采购到所有制造此类假酒的配件：酒瓶、酒盖、丝带、商标、酒盒、手提袋。在仁怀市一处名为“三号区”的区域内，设有大量酒类配件的门市。身材矮瘦的贾世德（化名）是其中一间店的老板，这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有着商人的狡黠和对利益的欲望。他的名片上，印着一瓶大大的茅台酒图案。 在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店里，墙面横栏上陈列着数以百计造型各异的酒瓶样品，其中不乏印有“国家机关服务接待用酒”、“茅台专供酒”字样的样品。贾世德似乎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包括提供仿冒茅台酒的所有配件：酒瓶4.5元/个；瓶盖1元/个；包含12个酒盒、6个手提袋、24张正背面商标在内的外包装套装80元/套。 除了供应配件，贾世德还能帮客人在当地联系灌装“特供酒”的作坊，价钱是50元/件（12瓶）。如果客人舍得花钱，他甚至还能帮忙联系到私人货车进行长途运输。但他会建议客人最好将散酒和配件分头运到目的地，然后找人灌装，“这样风险要低很多”。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从当地运一车酒到30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只需要4000元左右的运费。但若要运送仿冒的茅台酒，运费会大幅增加。 “我挣小钱，别人挣大钱。”贾世德用带着羡慕的口吻说。他口中的“别人”，指的是那些销售此类“特供酒”的商家，这些人隐秘的身影遍布全国。 当廉价的散酒被包装好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身价不俗的“特供酒”。最终通过酒楼、烟酒店、杂货铺甚至是互联网，半遮半掩地销售出去。低则数百元，高则跟茅台酒真品一样的价钱，借着人们对高端消费的追求与对“特供”的痴迷心理，一同流向市场。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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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黄艾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阳初晚年的回忆中有生动的记述：“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他们跟着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眼中闪着光，嘴中念着数，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看到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学习，而且所学可以马上致用，心里觉得很高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博士下乡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中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他听说晏阳初创办的平民学校可以用96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他说，中国平民具备如此伟大潜力，为新中国，我们必须有新公民。我以前参加倒袁的革命，只是消极的行动，不是建国的根本。于是，他辞去了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 　　有一次，当时横行北京的奉系军阀借故扣押了陈筑山，晏阳初花了两天的时间去疏通，最后一直找到张学良那里。当晏阳初到看守所去接人时，发现陈筑山正在那里教两名士兵认字！ 　　郑锦，曾在日本留学10年，是梁启超的好友，后来任平教总会的视听教育部主任。而平教总会的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的教授。晏阳初见到她时问了一个问题：您教授哪一种农业？中国农业或西洋农业？冯说，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晏又说，何不试试中国的农业？半年以后，冯锐辞去南京的教职，北上加入了晏阳初的团队。她说：我曾经忏悔，我在中国、美国、欧洲研究农业，讲授农学也有四年，并且是农学院院长，但我竟至今还没见过一个中国农夫！ 　　在晏阳初的平教总会中，像冯锐这样的洋博士不胜枚举。负责做社会调查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硕士李景汉；负责乡村工艺部的，是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博士刘拓；而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孙伏园，在新闻界以“副刊大王”著称，当时就任平教总会创办的《农民报》的主编；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熊佛西，应晏阳初之约，为平教总会编制了大量农村戏剧；而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瞿士英，志愿就任文学部干事，成为平教总会中工作最长久的成员这些洋博士们，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却甘心情愿放弃这一切，跟着晏阳初奔赴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定县，住进农民土屋。 　　十几个世纪的跨越 　　选择定县作为平教总会的实验基地，晏阳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晏阳初的考量中，教农民写字，只是他振兴中国农村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在农村普及科学，全面提高卫生健康水平，丰富文化生活，进而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他想的是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样板。