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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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 磊 　　11月8日记者节，一位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用自己的血泪创造了苦难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被普遍复制的时候，不过是让选题门槛越来越高，在这个节不节的时候，还是感怀一下他们吧。”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媒体同等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前，“什么才是新闻”的选择权（同时往往也是社会议题的设定权）牢牢地掌握在编辑和记者们的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好恶决定什么事情被传播、被讨论、被推进和被解决。 　　自从“宜黄自焚”事件后，暴力拆迁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媒体的选题视野，这跟管制的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受众都已经对这类题材产生了视觉疲劳，一方不想再报道，另一方不想再消费。“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无形的“门槛”屏蔽了太多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少原本非常态、非制度性因素激发的事件。比如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媒体的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旋即，公共空间出现了对“媒体暴力”的指责。 　　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暴力。中国传媒业的形象真有如此不堪吗？10多年前， 人们在批评传媒业时有两点最常用，一个是说媒体“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则是“自由的缺失”。今天，那些说空话的媒体早已被市场埋葬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传播途径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自由虽然还是个问题，却也不那么严峻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变成了新闻精神的沦丧。 　　“安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折磨的人，折磨那些生活享乐的人。”这是最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要求，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唾弃。因为这里边的自我设定听起来有些霸道，如何去定义受折磨和生活享乐？谁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呢？ 　　于是，有了新闻专业主义，它要求传媒业者无论是面对受折磨的人，还是享受生活的人，都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不要主观地去折磨他们，也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们。新闻也就变成了传播，价值追求让位于工具理性。 　　抽离了人文和道德内涵的新闻虽然听起来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了，但理性的力量往往异常强大，到今天，新闻几乎笼罩了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没有被关注的事件，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便无法进入公共议事日程；那些被媒体关注了的，无论多么无聊，总能持久地充当公共话题。 　　这种深层的扭曲招致过不少批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他一直试图将新闻学拉回到人文学科的行列，而不是听任新闻学被异化为一种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传播技术。他描摹的最理想的新闻学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学科，只有那样的新闻业，才有可能告别冷漠与暴力。这样的反思原本越来越成为西方新闻界的潮流，但新传播技术的来临让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 更多人又开始悲观，今后，新闻在信息世界里的领地将越来越小，精神之光在技术之影的笼罩下将日益微弱。 　　中国的新闻世界更无法例外，虽然距离专业主义还很遥远，但工具理性糟糕的一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竞争。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胁迫下，媒体人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去思考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的社会结构的角色该如何扮演。过多的批评，多少也显得不公。 　　但是，新闻精神的重建是我们如今必须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讨论中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将话题过度地引向新闻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缺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将一切精神的猥琐化都归结为自由的缺失，同样是种偷懒的行为。我们到底有没有无意间参与了扭曲这个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与整个国家一样，新闻业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的进程叠加在一起，混沌不清，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别人的无数理由，每个人也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无数借口。那个最常用的借口叫“制度”。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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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来源：南风窗2012年第3期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中的一个群体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另一个群体有被剥夺感，那么后者一定想变成前者，而即使没有变成，他们对前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奴性，因为害怕被伤害，同时还有获得庇护的幻想。无数人挤破头也想成为公务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老百姓见到掌握一小点权力的人都会讨好，正是这种心理。 　　但如果变不成前者呢？受到前者的伤害呢？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比如网络，以及在可以获取力量的环境中，比如群体聚集在一起维权，他们所压抑的情绪就会发泄。当一个人因为害怕、羡慕而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最终却变不成，屡受刺激时，他一定对那个人充满敌意。 　　对于一些权力者来说，心理有所不同。享受“体制红利”的他们能够感觉到民众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而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只能预设自己所属的阶层和民众就是不一样，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阶层；而民众没有素质，得到这样的处境实属活该。一些公务员对民众的冷漠，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泛滥，以致无数次的道德说教、行政处罚也难以好转。 　　另外，面对民众的情绪，一些权力者也会隐隐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毕竟，民众情绪背后的力量即使不能真实触摸，也是可以感觉和想象的。而蔑视，或者愤怒，当然是消除焦虑的药方。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以一个纯粹的角色来表演自己，不掺杂个人的人格。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或者有什么刺激，他就会蹦出一些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的雷言雷语。被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了，而它才是最真实的。 　　基本上不用想象：当两类都携带着情绪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实际生活中相遇时，彼此都容易失去理性。而今天去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乃至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对峙，使互动被情绪支配。 　　官民之间在生活上的区隔，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并无惊心动魄之处，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牵扯力量。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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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2012年 第4期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有个俏皮的观察，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其实，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官不像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等等。 　　同样奇妙的是，中国社会在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就要崩溃的宣告中挺了过来。很多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手里抓着一副好牌，只要打好了，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溃败，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社会不至于崩塌？要扭转颓势，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抓手何在？ 　　表面上看，社会溃败既包括精英的堕落，也包括底层人群的堕落，但根源在于精英。首先，精英群体是体制的创设者，而底层人群只是被动参与的力量。由于缺乏民主化进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现过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并确立起了赢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一切优势资源，成为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力量。精英筑渠，民众如水，水要么顺着沟渠流动，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么冲垮堤岸，引发社会动荡。后者是精英集团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其次，精英集团是社会文化基调的奠定者，当某些知识分子习惯了罔顾历史和现实，鼓吹丛林法则成为强势集团的帮凶，以敌视“庸众”和“暴民”为荣，这种文化就与破坏性的市场力量一起瓦解了维系基层社会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资源。 　　再次，当我们慨叹公平正义日渐稀缺的同时，不能忽视精英集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改革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高度强调一度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精英的反弹。不能否认精英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健康的力量，但寄望精英集团自发地推动社会正义扭转社会颓势的希望是不大的。 　　相应地，底层人群也呈现堕落的迹象。假货横行，地沟油等有毒食品肆虐，这个群体恐怕脱不了干系；同时，底层在碎片化后向丛林状态后退、人与人之间如盲井式的倾轧、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对腐败等不良现象表现麻木等也是堕落的症状。但客观地说，这是底层人群中的局部现象，多数民众还保持乐天知命、忍辱负重的本性，正是他们流血流汗支撑着中国继续向前走；另外，底层人群的堕落是被精英集团裹挟着发生的，为了生存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向往公平正义而不得，并非缺乏向善之心。 　　对精英的堕落和底层的堕落进行区分，是为了寻找希望的所在，否则就会陷入“这个社会没救了”一类的虚无境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寻找。这并非对底层盲目的乐观和美化，让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景：受灾的民众悲伤却不绝望，他们不抱怨不气馁，自救救人度过难关；捐钱捐物，深入灾区做志愿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后青年，友爱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大灾之后空前高涨。真相总是在危难时才显露，一个真的溃败了的社会，在大灾之后不会有如此反应。形成对照的是，体制性力量只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优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盖了因天灾而暴露出来的问题。 　　制止社会溃败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义，不是指所谓西式的精英之间互相制衡的民主，一个趋向堕落的精英集团只能将制衡扭曲为勾结。真正的民主需要开放人民监督精英的渠道，让精英对人民负责，还需要让精英认识到，对人民负责不是恩赐，而是必须。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会的出路。 　　能否迈出这一步，需要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种让人民参与的民主体制，同时借鉴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失序—这才是当下需要的“顶层设计”。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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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水布满垃圾，老鼠蟑螂横行，用洗衣粉洗餐具 ■“康洁”碗筷消毒现场。 ■“鑫辉”工作人员在清理餐具。 ■东莞莞城区一工厂用风扇吹干餐具。 　　■“洁而亮”使用的消毒洗涤用品。