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邑兰      2011-11-18       2011年，电视剧生产机构向广电总局申报的电视剧项目有三万多集，其中有一万集没被批准。 2011年11月7日，首届“中国电视剧编剧论坛”开幕当日，台上编剧们矛头直指广电总局新颁布的“限娱令”。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在台下一言不发。“今天编剧是主角，我是来听听他们怎么说的。”李京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半年前，李京盛在电视剧导演委员会上公开对“穿越剧”、“翻拍剧”表态，称“现在的穿越剧毫无历史观可言……不足以提倡”，明确表示短期内不允许翻拍四大名著。 “我强烈要求，不应该对中国文明所有的，包括了民族优秀价值观的戏有限制……如果一直在限制，我们骄傲的根源就没了！”编剧邹静之有些激动。这番话得到了现场最持久的一次掌声，有人直接叫起好来。邹静之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编剧委员会成立仅半年，职责之一就是为编剧维权。 创作《钢铁年代》时，高满堂写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本报资料图 按广电总局的官方数字，2010年出品的国产电视剧达到1.4万集，每天生产40集；2011年前三季度国产电视剧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中国早已是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 相比“第一”，编剧们更在乎另一个“三分之一”——2011年，电视剧生产机构向广电总局申报的电视剧项目有3万多集，其中有1万集没批准拍摄。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手续不全，题材过于重复，还有就是自己不了解这个行当，没有资质的也跟着一块儿乱报。”李京盛对编剧们解释。 紧接着的“古代戏”、“年代戏”、“现代戏”分组讨论也不轻松。编剧们心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面向历史和现实开矿，挖掘的尺度能有多大？怎样避免“形式雷同”？怎样表现不算“格调低俗”、“过度娱乐”？业界好口碑的戏却收视率惨淡，尴尬如何解决？ “取消作品审查之后，有了极大的宽松之后，我们的编剧就真的会随心所欲吗？一个巨大的自由到来之时，我们可能会一时间找不到北，先出现一些糟粕，但之后就会变好，观众、市场都有辨别力。”编剧委员会另一位副会长、编剧朱苏进语气坚定。 论坛闭幕式上，李京盛坚持“尺度”的重要：“我经常碰到很多同志问，这个题材能不能写，那个题材能不能写？我觉得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与其说是广电总局有尺度，不如说这个尺度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作家心里早就有了。” “设限”还是“被设限” “历史题材的当代艺术演绎，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是坚定的“设限”派。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剧由于没有“设限”，造成编剧“矮化自己，授人以柄，到头来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2003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电视剧《走向共和》，第一次引发了关于“设限”的广泛讨论。《走向共和》试图给慈禧和李鸿章等历史人物新的解读，但在央视播出后即被禁止重播，播出前进行过大量删剪。 反对者认为该剧过度美化慈禧和李鸿章；赞成者则认为它不像以往历史剧和教科书过多地从意识形态出发，而能就这些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局限性给予平实描写，是中国历史剧的一种创新和进步。由《走向共和》起，越来越多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开始重新解读历史人物，曾庆瑞认为这开了个坏风气，必须限制。 比起《走向共和》的事后设限，一些编剧认为，在写作之前，哪些题材不能碰，他们早就过滤了一遍。 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编剧周振天也是“设限”派。写完《神医喜来乐》后，接到不少制药厂的邀约，请他写写东汉名医张仲景。“喜来乐是我编出来的，我能随心所欲，但张仲景现在还被供着‘医圣’的称号，能写他泡个小寡妇、偷吃狮子头？我不敢。” 旅顺市曾出价6000万，请《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写日俄在中国的战争，高满堂拒绝了：“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掐架，蹂躏我们，然后中国还宣布中立，这个历史怎么作为旅顺的名片？”也曾有人出钱想请周振天写“八大山人”朱耷，他拒绝了：“八大山人是一个没落的王子，他对清朝恨之入骨，画的鸟兽都是翻白眼的，他坚决不和清朝合作，怎么写？” “陈世美据说是个老实人” “今天我们的电视剧继承了中国近一千年来的戏剧传统，它是大众文化，基本功能就是给广大的民众提供宣泄欲望的渠道。像二人转、田间地头的黄段子，包括暴力，那是人心需要。”编剧委员会副会长刘和平说。 “戏和历史要分家，最有名的哈姆雷特也是历史中没有的人物。”邹静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1990年代中期编剧的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至今仍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这两部戏正是用了“戏说”的方式。 《三国演义》“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楼上抚琴，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压境，多大的动静，居然能听到古琴的声音。这段编来的情节在作者罗贯中眼里是“真实”的。“包括陈世美，我看了一些资料，据说陈世美是一个特老实的人，就是因为乡亲来京城，没有招待人家，人家给他编了个负心汉的故事。很多演义都是这样的，但不妨碍它成为现实主义的杰作。”邹静之说。 在邹静之看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是非常好的电视剧素材，但“安全”常常成为创作的藩篱。 邹静之认为“穿越”不是新鲜手法：“电视剧《西游记》就穿了，《红楼梦》刚开始也穿了，关键在于有没有表达的哲学。” “穿越剧”并不是中国电视剧的原创。2009年，日本电视剧《仁医》创下了全年最高收视率，还在日本获得了33个与电视剧有关的奖项。《仁医》正是一部古装“穿越剧”。故事结尾，穿越到幕府时代的现代法医，开始着力推动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并为此历经磨难，有人发现了他是穿越人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医生回答：“为了创造一个大家都能笑得出声的国家。” “曾经听周星驰讲课，他说三流的编剧写情节，二流的编剧写人物，一流的编剧写情怀。很多人将穿越剧贴上‘娱乐至上’的标签，其实如果我们有《仁医》那样的大情怀，广电总局对这样的剧应该是能够网开一面的。”年轻编剧刀寒说。 编剧史航三四年前开始看“穿越”题材的网络小说。他认为“穿越”类型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有的人写“穿越”小说是想阻止一个历史悲剧的发生，有的人是热爱历史，看破红尘补红尘，对历史的很多节点进行补救。但现在的“穿越”题材电视剧，把一种“穿越”当成所有的“穿越”，就是勾心斗角、获美得宝，“现代的人知道历史底牌之后，跑到另外一个历史时空里，更容易泡到妞，更容易获得权力。这是一种意淫，短时间可以获得愉悦，长时间就伤身体。” 怎样写出“花”来？ 在现有格局之下，什么样的剧本可以审查通过，还能写出“花”来？这是年轻编剧们在论坛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对此，编剧委员会会长高满堂给出的答案是：“找好角度，把握尺度。” 英国二战片《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讲一个德国纳粹军官的孩子和一个被囚禁的小男孩在铁蹄之下的友谊。“这些切入视角多么巧妙！”高满堂说，反观抗战题材电视剧，“迎面写抗日，迎面就写解放战争。更多时候，我们没有动脑子，没有选择好一个角度。除了打还是打，打得已经很疲劳了，却没打出东西来。” 高满堂最近创作的剧本《矸子山》讲述辽宁抚顺一座废弃的矿山背后，一群住在日伪时期劳工棚里的老百姓生活的变迁。 矸子山就像“煤城”抚顺的缩影，抚顺曾经因煤而兴，后来资源枯竭，许多矿山相继倒闭，矿工们住在劳工棚里，八百多人共用一个公厕，每天早上上厕所的大军浩浩荡荡。棚户区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位高层领导去矸子山视察，看到矿工们的生活，当即落下泪来，说对不起老百姓。此后，抚顺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对3.7万户棚户区居民进行拆迁、安置、建设和回迁大行动，许多老百姓住进了高楼。 按照常规，剧本的角度是这样的：领导发现了矸子山的问题，之后访贫问苦、搬迁改造。“如果按照这个角度结构的话，就毫无意义了，而且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不太讲究，老百姓跟着你半个多世纪了，你才解决这个问题？”高满堂决定写几个人，就是街道办事处最基层的党组织，写他们和人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采访时，当地老百姓给高满堂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细节吸引了他：棚户区沟沟坎坎，岔路特别多，外人进了棚户区就像入了迷宫，很难走出去。小偷偷了一家人的褂子，被警察逮个正着，两人在棚户区里开始猫捉老鼠。追来追去，警察迷路了，正着急，屋顶上蹿出个人影：你还抓我不？正是小偷，在屋顶行走如飞。最后小偷跟警察商量，我领你走出这棚户区，你就别再抓我了行不行？警察合计，一件褂子也不算大罪，答应了。 “这个太好了，很生活啊！”高满堂找到了切入宏大话题的角度，“第二个是尺度，所谓的尺度就是分寸感的问题，因为尺度把握不准，就有可能毁了全片。” 创作《钢铁年代》时，高满堂从“大跃进”开始，写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都是非常敏感的时期”。高满堂一度失去了方向，怎么写呢？这个年代又跨不过去。 高回想起采访鞍钢时听到的故事：那三年期间，全厂上下都饿着肚子。一天半夜，厂里一批技术骨干被召集到招待所开会。冶金、机械专家们以为又要搞运动了，非常紧张。到了招待所，厂长一脸严肃：“赶紧开会！”“开多长时间？”“一个礼拜。”“会议材料呢？”“没材料。”专家面面相觑，厂长又发话了，“走，上食堂去。”结果每人发一个馒头，一碗红烧肉。厂长偷着用50吨钢换了八头猪，“你们就是鞍钢的宝，我就算撤职，也要保证你们先吃饱饭！” 专家们看着碗里的红烧肉，热泪盈眶。“这样写‘三年自然灾害’，你看我们党多么关怀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顺利通过。”高满堂说。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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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编辑部     日期：2011-11-18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演讲结束，吴仁宝在后台休息（图/本刊记者 梁辰）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17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吴仁宝的“管理”学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上海 日期：2011-11-18 吴仁宝每天为来访的游客演讲，由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翻译成普通话（图/本刊记者 梁辰） 幸福园里的五位伟人雕塑 新建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每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民族宫礼堂听吴仁宝演讲（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购置2架直升机，为游客推出“空中看华西”活动（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宴会厅（图/本刊记者 梁辰） 俯瞰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中心村村民住的别墅，每个别墅前都有一个游泳池，村民们不习惯露天游泳，游泳池最终都变成了“鱼塘”（图/杨曦） 吴协恩，吴仁宝之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图/本刊记者 梁辰）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梁保华，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特殊“景点” 华西村的中心位置是幸福园。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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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刘胜男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逃离北上广”：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 　　北上广北漂蚁族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 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 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 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普遍的就业压力与高企的生活成本、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与上升通道的狭窄，让一代普通青年面临艰难的就业与生活抉择。 （冯飞/制图/图）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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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154期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图：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并在总统府悬挂太阳旗）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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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时间，面对记者的镜头，孩子争相拍照。——本报记者 郭杨 摄 为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受教育的场所，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是黄鹤的梦想。但现实情况是，不仅当年他一手创办的行知学校在历经波折后，最终因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交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管理；现在他参与发起的基金会旗下的5所学校，亦陷入困顿。 黄鹤这些年来的梦想及其所需面对的现实，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年来真实境况的鲜活写照。 时代周报 155期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10年前，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创办人、中国十大人气校长之一黄鹤绝对不会想到，如今依然会因为“缺钱”而四处奔走以寻求帮助。唯一不同的是，10年前的奔走，是为了一所当年叫“棚鹏”现在叫“行知”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现在，则是为了更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今年10月18日，黄鹤的妻子曹明秀在微博上倾诉，因要维持“日新汪唯基金”（以下简称“日新基金”）的正常运作，失去资助方的黄鹤去借了高利贷，“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甚至半夜2点（的时候，惊动）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日新基金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年内，日新基金用北京道亨兴业公司董事长汪唯最初投入的100万元，资助了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包括执行校长在内的126名教师。 “黄老师是一个很仗义的人。”说起自己的丈夫黄鹤，曹明秀的脸上写满了自豪，尽管一直被追债，尽管受到了惊吓，但她并没有怨言。她觉得，这时，她应该支持丈夫。曹明秀说，微博求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希望。” “行知”往事 2001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东南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一所叫“棚鹏”的学校诞生了。至今，仍然有人能够描述当年的情景，“学校在一间旅馆里，五六间教室，桌椅、黑板，一应俱全。”一直在新发地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开课的时候只有几个孩子，“不少人去看热闹”，但大家对这个学校的前景并不看好。李先生至今记得黄鹤，“校长姓黄，说是个大学老师，斯斯文文的。” 李先生说，很多人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黄鹤会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跑来办什么学校。“他们说我是骗子。”想起当年的事情，黄鹤笑道，“因为之前曾有人收了钱没办学，就跑了。” 半个月后，黄鹤让所有的人看到了一所学校，“课桌、椅子是北京小学赞助的，他们还赞助1万元启动经费。”尽管大家都在感叹黄鹤的办事效率，但依然没有家长送孩子去上学。黄鹤找到一个安徽老乡，告诉他，如果让孩子去他那里上学，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当时，这个老乡和他亲戚共有5个孩子，“免了三个孩子的学费，就为了他们来上课。”黄鹤说，当年的学费是，一个孩子一学期400元。两周内，前来上学的孩子增至150人。这让黄鹤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让学校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教学空闲时间，黄鹤多次前往丰台区教委，希望能为学校办理“准生证”（办学许可证），“当时，他们明确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相应政策。” 2001年8月29日，开课仅两周时间的棚鹏学校就被当地教委、政法委等5部门，以“办学场地不合格”为由查封。“当时来了100人左右，他们把孩子和老师赶出教室，就忙着把课桌和黑板往车上搬，”黄鹤说，拦都拦不住，“孩子和老师哭成一片。” 多年以后，曾在“棚鹏”就读的小朱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一幕。小朱是河南人，当时跟父母一同来北京，那年正好10岁，在棚鹏学校读二年级。“黄校长大喊着不让他们搬，但没人听，我们乱成一片，大家被吓坏了，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我们没有人身体上受伤，但心里难受极了。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连上学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小朱后来回到河南老家念完初中，然后回到北京，和他的父母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而当初在棚鹏学校的经历，注定将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课桌和椅子没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垫上纸皮，跪着上了两个星期的课。而黄鹤，则不断地与教委进行沟通，最后，凑了6万元钱，租下了一所乡村小学废弃的校舍。那时，他以为，校舍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安安心心办学了。 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2001年11月，学校再次被查封。这一次，不管是黄鹤，还是学生，大家都镇定了许多。小朱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哭的人少了，帮助黄校长抢桌椅的同学多了，“这样一来，难免发生冲突。” 小朱回忆，当时黄校长和一个保安对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呼喊，“从来没有想到黄校长也会打架。”黄鹤坦陈，当时他气极了，和一名保安动了手，“我说他，你也是农民的孩子，你也是打工仔，你怎么能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保安停了手，走了。 黄鹤说，当时的状况混乱，他叫几名男老师指挥学生关上学校大门，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又“控制”住一名现场指挥的官员，并警告他，“如果今天我的学生有一个受伤，我就把你的头割下来。”黄鹤事后回忆，可能是当时自己恶狠狠的样子吓倒了那个官员，这名官员在和他对峙了几分钟后就妥协了，用对讲机告诉外面的人不要往里冲了，然后，带着剩下的人迅速离开。 就在大家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新年时，麻烦又来了。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几个部门带着100多名保安、联防队员去将学校搬空了，“我当时刚回到位于清华大学的家里，就接到电话，刚好我前妻也回来了，我们马上打车赶到学校。”看到已被搬空的学校，黄鹤欲哭无泪。在空荡荡的操场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了好长时间。 “从那时起，前妻觉得压力太大。为了保护她，我和她离了婚。”对于黄鹤来说，这是他对家人负责的一种表现。“我不想她替我担惊受怕了。”提及此事，黄鹤的情绪很是低落。 让他欣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几次封校的举动，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兴区政府向学校抛出橄榄枝，主动邀请黄鹤到大兴办学，并承诺绝对不会查封学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 2004年，国家出台有关政策，行知学校成为第一批拿到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此后，除因拆迁等原因搬了几次家外，行知学校再没有被查封过。2007年1月5日，黄鹤曾向大兴区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停办这所学校。这是北京第一所主动要求停办的农民工子学校。黄鹤的理由是欠债过多，学校难以为继。 “我并不是真的想停办学校，只是想借此降低房租或要求政府给予一定补贴。”2008年底，黄鹤退出行知学校，行知学校的举办者由个人变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行知学校成为了一所真正的公益非营利性学校。 尽管对于黄鹤来说，那是一段“光荣的斗争经历”，但显然，有人并不这么觉得，行知学校现任校长，当年从一开始就参与棚鹏学校组建工作的贾海霞，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她的理由是：“现在我们在和有关部门合作，不太想再提及那段历史。” “打工学校赚钱也是应该的” 捐出学校后，黄鹤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他依然想继续办学为农民工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觉得应该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 那一年，他结识了汪唯，并和汪唯就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些事宜达成共识。这一年，黄鹤的另外一个收获是，认识了现任妻子曹明秀。 谈及曹明秀和家人被高利贷债主骚扰，黄鹤说，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说，他已经找到了那些人，告诉他们，“伤害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去伤害我的家人”。好在媒体介入后，高利贷债主收敛了许多。 当抛开所有的烦恼，谈到自己目前进行的事业时，黄鹤一下子来了精神，“汪唯先生来找我时，说他想资助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学校老师。”黄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道亨公司汪唯的办公室里，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大男人越谈越兴奋，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很多思路不谋而合，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按照黄鹤和资助方汪唯的计划，道亨公司将在三年内给日新基金注入600万元资金，其中，300万元用来资助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日常运转，和教职员工绩效考核工资，绩效考核工资每个老师每月300元到600元不等，1200元的基本工资部分则由校方自己承担；另外300万元，则用来资助农民女工的培训就业。 当汪唯为日新注入基金100万元的启动资金，踌躇满志的黄鹤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发生了，汪唯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日新基金断“粮”。 黄鹤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资金支持，日新基金形同虚设，不但无法资助学校，连正常运转都成为问题。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为基金寻找资金来源。 该借的地方都借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黄鹤依然一筹莫展。不得已，他借了60万元的高利贷。按照约定，一个月后，要还72万元。当时他乐观地认为，一个月内，自己可以筹措到款项。但现实显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他依然没有筹到钱。办公室因拖欠房租，被封了，放贷者也开始上门逼债。 对于黄鹤，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有人认为，这次曹明秀微博求助是“作秀”。对此，黄鹤的回应是，如果这也是作秀，那么，这个“秀”显然作得还不够，他会在更大的范围里去作，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创办人张志强，对黄鹤在半年内花完汪唯资助的100万元资金，一直心存疑虑，“汪唯刚把钱投进去，黄鹤就开了一辆30多万的新车，他和人家说是他老婆的，但是他早不开，晚不开，偏偏钱到了就有车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对此，黄鹤的回应是，“车是汪唯先生借给我的，方便我开展工作。