这样如果只在几个村里搞，影响太小，选择一个县的境域是个合适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于这一县境，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应可将这一县建设成为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典型”。这时，他和同事们了解到定县有一位乡绅米迪刚，已经在定县的翟城村做了不少开化民智的事，比如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讲演社、图书馆等，后来因内战而毁于一旦。晏阳初想，定县离北平不远，又处于华北一带的中心，交通便利，改良的结果容易传布。这里又有米迪刚翟城“模范村”的基础，确实是个理想的地点。他与米迪刚见面，一拍即合。1929年，平教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从北京去定县，当年要乘火车，走六个多小时。但是正如晏阳初所指出的，这数百里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有史以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晏阳初要求同事们要和农民同起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 　　1929年7月，晏阳初把自己的全家都搬到了定县，同事们也纷纷把家眷迁了过来。实际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原本他们在北京都有优裕的生活，到了这里不光薪金少了一半，孩子上学都成问题；在北京他们出门可乘汽车，到这里要骑毛驴，甚至连澡也洗不上。就算是博士们本人甘愿付出牺牲，他们的夫人却未必想得通。陆续地有人离开了定县，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据统计，在1935年的时候，平教总会在定县的工作人员达到最高峰的500多人，除了洋博士，也有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各路热血青年。 　　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只是参与“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怎样和农民打交道，才是博士们的真正难题。多年来他们习惯于课堂讲授书本钻研，见到农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话，而农民看到这些城里来的洋学生——晏阳初的妻子还是位金发碧眼的中西混血——可以想见他们的戒备与冷漠。 　　晏阳初的突破路径是通过乡村的长老。通过米迪刚，他们先说服村里的长老同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去拜见长老。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村里有多少人识字？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一两个。为什么这么少？长老回答，我们没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 　　这时晏阳初说，如果一天只花一小时来读书，你们也会不愿意吗？你知道花多少钱？一本书只要三分钱，所有四本教材只要一角二分钱，想想看，花一角二分钱就能学会阅读中文书。 　　下面的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长老们敲起锣召集全村的人开会，由晏阳初们向大家解释平民学校的事情。解释完毕，他问村民们，谁想上我们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这时，晏阳初又问：你们中有几个人会读书，谁能当老师？ 　　村里的几个读过书的人都举了手。 　　晏阳初有一个分析：这些有文化的男女村民之所以自愿出来当老师，决不是为了金钱，他们是希望获得人们的尊重。 　　实际上，晏阳初所开办的平民学校，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城里来的老师教课，大部分都是由本地人担任教师，当然，这些教师由于从来没教过成年人，需要事先由平教总会来培训。从这样的平民学校毕业后，也可以再去教别人，晏阳初称之为“导生制”。就这样，平民学校在定县遍地开花，全县472个村子办起470所平民学校，“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万册。 　　四大教育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晏阳初发现，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晏阳初认识到，对乡村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他提出要有“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一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良种，比如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旁支猪与本地猪杂交，著名的美国来杭鸡也是那时引进的。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陆燮钧博士，当时负责在本地找优秀的鸡种。一连几天都落空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了一只理想的鸡，竟一个猛冲扑了上去，把在场的鸡主人和所有村民都惊得目瞪口呆。 　　另一方面，平教总会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第一个合作单位是清华学校的农科，清华派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亲到定县来考察，决定承担起园艺和病虫害两项任务，清华在定县的翟城村建立起了试验场。 　　在卫生教育上，平教总会为乡村建立起一套简单又经济实用的乡村保健制度。他们训练出一批乡村保健员，平日以预防为主，打防疫针，也可以为村民治疗轻微的疾病；又设立区卫生所、县保健院，逐步升级收治病情较重的病患农民。 　　而关于文艺教育，则是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特别是一批新创作的话剧颇受欢迎。