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尹政军王华平 -本版文图：新快报记者尹政军见习记者王颖实习生卢佳 　　2007年，新快报记者曾通过暗访、卧底等方式，陆续曝光了广东省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生产卫生、员工素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时隔5年，新快报联合南方电视台，再次对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餐具消毒企业进行暗访调查。记者发现，虽然餐具消毒企业的生产设备较几年前有了改观，但仍有不少地下黑加工厂违规经营。这些地下作坊包括一些有牌的企业，生产环境和卫生状况令人忧虑，有些企业用洗衣粉刷餐具，洗后用风扇吹干，碗筷甚至从未进过消毒柜…… 　　调查城市：广州地点：长洲岛生产公司：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 　　加工区蚊蝇乱飞 　　广州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在黄埔港旁，记者暗访至此，未进门就看到数百碗碟摆放在盛放着各种生活垃圾的垃圾桶旁，垃圾桶上蚊蝇乱飞。几个女工正在清洗区用自制的抹布刷洗餐具，污水直接通过厂里开凿在墙角的排水口直接排入下水道。 　　记者看到，该公司唯一一台高压冲洗烘干机上，摆满了箱子、塑料凳等杂物，经过初步清洗的碗碟就摆放在机器旁。在包装区，几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把餐具放进包装机。就在距离包装区三四米的厂门口，摆放着一个狗食盘，一只调皮的小狗在清洗区里游荡了几个来回，寻觅可供下肚的饭菜。在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在一个用来装碗筷的塑料箱里，一只猫正窝在厚布料里酣睡；而另一个同样铺着厚布料的塑料箱里，一层炭灰里面可以发现几颗腥臭的动物粪便。 　　记者暗访遭企业员工阻挠 　　“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 　　在暗访中，康洁餐具清洁有限公司的员工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记者的问话大都不理不睬，还多次询问记者是什么人，要干什么？当记者表明身份后，该厂员工反应激烈：两名年龄较大的男员工立刻围住记者，威胁记者说再拍就要把机器砸掉；另外三个约40岁的女员工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记者表示，如果工厂的环境卫生和消毒操作都符合要求便不怕曝光。不等记者说完，该厂的一个女员工便来了一句粗口“吃屎啦你”。另外一个女员工也随即接口，“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管我们这些‘小碗小碟’的事情。” 　　由于厂方阻止，记者没能进入餐具包装区和高温消毒区，对于该厂的餐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是否有证经营等问题都未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在该厂看到的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确实令人堪忧。 　　地点：海珠区生产公司：一尚未挂牌企业 　　洗涤池水布满油污 　　在海珠区龙潭村一家餐具集中消毒企业中，记者看到清洗完餐具的池水上覆盖着一层三四毫米厚的油污。在筷子分拣机的托盘里，积聚了一层油渍，记者用手一摸，立即满手的污垢。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人正将清洗过的餐具从塑料箱里分拣出来，放到自动包装机的传送带上，两名工人将经过热缩膜包装的餐具整齐地摆进送货的塑料箱。记者发现，无论是负责分装、搬运还是装箱的工人，都没有按照相关的卫生条例，佩戴口罩和手套，也未穿着正规的工作服。 　　追访 　　曾被曝光企业成为行内品牌 　　日前，记者暗访了2010年曾被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曝光的白云区某餐具消毒企业，记者发现这家工厂较为正规，生产过程也有模有样。该厂负责人周先生介绍，在媒体曝光之后，该厂加快了新厂的建设，还办好了工商营业执照，做好每周的质量检测工作。 　　“现在由于我的工厂在白云区是数一数二的，业务不止在白云区有所发展，越秀区、荔湾区也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使用我的产品。”周先生说，对于地下加工作坊，现在的餐具消毒企业也没有办法，政府部门也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他们利用低价对正规企业造成冲击，现在只能靠媒体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过对于市场，他认为，只要餐饮企业和正规企业一起秉承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健康的。 　　调查城市：东莞地点：石碣镇生产公司：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 　　厂房内布满食物残渣 　　记者在东莞市石碣镇鑫辉餐具清洁服务公司暗访时发现，在二三百平方米的厂房里，地板油迹斑斑，几条排水管道里满是漂着塑料袋和厨余垃圾的污水。地面上随处可见的厨余垃圾，洗涤机器的出入口更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油污，遍布食物残渣。机器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里面的液体浑浊不堪，上面漂着食物残渣，发出一股臭味。据这里的老板介绍，里面装着的就是餐具洗涤液，约两天换一次。 　　再往里走，有几名女工正在整理洗好的餐具，其中两人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抹布，将餐具上的残留物抹去。她们称，这些餐具已经过消毒，准备包装。在旁边距离六七米的窗台上，铺着一层发黄的布，上面杂乱地摆满了洗完的筷子。一名男工人称是在进行风干，然后把筷子整理好，直接放进机器里进行包装。 　　窗台前，一名女工正赤手捧着一叠餐具放到箱子里，记者上前问：“这些餐具消过毒了吗？”“消过毒了。”“那怎么还赤手拿？不怕弄脏吗？”“不用手拿那要怎么拿啊，待会还要过一下机器，没事的。”这名女工大大咧咧地说。随后，记者发现，所谓的“过一下机器”，其实就是放到包装机里包装。 　　在东莞市莞城区博厦社区内，记者又发现了另一家违规消毒厂，里面光线昏暗，洗涤池水泛灰色，正浸泡着几大箱餐具。几名工人们正忙着用抹布把洗好的碗碟擦干，筷子则用大风扇吹干，打包好后直接堆放在脏乱的地面。 　　调查城市：中山生产公司：亮而洁餐具清洗店 　　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 　　“他们用洗衣粉洗筷子，将碗泡进水池，用开水随便煮一下，再用破抹布擦拭一番就打包。这样根本达不到高温杀菌的效果。”日前，曾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五星村亮而洁餐具清洗店打工的刘先生向新快报记者爆料，称从未见过该清洗店将清洗好的餐具放进消毒柜里消毒，车间卫生状况极差。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他曾在该清洗店工作一年，他经常看到楼梯口摆放着洗衣粉及洗洁精，工人们朝洗碗机里加入开水，再将洗衣粉撒进去，待碗筷洗干净后，再用灯管烘干。“老板给客户介绍时，称餐具经过了380摄氏度的高温杀菌，可以放心使用。但我觉得只有100摄氏度，因为烘得太烫了，工人们便要戴手套，这样影响工作效率。我看他们连手套也不戴，就用脏抹布将碗底的残迹擦掉。然后打包，装进箱子里。 　　刘先生还透露说，他从未看到过碗筷被放进消毒柜消毒。工人们常常将洗好的筷子捡起来，扔进篮子，用风扇吹干，再与碗碟、勺子一起打包。“如果他们要将餐具送到卫生部门检测时，便会注意到卫生细节，自己烧水，烫好碗筷，烘干后打包整齐，统一送检，这样便会保证不出问题。”刘先生如是说。他还透露，自己加夜班时，发现有老鼠、蟑螂爬进碗筷箱，随意闹腾。“你稍一靠近它，它们便会闻声溜走，有时还会留下老鼠屎”。 　　为了核实刘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以餐厅老板的身份，暗访了该清洗店。该店在五星村委会后边，一共4层楼，一楼为车间。记者还未走进车间，便远远地听到碗碟碰撞声，紧接着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只见工作人员穿着雨鞋，正在打扫堵在下水道里的残汤剩饭，鱼骨烂菜，地板上一层厚厚的油迹，踩上去脚下黏滑不堪。进了内间，记者看到五六名工作人员依照顺序，挑拣碗筷、清洗打包。洗碗机旁边放着洗涤剂及洗衣粉，另有碗筷被放在一旁的箱子上，与机油、手钳等修理用具混合在一起，一片狼藉。 　　-本专题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合作，本报将继续关注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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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OMM志愿者壳子人（饭否）投递。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15日   01 版） 龙云返和老伴（后排）与他们的孙子、孙女们。本报记者  张国摄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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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一定程度上输出着东方大国的价值观。如今，外媒和普通的西方人正试图从一个个“休假式治疗”等新造词中读懂他们眼里的复杂中国。 文 _ 文涛 北京报道 2012-02-17 你知道英文媒体如何翻译“休假式治疗”么？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下中国那样，每天都在制造新话题，不间断地为英文世界增加各种新鲜词儿。 2月8日中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信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这个帖子在一小时之内就被转发了万余次。诡异的是，信息很快被删除，更诡异的是，大约两小时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博又将此信息一字儿不改贴了回来，还加了点料：【致歉】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如果不是中间被删了一两次，它具备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微博的潜质。 贴，删，贴，外加致歉，重庆市新闻办这一戏剧性的举动，让“休假式治疗”大热。 “休假式治疗”，对于中国人来说虽是新搭配，但按字面推，倒也能理解，可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苦的是那些西方媒体，要想用英文准确翻译出这些新词，那够一番折腾的。 多数英文媒体，像《卫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以及CNN、法新社、彭博社等，将其翻译为vacation-style treatment。而美联社与《金融时报》则采用另外一种翻译法：vacation-style therapy。老牌BBC比较啰嗦：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路透社的编辑看起来查过词典，祭出了专业名词：taking “therapeutic” leave。 当然，“休假式治疗”还不算是难度最高的，面对中国冒出的维修性拆除、轻度性追尾、钓鱼式执法这类层出不穷的新词组，英文媒体的同行们无法不抓耳挠腮。 看你怎么duomaomao 2012年1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故居被拆，官方回应说，这只是“维修性拆除”。中国的英文媒体，比如《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等，都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份直译，说实话，就没真打算让外国读者弄明白。 四合院、胡同这些词儿，外媒早已普遍使用Siheyuan和Hutong，这比用courtyard house和alley更直观。但碰到“维修性拆除”，严谨的老外弃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样偷懒的翻译，如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the house was knocked down because it was in state of disrepair and “in prepar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heritage site”（这房子为啥要拆呢，因为修不好啦，拆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故居得到保护）。你看明白了么？ 钓鱼执法的翻译倒没有难为老外。据悉，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 上海地铁十号线“接吻”事故，官方新闻稿描述为“轻度追尾”，大部分的外媒用了rear-end collision，没提轻度，这翻译当然不够严谨。这不严谨也是有理由的，事故造成271人受伤，用一位中英文俱佳的外媒记者的话形容：轻度？轻度你妹啊！ 让我们再往回看，风靡一时的网络用语“打酱油”、“躲猫猫”、“很黄很暴力”等，这些老外同行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南非小伙儿金玉米（Jeremy Goldkorn） 创办的单位网www.danwei.org，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单位网对外国人解释说：“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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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媒体现在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便经济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 文/谢文   最近买的书中，有本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的传记《出版人》。书一般，但有些值得一读的东西。 按今天的说法，卢斯是创新成功者。24岁的他想办一本前所未有的杂志，涵盖所有领域，但每篇文章不超过400字，目标人群是事业忙碌、有一定文化水平、想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和同学艰苦地筹了一年款，以10万美元起家，逐步建起一个媒体帝国，既有《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这样一流的杂志，也有广播、电影和书籍出版，用今天时髦的词形容就是“全媒体”。即便按互联网时代的标准判断，卢斯的创新度、成功度以及影响力都是世界级的。 当然，如果今天还有人想走卢斯90年前的路子，结局一定悲惨。因为当年的创新已变成常识，社会发展别有天地。惟一值得继承的精神是如何让五花八门的内容在质量与风格上一致，高度浓缩，精准锁定目标客户。 说来不可思议，《时代》这本自命“说天下事”的杂志，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十多年竟未设一个记者职位，全靠一帮背景相近（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并被卢斯训练得文风相似的“撰写员”和编辑，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新闻基础上改编。直到30年代后期，《时代》才逐渐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外派记者，而背后逻辑是：有兴趣和能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忙事业，杂志能满足他们闲暇之余的基本资讯需求足矣。 当今时代，媒体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卢斯时代如出一辙：网络上有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让用户以简单便捷的方式获得理想资讯？把传统媒体内容直接集成移植到网络肯定不行，因为一家之言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也难以在万千资讯网站中脱颖而出。