因为刚开始培训老师需要接送教授和专家，培训完后，车就还给汪唯先生了。”黄鹤说，这些都有电子邮件为证。 11月16日下午，他的妻子曹明秀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汪唯生前发给黄鹤的邮件，邮件主题为“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在邮件中，汪唯写道：“我这里目前汽车多。所以，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 根据自己对打工子弟学校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张志强认为，目前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已有一部分成为创办人牟利的工具，“如果一个学校有1000名学生，那么一年挣20万-40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目前，国家每年给打工子弟学校每个孩子发放120-160元不等的书本费补助，学生的食宿和冬季取暖等都需单独向学校缴费。以昌平区东小口村明欣学校为例，该校现有学生999人，每人每年学费1600元，“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约1400元，一年学费收入约140万元。” 明欣学校执行校长胡金龙说，钱是不少，但每个月教师工资4万多元，一年下来50多万元，还有房租、水电、校车加油、维修等各项费用，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得好几十万元，“很多开销是看不到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好像一个民营企业，如果不挣钱，创办者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在这个问题上，黄鹤和张志强存在分歧，“即使挣钱，也是应该的。” 被默许的灰色地带 11月16日9时45分，是明欣学校课间操时间，900多个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手语操。因为做广播体操需要的地方大，要让900多名学生都能站开，明欣学校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课间操结束，孩子们开始做游戏。和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宽敞的塑胶操场和跑道，没有单双杠等体育健身器材。毽子、沙包成为这所学校区别于城市里的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之一。 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学生们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老师好几个月来都只能靠着1200元工资生活了。 牛老师算了算自己的开销，“每月服装费平均300元，现在衣服很贵。”她解释，“话费100元，早餐200元左右，化妆品100元，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开支，每个月都是不到月底钱就没了。”她说，周末时她和同事们都不敢出去逛街，“逛街就要花钱。” 教师宿舍之前是个仓库，四处透风，又冷又潮，但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贴满了学生送给她们的手绘画；桌上，摆着学生手工做的绢花。 在这个简陋的宿舍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是坏的，“那就是个摆设，从来没看过。”牛老师说，宿舍里有一台电脑，大家轮流上网，这是她们唯一的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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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蹊跷地死于艾滋病。 高敬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帮助有关药监部门查处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从药监部门获得奖金。 特约记者_刘科 上海、杭州报道 “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电话那头，陈晓兰这样告诉记者。 陈晓兰是上海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十多年来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做斗争，成为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而陈所说的“他”，指的是同在医药行业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两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识。 11月初，“高敬德蹊跷身亡”的消息在网络中逐步流传。最初，陈晓兰认定高的死有隐情，并为此奔走试图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过，在了解更多的内情后，陈晓兰现在更多的感觉是沮丧和悲哀，“没有人能说清楚真实的高敬德是什么样的，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了，用一层一层的东西，让别人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对于高敬德的死，新华社在11月11日发布的简短通报称：“药品打假人高某因患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于10月2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迟来的消息让所有与高敬德相识者感到惊讶。在长三角地区的医药圈内，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八年的药品打假经历已为其在民间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但是，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高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孤独的神秘人 “老高是个不透明的人。”作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东这样评价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话，我也不能确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龄和学历。按照过去媒体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岁。 不过，记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证资料显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真实年龄应为52岁。 除此之外，高的学历也有出入，据高本人在媒体中的自述，他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1月14日，记者就此向安徽中医学院求证。该校校友会一位董姓老师向记者证实,在该校校友录的数据库中没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说明的是，安徽中医学院的校友数据库是该校建校50周年校庆时建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毕业于该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均在录。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无子女，他的早年岁月已难以考证。只有邻居们的零星记忆表明，他在1996年从外地搬入上海大场镇南大路联新社区居住，现住址为146弄8号303室。 如今，这里大门紧闭，唯一醒目的是门前拐角处放着的一堆瓶子、木板等杂物，灰尘已有几毫米厚，似有多时未被清理。 “他平时很少住在家里”，这是邻居们的共识。至于不在家过夜的原因，据高本人生前解释，主要是因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馆或浴室过夜”。 “此前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记者来上海采访，提出去他家里拍摄，他死活不肯答应。”王海东这样分析，“也许是他有忌讳，家里比较脏，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踪神秘，几乎没有人知道高的具体行踪。不过，一个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过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请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帮其代写自己的刑事起诉书。 如今，高的一些上访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仍保存在该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档中。 作为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南京某大学学生陆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间曾与高有过联系。 “头发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随身拎着大包，里面装满各种打假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假药名单。”陆光这样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们当时对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无尽索取，包括让法律援助中心代写他替别人代理的民事起诉状，占用其他求助者的时间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前的高敬德，鲜有相知的朋友，“对他只是认识，并不了解。”陈晓兰这样说。陈在2006年被聘为上海药监局的社会监督员，其后又被聘为上海医保局的社会监督员。 有一段时间，高敬德时常打电话询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补贴？有奖励吗？” “我跟他不一样，他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钱，这也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此后，陈晓兰自觉地与高敬德疏远，她的解释是，“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数年的打假并没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职业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数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来自打假举报所获得的药监部门的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的额外收入。 高调打假 “他讲话得罪人，有些场合他开口就是‘我是打假的’，显得很大牌。”在朋友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打假方式太高调了。 更重要的是，高调的打假方式，四处树敌，并不被药监部门喜欢。在杭州市药监部门内部，一些人对高的评价是“难缠”二字，其最后一次在舆论间引起轰动即在杭州。 今年6月，高敬德到杭州江干区药监局举报一起售假药案，工作人员喊来售假者，现场起草供双方私了的协商意见，并盖上药监部门公章，此事曾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敬德的药品打假模式，是其性格使然，“他的胆子很大，也有些较真。”这是高敬德留给杭州的相识者叶征潮的印象，叶与高在浙江经视315的打假晚会现场结识，此后有过数面之缘。 而在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高调，是因为高其他方面有局限的原因，“他不懂电脑、不会上网，很多事情需要别人代劳”。此外，高在医药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所以他的打假相对低级一些”。 之所以走上打假之路，按高在媒体上的自述是因为“服了假药，却又讨不到任何说法”。他走上职业药品打假之路始于2003年。 是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任职，其间因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问题与公司交恶，最后被以“旷工”为名辞退。 此后，他开始了职业药品打假道路，其主要打假地在上海、杭州和南京，所涉及的打假领域主要为性保健品，也包括一些减肥药。 进入新世纪以来，医药行业的腐败问题频繁曝光，公众对制假售假怨气冲天，当高敬德的名字与“药品打假”等热点词汇联系起来的时候，他的打假行为也自然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亦为高带来了相应的声誉。 2008年，高敬德达到了荣耀的顶点，是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医院打假，并被该医院打伤，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即引起关注，高敬德在媒体上赢得了“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称号。也正是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名人的身份也为他打假带来便利，由于高调的行事和打假的事实，他每到一地，几乎都有记者陪同，其自称已与1000多个记者打过交道。 