最让晏阳初得意的，是农民们后来居然自动出钱在村中建起了戏场——它不同于原来的传统戏台，原来的戏台农民们只能站在台下观看，而这个剧场，是圆形的，可以容纳几面坐着的观众。晏阳初参加了剧场的开幕礼，盛赞它“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 　　然而在四大教育中最意义深远的，还属“公民教育”。这里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以后，晏阳初们发现，他们的辛苦收入，会遭遇残酷的高利贷盘剥：每当春播需要资金时，农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到了收获季节，为还债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物。于是，平教总会帮助他们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接下去，晏阳初要改革现有的行政规制。他的计划是，在定县，成立起以平民学校的学员骨干为基础的公民服务团；在公民服务团的基础上，以乡镇改造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镇公所，这个乡委会从本地长者和小学老师中选出，一经选定，由县政府委任为乡镇长。为防止这个委员会滥权，又设乡镇公民大会加以监督，同时，公民服务团既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制衡乡委会，又要服从乡委会的日常指挥。这一套制度，已经颇有些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意味了。 　　那么，县一级的行政规制要不要改？怎么改？晏阳初已经考虑好几步规划。首先，他引进专家学者成立县政委员会，遇到要政大事时特请参与；又设立农村改造辅导员，任务是上情下达，承上启下。同时建设地方自卫组织，县长兼保卫团大队长，乡村有区队、分队。在此基础上，1935年2月，定县政府改组，由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兼任定县实验县长。 　　制度上的改革远要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按原来晏阳初的设想，这“四大教育”做下去，需要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他才干到第七年，战争来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定县实验戛然而止。 　　理想主义的耕耘之地 　　晏阳初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他的下半生多在海外辗转，他的中国话始终带着川音。然而，他觉得他也属于定县，这块土地融进了他那么多的理想与热血，他把定县称为他的“第二故乡”。 　　当年，他曾设想，把定县建设成一个全中国的样板，以推动全国的乡村复兴。定县的实验虽然被迫中止，但在当时的中国，博士下乡，复兴农村已经蔚成风气，在山东邹平，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希冀高扬儒家理念的精华来拯救中国农村；在江苏昆山，有黄炎培创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曾声势浩大，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           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村建设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今天的定县，当年“平教总会”的许多遗址被人们精心保护下来，那里仍然是理想主义者们的耕耘之地。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这种东西，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 链接：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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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26日   文/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这几年流行“民国范儿”。我对民国亦情有独钟，但我所“范”的民国主要是1912至1928年间的北京时期。至于1928年后的南京、重庆时期，民间社会的努力值得尊敬，但是以“训政”为名的党国体制并无太多可称许之处。 同样是民国，不同时期（北京时期或南京、重庆时期）或者不同层面（民间社会或党国体制）的民国，有云泥之别。目前看到的“民国范儿”，常常对此不加区分，囫囵吞枣。随此兴起的民国老课本热，就遇到这个问题。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出版后波澜不惊。谁知五六年后又掀起热潮。或许因为老课本已经超出了版权期，很多出版社几乎不加选择纷纷重印。 民国老课本远胜后来的课本，这没有疑义。但1928年后的民国已是“党化教育”，而且距“新文化运动”不过十余年，白话文尚未成熟。所以，那时出版的民国老课本很难幸免于这两种时代风气。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即是一例。这套老课本因为是叶圣陶编撰、丰子恺绘图，受到坊间高度评价，被誉为“后无来者”的“大师之作”，有至少四家出版社重印。 翻开《开明国语课本》，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孙中山先生和农人》《游中山陵记》《孙中山先生伦敦遇难》等明显带有“领袖崇拜”色彩的课文。虽然比例极小，但是一叶知秋。最为关键的是，叶圣陶编撰这套书的过程非常仓促。他曾回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如果不是带着崇拜的眼光，而是平视《开明国语课本》，会发现有些课文仿佛小学生作文。比如《大扫除》最后写道：“今天，我们坐在教室里，看着太阳光照着十分干净的墙壁和地板，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句式，读者不会陌生。 非常难得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嗣，并未因为这套课本出自先人，参与到“神话”《开明国语课本》的过程。