靠网络门户也不成，无数资讯的堆积降低了信息送达的效率，杨致远离开雅虎就是这一模式衰败的证明。关键词搜索模式也日渐式微，谷歌上季度盈利低于预期即为征兆，因为这一模式仅仅迎合了社会平均需求和大众品位，无法满足小众或个性化的资讯需求。 在互联网Web2.0时代，实现卢斯梦想的各种尝试正在进行，可统称为建设新媒体。一种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资讯广播网，试图通过用户间单向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构成一个传播世界，以快速、大众和自动产生热点为特色。另一种模式是以Tumblr和Pinterest为代表的资讯主题传播网，试图通过人们关注的主题和兴趣点构建资讯传播的网络群落，它们互相分割又互相联系，以精准、深度和互动为特色。最显眼也最成功的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真实人际关系网，全面深入社会生活，资讯传播只是其中一部分，追求真实、多维和隐私保护。Facebook轻易融合和吸收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具备了Twitter的大部分功能，估计很快还会推出类似Tumblr的服务。Facebook目前没有花很多精力在公共资讯服务上，但仍有最大机会成为主要的新媒体平台。 卢斯的媒体帝国之所以能成功，和他坚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及其为创造理想新世界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美国大衰退、新政以及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二战、联合国成立、中国内战和东西方冷战，无不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留下了烙印，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在形成的新媒体也是如此，无论各种平台架构如何复杂，技术如何高深，竞争如何激烈，背后支撑都是创立者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追求资讯公开、全面、平等、即时、低成本、惠及全球，尊重个人和反对控制等方面。谁能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卢斯，创造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时代》，大概还需三五年时间见分晓。卢斯的媒体帝国已成历史，但出版人的角色将永存。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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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6期 特派记者 胡舒立 倪伟峰 李增新 发自瑞士达沃斯 “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的关于通缩的教训，但迟早得学会”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BRENDAN SMIALOWSKI/东方IC   又见索罗斯。 金融危机，是索罗斯的舞台，近些年来还是他的思想舞台。笔者之一初识索罗斯是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同时以闭门圆桌会议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听取意见。笔者之一有机会初识闻名已久、当年已过了80岁生日的索罗斯。会间，他发表了对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尖锐意见。会间休息时抓紧时间匆匆交谈，他说他不看好美国，但看好中国；他喜欢周小川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主张；还说中国已经很适应国际的双边交往，还应在多边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后，在华盛顿的IMF春季闭门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由财新传媒组织的对话活动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财新《新世纪》记者再与索罗斯相遇。每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从2008年始，索罗斯每年都在主会场之外的某家酒店举办一项“私人活动”：那是一个面向媒体的午餐会，他以正式演讲表达他对危机、金融、全球经济的观点，发布他的新书，而且回答记者的提问。活动上不了达沃斯年会的官方议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参会者都是专赴达沃斯的大牌记者，餐厅总是座无虚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这个活动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方的官方媒体活动之一。午餐会形式照旧，但主持人变成了论坛主管媒体的董事总经理芒克。 2008年，索罗斯在此发出超级泡沫终结论；2009年，他预言金融市场新范式；2010年，他提出加强政府监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贷（观点详见此处）；2011年，他力主经济学研究新思维并高调推出新的研究项目。至今年，他谈欧债，并且发布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评论文集《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 他提出，欧洲的复兴需要三步走：第一，财政要紧缩；第二，经济结构要调整；其三也是被忽视的：要有新的经济刺激，而这需要欧元共同债。 其间有记者提问：如果他是投资人该如何决策？81岁的索罗斯笑答，如果他还在管理自己的投资，在当前的不确定性下，一定会感到很难做决策。所以他很高兴现在是退休了，投资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这是去年7月以来，索罗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资。去年夏天关于索罗斯的新闻这样说：去年7月，索罗斯基金退还外部投资者总计10亿美元本金，不再为他人管理资金。他当时掌握的资金总计245亿美元。有媒体分析，转为完全的家庭基金后，索罗斯仍会活跃于投资圈。因为自2000年起，索罗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资金，此次全数退还外部投资，是为了符合美国证监新规——管理外部资金需要美国证监会注册——当然，从此次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确。 国人熟知“金融大鳄”这个词，始于索罗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空东南亚。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资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资者退还绝大部分资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索罗斯再起，一举获利数十亿美元。 索罗斯也一直是个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后来移民英国。大学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时，他曾打算“五年内赚5亿美元，支持自己当哲学家和作家的梦想”。不过量子基金一直干到去年，年均复利收益率20%以上。索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做哲学家并不成功，而哲学思维用于投资则可能很有成就。索罗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个人资产约值220亿美元，与名列前茅的比尔·盖茨（590亿美元）和巴菲特（390亿美元）颇有差距。不过，索罗斯已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他看重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前年斥资5000万美元成立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他个人著述不少，从《金融炼金术》到《金融市场新范式》到《欧洲和美国金融动荡》，索罗斯一直在讲述他对市场的理解：一个靠利用市场无效获利的职业投资者，一直在主张通过适当的规制回避市场崩溃。无论对监管者还是投资者，索罗斯的话都值得一听。 索罗斯的午餐会后，我们约定了专访。当天下午，在达沃斯主会场的一间小演播室，财新《新世纪》记者就欧债危机、亚洲教训和中国角色系统提问，索罗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欧元会解体吗？   “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   财新《新世纪》：你在分析欧洲问题时提到过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并没有详细对比过。在你眼中，欧债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哪些共同点？ 索罗斯：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欧债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很相似，都是源于世界结构的弱点。现在这些以欧元为货币单位计价的负债国家，与当时那些以美元为货币单位负债的亚洲国家情况相似，两者都借用了一种外币——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因为欧元是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控制的，他们不能控制欧元的发行。这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借用了一种外币。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是IMF来监督、确保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在欧洲，德国正在做同样的事。问题是，目前的状况，财政紧缩适得其反，因为会使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衰退，债务负担反而会增加。这就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处。 财新《新世纪》：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总是认为有两股不同的力量：一种是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另一种是投机者的赌博。欧债危机主要是受到哪种力量的影响呢？ 索罗斯：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不了解造成的。欧洲当局与市场互动很少，没有丰富的经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金融官员对市场的理解比欧洲大陆要好。所以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欧洲当局在处理希腊危机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迟，这使得危机恶化。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财新《新世纪》：对于欧洲要进行的整顿财政，你如何评价？ 索罗斯：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整顿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德国并不想做别国的资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必须想方设法挣脱这个恶性循环。 这不是哪个国家能单独做到的。凯恩斯会认为，债权国应该刺激本国经济以抵消债务国的衰退。现在最大的债权国是德国，但德国不得不平衡预算，无法再刺激。于是，刺激的惟一来源是欧盟。这要得到所有成员国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支持和保证，需要某种形式的欧元共同债券，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 财新《新世纪》：这种困境之下，你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罗斯：欧元不能解体。欧元解体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金融资产基于同一种货币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资产被拆开，具有不同的价值，你就无法知道交易对手是否已经破产了，这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错配。 现在欧元区内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步被“再国有化”：意大利商业银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国债，德国银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债券，等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后，欧元解体就是可能的。 财新《新世纪》：如果事态正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否应该考虑到欧元解体以后如何应对？ 索罗斯：好吧，我们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当然，曾经也出现过货币联盟解体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都分别使用各自的货币。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 但在现阶段，德国的银行和法国的银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德国银行还有西班牙等国家的债权。这个货币联盟解体会是灾难性的。就像你不能复原一个摊鸡蛋饼，一旦你把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就无法再将它们分开。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财新《新世纪》：我们曾在IMF的圆桌会议上见过两次。你对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又该如何评价IMF的表现？ 索罗斯：实际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续的资金，因为它在伦敦G20峰会上获增资1万亿美元。IMF的经济学家知道德国提出的政策是适得其反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警告欧洲，反对德国的主张。我认为这是很健康，很积极的。其实，德国必须知道它们在给未来制造问题。   通缩的教训   “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系统而承担责任”   财新《新世纪》：新兴市场在这场风暴中表现较好。你认为新兴市场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尤其是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风险？ 索罗斯：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卖到中国，可以很便宜地借一大笔钱用于开发储油地区——这是非常耗费资金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巴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资金进入非洲。如果中国现在因为出口增速下降而变得更谨慎，可能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负面影响。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欧债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之中？ 