王海东归纳，高打假的方法是：每到一个地方打假，他均会主动联系当地媒体的记者，并带着记者一起暗访打假。 在发现假药后，高即会向相关药监部门举报。如果药监部门不处理或采用“拖”字诀的话，高的应对措施，一般是投诉药监部门“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这是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发现无法撼动本地药监部门时，高的选择往往是去更高一级的药监部门上访。 在南京逗留期间，高就曾向陆光提及此次进京上访的目的：“一是为几年前自己被打伤上诉失败的一个案件。二是向国家药监局举报杭州药监局相关行政人员。” 北京上访 “我可能活不长了。”早在两年前，联建社区门口的保安队长曾在与高的闲聊中听其这么说，“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整个人变得日渐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确诊断的病还包括胃出血等症状。 在陆光的回忆中，在南京期间，高因脑部垂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诊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当时他有些说话不清，一激动便剧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状况还可以。” 离开南京后，高敬德抵达北京的时间在9月底。在北京期间，他入住位于西城区护国寺中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 10月9日这天，北京某报记者李超见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见的最后一家媒体的记者，在此之前，他还陆续接触过北京其他媒体的记者。 原本约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访打假，但由于高敬德当天发烧，他去了护国寺中医院就诊，此前的约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区打假。据李超介绍，在暗访结束后的当天下午五点，高敬德还独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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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11期【封面故事】中国周刊 林天宏 岳敏君作品《舞台内外》 人们正在闯入一座时代的丛林。 家园的炊烟与教堂的尖顶，在视野里渐渐隐去。黑夜降临，丛林里缺少信任与理性的光亮；无法从同行的陌生人那儿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相互冷漠，甚至彼此敌视，终将有一天，为了生存，所有人开始在黑暗中互相撕咬。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类似的状态。当下中国的信任危机，弥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各个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活跃于每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内部。 一则来自最高政府机构的消息，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中国当下的信任危机严重到了何种程度。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表示“将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确实，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谎言无处不在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话语的经济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会”被迅速摧毁，将中国人推入这样一座丛林：人们逐渐回复到了一种类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害怕的事情。 对社会契约的轻慢，使得在当今的中国，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许多人以欺骗为生，即便被揭穿，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与代价。 更糟糕的是，公权力与法律，原本应该是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盾牌。如今，却成了摧毁社会诚信的一股主要力量。根据人民网的调查，对政府、专家、媒体三者的不信任最为严重。这种情绪与信任危机夹杂，更加重了社会的崩溃。 在这组具体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原本天然存在的信任感，是怎么样接二连三地坍塌、崩溃。而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传播方式，又是怎样加速了这种崩溃的进程。 英国诗人约翰·唐恩曾在诗中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所以，请不要问信任的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本期封面和封面报道内文图片均选用著名画家岳敏君先生的系列画作，感谢岳敏君先生的授权使用。）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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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11期【封面故事】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信任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每个中国人感同身受。新技术的发展，又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 岳敏君作品《The Execution》 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反复温习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陷阱”。 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包括： 2011年8月的一天，江苏一位名叫殷红彬的大巴车司机，发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他停车，下来搀扶。可一个普通人“学雷锋”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老人非但没有感激他，而且向他泼了一盆污水，指责他就是“肇事者”。 司机的清白最终被车上的电子眼证明。但在类似的事件中，南京的彭宇、天津的许云鹤等人均被法院判决赔款，引发轩然大波。遇到倒地的老人是否搀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问题从未这么难以抉择。 2011年7月23日，D301次动车与D3115次动车在温州发生追尾，41名乘客遇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极为拙劣甚至荒唐，事故原因的调查报告也迟迟未出。 很快，新的动车驶过事故列车残骸，但它是否意味着更加安全？很多人恐怕会套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句“名言”——“反正我是不信”。 2010年1月的一天，一位唐姓女士，花费了280万元，购置了四十余件达芬奇家具，她以为高昂的价格意味着高档的做工，但是这些家具自从送来，便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后来经央视曝光，人们得知这些所谓进口家具，不过是冒充贵族血统的劣质产品。于是，达芬奇家具的销量在两周内下跌九成，连其他进口家具品牌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然，你可能不会遇到讹诈的老人，不会登上出事的动车，或是消费高档家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别的“陷阱”。 也许你在商场中乘坐的扶梯会突然改变方向，将你重重摔落；也许你在街边饭馆中吃饭时，后厨的师傅正往锅里倒地沟油；也许你为某慈善组织的募捐箱投上十块钱，回到家中打开电视，发现刚刚捐出的钞票，可能正好圆了某个炫富女的玛莎拉蒂之梦。 “市场、政府、社会三个领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的现象，前所未有。”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 一则来自最高政府部门的消息，或许可以从侧面证明中国当下的信任危机严重到了何种程度，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将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这一切也许让人很难想象，中国曾是一个以“守信”为最高美德之一的国家。 失信没好报，这个道理曾经被中国的古人深信不疑。据明代笔记《郁离子》载：有一个商人坐的船沉了，见渔夫时呼唤：“我是济阳最大的富商，你救我，便给你一百两金子。”但获救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只给渔夫十两金子。还说：“你打鱼，一生都挣不了多少钱，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后来，富商又在原地遭遇沉船，有人想救他，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故事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说话要算数，不然后果严重。第二，陌生人难信，富商必须开出一百两金子的价码才确信有人救他。 从中可以窥见，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形成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这种社会便是“熟人社会”。它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可当人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就必须从“家”中独立出来，频繁接触“难信”的陌生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社会强制方式对承诺加以监督、制约和实施，可以从制度上保证人们的互信。例如，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尽管对过往车辆中的驾驶者一无所知，但依旧可以信任司机会靠右侧行驶，而不会撞到他，这是由于靠右行驶是交通法规的规定。扶起老人不用担心被讹，因为人们天然认定，向善行为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随着僭越法律和规则的行为不断涌现，由公权力构筑的一道社会心理堤坝，已经日渐脆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河北大学的一起轰动全国的车祸，当满嘴酒气的青年人高喊“我爸是李刚”时，他引爆的除了公众的愤怒，还有难以抚平的不安——如果有人能够肆意作恶，又逃脱制裁，还有什么法律可以切实保护自己，什么规则又可以确信不疑？ 对郭美美事件的质疑，则更加直接地指向了公权力本身。 据报道，2011年9月22日，山东泰安彩民张鹏（化名）喜中双色球一、二等奖，获得863万元巨额奖金。他考虑将部分资金用来资助慈善事业，但想到“郭美美事件”后，决定把奖金的一部分用来给家乡修路。就连其他慈善机构也遭到了丑闻牵连，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在广州募捐时，甚至被市民直接询问其行为与郭美美“有没有关系”。这些慈善机构基本均被老百姓认定和公权力有关，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建立的、不受监督的团体。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 而今，政府失信的后果体现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地震或高铁事故所报道的伤亡数字，还是某某政绩成果，抑或是与政府有关的慈善组织募捐，都备受质疑。一辟谣，人们就发笑。 一幅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漫画，颇能代表当下中国人的无奈心境： 一男一女相遇，发现对方还活着，喜极而泣。 男：“你没有被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毒馒头毒死真是太好了！你家的楼也没有着火！你家门前的桥没有塌吧？上班扶梯也没有故障真是幸运！太好了！我们又活了一天！” 女：“我真担心你上班路上遇到70码！或者被人连捅8刀！最担心的还是城管打人误伤了你！害怕你坐动车！也不敢给你打电话，怕你手机爆炸。” 这时，铁道部前发言人王勇平的声音传来：你们都是生命的奇迹！ 这段对话中所提到的种种事件，几乎无一不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新技术的发展，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 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曾被广为诟病，而今天，那些曾掌握在某些人或者机构手中的信息渠道，正逐渐被网络瓦解。互联网公开、平等分享的特点，让普通百姓也可以从被动的听众，变为主动生产信息的自媒体。 2009年1月，24岁云南玉溪青年李乔明死在了晋宁县看守所。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对此事的解释是，李乔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而死的。这种离奇的死亡方式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质疑。