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表示：“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套书。”她认为《开明国语课本》并非教材中的经典，提醒读者不要太盲从。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兆言也认为，这套教材中“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淘汰的”，他认为祖父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比《开明国语课本》稍胜一筹。 《国文百八课》，由夏丏尊和叶圣陶于1935年至1938年编写，开明书店出版，2008年由三联书店重印，迄今不温不火。其中文选部分兼收并蓄，同时选入文言和白话，并有少数译文，白话收录了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的文章，与《开明国语课本》全由叶圣陶一人创作和再创作截然不同。但文选依然不乏党化教育的痕迹，收入了宋庆龄的《广州脱险记》、耘愚的《谒孙中山先生故居》、孙文的《欢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词》、陈布雷的《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和《北伐宣言》等。   一百年前的公民读本 在已经重印的民国老课本中，《共和国教科书》（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最见功力。功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编撰过程，一为重印过程。 1912年，共和肇兴，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共和国教科书》，编辑由张元济、杜亚泉等担任。商务印书馆具有丰富的教科书编撰经验，1904年编撰的《最新教科书》，可以视为现代教科书的发轫之作。这两套教科书风靡一时，尤其后者，重印数千版次，印数为天文数字。当时尚未有“党化教育”一说，距离“新文化运动”尚有数年，《共和国教科书》秉持公民教育理念，文字均为典雅文言，无论观念还是文体，俱有可观者。 《共和国教科书》的重印，由《读库》团队负责，主事者张立宪兼有出版人和手艺人的品质。大多数出版社重印民国老课本，只是扮演复印机的角色。张立宪则把老课本做成了艺术品，他将教科书和教授法一网打尽，一一修复，最后以线装的形式出版，甚至专门出版了宣纸版。但是，它的不足亦由此生：一是成本拉高价格，数百元一套，有力承受者有限；二是印制尤为精致，而且多达几十册，即使购买也多为收藏，有买椟还珠之嫌。 相比之下，《读库》和《南方周末》合作出版的《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2011年12月）（下称《修身》），薄薄一册，宜于诵读涵咏。这本《修身》选自《共和国教科书》的修身部分。在民国老课本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国文读本，而是修身读本。国文读本无非是文选，此前的《古文观止》、此后的各种名作选本均可替代。但修身读本，却非共和时期的版本不可，原因如前所述，1928年后转入党化教育时期，与此前的公民教育在理念上水火不容。 修身读本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公民之权利，一为公民之素质。《修身》选择修身读本的公民权利部分，把握住了公民教育的灵魂。一个公民，只有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才能更好地担当自己的责任，养成公民之素质。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法享有公民权利，却要求他们具有公民素质，那相当于希望森林里种植着“无根之木”。剥夺公民权利然后指责公民缺乏素质，再以公民缺乏素质为由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并不鲜见。奇怪的是，很多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国民也认同这个逻辑。 《修身》是近乎理想的公民读本，不仅注重民主共和之精神，而且注重宪政法治之理念。讲到平等，“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讲到自由，“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平等与自由，是两个几乎绝对政治正确的词语，也最易被误解，以至于平等被理解为“平均主义”，自由被理解为“为所欲为”。但是，在《修身》里，平等、自由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平等是“一切以法律为断”，不尊重私有财产、强行进行财产再分配的“均贫富”显然不属于平等。自由，不仅公民互不侵犯，国家更加不得侵犯。个人的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这句话自然值得温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常常以此为由过度限制个人的自由。因此，国家对个人亦须以法律为边界。何为法律？《修身》指出，法律需要经过国会议决，而国会议员由全体国民选举。这种法律绝非那种橡皮图章下的“非法之法”。 相比之下，另一个版本的《修身老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过于强调公民之素质，诸如“合群”“尚武”等。这本书的原本，是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修身教科书》，对于公民之权利用墨甚少，即使讲到也侧重不同。比如讲到自由，强调“若假自由之名，以破坏法律，则国家必禁止之，或惩罚之”。这就只考虑到个人“假自由之名，以破坏法律”，却没有考虑到国家“假法律之名，以破坏自由”，忽略了一个常识，即最有可能侵犯公民自由的是国家。 1928年之后的修身读本，更加厚此薄彼，常常只讲公民之素质，而忽略公民之权利。这种读本以公民教育为名，行党化教育之实，最终南辕北辙，培养的只能是臣民。在民国老课本热中，这类读本也被重印，比如《世界书局模范公民训练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这种老课本只有资料价值，没有普及价值。