索罗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马达。与美国相比，中国虽然并不是一个强劲的马达，但仍被需要。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刺激经济的能力，中国能够推动全球经济。 但中国不想承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就像德国不愿意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在欧元区的小体系中，德国是主要债权国；在全球体系中，中国是主要债权国。现在债权国不愿意为保护体系而承担责任。 凯恩斯多年前曾说过，如果出现不平衡，债权国也要承担与债务国同等的责任。如果现在只惩罚债务国而不刺激债权国，这个世界就会走进通缩。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重现经济大萧条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凯恩斯教给我们的关于通缩的经验教训，但迟早得学会，因为债权国总是坐在驾驶座上。 财新《新世纪》：既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那么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索罗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非常迅速。欧洲的银行一直为全世界提供信贷，2011年前四个月，欧洲银行大概借给发展中国家3.7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借了1.5万亿美元，日本的银行借了大约7000亿美元，当然也包括英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给国际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银行资金短缺，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这造成了国际贸易资金的短缺。 于是，很多贸易开始从美元转移到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寻求资金。因此，香港市场在上升，并且发展非常迅速。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明显放缓的迹象。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现在能够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信贷，欧洲银行系统的信用紧缩已开始缓解。 财新《新世纪》：但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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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它在脱去了稚气的声线后，开始显露出通吃和秒杀的莽撞特性，像正在拔节长身体的少年，内心火热、外表冲动。 过去的这个冬天，微博比任一季的贺岁档都精彩。政治、地域、文艺、生活、性……一切社会元素都在此冲撞登台。方舟子沉迷于《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想象出一个中国版的“莫里亚蒂”，双方配合默契，各领团队奉献2的真谛。三亚官方微博的宰客回应，辗转出《大魔术师》般的幽默；内地与香港的地域之争，也有了人文大片的镜头感；如今，微博又在向严肃题材的《白宫风云》转型。据说，上一个容纳如此多元要素并将之捏合成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连续爆点的媒体还是鼎盛时期的C C TV。据说，每一个在微博混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在N年之后写出一部笑泪交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微博》。 只专注过程不问结果，只懂得前进不知道反思，只知道毁灭不惯于建设，它让你一夜成名也让你一夜毁灭，每个事件都结束于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唯独缺乏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后篇，须知这才是叙事最精彩、意义最坚实的部分。青春期的微博在颠覆、叛逆和困惑中显露出巨大的爆破力，就这样定性了吗？其实不急，它在展示力量的同时也埋伏下了成长的线索———跨阶层对话、微动力高办事效率、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理性声音持续不断地生长……微博仍是一个成长性媒体，有青春期总比连青春都没有要好，我们希望，它在回望年少不经事时收获理性感悟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民共识，它能够成长得再快一点。 如果上微博比上法院还有用，那它是不是该比法院更理性？ 维权？上微博！爆料？上微博！微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能跳跃着大声表达观点。依靠转发再转发的模式，数百家媒体机构的盘踞，也因为打破了交际阶级概念的@喊话设计，使得任何事件在微博上都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热点，它自身也俨然成为超级媒体。 而微博难以预估的传播力在使人惊叹后逐渐转为心惊，没人预计到一条随手发出的140字旅行抱怨会让三亚国际旅游岛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普通插画师只不过通过微博维权，就让湖南卫视再三道歉，更有事件当事人发出宁愿上法院，也不想上微博的感叹。 微博到底有多凶猛？ 一条随口抱怨的微博让市政府哑口让餐厅停业 这是一条让全国媒体蜂拥赶赴海南岛的微博：“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司机)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池里一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只好收声认栽。别说服务水平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遑论国际旅游岛。” 2012年1月28日，网民罗迪在打下这些字时只是想随口抱怨下，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条微博的转发率达到4万多次，有近2万人在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500多页，大多是各路网友在共鸣分享自己的挨宰经历，再然后传统媒体登场，他们试图联系罗迪还原当时场景，又或者找专家点评海南岛的旅游发展未来。直到此刻，微博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样承担了爆料平台的功能。 事件的新爆点来自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回应，它宣称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消费投诉为零，在巨大反差的信息面前，越来越多网友晒出自己在三亚的天价账单并马上@给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条关于零投诉的微博悄悄被删除，取而代之地是三亚市政府要深入调查的批示。罕见的，只是通过微博平台的互动，一个有因有过程也有结果的完整的新闻事件形成了，最终罗迪微博里提到的餐厅被三亚工商执法部门迅速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最高罚款。 罗迪形容这事“反响之大，出乎意料”，而传统媒体与微博的差别也在这件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遇见不平事新鲜事，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拨打电视或报纸的爆料电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就感叹，如果你看见有人在深南大道上裸奔告诉报纸，可能没记者会来或者因裸奔照片敏感根本无法见报，如果直接拍照上微博则会得到数次无数次转发。如果罗迪当初选择爆料给三亚当地媒体，收获的很可能是某报纸版面上豆腐块般大小的文字又或是电视台里一闪而过的镜头，因为这投诉太过微小。 而通过微博几万个微小声音的集结后，同样是三亚宰客的投诉事件，豆腐块就演变成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深度稿，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也转为探讨性的专题节目，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名人的推动作用。影视明星马伊俐对三亚宰客的关注让她自己的粉丝也参与了部分晒账单微博的转发，而三亚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对于海鲜餐厅的处罚，更让人看到微博跨阶层对话的无限可能。它与现实的紧密链接让人意识到微博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 微博凭什么凶猛？ 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情绪化、片面化、煽动性锻造尖锐的矛 于长江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海峰不约而同用“大字报”来形容微博最显著的特性，“微博上是没有隐私的(区别开心网、人人网等)，它面对着无数的陌生人，其效果更类似于广播台或大字报。”“从来没有把微博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传递信息的同时又是一个舆论场。”大字报的意义在于公共场合向更多人传递信息，能够向所有人公开并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方便转发的特性，一下子让微博与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贴近起来，也不难理解其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传播速度。 就像大字报曾宣称的意义是揭露与批判，它用最简短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吸引受众注意，长度限制在140字内的微博无疑也需要靠独特的内容或是强烈的刺激性语言获得转发量。年前曾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门事情使人隐约嗅到微博对于情绪表达的“偏爱”，一个粗口微博拥有了海量转发的同时还让传统媒体闻风而动，只是那三句粗口的表达方式是否与大字报上经常写的“X X是反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好”太过一脉相承？这条不足100字的微博目的显然只在于批判，只是它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但，网友们不在乎。 而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微博远超大字报的传播能力，以微博界的翘楚新浪微博为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2.5亿用户，每日登录的活跃用户比例达到10%的它，传播边界已经不局限于一个村、一座城市，而是蔓延至互联网无限的空间，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以140字短微博为主的它是否真能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清晰新闻事实？ 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的答案是140字足以让人说清楚何时何地发生了某事，“但还是需要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取专业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终极性的报道，最终在微博的线索价值上寻求出新闻意义。” 如何成为一个微博理性派？ 1.对于网上骂战，千万不要盲目参与。站队是理性的天然敌人，诸如韩方骂战，作为合格的理性派要做的只是查询相关法律条文，去证明这样的诉讼有没有意义，至于支持韩还是方，这种毫无理性的问题理性派可以置之不理。 2.对于他人的挑衅要气定神闲，无论是被骂五毛、带路党、精英，还是汉奸，都不用急忙回应，如果对方是情绪性掐架还理他干吗？如果对方抛出证据与观点，可仔细推敲后耐心回复，切忌，要保持风度！ 3.信什么都别信微博上的支持率，信什么也别完全把网络民意当全中国的民意，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这不值一提。 4.发现猪一样的队友后请迅速发表声明与其暂时保持距离。猪一样的队友具体表现为爱用攻击性语言攻击彼方论证者，逻辑混乱，举例说明如为韩寒阵营中的马日拉、路金波等。 5.不轻易转耸人听闻的微博。看见如历史人物揭秘、官员秘闻，无具体事件的新闻，无原文字版本的国外新闻，首先做到搜索查证，如无确切证明，勿转。 7 。不针对不完全的新闻事实发表激烈观点。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发表幼稚观点只能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的阵地啊！ 8 。对着自己发发小牢骚行，其他的情绪性语言就收起来吧。如果微博只沦为互相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那无疑是种悲哀。 9.看见趋同式声音出现时(如药家鑫案时的舆论氛围)，提醒自己不要盲目陷入群体思考及行为。当微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事件抱着差不多态度时，要谨慎了解事情经过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10.别把微博当成终极文本，始终记得微博提供的只是线索。在发微博时多想想杜骏飞老师所提出的网络民意测不准原理：微博上的用户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网民，这不能一概确定；中国网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这也不能一概确定；在微博上发声最强、受拥护最多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这也不能一概确定。简而言之，不要把微博当终极性的文本，它只是一个线索。这样，你或许可以让自己飘然于微博情绪争论之外。 最后是广告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死理性派，学会做个微博理性派是个不错选择。 微博凶猛后遗症 别问我微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微博让大家变得不爱看报纸电视新闻了。 30岁，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媒体的大文，在去公司的班车上会拿出IPH O N E点击新浪微博，看看有没有朋友对自己说了什么，更重要是了解下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新浪微博上2亿多的注册用户，也可能是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信息都言简意赅，“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新闻细节还真不是每篇都有兴趣。” 所以上班的半小时、下班的半小时或者等电梯、等吃饭无聊的那么几分钟构成了大文一天中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时间，她知道动车事故，知道药家鑫事件，也知道最近火热的三亚宰客事件甚至韩方大战，她知道那些信息因为她关注的好友们都在转，而被转发的信息内容看起来都那么富有冲击力，“千万别问我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用转发甚至写上一两句话表达对种种新闻事件的观点，这个思考过程也往往不超过5分钟，信息的获取观点的交换从来没有像拥有微博后那么轻松简单，这也是微博大字报特性的最典型展现，“微博的信息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主要是因为简短，等于是把问题简化、片面化。”于长江对于微博的不可控性感到害怕，“传播得太快，根本无法把握，而被简化的信息可能根本不是我要表达的，也同时可能引起误会。” 