更猛烈的质疑来自无数的自媒体，他们挑战而且咒骂了看守所官方结论。“躲猫猫”一词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李乔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相关责任人陆续受到处理。 毫无疑问，新技术手段使那些见不得光的丑恶更迅速地曝光，激发了普通民众更多的情绪，与获得真相的信心。 2010年兴起的微博，是这场新技术浪潮的后起之秀。和美国的社交网络不同，它还主要承担了自媒体的功效。很多人改变了网络习惯，从此不看门户网站，而从微博上攫取新闻。 此前的郭美美事件正是这件技术利刃的结果。2011年6月，微博网友发现了一个网络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年轻女孩，挎着爱马仕包包炫富，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她真实身份的猜测，以及对她背后认证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不透明、官僚化的非议。不久前的723动车事故，也是典型的新技术推动结果的案例。从事故原因，到营救生还者，对各种官方说法的广泛质疑及全民讨论，其过程都在网络上时时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微博的流行，根本上是社会有这个需要：“微博是对传统媒介言路开放程度受到限制的补充性反弹。” 不过，新技术一方面实现了民间对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信任危机烈度的放大器。荷兰尼尔森公司2010年9月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认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在这个新技术来袭的时代，已经真切地摆在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走出这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首当其冲是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那么，一切又回到了一个根本的命题上——今天的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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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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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大雾。倡导“有氧阅读”的光合作用书房(下文简称“光合作用”)位于北京五道口和大望路的两家直营门店，大门紧锁，空荡荡的架子上一本书也没剩下。10月28日，这家鼎盛时拥有31家加盟店，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因被曝资金链断裂、高层集体辞职，遭到部分供应商哄抢，以偿还所欠书款。   光合作用书店的关张，引发了民营书店生存的讨论与思考。C FP供图 作者：颜亮 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大雾。倡导“有氧阅读”的光合作用书房(下文简称“光合作用”)位于北京五道口和大望路的两家直营门店，大门紧锁，空荡荡的架子上一本书也没剩下。10月28日，这家鼎盛时拥有31家加盟店，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因被曝资金链断裂、高层集体辞职，遭到部分供应商哄抢，以偿还所欠书款。 光合作用的“猝死”，在民营书店接连关闭的今年，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衍生出一场“民营书店何去何从”的全民讨论。一周之内，网购图书价格战，@万科周刊唱衰书店、“光合再生计划”相继登场。而对民营书店困境的讨论，也浮现出电商冲击、租金高涨、政策性歧视、运营模式、转型定位等关键词。 突然峰回路转。11月6日晚，厦门新格品牌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晓东发了一条微博，称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下，光合作用书店重组领导小组已陆续与十余家意向投资企业密集磋商。光合作用涅槃，重生在即。截至记者发稿时，光合作用重组领导小组与相关意向企业谈判仍在进行，重组方案及日程尚未对外公布。 光合作用似乎有了生机，可由此引发的民营书业的震荡、思考，却不曾停息。   挽救梦想还是扎堆撒娇？ “……您要是为了赚钱卖书，就想点好辙搞经营，要真以为自己是献身文化，就别穷撒娇。” “光合作用书店高层全部辞职，厦门办公室被搬空了。”10月28日临近中午12点，永正图书公共编辑部主编张晓星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条信息。 曾任职光合作用营运系统管理层的于成（应受访者要求此处用化名）并不诧异，“事实上，我们都能大概算得出它可能会危机爆发的时间。”他告诉南都记者，这一时间与他此前的估算，误差在三个月之内。他原本预测是年底会有大批实体书店遭遇危机。然而，当他在微博上瞥见上文21个字的刹那，仍不免唏嘘。 供应商最先开始行动，“抢书”索讨光合作用所欠债务。在物业公司和警察的监督下，供应商从10月28日下午2点左右入场，到晚上10点，北京现代城的门店已经空了。后半夜，光合作用北京五道口店内的咖啡机、冰箱、空调甚至煤气罐被哄抢一空。 号称“全国最大的民营连锁书店”的光合作用位于北京的7家直营店全部关闭，仅有3家加盟店还在继续营业，且与总店脱离关系。 倒闭风波传出的两天后，一场拯救书店的民间行动悄然酝酿。 光合作用前员工和书店粉丝，在微博上发起名为“光合作用90天再生计划”的线上活动———“告别了上海季风（原文如此）、北京风入松、北京第三极、广州三联……2011年10月29日，这一天，我们告别了光合作用……2011年11月1日-2012年1月31日，这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期限，用90天，用全部的力量，去挽救一家书店，去挽救一个梦想。” “光合再生计划”发起人之一杨函憬告诉南都记者，光合再生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救活一家“光合”，整个传统书店业，都需要广义上的光合作用。“我们希望藉此激发大家一同探讨，未来的民营实体书店如何再生。”在他看来，当你看着一家家美好的书店纷纷倒下，不能只是叹惋、感伤，不关己事。待到最后一家实体书店也倒下，“损失最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有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10月31日，@万科周刊的一条微博，将民营书店拉回“达尔文丛林规则”：“一些干不下去的所谓民营独立书店老板，这两天扎堆撒娇。好像自己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搞公益，好像把自己挤倒闭的不是电商，是新华书店。羡慕嫉妒恨新华书店没用，我们也没见到季风、万圣（书店）这样腆脸求减税，诚品也不是靠政府养的。您要是为了赚钱卖书，就想点好辙搞经营，要真以为自己是献身文化，就别穷撒娇。” 谈及民营书店希望租税减免，@万科周刊又说：政府下禁令下通知的时候说人家不该管，文化要多元，要百花齐放，自己过不下去了又指望政府伸手扶持，这不耍贱么？卖书跟卖糖葫芦都是卖，卖糖葫芦的也越来越少，凭啥就给你减税？吃人家会手短的。若是市场选择的，该倒闭就倒闭。 @万科周刊的言论刺痛了不少人。有些人认为，一个地产公司的内刊，用官方微博“吐槽”并不妥当。   电商为何纷纷涉足书业？ “他们是用最便宜的行销工具去吸引网站流量、扩大规模。” 广州某民营书店负责人说：“万科周刊的言论是有些过激，听着不舒服，但话糙理不糙。”只是很多文化人不愿意面对现实。 危机是内在的，更是外来的。10月的最后一天，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家电行业电商，苏宁易购正式进军图书市场，一次性上线品类数量达60万册，号称销售规模仅次当当。 苏宁图书频道一上线，便祭出“0元售书72小时”的“自杀式”促销。顾客在苏宁易购买300元的图书，将返300元现金抵用券。促销的效果立竿见影，上线首日销量达7万册。 作为传统图书B2C网站巨头的当当亦不示弱，随即以店庆为名在主页上打出“满100返200”的标语。低价竞争愈演愈烈，11月1日，京东推出“京东商城图书周年庆”活动，当天部分图书5折封顶、限时折上折。此外，京东还进行持续27天的连发式促销。 据了解，图书成本约占书价的45%。依此计算，苏宁易购、京东、当当的这一轮促销战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图书市场与整个3C市场相比太小了。不管是今年的苏宁易购还是去年的京东，涉足书业都是幌子，他们是用最便宜的行销工具去吸引网站流量、扩大规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业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 微博是论战的一大阵地，但名人们也发声了。面对电商大战、光合歇业一冷一热两则“书讯”，11月1日，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将矛头指向国营书店：“民营的怎么能拼得过国营呢？你怎么能拼得过新华书店呢？有很多人开玩笑，说台湾之所以诚品书店能够快速、蓬勃地发展，就是因为在台湾没有新华书店。”   步子迈太大，“欠款”是毒瘤 “只要市场出现坏消息，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源头的大规模逼债，传统书店就会有危机了。” “光合的销售额连续4年下滑，今年更是下滑了40%，房租、水电等成本却又急剧上涨，销售和成本两头夹击，压力在不断增长。”光合作用总经理孙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光合这次倒下，很多业内同行都想尽心思来挖人。”早年曾任职于光合作用管理层的于成跟南都记者打包票，不管是专业经验还是用人方式，国内书店最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就在光合。 1995年11月，阳光图书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池创办了“阳光书坊”，开启光合作用的1.0时代。2000年，更名为光合作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入到光合作用2.0时代。 8年前，于成刚从大学毕业，抱着理想主义和对书店的一腔热情只身来到厦门，加入了刚刚成立3年的光合作用。2003年的光合作用正值上升期，厦门地区分店已达12家，一跃成为福建民营书业第一品牌；同年，光合作用书房北京第一家实体店开业。工商管理专业背景的于成很快就进入光合作用管理层。他说，光合用人不同于这个古老行业培养员工的传统模式———入职先从店员做起，摸爬滚打慢慢晋升店长。“在我之前，一部分经理层就已经是‘空降兵’，管理意识在加强”。 “但有一点，不喜欢读书肯定进不了光合。”于成告诉南都记者，零售行业人员流动一向频繁，但光合作用的团队则较稳定。 2007至2008年，光合作用在北京新开了11家分店；鼎盛期在全国拥有31家加盟店。扩张分店的同时，店面租金、用工成本费等运营负担也让光合作用背上巨大包袱。“光合的销售无法填补巨大漏洞，盈利跟不上他的拓展速度。”于成说，步子迈得过大、过快，正是光合在“硬件”上出的最大问题。 据《北京商报》报道，光合作用在北京的7家直营店均位于大望路、宣武门、东直门等商业核心区，每平方米租金平均约25元/天。北京时尚廊书店总经理许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时尚廊世贸天阶门店，总面积1000平方米，每年房租高达200余万元。虽今年在图书和百货销售上增长30%，但其前期投入达2000多万元，每年的运营成本也在以10%的速度增长。一年亏损200余万元已算正常。 与连锁书店不同，被评为2010年全国民营书业“年度最佳小书店”的社区书店读易洞，刻意避开繁华闹市，隐藏于社区商街。这个家庭作坊式的书店只有70平方米。老板阮小石用全款将店铺买下，每月只要物业费300元。店主追求的是纯粹乐趣———当然，能赚钱最好。万圣书园则将门面出租给了交通银行。南京先锋书店旗舰店则是租用原属体育场的地下车库。 于成解释，书店摊子铺得太大，就会导致资金链跟不上，一旦无法及时还清拖欠供应商书款，再去选书时品种质量就会下降。“拿不到好的杂志和书，读者提不起购书欲望，销售受到影响，欠款只会越积越多，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在于成看来，“欠款”是图书行业的一颗毒瘤，“国内大多数稍具规模的民营实体书店的图书欠款都是巨额。”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民营书店的回账周期都在半年以上甚至一年左右。上规模的民营书店经营图书均采取“赊销制”。所谓赊销，即书店先从供应商手中欠款提书，再通过销售所得还款。“所以供应商都成了放债角色，只要市场出现坏消息，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源头的大规模逼债，传统书店就会有危机了。当然，新华书店除外。”于成说。 据媒体报道，多名供货商声称，目前光合作用在北京的七八家门店，共有四五百家供货商，债务约有1000多万元。不过，上述说法未获得光合作用厦门总部和孙池本人的证实。 传统书店转型之路在哪里？   “如果一个书店书没卖好，老琢磨别的，不是正道。” 近日，“知乎”网上某前光合作用店员的爆料帖被大量转载。帖子中，自称2007年3月离开光合作用的员工透露，无论是推荐还是本周销售排行(书与非书类)，都是一个人按着自己喜好做的，几乎没有任何数据依据。对此，于成表示难以置信。他觉得帖子可信度不高。 于成强调，光合作用销售榜都是严格按照销售数据，分为财经、人文两类。榜单的制作由光合作用品牌部负责。至于光合作用的推荐榜，则是依据综合评估指数选出，“光合作用一直有自己的品牌坚持，这个指数涉及一本书的作者、影响群体、创新度以及它的整体质感。” “细心观察会发现，近些年倒闭的书店多还是在走传统书店的老路子，把图书销售作为主业。”广州必得书店老板肖蓉生说，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民营书店要想继续维系，必须跳出“以书养书”的旧思维，以书做载体，拓展文化延伸服务。 事实上，光合作用一直在摸索传统书店转型之路。 2000年，光合作用增设悦读咖啡馆，打造“悦读”空间；2008年起，除了卖咖啡、影音制品、文具外，开始大幅添加百货商品种类，包括台湾手工皂、荷兰时钟以及玩偶等纷纷上架；2009年起，光合作用内部不定期开展“创新沙龙”，管理层不介入，任由跨部门间成员“头脑风暴”；2010年12月，光合作用厦门中山旗舰店完成升级改造，开启所谓的光合作用3 .0阶段。