在当时的各家出版社中，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尤为偏重党化教育，国语读本如此，所谓“模范公民训练册”亦是如此。由于“新生活运动”呼之欲出，这本教科书充满相似的气息，内容几乎都是“我睡觉的时候头要露在被窝外面”“我每天大便有一定的时候”“我尊重校徽”之类，很难称得上这与“公民之素质”有什么关系。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公民读本，在百年中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现在正处于复苏时期，但是常常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追溯“民国范儿”，也要有点“拿来主义”。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最近出版的公民读本，有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编写的“民主的基础丛书”（包括《权威》《隐私》《责任》《正义》四本，金城出版社，2011年8月），还有芝加哥大学第二任校长贾德森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美国公民读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这些书为中英文对照，核心是“世界公民”的理念，恰恰可以与“中国国情”形成互补。刘建华先生在“民主的基础丛书”出版说明里指出：“尽管我们的传统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好人社会传统，但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需要好公民的大社会时代。”这套丛书着眼于公民常识与社会建设，而这两点正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美国公民读本》不仅是美国公民读本，更是世界公民读本。开篇讲到“爱国”，“每个优秀的美国公民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之骄傲。”接着陈述为何“爱国”，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公民在这个国家享有自由，与那些警察无时无刻不在侵犯公民自由的警察国家截然不同。这种表述不同于那种熟悉的说法，即爱国是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从纳税人的角度而言，是公民养了国家，而非国家养了公民。《美国公民读本》接着强调贬低别的国家不是爱国的表示，这同样是“世界公民”的理念。 整整一百年前的《修身老课本》与来自他山的公民读本，殊途同归。只是不知公民读本所至，是否金石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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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26日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文/特约研究员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社会力量兴起，如何获得规范化的动力？对社会进行管理，不是政府部门一哄而上展现管理积极性的过程，而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以法管理社会：依循法治化的原则，尊重社会、催生社会、培育社会、引导社会，进而促使社会走上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良性轨道，形成国家－社会健康互动的长治久安局面。 按照中国政府机构的职能划分，民政部是处置当代中国社会兴起之际相关复杂社会事务的专门部门。民政部门对社会的组织化、自治化和秩序化负有直接责任。毋庸讳言，民政部门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近30年期间，对于社会的强制性管控，一直是其行使职责的基调：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组织的登记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也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社会进行有效疏导的手段短缺，更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组织化社会的警惕。本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社会的多元化、流动化与组织化问题，早就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行市场经济之前那种由国家通吃社会的局面，不再能够维持。但在围绕GDP展开的有限改革进程中，民政部门管理社会的行政职能并没有些微的政治松动，对社会的管理远远落后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直到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暴露在公众与政府面前时，人们才觉悟到有必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政策的手段、行政的举措，强化对社会的建设与管理。 执政党对这一局面的反应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解决环境。因此，也就腾开了行政部门施展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于是，民政部门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管理需要与手段储备等问题，也就成为现实的问题，促使民政部门积极地加以回应和解决。 