海量转发里往往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湮没理性 大V(微博V认证过的公众人物)们开始发现微博上也需要谨言慎行，就像去年10月众人谈论一时的潘币诞生：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当天发布的一条认为苹果董事会应该以降价方式纪念乔布斯的微博被疯传数万次，除去潘的公众身份，更因为无名网友的一句精妙评论：“潘总哪天要也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一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随之，名为“潘”的房地产计价单位(即1000元/平米)出炉，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潘的玩笑让自己也成为网络玩笑的一部分，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网民，可潘币轰动也再次让人感受到，在微博上即便是句玩笑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谁会仔细酝酿每一条微博的真正含义，而如果被误读造成的影响无人对此负责。于是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即注册多个微博。 “微博让我了解了身边不少人的生活，可一想到别人也了解了我的生活，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用了2个微博有选择地面对不同人说不同话。”25岁的微博控吴松林说促使他开多个微博的直接原因是上司关注了他，“有一次上班精神不好，部门主管居然直接问我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微博的渗透力，不敢什么都说了，它把我的交际圈融合在一起，但这忧虑也很多，比如我不希望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互相认识。” 显而易见的，在微博不可控的巨大传播力之下，提防微博的心理开始蔓延。 难料，是对微博传播最好的描述，因为无法预知它的影响范围，同样的微博内容若由草根还是公众人物发出效果可能大不相同，而如果草根通过@成功引起公众人物关注，一切又会变得戏剧性，打破阶层限制的对话让微博拥有了制造种种新闻热点的可能，但其群体弱点也随之暴露，因为热点背后往往意味着海量转发，这里面或会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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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张伟 2012-02-09 一名流浪汉在被拆除的胡同里拾荒。图／CFP 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曾在站台上遇到小贩以两元的价格，兜售一份花花绿绿的北京地图。但他们仅能堪堪地找到那些名胜古迹和豪华酒店，却很难凭借这份交通地图，真正认识这座城市。 事实上，这份地图遗漏了北京某些无比重要的信息。比如，它没有注明北京繁华地段城管们的换岗时间，以及如何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霓虹下快速逃脱城管追捕。要学到这些学问，外地人需要看另一幅地图。 这是用黑色圆珠笔画在一个32开黑塑料皮笔记本上的，作者是一个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盗版书的小贩（通常你可以在这类人的车上找到英文版的毛姆小说和哈佛大学出版的商业教材），他详细地总结了自己被城管追查的经验，并因此一次次从追查者鼻子底下跑得无影无踪——好运持续到2006年，一个商场保安出卖了他的行藏。他被捉住了，地图也宣告充公。 毕竟，这座城市是中国的首都，它以“包容、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这儿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巨贾、最有名的文化人和最当红的明星。这里太过庞大，不能被整个儿画进一幅地图里。它的市区道路总长为4125.8里公路，有1000多座立交桥、408座过街天桥。2008年的某个瞬间，有1.47亿人同时在这个城市停留。这里有30多座五星级酒店。全聚德烤鸭两年前就已卖出了它的第1.48亿只烤鸭。 但这只是在地图和报纸上看得见的那个北京。与此相比，另一个北京是看不见的。它躲在如山的垃圾堆、立交桥洞和地下通道里，以及许多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它其实随处可见，每个执法者都曾经揪起过那些脏兮兮的衣领或追赶过带着洞的皮鞋，每个裹着风衣的上班族都躲避过伸出来乞讨的手，却很容易就被那些匆忙的行人一掠而过，弃之脑后，即便翻遍庞杂的统计数据，也不见踪影。 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在北京，最显眼之处往往隐藏着一些人们不易察觉的东西。 人们每年出入地铁15.95亿次，但极少有人记得一对每天在地铁里行走卖唱的男女。声音洪亮的男士双目失明，驼背，瘸了一条腿，他声音嘶哑而难听，但每次总有年轻女孩或夹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奉上钞票。每年国庆期间，他们就不见了，因为地铁里清理乞讨人员的专项行动每年准时进行。 北京市的地铁总长度已经接近372公里。但这并不让人满足，7年后，它的长度据信将会变成纽约市地铁的1.5倍。在报纸上读到此消息的人会有不少心情复杂，因为这难免提醒他们每天挣扎着挤车的尴尬。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每天末班车停驶以后，一号线地铁将会发出一趟没有乘客的列车。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除夕夜9点钟左右，当地面上一片欢腾时，大多数行驶的地铁车厢空无一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年轻编导亲身体验并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的礼堂每晚会放映两部电影，夏天的11点钟，电影散场，涂着浓妆、走路微微摇晃的女孩或是皱着眉头的教授一拥而出时，绝想不到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公园里，不少群众演员因为无处栖身，只能在长椅上和衣捱过漫漫长夜。他们都想方设法让自己体面些，以免错过任何机会，男士总是要把头发用自来水打湿梳理的，结果发型难免突兀；女孩子再落魄，也总有一些人能想办法搞到一支眼影。而这些露宿街头的人，有几个说不定正巧在方才放映的电影里露过半张脸或是一只胳膊。当然，关于一部电影，这是最没必要记住的事情。 其实，对一些怀着电影梦来到北京的少女来说，睡在长椅上倒未必是最坏的结局。2006年爆出的一起黑幕是，许多这样的少女被看管在北京郊区某影视基地附近的院子里，禁止自由外出。她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陪某个小剧组里的剧务或者司机喝酒，甚至酒后横遭蹂躏。 北京从不缺少怀揣梦想的人，但大多数都躲在阴影里头。来自太原某座县城的一个青年歌手希望能够上春晚，但他最终不得不站在西单地下通道里，弹着民谣吉他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当一个叫“紫鑫”的人拍下他的故事并放到网上时，他已经在那里唱了3个月。 西单地下通道里倒不止留下了破灭的梦想。16岁的河北农村女孩任月丽来北京打工时自学了吉他，然后在这里唱了4年。每天赚来的钱除了买一把二手吉他以及拿出10元生活费以外，还养活了老家的一家人。2008年，她以“西单女孩”的名字红遍了网络，后来甚至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在北京，卖唱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人专门编写了一份“地下通道卖唱宝典”，并事无巨细地总结了哪里人流多、哪条通道的声效好、何地竞争激烈。 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称，崇文门地铁站外的三个地下通道机会与风险并存，因为靠近新世界商场，出手慷慨者和戴红袖章的人一样多。 当然，在几百米外的钱柜KTV彻夜欢唱的人们，通常并不会注意这一切。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家长夜宿车库等号。图／ CFP 北京街头一个流浪家庭。图／ CFP 这座城市，国家大剧院每年上演的歌剧、音乐会、戏曲加起来有1000场。刚过去的一年，北京举办了将近110场演唱会，过气多年的女明星和新当红的小男生一样能收获掌声和欢呼声。但在五道口一家派出所围墙外的树影里，一个舞台眩光闪烁不到的地方，有个瞎眼的老男人日复一日地拉着一把劣质胡琴，期待有人惠赐几枚硬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你每天都能找到几百个和他一样的人。他的胡琴拉得实在太过刺耳，旁人很难听出是什么调子，因此大多数人就选择低下头，加快脚步，略带愧疚感地从他面前快速走过。 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在北京城里任何一个垃圾箱边上，盯着任何人看太久都可能是唐突的。因为对面走来的那个梳着整齐分头、穿着西装和干净皮鞋中年男人，也许想等别人不注意时突然弯腰凑近垃圾箱，寻找可以变卖现金补贴家用的东西。 在长安街西侧一家商场摆满了高档西装的玻璃橱窗外，就有过这样一位先生。他总是踱着方步，尽量摆出一副自然的模样。他总是倒背着手，想来是为了遮掩手中装满空塑料瓶和旧报纸的绿色方便布袋，而这也的确瞒过了不少人。只是，附近并非只他一人藉此谋生。某个下午，有位年轻人闲来无聊，坐在路边仔细数了数，半个小时里，连这位先生在内，共有4个人光顾了同一个垃圾箱，但多半无功而返。 这样的人在北京城里实在数不胜数，以至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许多刚拧开一瓶矿泉水的人，都会被某位戴着蓝色毛线帽子的老太太或是穿着蓝土布劳动服的男人盯住不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捏扁了的可口可乐铝罐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但拾荒者们也热衷流传一些从不会被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知晓的传言。比如说，有人在垃圾箱里找到过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据说，还有人捡到过一枚含金量很高的亚运会金牌。说不定就在某个垃圾回收点的臃肿女人将滴着脏水的硕大尼龙袋扔还给他们时，这些消息就长了翅膀，越飞越远，激起若干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在北京，大多数人的眼睛被浮华的表面吸引住了。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百万庄大街上，有一个叫苑国栋的46岁男人，在树丛和茂盛的草地里翻检丢失的钱包，并且收获颇丰。 苑国栋不善言谈，不爱讲自己的河北的家庭和两个女儿。他将捡到的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生活费，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的临时候车室或是官园桥附近的公园椅子上睡一觉。不过，在他的大口袋里，一共装着20多个钱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9个钱包。有人给他算了算，他三天捡的钱包，加起来有两公斤重。 苑国栋努力联系每一个钱包的失主，以便将身份证、信用卡、借书证或现金归还给某个通信公司的员工或者北京工商大学的某位男学生。据他说，在最开始的一个月里，他就归还了50个钱包。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太习惯，有一个起初甚至将信将疑，怀疑他是想敲诈。他通常不肯接受失主的酬金，有一次，他收过两盒烟，还有一次，有个人趁他不注意，塞了100元钱给他。 每天，这座城市会吐出接近两万吨垃圾。夏天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不到6点，高粱斜街上的清洁工人就得一边抱怨，一边将食客们昨晚留下的塑料袋和餐巾纸收拢起来。有一年正月初一，北京市同时有3万多个清洁工上街清扫爆竹纸屑。除了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人，北京人不太在意自己繁华生活的残骸归于何处。倒是有一个叫王久良的记者扛着相机走访了北京周围的400多个垃圾场，结果他发现，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这些垃圾场几乎连成一片，把这个繁华的都市紧紧包围住了。 这些大型垃圾场动辄上万平方米，成百上千的拾荒者疲惫地翻找可资利用之物。大多数人的生活细节被翻腾的灰尘遮得精光。但也有个别人无意间谈起过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2009年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差不多有10岁。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垃圾场里，住进简易房里打发童年。作为文明社会的残渣聚集之地，垃圾场教会他很多了不起的知识。比方说，他没用过什么洗发水，但对飘柔、海飞丝这些名牌洗发水的包装无比熟悉。那是他的父母从垃圾堆里最常翻出的东西之一。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 北京是个很容易被看见的城市。即使在最阴沉的晚上，它也从来不缺少灯光。这是一座每年为照明要耗费超过50亿度电的城市，几年前有人算过，仅它的公共建筑物里的灯泡就超过1000万个。过去4年来，有一家商场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灯光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甚至连附近每棵树的树干也缠满了彩灯。有那么一阵子，北京突然流行激光探照灯，结果，四环之内迅速有22个地方启用。曾经在广渠门外，一座娱乐城每天晚上都要点起36盏激光探照灯，以至于周围的居民发现就算拉上窗户也晃眼睛，干脆连觉都没法睡。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在灯光投射下的阴影里有很多趣事不为人知。在夜晚开出租车的司机是最熟悉北京夜晚的人，几乎个个都装了一肚子故事。他们知道三元桥附近一条种满了法国梧桐树的窄街上站满了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站街女郎，也知道女人街上哪个酒吧门口最容易载到半醉的时髦少女。 深夜酒足饭饱离开簋街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路口某家烤鱼店的一个年轻服务员是全北京最寂寞的人。每天半夜到凌晨，客人很少，无聊之际，他在昏暗的电灯下练就一样绝活：每次将一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隔空扔到桌面上，总能将空中飞的苍蝇扣在杯子下，有一次他居然捉住了5只，然后把它们放走了。 “西单女孩”任月丽重返地下通道，歌声依旧。 校长石清华和流浪儿童。 北京有许多人为冬天高档商场里的温度太高发愁。西单和国贸的几家商场里最高温度接近30度，顾客往往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媒体和政协委员每年都要照例对此批评一番。但只需要走出门，再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前行几百米，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下通道里一角，总能找到几个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 北京市共有185条地下通道。关于它们的环境，北京某家日报2006年做过精当总结：光线黑暗，潮湿，墙上涂满小广告，充满腐气和汗臭味，人们在这里只好捏着鼻子加快脚步。这汗臭味是从为数众多的流浪者衬衣里头散出来的。这里是他们别无选择时的栖身良所。 流浪的时间久了，有人像模像样地用纸壳和木板搭成间小屋子，再用食用油的纸箱加以装饰。在陶然亭桥下居住的妇女们，护城河里的水提上来就可以漱口，洗脸，也能洗衣服。据说，还有人发明了简易卫生间，用白布围成一圈，再从中间用布隔开，就可以男女分用，互不相碍。 这些时运不济的居民身份复杂，很难一一分辨清楚。人民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里，住的多半是为孩子看病的外地父母；西单附近住了很多流浪歌手；靠近中央电视台和中纪委的两条路旁，冬天夜晚用塑料薄膜或破旧军大衣挡住霜雪的，大多数是偷偷摸摸的访民。不过，2011年元旦的前一天，有人曾在零下10度的寒风里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结果，在北京陶然桥的一条地下通道，大约有40人过夜。而在北京南站周围的地下通道里等待新年的，则大约有200个。 北京匆匆忙忙，不止一个外地人抱怨过这里的人步伐太快。