旗舰店的设计与装修特别邀请到知名设计师迫庆一郎操刀，风格清新明快，还融入了绿色植物以体现“环保”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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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常被黑 坚持不断“推” 战果十倍吹 　　阿富汗塔利班在媒体领域的宣传战中占尽劣势，但它有一个优势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媒体总是需要对抗另一方的声音，因此阿富汗塔利班的声音和宣传不会停止，除非战争结束 阿富汗塔利班将官方网站（上）和发言人的个人推特（下）作为网络宣传的阵地，网站内容主要包括最新战报、宗教性宣传文字和影像。图为网站页面的截屏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章建华、闫亮、闫建华发自喀布尔 “结局无可避免。问题是恐怖分子还要挟持无辜的阿富汗人民在苦难的道路上走多久？”北约部队媒体部门在推特网站上质问。 　　“你们还有颜面谈什么‘苦难的道路’吗？”阿富汗塔利班在推特上的发言人反诘。 　　“阿富汗８０％的平民伤亡源自反叛分子（你们的）活动”。北约媒体官以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的数据回击。 　　“联合国特派团是谁的组织？我们的还是你们的？” 　　随后，北约媒体官发布了一段北约部队司令约翰·艾伦视察部队的视频：“你们的老板也这么做吗？”暗指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几乎从不在公众面前露面。 　　北约媒体官讽刺说：“他们（指塔利班哈卡尼网络——编者注）表扬了他们的战士，穿着（女人的）布尔卡行恐怖主义行径的战士。我们要和他们战斗。” 　　…… 　　近日，互联网上的阿富汗战火激烈程度不亚于真实世界的战场。按照一些西方媒体的说法，驻阿富汗北约部队针对塔利班开发了一种新型武器——“微博炸弹”。 　　这只是传统的宣传战蔓延到了互联网上。因为阿富汗拥有互联网的家庭很少，因此阿富汗塔利班在推特网站上的行动被认为是它对西方世界展开的一种宣传攻势。 　　以“笔战”、“舌战”打圣战 　　阿富汗塔利班是懂宣传的。 　　它1994年起家，两年后进占首都喀布尔，“除军阀”的口号迎合了渴望和平、稳定的阿富汗民众的心声，塔利班武装进城时受到喀布尔市民夹道欢迎。当年塔利班最终能执掌阿富汗大半江山，不完全是打下来的，在一些地方是老百姓在口号感召下迎进来的。 　　政权在2001年底两个月间灰飞烟灭，阿富汗塔利班随后进行重组、伺机东山再起。它自此将在阿富汗的斗争包装成“对外来侵略者的圣战”，以此鼓动民众的支持与参与——这个包装本身就是宣传手段。曾在2007年任塔利班南部地区指挥官的曼苏尔·达杜拉曾说：“阿富汗人民和所有穆斯林必须继续圣战——笔战、舌战，或以剑和金钱为武器的战斗。”“笔战”“舌战”被排在了前两位。 　　据悉，阿富汗塔利班于2002年9月成立正式的媒体机构，其时正被追击的塔利班以杂志、DVD和磁带作为宣传媒介，质疑现政府，谴责入侵者。这些出版物最初的联系对象均在巴基斯坦。杂志是最主要的媒介，其宣传主要对内，目的是鼓舞塔利班成员继续战斗。 　　阿富汗塔利班不断扩大控制区后，也开始拓展其宣传阵地。2008年成立由塔利班政权信息文化部长领衔的“文化委员会”负责宣传，推出、维护网站，也设立了发言人制度，和几乎所有在阿富汗的国际国内媒体建立了联系，实时发布信息。其出版物和发言人的联系方式由巴基斯坦转入阿富汗境内，其宣传目的也从对内延伸到对外扩大影响。 　　如今，塔利班的两名主要发言人堪称阿富汗的媒体明星，其知名度不亚于任何政治人物。发言人相当了解媒体的需求，其信息网络甚至与几大通讯社的线人网络重合，曾多次发生北约部队缉捕媒体线人、报道员的事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阿富汗南部的线人和报道员也曾遭阿富汗塔利班笼络。阿富汗塔利班有着广泛的触角，他们会雇用一些媒体人员作为其发言人，扩大其宣传效果。 　　这段时间，阿富汗塔利班的宣传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它给新闻媒体发消息，监视采用情况，如无采用即进行人身威胁。“有段时间，政府的信息甚至难得出现在媒体上。”一阿富汗政府官员曾感慨说。 　　宣传信息虚实难辨 　　对待同一件事，对立双方可以选择不表述，或者截然相反的表述。这就是宣传。 　　“10月15日，五名圣战者在潘杰希尔省（被认为是阿富汗最安全的省份）的殉道行动打死打伤43名美国侵略者。他们在美军基地门外引爆装载600公斤炸药的汽车炸弹……这是巴达尔行动开始以来最成功最具杀伤性的攻击之一，标志着美国－北约侵略者和他们的盟友在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再安全。” 　　阿富汗塔利班在其网站上声称的巨大胜利，在驻阿富汗北约军队10月16日晚的战报中，却被描述成塔利班失败的典型。战报说：阿富汗安全部队15日阻止了对潘杰希尔一联合基地的袭击，打死五名反叛分子，两名阿富汗平民在汽车炸弹爆炸时死亡、两名阿富汗警卫受伤。 　　面对这些截然不同真真假假的信息，外界一时难辨虚实。 　　“10月16日，视死如归的圣战者们在帕克提亚省经过四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打死打伤几十名傀儡和美国侵略者……” 　　阿富汗塔利班在其网站上称。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战报则称，阿富汗警察16日阻止了帕克提亚省加德兹市政府建筑的袭击，杀死了三名穿着自杀炸弹背心的反叛分子，汽车炸弹致一名警官和市政工人殉职。战报还称，包括15日的袭击在内，“反叛分子以三次失败开始了在阿富汗东部的冬季军事行动，这是阿富汗安全力量在东部增强能力的直接表现，” 　　10月29日，阿富汗塔利班网站的新闻栏目下展示了40条战果，而当天国际媒体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只记录了三起塔利班袭击事件。 　　“如果按照塔利班的数据，美国最近十年在阿富汗得损失几万人了，而从美国公布的在阿富汗阵亡名单看，截至10月底是1828人，北约一共阵亡2790人，”法里德是喀布尔的新闻记者，他说，“塔利班的战果已经成了阿富汗人的一个笑谈，放大十倍是底线。” 　　北约部队媒体官员卡明斯也说：“按塔利班的说法，我们平均每天损失20辆坦克和30个士兵。” 　　双方推特实时直播战斗 　　阿富汗塔利班发布的与北约部队和美国方面不对称的信息，引起了北约部队和美国方面的懊恼，宣传战火甚至延烧到了西方流行的社交网络推特上。 　　5月12日，阿富汗塔利班在互联网上以其前政权国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发出了第一“推”：敌人进攻卡基萨非德，至少6名警察被打死。 　　两天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对媒体解释说：“我们知道推特是西方流行的社交网络，我们想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在6个月前注册推特。西方人以前只能从侵略者那听到关于我们的片面消息，现在他们可以得到真相。” 　　由于塔利班在推特上一再推出不被北约部队认可的“战果”，北约驻阿富汗部队也在14日第一次在推特上作出反击：“那是什么啊？塔利班用英语推特？谎言就是谎言，无论用什么语言。” 　　“塔利班不断释放假消息搞宣传，”北约部队媒体官员卡明斯说，“有的过于荒谬，还管我们叫懦夫和侵略者，我们不得不介入。我们以事实支持我们的信息，同时也让塔利班的宣传破灭。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他们不敢和我们打明仗，在推特他们也用的是类似战术，躲在暗处发布没有事实支持的虚假宣传信息。我们不会让这种不道德行为横行无忌。” 　　9月13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北约驻阿富汗总部遇袭，这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有相当高的关注度，而塔利班在推特上一再放出“战果”，双方的推特战争达到高潮。“实时推特战”伴随了持续近20个小时的袭击，塔利班一再宣扬战果，北约部队则不断宣扬反击的积极进展。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对塔利班出现在互联网上则非常无奈。“我们一直试图追踪，阻止他们的宣传活动，因为他们侵害了国家利益、违犯宪法，但不幸的是，塔利班的互联网技术专家几乎都不在阿富汗境内。”发言人马沙尔说。 　　北约占尽宣传战优势 　　推特虽然热闹，也引起了诸多媒体的注意，但在阿富汗，有互联网的家庭数目很少，阿富汗塔利班在包括推特在内的宣传战中占尽劣势。截至10月底，塔利班在推特的主页有关注者5809人，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的关注者有14849人。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对外宣传的主力，还是发言人的电话、短信和网站。 　　北约部队的媒体优势是全方位的：他的网站上有推特、脸谱、flickr等全媒体社交网络的链接，更主要的是，当今世界传播能力最强的四家世界性通讯社中，除了新华社，其他三家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 　　即便在“开放的”互联网领域，塔利班网站也不断被关闭，被迫跳转，而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社交网络也多为美国公司。今年年初，塔利班在脸谱的主页被关闭；如果用户想在推特上添加塔利班主页，有时也会跳出这样的提示：“对不起！我们这里出现了问题。请稍候再尝试关注这位用户。” 　　尽管优势明显，北约部队也明确意识到“宣传战”是不能失去的战役，一方面继续全方位提供相对可信的战报，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国际媒体的公关。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约翰·艾伦8月25日刚到任不久就邀请驻阿富汗国际媒体负责人分别进行交流，即便面对比较激烈的提问，也都认真回答，意在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遇有重大袭击发生后，北约部队还会在西方国家，比如在美国国防部，由部队指挥官现场视频回答国内媒体的提问。 　　阿富汗塔利班在媒体领域的宣传战中占尽劣势，但它有一个优势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媒体总是需要对抗另一方的声音，因此阿富汗塔利班的声音和宣传不会停止，除非战争结束。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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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8月21日，郭美美在事先通知媒体后，到北京八里庄派出所报案，并让外婆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图／CFP           在郭美美事件爆发三个月后，郭美美开始发力了，目的很明确，她希望进入娱乐圈，希望人们仍然关注她。 　　网络时代催生了不少这种“明星”，通过一个丑闻或者充满争议的事件，让某人爆红，然后逐渐洗白，获得自己的商业模式，比如芙蓉姐姐、比如兽兽。不过，这一次，郭美美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报警秀” 　　8月31日晚9点39分，郭美美工作室Jackie给某媒体发送出一条短信：“你好，刚开始整理海量信息，看到你5号来信，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几天，这样的短信Jackie发送了不少。从邀约过采访的媒体里，他选择出一些认为合适帮助郭美美澄清坊间传闻的，准备安排专访。 　　其实，一个半月前，Jackie选择过第一家媒体试水。郎咸平主持的《解码财商》，那也是他为郭美美事件做的第一次公开的公关，不过效果不佳。 　　直到8月15日，郭美美宣布成立名为“郭美美工作室”的团队，准备进军娱乐圈。四天后，郭美美的第一支单曲发布。 　　单曲发布的第二天，郭美美又上了新闻。8月21日中午，北京市八里庄派出所门口围了不少记者，郭美美随后而来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受到恐吓。几小时后，视频、图片、新闻出现在网上，几乎全程记录了郭美美报案称遭恐吓的过程。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也刊登了郭美美报案的新闻。 　　记者何能未卜先知，全程报道这次报案？一名报道此事的记者说，她就是接到郭美美经纪人的爆料才能提前赶到。 　　郭美美事后也承认：“工作室通知媒体是希望给那些不法分子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法律。” 　　报道此事的，多为社会新闻记者，这次“报警秀”事实上为郭美美的新歌做了个大广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事先张扬的报警事件”中，郭美美的外婆也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 　　将外婆置入明知有媒体的场所，郭美美是否用亲人打苦情牌？郭美美事后说：“让外婆出面是因为她也是当事人，也不想把家人牵扯到我这件事情中来。外婆没有因为这件事责怪过我。” 　　但是没过一个月，郭美美的外婆还是顶不住媒体的压力，回了湖南。 　　某种程度，这算一次胜利的舆论引导。郭美美第一次在一个没有质疑、没有红十字会的新闻中，充当女主角。 　　专访风波 　　在社会新闻版面见报后，郭美美开始谋划占据更大的篇幅。 　　大部分获邀的媒体，都曾在三个月前郭美美事件爆发时，通过微博或短信提出过采访。彼时的采访，主要为了调查红十字会真相，而当真相陷入“死地”后，财新等媒体选择了拒绝专访。 　　女性时尚杂志《嘉人Marie Claire》是第一个刊出郭美美专访的媒体，在这个专访中，郭美美被描述为一个单纯、有些可爱的女孩，大幅的报道还配了颇具时尚度的照片。 　　杂志一出，引发公众讨论，很多人批评媒体帮助郭美美洗白。重压之下，《嘉人》就这一专访公开致歉。 　　9月12日，两家采访过郭美美的媒体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撤稿。《新京报》执行总编王跃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如果没有真相，好奇心与关注度是不是一种病毒？今晚毙稿，对不住记者编辑们的辛苦，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被看不见的利益操纵，我们不能传播病毒。” 　　