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国家行政机关（民政部）确立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民政部门围绕这样的新型管理体制，为扭转此前被动尾随剧烈变迁的社会后面强行约束社会的尴尬局面，采取了有效的改革举措，国家终于开始为此前被五花大绑的社会松绑，进而为国家权力理性承诺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建构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合理关系，提供了条件。 在这里，政府行政机构管理社会最为关键、也最为积极的变化就是“统一登记”。因为这一政策举措中间，存在一个国家治理理念的关键变化：国家不再一味维持以往那种强行约束和控制社会的统治方式，转而以登记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管理。 此前，所有社会组织的登记与管理，实行国家行政权力管控与单位制约束的双重强制性管理。就国家行政机构的登记而言，已经显出“多一个社会组织不如少一个社会组织”的压制社会成长的倾向，从而在国家权力层面保证其对社会的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当单位成为相关社会组织挂靠的机构时，又使社会组织丧失了社会性，虽然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为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无法代表相关社会成员的利益，也无法准确表达相关成员的社会意愿，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散沙状态没有任何改变；而政府也无法借助它们的互动获得国家治理的有用信息，因此处在一个治理社会的盲瞽状态。 统一登记社会组织，促使政府按法律规定，对社会组织进行程序化的登记与管理。由于登记制的内在制度特性，必然促进民政部门确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登记机关、综合监管部门和业务领域主管部门，分别按照自己的职能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监督，是什么事就由谁管，出什么问题就由谁来查处。”（李立国语）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也就此得到合理的规定与执行。当需要政府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管理的时候，有关部门，甚至党群机构的相关职能启动，也才变得可能。并且由于实行了政府行政部门的统一登记，依法管理也就顺理成章。 确立了社会管理新体制，就可相对有效地推动兴起中的社会进入一个组织化的轨道。社会自组织状态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也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既避免社会的混乱，又成为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合理基础。但需要强调，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新体制，依赖于国家权力据以管理社会的权力理性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接受国家管理的理性组织程度的双向约束。 就前者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权力管理社会，还存在亟需填补的政治与法律空白——政治空白是，如何有效承诺人民主权原则之下的公民自主、自治与自律是一种普遍权利。法律空白是，中国尚缺乏一部国家权力足以以法管理社会的高位阶法律文件（如《社会组织法》），国家权力管理社会所依据的是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如目前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在政治与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国家权力勇于尝试改革的工作动机，以及国家权力部门对社会的理性认知与互动关系的确认，关乎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民政部门积极尝试在先行法律框架下，进行行政管理手段的优化（如“两个一体化”的直接登记改革），是值得赞赏的做法。同时，民政部对地方政府管理社会的积极探索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如跟广东和深圳签订部省合作协定，支持社会组织登记的改革创新），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探寻如何有效支持社会兴盛并合理管理社会提供了典范。 就后者，即就社会走向自我管理与接受政府管理的新机制而言，政府不能采取抽身而逃的消极态度，对社会组织事务不管不问。法治化管理模式是必须认取的管理机制。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对社会进行高强度约束或管控，因此，政府试图塑造一个抽身而出的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机制时，必须设计“全身而退”、凸显自足社会的精巧方案。民政部必须为之储备足够的资源与管理手段。 所谓储备足够的资源，就是要聚集足够的推动社会自治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与管理举措。政府得学会有效购买公民的利益组织与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有效互动桥梁。从而避免因资源短缺，政府抽身时留下更大的社会真空。而政府为之聚集资源，绝对不是榨取本属于社会的资源，来为政府显示整治社会的能力“埋单”。政府应当以让利的姿态和有效的法律手段，为社会输送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物质条件。所谓足够的管理手段，就是要求政府（民政）部门要在单纯使用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之外，学会采用更为稳妥和有效的谈判手段、妥协方式，俾使政府理性与社会的理性和谐互动，从而使国家权力免于躁动，进而使社会免于骚乱。达到这样的状态，才表明政府为社会成功松绑。 