它有1000多座立交桥，400万辆高中低档汽车中的一部分，没日没夜地在每座桥上驶过。而当轿车开着暖风驶过南二环边上的陶然桥或是长安街西段的木樨地桥时，没准儿会将某个在桥洞里忍冻挨饿好容易睡着的可怜人吵醒。 北京的立交桥桥洞见识过各色人等，不止一个讨不到薪水的外地农民曾受过它庇护。有一个年轻人，曾经以高分考进了大学，却没顺利毕业，于是住进了西五环西黄村桥下，直到两年后，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到北京将他接回家里。据说，那些寒冷和饥饿的日子让他开始反思人生。带着孩子来北京治病的安徽男人石清华，窘迫之下不得不在立交桥下安了身。他结识了7个孤儿，并产生了温暖的情谊，晚上挤在一起，思量着凄苦的无尽人生路。 当然，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和立交桥桥洞里，更常见的则是另一类故事。有一天夜里，在一个灯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位山穷水尽的父亲乞讨来热腾腾的米饭和炒菜，催着重病的儿子吃光，然后等他睡着后，再悄悄摸出又冷又硬的干粮啃上几口，和着头顶震落的灰土吞进肚里去。 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 然而，在北京，这些只能算作是无人在意的小事。2010年的一天，在北京一座桥洞里安家的两个流浪人汉被另一个流浪汉杀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这条新闻，与之相比，人们当天更关注的话题是房贷利率上调和如何解决北京堵车的话题。毕竟，这是一个更加显眼的北京：约2000万人在这里讨生活；每年17万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有1.5亿游客来到这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赶路的女人高跟鞋的声响和急促的汽车喇叭声。 然而，在人们看不见之处，北京保持着某种称得上顽强的东西。找到某位报社的女记者，她能数出好几个小贩儿女励志苦学的榜样故事。通州区一座人迹罕至的小院里，几个无钱就医的尿毒症患者凑钱买了破旧的血液透析机，自己动手清洗血液。有个一米高的毛头小子，工作是趁人不备把几百张小广告贴在人民大学门前的过街天桥和电线杆上，他只要这一天没有被警察逮住，就能换来一顿带肉的晚饭。 北京也是大度的，它的高楼大厦默许一切发生，给每个人一条活路。扔进乞讨者饭碗里的硬币叮当作响，颐和园西路上的垃圾桶里常有半杯没有喝完的可乐供人品尝。在寒夜里赠送过毛毯和棉被的人数不胜数，这里浓缩了欺诈和信任，凌辱与体恤。 北京并不缺少传奇，人们听说过垃圾工成为富翁，桥洞居民当上校长，也认识穷困的青年成了北大老师，为躲避罚款而东躲西藏的烧烤商贩有朝一日坐进了高档汽车里。同一天的报纸上，能看到在财富版上微笑的成功人士和在社会新闻版挨冻的穷汉，但北京有的是昔日老板或体育明星加入流浪大军的往事，因此，没人能保证财富版上的人物某天不会躲进看不见的北京里，学会遮遮掩掩，不愿意这段往事被揭露出来。 派出所的户籍科从来不会记录这些。但缺少了他们，北京就很难被称为北京了：它就不能被称作是繁华与凋敝并存的现代大都市，不能成为历史上那座梦想不断滋生又破灭的神奇皇城。它要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塞满不堪和艰辛的生活。它需要时尚女性胸衣里散发的芬香，也需要生活无着的男人衣领上的酸腐。它需要长安街得州扑克俱乐部里扔出的筹码响，也需要不远处肚子挨饿的咕噜声。 因此，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它成分复杂，且历来如此。8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如果真的来过北京，它所见到的城市里有110万人，但27万人（其中不乏小贩和奴工）每天靠领取赈灾粮食才能生活。从那以后，北京没有改变过。100年前，它是老样子，60年前它是，直到如今。北京习惯了在这种令人惊讶的杂乱中安然无恙地运行。地下通道里的铺盖要等待人迹罕至时才铺开，垃圾车趁清晨大堵车开始前就已经开出城。于是，当太阳又一次照耀在林立的玻璃大厦上，看不见的北京已经悄悄躲起来，城市焕然一新：人们怀着新的焦虑和梦想走出家门，头发刚洗过，衣服是昨晚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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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_周鹏 实习生_曾璐 广东汕尾报道 摄影_卢慧明 2012-02-10 2012年2月1日，正月初十。天气，阴。 早上7点，天色刚亮，28岁的庄烈宏就推开自家低矮的屋门，朝村中心的乌坎小学走去。一路上，满是春节留下的鞭炮碎屑。 乌坎人的春节还没过完。甚至，对于庄烈宏来说，这一天比任何节日都要重要——乌坎的村民们将公开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之后的一个月，这个委员会将组织乌坎村民，进行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的民主选举工作。 乌坎小学，大门上面高悬着一条大红横幅，“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四面围墙上，每隔数米便张贴着写有类似“村民直接选举，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口号的标语。 庄烈宏并不是第一个到的人，几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等候他多时。这些年轻人都是此次选举的工作人员，正等着庄烈宏来分配任务。前一天刚满18岁的林若元，即是工作人员也是当天最年轻的选民，为了防止睡过头，他一晚没敢睡觉。 庄烈宏的朋友，作为选举现场记录者的村民张建兴，正拿着一部DV四处游走拍摄。这个20岁的青年像熟练的记者，不时邀请在场的人站在镜头前，回答他的提问。张建兴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伙伴们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一部纪录片，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纪录片的片名，“就叫《乌坎乌坎》”。 乌坎村有七个村小组。乌坎小学操场内的选举现场，被桌椅和紫色塑料带整齐划分为七个片区。每个区域均设置领票处、秘密写票处和投票处，每个选举场所，都派驻了工作人员。 除新一村外，一至六村的秘密写票处位于正对着操场的六间教室内，临时悬挂起的粉红色布匹，将每间教室间隔成六个独立空间供选民填写选票。作为试验，新一村的写票处则直接设在了操场上，新一村的村民，要在由村里木匠打造的“秘密写票箱”里写下自己的选票。“秘密写票箱”仅容一人伸进头和手。 一天前，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乌坎六个村民小组的选举现场布置工作。现在庄烈宏、林若元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为最后剩下的新一村摆放好选举所需的桌椅，再把堆在操场旁的秘密写票箱搬来放在桌上。每个票箱上都钉着一张“填票注意事项”，从必须使用钢笔、圆珠笔到将推选人名字写在正确位置、字迹必须清晰等，交待得都很清楚。 小学的广播里，传出了《龙的传人》、《北国之春》这类平常很少播放的流行音乐。庄烈宏很享受这样的氛围。他说，民主就该让人感到轻松。被音乐所吸引，路过的一些村民，好奇地向选举会场张望一番。庄烈宏唏嘘不已地说：在过去，选举是乌坎村民从来不敢奢望的梦想。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从未见识过选票的模样。 从上访到上街 庄烈宏生于粤东乌坎村一个贫困的渔民之家。几个月前，他还是乌坎无数外出谋生青年中的一个，在佛山做着不起眼的小服装店生意。 在有着一万多人的乌坎村里，聚集着一片片迷宫般低矮的砖木民房，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年老一点的，大多在村子附近从事打渔、做木匠、经营小餐馆这类的营生。 艰辛操劳换回的依旧是一贫如洗的生活。庄烈宏的父母至今仍住在一套狭小平房里。在他们给庄烈宏留出的那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屋子里，床头随时摆放着一把雨伞，每逢雨天，庄烈宏就只能在伞下睡觉。 庄烈宏的父亲庄松坤说，乌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像自家一样贫困。 暗地里，村民们将贫穷归咎到村干部身上，认为连续担任了约40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依靠侵占村集体土地，出卖土地时收取好处费，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庄烈宏这样形容村干部的生活，“住在漂亮的小楼里，在海鲜餐馆里抽几十元一包的中华烟，喝上千元一瓶的洋酒”。 从干部选举到土地出售，从工程建设到财务收支，村民们对村务几乎一无所知。失去土地的村民们，这些年里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每人550元的分红。 过去很长时间，没人敢对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提出质疑，因为这可能会遭来一顿暴打。一位村民说，村里中老年村民他们文化程度低，胆小怕事，常年呆在封闭的环境里，遭受不公时，“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沉默忍受”。 2009年4月3日，乌坎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这个被庄烈宏形容为“令人震撼的一天”的清晨，村民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一幕——一张题为《给乌坎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雪片般撒满村庄。 传单上，一位化名为“爱国者1号”的人用散文般的文字回忆了乌坎村早年的优美风光，并痛斥村官卖地行为对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的巨大破坏。这名至今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号召人们勇敢站出来改变村庄的命运。 “感觉一盘散沙终于被凝聚起来了”，庄烈宏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无数庄烈宏、张建兴这类在外谋生的乌坎青年，不断接受着城市文明和互联网的熏陶。与前辈相比，他们见识更为广阔，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懂得不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敢于表达个人意见。乌坎村的现实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容忍。“如果村干部不管村民死活，反而以公谋私，欺压乡里，那他们就应该被赶走”，庄烈宏说。 2009年6月21日，庄烈宏与二十多位散布在珠三角各地的乌坎青年分头赶赴广州，站在了广东省政府大门外。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部分乌坎村民进行了十余次上访。庄烈宏每次都身处其间。但在村民们事后整理的一份上访进展材料中，多数上访活动均被注明为“至今尚未答复”、“仍无下文”。 村干部们依然没有停止卖地。2011年9月，一家地产公司在乌坎村一片荒地上搭起了工棚。在村民眼中，这片荒地已是乌坎为数不多未被卖出的土地。 他们爆发了。 2011年9月21日早晨，数以千计的村民拥到村子广场上聚集。群情激愤的他们誓言将捍卫村庄土地，随后四人一排，浩浩荡荡走上了集体到陆丰市政府上访的道路。这次上访最终演变为一场打砸事件——部分情绪激动的村民回村后拆毁了地产公司工棚，砸碎了施工车辆的玻璃。次日，大量村民又聚集到乌坎村委，询问地产公司施工原因，在未得到合理解释后，村民们打砸了村委会，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警民冲突。 此后近三个月里，乌坎村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着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谈判。除了要求收回被违法卖出的土地，村民们提出了罢免村官和民选村委会的要求。 在这其间，包括庄烈宏在内五名村民先后被警方刑拘。2011年12月11日，维权代表、村民薛锦波在刑拘两天后突然死亡，导致事态失控。 但村民们最终等到了转机。2011年年末，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着工作组进驻乌坎，做出五项承诺，乌坎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随后，除薛锦波外，庄烈宏等被拘村民均重返乌坎。 “你看我们像打砸抢的犯罪分子吗？”坐在会场里，汗流浃背的庄烈宏，望着学校大门外前来投票的村民，说，“他们不久前为反对村干部的贪腐独裁走上街头，现在他们又为自己和村子的民主权利走到了投票箱前”。 第一次选举 上午九点刚过，随着主持人林祖恋——这位上个月刚上任的乌坎村新党总支书记用沙哑的声音宣布“选举开始”。乌坎村民等来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67岁的林祖恋为选举事务已忙碌多日。三个月前乌坎事态恶化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便被村民们邀请出面主持村内大局。乌坎事件平息后，林祖恋迎来一项重大考验——组织开展“村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个机构将在接下来的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村委会选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组织运作作用。 林祖恋与所有村民一样，对投票选举的宣传、组织、实施和监督等环节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逐条学习与村民选举有关的法规政策，召集志愿者逐个统计符合参选规定的村民数量，通过喇叭、横幅、海报在村内进行选举知识普及和宣传动员，与上级政府协商从工作人员分工到现场布置的选举流程…… 像庄烈宏这样的年轻人成为选举工作的主力。林祖恋的得力助手、选举现场总监票员杨色茂说，“民主选举跟游泳一样，如果不下水去练习，不被呛几口水，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它”。 在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村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日常家居服装，有的甚至腰间系着围裙，有的直接穿着拖鞋，就像日常到菜场买菜一样自然随意。年轻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抱着幼儿，而佝偻老人则被晚辈牵着慢慢行进。 乌坎小学见证了村民们第一次体验民主选举的生涩场景。陌生的规则、新鲜的场景一度让不少先入场的村民不知所措——有人跑到了其他村的领票处领票，有的人看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还有老人甚至只敢站在操场一旁小心观察。 一位表情有些忐忑的老年妇女甚至打算找位记者帮自己投票。在记者解释一番后，她走向了熟识的村民。她说要再去跟乡亲商量一下，“要选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来做官”。 大多数人脸上挂着新奇的微笑，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从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品格能力，到秘密写票处的神秘。数十名省、市、镇级的工作人员散坐在投票选举区域外围，神色轻松地注视着村民们。 凭借选前已分发到手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证》，村民们很快通过身份核查，从领票处领取到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票》。而不能亲到现场的村民，事前办好委托手续后，可通过亲属代为投票。 选举前，有超过三十位自荐村民，按要求各自征集到了5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这些积极参选者的名字被单独打印出来，摆放在填票处供村民们参考。但除此之外，选民能选举任何一位符合法定条件的村民。 除了手脚麻利的中青年，不识字的老年人也没有阻碍——在“公共代写人”的协助下，他们能将自己理想的人选名单顺利投进票箱。 在外地读大学的郭晓旋说，经历过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再也不会接受以往那种未经选举就任职的村干部。他说要选自己喜欢的人来“管理乌坎人民”，但他马上又改口说，“应该是服务乌坎人民”。 这天，庄烈宏与张建兴都完成了人生里的第一次投票。