关于郭美美走红是否道德沦丧、报道郭美美是否助纣为虐的讨论在媒体内都已然分为两派。 　　作家任晓雯微博中称：“郭与芙蓉玉凤的炒作性质不同，后者是无害的，前者则伤害了全体纳税人的感情。利用郭的名气进行商业牟利，是一种漠视民意的无底线，是一种背叛。身逢乱世，你可以不做英雄，但是千万不要助纣为虐。” 　　也有一派认为，报道是媒体的自由，不应该因为郭美美上纲上线。王小山就表示：“道德家是最可怕的物种，尤其是喜欢评论他人道德的‘家’。” 　　郭美美“洗白”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在她的微博和媒体专访的评论中，有大量网民热批郭美美，并表示抵制她进入娱乐圈。 　　9月13日晚上，郭美美参加搜狐视频访谈时失声痛哭。郭美美的经纪人说，此次专访后，郭美美近期情绪非常不好，暂时不再接受采访。 　　更多压力 　　压力大的不止是郭美美，她的经纪人Jackie也承认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他一直非常小心，不让自己也涉入郭美美的风波中。 　　Jackie一直没有向媒体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嘉人》这样的局外人都已经要承受这样的谩骂，我作为局内人，这样的压力根本承受不起。不管美美这件事结果如何，我今后还是要在圈里混的。一旦名声坏了，我的事业也就毁了。” 　　在搜狐视频的访问中，Jackie和工作室另外一名成员入镜了。他们不愿意以郭美美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最终，Jackie花了很大的心力将视频中自己的镜头删掉了。他说，“我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了，毕竟我还有本职工作要做。”他们二人在郭美美事件后，一直帮忙打点，直到工作室成立后，也一直是只有他们两个。Jackie本职是做电影电视营销，帮郭美美也是兼职：“不是我们不想找人帮忙，是真的找不到。这样的压力，谁都承受不起。” 　　其实，郭美美一方的是否继续似乎意义并不大。愿意消费郭美美的人还在暗处，抵制郭美美的人已经站出来了。 　　歌手巫启贤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直言：“娱乐圈没有门，不收报名费，郭美美想进来没有人会拦着，让她进来试试看，看她能得到什么。娱乐圈也是有自己的规则的，至于别人会不会捧她，反正我肯定不会，我是傻子啊？” 　　巫启贤一席话说出了很多娱乐圈里人的看法，同时也成为娱乐圈公开抵制郭美美的第一人。 　　影评人张小北对郭美美进军娱乐圈一事的态度，正说明了郭美美这味“毒药”被标上了道德的红字：“听说郭美美要演电影了？中国电影真的已经无耻到这么没底线了吗？任何买票去看她的观众，都是给中国电影挖坑的掘墓人。” 　　洗不掉的“红字” 　　“两年后郭美美如果开一场演唱会，会有人去看吗？一定会有人站在体育馆门口抗议，也一定会有人买票去看。”作家李海鹏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麻木，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 　　郭美美主动联络媒体的行为，Jackie称其为“最直白的娱乐营销手段”。从八月底，工作室开始给媒体发出短信开始，郭美美事件的第二轮风波就是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只不过结果超出了预期。 　　一个事件之后，配以一系列娱乐营销的走红之路，这样的例子在网络时代并不鲜见。芙蓉姐姐、凤姐、兽兽都走过这样一条路。 　　李海鹏说：“郭美美和芙蓉姐姐完全不同，芙蓉姐姐是通过丑化自我形象来娱乐大众。而郭美美事件是一桩政治丑闻，这桩丑闻触碰了当下社会最刺激大众的元素，那就是腐败，而且有关慈善的腐败会引起更大的愤怒。” 　　显然，公众对郭美美事件的结论并不满意，虽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被暂停活动，可没有公职人员为此担责。而郭美美和她的母亲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她们的财富。 　　郭美美所涉及的丑闻，包括慈善被某些官方和商业机构滥用、财富来源不明，这种政治丑闻绝非芙蓉姐姐和兽兽等人所涉，也是国人最为痛恨之点。 　　李海鹏说：“对于政治丑闻的态度反映了社会接受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舆论对于郭美美事件表现出的麻木，是中国长久以来成功学盛行的产品。很多人无意识地接受了，恶名好过无名，令人生厌好过生活贫穷。” 　　而截至目前，舆论并没有表现出麻木，人们也没有忘记最初的不平来自何处。或许，此次郭美美发动的舆论之战和她三个月前修改自己的微博认证一样，都不会带来想象中的荣耀。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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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芬 口述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心印整理 　　我生于1970年，是“70后”的第一拨儿，1991年从四川自贡老家来到北京，算是资深“北漂”。现在的身份是导演、作家、喜剧工厂的厂长。我这个人，平时看起来特别不严肃，喜欢开玩笑，但其实很害羞，写别人信手拈来，写自己就特别不好意思。所以，我和环球人物杂志的编辑商量，改成口述吧。 　　先说说我这个名字，我本名叫胡亮。“淑芬”在四川是个很家常的名字，后来我看在台湾排名第一位的女性的名字也是“淑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爱开玩笑，男同学互相都叫“淑芬”。有一天，来了个代课老师，这个老师谁都不认识，叫我回答问题。问我叫什么名字，班里同学就喊“胡淑芬”。老师说，好，胡淑芬你来回答，被老师这么一“钦点”，“淑芬”这个名字就被我专属了。这个名字对我的帮助就是，它让我可以更放肆、更不正经。这个名字也给我一个暗示，能让我在网上更舒展，所以就一直用。 　　编辑给我的话题是爱情、婚姻和生活，那就从爱情开始说起吧。 　　一直在暗恋 　　我们“70后”的爱情，一般都是从暗恋开始的，并且长期暗恋。“80后”、“90后”特别放任自己的情感，我特羡慕他们。我的暗恋历史比较长，是从暗恋幼儿园女老师开始的。我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说，我喜欢女老师，女老师也喜欢我。小朋友说要举报我，当时压力就特别大。成长的道路上一直有暗恋的人。内心挺敏感、挺多情的，也不去表白，不去行动。我们“70后”那拨儿人小时候，跟女生都不怎么说话，还有封建残余思想。初中、高中，都有暗恋的女同学，但是也没采取过任何行动。初中我们班就有同学早恋的，但是我晚熟，觉得和我没关系。我喜欢一个女孩，也没有想和她在一起。看着她，就觉得特别美好。 　　高中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同学在操场上吊单杠，我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看的，我们男生都管她叫大眼睛，我就每天站在边上看她，越看越喜欢。那个也是暗恋，我还跟我妹讲过，后来她转到我妹那个学校，我妹还问我要不要帮我接近一下，但是没有什么下文。就是那种淡淡的、挺美好的感情。情书都没写过，其实我情书写得很好的，参加《北京晚报》的情书大赛还获过奖，那是后话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哪个年代你对未来的梦想最美丽，在你未来的回忆中，那个年代也是最美丽的。当然也可能并不美，但你的想象大量参与了对未来的构建，所以它能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记忆。 　　高中毕业以后，我没考大学。一方面是因为成绩不太好，经常旷课，贪玩；另一方面，对大学的欲望也不是特别强烈，我爸是大学老师，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大学对我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我自作主张去考了肉联厂，四川是个生猪大省，肉联厂是个很好的企业。我做冷冻库开压缩机的操作工。上班是三班倒，比长期夜班还痛苦，生活没规律，那个年龄对睡眠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感到特别痛苦。这就给我落下一个后遗症，我特别讨厌让我睡不好觉的工作。 　　上了3年，有一次下班的时候，一个老师傅带我们去等末班车，看着远处厂房的灯光、烟囱，听着猪的嚎叫声，老师傅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差不多了。然后，他拍了我一下说，小胡啊，你还长啊。看着这些厂房再看着这个老头，恍然间，我觉得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我觉得人生怎么可以这样过下去。就下决心要离开，我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我不知道我离开会怎么样，我只知道我不离开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当时表现出了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但我的师傅就一直说，小胡不是这个地方的人。那时候，有个小师妹喜欢我，如果不出来的话，可能就和小师妹好上了。现在回忆那时候，有很多简单的美好。 　　情书写作专家 　　1991年，我和我们当地的一个记者也是个诗人，一起来了北京，我算是比较早的“北漂”，来的时候，我的行李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罗丹艺术论》，一本是《美学词典》。来北京后，我跟着一个四川的老中医，给他跑腿，特别奇怪的是，他的药在四川有疗效，在北京没有疗效，他就打道回府了。我舍不得回去，就留了下来。 　　后来，在甘家口浴室认识了一个朋友。这哥们是个演员，在电影《倚天屠龙记》里面演火工头陀，他是一个拳击教练。我从小喜欢吹口哨，吹得挺好，在澡堂子里面吹口哨的时候，他觉得吹得很好听，就认识了。他把我介绍到一个文化公司去干了几年，那个老板是做摄影的，同时做印刷，周围很多艺术家朋友，我跟他们潜移默化地学到很多东西。 　　那会儿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也特别苦闷，苦闷的时候就看书。我经常去图书馆、书店看书。哲学的、美学的，看得特过瘾。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中进步最大的阶段。 　　后来就到《音乐生活报》去了。喜欢崔健、罗大佑是“70后”典型的符号性标志，去《音乐生活报》是因为看到头版的一个崔健的访谈，特别喜欢，然后就一直买。直到有一天看到他们招聘，就去应聘。我曾经给一个歌手写过一首歌叫《梦回故乡》，“青歌赛”得过优秀作品奖，但是没有唱红。我就凭着那首歌，进入了媒体圈。 　　1997年，有一次我脚上做手术，住了几天院。认识了一个护士学校来实习的小护士，才16岁，和她聊得特别好。算是谈恋爱吧，也是特别单纯特别美好的那种。很快她实习结束了，我们就每周见一次面，我每天给她写一封情书，写成了情书写作专家。那时候一个人在北京待着，除了给妈妈写信就是给姑娘写信，我没有上过大学，写作能力主要是靠写家信和写情书练出来的。后来，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也就没有再联系了。 　　宁可虚位以待，也不降格以求 　　我觉得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去负责任，是快乐的，如果不爱一个人，你去为她负责任，是痛苦的。爱情当中的责任感是很迂腐的。爱情需要的不是责任，当你爱一个人，你为她做什么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是一种快乐。单纯是责任感的话，是特别不道德的。 　　我内心有特别强势的一面，超强的自信；也有特别卑微的一面。发现身边很多人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他们的理想都收起来了，就特别惶恐，觉得自己还是只有一个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在感情方面，我是宁可虚位以待，也不降格以求，这就是我的爱情观。婚姻是爱情的副产品。如果真的相爱，是否结婚无所谓。如果我爱一个人，她想结婚，那就结婚。如果不爱一个人，婚姻是枷锁，如果爱，就不是枷锁。 　　我周围“70后”的婚姻几乎没一个好的。这也让我对婚姻特别没信心。我有很多表哥表姐，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祝他们白头到老，看他们幸福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我们12个兄弟姐妹，算下来已经离婚12人次了，把我的指标都占了。 　　我没有走进过婚姻，我想可能是因为现在面临的诱惑多，可能性多，反而不好找了。以前的人不可能遇到更多的人，那就只有努力去爱身边的人。可能还有一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在我们父辈那一代，女性不够独立，对家庭的依附感比较强，男人也会觉得要对她负责任。现在男女双方都是很独立的，尤其是经济上独立，不在一起也不是什么致命的伤害。所谓婚姻的脆弱，是因为个体更强大了。婚姻的实质是两个人要快乐、要幸福。而不是按照一个人生的流向图去走。 　　我是个爱情主义者，我希望是由爱情来推动一切的。很多人都是觉得该谈一个恋爱就谈恋爱了，谈几年就觉得是不是该结婚了，不结婚是不是就对不起人，慢慢地就被命运裹挟了。我觉得人还是要忠于自己的感受。 　　内心的力量多得使不完 　　我的很多“70后”的朋友，他们到这个年纪了，做事情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不失败，更保守了，他们输不起。但我不是，我现在做任何事情，仍然不去考虑失败了怎么样，还是赌徒的心态、年轻人的心态。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 　　在我周围的朋友眼里，我是个能给他们力量的人。很多朋友在缺乏力量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打气。我内心的力量多得使不完。这么多年认识很多“北漂”，有一些生存下来，有的慢慢就回去了，有了别的人生方向。而且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的锐气也逐渐消失了。我有时候特别不甘心，发现你身边的战友在减少，幸好又看到有年轻的朋友站在你身边，就不孤独了。 　　我不想要一个妥协的人生。很多同龄人的人生已经定格显影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无奈。我觉得我现在的各方面，智力、身体状况，都是人生的巅峰时期，要尽可能把我热爱的事情做好了，我从不为追求钱做事情。