在一个国家长期压扁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为社会松绑，首先体现为扶持社会成长的宽松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就此而言，民政部体现了积极的有为心态与支持改革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为社会松绑不是放任社会自把自为。为了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政府管理社会的起码职能不能丢弃。当地方政府努力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展现出支持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积极态度的时候，中央政府必须在宏观管理的层面，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予以积极有为的管控。民政部确立的“齐抓共管的依法管理和监督体系”思路，如能坐实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那么将对社会的兴起、兴盛，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因此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对于社会自身治疗被国家长期伤害了的机体病症，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应当逐渐放下对社会组织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从公益组织降低门槛，甚至放手登记入手，渐进地放松公民利益组织的登记，最后对所有类型的公民组织放开登记，全面以法律的管理手段治理社会。目前阶段打破刚性的政治设限，对社会组织分门别类处置，实际上也是给政府练习管理真正独立自主社会一个宝贵的聚集经验的缓冲机会。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要在渐进进程中积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教训，相应也才可以实现公民脱开政府庇护之后的自治目标。 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看，为社会松绑宜于从基层社会开始。基层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基本上可以被限定在社会的范围内，而不上升到国家权力的层次上，因此，既可以让曾经自满自足的国家权力逐渐习惯疏离自己的自足社会，而不至于在惊怪之中扼杀兴起中的组织化社会；与此相仿的是，社会也可以在国家权力放心地松绑的过程中，逐渐聚集起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在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博弈中学会划分清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积累社会自我治理的宝贵经验。 民政部确立的城市居委会的改革进路、大力推动的农村村委会的选举，都属于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建制的社会建设内容，也都属于国家权力行使社会管理权力的对象。不过也需要强调的是，从基层社会逐渐上推到上层社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组织自由登记和政府以法管理，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之诞生的标志。任何限定范围与层次的社会管理，都是扼制社会、做大国家权力，诱导国家重回通吃旧格局的观念。 普通民众并不是人人、时时、事事都将自己的关注落在国家权力上面。他们秉行的主要是生活哲学原则。因此，在国家－社会的弹性空间中，国家完全不必对社会过度紧张，社会也不会对国家权力深怀敌意，国家与社会是完全可以积极互动、相安无事、各行其职、双赢互利的。在这种理性安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格局中，权力之中的人士与社会各界的群众，都可以免于高度的紧张，生活在安心、舒心与放心的舒适环境之中。这是为社会松绑的最深沉理由。就此而言，民政部责任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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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AV女优只是AV女优。在中国，可能被打造成一只快速蹿升的股票 本刊记者 谢梦遥 本刊特约记者 孙冉 倪晓雯 这可能是中国演艺史上最恐怖的一幕。20多万人呈圆形涌过来，把后台的音响和前台的花盆踩得稀巴烂，30×16米的巨大钢架结构舞台也被冲击得 晃动起来。这是2011年4月底，南昌车展的表演时段。舞台上，是身高1米55的苍井空。现场主持人罗蔚跑过去抓住她的手。“她几乎要倒在我身上。”罗蔚 回忆说。3分钟后，活动取消了。 不久后，《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在AV事务所Prime Agency位于东京涩谷的办公室见到苍井空，她主动提及此事时仍觉懊恼：“也许我早点用中文和大家说，‘请大家冷静一些’，‘不要太向前挤’，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还是怪我中文不好吧。” 眼前的苍井空瘦小，穿着甚至不如涩谷街头的女孩儿。她所在的Prime Agency办公室也与一般小公司没什么区别，连一间拍摄棚都没有。很难把这一切与日本AV电影联系起来。更难以想象，在过去一年，苍井空已经成为中国现象级女艺人，一个擅长制造场面失控的专家。 只有那些把保密做到极致的活动，才不会因苍井空的到来引发安保隐患。去年9月份，泰山音乐节的推广负责人桂延文吸取了前车之鉴——他安排老狼、 谢天笑这些歌手在后台等候上场，苍井空则在五星级酒店休息，直到在上场前半小时才从酒店出发——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化妆师正等着她（事先不知道化妆对象是 谁）。即使如此，苍井空一入住酒店，就被网友用手机拍下发到微博上。当地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甚至找上门来希望免费提供房间。最终，这个首次举办的音乐节因苍 井空名声大噪。