庄烈宏甚至邀请在佛山结识的女朋友来见证了自己这一“历史”时刻。 下午四点正，林祖恋宣布选举结束。工作人员随即用红纸封闭全部投票箱，将其交给计票人员带入一旁的教室统计，而未发放完的选票则被当场在主席台前地面上焚烧。浓烟伴着尘灰四处飘荡，人群纷纷掩面后退。目睹此景，总监票员杨色茂遗憾地说，下次选举时，“得准备个铁桶”。据他估计，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只花了大约一万元。 半小时后，杨色茂走上主席台公布计票结果：在选前已公布具有资格推选的8222名村民中，应参加推选的村民为7349人，实际参加推选村民6242人，发出推选票6242张，收回选票6180张。 随即，林祖恋一字一顿地高声宣布当日推选有效。站在一旁的庄烈宏兴奋得第一个鼓起了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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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2012-02-13     黄西。资料图片 第一次上台表演脱口秀时，黄西一本正经地说：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散发异域风情。台下的美国人哈哈大笑。 最开始，黄西和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一样，“幽默感只存在于朋友之间，自我调侃，自我消遣。” 美国的环境激活了这个一直窝在实验室中的小个子，他的幽默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现在，他在美国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脱口秀喜剧演员。 人生反转 我是在中国的穷乡僻壤长大的。我们初中某年突然决定要修整土路，铺上砖头和水泥，让学生们带砖头到学校来……我们玩命地干了三个礼拜终于把路修好了。多年以后我听说了这个词：童工。我立马就惊讶了：啥？！那些小孩干活还有钱拿？ 童年和故乡经常被黄西写进相声段子里。 穷乡僻壤说的是吉林省白山市的一个普通村庄，这里却是追溯黄西幽默细胞发源的地方。 小时候，黄西喜欢在村口听喇叭里的相声。 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电线杆下站着听马三立、侯宝林这样的大师说相声。黄西还记得，毛主席刚去世不久，相声开始流行起来，喇叭里播的段子很多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怪事为题材。 黄西总是边听边笑，听完还会记下来给家里人讲。黄西的父母都挺爱讲笑话，黄西是最不擅长的一个。 黄西曾给母亲讲过一个广播里听来的段子，效果很糟糕，一点也不好笑。 黄西的父母却很喜欢听黄西讲笑话，“我的幽默细胞是遗传的”，而且父母的幽默感也影响着黄西。 曾经从医的母亲，有各种病人求着找她看病，黄母经常焦头烂额。因为从家到医院要经过108盏路灯，黄母自称每天上班都得被逼上梁山。 父亲黄龙吉是一名退休的机械工程师，也是极有幽默的老人。他说黄西取名西是因为全家都爱吃西瓜，西瓜是很有营养的水果。 黄西7岁时，黄龙吉问儿子：“知道为什么豆腐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好吗？”黄西傻了，过了五分钟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却说：“因为我说好就是好。” 这些搞笑的家庭琐事成为了日后黄西讲笑话的素材，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大学前，黄西经历了第一次人生反转，他走上了科学家的路。 高二以前，黄西的成绩是班级倒数第一。一位物理老师对他极好，还给他做过一件棉袄，受到老师的感化，他发奋读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又以第一名进了中科院读研，一路考到美国，成为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Rice）的生化博士。 在黄西倒数第一时，黄龙吉曾为儿子想过后路，托人给他找了个锅炉工的工作。 从一名生化科学家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是黄西的第二次人生反转。 第一次人生反转是因为一名老师，第二次，除了“老黄家的幽默传统”，最大的因素是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超越自我调侃 中国现在变化很大，基本上美国有的东西中国都有，除了中国城（唐人街）以外。 黄西常常想，自己在喜剧领域的成功率能有多少。 黄西说中国媒体形容他时说“其貌不扬”。而他觉得不光长相不合格，作为一名华裔移民，他到美国的初衷是成为科学家，至今还操着一口东北腔英语。32岁时，开始涉足喜剧，而在此之前他的大部分生活就是窝在实验室里研究蛋白质和DNA。 生活中，他是一个安静谦逊的人。 黄西说话喜欢用“哦，是这样的没错”开头。即便是反对别人的意见他也会说，“哦，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是……” 黄西不喜欢冲突，也不喜欢拿别人找乐子。他没有想象中相声演员的气质，只是偶尔会带点小幽默。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种小幽默几乎无法和登台表演联系在一起。 黄西还在莱斯大学读博的时候，妻子金妍也到了美国准备考硕士，靠黄西的奖学金维持生计，小两口的生活并不富裕。 有一次，朋友到黄西家玩。黄西邀请朋友参观他的屋子，朋友刚刚说“好”，黄西就跟了一句：“行，现在你们已经参观完了。” 这被黄西当作他到美国后讲的第一个笑话。 “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小幽默，自嘲窘迫的生活。”黄西身边有很多为移民问题困扰的亚裔人，关于升学、找工作、失业、绿卡等等，这些难题让大部分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焦头烂额，“中国人完全不缺搞笑的素材和环境。” 黄西总结自己初到美国时的幽默感：“中国人的幽默感只存在于朋友之间，自我调侃，自我消遣。” 那个时候，黄西可以在私下里和朋友谈笑调侃，却不习惯在公开场合讲话。 课上，老师问学生对实验的想法。黄西偷偷把想法告诉同学，同学说出来后受到老师表扬，黄西心里又不舒服。 和黄西要好的美国朋友们渐渐发现黄西有自己的想法，那些想法非常幽默。当黄西把身边的美国朋友逗笑的时候，他们总会很惊讶，“黄，你不像中国人。” “在美国，中国人是只会工作、不会抗议、不懂幽默的代名词。”现在黄西很理解美国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因为中国人不敢表达。” “中国人也是有声音、有想法的。”成为喜剧演员，虽然是万分之一可能，但黄西心里一直想尝试一下。 喜剧是一面镜子 中国通胀这么厉害，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要先付钱。 表达想法的途径很多，“也许是命运注定”，黄西爱上了喜剧。 “幽默给人一种存在感。”黄西喜欢卓别林的这句话，这正是他对于喜剧的认识。 2001年，到美国第八年，黄西开始沉淀生活，回忆自己曾经的不安和挫折。 朋友带黄西到俱乐部里看脱口秀表演——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最初，他只能听懂一半，但还是被深深吸引了。 黄西已经不记得那个演员说了什么笑话，但他记得这次经历颠覆了脑海中“喜剧”的概念。“喜剧不是哗众取宠，它可以很睿智地针砭时弊，也能发人深省”，而更吸引黄西的是喜剧演员身上具有反叛精神，敢于挑战精英和传统。 之后，黄西在家里安装有线电视，只要有空就在电视上看单口相声、脱口秀和情景喜剧。 “在美国的公共频道里，很多脱口秀节目可以严肃地讨论一些政治话题。”最初，黄西还有点不太适应美国的言论自由，大家都可以拿政治人物玩笑。 在很多喜剧节目里，总统被演成了小丑式的人物，演员可以调侃总统出台的医疗政策。“虽然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太有意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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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校园         本报记者张子宇 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欧美各国政府都在削减教育经费。在拥有世界第二大教育产业的英国，自2011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削减教育经费，对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被削减了12%。本土学生的学费从原来的2000多镑一年涨到8000-9000镑，这甚至引发了2011年初严重的英国大学生抗议削减预算的游行。 但是，正值各家大学渴望企业慷慨解囊的当下，一笔370万英镑的捐款，却让世界知名的剑桥大学深感头痛。英媒近日报道，剑桥大学接受了一笔捐款以设立一个新的终身教授职位。由于捐款来自一个中国基金会，引发了英国舆论和剑桥校内一些学者的质疑。而牵扯进这件事的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Nolan）教授，又是以中国经济问题而知名。 来源不明的370万英镑 这笔370万英镑是来自一家音译为“崇华基金会”（ChongHuaFoundation）的组织，英国媒体表示，驻华记者搜索了在北京民政部注册的慈善机构，各种慈善联合团体以及中国的公司注册部门，都没有找到“崇华基金会”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名称。 “虽然不知道‘ChongHua’的确切中文字符，但这个名字很可能的意思是‘尊重中国’。剑桥大学官方宣称基金会的捐赠是基于‘造福中国的教育福利’”。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 “缺乏透明、公开引起了我们严重的担忧，并且还导致对捐赠者和剑桥大学之间关系的质疑。”剑桥大学政治系资深讲师特拉克·巴卡维（TarakBarkawi）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我怀疑中国有没有独立的教育基金会，而剑桥校方却不考虑到这点。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丑闻被揭露以后，剑桥大学做出的这次举动是极其鲁莽和轻率的。”巴卡维博士解释自己的立场，他是剑桥校内对这起捐款提出质疑的主要学者之一。 2010年3月，英国另一着名高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HowardDavies）因为卷入已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德·卡扎菲的博士丑闻而辞职。小卡扎菲在LSE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利比亚战争期间被爆出论文抄袭丑闻。另外，LSE还接受过利比亚一些政府背景的组织不少捐赠。 “学校中有人质疑这笔捐款，但是并非说有很多人质疑、反对或者批评。”剑桥大学新闻主管、发言人蒂姆·霍特（TimHolt）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关于捐款的来源问题，霍特进一步解释：“剑桥大学每年会接受大量捐赠，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匿名。学校会对捐款的来源进行评估，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捐赠者的意愿。我们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个私人基金会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任何联系。这个基金会由‘希望保持匿名的富裕人士’成立。” 在捐款门疑云爆出后，旅英中国学者、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SchoolofContemporaryChineseStudies）院长姚树杰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一些英国媒体和个人对此事的质疑，文中写道：作为华人，我很不理解，英国媒体还有一些英国人，为什么还要用如此冷战的态度看待中国？英国经济不景气，千方百计想拉中国投资，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这些都是对英国的经济非常有利的。 不过在事后，姚树杰在博客和微博上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和文章均被删除，他自己也表示，不适合就这个问题接受采访。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英国大学的中国学者对时代周报表示：“现在英国教育部门的资金确实非常紧张。不管这次争议到底合理不合理，确实他们（英国大学）对捐赠来者不拒，或者说‘在支票面前直不起腰’。” “实际上和这个的合作并没有停止，学校会按照官方程序讨论是否接受这笔捐赠，一切都在讨论和评估的正常程序中，这和我们公布的接受捐赠道德指引相一致。”霍特说。 “地球上最了解中国公司的人” 处于这次风口浪尖上的诺兰教授，是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JudgeBusinessSchool）的中国管理学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剑桥，然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网站介绍上，诺兰教授有着显赫的履历，他多年研究中国问题，曾多次和中国的政治及商业领袖会面，讨论全球化、世贸等问题。他是渣打银行、世界银行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顾问，也会参与一些与英国石油（BP）、安永、米其林、汇丰银行等跨国巨头CEO们的讨论。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称赞他，在对中国公司及其国际竞争力的了解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彼得·诺兰教授更强的人了，即使包括中国在内。 诺兰教授还是中国高级管理培训项目（ChinaExecutiveLeadershipProgramme,CELP）主管，据报道参与这个项目的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政治商经营。剑桥的网站上还介绍这个项目经常会举办一些顶级中国及跨国公司的会议。 在2010年，中国着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剽窃风波中，80位国际学者发表公开信支持汪晖，其中也有诺兰的名字。 “往具体了说，为什么捐款将设立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职位的获得者却在生效前已经被确定了？也就是说没有对候选人进行公开的评议，而按照常规，这是需要做出公开审议的。”巴卡维批评到，“捐赠者对设立的教职获得者施加影响是不合理的，关于这些的种种疑问都没有得到透明的解释，这必然引发我们高度的担忧。” 诺兰教授自己的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包括着名的前乒乓球明星、现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邓亚萍。2008年，邓亚萍以论文《北京2008奥运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获得了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LandEconomy）的博士，当时她的指导老师正是诺兰教授。 在事发以后，诺兰教授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要求。时代周报发出的电子邮件采访申请没有得到回复，办公室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而英国媒体也被剑桥校方告知，诺兰教授近期将不会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 政治偏见作怪？ 其实接受外国的带有政府色彩的捐助，在近年来的英国高等教育界并不少见。所以在LSE风波发生后，很多人就批评英国舆论和LSE本身在接受捐助的时候“欣然收钱”，在卡扎菲垮台以后“秋后算账”。 另外在2008年，沙特阿拉伯给了剑桥和爱丁堡各自800万英镑，建立伊斯兰研究中心。2010年，伊朗捐赠了1万英镑给杜伦大学，杜伦大学的伊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承认，“捐助有附加条件”。 一些批评者质疑诺兰有可能在一些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如南海以及非洲事务等方面维护中国的利益。“在一篇节选自他的书、2005年刊登在《新政治家》一篇文章《中国处于十字路口》里，诺兰教授写道，西方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威胁到了北京。