我所有的聪明都用于保持我的单纯。全世界都可以不喜欢我，但如果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就糟糕了。 　　我感觉现在和我一起共事的这些“80后”们，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压力更大。那时候，房租、房价都没有这么贵，现在北京这个城市越来越拥挤，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更少一些，他们一来就得面对残酷的现实。而且，我们那时候环境还很安静，大家可以很安静。现在周围都很喧嚣，理想主义少很多了。 　　我身体里有4个自己 　　我很满意现在的自己，我觉得我身体里有男女老幼4个自己。那个老人的我，就是我经常想象我走到生命的尽头，再穿越回来过我现在的生活。周国平说过一句话，透过活着的往事看世界，世界别具魅力。我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想我妈妈已经离开我了，想得特难受。然后，一开门，看见我妈正在厨房里给我做饭，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我就沉浸在这种幸福里面，这就是老人的心态，从生命的末端回来，就能体会到现在的幸福。幸福本身就是一个落差感，我心中的老人经常在找这种落差感，体会到现在的幸福。 　　我心中那个小孩，就是固执，不肯去装成熟。那个小孩的作用就是提醒我忠实自己。我小时候，我妈无意识地给过我很好的教育。我躺在那儿听收音机，我跟她说开大声一点，我妈过去弄一下，然后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好一点。我妈说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动。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依据别人的行为做判断。这个小孩给我的作用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再冒傻气也要忠实于自己。 　　男人的我是最接近现实的我的，有时候需要扮演，我不喜欢这个样子的自己。有时候我想当我是一个人群中的40岁的中年男人的时候，那个小孩可能在看着我，觉得我在装。 　　那个女性的我，可能是遗传自我妈妈身上很多人的本性的善良，特别不忍心去伤害别人。我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这是女性的柔弱的部分。 　　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有时想想挺可悲的。就是那句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童年回不去了，故乡回不去了。日子过得平庸，理想遥不可及。一转眼，已经不再年轻。 链接：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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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4期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4日   文/郑戈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   以法治标准衡量，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事人的身份和领导人的意志，仍然是影响法律决策的重要因素   法治是一种形式。这种依靠一般性、公开性、前瞻性、清晰性、内部逻辑一致性、守法可能性、恒常性，以及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等原则支撑起来的形式，使良性秩序得以维持，人们得以在这种秩序过有尊严的生活。没有法治所赋予的形式，对权力和利益的盲目追逐就会将人类引向罪恶的深渊。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治，但也有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使其不至于像一滩烂泥的规范，那就是以人伦为基础的“礼”。不过，礼的适用背景是等级制社会，士人之礼与村夫之礼迥然不同，以至于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在完成“共和转型”之后，传统的礼法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法治已经成为宪法保障的制度安排。 法律能否被一以贯之地适用所有案件，以至于类似案件得到类似的处理，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标准之一。以此标准看，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因为当事人的身份和领导人的意志，仍然是影响法律决策的重要因素。类似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十分常见，当事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 就公安人员滥用权力对普通公民造成伤害的情况而言，由于政法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而非制衡关系，普通公民的权利主张很难得到当地检察院和法院的支持。当事人因此不断上访而多年没有结果的事例，屡见于报端。 另一方面，单是在今年，就有哈尔滨“6·17”案（参见本刊2011年第27期“警察喊冤录”），以及海南东方市公安局警察“蒙冤”两个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警察“冤案”。两起案件中，改变力量均衡的砝码都是领导的批示——尽管后一个案件中的领导批示是否存在真伪难辨。领导的批示，打破了公检法三家之间的平常关系格局，使得手握“尚方宝剑”的检察院得以强硬对待涉案公安干警。 尽管运作机制相似，其启动方式却大不相同。在哈尔滨案中，在省委领导的批示压力下，检察机关违反程序，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以期迅速结案；而在东方案中，个别检察人员被指伪造“委员长批示”来侦办警察“犯罪”，其目的是自我赋权、打击报复，还是邀功请赏？从公开材料我们无法得出结论，但领导批示的力量已充分昭示。 在科层式官僚体制中，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书面形式。问题不在于批示这种公文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规范和管理批示，也就是如何将批示纳入法治化轨道。 值得考虑的因素有几个方面：首先，在建设责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大背景下，现行的批示流程不利于明确责任，接受监督，承担后果。温家宝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如果案件当事人甚至法院都不知道，或者无法核实谁下了批示、是否有批示、批示的内容是什么，相关责任就无从落实和追究。 其次，要实现上述责任政府目标，权力行使的过程就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尽管不一定需要让一般公众都能得见批示的真容，至少应该让办案人员和当事人有机会了解批示的内容、验证批示的真假。目前的情况是，不但批示秘不示人，就连规范批示件管理和处理工作的两份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都属内部文件，未曾公开。限定传阅范围、逐级保密，则是批示件下达流程中的基本规则。传到办案人员手中的往往是“抄清件”，而不是领导人的“御笔亲批”，这为各种“矫诏”行为创造了条件。 再次，批示是否应当遵循职能分工的一般原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能否对检察机关发出批示？如果就批示的权限和适用范围，能有一个一般性的、清晰的规则，哪怕是不成文的和“内部”的，也有助于有关部门辨别真伪，守好本分。同时，惟有确立了这样的规则，才能预防或解决“批示冲突”——比如有两位领导下达了相互矛盾的批示。 最后，批示的备案审查制度。对批示这种对行政、司法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没有相应的备案审查机制，而只有格式、归档等秘书类处理，这是一项制度漏洞。《海南特区报》曾刊登题为“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的报道，如果其中批示为假，何以如此公然报道却未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以至于许久之后才发现？ 从东方案警察“洗冤”的过程来看，警察身份、尤其是李国和公安部处长的身份，其人脉和机构性资源，着实不容忽视。相关报道描述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31名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督察局等六部门等，为“还原真相、纠正错案”所付出的努力，但没有揭示这些人为何介入此案。 关系作为一种潜规则，的确是心照不宣、无需讲明的。这种与当事人身份密不可分的纠错机制，并不具有一般适用性。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驯服人治环境中的偶然性，使类似的冤案尽可能不再发生；以及在发生后也能不靠“教授撑腰”“人大撑腰”或“部长撑腰”等老百姓不敢奢望的条件而得到纠正。 再一次，我们呼唤法治——这种塑造和维持良性秩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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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计生政策外衣的“恶政”造成人间悲剧。希望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财新网】（记者 郑道） 　　我一向很少看美国电视剧。最近几个同事跟我说，“邵氏弃儿”的情节被编进了一部热播美剧。出于好奇，我按图索骥找到这集美剧，看后不胜感慨。   同事们所说的美剧，是正在美国播放的《Harry’s Law》。其中，最新的一集“American Girl”讲了个故事：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陈军和陈燕，在美国找到了已被人领养的亲生女儿。他们试图通过诉讼要回女儿。由于这个孩子，亲生父母和美国养父母都心痛不已。   在故事中，原名“陈敏”的中国女孩，因亲生父母违反了“一胎”政策，被计生干部抢走，并送到了当地福利院。福利院伪造档案称“陈敏”的父母已去世。当陈敏两岁时，被俄亥俄州的托马斯夫妇收养，更名为“丽•托马斯”。   此后，中国夫妇陈军和陈燕，花了四年的时间，耗费了无穷的时间和精力，终于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女儿。然而，自己的女儿“陈敏”，已经是美国人托马斯夫妇的孩子了，而且陈敏还有一个姐姐。   这集美剧的泪点，我觉得有两处。一处是在陈军夫妇与女儿相认时，认为女儿已完全认不得自己了。母亲陈燕哭着对女儿说“We have missed you so much. So much（我们非常想念你）……”，但是，女儿表情复杂。   于是，陈燕用汉语对丈夫说：“她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没想到，已在美国生活了四年的陈敏，却用普通话对陈敏夫妇说：“我知道你是谁。我记得你。”这一场景，连托马斯夫妇都觉得吃惊。所谓骨肉连心，我想就是如此吧。   这一集的第二个煽情处，在剧尾法官的判决。那名女法官说：“我发现人生与法律，往往归结于你得到的裁决。我出生时就被一个白人家庭收养，我的成长是否白人化呢？……我所知道的是，我的养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这与基因毫无关系……”   但是，这位法官同时说：“我也是一个母亲，如果任何人拐走了我的女儿，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她。不管他们带她去了哪里，也不管要花多少时间，二年、四年、二十年，找不回女儿我绝不罢休。”   这或许是最让人心痛的判决。法官最后判决是：基于最有利于陈敏的原则，监护权归其养父母托马斯夫妇，而陈敏的亲生父母陈军陈燕，则拥有探视权。“无论你们愿意与否，都已身在其中。”这位女法官说。   上述剧情是否参考了《邵氏“弃儿”》的故事，我暂无法从编剧David •E• Kelley 处证实，但从关注美剧的论坛及微博上看，不少人都相信这是受财新《新世纪》周刊《邵氏“弃儿”》报道的启发。   考虑到《邵氏“弃儿”》已被《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编剧David•Kelley 从报道中获得灵感是有可能的；上述剧情中，陈军夫妇，原型或许就是湖南隆回县杨理兵夫妇或曾又东夫妇等邵氏“弃儿”的家长。   “无论你们愿意与否，都已身在其中”，这也是邵氏“弃儿”的家长们包括其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必须直面的问题。   9月28日，湖南省通过官方网站——红网发布信息称，经过深入调查，邵氏“弃儿”事件已经查明。杨理兵等夫妇，其孩子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是由于其把亲生孩子说成“弃婴”。而财新记者关于邵氏“弃儿”的系列调查报道证明，这是地方政府在撒谎。   时至今日，杨理兵等仍在苦苦期盼能见上女儿一面。但正如前述美剧所言，基于儿童最大利益的考虑，他们要回孩子的可能性甚小。——据我所知，绝大部分邵氏“弃儿”的家长，已默认并承受了孩子被抢走的现实。他们现在要求的，不是再“夺”回自己的孩子，只是希望知道她们的下落，知道孩子在养父母家是否幸福，并能拥有“探视权”。   邵氏“弃儿”事件，是一出人间悲剧。儿女被抢去，亲生父母心痛！由于担心中国亲生父母诉诸法律，一些美国收养家庭也惴惴不安。或聚或散，都令人伤心。但是，这种种心痛，都源于披着生育控制外衣的计生“恶政”。   悲剧已经发生。无论湖南有关方面正视与否，无论他们是否已试图改正，我只希望，诸如抢夺公民亲生子女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对那些因此深受伤害的人们，祝愿他们内心的伤痕尽早弥合。毕竟，“无论你们愿意与否，都已身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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