“许多业内同行对我说，就是因为苍井空，才对泰山音乐节格外关注。”桂延文说。 苍井空并不只出现在室外空旷地。今年1月15日，苍井空现身凡客诚品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她用毛笔写下“有梦想，爱凡客”，并和凡客 CEO陈年、知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等嘉宾逐一拥抱合照。在同一个场合，有凡客的4个代言明星。他们分别是以犀利著称的作家兼赛车手韩寒、新近爆红的邻家女 孩王珞丹、帅气但被诟病演技不够的黄晓明、中性风格强烈的选秀歌手李宇春。第二天，关于凡客年会的大部分报道都指向了苍井空。性格明星四人组只零星出现在 凡客官方的新闻稿上。 就是这样！ 那个存在于亚洲年轻人硬盘里的AV女优，现在正转型为一个极具爆发力的全能艺人——3月15日，苍井空公布了新出演的微电影《第二梦》。此前她发行了单曲《毛衣》，首张国语专辑也在准备中。 3月中，苍井空的新浪微博粉丝数突破了1000万，她在微博上的杀伤力远比这个数字惊人。一张吃紫菜卷寿司的照片，被转发9600多 次，12500个回复；一句“洗面奶挤在牙刷上了”，被转发5000多次，10000多个回复。如此高的转发和点评率，甚至位列第一的微博女王姚晨也无法 与之抗衡。 单论人气、网络传播力，苍井空已经让很多巨星黯然失色。在出场费上也是如此，本刊遍访与苍井空合作的中国公司了解到，虽然没有传说中的百万之多，但苍井空在凡客年会上的出场费也达到50万元，与林志玲相当。而在一年前，她只能拿到这个数的一半。 偶然事件 日本作家中村淳彦对苍井空在中国的故事感到吃惊，“AV女优在日本就只是AV女优，跨出这个领域她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中村穿着讲究，低声细 语。他的代表作《没有名字的女人们》，采访了500位以上的AV女优。虽然最近10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都与AV女优相关，但对这个行业仍保持着明显的距离 感。他提到“苍井空”时直呼其名，不用敬语。当记者采访后拿出《没有名字的女人们》请他签名，他委婉地拒绝了。 日本时事评论家本桥信宏也表示，虽然现在AV没有那么敏感了，但仍然进入不了主流的行业，在日本不可能出席正式场合的活动。 日本目前有150家左右AV事务所，平均每家拥有50位女优，女优总人数在七八千人，像苍井空这样能够独立拍片的只有1～2％。八成以上的女优 仍然需要剧情的包装或是集体合作才能成立，报酬更是少得可怜，平均月薪只有15～2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2002年出道的苍井 空凭借“童颜巨乳”，连续在2003年、2004年蝉联日本《VideoBoy》杂志年度AV女优第一名。一般女优的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苍井空出道 10年仍是一线女优。 即使如此，苍井空在日本仍然是边缘角色。有一次，她被邀请出演一部电视剧，是周六早上9点档的一个普通角色。但在开演两天前，她被电视台拒绝，理由是她的“AV女优”身份。苍井空与日本偶像演员赤西仁的地下恋情曝光后，受到舆论的攻击指责，最终迫于压力分手。 AV的整体社会需求也在下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AV业最主要收入来源的DVD销量骤减，营业额也因之大幅下降，只有2000年～2002年最高峰时期的1/3。“日本的AV行业正走向衰落。”中村淳彦说。 这让苍井空有动力在日本之外兑现自己的价值。苍井空回忆，在4年前她就买了一本《听学中文》自学中文。一开始，因为没有人教，她只能死记硬背。 但她在中国的转型，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容易。早在3年前，她曾出席上海的演出活动，并和一位摄影师合作推出T恤，但参与者寥寥。第二年，她参演的 香港电影《复仇者之死》，作为香港亚洲国际电影节2010年开幕电影，同样没有得到大陆观众的太多关注。第二年4月，苍井空在广州一个夜店的商业演出也被 叫停。 剧情照此发展下去，苍井空也只能跟其他AV女优一样偶尔出现在夜店、成人用品展上。直到2010年4月11日深夜，事情有了变化。 这一天，苍井空打开推特，发现一个月前开通的账号，粉丝数才爬到2000。她想什么时候能够上一万，并开玩笑式地把这个想法写了上去。突然之 间，页面开始不停地出现提示，无数的人在转发、回复。那一夜，无数中国网友加入了这场狂欢。几小时后，苍井空的推特粉丝破万。她用翻译软件阴差阳错发表的 “感谢我的球迷”加速了粉丝的增长。3天后，粉丝达到4万。在中文推特界，这已经是极高的数字，因为登录推特需要用翻墙软件。 翻墙和关注苍井空是一种集体情绪的释放。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强网络监管，从当年初开始的网络反低俗专项行动，以及其后工信部下发《关 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关闭BT中国网站，再到央视对某些含有低俗内容的网站的曝光，大力度的整治行动中，不难看出政府塑造严肃文化的决 心。 在中文推特圈这个小众圈子，翻墙与AV—被屏蔽的信息与被禁忌的欲望，在苍井空身上合而为一。这次事件，奠定了苍井空此后在中国的符号意义。正 如专栏专家、当夜的参与者之一和菜头所说，“问苍井空老师好看不好看的人，明显脑电波和其他人不在一个频率上。苍井空老师和漂亮与否没有关系，她是个象征 物。过去，她象征着危机四伏、欲望潜行的青春，如今她象征着青春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 另一名活跃的博客作者五岳散人认为，“这个青春记忆大概是由表面上的正经与私下里的生活、外面的口号与房里的电脑共同完成的，或许也是立法禁止早恋与课堂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生理卫生课作为辅助完成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假正经反叛的全民活动。 “她为什么这么火？”薛蛮子在微博上问。有人回答他说：“偶像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变成了那种唱片大卖或者获奖 无数的明星。接下来，主流之外的人物，也成了偶像，比如左小祖咒，又或者如苍井空。不论哪个年代，人们都会在心里按自己的需要制定偶像，并过滤掉不喜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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