在去年七月他给下议院专责委员会的一份冗长的意见中，他形容中国执政党为‘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组织’，并且能力越来越大。它以强大的竞争力和任人唯贤为基础。”《每日电讯报》写道。 姚树杰则在文章中透露：诺兰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他对中国有批评的态度，但是，他总体来讲看好中国。10多年前，台湾人给了一大笔钱，在剑桥设立一个叫做‘Singyi’的教授职位给了诺兰。所以诺兰的教职全称是‘SingyiProfessorofDevelopmentStudies’。多年来，诺兰不因为接受台湾当局的捐款而反对中国大陆。相反，诺兰一直看好中国，多年来穿梭于英国和中国之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为中组部开办了一批批的高层领导干部培训班。我估计，就是因为诺兰的‘中国情’，才赢来了今天的这笔巨大捐款。 一些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一部分，包括捐赠外国教育机构及设立孔子学院。巴卡维就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这次新增教职设立在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这也符合中国的公共宣传，因为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一员，中国很乐意保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面貌。”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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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明  陈勇  张晓晖 以“打黑”闻名的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据新华网，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而在此前，一系列有关王立军的消息已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王立军的分管领域由过去的公安、国安、司法、政府维稳、政府应急管理等，转到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等工作上。这也是自1984年从警以来，王立军首次脱警。 在分工调整之后，2月5日，王立军还曾到重庆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了解重庆市教育工作情况。2月8日上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彪子”王立军 “我不接受采访。”2月9日上午，曾以王立军为原型创作过一部电视剧的编剧周力军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很敏感。” 1996年冬，周力军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辽宁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那时候，王立军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是铁岭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举着拳头领誓的就是王立军，“万千瞩目于一身，前程不可限量。” “我的人生与王立军有过交集，直到现在仍然把我所了解的那个他当作朋友。”在2月8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周力军写道。 周力军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时的感觉，“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屋子变小了，一方面因为他身材高大，另一方面因为他气场很强。”见面当晚，周力军就坐上了“他那辆闻名的三菱吉普”，随王立军一起行动。根据周力军的描述，王立军爱车、爱枪，他的那辆吉普车经过改装，车顶前后都装上一排大灯，“在寒冷漆黑的夜里，人们远远就可以知道‘王局长来啦！’” 那天的行动是到铁岭辖下的铁法市（现调兵山市）“打黄”。周力军回忆，王立军亲自驾车，车速飞快，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必须牢牢抓住把手才不致倾翻，过铁路时也不减速，车辆腾空而起，王立军的兄弟们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进入市区，汽车在一家小发廊门前停下，两男两女正在里面闲聊，“王立军冲进去，二话不说，使出一个擒拿招式将一个染着黄发的小青年掀翻在地，命令其他干警进入后屋搜查。” 结果，那却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发廊。周力军回忆：“大概因为是当着我的面吧，王立军不愿就这样收场走人，而是下令把人带走，其理由是染黄毛的不是什么好人。据说，当晚一共抓了数十人，据说其中确有卖淫嫖娼者，但我没有见到。” 这次行动给周力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到王立军确实像我来之前听到的那样‘有点彪’，有点小题大做。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从那时起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确有人不喜欢他，”周力军说，“这主要来自于他那股子‘彪’劲儿。”在东北当警察期间，他还获得了一个外号:“王彪子”。 铁岭往事 辽宁省铁岭市是王立军的“发迹”之地。 自1982年开始在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到2003年在铁岭市公安局长任上离开，王立军在铁岭呆了22年，并开始以“打黑”知名。至今王立军的弟弟王立辉还生活在铁岭，2月9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到王立辉，但他以“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采访。 周力军这样描述铁岭时期的“打黑副局长”王立军： “一方面他对兄弟们说的是‘你跟我上！’而决不会说‘你们给我上！’另一方面又特别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对付几个走私犯也会兴师动众，也会身穿黑风衣跳到汽车上先冲着天空发射一梭子弹；一方面他对媒体非常低调，另一方面也会对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创作剧本和小说感到失望，为不能自己演自己而失落；一方面打黑除恶毫不手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黑帮人物的陷落让人感觉证据牵强；一方面，他会在死刑犯临刑前夜单独探望，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他痛恨的死刑犯‘留到最后一个走’。” 王立军生于1959年，内蒙古阿尔山人，蒙古族。早年曾参军，后到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一年后得到机会成为警察，先后担任铁法市公安局晓南镇派出所所长、大明派出所所长、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1993年以后历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2003年离开铁岭，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王立军在警界崭露头角是在任铁法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期间。已于2002年更名为“调兵山市”的铁法市是个县级市，在铁岭市区西北方向约35公里处，晓南镇是其最南端的一个镇，境内有座晓南煤矿。2月9日，晓南煤矿73岁的徐师傅告诉本报记者，他们这些老工人都认识当年在这里做过所长的王立军。1978年，徐师傅与3000多名工人一起从辽宁抚顺胜利煤矿转移到晓南来，1980年煤矿开始开采，不久，王立军也调到了晓南来。 “我们对他印象很深，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发迹，开始红起来的。”徐师傅说，“那时候他很年轻，身体很棒。我要去派出所落户，户籍警让我找所长签字，王立军看了一眼，立马就签了，字写得非常漂亮。” 根据徐师傅的介绍，在王立军调来之前，“市场才开放，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甚至把人扎一刀，把人打死，在晓南矿都是常事，”自从王立军做了所长，这些事情就都没有了，“就震住了。”晓南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也对本报记者说：“最早这个矿区很乱，王立军过来就给治理好了。” 目前晓南镇派出所共有9名民警，因时间久远，已几乎没有人跟王立军接触过，其中一名年龄稍长的，自称在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长时，“见面的机会就是他在台上，咱在台下，他在电视里，咱看电视，”他这样评价王立军：“确实有能力，有水平，有正义感，自我约束力强，敢碰硬，也得罪了一些人。” 晓南镇派出所是个三层小楼，使用面积约500平方米，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还是王立军任所长期间建造的，“那时候，晓南镇派出所是铁法市最好的派出所。” 在铁岭，王立军几乎人尽皆知。2月9日，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告诉本报记者：“我们这里都知道他，说他是个清官，好官，有力度，敢跟黑恶势力做斗争，是打黑除恶先锋。” 王立军留在铁岭的故事也并非全是“光辉”形象，近期网上开始流传一篇1999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的题为《被公安局长的车撞着挨打又挨拘》的报道，报道描述了发生在辽宁省开原市下岗职工张贵成身上的一件事，那是1998年10月14日，张贵成蹬着“倒骑驴”（一种车厢在前的人力三轮车）运送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白色“奔驰”警车撞翻。在理论中，张贵成挨了车主三拳。车主正是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 该报道说，开原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交通肇事决定给予张贵成拘留15天的处罚。“然而开原市公安局交警当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则是这样认定：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70%。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30%。”“主要责任者驾车而去，次要责任者带着满嘴血迹进了‘班房’。” 重庆“打黑”：声誉与争议 2月7日上午，周力军给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位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打听王立军的近况，朋友回言：立军局长工作调动，一切很好。 但这并不能使周力军感到平静。“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将降临。”他说。 从2008年6月起，王立军离开辽宁任职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副市长等职，到2月2日宣布“脱警”时，已是副总警监警衔。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天生干这个的，见过他的人几乎都没异议。”王立军的一位同学告诉本报记者。据他介绍，王立军对手下和自己都很苛刻，且很爱钻研，陆续发明多项专利，得到部里一些领导的赏识和认可。在王立军的这位同学看来，“脱警”或许对王立军打击很大，“毕竟他十分热爱这个行业。” 关于他的性格，曾经与王立军一起于1992年9月到1994年7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管理专业学习过的一位同学讲：王立军从读书时候起就显得有点“愣”，还有点霸道。在铁法任派出所所长时，就因为这种“愣”，让派出所一度停水停电，还分不了福利房，直至最后多方协调才罢休。该人士表示，“官场还是需要稍微圆滑点，他的性格太直，太较真，所以很吃亏。” 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枪击案”的发生，拉开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整治的大幕。重庆“打黑”既给王立军带来极大声誉，也带来争议。 有媒体曾这样描述王立军主持公安局内部抓捕大会的情形： 王立军主持全市公安局副处级以上公安干部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 “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罪，抓！” “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罪，抓！” “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就在这次会议上，共有六七人被抓，“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重庆“打黑”期间，一位警方人士曾告诉本报记者，王立军喜欢大手笔，在“打黑”开展之初的一个会议上，曾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他还说：“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枪声至今没响！” 王立军的另一句话传播甚远，那是因为负责“打黑”的重庆市刑警总队第一支队警员在“打黑”中纷纷落马，几乎“全锅端”，在宣布支队长李寒彬下课时，王立军非常愤慨，说：“打黑？打什么黑？比黑社会都黑！” 在“打黑”的同时，王立军大刀阔斧进行内部改革，2010年3月初，重庆警方从副科到正处级干部，几乎全被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这种“大换血”的改革方式，一时惊动全国。 “李庄案”与“双起论” 重庆“打黑”期间，“李庄案”与“双起论”更是把王立军置于舆论的风头浪尖上。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逮捕，原因是李庄为重庆“黑老大”龚刚模做辩护代理，李庄称其发现重庆警方对他的当事人有严重刑讯逼供的痕迹。重庆警方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起诉李庄。2010年2月9日，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李庄案引起轩然大波，重庆“打黑除恶”被外界议论为“黑打”。此时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对抓捕李庄一事知情。围绕李庄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渝警方在“打黑除恶”中建立的良好形象开始“消退”。 “双起论”则出自2010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一次警察维权会议上，王立军发表讲话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一时舆论哗然。面对争议，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与会的王立军面对媒体，再议“双起论”，他说：“这是一种理性维权，改变过去警察用公权力或自身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警察把自己和媒体以及需要维权对象放在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法治的进步。”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脱警”事件中，重庆官方曾给予离开警界的王立军以高度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唯一的不足”，是“工作中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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